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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微电子业精灵们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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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微电子业精灵们编辑本段回目录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任何一次时空之旅,我的第一站都会定格在1947年12月的贝尔实验室。”1947年12月23日,在北新泽西瓦淳山区边,两位科学家的声音响彻了默里山的贝尔实验室,这里是AT&T公司的主要研究中心。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大喊大叫。实验家沃尔特•布拉顿(Walter Brattain,1902~1987)和理论家约翰•巴丁(John Bardeen,1908~1991)在用平常声音说话。声波通过普通线路传到两片相距很近的金箔,导入一小块处理过的锗片上,这一小块锗片不到1/60英寸长,上面还有一个弯纸夹做弹簧,就是这个装置把他们的音频信号放大了100倍。

这个声音奏响了晶体管时代的序曲,犹如瓦格纳的《指环》开篇般生动。此后一段时间,这项发明仍没有引起媒体和学术界的注意;1948年,年轻的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学生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1927~1990)和教授们一起,对“电话公司的一项新装备”表现出了几分兴趣,虽然此时距卓越的科学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1910~1989)预言的“电晶体将大有前途”已经过了10年。“我想到了那一点,”1939年12月29日,肖克利在他的实验笔记里写道,“用半导体做放大器比用真空电子管更合适,这在原理上也可行。”他在这点上的洞察力虽然是纯理论的,但它奠定了现代微电子的基础。

William Shockley

肖克利是一个自我鞭策但刚愎自用的人,他双目有神、笑容可掬、高深莫测。1947年,他在贝尔实验室是布拉顿和巴丁的老板。他嫉妒心强、好挑剔,总以为一切还可以做得更好。肖克利在1910年生于伦敦,3岁随父母举家迁往加州。少年时的他是一个古怪但聪明的孩子,经常发脾气,于是父母把他送进了加州帕诺阿图的陆军军官学校。从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物理学;1936年他进了贝尔实验室,当时那是在曼哈顿下城的研究室,在那里,他的科学才能引起了关注,同样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喜欢翻越自助食堂的石头墙。除了为海军部从事反潜艇研究之外,贝尔实验室管理层希望他从事真空电子管方面的工作,他花了数年时间研究被称为半导体的奇怪物质。像金属之类的导体容易导电,因为其电子化为负电荷做定向移动。绝缘体阻绝电流,因为其电子被严格地固定,不能自由流动。如其名字所示,半导体通常不导电——用资深撰稿人戴维•卡普兰(DavidKaplan)的话说,这是“蟑螂旅馆”状态:让电子可以入住但不准走人。然而,在掺杂少量别的元素后,硅和锗能把电子招待得特别周到,半导体就能让电子继续上路,形成正电荷或负电荷,并因混合物材质不同而性质不同:“N型”半导体携带负电荷,“P型”半导体携带正电荷。当一个P型半导体紧接上一个N型半导体,就会产生有趣的现象:半导体变成了一个二极管或者叫“整流器”,就像约翰•弗莱明最初的真空电子管;电流只能向一个方向流动,从负极流向正极。

巴丁和布拉顿是绝好的研究搭档,他们对于晶体管实验的共同设想是电流沿同一方向穿过锗块。巴丁推定电子在金属表面移动方式不同。巴丁证明了自己的推定,这个实验设计得很精巧,他跟布拉顿一起进行金属表面处理,用刀片把金箔切开一条细缝,这样就形成了两个距离很近的电极,得到了功率较大的P-N点接触晶体管。他要用手工把那两片金箔的距离摆弄到0.2%英寸以下,在大量生产时就会非常复杂。其后5个星期,肖克利不停工作,要去掉金箔。据说他能看到电子,有很强的物理直觉。1948年1月23日,他写下了他“接面晶体管”的构想。肖克利的结型晶体管是三片半导体的夹层,像“三明治”的形式,一片N型、一薄片P型、再一片N型,用以替代简单的P-N点接触金箔。电流流经中间层,或者称为“门”,可以控制电流从负极流进流出,阻断或放大电流。

