硅谷采访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0 Check in Silicon Valley
要了解硅谷，最好的办法是跟这些创业者聊天，而不是坐在大公司的玻璃办公室里等待重要人物的出场。
让我们从前面这张图开始吧。
你一定看到它了。这是一个“你能见到的硅谷”，现在，有这些硅谷公司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什么是硅谷？如果你Google一下这个问题，眼前会出现215万条相关搜索结果，从硅谷起源、硅谷在哪里到工程师们的硅谷综合症、如何复制硅谷模式等等无所不包。
我们试图用模块的大小（也就是你见到的那一桩桩彩楼）表示公司截至今年7月份的市值或者估值。其实如果进一步的话，我们还可以顺着这些公司追根溯源，找出硅谷公司之间的纽带关系，以及近60年来它们如何一步步构建了我们现在使用的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那些不同品牌的同类产品─从浏览器到智能移动终端─又有怎样的竞争关系。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了那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因素，比如互联网的兴起、风险投资的涌入和斯坦福扮演的科技动力角色，甚至追根溯源，还有美国航天航空管理局（NASA）和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对于硅谷的启蒙作用。当然，还有人，那些天才们。
但是把这些一古脑儿倒出来可能有些心急。我们更希望能够一步步来。在接下来的5期里，你会看到更详细的硅谷剖面图。在这张图上，我们把这些理解用乐高玩具的模块搭建起来。这种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塑料颗粒玩具和硅谷之间好似一对奇妙的喻体和本体的关系：乐高意味着无尽的创造可能，只要你有足够多的颗粒，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是Geek们那么爱它的原因。
《第一财经周刊》从5月27日到6月18日进行了大约20天的硅谷采访。如果要为这20天的行程讲一个故事的话，我们可能有3种态度：
A、“来，让我来告诉你们硅谷是怎么回事。我们发现了硅谷的秘密，现在到了说说真相的时候了。”
B、“我们发现了好多东西，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中关村不是硅谷的原因，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中国不行，而美国人做到了。”
C、“嗯，其实那是一个满让人好奇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硅谷其实没有秘密。这个说法贯穿采访始终，而第一个说这句话的是Palo Alto市长Sid Espinosa。他每天都要接待从全世界各地涌来的考察访问团，秘密之类的问题是必问项目。正因为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要解答“什么是硅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充满误读的可能。但“明知道有挡住去路的石头，为什么还要把它们翻过来看个究竟呢？”天使投资公司Y Combinator的创办者、硅谷创业之父Paul Graham的回答是：纯粹的好奇心。他在著作《黑客与画家》里曾经说过：“我要亲眼看一下，然后自己做决定。”
好，我们一起去翻开石头看一下。
我们最大的感触是：硅谷不仅仅属于大公司。在出发之前，我们列了一个采访计划名单，上面都是大公司的名字：苹果、谷歌、Facebook、Twitter、惠普、英特尔…… 这更像是以往公司报道的一个延伸。为了节约采访时间，我们提前联系，希望能够事先做好靠谱的安排─尽管如此，直到到达旧金山的那一天我们依然对整个采访没有什么把握。
事情自从我们遇到一个叫做Edith Yeung的女生开始发生了变化。如果你还记得《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徐涛在几期之前写过的硅谷专栏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给硅谷的另一个标签：nice。Edith Yeung是一个科技创业聚会博客Biztech的创办人，之前供职过甲骨文和Autodesk，后来觉得人生苦短应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就跳出来联系各种创业公司和小型科技公司，她喜欢很酷的技术和新想法。
Edith Yeung像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开启了我们拜访各种奇妙公司的旅行。她介绍我们认识了在Palo Alto的创业者Chris McCann，他经营一个叫做Startup Digest的网站，旨在帮助硅谷各种创业公司找到他们想要的创业信息和人脉资源。一年半以前，Chris McCann从美国中部一所大学毕业，虽然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他知道自己应该去那个叫做硅谷的地方，于是他就收拾了一箱东西就开车去了Palo Alto。他参加各种活动，却发现信息庞杂，要找到对自己胃口且派得上用场的东西通常很费劲。这成了他创业的灵感：为什么不帮这里的创业者创造一个提供分类信息且可以帮助组织活动的网站？最终他的主意越变越大，现在已经在全球65个城市提供科技创业类线下活动的信息发布。
参观Chris McCann的办公室（实际上是个别墅）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你会直接想到《社交网络》里马克·扎克伯格搬到加利福尼亚之后那个装满乱糟糟头发的工程师和各种啤酒瓶的单体别墅，它们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包括后院那个蓝色游泳池。Chris McCann和他的合伙人（从Facebook上认识的，直到合伙前三天才正式见面）每人掏3000美元的月租租下了这个办公场所，一楼除了几台电脑和一个长沙发以外一无所有，一双匡威球鞋一只搁在柜子顶上，一只横在房间正中央。墙上是各种数据的走势图和等待联络的人员名单，最上方一张卷了边的A4白纸上写着：Keep growing and fuck anything else（保持增长，其余去他妈的）。在采访的间歇，Chris McCann的合伙人接到一个电话，他径直走到后院，像要跳水一样踩在游泳池边的跳板上，上下踮着打电话。游泳池里还飘着一块鳄鱼模样的浮水板。
Chris McCann跟我们谈起他对硅谷的理解，其中一点是：允许失败。你不一定要成功，尤其对首次创业的人而言。任何主意都不会显得太疯狂，而失败真的没什么大不了。他喜欢App Store热门游戏《愤怒小鸟》的创业故事。在这款游戏走红之前，它的创业公司Rovio经历了15次失败的开发。
是不是没想到？这样的谈话此后在各种采访里一次次出现，我们开始意识到，要了解硅谷，最好的办法是跟这些创业者聊天，而不是坐在大公司的玻璃办公室里等待重要人物的出场。
你没法低估任何一家创业公司。在参加斯坦福创业孵化器StartX举办的Demo day时，我们看到了一家叫做Leglytics的创业公司，他们旨在用一套排序软件打破传统律师事务所的商业模式，为那些寻求专业律师帮助的客户与出色律师之间直接搭建平台。3分钟的自我介绍之后，台下坐着的风险投资商发问：“你们的筛选是人工的还是机器完成的？”回答是：“噢，当然是人工智能。”─硅谷建立在各种主意上的公司每天都大量冒出，风投目不暇接，他们的投资必须建立在迅速判断之上，甚至有时候就是一封邮件的功夫。
让我们再说回Palo Alto市长Sid Espinosa。他另一个身份是微软的非盈利基金会主管，属于企业社会责任（CSR）部门。因此虽然是Palo Alto市长，他平时都在十几公里外的MountainView上班，身兼大公司职员和公务员身份的代价是他和他妻子的一切财务和公司责任都要向监督机构事无巨细地申报，且必须规避很多东西。39岁的Sid Espinosa每天睡3个多小时，在他管理的城市里住着8个亿万富翁和大约20个百万富翁，还有数不清的创业公司。
他要做的简而言之就是“解决问题”，其中大多是公共设施的维护和完善，比如一间专门为孩子建立的图书馆。
如果你在Palo Alto转悠几圈，你就会发现这个小镇罕见高楼大厦，几乎都是两层楼的建筑，相反参天大树到处都是，处处有各种绿植环绕。Sid Espinosa说，Palo Alto有非常严格的树木保护规定，砍树在这儿是一件需要打报告的大事；至于房屋高度，则是有建筑物一般不超过15英尺（约4.6米）的规定。Palo Alto并没有给予创业公司太多政策支持，但政府并不对这些科技公司过多课税，Palo Alto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消费税。“这些公司就自然地待在这里，就像这里自然成长的植物一样。”所以Sid Espinosa没有对Facebook即将从Palo Alto搬到隔壁城市Menlo Park的消息表达太多情绪，“我不怎么担心，很快就会有下一个Facebook的。”
这也许是个夸张的说法，但未必那么不足信。硅谷的那些好主意─也就是那些创业公司的灵感─是硅谷的魅力之一。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看似无关高科技的公司选择在这里成立实验室。开车路过硅谷每一条路边的公司铭牌时，波音、VISA、AT&T甚至通用电气这样公司的实验室不断出现。它们都在探索创造下一个新新事物的机会。
硅谷不是一个非得“你去了才知道”的地方，无论是Techcrunch还是Business Insider都在更新来自硅谷的消息。正因如此，在去硅谷之前，当本刊主编问我们采访主题的时候，回答他的答案之一是bubble─泡沫。各种屡创新高的估值（想一下现在已经让投资人大失所望的Color）让人反复猜测“这一轮泡沫”有没有来，没来怎样，来了又会怎样。
Bubble跟创造力无关，它更像是一个华尔街那些成年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属于硅谷的、属于Paul Graham的、属于我们的是一个儿童世界，它充满好奇心与乐趣，它和Fun有关。
这是让我们更爱更沉溺更快乐的世界。我们为它设置了十个入口，让我们一起去签到吧。!
