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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米勒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米勒曾任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兼教务长。他的职业生涯一半在商业领域,一半在学术领域。早在1968年,他就参与了风险投资机构梅菲尔德基金的创立。2000年,他与人合著了《硅谷的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一书。
  米勒对中国也颇为熟悉。早在1976年就访问过北京。此后30多年中,他做了许多与中国相关的工作。2008年,米勒还与人共同主编了《大中国的创新诉求》(Greater China's Quest for Innovation)一书。
William F. Miller (born November 19, 1925) is a professor 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ment emeritus and a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emeritus. He was a vice president and provost of Stanford University from 1971 to 1979, and president and CEO of SRI International from 1979 to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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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编辑本段回目录

 威廉 F. 米勒
  公共与私人管理学院荣誉退休胡佛教授
  计算机科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前教务长
  斯坦福大学“创新与创业地区”项目联席主任
  斯坦福国际研究院荣誉退休院长、首席执行官
  宝蓝软件公司荣誉退休主席
  美国纳米星球公司主席、创始人
  美国鲁米内特公司主席、创始人
  亚克投资公司经营合伙人
  威廉 F. 米勒博士的职业生涯分为商务和学术两个部分。他是最后一位被当时的斯坦福副校长兼教务长??— 传奇人物弗雷德里克·特曼招入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后来米勒自己成为了斯坦福副校长兼教务长。他领导研究工作,并指导数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生。
  1968年,米勒博士以特殊有限合伙人及顾问的身份参与了首个梅菲尔德基金(投资资本)的创立。
  作为斯坦福国际研究院院长兼首席执行官(1979-1990),米勒向太平洋地区开放研究院,建立分拆和商业化计划,创建斯坦福研究中心盈利性附属机构 — 大卫沙诺夫研究中心(现沙诺夫集团)并出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1982年米勒被任命为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他曾就职于许多重要企业董事会,包括西格尼蒂克公司、弗里曼基金保险,富国银行,太平洋煤电公司,瓦里安公司,“你在哪儿?”公司(主席)及宝蓝软件公司(主席)。
  米勒与他人共同创办了智能硅谷公司,协助商业网的形成,并在董事会任职。米勒博士曾是非盈利卓越中心创始主任。目前,他是叁帝鄂斯公司董事会主席,纳米星球公司创始人、主席,鲁米内特公司创始人、主席,亚克投资公司经营合伙人。
  米勒博士是国家工程学院终身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成员、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终身会员、2000年度日本大川奖获得者、2000年度朝鲜人民共和国冬柏章受奖人、硅谷工程学名人堂成员、2008年度戴维帕克德民间企业家奖获得者。
  William F. Miller
  Doctor, Professor of Stanford University
  Country: USA
  Topic Lecture: Transforming Entrepreneurial Regions: Silicon Valley Transformed
  Herbert Hoover Professor of 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ment Emeritus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Emeritus and Former Provost
  Co-director of the Stanford Project on Region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SPRI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ident and CEO Emeritus, SRI International
  Chairman Emeritus Borland Software Corporation
  Chairman/Founder Nanostellar, Inc.
  Chairman/Founder Lumiette,Inc.
  Managing Partner, Actium Ventures
  Dr. William F. Miller has spent about half of his professional life in business and about half in academia. Dr.Miller was the last faculty member recruited to Stanford University by the legendary Frederick Terman who was then Vice President and Provost of Stanford .Miller, himself, later became Vice President and Provost of Stanford. He conducted research and directed many graduate students in Computer Science.
  In 1968 Dr. Miller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first Mayfield Fund(venture capital) as a special limited partner and advisor to the general partners.
  As President and CEO of SRI International (1979-1990) Miller opened SRI to the Pacific Region, he established the spin-out and commercialization program at SRI and established the David Sarnoff Research Center(now the Sarnoff Corporation) as a for-profit subsidiary of SRI. He became the Chairman and CEO. In 1982 Miller was appointed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Board .He has served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several major companies such as Signetics, Firemans Fund Insurance, Wells Fargo Bank,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Varian Associates, WhoWhere? Inc. (Chairman), and Borland Software Corp.(Chairman). He co-founded SmartValley, Inc. and aided the formation of CommerceNet and serve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r. Miller was a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Non-profits. He currently serves as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Sentius Corporation, is a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Nanostellar, Inc.,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Lumiette, Inc., and a Partner in Actium Ventures.
  Dr. Miller is a Life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Life Fellow of IEEE, Okawa Prize 2000(Japan), DongBaeg Medal from Republic of Korea 2000, a Member of the Silicon Valley Engineering Hall of Fame, and David Packard Civic Entrepreneur Award 2008. 

