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领域，女性一向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尽管有雅虎 CEO Marissa Mayer、Facebook 首席运营官 Sheryl Sandberg 等等“巾帼领袖”，不得不承认的是，科技界仍然被男性主导着。
伦敦创业公司 Data Morphosis 发起的数据视觉化项目 Gender Map 显示，在女性董事会成员比例方面，科技行业排在倒数第二。 在标普 500 指数的科技公司当中，女性董事只占区区 7.1%。Twitter 上个月发布公司种族和性别多样性数据，该公司 70% 的员工为男性，管理层中这一性别占比更甚，男性为 79%。
在男性分食的战场，女性创业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事实上，这些女企业家面对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艰难。近日，《福布斯》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作者就是一位在硅谷创业的女性。她曝光了自己融资的遭遇：性骚扰。
在硅谷的投资界，性骚扰和性别歧视已经成为了常见问题，这位创业者就在寻求投资过程中多次遭到性骚扰。而为了事业，她和大部分女性创业者一样，选择了忍气吞声。
这是一场公平的游戏，这是一个野蛮的融资环境，作为一个初创公司的女性创始人，我需要学会如何在男性主导的风险投资界生存。
在文中，这位创业者说，和投资人打交道是她的一项全职工作。有一次，她应邀去一位男性投资人的家里“谈公务”，中途她还特意将裙装换成了裤子和高领毛衣，但是这并没有让她避免受到性骚扰。投资人的妻子并不在家，于是，他对这位创业者开始了“动手动脚”。文中写到：“我知道，我准备的文件恐怕不重要了”。后来，她找到借口匆匆离开，没有报警，也没有吵醒这位投资人的孩子。
像无数骚扰案件一样，即时我成为了科技界的头条，我也无法改善现状。鉴于他在科技界的地位和财富，谁会相信我的投诉呢？
为了应付类似的情况，她不得不在自己的着装上仔细考量，然而这又经常和职场的着装要求产生冲突。职场女性要着装优雅、整齐、专业，同时又不能太沉闷，让人觉得她的产品缺乏创意。可是，如果要避免性骚扰，女性要穿的十分保守和传统。
服装成为了我化解性别尴尬的工具，也成为我进入男性支配的环境中的战略。我称之为“第三性别”。我不得不将自己塑造成商人的形象，并要求我的同事在公司描述里删除有性别意味的词语，比如“这位 CEO 特别杰出，我从未看到一位企业家如此努力”。不再提及我的性别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发展会越快。
文中说，她的遭遇并非个案，热门约会应用 Tinder 的联合创始人 Whitney Wolfe 等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似乎已经成为硅谷的特色。
除了性骚扰，女性创业者面对的还有性别歧视。据 The Verge 报道，硅谷的女性创业者却比男性更加受到投资者质疑，比如女性创业者需要回答男性不用回答的问题。同样的论据，如果是男性说出来，投资者的认知完全不同。有女性创业者认为：“如果我是一个男的，他（投资人）会认为我拥有成为一个成功企业家所需要的一切。但因为我是个女人，他便把这些东西当做是不同的，看做不正常的。”
硅谷性骚扰自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导语：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络版上周邀请一位女性创业者发表匿名文章，讲述了她在硅谷创业和融资过程中遭遇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希望以此呼吁外界更加重视这一问题。
以下为文章全文：
当我走下他家门前的台阶时，笔记本电脑和商业文件都挂在我的肩上。我心想，我的脸皮得有多厚，才能坚持走完这条路。我再次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环境之中，饱受权利失衡的困扰——对于全世界的任何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而言，我的遭遇都会被定义为性骚扰。
然而，我不为任何一家公司效力，而是在自主创业。在任何一家制定了员工手册，并且拥有法律团队的正规公司，这种事情都不可能发生。但这却是一场公平的游戏——这是一片筹资的蛮荒之地，作为一名女性创业者，我必须在这个大男子主义至上的风险投资圈，学会各种生存法则。