01 硅谷ifttt
让我们用一个硅谷时髦产品去模拟近60年以来硅谷里发生的蝴蝶效应。
如果威廉姆·肖克利没有离开贝尔实验室，那么也不会有高手云集的仙童。如果仙童出身的尤金·克莱纳没有遇到惠普出来的汤姆·珀金斯，就不会有现在传奇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硅谷的沙山路（Sand Hill Road）就不会成为风投的代名词。
如果吉姆·克拉克安于本分继续捣腾硅谷图形公司，就没有那个叫做Netscape的浏览器，也不会分化出相同内核的Firefox，也不会催生出Chrome，我们就得接着用那个总是崩溃的IE。
如果雅虎当年买下了拉里·佩奇的那个Pagerank技术，那么就没有叫Google这个公司，就不会有人去做那个简洁的框，就可能是一个叫Robin的人在挂满了Banner的页面里卖搜索信息……
你还记得ifttt吧？以上便是模拟ifttt─这个硅谷时髦玩意的假设。这个网站一个月之前诞生，基于一个if this then that的程序语言逻辑，为各种其他网站（通常是SNS，但也可以是天气预报）找到关联性，并让它们互通起来。当然，如果你把世界理解成这么一个因果相连的东西，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是叫做混沌理论吧？也可以是我们更熟悉的蝴蝶效应。
硅谷的偶然和必然性也是如此。
一个贯穿硅谷采访始终、也是我们最想知道的问题是“硅谷为什么可以是硅谷”。拿这个问题去问我们每一个采访对象，我们可以在各种回答里抓住一些标签。比如：工程师、天使投资人、好想法、咖啡馆、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可以赚钱、不爱大公司、斯坦福大学、改变世界、野性……如果你觉得不知所云的话，不妨来看看他们都是谁，都说过什么。
“我好像从来没想过为大公司工作，大概是继承了我妈妈的基因吧，她自己就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而且，在这里很容易找到优秀的Coding（写代码）的人啊。”Justin Kan说，他是一家叫做Justin TV的创业公司的创始人，耶鲁毕业之后就来了硅谷。
“嘿，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可以赚钱是件多么棒的事情，我从13岁卖电脑起就开始想开公司。就算不赚钱，只是为了好玩又有什么关系！”这是Jonathan Siegull，一个开过6家公司并且有6个孩子的33岁创业者。
“这里的各种咖啡馆里一天到晚有聚会聊天，它们都是新主意出现的地方。要是你也一天到晚在这里你很难不想到创业。而且，看看沙山路上那些风投！” Chris Macann，你一定还记得他，我们在前面的文章里提过这个一毕业就开车来Palo Alto的小伙子。
设计咨询公司IDEO的首席技术官Doug Solomon说：“西海岸和东海岸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这里更为野性。就像煮一锅汤，资金、工程师和创业精神……所有的理想因素都在这里，有些人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有些人就是为了乐子。”
如果梳理一下这些回答，其实不难把那些标签归成三个S：Sandhill Road为代表的资金、Startup代表了创业者和以Stanford为代表的技术。从这个角度而言，Palo Alto就好像整个硅谷的缩影。 Chris Macann为我们画了一张Palo Alto地图：他刷刷地列出两条平行线，一条是著名的101公路（连接旧金山和圣何塞），另一条是280公路。如果你开车从101公路拐进大学街，你可以笔直开到斯坦福大学校门口。而这条直路两旁开满了咖啡馆和餐馆，创业者的大多数聊天、聚会就在这里。斯坦福大学往南一点的Menlo Park镇，就是风投云集的沙山路。Chris Macann在大学街、斯坦福和沙山路上拉出三个箭头，标注的标签便是我们归类的那三个。
让我们接着假设有一个熟悉硅谷历史的人，他从纵向（也就是时间那个方向）剖开了硅谷，我们也不难从剖面图上发现这样几个脉络：
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国会演讲中说出了一番被载入史册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应该花10年的时间把一个人类送上月球，再让他安全返回。”这句话引发了美苏太空竞赛，也让美国航天航空管理局（NASA）成为硅谷高科技发展的原动力。
NASA原本就在硅谷建有Sunnyvale空军基地（也就是后来的墨菲飞机场），但肯尼迪的阿波罗计划大大推进了计算机运算和图形技术的发展，他们与斯坦福大学、惠普等公司签订大量合同，也促使了为航天计划服务的战斗机公司洛克希德（1995年与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合并成为现在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加快了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史蒂夫·乔布斯的养父母以及另一个苹果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的父母因此以工程师的身份来到硅谷。
在NASA之前，也就是1955年，威廉姆·肖克利离开贝尔实验室在硅谷成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其中8个叛逆的年轻人后来共同辞职成立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紧接着其中的罗伯特·诺依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继续出走成立了英特尔，而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卖掉了仙童的股份，成了KPCB中的那个“K”。
如果进一步深究，仙童之所以称之为仙童是因为出走的年轻人们接受了来自纽约的仙童摄影器材公司的投资。事实上东海岸在硅谷发展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957年，二战中曾在美国陆军军需部任职、后来去了哈佛教书的恩特·乔治斯·多利奥特，投资麻省理工大学的两位教授基于晶体管的计算引擎，这是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的由来。
DEC开创了个人电脑的先河，而英特尔启动了摩尔定律，两者让计算机这种遥不可及、昂贵无比的设备日渐普及。两个史蒂夫因此可以在1976年出售第一台苹果电脑。在创业的时候，罗伯特·诺依斯曾是乔布斯的指导者；13年之后，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也一度向乔布斯请教─顺便说一句，KPCB的创始人之一是谷歌的投资人之一。
你在开篇大图里能看到这样的传承脉络（在另一张图里你能看到东西海岸之间的作用力），它们指向的还是那三个S： Sandhill road（资金）、Startup（创业者）和Stanford（技术）。
现在我们接近那个问题的答案了：为什么硅谷可以是硅谷？莱斯利·柏林，一个斯坦福大学硅谷档案研究馆的工作人员总结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史蒂夫·乔布斯、罗伯特·诺依斯、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inell，Atari视频游戏公司的创始人），以及其他已经取得成功的人士，并且我们知道这种事情能够并且将会再发生很多次─如果这些人能，那其他人为什么不能？这就像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也推动其所在地区进入到一个创业和财富的自我延续循环中。
企业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有一个更简洁的版本：仙童制造的是企业家，而不只是产品。
看起来是不是很个人主义？但如果把这些个人的偶然因素放在那个大环境里，你就会看到那些必然性：1978年，美国国会将最高资本利得税从近50%调整到28%，3年后又下降至20%，资金流入风投领域，人们甩掉了大公司的保守原则走出去创业。1997年情况同样如此，美国最高资本利得税从28%降为20%，同样刺激了风险投资规模的发展。
1985年，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David F. Swensen首次把学校由捐赠和其他收入所得拿去做风险投资，并获得平均每年11.8%的投资收益率。这个比例不仅获得了华尔街的注意，也引得斯坦福、哈佛等大学纷纷效仿成立大学创业孵化器。而1993年至2001年间，互联网日渐普及，学校的支持促使更多的学生思考创业，他们的项目因为摆脱了硬件创新时代昂贵的成本，更加倚重软件驾驭能力而变得创意频出─即便很快他们遭遇了泡沫，至少谷歌脱颖而出。
“历史其实从未改变。”Chris Macann说，你不觉得现在涌到硅谷来的人，就好像那时候来旧金山淘金的人一样吗？”他说的是创业者的狂热。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句话，在硅谷似乎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创业者理所当然地能找到工程师（或者他们本身就是），也理所当然地融到资金，就好像那句“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但你还记得Chris Macann写在墙上的那句话吧？“Keep growing and fuck anything else（保持增长，其余去他妈的）”。Justin Kan也说：“最难的还是找到优秀的工程师。”
不仅仅是创业者，每当你以为自己知道一个传说，其实你只是知道那个结局。所以那3个S不是“硅谷之所以是硅谷”的秘密，它们只是一个开始。如果要让它们丰满灵动起来，后面还有更多值得分享的故事。
最后，可能还有一个ifttt：如果没有肯尼迪总统的航天计划，就不会有大兴土木的硅谷小镇的兴建，保罗和克拉拉·乔布斯也不会被吸引到库比提诺，而他们的养子史蒂夫·保罗·乔布斯也永远不会遇上史蒂夫·盖瑞·沃兹尼亚克……哦，你懂的。
02 停不下来的Geek
Life is too short to work at a boring company.
Bart Decrem，一个叫做Tapulous的音乐游戏App创始人说起那个“big、ugly but really really geeky”(又大又丑但是极客死了)的商店的时候，他说这是硅谷精髓所在。
那个四四方方灰色混凝土盒子还真是挺难找的。你得开车沿着Palo Alto那条叫做El Camino Real的大马路到接近Page Mill Road的地方，再小心拐进一条没路牌的小路。
小路路口挂着小小的“Fry’s”字样标牌，和巨大的“我们免费帮你修理Macbook”海报。往里走几步，就是Fry’s Electronics─那个“精髓所在”的名字。
它乍一看有点像家电卖场，但你很快就会发现这里出售各种东西：至少有100种规格的螺钉螺帽、各种How to杂志、教你“如何让你的小玩意发声”的DVD、苹果iTunes商店的礼品卡、各种电路板、导管和工具箱─理论上你可以用这里的货物自己装一台摩托车之类的东西出来，或者随意捣鼓一个什么，就像无数极客在自家车库里做的那样。
车库之于硅谷，象征意义之一可以是白手起家式的创业精神，谷歌、惠普莫不如此；换个更轻松的角度，也许是美国式的DIY精神。如果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没有在他爸爸的车库里靠着几个三极管和小灯泡见识“电子流动产生电流”这回事，没有动手组装第一台无线电发射器，他大概不会痴迷于“如何最小限度利用个人电脑的主板”，第一台苹果电脑也不会靠着紧凑简洁的线程设计打败当时主流的DEC。
硅谷有大把类似的例子，Fry’s Electronics门口停满的车是一个佐证。在访问惠普实验室的时候，40岁出头的科学家Carl Taussig用钛合金组装了一辆自行车─用他车库里的一台车床。除了本身的太空材质这个亮点之外，这辆自行车还有一副奇怪的踏板：它们看起来就是两根细金属棍子。Carl 还为这辆车定制了特殊的鞋，鞋底有倒钩可以锁住细长的踏板，而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好玩”似乎也没有别的理由。
把那些身上贴着各种标签，比如“疯狂”、“高度不服从”、“技术控”、“不爱社交”的理工科男(起码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称为Geek，这是一种赞美。事实上他们还有一个更为冷静的称呼：Nerd(书呆子，或者讷客)。在创业者孵化器Y Combinator(简称：YC)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的《黑客与画家》里，这个词被用来形容那些从小一头扎进晶体管研究之类的爱好里的人，他们另一个特点是对社交和橄榄球这种理所当然的美国校园文化不屑一顾。
格雷厄姆爱 Nerd。在2006年写的一篇名为《如何成为硅谷》的文章里，他简单地把硅谷的繁荣归结为“这里有风投，这里有 Nerd ”。2009年，一个叫做Benjamin Jeoff的社会学家在Palo Alto进行一项城市调研，他发现这里的创业者85%都是男性，而这群人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个中理由合理又纠结：开45分钟车到旧金山喝酒把妹当然是可以的，但从旧金山开到Palo Alto的城际火车在午夜结束，这意味着要花150美元打车回来─这群 Nerd思前想后，决定还是留在办公室里写代码。
在格雷厄姆的那篇文章里，另一个被提起的词是liberalism(自由主义)。你可以参照一下英国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的说法：要发现某件事情是否可能的界限，唯一的途径是跨越这个界限，从不可能跑到可能中去。克拉克也是《2001太空漫游》的作者，这本书被许多工程师视为神作。
如果把车库、liberalism和Nerd相结合，我们大概可以找到一些硅谷精髓的蛛丝马迹。如果有那么一群专注于自己的爱好，又乐于冒险、乐于尝试的人，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成为创业者呢？要知道这群人尽管有着日益成熟的商业计划模板，那些古怪的念头依然在他们脑袋里盘旋─换句话说，如果那些念头不是那么奇怪，早就有人捷足先登了。
把那些条条框框抛在脑后，去拥抱新新事物(通常来自那些古怪的念头)，可能是硅谷之所以为硅谷的原因。YC也正以一种Geek的方式改变硅谷的风险投资生态圈：和一般天使投资人或者风险投资人不同，YC开办训练营对早期创业团队进行评估挑选，并提供技术和资本方面的帮助；作为回报，它能获得这些创业团队6%左右的股份。