2008年:斯坦福教授称硅谷正向清洁能源转型 编辑本段回目录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米勒(William F. Miller)在11月14日举行的2008中关村论坛上称,未来硅谷的发展将集中在替代能源和洁净能源开发。
  米勒教授说,IT(信息技术)行业仍会是硅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整个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加上IT市场挥别了快速增长的时代,IT企业正面临一场严酷挑战。低端产品的价格战十分激烈,高端服务技术的争夺也在所难免,而合并是面对这种情形的必然趋势。
  这一趋势在近几年来已经初现端倪。2002年,美国著名的计算机制造商惠普(HP)公司并购了全球最大的计算系统供应商康柏电脑公司(Compaq)。合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削减成本,优势互补来加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2006年,网络搜索巨头谷歌公司(Google)又以16.5亿美元收购了在线视频分享网站You Tube公司,You Tube期望从Google的广告和搜索技术中收益,而Google也借此机会抓住了成长迅速的在线视频带来的机会。
  此外,全球化也会给IT企业带来新的合作和投资模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米勒教授认为,未来硅谷的发展将集中在替代能源和洁净能源的开发上。
  因为能源和环境问题是目前国际关注的焦点,当今社会迫切需求清洁能源技术来缓解传统能源对环境造成的沉重压力。而硅谷创新型的经济模式,则赋予了它在高科技领域里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清洁能源技术在硅谷所占份额并不大,但上升势头迅猛。据统计,2006年,硅谷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额度就由5000万美元飙升到近3亿美元。同时,这一行业的就业率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生物工程。从2008年第二季度的投资报告看来,用于生物工程技术的投资已跃第三位,占到总投资额度的14.61%,仅次于软件及能源。
  硅谷的湾区已经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生物工程技术公司。它们的研究范围不仅限于生物技术,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将其与纳米技术、IT技术相融合。
  米勒教授表示,这也是未来硅谷转型的一个方向。正是硅谷多元化的高科技研究,使得这种学科间的渗透成为了可能。
  米勒曾任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兼教务长。他的职业生涯一半在商业领域,一半在学术领域。早在1968年,他就参与了风险投资机构梅菲尔德基金的创立。2000年,他与人合著了《硅谷的优势》(The Silicon Valley Edge)一书。
  米勒对中国也颇为熟悉。早在1976年就访问过北京。此后30多年中,他做了许多与中国相关的工作。2008年,米勒还与人共同主编了《大中国的创新诉求》(Greater China's Quest for Innovation)一书。
  此次中关村论坛由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旨在为国际高科技创新区域提供一个加强信息交换、增进相互了解、推进技术经济合作的国际交流平台。

2010年:威廉·米勒:培养创业人才编辑本段回目录

美国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威廉·米勒

美国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威廉·米勒

威廉·米勒:谢谢。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中国,过去的三十四年我一直来中国访问,在中国很多地方都留下我的足迹。我对于中国的教育也做出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在1978年的时候,我在斯坦福的时候促成了第一次中美大学生之间的交流,有八个学生,他们是非常成功的学生,把他们请到美国斯坦福来留学,现在已经有400多个学生在我们这里留学了。从2004年我就担任浙江大学的教授。前几天我到长沙去了一些,我做了一个演讲,谈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还有大学准备教育的重要性和中学的重要性,这对我很有意思,可以和中国的业界同仁交流。

我今天讲一下创业精神的培养。在斯坦福我们并不是鼓励所有人都成为企业家,当然很多人成为了企业家,为数众多的毕业生都成为了大亨,比如在硅谷的很多公司都是由我们的毕业生创办的。比如思科、雅虎、谷歌、惠普这样的公司的老板都是我们的毕业生。选择职业应该是个人的,我们不会对他们施加任何影响。如果他们想成为企业家,我们会提供一些帮助的课程和项目,但是应该由他们听取自己内心的声音。

对于一个城市、对于一个地区,如果想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的地区,它必须有下列的一些特征。我明天还要详细地说,但是归根到底总是有三个因素,第一,必须要有研究能力。有很多的工程师在这个地区。另外也要企业家本身把这些创新成果变成产业化。有时候有了研究成果不一定可以转化为现实。