这迈出了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步。半导体——不像以前用做放大器的发热的、不稳定的真空电子管——能缩小到分子尺度,及时、神奇、快速地控制电信号的开和关,用于电子手表、移动电话、钢厂、玩具、路灯、汽车仪表,当然,还有个人电脑。电脑之所以有用,主要是其反应极其快速。电脑计数好比它们只有两根手指头,一根表示“开”,另一根表示“关”,运算二加二需要上千个步骤。用真空电子管,要完成简单的算法也需要大量连接,使用这种电子管的电脑不可避免会变得很复杂,真空管和电线乱作一团。个头大、发热的真空电子管只能让开关电流每秒钟开、关1万次,而晶体管只有电子管个头大小的1/50,却能让开关每秒钟开、关10亿次。罗伯特•诺伊斯说:“在你接受这十亿分之一秒后,计算机操作在概念上就会相当简单。”

就在贝尔实验室的三驾马车完善晶体管的时候,AT&T正好碰到一个大问题:美国司法部监管机构再次盯上了AT&T对电话网的垄断。为转移批评,AT&T在1952年春天邀请25家美国企业、10家外国企业参加一个“圣诞”聚会。经过8天培训,AT&T连卖带送,以25 000美元让别的公司取得了晶体管专利许可。为缅怀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他们还免费把晶体管授权给生产助听器的公司。

肖克利半导体的兴起

1956年,肖克利回到加利福尼亚。他对贝尔实验室没给他更多支持感到不满。“不管怎么说,”他在给他未来的第二任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显然比他们大多数人更聪明、有能力,且善解人意。”他的个性让巴丁和布拉顿都受不了,尽管巴丁已经离开实验室搞学术研究去了,但他们二人仍有合作。尽管如此,肖克利对天才确实有敏锐的嗅觉。当他在加州山景城的新家一幢杏******库中建起实验室后,他很快就招来了一群年轻科学家,个个不到32岁,包括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1929~)。诺伊斯洋溢着自信。在《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一篇怀念文章中,汤姆•沃尔夫写道:“他的声音非常吸引人,他有运动员一样的体格,有加里•库珀般的绅士风度,鲍勃①投射出心理学家所谓的光晕效应。伴有这种效应的人似乎确切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进而使你也不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敬慕不已。”他是艾奥瓦州产粮区格林内尔(人口7000人)公理会牧师的儿子,这又是一个在小城镇独立精神和中部美国繁茂的大自然中成长起来的人。

公理会教友拒绝教会的阶层,诺伊斯的父亲也因此启示自己儿子在未来的公司中要富有民主精神。诺伊斯属于神童类型:研制过炸药,是潜水好手,歌声像天使,擅长吹奏双簧管,还经常参加演出。他曾就读于附近的格林内尔学院,在那里他被勒令停学,因为他偷了当地农夫的猪,当时同学们搞一个夏威夷风味的餐会,吵着要吃烤猪。随后他对此表示忏悔,在他的物理教师格兰特•盖尔帮助下才免于入狱。在格林内尔,诺伊斯第一次对半导体有了兴趣。盖尔认识约翰•巴丁,他曾把约翰寄来的两个第一批手工焊接的晶体管拿到课堂上演示。诺伊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物理专业的博士学位,随后在费城的菲尔科公司就职。在一次技术报告会上,肖克利被诺伊斯的一篇关于晶体管的论文打动。一个月后诺伊斯接到肖克利的电话,肖克利邀请他到自己的实验室工作。“当时就像是在拿起听筒跟上帝通话。”诺伊斯回忆道。