“我们想象自己正在开发一种处理大量创业者的技术，就像开发软件一样。有时，它确实就是软件，比如Hacker News和我们的风险投资申请系统。”格雷厄姆在2007年10月的Future of Web Apps会议的演讲上这样说。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一直致力于将对初创企业的投资规模化。
现在好莱坞明星黛米·摩尔这样的个人投资者也加入到YC创业公司的投资中来，只是因为信任格雷厄姆团队的眼光；模仿YC模式而新建的创业投资机构在全世界蔓延，其中包括李开复辞职Google中国之后所创办的创新工场；传统风投对YC颇有微词，因为就像互联网行业让许多传统行业衰颓那样，这些传统风险投资者感到了威胁。
创业公司的标准化、公司运营使用风险更大的策略、学位不再重要……这是格雷厄姆对风险投资的再定义，他让人觉得他像一个思想家，而不仅仅是一个Geek或投资者。而你也很难把YC归纳为任何一类传统风投─它是个新东西。
只要你敢，任何点子都可以创业─类似的好奇心和热情让硅谷充满了连环创业者。还记得Jonathan Siegel 吗？那个同时有6个孩子并创办过6家公司的人。现在，33岁的Jonathan最正式的身份之一是风险投资公司Accel Partners的合伙人，但他在博客上关于自己的自述开头是这样写的：“父亲、丈夫和创业者”。
在介绍自己的创业项目的时候，Jonathan没有老老实实坐在那里，而是一边飞速地报出公司的名字，一边马不停蹄地在浏览器里开启新的标签页，并在地址栏里键入公司的域名：rightscale.com，rightsignature.com，rightcart.com……它们未必是了不起的创业项目，比如 Right Signature，这是一个帮助你在网页里署上好看签名的小应用，它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赞美。“你知道为什么我的公司名字里都有一个right吗？”Jonathan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些写程序的，最不喜欢程序出错了……”
Jonathan不止是写程序。摆在他桌子上最显眼的东西除了电脑显示器之外，是一个自己动手DIY的3D打印机，看上去像是被拆开的电脑主机。他拿起一个塑料小棍，插进这个机器的一端，另一端就出来了一个有着圆孔和复杂凹凸切面的塑料小零件。通过电脑编程，Jonathan可以改变打印出来的零件的形状。打印机旁有一个暗红色装着不知名液体的工具，这是他自己DIY的水平测量仪。如果你有足够的兴趣，Jonathan会不停给你演示他自己动手做的各种大小物件。
更Geek的细节可能是：Jonathan想要了解他儿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学了些什么，玩儿了些什么，于是他写了个程序放在网上，老师们能够通过这个程序写一些简单的日志来向Jonathan告知孩子的各种情况。
听起来很熟悉是不是？《第一财经周刊》在5月一篇名为《Geek眼中的世界》的文章里曾经提起过类似的事，那些创造了匪夷所思应用程序的Geek们和Jonathan一模一样：他们只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动手解决问题，并且大多数时候这个过程乐趣无穷。“如果你喜欢的事情还能用来赚钱，嘿，伙计，”Jonathan说，“那真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情了！”
当然，创业并不总是一件充满幸运的事，但Geek们从未因此放弃过。Justin.tv的创始人Justin Kan与Jonathan相比运气要差上那么一点，在他读耶鲁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和同伴一起设计出了第一款基于Javascript的网络日历应用的原型(还得到了YC的一笔投资)，但为这个项目辛苦奋斗一年多之后，Google发布了自己的Calendar，一瞬间就将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用户群夺了过去。经历了闷闷不乐的一年之后，他想到了一个新点子：“一个围绕某人7天每天24小时生活的不间断的实时视频节目会不会有人愿意看呢？要是再为这个节目搭建一个供观众讨论交流的社区呢？”
他把这个创意以自己名字命名：Justin.tv(并且拿到了YC第二笔约5万美元的投资)，然后他开始过把摄像头绑在头上(连洗澡和上厕所都不例外)的生活：他成了网站第一个内容提供者。这不是个聪明主意，好在他马上清醒过来，人们要看的不是真人秀，而是要把自己的生活小片段上传到网上。于是Justin.tv调整了定位，并由此成为硅谷视频网站新秀，并在今年推出了一个类似Instagram的应用：Socialcam。发布两个月以后就进入了苹果推荐应用的榜单。
被问及为何不去大公司上班的时候，Justin看起来像被问了一个怪问题：“好像从来没想过……大概是继承了我妈妈的基因？她自己开一家房地产公司。”
噢，其实跟他一样想法的人不会少，Chris MaCann创办的Startup Digest网站每次给订阅者发送的活动邮件，都会在最末行附赠一句签名：Life is too short to work at a boring company(生命太短，不值得在一个乏味的公司工作)。
每个订阅创业者活动信息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Geek，应该都看到这句话了。
03 市长在Quora上
不要被电影《社交网络》里那些酒精、大麻和姑娘们误导，这个城市的特征不是夜店酒吧，而是那些无处不在的咖啡馆。
38岁的Sid Espinosa有着很复杂的身份，他既是一个在Mountain View工作的微软员工，同时也是Palo Alto的市长。如果哪个市民觉得不大容易找到这位市长，还可以在Quora上找到他—就是那个今年火起来的著名的问答社交网站。
“我斯坦福的一个当老师的朋友邀请我加入的，”Sid说。Quora目前是邀请注册制，Sid关注27个话题，包括Palo Alto市政情况、Palo Alto美食、微软、奥巴马和比尔·盖茨等。
他大概也是Palo Alto有史以来第一个以这种Geek兮兮的方式工作的公务员—他被问及的通常是“你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管管那些偷车贼”，或是“Palo Alto市区的B412路车难道停了吗？”而走在街上他就跟一个普通的美国市长没有什么两样：平民一个，走在路上和他的市民打招呼，拉拉家常。很难说这个双重身份的市长标准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我在微软是全职员工，幸好他们允许我自由安排时间，去解决一些市政问题。”把他两个身份实时连起来的，唯有Quora。
我们也是在Quora上把Sid抓到的，然后便去了他在Mountain View微软园区的办公室。他回答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市长还可以兼职：他在微软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担任职务，和商业利益没有冲突。除此之外，按照法律，他和妻子向公众披露自己的工作和财产状况，因此不会有徇私舞弊。为了同时做好两份工作，他差不多每天只睡3个小时，“倒也没什么，我选择了这种时间安排，就没什么好抱怨的。”
他的两份工作好像跟商业都不沾边。在采访中，他唯一提到跟钱有关的是消费税—在Palo Alto，政府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这一税种。因此提到Facebook可能搬离Palo Alto而去西边一个叫做Menlo Park的城市，他显示出了无所谓。他不太在乎公司来了又走这样的事，因为只要人们还在这里消费，政府就会有收入。
关于人他倒是说了很多。比如整个旧金山湾区大概有28个亿万富翁，在Palo Alto就有8个，这里还是全美犯罪率最低的地方，并且这个有着6.2万人的城市……在美国也并不算那么小。当然他最爱说的，还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树，这里的法律规定房屋不能高于50英尺，树木砍伐要经过繁琐且漫长的手续和投票。而Facebook就是被这些树挤跑的—人太多了，不能盖高楼，又不能砍树扩大办公区，那就只好离开了。
我们很不想为这事写个扫盲帖，但还是要说在有关城市的定义和对市长的理解，他关注的点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就这么说吧，看Sid Espinosa忙活的那些事，你可以把他当成一个我们这里街道办甚至是居委会的人，基本上就是这样。
城市本来就是自然生长之物。在人类历史上城市总是围绕买卖和市场而形成的，在交通便利之处，永远会有人们带着货物和钱财聚集到一起而形成城市。而城市反过来又把资金、信息和人更有效率地组织到一起，只是到了很久以后，企业因为更高效的组织能力，才在城市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也是工业化之后，城市化历程得以加速的原因。
所以对于Palo Alto来说，Facebook并非可有可无。如果一个城市还有Facebook这样的企业，那么这个城市看起来就颇有吸引力，因为这个高效发展的企业意味着能带来大量的岗位。在今年硅谷的整个春天，人们担心Twitter是否会因为工资税过高而搬离旧金山时，一个常常提到的要点是Twitter的高速发展使得它为旧金山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
但Sid不担心的原因，除了消费税，还在于他相信总会有新企业冒出来，“人还在”的意思除了交税，还有创造力。
反过来想一想Facebook为什么来到硅谷吧。马克·扎克伯格看重的是有更多的Geek可以写有想像力的代码，很顺畅的资金来源，最潮的应用在尝试，有足够多的信息和思考在交换……而让扎克伯格下定决心的就是那个典型的硅谷主义者肖恩·帕克。他掌握很多信息，很酷，知道趋势—这些特质的来源，与他兴奋地劝扎克伯格来西部的原因是一样的。
这些东西Sid没有，但他知道哪里有，肖恩·帕克也知道。
例如，Jonathan Siegel在旧金山买下了一栋皮革工厂的四层小楼并把它改装成开放办公室(co-working office)，因为这能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们节约成本，还能在共享茶水间和桌上足球时彼此有所交流。在Jonathan之前，开办不多久的The Summit SF和PariSoma Innovation Loft已证明了创业者是多么喜欢这种又省钱又酷的办公形式。随之而来的是LiquidSpace、Loosecubes和WorkSnug这样的网站，这些网站和其App程序能为创业者方便提供co-working space的信息。
在Chris的 Startup Digest上，你会看到在刚过去的8月2日一周有5个和编程相关的活动，比方说入门级别的编程课程，或关于JS编程语言的交流；而如果你作为一个创业者或投资者想要看看其它创业者在做什么，那这一周有11个活动等着你，你可以在NewMe Accelerator Demo Day上看看其它的创业者们的Demo Show，也可以在酒吧里见一些设计师和Geek。反正这些活动不是在旧金山就是在Palo Alto，更远一点是Mountain View，这意味着你坐慢悠悠的Caltrain，40分钟之内就能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城市。
旧金山的Edith Yeung创办的科技创业聚会博客Biztech也是一样。她如今发起一个活动最多可以吸引800个人，但建立网站之初，花费成本不过是300美元。她靠一个叫做Meetup的网站办了第一次聚会，参加人数5个人。Meetup有点类似于豆瓣同城，你可以看到在你的活动区域内，若干小时之内都有什么活动在进行，选择参加即可；你自己也可以发起一个活动。
这些网站像一个个神经元，它们伸出无数触突把硅谷(其实说世界也不为过)的信息流融会贯通起来。
在Palo Alto，你沿着市中心的学院大街走下去，在University Café或Coupa Café坐下，就有可能看见著名的投资人格雷厄姆，他最爱Coupa Café。当然还会遇到其它人，可能是一个正找不到方向的Geek，或是一个寻找机会的风投。谁知道他们的相遇和交谈是否会带来下一个Facebook。
本地的说法是，要分辨在这些咖啡馆里的谈话者谁是投资者谁是创业者很容易：那些身体前倾面带急切的是创业者，那些身体后仰靠着椅背若有所思的是投资者。如果用我们比较习惯的那套语言，这里也好过任何形式的“招商引资”：信息、资金，和人，就这么被重新分配与组织了。
所有这些东西都与市长、市政府或者议会没有关系。Sid Espinosa不用去考虑要不要“送个经济适用别墅给马化腾”这样的问题，一样有哈佛的辍学天才跑过来。
不要被电影《社交网络》里那些酒精、大麻和姑娘们误导，这个城市的特征不是夜店酒吧，而是无处不在的咖啡馆。
当然，Sid的自信也有他的道理，你可以理解成，他可以把整个城市都当成送给投资者的“别墅”。
在Palo Alto，有1970年就成立的PARC(施乐Palo Alto研究中心)，很多创新应用肇源于此，比如图形界面和鼠标，这个研究机构后来成为微软和苹果的“Rich Neighbor”，它们从这里得到了技术(我们以后还要提到它)；这个城市还有惠普，即便它一直不太像一家典型的硅谷公司，但车库文化可是从创始人休伊特和帕卡德开始的，况且之后惠普那个赚了大钱的团队成为了最早在硅谷寻找高技术项目投资的人；这里还有斯坦福，它贡献的不仅仅是技术，在它们穷到要租地谋生的时候，阴差阳错地成就了Stanford Research Park(斯坦福研究园)，这成就了一批同样穷得租不起办公室的小公司。当然还有从校园里出来的Google，它所创造的Adsence广告业务让许多创业网站有了最初的收入，而那些离开Google的员工也成为这个地区创业者和投资者中活跃的一分子。
就像Sid自己所说，这里的公司，更像是自然生长的植物，自生自灭最好。反正结果大家就看到了，最生机勃勃的得到最多的资源，开出绚烂的花，那些孱弱的就无声无息，最后让出别的企业所需要的资源。
但Sid需要做一些对一个市长而言更重要的事情：管理大树，推动建立公共图书馆；或者出现在Quora上，回答市民们的各种问题。当然也会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并接受一个采访—为什么不跟一个中国媒体介绍一下这个城市呢。
Sid还会接待全球各地来的想要了解硅谷创新秘密的官员，当然也包括中国的诸多官员。不知他们在取经时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让这个地区的创新健康而持久的不止在于政府做了什么，还在于它没做什么。
马克·扎克伯格为什么来到Palo Alto？他在这里可以不断找到新的点子来完善他的服务，这些好点子在人的大脑里，而这些人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在街口的咖啡馆里。
反正不会在Sid和他的“市政府”里。
04 地产商看着雅虎成长
如果不是工程师或极客，怎样才能在硅谷变成百万富翁？
“如果不是工程师或极客，怎样才能在硅谷变成百万富翁？”这是25年前Tom McGovern问自己的一个问题。那时他刚从圣地亚哥大学商学院毕业，在如日中天的惠普做销售。但当时惠普销售人员大多拥有技术背景，他成为了一个边缘人。