“按摩师”的骚扰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六。我从农贸市场买好东西，然后径直前往办公室。那个月，我似乎已经连续20天没有休息了。与多数创业者一样，为了完成似乎永无休止的创业任务，我不得不牺牲周末的休息时间。
在那年春初发布了我们的Android应用后，我感觉是时候向投资人者筹集一些种子投资了。我们的应用已经吸引了52个国家或地区的用户，我们拥有活跃的用户，甚至还创造了营收——很多硅谷创业公司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自给自足地生存了将近18个月，对于一家银行存款不足1万美元的公司而言，这算得上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跟投资人打交道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所以我的计划比平时排得更满。我一边喝着当天的第二杯咖啡，一边给那些金主们发送邮件。其中一人很快回复道：“当然，咱们抓紧吧。今晚怎么样？在我家？看来我不能陪孩子们了。”
我们是几个月前通过朋友认识的，他是一家当地风险投资公司的有限合伙人，以支持艺术而闻名。他的兴趣点与我们的目标非常一致。由于我们之前一起吃过几顿饭，所以对于这一次的见面地点，我并没有多想。
但我出发前，还是先回了趟家，把裙子换成了普通的裤子，配上一件宽松的高领毛衣。我把头发扎了起来，让自己的装束尽可能地凸显职业范儿。我估计他妻子会在家，所以不想给他们俩留下不好的印象。
但我的担心似乎有些多余，他妻子并不在家，而我也很快意识到，我准备的文件也都不再重要。
简单寒暄之后，他紧靠着我坐在沙发上，开始对我的穿着品评起来。他放下手中的酒杯，开始给我按摩肩膀。当他的手继续向下滑时，我讲了一个紧张的笑话，借势迅速远离了他。我靠向沙发的一角，交叉双腿，试图阻挡他。但他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而是继续靠近我。
我起身在房间里走动起来。为了向他施压，我提起男士们经常在商务会议上对我的一些不当举动，希望他能有所收敛。
“是的，这很艰难。你的确不能说什么，因为这是个环环相扣的圈子。”他说这话时，口吻中似乎带着同情。
如果我选择投诉，或者大吵大闹，叫醒他睡在隔壁的孩子，我们肯定会各说各话，最终演变成一场“罗生门”。但就像科技行业的无数性骚扰案例一样，即使此事成为媒体头条，也无助于改变现状。考虑到他在这个圈子的地位，以及他殷实的财富，谁会相信我的话？他们只会认为，这是一个小女人因为得不到风投的钱而乱喷一气。
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谈工作，而他也仍会时不时地动手动脚，直到我最终找借口离开。这一次，我本可以更加谨慎。但当一个女人试图在男人的世界中打拼时，性别歧视早已成为家常便饭。
女性创业者的辛酸
在遭遇这个“按摩师”前，我还碰到了一个“钻石王老五”。在听完我的商业计划后，他表示很有兴趣多花些时间了解我。他说，他当时正在寻找配偶，然后一一列举了成为她的妻子所能享受的种种“福利”，包括住在旧金山的一套400万美元的公寓。这简直像是18世纪的“权宜婚姻”。在这种情况下，我都会礼貌地转移话题，避免挫伤对方的自尊。
不久之后，我都会在与人会面时佩戴一些简单的金饰。当潜在投资人问起我的配偶时，解释起来可能有些尴尬，但却有可能阻止更多的尴尬。
受害人在遭到骚扰时保持沉默，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骚扰者也会因此逃脱惩罚。我深知这一点，但这就是商场。每个听过我讲述“钻石王老五”故事的人都认为，在完成融资前，我应该“顺势而为”。沉默似乎是我在创业过程中所必须做出的牺牲。
与男性创业者不同，他们的穿着可以随心所欲，既可以是牛仔裤和连帽衫，也可以是剪裁讲究的套装，但我却必须谨慎挑选衣服。既要凸显女性气质，又不能太性感；既要整洁干练，又不能太贴身；既要美丽大方，又不能太贵。我唯恐人们认为我缺乏自我展示的能力，或者不够斗志昂扬。我会尽量保持专业性，但又不能太过沉闷，以免让人以为我的产品缺乏创意。我发型也总是很保守，总会把头发扎起来。
在国际开发领域工作的10年间，服装是我消除性别隔阂的工具，也是我得以进入这个男性主导的专业领域的关键战略。我们将此称作“第三性别”。在硅谷这个全世界最具超前思维的地方，我似乎需要采取同样的策略。
但除了穿着外，我还需要付出更多。我必须塑造自己的商人形象。我让自己的盟友和同事停止使用某些描述，例如“自然之力”(force of nature)或“鞭炮”(fire cracker)，因为这会带有性别假设。我还让我们的业务开发主管从公司和我本人的描述中，删除了性别代词，转而使用“这位CEO很杰出。我从未见过工作如此努力的企业家。”这样的说法。我们越长时间不提及我的性别，业务就发展得越好。