戈登•摩尔谦逊有礼,说话轻言细语,神态懒散,他当时27岁,是加州理工学院训练有素的化学家,有一种不露痕迹的机智。他出生在加州佩斯卡德罗海边村庄,在这个位于旧金山以南50英里的村庄里,他外婆家经营着当地唯一的杂货店。他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搞武器推进器研究时接到肖克利电话的,当时他正有意回加利福尼亚。被肖克利招来的其他人都是各自领域内的精英:朱利斯•布兰克(Julius Blank),是来自纽约的机械工程师;维克托•格雷尼治(Victor Grinich),是一名电子工程师,海军出身,父母来自克罗地亚;吉恩•赫尔尼(Jean Hoerni),是来自瑞士的理论化学家;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是工具技师、工程师,他于1940年在维也纳逃出纳粹的魔爪;杰•拉斯特(Jay Last),是来自罗切斯特的光学专家;谢尔顿•罗伯茨(Sheldon Roberts),是陶氏化学公司的冶金专家。

肖克利雇用的这些人聚在一起灿若星辰,但是这个老板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坐下来,盯着墨点进行心理测试,接着又进行测智商和测谎。肖克利也许能看到电子,但是他不能看穿人心。他的员工称实验室为“偏执狂寓所391号”。肖克利靠羞辱员工来刺激他们——斥责他们“不动脑筋”,公布他们的薪水,给他们排名。他在头脑、智力上光彩夺目,情感悟性方面则有明显局限;他对自己一手制造的紧张局面总是很健忘。汤姆•沃尔夫描述实验室的工作强度:“每天早晨8点,这些年轻博士来到工棚,开始加热锗和硅及其他元素,把烧窑温度控制在1472~2552华氏度之间。他们身穿白色的实验室大褂,戴着护目镜、工作手套。当他们打开炉门,橙色的火星和白光扑面而来,他们往里添加锗或硅,跟着添加铝、磷、硼、砷……然后他们把一个小圆柱放进熔岩里,在圆柱底部产生结晶,他们把晶体取出来,用钳子夹住,放到显微镜下,用金刚刀切割,火星在护目镜前飞溅,焊钳和金刚刀在亮光中闪现,火星飞溅到白大褂上啪啪作响,博士们都眯缝着眼凑在显微镜上,肖克利则在工作台之间走来走去,指挥着这首不可思议的交响曲。”

1956年11月1日,肖克利得到通知,说他与布拉顿、巴丁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消息暂时鼓舞了工棚内的人心。肖克利一大早邀请他的团队在帕诺阿图的戴安娜小厨共进香槟早餐,这一刻留在了肖克利半导体公司(Shockley Semiconductor)仅存不多的一张照片上。但是泡沫很快破灭了,肖克利专横地宣布他们现在只搞二极管,不搞其他晶体管。1959年夏,趁肖克利去科德角度假之机,群情激奋,大家决定跳槽:7个人邀请诺伊斯入伙并当他们的负责人,打算一起另外找家公司。这7个人是:摩尔、布兰克、赫尔尼、克莱纳、拉斯特、罗伯茨和格雷尼治。

8个人同时在9月18日辞职。肖克利怒不可遏,大骂他们为“叛逆八人帮”,此后再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话。斯坦福大学校长弗雷德•特曼为肖克利在工程系提供了一个教席。肖克利教书盛气凌人,激怒了身边的每个人。数年后,他为美国参议院开种族退化讲坛,为那些智商不足100并同意绝育的人提供现金。他还力劝非洲裔美国人来领这份钱。在混乱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有抗议者驻扎在斯坦福大学他的窗下,拿着大喇叭,要他去绝育。记者T•R•雷德写到,肖克利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看到别人用他的发明来咒他死的人。然而,当抗议者的大喇叭偶尔不灵时,肖克利却会出去帮他们修理。他死于1979年,但是他的精子还保存在圣地亚哥诺贝尔奖得主精液库里。