“可我想成功，并且赚很多钱。”Tom McGovern说。于是他从惠普离开，开始任职于安永地产部门。他打电话给当时只有50个雇员的雅虎，说，嘿，我能在地产领域帮助你们吗？
雅虎想要新办公室，但不仅仅如此。Tom和雅虎CFO聊天，明白雅虎希望知道在它高速成长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办公楼既能容纳日益增多的员工，又不会对其财务状况造成压力，还能让员工觉得位置不错。于是Tom仔仔细细为雅虎做了个规划—免费的。此后十多年中，雅虎所有和地产相关的生意都归了Tom，包括收购和管理超过3.72万平方米的办公室，并且为雅虎的全球办公室扩张提供咨询。他甚至在雅虎一直有一个办公室。
当然，他实现了自己那个赚很多钱的梦想。现在他已经是相当成功的一名地产经纪人和咨询师，在Cassidy Turley CPS公司做合伙人。
这听起来像是说过好多次的淘金卖水者发财的故事，但这一次我们想说的不是这个老故事，这是硅谷生态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个生态可能比我们说过的那个硅谷3S（斯坦福为代表的技术、创业者和沙山路上的风险资本家）更重要。
一个本来只是给旧金山当地做中介的网站，页面粗糙，也不大像是准备赚钱的样子—这个从他们的org的域名也可以看出来它们对商业没有太多想法，就是因为在湾区，它就变成一个大生意，还变成了全球最著名的中介资讯网站—美国报业最重要的一个广告资源，分类广告在它的打击下很快就宣告结束了。你一定知道这说的是craigslist，它现在在全球的网站没人数得清，怎么也有500个吧。题外话一句是，管理这么大一个机构，它的全部员工一直没超过30个人。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它们的网页那么难看了。在硅谷的生态里，让一个网站好看起来并不难。IDEO这家全球最好的设计公司就在这里，他们的Design Thinking（设计思维）和Human Factor（人性化因素）理论为许多产品（比如苹果鼠标）加入了友好用户界面，现在，消费者洞察已经成为几乎每种产品设计的必要环节。
IDEO的现任总经理，另一个Tom，他是创始人Richard Kelly的兄弟，他说在1970年代末开始他们的生意的时候，IDEO还在为波音这样的客户解决工程问题，但1991年事情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客户希望把工程和外观相结合以获取更多利润。其实在1970年，英特尔把自己经过设计的芯片卖给日本人的时候，就标志着这里不再只是提供工业原材料的地方，工业设计成为硅谷重要的一个生产环节。对于这群技术控们来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看看40年后是谁在主导硅谷：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还是史蒂夫·乔布斯？对的，是那个设计上的偏执狂。让硅谷酷起来的除了工科男们，还有苹果首席设计师Jonathan Ive，还有IDEO这样一群人。
如果我们从这条线往下走，还会看到的是，工业设计又会带动一系列相关的新材料研发应用、行为学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甚至人类学家也会在这里粉墨登场。IDEO说，它们选择这里，是因为“斯坦福在这里”—其实技术不会主动变成一家改变世界的公司，你需要设计，还需要信息。比如硅谷银行这个近来在中国特别活跃的金融机构，他们从来都是一个异类：50%美国科技公司是他们的客户，并尤其关注创业项目。他们在中国也是这样，赞助各种demo day以及新技术发布平台。信息服务有多重要，无论对于硅谷银行这样的机构，还是创业者，这都意味着机会。
所有的这些都让硅谷这些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权的创业者能得到最好的待遇—穷光蛋？不要紧，只要你有好点子，你就能雇得起最好的服务。或者，更接近事实的是，创业者们最初只管专注好自己的产品好了，优秀的第三方服务团队会涌来为你考虑其它那些事情。
最平常的如咖啡馆。“某种程度上，那些创业者们爱Palo Alto的市区，是因为他们总是疯狂地呆在办公室里。但一旦他们想要喝杯咖啡或者和朋友吃个饭，他们只要走出办公室溜达几步就到了，然后他们可以溜达回办公室。”Tom说。
在创业公司需要继续扩张规模时，他们可以在Palo Alto不过66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找到他们所想要的一切。在斯坦福科技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你可以找到不仅仅是惠普和Facebook这样的科技企业，你还能找到WSGR(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这样的律所。
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的生态。例如WSGR成立于1961年—亦即斯坦福研究院成立后的第十年；安永（Ernst & Young）在30多年前也已开始为硅谷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这才有Tom搭上雅虎飞速成长快车的后话。
“在这里的一个现实就是，你必须和那些创业者一起成长”，WSGR的合伙人Katharine A. Martin说。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WSGR就发现如果自己不能快速成长和应变，就无法跟上那些飞速成长并且变得庞大复杂的公司。起初它不过是为创业者们服务，后来它为苹果的上市提供了法律服务，接下来的案子有来自甲骨文和Google等这些由小变大的科技公司。
在这里，这些生意彼此竞争的，是谁更了解那些创业者的需求。当WSGR宣称自己对创业企业和已经成长为巨头的科技企业一视同仁时，其竞争对手，一家同样是从Palo Alto诞生的律所Fenwick&West宣称自己坚持着重为创业企业服务。
Fenwick的一个叫做Flex的项目，让自己的律师去帮助那些请不起全职法律顾问的初创企业。在这过程中发生的过高的费用Fenwick会来承担。这个项目非但不能给他们带来盈利还会带来亏损，但Fenwick认为当这些小企业中有一些会成为下一个Google的时候，他们的“助人为乐”将会得到回报。
“就像我赌对了雅虎一样，这里的人们都在看哪个初创公司会成为下一个大公司。你需要冒些险，愿意去无偿的帮助他们，有时候你会有些损失，但是也会得到回报。”Tom想了想说，“这也是硅谷生态的一部分。”
以功利的视角，他们的确是为利益所驱动，但一旦每个人都这么做，这就成为了硅谷的文化。就像此前我们提到的，觉得硅谷的人真是很友善，不吝啬帮助创业者，也不吝啬帮助像我们这种对硅谷带着好奇的提问者。
但那些真的懂硅谷的人，才能在围绕着科技浪潮而衍生的生意中捕到大鱼。
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是在Palo Alto市中心的学院大街165号。在1990年代初，这是伊朗移民Saeed Amidi的毛毯店。二层小楼，貌不出众。当互联网浪潮起来之后，这个生意人觉得还是把房子出租给那些创业公司更好一些。他有时会允许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创业者晚些交房租；或者一直赊着，等到这些创业公司被收购或者融资成功后再还。作为Amidi所说的“善有善报”，这个小楼的入驻者先后有Google，PayPal，罗技（Logictech）和Android之父的创业公司Danger，成为Palo Alto的一个传奇。
但这个伊朗房东最硅谷的地方在于，他会像个投资者那样审视自己的房客。一度他给了PalPay一些投资，后来这家公司被eBay以15亿美元收购，Amidi因此也获得了不菲的回报。
接下来Amidi做的是复制这个“幸运办公室”的幸运。2006年，他和合伙人在Sunnyvale建立了有着1.5万平方英尺面积的Plug and Paly Tech Center，以提供给创业者作为办公场所。创业者能在这里获得各种便利，包括茶水间和桌上足球。当然，他继续像投资者一样观察这些初创者，对于那些他觉得优秀的给予最多100万美元的投资。到2007年秋天，Amidi和合伙人已经投资了40家企业，其中有7家已被收购。
“他们真的是明白硅谷是怎么回事儿。”Ron Conway评价Amidi和他的合伙人说。Ron是硅谷著名的天使投资人，帮助过Google在内的诸多科技企业。
明白硅谷是怎么回事儿的人，即使不是Geek，在这里也能生活得自在。Ted Wang是从新泽西移居至此的律师，他是最早一批开始玩“虚拟人生”(second life)的人，并有着大量的Geek朋友。他成为了Fenwick的合伙人，并且成为Facebook早期的外部企业顾问，后来又为Twitter提供法律服务。
你看，创新并非只来自那些有技术的人。Fenwick在2010年将半打标准法律文件放到了网上，以帮助创业者将创业的过程流程化而无需支付大量的法律费用。同一年，它自己的利润也增长了8%。
在硅谷做中介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小一点的比如像伊朗房东，大事件可能就类似于眼看着一个在1980年代如日中天的SGI（硅谷图形公司）的总部搬进去了Google；我们马上还会看到Facebook又在Menlo Park买下原本属于Sun的办公楼。这还不算，你会看到Plex如何引导Google的办公室革命，而新消息又说，苹果要盖新楼，想想吧，这会引起多少想像—没准还会在硅谷催生出更酷的新一代的建筑设计师……
现在，你知道Tom会有多开心了吧。
05 花旗也来了
就像1980或者1990年代那些亚洲汽车公司涌到洛杉矶去找设计灵感，现在大公司们喜欢来硅谷—而且不止是技术公司，各式各样的公司都来了。
当谷歌一辆无人驾驶的丰田普锐斯撞上了另一辆普通人工驾驶的丰田普锐斯的时候，当时的谷歌CEO 艾瑞克·施密特在2010年10月说的那句话就亮了：“Your car should drive itself. It just makes sense. It’s a bug that cars were invented before computers（你的车应该能自动驾驶才对呢，汽车在电脑之前被发明出来就是个错误）。”
而现在谷歌汽车的这个bug，据说还是因为那辆无人驾驶的谷歌汽车当时由驾驶员取消了自动控制状态。否则的话，这辆配备了摄像头、雷达传感器和激光测距器，通过地图自动选择行车路线的“移动机器人”完全可以打破它25.7万公里的安全行驶纪录。
这种似乎有点超出经验判断的事其实每天在硅谷的马路边都能看见—尽管当时我们没有感觉到—就是各种非硅谷公司的铭牌。
在Palo Alto斯坦福科技园区这种地方，开车路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紧贴公路的指示牌上有眼熟的惠普、Facebook，还有错落夹杂其中的波音、美国银行。两三公里外还有AOL和迪士尼，而在Palo Alto大学路旁某幢楼上，就赫然挂着AT&T研发中心的牌子。
你可以在这篇文章的旁边找到一张实验室地图，而上面有一堆“原本不应该在这儿”的公司，它们应该在纽约、底特律、日本东京或者德国斯图加特，但硅谷像一块磁铁吸引它们前赴后继地在这儿建立实验室或者研发中心。当然，实验室从来都是硅谷有机体里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施乐在硅谷成立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鼠标和图形操作界面都不会成为个人电脑的标配。但如地图上标注的那样，近年来这些实验室所属的行业愈加庞杂：移动通信、交通运输、娱乐业……银行们则是最新进驻的一批。
比如花旗。6月中旬，谷歌发布新产品电子钱包（Google Wallet），花旗和万事达便是其合作伙伴。电子钱包关注的是越来越热的移动支付，从技术上来说，谷歌把近场通讯（NFC）整合进了智能手机。消费者只需将一款内嵌NFC芯片的移动设备在特殊终端前扫过，即可迅速完成付款。
如果花旗什么都不做，它可能就错过了未来在金融领域的创新话语权。VISA早就在这儿了。当谷歌和花旗联手发布电子钱包的时候，VISA已经完成对一家叫做Square的移动支付创业公司的战略投资。
Square在旧金山似乎已经无人不知，其实如果你在美国并在Square网站上注册的话，就会免费收到与公司同名的支付设备—仅仅两个拇指指甲盖大小，使用方法是像插耳机一样把它插在你的智能手机上。或者你可以花10美元在任何一家苹果商店买一个。只要用信用卡划过设备上的卡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支付你的订单。而一旦你建立了支付历史，你只需要在App里确认购买就可以了，连小硬件也不需要。
Square的核心技术并非通信，而是信用卡信息转换成音频信息，并通过3G或WiFi环境下的App终端对信号进行编码，然后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上。VISA扮演的角色则是：除了商户网络，VISA的安全加密系统还会最后保证用户信息安全，没有任何信用卡信息会停留在手机里。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云支付。
“2008年的时候，我们产生了一个‘如果能够随时随地付钱就好了’的念头。”Square创始人之一Randy Reddig解释之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有个叫Jimmy做巴西水晶生意的美国朋友，因为支付又贵又麻烦常常丢掉他远在海外的客户。当Jimmy跟他的朋友，Twitter的创始人Jack Dorsey抱怨的时候，后者觉得这年头支付手续还要这么复杂真是令人发指。于是2009年，Randy Reddig、Jack Dorsey和其他4个朋友开始着手做这个项目，这几乎是一整个技术团队：4个负责支付技术、1个负责App开发、另1个负责工业设计。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做出来的设备又大又笨重，唯一鼓舞人心的是信息读取技术看起来很有效。
这家公司发展速度惊人。VISA不是他们唯一的合作伙伴，他们的支付网络里还包括美国运通卡和万事达，而签约商户已经达到了5万家（ 他们向商户收取每笔2.75%的手续费），每天处理接近400万美元的移动支付金额。按照Randy的说法，Square没有走出美国更多是因为金融业务在各个国家之间面临不同的政策限制—这是规则上的障碍，而非技术。
VISA为这样一个“Geek改变世界”的思路兴奋没什么好奇怪的。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Square意味着带着手机走到街角咖啡店，信用卡和现金都不用掏，就可以拿走一杯咖啡。对于VISA而言，这意味着它的客户大大增加了小额支付的频率。
VISA、花旗、美国银行或者我们不知道的某家公司，它们都在硅谷寻找灵感。正如设计创新公司IDEO总裁Tim Brown所说：“这就像1980或者1990年代那些亚洲汽车公司涌到洛杉矶去找设计灵感，现在它们来硅谷，一些是为了捕捉新的技术，一些就是为学习。相比而言，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更多是为了了解这个文化迥异的市场。”Tim说他不知道最近来硅谷大公司总体的数量，“那怎么可能记得住！”