另外你还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商业社会的气氛来鼓励创业。我乐观同事之前也说过,所谓的适合企业家发展、生存的环境。我今天稍微讲一点点,明天还会有主旨演讲。

有很多的特征可以敦促企业家的发展,对于企业家来说,要做生意,首先他们要有很好的态度,他们如何正确看待成功和失败,这是最关键的。还有很多的因素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对成败的态度。办大学也是这样,如果学生想成为企业家,你可以告诉他们要有这样的态度,我觉得对于企业家成功最大的因素就是他们的态度,如果想通过一些实践成为企业家,第一步就是培养一些很好的态度。

还有一点我们教不了,但是我们总是试图去教一教。事前也有人说过,就是我们如何来教,除了教什么还有如何去教。在一样的结构和体系中,大学的结构和体系非常重要,这也可以鼓励企业家的诞生。

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教什么、该怎么教,我想提出一些案例。昨天有人提到的一些案例。我们希望学生为社会做出贡献,大学里有一个项目,发现公园。他们也有研究员,所谓发现公园、发现园区,在这里可以对很大的社会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对这些进行研究,还有医疗保健方面的问题,就是针对社会具体需要的。有很多学生对此非常感兴趣,有很多研究者加入这个项目。

我们发现他们可以和其他专业的学生合作,打破了专业的界线。我之前听到了斯坦福的一位同事做的报告,他已经得了化学的诺贝尔奖。他说物理和化学之间的界限,还有生物之间的界限,现在已经非常模糊了,没有什么界限了。我想提醒各位,现代医学已经成为了一个生物试验室。比如说在剑桥,他们的医学实验室就有点像生物试验室一样。还有今天早晨我们也听到一位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他发现了幽门杆菌,这也是跨学科的发现。

另外是团队协作的精神,现在很多项目都是跨学科、跨团队的。在斯坦福我们有两个项目,当然我们有很多项目,今天谈两个。其中一个是生物相关的项目,把计算机项目、生物学家、化学学家和一些学生,还有企业,把他们都拉入这个项目来,主要是关注生命科学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项目就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对于工程系的课程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因为工程系的也开始学习很多生化方面的课程。过去这一点是他们不强调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也很好打破了各个专业之间的壁垒,学生也觉得很好,可以和其他专业的学生合作,互通有无,他们可以更好地解决科学问题。

他们以前只是专门注重一些非常具体的科学问题,现在他们就会有一些社会的观点,其中项目合作中有一些学生觉得这样的合作很有意思,这样解决社会问题很有意思,希望将来成为企业家。

还有一个项目是设计学校,这个项目也很有意思。一些设计系的学生,研究新技术的学生,他们想开发一些新的技术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发明是非常专业化的,他们也是按团队来合作,当然得到老师的一些指导,主要还是学生自己来做,他们会专业院系去找合作伙伴,有的还做出了商业项目,有的甚至是创造了一个公司。

再举个例子,还是在早一些的时候,有一个公司开发很小的技术提供给非洲的农民。一个成功的技术就是一个用于灌溉的泵。因为非洲很多的水池都很小,有了这个泵以后,他们的粮食都长得更好。这个公司推出以后,两年就已经让60万人摆脱了贫困,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之前很多人谈到了大学的结构性变化,我觉得采用这样的项目就是很好的典范。

我希望这些年轻的教职员工有这样的自由。很多的机构的资金都是自上而下的分配,先给到高级的教授,年轻的人总是要得到高层、资深人士的指导,他们就没有自由。希望年轻人也有这样行动的自由。

另外在很多地方我们会看到很多项目会雇佣学生,我们希望能够从不同的领域去招募学生或者是研究者进入一个团队,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合作。而且也可以创造一个机会,让学生更多地接触高级的教授,这也是学生到学校来的目的之一。

这些高级的管理人员,比如说院长、总监等等,他们也必须有行动的自由,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推出一些实验。这个托管委员会或者是校董会同样也需要行动的自由,学校就应该有自由的空气,校董会应该比较独立地运作,对于现在的大学来说,很多这样的机制都是有固定期限的,如果要用固定期限,就不会让别人进行创新,这样就不会深受鼓舞去做一些改变。