性别歧视已成硅谷特色
我的这种经历并不罕见，问问惠特尼·沃尔菲(Whitney Wolfe)、凯瑟琳·明秀(Kathryn Minshew)和海蒂·罗伊森(Heidi Roizen)就知道了。女性创业者遭受的不公似乎已经成为硅谷的特色，而非瑕疵。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只限于年龄较大的一代人，那可以看看28岁的贾斯汀·马丁(Justin Mateen)的评论。他认为，由于Tinder有一位女性联合创始人，“让该公司看起来像是个笑话”，而且降低了该公司的价值。还有一位20多岁的Twitter(43.27, 0.14, 0.32%)员工也对我说：“你应该请一个呆头呆脑的男人来代表你的公司。这样可以提升你们的形象。”
不光是男性，女性有时候也会“推波助澜”。有一次，当我向一群投资人做介绍时，台下的唯一一位女性开始连珠炮式地发问，包括“你父亲给你钱了吗？”“你到了开车的年龄了吗？”“你这样的鞋是怎么上台阶的？”结果，原本20分钟的介绍，变成了三个半小时的审查。
我和我的团队至今还会拿那件事开玩笑。但在筹备这类投资人见面会时，这可一点都不好笑，因为除了营收预期和退出方案外，我还要应对很多不合时宜的个人问题。
对女性创业者而言，在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中，寻找安全空间同样不易。很多男性CEO都是在休闲互动中建立人脉网络的，通常是在酒吧。“一旦你跟某人一起喝醉了，你们就成了朋友。”一位创业者说，“以后再要寻求帮助，或者让他帮你引荐别人，就会更加容易。”
但对女性而言，在工作场合之外保持CEO的身份却很困难。在酒吧里、在游艇上、在会议中，女性通常扮演“花瓶”的角色。
有一次，一位天使投资人邀请我和多位风险投资家参加一个游艇派对，以便我能“在轻松的氛围中更好地了解他们”。但这位投资人却曾经对我的一位男性同事说，那次活动非常棒，因为“每个人都有多位金发女郎相伴”。
解决方案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并不在于多成立几只以女性为投资重点的基金。如果我只与女性投资人探讨自己的业务，那就将大幅减少我的融资选择。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公开讨论性别、权利和尊重这些古老的话题，而不能仅限于女性之间。
正如阿曼达·海斯(Amanda Hess)所说，很少会有男人厌恶女性。即使是上文提到的那位“按摩师”，也依然会就投资进程与我联系——很显然，由于我没有直接反抗他的不当行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何种印象。
对这种问题缺乏认识的不光是骚扰我的人。无论是我们的投资人，还是我手下的员工，很多优秀的男士似乎也都不在意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额外障碍和骚扰。当我与他们对话时，这些男士可以成为我的盟友，但跳出了这种环境，他们就不是了。
曾几何时，投资人会仔细思考自己的地位会对他们与企业家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但那已经成为过去，尤其是对不断增加的天使投资人而言。然而，正如任何雇主要求与员工发生性关系的做法，都不可能得不到认同一样，无论投资人认为自己的性暗示是否合适，也都应当谨慎行事。
永远不会有哪家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调解创业者与潜在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或其他任何一位女性创业者出现在你的门前，或者在餐馆和酒吧与你见面时，你都应该认为我是来这里谈生意的，并无其他意图——即使我把头发披散开来。
当有人对我的外貌品头论足时，我会告诉他们：我经营公司靠的不是你能看到的这些东西，而是依靠我的内在素质。你越快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之间的相处就会越融洽。
我渴望有一天，人们我的性别不会影响人们对我的公司的看法。与此同时，如果科技界的女性希望“向前一步”(lean in)——正如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书中对我们的劝告一样——我们就必须武装起来。(书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