或者我们可以把事情反过来看：硅谷正在对金融行业发生日益浓厚的兴趣，与之类似的还有汽车行业。在我们出发去硅谷之前，福特宣布与谷歌合作智能汽车项目，它将能预测目的地以及规划最佳行车路线，而科技核心是谷歌一个叫做Prediction API的软件，它能给现有云端数据提供模式匹配功能，令其可以“预测”当前事件的潜在后果。
换个更简单的说法，福特希望未来它生产的汽车可以拥有学习能力，就好像人类那样，吃一堑长一智，从我们的行为中获取经验，与我们的行为相适应。对于计算机（或者未来汽车而言），这就是人工智能。它依然属于海量数据的记录与分析，最终给出一些让你感到意外的判断：比如告诉你燃油效率和这辆车眼下是否适合上路。
几乎是同时，丰田也宣布了自己的智能汽车计划，它希望让你的车Twitter起来。这个叫做“丰田朋友（ToyotaFriend）”的项目是丰田与微软合作的，他们计划改造一系列油电混合动力车。改造目的和福特说的差不多，比如在汽车电池容量低时会提醒司机需要充电，但更重要的是，汽车里加载的智能芯片可以将驾驶人的信息实时与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社交网络同步，你可以分享你的行车信息并接收来自云端的反馈。
硅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并且从来都是这样。1970年11月15日，这是一个科技发展史上的历史转折点，因为英特尔在这天第一次把芯片原料生产器材变成了可定制的工业品，工业设计由此变成了一件重要的事，而英特尔当时的客户之一便是来自日本的商业通信公司们。
还记得美国东海岸如何造就了硅谷吗？现在我们可以给那幅图一个2.0版本：一个辐射能力跨过了美国国境的硅谷，比如你能看到日本通信公司NTT DoCoMo，正如40年前一样。我们在问未来在哪儿的时候，会一次次推翻原有的假定：华尔街是金融走势的最前端，汽车的设计来自德国和意大利，日本是最先尝试移动新技术的人……硅谷把这些理所当然的假定都推翻了，而且你不知道它还会推翻什么。如果那些实验室们不在这里，花旗和福特们很可能就要面临《创新者的窘境》里说的那种状况：什么都没做错，但就是out了。
看看洛杉矶那些焦虑的娱乐公司们，最初它们恨的是盗版，但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提供的产品已经不足以像以往那样占据消费者整块的时间。“以前无聊的周末你可能会去电影院，但现在在家抱着一个iPad就能过一个上午。”好莱坞制片人Andrea Chung说，她的朋友、新媒体营销公司Thirst的创始人Jeff Pierce的说法更直接：“你看看洛杉矶公路旁贴的海报，那都是给电影公司CEO看的吧。现在你还会被一张海报吸引去看电影吗？”Thirst擅长依据智能手机应用商店和社交网络进行营销，客户包括《24小时》和《南方公园》的市场部门。
又或者那个美国文艺青年们热爱的SXSW，它原本是奥斯丁的一个音乐节，有音乐和电影两组专场。但从2006年开始，SXSW成了创新公司热衷的地方，以致不得不多了第三个主题：科技。因为选择在这个挤满了好奇年轻人的地方发布产品，那两家现在跻身10亿美元俱乐部的公司—Foursquare和Twitter一举获得了大量早期用户：先成为谈资，继而成为流行。此后硅谷的创业公司纷纷加入，把SXSW变成了一个半Geek聚会。
噢，关于汽车—即便施密特说“汽车在电脑之前被发明出来就是个错误”，谷歌其实也没解决汽车发明以来那个最核心的问题：能源。另一家硅谷公司，创办于2003年的Tesla可以补上这个缺：在解决从电池冷却、负载均衡到动力电子装置开发一系列难题之后，这家公司出乎意料地推出了名为Roadster的纯电动跑车，最高时速每小时201公里，0至96公里内加速耗时3.7秒，成本价超过10万美元。碳纤维车身和跑车的流线设计让它在Autodesk的旧金山展示厅里极其引人注目。
Tesla的投资人还包括丰田和奔驰。而第一批跑车的合作者是英国公司莲花。这家公司至今为止一分钱没赚，净亏损4亿多美元，但他们下一步计划是推出可大规模推广的经济型电动汽车，因此即便在眼下美股狂跌的时候，Tesla依然被华尔街分析师评估为最具创新价值的公司之一。
2009年，底特律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失业率骤增，Tesla创始人Elon Musk在跟《连线》对谈时说：“如果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过去，我想跟现在管事的那个人谈谈，不管他是谁，汽车皇帝还是什么的─然后说，我要接管你的工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看不起装腔作势的油电混合动力车。未来？只有电动车。并且，他要接管底特律。
06 硅谷人在江湖漂
如果说硅谷教会了谷歌或者英特尔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个悖论：大公司很重要，但它是浮云。
这个30多岁的男人光头、三粒扣西装配卷边牛仔裤、穿一双尖头翻毛皮鞋，演讲前播放的视频先打出大大的名字：Brian David Johnson。而他的名片右下角Title挤成了两行：Principal Engineer（首席工程师）、Futurist Director（未来学顾问）和Future Casting（未来映射）……of Intel。
这是英特尔全球唯一的未来学家。Johnson 已经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芯片公司工作了8年，但有这个Title还是近两年的事儿。Johnson的工作职责是告诉英特尔2020年的计算机会是什么样子，他需要提交的不是预测报告，而是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一起找出英特尔客户的需求和现有技术之间的区间，然后与工程师沟通发掘可以引爆下一个市场热点的产品。整个过程就被称为名片上那个拗口的词组“未来映射”。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那台Google TV，英特尔是芯片提供者。
无论是未来学家这样的角色，还是2009年发布的那句“Sponsor of Tomorrow”（它代替了原来的那句：Intel inside）, 英特尔都在表达“别把我们看作一家微芯片制造公司”的热切，它们更希望与创新以及每个人产生更多的直接联系。
在硅谷Mountain View计算机博物馆举办的英特尔新技术展示会上，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tomorrow：比如人机交互零售系统、退休人士的个人医疗数据应用、可辨别受众的智能广告发布系统和智能汽车中控台。你能感受到这家原来躲在机器背后的公司正在尽其所能接近你的生活。按照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士王文汉的说法，自从英特尔CTO贾斯汀·拉特纳（Justin Ratter）上台之后，英特尔每项技术研究立项之前都需要先确定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足以变成产品。
其实英特尔做的只是极力证明自己还不算太老。
但在硅谷，有时候它还真的像一个文物。这一点在参观那台智能汽车中控台时就能感受到：当在智能手机上装上一个App之后，你可以通过近场通信技术或者二维码扫描与汽车同步，之后便可以启动娱乐系统，还能选择是以车主还是以客人的身份登录，但这个App对应的控制台就是汽车原本平滑的仪表盘前嵌着的一个硕大铁盒，又原始又突兀。
在计算机博物馆的门口印着这么一句话：Today is so yesterday。带着这句话去看斯坦福的博物馆，或者惠普那间著名的车库，你会觉得这些与咖啡馆里热烈讨论的新鲜主意恍惚有几万光年之遥。哪怕回头再看看1976年的苹果，啊，那也是很遥远的事了。但硅谷本身似乎从来没有老过。那些大公司们─英特尔、苹果、惠普和谷歌等等─与那些创业公司比起来，身上的“硅谷”标签更多意味着“我们来自硅谷”，而不是“我们就是硅谷”。还记得那个做音乐App的创始人Bart Decrem吧？他介绍了那个又大又丑的极客商店，他说：“你们干嘛要去圣克拉拉那种地方？英特尔、惠普才不是你应该找的硅谷。硅谷在Palo Alto镇上的咖啡馆里，去跟创业者聊天才对！”
Bart 说得没错。硅谷有它极其简单的一面：创业者热土。你只有到了那里才知道“创业”这两个字有如空气般稀松平常但又不可或缺。它似乎欢迎任何人，无论国籍、年龄、种族。所以硅谷又有它说不清的那一面：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各式各样的人放着好端端的大公司不去，涌到这里来“创业”？在这个看似混乱的硅谷，你应该拿什么去定义、衡量一个人？
辈份肯定不重要。在那个看起来很遥远的1976年，21岁的乔布斯是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的朋友！很多人不记得诺伊斯了吧，他是安迪·格鲁夫甚至戈登·摩尔之前，跟着肖克利一起在仙童混的人。即便他不是乔布斯的神，但也不是寻常拉起电话就能请教问题的人─重点不在于乔布斯怎么敢这么做，而是49岁的诺伊斯认认真真回答了乔布斯关于创业的问题，并且还给了他一些重要配件解决燃眉之急。
学历肯定也不重要。你也许不知道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但你一定使用浏览器，并且没准还听说过Firefox。从那个叫做Mosaic（马赛克）到内核一脉相承的Firefox，马克·安德森为全世界的上网者创造了便捷端口，现在也不过40岁。从辍学创业、改变世界的角度看─这个马克，和现在另一个硅谷偶像马克也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这个人是否来自敌对阵营也不重要。比如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总是想着乔布斯去当谷歌CEO，在投资人替他物色并推荐施密特之前，他始终觉得这是不二人选。但施密特……他还在苹果做了董事，直到Andriod项目大白于天下两方才觉得尴尬，这段错综复杂的关系才宣告结束。
Sid Espinosa，那个Palo Alto的市长，把这样的关系称之为frienemy（“是敌亦友”）。“硅谷有一个健康的竞争氛围，彼此维持着一种平衡的竞争关系。平衡主要体现在，每个人都和其他人维持着紧密的联系，不会因为在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就如临大敌，老死不相往来。”
这可能是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在硅谷，connection（联系）是一个比competition（竞争）出现频率高得多的单词，它们衍生出来的一个对硅谷很重要的词是community（社区）。创新设计公司IDEO会在硅谷形成一个设计师社区；而那些对人工智能热衷的工程师们也会组成一个机器人社区：整个硅谷核心地带规模不过数千人，这其中可能有谷歌智能汽车团队的成员，也可能有NASA负责非地球环境探索的工程师，当然还有像Willow Garage这种机器人项目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们。顺便说一句，在这个机器人社区里，Willow Garage享有极高的口碑，因为他们在像Andriod一样制造开源的人工智能程序，你可以视之为一切机器人的基础内核。这样的开源为整个硅谷的人工智能发展节省了无法计算的时间。
所以回过头来再看Facebook为什么来了硅谷。《社交网络》里肖恩·帕克对马克·扎克伯格说，你应该去加州。这可能是一种偶像式劝诫，但现实是，在美国，当一个叫做马克·扎克伯格的青年要创业的时候，他不可能忽视一个叫做硅谷的地方，这里有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程师。无论苹果还是谷歌，它们的诞生和存在都证明了这一点。
接下来的事情你会更熟悉。Facebook的出现以及它对谷歌挖角的故事，把硅谷的人才争夺战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最有影响力的是Facebook现任COO、前谷歌全球副总裁Sheryl Sandberg塑造了Facebook的盈利模式，也吸引了将近200名谷歌员工加入Facebook。尽管拉里·佩奇重返CEO位置后宣布为全球2.5万名员工加薪10%，诸如谷歌前创意总监Ji Lee和产品主管Tom Stocky依然选择了跳槽。迄今为止，20%的Facebook员工曾在谷歌工作过。
挖角的高潮在硅谷一再重演，对当年的谷歌一样毫不留情，但无论Facebook还是谷歌都挡不住另一种人才流动：创业。几乎在所有时代，一个社会的成功都取决于它能否将大型机构整合到一起，规模经济是制胜法宝，它创立的一个原则是，最大的机构就是最成功的机构。在不到20年前，人们谈起小公司可能指的是街角一家鞋店，而不是一家初创公司。
现在来看保罗·格雷厄姆2008年说的那段话，它就像一段被印证的预言：大公司可能再也无法扮演那种叱咤风云的角色了，它们不会消失，但它们再也留不住一流人才。互联网为那些雄心勃勃想创业的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初创公司将会出现分食影响力。世界会进入盛行“小”的领域。
当离开肖克利半导体的那8个人成立仙童的时候，没有人把成立一家新公司作为人生奋斗目标，他们只是想找一家愿意同时雇佣他们的公司。最后结果是其中一个人的爸爸把他们介绍给了阿瑟·洛克，他们拿着一笔启动资金创业了─创业对他们是一件奇怪的事，属于走投无路的选择。
但现在，每个知道如何编程的斯坦福或者伯克利的本科毕业生，很少没有过创业的想法，大公司不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如果要证明自己，最好的办法不是在宽敞明亮的玻璃大楼里朝九晚五，而是一周只睡25个小时、在堆满披萨盒的房间里疯狂写代码。这样做的后果有可能是成为下一个十亿美元公司，也有可能不是。但无论如何，你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些什么。
硅谷就是这样。
Harpinder Madan，这个前甲骨文工程师十年前第一次创业，为AT&T这样的电信公司提供工程解决方案，然后揣着一笔钱回了印度老家；但终究是待不住，于是再把当年创业的合伙人从澳大利亚一块儿拉出来，重回硅谷，这回他们创业的项目是一个叫做Project Slice的消费收据搜索引擎，所有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回的网购记录都可以被这个小插件识别，而这和十年前他们所用的技术几乎没什么关系。
现在你还可以知道，为什么大公司会允许员工带着宠物上班，为什么谷歌会创立20%自由使用时间的制度。你可以将这些视之为自由创业氛围的模拟，而终极目标当然是为了留住人才。这导出的终极悖论是，一个能留住人的大公司，得给大家上创业课，而它最终也无法阻挡那些天才员工出走创立属于自己的公司，这也是硅谷裂变的原因。