如果可以制订这些校董担任更长时间甚至是无限期的话,肯定会激发他们的动力。对于校董会来说应该有这样的改变,他们需要有机会待更长的时间,才会更有动力进行改革。这是对于结构变化和改革重要性的地方。首先需要很好的环境,对于年轻人和学生有更好的机会,考虑自己是不是愿意成为企业家,然后再采取行动。 

威廉・米勒:科技创新与城市未来编辑本段回目录

(威廉・米勒,美国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美国斯坦福创新与创业地区项目(SPRIE)联系主任)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能够来到中国,其实在过去34年当中,我经常来中国,但是我还不会说中文。应该说我学习还是很慢的,但是我的很多中国学生他们的学习速度很快,他们的英文都说得很好。我今天主要讲的是产业化的问题,此前我也在进行基础研究,但是在基础研究之后,我们也要将这些新的创新、新的技术和科技进行商业化。

  前面主持人讲到我一半的职业生涯是商业,一半的职业生涯是学者,在这里,我把我的简历给大家看一下,左边是我的学术经历,右边是我的商业经历。在最下面,可以看到我曾经担任韩国首尔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们的一个学院就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同时我还在两年前成立了一家公司,当时正好是我82岁的生日,对于年轻的企业家来说,我想告诉你们,并不是说年纪大了就不能当企业家了,年纪大的人还是有机会的,即使年纪大了,还是可以有创新精神,还是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对于一个城市和一个地区来说,要成为一个有活力的高技术地区,我觉得有三个组成部分。首先要有基本的资源,比如说研究的人员、工程师,他们能够创新。第二是企业家,他们能够将这些创新变成商业机会。在昨天的会议中,我也提到了第三点,因为要真正创新的话,我们还需要一种生存环境,也就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环境,能够推动企业家精神,并且培养企业家。那么这里我要谈的东西挺多的,我们要特别关注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人才在所有的劳动力当中,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创新人才越多,这些地区的增长速度也越快。我们需要有科学家、工程师,他们能够设计出新的技术,同时我们还要有创新的企业家人员,他们能够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找到新的发展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些数据,创新的人才在劳动力人口当中所占比例的上升速度是最快的,在1999年的时候,美国劳动力人口当中的35%都是参与创新行业的,而且他们也是赚得最多的,他们的工资和其他人比起来要高得多,所以人才的集聚可以推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推动人们收入的提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于城市的发展来说,我们必须要努力培养创新的人才,大学在技术发展当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可以进行基础研究,同时他们还可以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们已经在这个论坛当中听到了很多有关大学的改变,那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但是现在大学的教一些什么东西,他们的教学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教科学家和工程师如何去管理技术,他们除了要发展技术之外,还要知道如何去管理技术,这就意味着要将最好的工程师、商业家和管理人员能够聚集在一起,共同来推动技术的发展。除此之外,公司也越来越注重创新了,我们要对创新进行管理,对技术进行管理,这一点在很多公司都已经被放到了议事日程上。大学也要将他们的研究和业界联系在一起,业界要和大学有良好的关系,这就像跳探戈舞一样。对于大学来说,你要知道如何将你的技术转化到业界,而对业界的人来说,你要知道如何去接受、使用新的技术。很多时候业界人士抱怨大学做的贡献不够,对于发展的贡献不够,但是事实上,业界的人士没有能力理解大学在做些什么。所以这是双向的,我们需要技术的转换,在这个过程当中,既要有接收者又要有发射者,两头都要加强。

  同时我们还有技术转化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员能够将技术和商业的应用联系起来,这些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像微软公司、雅虎公司、谷歌公司这些重要的公司,当中有很多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将研究实验室的工作和他们的商业发展和他们的产品联系起来。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一本书,叫做《世界是平的》,他觉得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平,我们竞争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公平,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力量还是使我们看到了集聚――将一些产业、一些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些地区。我觉得世界是有高低不平的地方的,高的地方就是你做得最好的东西、你最专业化的东西,它可以创造价值。所以在我们斯坦福的研究项目当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好的科学创新的环境需要有14点因素。我选择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是要关注知识,这一点大家都了解。第二,大学和研究机构要和业界良好互动。很多大学已经在和产业界进行互动,但是效率不高。这种互动是双向的,双方都在发生改变,如果你们来斯坦福,会发现参加我们举办的研讨会和会议的很多人是业界的,还有大学的、公司的人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和会议,所以这种互动是双向的,大学要知道业界新的动向和机会,业界也要知道大学在做什么研究,这是双向的互动。当然我们要有良好的政府支持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好的环境。