集成电路的兴起

尤金•克莱纳的父亲有一个鞋厂,他把这8个人介绍给华尔街投资银行海登斯通公司。该公司委派了一名高级合伙人接待他们,随同前往的还有一个31岁的哈佛MBA,名叫阿瑟•罗克(Arthur Rock)。罗克已经被数十家投资公司拒绝。当时晶体管在便携式收音机和磁带录放机上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在巴丁和布拉顿第一次实验成功10年后,世界上已经卖出了3000万只晶体管,价格比最初的50美元便宜了很多。最终,罗克想办法从舍曼•费尔柴尔德那里榨出了150万美元,舍曼投资航空相机和飞机制动装置,他是仙童相机与仪器公司的老总。除此之外,8个人还必须每人为此投资500美元。费尔柴尔德保留5年期权买断8个人建的公司。

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于1957年10月在帕诺阿尔托成立。这是第一个风险资本投资的公司,这种公司建构模式将风行于日后的硅谷。在诺伊斯平等主义的氛围中,大家争分夺秒,公司几乎没有等级观念,没有专用停车位,没有经理饭厅,没有个人办公室。而惯例是每个人上午8点上班,销售会客室有胡桃巧克力饼和威士忌。到舍曼买断公司时,仙童半导体公司的销售额达700万美元,但公司仍然只能算小公司——德州仪器公司(TexasInstruments)销售额达9000万美元,其他大公司,如GE、RCA、菲尔科、西屋电气公司和雷锡恩公司,销售额均为上亿美元。为了生存,仙童半导体必须搞出点与众不同的东西。

答案存在于一种平凡的矿物之中,那就是构成地球表面90%的成分:硅。由于对苏联导弹突袭的担心与日俱增——后来证明是一场虚惊——美国空军想在火箭上使用大量晶体管。问题是导弹弹头回落进大气层时,锗会因为高温而熔化。只有硅能耐受住那样的高温而不熔化;正是硅的高熔点让圣克拉拉山谷没有被命名为锗谷。但是,加工硅是个难题。必须要有1000华氏度的高温环境才能掺入其他元素与之结合到一起:硼,略带正电,把硅变成P型半导体;磷,略带负电,把硅变成N型半导体。加工处理过程好比野外烧烤,而加工工艺却要求操作间必须整洁无尘。诺伊斯说:“要做好数千根比头发丝还细的连接,还要保证每一根不能出错。问题是,如何建造一个免受尘埃污染的操作间呢?”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吉恩•赫尔尼给出了答案。1958年,他把一个扁平的晶体管套入一个薄层,经过氧化,在其表层形成防护以免受杂质污染。诺伊斯说:“这是在二氧化硅的茧中制造晶体管。”诺伊斯随即将一项技术申请了专利,这种采用一个表面作为连续操作的参考面的技术就是后来的“平面工艺”。而申请时装置尚未经过测试,一些人担心存在缺陷。

诺伊斯有个直觉,经过保护的平面电路有助于解决专利验收时面临的技术难题。电子工程师正在设计更为复杂的电路,把数千个二极管、整流器、电容添加在锗晶片或硅晶片上。每个组件的互联仍必须靠手工焊接各个电线节点。想象一下,要通过显微镜对准比一粒尘埃还小的东西,使用金刚刀切割硅晶层,然后用焊钳把电线焊接到硅和各种组件上。干这份令人发狂的工作的妇女们动作都特别敏捷,但即便是最好的女技工,都会在成千上万的精微点焊中出错,一位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称之为“一帮人的暴政”。

诺伊斯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人是德州仪器公司的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1923~)。让基尔比跟这些精微问题较劲真是有意思:他是一个大块头,身高足有6.6英尺,他十分渴求各种知识。他一天要读3份报纸,平时阅读大量书籍和杂志,此外,他还浏览美国专利局每年颁布的6万项专利。伊利诺伊大学电子工程系只给了他一个中等成绩,他因而没有能够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这让他开电子公司的父亲很失望。值得庆幸的是,他进了密尔沃基一家公司的中心实验室,为消费类电子产品开发陶瓷基孔版电路。他这个硕士在那里工作的10年中取得了12项专利。当他感到在这个领域将要江郎才尽时,他申请去德州仪器公司。他差点没能得到那份工作,因为他没有博士学位。他34岁那年把家搬到南方,在那里,他“搬动”了整个地球。