在硅谷，每个人都是属于自己的。你可以说只有一个大公司，也可以说所有大公司都是他们的浮云，他们从来不属于这些大公司，最终他们要的是自己的梦想。
07 Money...!
等到股市出现并与风险投资结合，硅谷的历史就开始了。
还是要从保罗·格雷厄姆说起。他说互联网创业公司就像蚊子，“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数量多，作为种族可以生存下来，作为个体九死一生。”
保罗·格雷厄姆是个硅谷风险投资人，他创立的孵化器Y Combinator（这其实是个计算机术语，意思是启动其他程序的程序）除了让蚊子们的个体生存率比以往更高之外，还改变了硅谷的风险投资模式。
对，我们之所以总是提到这个人，是因为保罗·格雷厄姆进入了硅谷投资模式里的一个无人地带：以往，投资额徘徊在2万至5万美元的天使投资人和动辄花上百万美元左右的风险投资人之间没有过渡，创业公司九死一生的原因部分在此。他们在用完最初来自亲朋好友攒起来的启动资金之后，往往等不到下一笔救命钱。
光解释Y Combinator提供多少投资并不足以解释这家公司对传统风投的威胁性。保罗·格雷厄姆实际上开发了一套流水线：每年有两次，Y Combinator都会在一轮面试之后挑选创业者加入他们为期13周的创业公司孵化班，每个被选上的团队会获得总额为1.1万美元+3000X美元（X为创始人团队数量，如果有3个，则为9000美元）的资金，作为交换，Y Combinator可以获得6%左右的股权。在这笔小额投资之后，创业者将根据Y Combinator的网络与圈内知名投资人和创新人士紧密交流，这意味着他们真正进入了创业圈，而不只是拿着一笔钱摸不着门道。最后，他们会参加一个叫做Demo Day的创业项目发布会─底下坐着各种风投和记者，每组团队通常只有3分钟时间展示自己，场面热烈有如选秀。
你可以把Y Combinator看作引领风投的风投。在把Y Combinator带到如今这个状况之前，保罗·格雷厄姆是个不错的创业者，基于经验和其他不知是什么的因素，他和Y Combinator的其他创始人的眼光令大多数投资者羡慕，比如2010年夏天，他投资的36家公司里有33家在离开Y Combinator后获得了投资，命中率达94.4%。保罗·格雷厄姆很满意，如果这个数字达到100%，他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保守以至于错过了更多好公司。
这个眼光─或者说它带来的口碑─让硅谷投资人为好主意投资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因为更多人信赖Y Combinator，并且如Techcrunch这样的博客几乎立即会跟进报道被投资公司，要抢到一个好点子变成了分秒必争的事情。Y Combinator因此也拥有了更多模仿者，比如500 Startups和TechStars，当然还有在中国的李开复的创新工场。
这就是David Lee口中那个“像好莱坞一样的硅谷”。
你可以把David Lee看作韩国版的李开复，他同时在两家分别叫做SK Telecom Ventures和XG Venture的风险投资公司担任合伙人，还是后者的创立者。就像字面含义一样，XG Venture是一个由谷歌前员工创立的风投，现在还是Y Combinator的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ernership）。这个韩裔美国人2000年以销售和商务拓展的职位加入谷歌，一手开拓了谷歌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市场。
在Palo Alto那间办公室里，David说现在硅谷有如好莱坞，技术成了流行，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样的存在，“这里除了天使，还有超级天使，还有孵化器，还有企业投资团队，还有私募基金。每个人都不想错过好项目，有时候你只是犹豫一下，甚至只是遵循自己投钱的流程，你就错失了机会。”
这句话放在70年前听起来会相当匪夷所思。二战之后的美国一切都在飞速变化，怀有商业创意的人会去找富商寻求资助，例如在洛克菲勒家族帮助下创建的东方航空公司。但变化太快了，人们来不及去想富人在复兴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到底能有多大，而银行不愿意向创业公司贷款，它们更信任老牌企业或者房地产，因为土地永远不会失去价值。
现在的情况则是，有那么多人愿意为Color这样面目模糊的公司投上4100万美元，而诸如Tango这样的移动视频聊天应用不过上线9个月，也可以拿到4200万美元的融资。硅谷的投资额度被一再刷新，对于风投来说，不能错过一个伟大的idea，这几乎成了它们最重要的指标。按照David的说法，硅谷风投甚至有了“梯队”这个说法：第一梯队风投，比如红杉，它们淘汰下来的创业公司就没人再理了，但是第二梯队的风投抛弃的项目倒是还有可能重新受到关注，那些更有自信的风投会不甘心地再筛选一遍。
“并且硅谷风投同样靠的是自己的关系网，这一点上跟好莱坞明星经纪人没什么两样。”他说。因为出身谷歌，David最初投资时看重的是创业公司拥有什么技术，但他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美元花光之后，依然没有任何可市场化的产品出现。更重要的是，硅谷技术的繁荣让风投日渐认识到，任何技术都是可复制的，不可复制的是团队本身。所以David在被问到什么是关键时，毫不犹豫地说“团队”。
让我们回到保罗·格雷厄姆的眼光上去。《企业家》（Entrepreneur）今年3月对他进行了一个“为什么有的公司能拿到你的投资而有的不能”访谈，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在寻找什么？”他们听到的答案是“决心”。保罗·格雷厄姆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以为他在寻找聪明的人，但最终证明智力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重要。如果一个人有等量多的决心和智力，那么在他成功之前，你可以不考虑大部分的智力因素。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怎样算是好想法”，而答案是“好想法通常听起来像坏想法”。比如Facebook开始的时候，不过是哈佛大学生的社交目录；谷歌开始的时候，搜索看起来根本没多大用，那是个门户网站的年代。
风险和回报永远成正比，所以难怪红杉资本合伙人迈克尔·莫里茨说：“先锋产品这个词听起来就像市场毒药。”这就像个悖论，风投首要的是寻找颠覆性的创意和构想，但创业公司的第一代产品往往只是给他人做嫁衣，真正有利可图的是第二甚至第三代。
当然，无论如何你都可以看收益这个终极指标，这也是衡量Y Combinator创新程度的标准。创立至今6年内，这家公司已经投资过316家创业公司，其中210家总估值超过47亿美元，由此平均每家估值为2240万美元─当然由于创业公司价值的不稳定性，这个数字随时可能被砍掉一半，但除非所有风投都赔钱，否则这些数字还能作为一个参考下限。
还记得我们开始提到的东海岸吗？最开始的时候是哈佛教授乔治·多里奥特将军（General Georges Doriot）。他在1940年代创办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并投资了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这是发生在东海岸麻省理工的故事。接下来是阿瑟·洛克（Arthur Rock），这位当时在海登·斯通证券经纪公司（Hayden，Stone&Company）工作的投资经理将富有的费尔柴尔德引荐给了肖可利实验室的8位科学家，让他们在硅谷建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政策变化。1978年，美国国会将最高资本利得税从近50%调整到28%，3年后又下降到20%；1979年，联邦政府允许养老基金进入风险投资，使得在接下来岁月中养老基金成为新风险投资中最大的资金供应源。如果看1980年代后美国从石油危机中解脱这件事，同样是仰赖资本利得税。
1960年代的硅谷出现了两种技术：一种是制造集成电路的技术，一种是制造新型公司的技术：通过发明新技术实现快速增长。前者迅速发展到其他国家，而后者没有。五十年之后，初创公司在硅谷和美国其他一些城市非常普遍，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还很少见。
有趣的一点还在于，硅谷技术反过来推动了资本的变化。从华尔街现场交易，到电报电话，再到彭博通讯社把信息民主化，更多人能进入并掌握交易；1990年代，纳斯达克最终实现了电子交易，摆脱了交易员和中介，成为投资民主化的标志。而在这个过程中，硅谷是推动力，也是最大的收益者，因为最愿意冒险的那部分资本在这里聚集，并成为了投资下一波美国技术公司的力量。
在见到David的那个下午，他带着我们去Palo Alto AOL大厦参加传说中的Demo Day，David是坐在台下准备向一一上台的创业者发问的风投之一。硅谷不停地在举行这样的创业演示会，风投和创业者一样忙碌。这次的活动组织者SeeLab（Standford Student Startup Accelerator）是斯坦福大学的孵化器，你看，即便是斯坦福，他们也意识到光把学生培养成出色的工程师是不够的，最好还得让他们在创业的热情之外具备创业的经验和常识。
于是你能看到一场精心准备过的创业演示秀，它不会比American Idol差多少。第一个上台演讲的男生站在讲台阴影里抑扬顿挫地说人类历史上医疗材料无非就是纸张、针头和塑料，而这些东西中最近的发明也有快100年的历史了，现在他要改变历史。并不是每个演讲者都会强调愿景，其实每个人都只强调一种竞争力，或者是市场定位的准确，或者是创业团队的精良。虽然有人抑制不住因为紧张而变得尖锐的嗓音，但大多数人已经知道什么时候该停顿一下，留出时间让人们看着PPT笑上几秒。
你知道1980年代初全球最大市值的公司是谁吗？─反正肯定不会是苹果。同样，你也不知道在这场秀里面，会不会产生下一个谷歌或者苹果，这就是这些风投挤在台下不断提问的原因。
芯片设计师、畅销书作家安迪·凯斯勒写过一本书叫做《我们如何来到现在》。他说17世纪发明了加法器的帕斯卡尔没有人为他投资去做更深入的研究，结果他只好跟费马一起去研究概率、怎么赌博赚钱去了；瓦特也没有上市，但他的资助人（我们可以理解成风险投资）博尔顿也没有机会去套现，本来瓦特也可以卖出一部分股份或者买回博尔顿的股票。但这样的机会思科得到了，英特尔得到了，谷歌也得到了。
这意味着与我们熟悉的创业相当不同的路径。这位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掌管的对冲基金从1000万美元变成10亿美元的天才投资家，认为让政府来管理投资是不对的。这连伊丽莎白一世都看得出来；交给银行也是不对的，因为银行避风险的本性不会对这些存在风险的项目过于关注。
直到股市出现并与风险投资结合，硅谷的历史开始了。
这句意味深长的俏皮话出自既不硅谷也不华尔街的伍迪·艾伦。他说对了。“技术和华尔街可以一同躺下，但是都睡不了太长的时间。”
08 一个叫Bowie的车
硅谷的另一个悖论：大公司会有专利，但是它们和好想法无关。
如果事情真如Prith Banerjee 6月份说的那样，惠普看起来就不太像一个迷茫的大公司。
Prith Banerjee是惠普实验室高级副总裁，他所在的这个部门近年转变剧烈：原来数百个实验项目现在归成23个，由8个项目组负责，他们又被分成打印、移动终端用户体验和智能架构三大类。这一切是为了实现3个S：Security（信息安全）、Smart（海量数据处理）和Seamless Experiences（从PC工作环境到个人移动终端的无缝对接）。
在惠普工作了14年的Prith Banerjee在说到大公司在硅谷扮演的角色时，说这里有斯坦福和伯克利大学，所以可以更好地捕捉新技术；同时它们也会扮演孵化器的角色和创业公司一起更好满足客户需求。
一切听起来都很不错，只是两个半月后他的老板就把PC业务终止了。业务调整后的惠普直接面对消费市场的产品理论上就剩下打印机和墨水两种，Prith Banerjee蓝图中所谓的无缝对接和移动终端用户体验都不复存在。但他甚至算不上什么悲情角色─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惠普向全世界宣布放弃WebOS的前几个小时，惠普全球执行副总裁Todd Bradley和WebOS开发元老、前Plam CEO Jon Rubinstein才刚刚接到通知，这个时间节点不会比我们知道的早多少。
这就是大公司成熟管理所带来的力量。各种累积的能量让它们总是能极其果断地推行一系列事情，包括控制现金的流向，研发的方向和各种人才的去留。惠普可以在宣布用103亿美元收购英国第二大软件商Autonomy之后，瞬间变成一家B2B公司，竞争对手也随之变成了IBM和甲骨文。
惠普曾经书写了口袋式计算器、便携式电脑和喷墨打印机的创新历史。今年2月Todd Bradley 在 Palm Pre3、Veer、TouchPad 三台新设备背景前，还喊出了Think beyond。我们以为那真的是惠普大变革的开端，用 WebOS 把所有的设备相连，形成一个全平台的整合方案─但这些让人兴奋的好主意不见了，剩下的只是一家大公司而已。