  什么是好的政府政策呢?就是要支持研究,要保护知识产权,要有良好的劳动力政策,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讲过,我们需要有一个流动性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那么政府的政策应该可以保障我们劳动力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比如说在日本,他们最近做了一个巨大的改变,改变了他们的劳动力政策,改变了他们的退休金制度和医保制度,使得他们的劳动力更加地流动、更加地灵活。我最近给一个年轻人进行了面试,有人觉得现在年轻人跳槽实在是太频繁了,其实我们希望劳动力能够通过流动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更好的政府政策来支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同时我们还要能够有冒险的精神,能够容忍失败。大学、劳动力的集聚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如何去做生意,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有一种环境,鼓励人们去冒一定的风险,并且容忍失败。事实上有很多人他们想要开公司,但是失败了,之后又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我就认识一个人,他开了两家公司,第一家失败了,让他损失了7500万美金,但是后面一家成功的公司赚了很多钱,而且成功公司的投资者依然是失败公司的那些投资人。所以要有良好的金融支持者。

  除此之外,还要有风投。风投的人也必须要有良好的知识基础,风投家自己要知道如何创建公司。在美国,我们有不少的风投家,特别是在东海岸,他们基本上是来自金融业的,所以他们有很好的金融知识,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和公司直接进行合作,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招募人员,他们不知道如何管理,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公司。所以,风投家自己也要对公司做出贡献,这一点非常重要。风投家应该就像公司的员工一样去工作,比如说我们在开董事会的时候,风投的人也应该参加董事会,就像我们的成员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要有企业家,他们愿意承担风险;还需要有金融业的人,他们愿意承担风险,愿意投资,但是他们要对自己的投资组合进行管理,这样所赚的钱就可以弥补损失的钱。根据我们的统计,即使是非常成功的风投公司,他们所做投资的70%其实是失败的,但是他们成功的回报非常高。所以风投家必须有风险意识,他们愿意去冒风险,同时他们也要知道如何去管理好自己的投资组合,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回报。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有公开的商业环境,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人们进行知识分享的时候,你并不能泄露你的商业秘密,但是我们有不少知识是可以分享的。比如硅谷有很多社交会议,我们会讨论正在做什么事情,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这样的社交活动创造了一种集体的学习机会,整个社区都可以从中获益,学习到新的东西。

  我们还需要好的合作,与当地的政府,与一些非营利的机构进行合作,他们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们还要专业化的服务基础设施,比如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他们都要了解商业的运作模式。比如说在硅谷,我们如果需要律师的话必须去洛杉矶,但是有的律师对于商业操作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专业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咨询公司等等,他们要知道如何有效地、直接地和公司进行合作,他们要知道公司的运转模式。

  还有高质量的生活,其中包括娱乐、学校教育的质量,所有的这些都是高质量生活的组成部分,因为人才的流动是非常快的。

  全球的联系,这一点对于一个地区和城市来说非常重要。创新特别是产品的创新,不会是发生在一个地方,它会在很多地方发生,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iPod,大约有9个国家参与到iPod的生产和创造过程中,所以我们要把全球各个地方聚集起来,这种全球的联系是很重要的。在硅谷,我们有很多移民的企业家,根据九十年代的研究,29%当时创建的新公司是由中国人、印度人等其他的移民企业家建立起来的,还有来自以色列和其他小国家的企业家。创建这些公司,其实也是创建了美国和来源国的联系,所以硅谷和中国大陆、台湾、印度、新加坡还有其他一些小国家的联系其实是很紧密的,就是因为有这些移民的企业家,所以全球联系显得至关重要。

  一个地区要有多个集聚的点,因为这些集聚点以及它们内部的互动,也可以带来新的机会。在硅谷我们有很多集聚区和集聚点,我们有生物技术、材料技术、信息技术,所有的这些集聚区,使得我们能够快速地进入绿色科技这样一个领域,因为很多的绿色科技需要我们将不同领域的技术和知识集聚起来。我们如果要有一个活力的、高技术的商业园区的话,就需要不同行业的集聚点,事实上,数量越多,成功的机会就越大。非常感谢。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F._Miller
http://www.gsb.stanford.edu/users/wmiller
http://sprie.gsb.stanford.edu/people/william_f_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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