他抵达那里两个月后,在1958年7月,当时其他所有人都外出度假去了,基尔比依然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只好独自待在酷热的实验室里,他回忆在中心实验室时的电路印刷技术,自问是什么让他无法在单片半导体物质里装配所有的组件,无法消除杂乱的焊接。为什么不想办法降低成本:一只碳质电阻成本只要1美分;用硅来做其成本会达10美元。“这种想法似乎很愚蠢。”基尔比后来说。但他得出结论:用大量不完全的晶体管消除焊接,肯定能降低成本。这就预设一个潜在的思想:即便电路的复杂程度在不断增加,但电路的尺寸可以不断缩小。

基尔比采用一种叫做“相移振荡器”的电路测试他设想的原理,这个装置使直流电变成了交流电。9月12日,他向德州仪器公司董事长马克•谢泼德演示了原始装置。装置只有一块锗,上面有一些突出的电线,黏合在载玻片上,但当基尔比按下开关,只见一束正弦曲线穿过了示波镜屏幕。成功了!谢泼德秘密地把集成电路提交给了德州仪器公司。

跟基尔比不同,诺伊斯在1959年1月没有灵光闪现的一刻:“我不记得曾有过那种时刻,关掉所有的灯,整个事情就清晰起来。事情更像这样,每一天,你会说,好,如果我可以这样去做,或许我也可以那样去做。要是我这么做了,最终便能形成新的观念。”他每一个阶段都会跟戈登•摩尔讨论。赫尔尼的平面工艺是个起点。二氧化硅涂层可以装电线!暂停。为什么一定要电线?金属线可以简单地印刻在硅涂层表面,用以连接电路的各个部件,而无须任何电线焊接。在1959年1月23日,诺伊斯写下了实验室笔记:“可望在单片硅上制作若干装置,以便能使装置间相互连接,成为工艺处理的一个部件,以此缩减尺寸、重量以及每个主动元件的成本。”

在他们申请专利时,诺伊斯和基尔比对彼此的突破一无所知——德州仪器公司于1959年2月6日率先申请专利,仙童半导体公司于6个月后也申请了专利。在1961年4月26日,专利局宣布:诺伊斯申请到了集成电路专利,专利号2981877。由此,长达10年零10个月的诉讼开始了。基尔比的集成电路申请在先,但诺伊斯的集成电路消除了电线。美国最高法院站在诺伊斯一边,但没有裁定结果。在最终裁决前的数年里,这两个务实的公司签署了许可协议分享特许权,每个公司因此获利数亿美元。跟磁共振成像的发明者们不同,诺伊斯和基尔比彼此尊重,二人对“共同发明”的说法都很满意。

但与此同时,产业界兴起了一股怀疑论调。诺伊斯没有在意,他转入了这个新产品的商业化领域。尽管德州仪器公司的专利申请领先6个月,仙童公司还是在1961年4月率先进入了这个市场,正是政府在早期就支持两个公司创立集成电路产业。空军的“民兵”地基导弹和海军潜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依赖大量集成电路。每一次阿波罗登月发射都少不了无数的仙童集成电路。国防的副产品极大丰富,带动了民用产品的发展。

Zenith公司在1964年出品的一款助听器就使用了海军卫星上的电路设计。大多数集成电路依旧价格昂贵。为渗入大规模市场,集成电路需要更多创新,而罗伯特•诺伊斯带来了创新。他猛砍价格——使之低于产品成本。起先,仙童公司损失不小,随后,规模经济就带来了效益。“那种思想渗透进了我们这个产业,”摩尔补充道,“它成为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驱动因素。我们掌握着解决各种问题的行业标准,进而使价格能更低。”