好主意是硅谷的灵魂，也是创新的起点。并且，好主意往往来自于并不那么起眼的公司。
在遇到Biztech创始人Edith Yeung的那个下午，她决定带我们在旧金山随便转转，第一个步骤是先在iPhone上预约一辆离她10分钟步行路程之内的车。简单按了几下之后，预约成功，取车地点在附近China Basin地下车库。接着她的手机上就跳出一张地图，显示了所在位置到车库之间的路线，并且告诉我们那辆车……名叫Bowie。
提供这个神奇服务的公司名叫Zipcar，它把智能手机变成了一个租车预约终端，同时还是把车钥匙─当然，具体开走哪辆车视你的需求和当时情况而定。通过一个App，你就能像Edith那样完成整套的租车程序，平均每小时耗费10美元（美国普通租车服务每天30至80美元不等），且这个价格还包括了燃油和保险。如果你超过了原本预约的时间，你还是可以通过App续租，但如果你想偷走一辆车， Zipcar会在终端锁定这辆车，它就无法发动了。
Zipcar成立于10年前，在美国租车行业的激烈竞争下生意一直很惨淡，直到两年前利用智能手机平台迅速崛起。现在，Zipcar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55座城市和225个大学校区都有密集的网络，有40万人在使用这个服务。在旧金山这样布满小街巷的地方，你甚至可以不用买车，需要的时候就打开iPhone租上一辆。至少，Edith就是这么做的，她还因为讨厌永远在找停车位卖掉了自己原来那辆。
Bowie是一辆宝马，它旁边的墙上贴着“Zipcars”字样的绿色小牌。如果你左顾右盼依然看不到这样的牌子，可以按一下iPhone App上的喇叭按钮，预定的车会“滴滴”提示它在哪儿。Zipcar有趣的地方在于，每一辆车都有一个名字。这样当你把一辆叫Bowie的车开走的时候，感觉多少有点像置身皮克斯拍的那部《汽车总动员》。
其实硅谷依然有比Zipcar更加新锐的租车公司，它叫Getaround。从技术上来说，Getaround与Zipcar类似，都是通过智能手机让用户无需交换钥匙，直接用App解锁；但Getaround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真正拥有任何一辆车，它只是管理它们。
这又是一个众包（crowd sourcing）的例子。Getaround创始人Sam Zaid的想法简单又大胆：“美国有2.5亿私家车，但是这些车平均每天有22小时是闲置的。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计划帮助人们共享资源，改善环境。”只要你接受Getaround的想法，只需要简单注册，再在车上装一个叫Carkit的东西，就成了Getaround的一分子。从今年5月服务上线以来，这家公司已经发展了1600辆汽车，是Zipcar的20%。
但创业公司─比如Getaround─常常有自己的难题。它们基本上是在烧钱而不是赚钱，因而经常顾此失彼，只能挑最重要的问题去解决；如果一开始执行的只是一个“看起来很美好”的主意，其间还不得不面临各种转型；最根本的还是，他们永远缺人。
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也会出现在大公司的新项目研发中（现在你知道Prith Banerjee 或者Jon Rubinstein在惠普的处境了吧），一旦无法容忍研发带来的低效，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变成产品”的焦虑，大公司就有可能遏制种种创新。
你也许听过乔布斯和比尔·盖茨那个“有钱邻居”的真实笑话。
1983年，微软出乎意料地发布了Windows操作系统，它有和Mac机几乎一模一样的图形操作界面。乔布斯愤怒地朝比尔·盖茨要一个解释：“你这是赤裸裸的抄袭!”而盖茨只是看着他，然后用一贯的语速说：“好吧，史蒂夫，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看看。这就像我们都有个叫施乐的有钱邻居，我闯进他家去偷电视，但是发现你已经拿走了。”
图形操作界面（GUI）听起来是个陌生的名词，换个说法吧：在你的操作系统上有一个叫做桌面的东西，回收站就是一个垃圾桶的模样，而输入指令的时候计算机会跳出对话框问你“是”还是“否”，最根本的是有“窗口”这样一个界面，你不必输入复杂抽象的指令代码，一切所见即所得。
苹果和微软理应感谢施乐帕罗奥图研发中心（PARC），它不但是图形操作界面的发明者，还是个人电脑的先驱。如果乔布斯没有带着一干人等绕着施乐名为Alto的电脑转了一个半小时，苹果不会是现在这个苹果。但最终推出苹果自己图形操作界面的Bill Atkinson（他同时也是Lisa电脑与Mac软件之父）否认这是抄袭：“我们没有看到真正应用这个界面的电脑Star。Lisa有许多自己的创新，比如下拉式菜单。”
Bill Atkinson的研发伙伴Larry Tesler就要淡定一些：“我们有点像让一群设计师隔着毛玻璃看一辆概念车，他们看不清细节，但有一个讨论基点，然后再各自发挥创意，做出自己的车。”值得一提的是，Larry Tesler是从施乐跳槽过来的苹果员工，他遵守了施乐离职的规定：不讨论任何技术。他做的只是在苹果员工偏离讨论方向的时候，尝试将它纠正。
图形操作界面后来让苹果在Macintosh上大获成功。Lisa当时还是针对办公室人群，而Macintosh的目标客户则是14岁的男孩，这意味着操作界面更加简单直观。至于施乐，他们发现自己投注如此之高的成本开发Alto和Stat个人电脑，但被层出不穷的苹果、康柏打败了，前者往往要一万美元，后者往往只需几百美元，因为受制于零件合约和制作模式，施乐根本无法降低Alto的制作成本。
更重要的是，1980年前后，施乐正忙着为捍卫自己在复印机市场的地位与日本公司展开保卫战，PARC的研发虽然很让人兴奋，但公司本身获益的技术仅仅局限于激光打印机技术而已，无意照顾PARC的好主意们。于是施乐PARC的人才纷纷外流─Larry Tesler就在这个时候加入了苹果。
微软也应用了图形操作界面，只不过它有另一个故事。
1980年，IBM开发出第一台个人电脑，需要为之配备操作系统，他们找上比尔·盖茨，而后者找到一家叫做Seattle Computer Products的公司开发了后来改名为MS-DOS的系统，在应用到IBM兼容机的时候，用了另一个名字：PC-DOS。
然而当时IBM90%的利润来自于大型机，这家公司的思维正如老沃森（Thomas J.Watson）的那个定位：“我们永远是一家为商业机构做信息处理的公司。”在老沃森看来，计算机这种“以真空管和电子零配件装成的庞然大物，丑陋又难看，而且由很多嘎吱作响的机械构成，听起来像“满满一屋子人在织布”，他断言“全世界大约只需要5部计算机”。
IBM就这样错失了DOS应用，它始终任由微软发展，直至Windows 95推出，微软跃上领导品牌之位，让桌面操作系统和鼠标成为个人电脑的普遍特征（顺便说一句，鼠标也是施乐PARC的发明）。
硅谷有无数这样的故事。你还记得那篇《极客眼中的世界》吧？那些主意都和大公司无关，它们是各式各样发掘新市场的能力，有的来自于不满，有的来自于纯粹的好奇心。如果纵观60年前的计算机革命、40年前的微处理器技术和20年前的互联网技术，你会发现科技已经改变了硅谷的生产状态，互联网和低价硬件让软件的开发成了新一轮的好主意的土壤。这意味着更多更参差多态的想法不断地演化成创业公司，继而变成产品和服务。
那么大公司呢？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只有打印机的惠普了，当然，它们还在标榜云服务，但你知道惠普在这一点上从来不是强者。在被问到如何让技术与市场结合，像iPad那样发掘一个无中生有的市场时，Prith Banerjee看上去有点激动：“噢，你不能只看iPad。你不能否认惠普还是世界上在打印领域最伟大的公司。”
就连我们都想问─如果未来不再需要打印这回事了，惠普该怎么办？
09 天才们的1 Billion
一代代天才们就这样传承着改变世界和创造财富的基因。
先说个结构简单的八卦吧：一个叫查德·赫利（Chad Hurley）的小伙子在朋友的生日派对上遇到了一个叫凯西·克拉克（ Kathy Clark）的姑娘，几次约会后他知道这姑娘的老爸叫......吉姆·克拉克（James H. Clark）。
你可能不认识这个八卦里的任何一个人，但你也许知道查德有个创业合作伙伴陈士峻，他们一起创办的网站叫做YouTube。
在2006年10月，YouTube以16.5亿美元的高价被Google收购。查德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在各种杂志封面出现，和好莱坞影星莱昂纳多把酒言欢，和美国前总统戈尔聊气候问题。但如果你知道YouTube最初不过是想给各种好看姑娘打打分的话—用上传视频的方式，只不过因为操作方法比任何视频播放器都简单便捷，很快这里就挤满了各种各样网友上传的视频─你大概可以猜到吉姆·克拉克应该也没给他女婿什么建议，起码看起来没有。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吉姆·克拉克这个天才。他最耀眼的身份标签是“3个市值超过10亿美元公司的创始人”：硅谷图形公司（SGI）、网景（Netscape）和永健（Healtheon）。即便到了今天，你也很难找到一个和吉姆·克拉克相似的人。作家迈克尔·刘易斯说这个略带神经质的天才擅长于洞察未来，因此硅谷风投对他的每一个点子都趋之若鹜，即便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点子该怎么赚钱。
和吉姆·克拉克连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名字：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
1992年，一个每天除了在伊利诺斯州大学上课就是在NCSA（美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兼职的大学生有了一个好玩的想法。当时，除了少数计算机专业的人，大多数人都不了解黑白屏幕上一行行的程序和代码。于是这个叫马克·安德森的学生就和他的同学一起设计出了一个操作简单的图形界面程序来让普通人也能通过互联网上传和下载数据。这个叫做马赛克（Mosaic）的软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可以显示图片的浏览器，23岁的马克·安德森只用一年便拥有了几百万用户。
剩下的故事你肯定猜到了，继硅谷图形公司之后希望再次创业的吉姆·克拉克认识了马克·安德森，他们一起创办了网景。1995年，网景这家成立仅16个月并无分文盈利的公司开创了互联网的神话。在其上市第一天，网景股价从28美元最高升至71美元，两个小时内500万股被抢购一空，当夜幕降临时以每股58.25美元收盘。这家创始资金只有400万美元的小公司一夜之间便成为20亿美元的巨人，年仅24岁的安德森也仿佛神话般地从一文不名变为拥有5800万美元身价的“Internet富翁”。
这件事甚至改变了人们当时对于财富的看法：老派的经济学理论，比如财富应该来源于积蓄、投资或者切切实实的买卖，已经不能解释网景上市这样的现象。互联网创业者们正从根本上重塑着美国社会，推动着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过渡。
马克·安德森的名声叱咤一时，此后就如你现在的印象一样，渐渐淡出了大多数人的视线。但如今数一下马克·安德森身上的Tag，你大概会吓一跳：他是惠普、eBay、Facebook和Skype的董事，他创立的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投资了Facebook、Groupon、Twitter、Skype、Foursquare和Zynga，他个人还投资了LinkedIn。此外，他还是马克·扎克伯格的导师。
导师在硅谷被叫做Mentor。在采访IDEO或者投资人David Lee时，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mentor（导师）是创新链条中多么重要的一环。如果为硅谷并不漫长但充满变化的历史画个速写，你会发现就是那些mentor主导着历史的线条，他们像一个个节点（node）一样把天才们连在一起。
历数那几个熟悉“节点”你就知道在硅谷会展现出一幅什么样的人脉图：阿瑟·洛克（Arthur Rock）帮助肖克利实验室的8位科学家创建了仙童半导体公司；之后，洛克又帮助这8位科学家中的诺伊斯（Bob Noyce）和摩尔（Gordon Moore）创建了英特尔；诺伊斯在数年后成为了乔布斯的mentor，他对待乔布斯像是“对待一个孩子”，并且容忍乔布斯午夜时分给他打电话，这让乔布斯感激不尽；乔布斯则算是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的mentor。佩奇本想请乔布斯出任Google的CEO，乔布斯拒绝了，但依然愿意和这两位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行业看法。
还有一些我们不曾提过的例子。例如Peter Thiel和Mark Pincus。Peter是PayPal的创始人，是他将查德·赫利招入PayPal；在2004年互联网萧条之时，他向Facebook投资了50万元，并且成为了其董事，此后，他将马克·安德森介绍给了马克·扎克伯格。Mark Pincus也是Facebook的早期天使投资者之一，他同时也是Friendster的投资人。依靠Facebook的回报，他创办了Zynga这家社交游戏网站，并靠凌厉的管理使之成为Facebook平台上最成功的应用之一，现在估值已是115亿美元—又是一个远远超过1 billion估值的公司。
硅谷mentor们看起来都是这样：作为成功的创业者获取了财富，也因为自身经验更了解创业者，并愿意投资他们。和单纯的风投不一样的是，mentor的眼光和经验让创业者的好想法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Napster的创始人，后来的天使投资人肖恩·帕克有过被自己所创立的公司董事会赶出来的不堪经历，因此在帮助马克·扎克伯格接受风投和设立公司制度时，处处想着如何保证马克的主导地位。在他因为不受Facebook投资者的喜欢而不得不离开Facebook董事会时，他把自己的席位留给了马克。帕克说：“我将尽力支持他，从来没有人这么支持过我。我想成为类似守护者之类的角色……如此一来，他就算犯下错误也不要紧，而且能从错误中学到教训。”
你可能还听说过KPCB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他身后有长长一串投资公司名单：谷歌、SUN、康柏、亚马逊、网景、赛门铁克（Symantec）等等，和马克·安德森一样，他还是谷歌等5家公司的董事。杜尔在1974年加入英特尔，身份是工程师，他是那些极客中最善表达的一位，所以做了产品开发与市场销售。这样的经历让他后来替许多投资对象出主意的时候节省了走弯路的时间。正如红杉合伙人Greg McAdoo所说：“正确的建议，永远比金钱更重要。”
吉姆·克拉克, 他后来当然也投资了一些项目，但他最有价值的标签可能是硅谷这么多年来最特立独行的一个天才：不仅仅是因为创立了三个业务迥异的10亿美元公司，而是那股永远寻找新新事物的劲头。克拉克说过：“我做不了风险投资家，我也做不了经理人，我天生就不是那些人。我能做的就是给他们开路。”克拉克在硅谷的角色再清晰不过：他是创造故事的人。他最后一个影响世界的项目是：一艘叫“太阳神”号的船。
但你知道那个原本应该象征着享受和高尚生活的玩意里都有什么吗？
25台电脑。它们分别负责监测水深、风速、船速、风向等各种数据，用以计算各种航线的可能性。克拉克骨子里有一种改变环境的热情，这是他创立每一家新公司的基础。现在，他又要用这种热情去改造一艘船，具体来说，是一艘由网络自动控制的游艇。
你可以把那艘由25台电脑控制的船看作当时的人工智能，即便放到现在，它也不会比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逊色多少。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东西—借助服务器的运算能力，谷歌可以实时处理通过车身传感器搜集到的各种信息—在克拉克那艘船上早就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些匪夷所思的实验，那些超级计算机们现在做的事情看起来再平常不过—又有多少人知道天气预报的背后是每秒7.3万亿次的计算呢？
“太阳神”号不仅仅是一个极客的乌托邦，对克拉克而言，它还是一个可能改变未来的新新事物。他永远不会把自己等同于一个风投、CEO或者其他有可能让他染上商人作派的角色。按照迈克尔·刘易斯的说法，他永远像一个局外人，好像一个人做了有史以来最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忘记告诉别人这一点。他一直对世界保持与众不同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克拉克能看到未来，或者说参透许多商界人士不明白的规律，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超然物外。
你看，有了钱的极客与他人无异，都是把钱投在一条“船”上，但是你看他的船是如此与众不同。1 Billon的极客还是极客。
10 Steve Jobs: I don't have any skeletons in my closet
苹果把商业的各个环节都做到了最好，但最可贵的还是，它保持了生机勃勃的创业公司姿态。
在说了我们看到的硅谷之后，我们想说一点我们没看到的，关于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我们当初几乎就是冲着他去的。
乔布斯已经被太多神话笼罩。他带领皮克斯改变了动画制作，又带领苹果颠覆了音乐和智能手机行业，创造了数码产品新销售模式，还一度成了传统出版业的救星。从他的黑色高领衫到演讲节奏，都有人一遍遍研究。
8月25日，乔布斯辞去苹果公司CEO职务，这个神话终于要落幕了。不如让我们剥去神话，看看苹果都有什么。
战略：乔布斯让苹果成为一家思路极其清晰的公司。1990年后期的苹果在Windows壮大的声势下日现颓势，从世界上第一款掌上电脑Newton，到你现在可能不知道的数码相机、打印机与其他输出系统，苹果更像在追着别人跑。
1997年，乔布斯重返苹果，他实施了一套冷酷但却合理的计划：挨个评估苹果公司正在进行的项目，最后从近百个里保留了最优秀的和能盈利的10个产品，而它们统统倾向于消费者市场。你或许还记得当时苹果公司的那句口号：“Think Different。”乔布斯为苹果定下的规则是，与众不同才是好的。他们在这个思路下推出了两个重磅产品：像果冻一样透明性感的iMac和颠覆了音乐播放器乃至整个音乐产业的iPod。
产品研发：在产品线杂乱的年代，苹果是以工程技术为产品研发导向的，多数产品都是以配合技术可行性为前提，因为这样极容易开发又可以准时完成。乔布斯把这些规则完全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产品使用的便利性和愉悦感。他从不聘用麦肯锡这样的专家小组，而是让苹果自己的团队观察产品的消费者，由此开发符合市场潜在需求的产品，整个产品研发流程也变成了：设计、开发和批量生产。
设计：苹果有让人感觉到真诚和趣致的工业设计元素。13年前，带有半透明菜单、果冻感按键和阴影效果的Mac OS X操作系统重新定义了个人电脑的桌面设计，而这个创意来自杂志的酒类广告。如今Jonathan Ive 领导的苹果设计团队让简洁成为所有苹果产品的通用语言，这不是一个形象工程，更多是对材料创造性运用。比如 iPhone 4周边的金属条是苹果自己研发的不锈钢合金，5倍于标准钢的强度，它们先经过锻造而后装配起来进行注塑─这是苹果产品一体成型的基本元素。
生产：你甚至可以说苹果是一个轻资产公司，它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特定产品和材料的设计研发上。但这要求苹果必须从上到下整合一流的电子技术、软件、硬件工业设计于一体，而你会看到乔布斯选择把这句话单独印在每一个苹果产品的包装盒上：“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周围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它向你透露的讯息是：这个东西或许是 Made in China，但归根到底是出自苹果位于加利福尼亚总部设计师们的手笔。
定价：或许iPad2最让人惊艳的不是它的外观，也不是各种升级参数，而是那个价格标签：499美元起，同第一代一样。这几乎是其他平板电脑制造商不能企及的价格，无论摩托罗拉的Xoom（800美元）还是三星的Galaxy Tab（549美元）。同时，苹果公司调低了一代的价格，整整100美元。
供应链：苹果足够的现金流让它在不断为产品降价的同时仍然给工厂下千万份的预订单，因此，苹果在早于竞争对手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前手里就握有许多电子元件制造商的优质货源。HP在接受The Next Web采访时说，在平板设备上，HP只能等苹果同那些工厂订单结束之后才能同它们建立合作关系。但到了那时，苹果又能以更低的价格拿到订单从而生产成本又进一步降低。
控制需求：即使苹果没有刻意推行饥饿营销，它也擅长制造悬念。iPad2在发布前一周就放出消息，科技博客不断公布试用细节，苹果官方也大作声势─七天后产品发布但你也不一定买得到。苹果Specialist会告诉你，网上预约购买是最省事的办法。
市场需求：如果乔布斯每次都在盯着消费者做调查问卷以此判断他们要什么，苹果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创造那些无中生有的市场。
乔布斯神奇的地方在于把握产品面世的时机。热感触屏技术在iPhone面世之前早已存在超过十年，但iPhone依靠一体成型的全触屏设计（当然他们还保留了home键）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他们并没有向消费者炫耀炫酷技术，而更像在介绍一种“让你的手机体验更简单”的好产?品。
再看看他们推出iPod时的市场背景，Napster让盗版音乐成为流行。用户在免费得到音乐的同时也付出了大量的搜索时间，往往得到的质量还不靠谱。所以乔布斯只是说：“0.99美元你可以买到最新的歌曲，而且，不用做一个小偷。”
提供更好的服务：苹果的特别之处在于在出售那个产品之前，它们的服务就开始了。
理论上市场对苹果的产品应该更苛刻，因为它进入的几乎都是成熟市场，但你看到的是：iPod进入了播放器市场，但带着iTunes；iPhone进入了手机市场，但这次带着互联网。在硬件公司领域里，软件一直是苹果的优势，这两者的结合让苹果的产品具有强劲的诱惑力─相比之下，大部分公司的产品或服务是被卖了，而不是被买了：iPod之所以被买走，那是因为消费者抱着看看的目的来到苹果专卖店的时候，已经决定购买了。
如果你曾经购买过苹果的产品，你可能还会注意一个细节：它们包装一打开，第一个展现在眼前的一定是产品本身，而不是复杂的包装和厚厚的说明书。
营销：苹果直营店常被认为是乔布斯的神来之笔，它把体验作为产品出售─现在从出售个人消费品的角度看，强调这个看起来很正常，但当时这个举措的初衷只是为了扭转渠道商对苹果产品的不重视。乔布斯再一次选择了特立独行，当然，前提是他对苹果的产品足够自信。
最近的例子则是Lion操作系统在Mac App Store发售时抛弃了光盘和繁琐的支付程序，它成了历史上销售最快的操作系统，并且替苹果节省了大笔销售和宣传成本。
组织形式和领导力：苹果公司唯一固定的流程是周一例会，10个左右的产品高管直接向乔布斯汇报，而所有产品的销售、研发、生产情况都会汇总。另外，苹果每年都向核心的100人团队展示最新产品进展，10年前的iPod就是这样秘密亮相的。
的确，乔布斯独断专行、不按常理出牌、情绪化并且对细节有不近情理的挑剔，但他的领导风格激发团队表现出了最好的一面，并因此获得了成就感。领导力是一个说得太多的因素，但它一定是企业运作的根本。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乔布斯的领导力，这也是他被神化的一个原因。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个中环节，就会发现其实是他把所有这些元素最有效地组织到了一起。
它是工业文明的结果。公司文明肇始于英国工业革命，从英国到美国东海岸，再到西海岸，随着工业中心的转移，公司也在不断自我完善。而我们现在之所以乐于关注硅谷，也是因为它几乎是效率最高的企业组织模式的产生地。
而既是结果也是促进因素的是，硅谷最大限度地集纳了资金、智力—如果你愿意给这两个东西一个更高的评价的话，所谓人类文明进步无非就是这两个结果。而苹果比所有人做得更好的是，在智力和钱之外，那就是活力。
这也是创业精神。在那场著名的斯坦福大学2005年毕业典礼演讲上，乔布斯曾回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从苹果公司被炒是我这辈子发生的最棒的事情。因为，作为一个成功者的负重感，被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轻松感觉重新代替。这让我觉得如此自由，进入了我生命中最有创造力的一个阶段。”1997年，他把这种“创业者的轻松感”带回了他曾经创立又被驱逐出门的苹果，重新创造了它。
现在，如果你傍晚沿着85号公路驾车从山景城（Mountain View）开往库比蒂诺（Cupertino），会发现一幕有趣的情形：Google Plex七八点钟就已经灯火阑珊，很少有人加班；而位于库比蒂诺苹果总部的十几幢办公楼经常通宵达旦—这通常是创业公司才会出现的场景。
如果回到我们《硅谷就是这样》系列的开头，那篇《Check in Silicon Valley》，那么一个局外人最先看到的是这种纷繁、野蛮和随意的创造力。它似乎通往无数种可能性，每种可能性在不可知的未来，又将发生新的交叉与碰撞，继而通向更未知的未来。
我们决定投入其中，翻开石头看个究竟。这是一个明亮的商业世界。它真的像乔布斯在自传里说的，衣橱里没有骷髅—没有秘密。
这是乔布斯的商业帝国告诉我们的，也是硅谷告诉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