在1970年,有3亿只芯片被卖出,大部分被民用电脑企业买走。价格一路走低。一块芯片,1963年均价32美元,1964年跌到18.5美元,1965年为8.33美元。那些年销售量每年翻4番。在1964年戈登•摩尔提出了著名的、令人愉快的论断:一块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会每年翻一番。这个论断本是宣传多于预言。令他吃惊的是,他的论断竟然基本准确,并成为摩尔定律。如今,这个数字是每18个月到两年翻一番。摩尔说:“当时,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期望这样翻番能翻上10年。如果你推算到1975年,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单片集成电路上已经有65000个晶体管,这简直荒谬可笑。”

硅谷的许多高科技公司都可以溯源到仙童公司和肖克利半导体公司。肖克利孵化了仙童。随着仙童公司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纷纷自立门户,十几家其他公司又孵化了出来。到20世纪60年代末,“叛逆八人帮”中只有诺伊斯和摩尔两个还留在仙童公司。舍曼•费尔柴尔德已经去世,诺伊斯有好几次被一位好争辩的东海岸管理风格的CEO所忽略,尽管他把公司管理得相当好。到1968年,仙童公司有员工32000名,年收入1.3亿美元。对他来说是另起炉灶的时候了,他力劝摩尔跟他一道。“像我这样的从属创业者,”摩尔后来说,“要么掉进机会里,要么被人推进去……随后,创业精神最终占了上风。”他们琢磨新公司的名字。摩尔诺伊斯电子公司的发音听起来像“morenoise”①,所以他们决定采用集成电子公司(Integrated Electronics)这个名字,诺伊斯把它压缩为Intel,即英特尔公司。

英特尔和存储芯片的兴起

创立英特尔很轻松。诺伊斯只在电话里跟阿瑟•罗克简明扼要地说了一下,那时罗克已经创建了自己的公司。英特尔的商业计划书也只有一页半。这份计划书是诺伊斯和摩尔的秘密,用了不到两个下午的时间,罗克召集来的15位投资人当即表示支持投资存储芯片——一种还不存在的技术。诺伊斯和摩尔各拿出了25万美元,约合他们净财产的10%。诺伊斯确信他的母校格林内尔学院也会抓住机会投资——他已经忘了自己做偷猪贼被学校勒令停学的事——这笔投资后来使学院的养老金翻了数倍。

跟仙童公司一样,英特尔很快变成了“智力发电厂”。诺伊斯告诉《哈佛商业评论》的记者,“我认为还不能称之为宽松氛围”。每分钟有上百个创意的诺伊斯给员工们的创新冒险提供额外奖赏。他说,一个技术人员应该是“那种于风险中处变不惊的人”。戈登•摩尔则是一个懂得节制和适度的人,在纷乱的商场中有把握先后顺序的判断力:在打扫妻子的豪宅时,他绝不会给朋友或公司打电话。他很少关注仍盛行在旧金山的嬉皮士、雅皮士们,他解释道:“我们才是时代的革命者。”

为制造存储芯片,摩尔称英特尔采取了“金发女孩策略”(Goldilocks Strategy)。他向《福布斯》杂志的罗伯特•伦兹纳描述道:选择容易的技术,竞争对手会迅速抄袭;选择复杂技术,可能会让自己破产;那就选择适度复杂的技术。英特尔采取了中庸。英特尔的创始人从存储速度中看到了机会。电脑由两大部分组成——用以做实际运算的逻辑电路与用以存储数据和指令的存储电路。逻辑电路使用半导体芯片,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存储电路的天下属于磁芯(麻省理工学院最别致的设计)。王安(AnWang,1920~1990),一个在1945年抵达美国的中国人,他用16个月取得了哈佛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创立了领先的技术公司。他开发的存储器由大量的绕着电线的电磁金属环组成,每个小环保存一个单位的信息。磁芯存储器比半导体存储器便宜1/3到一半,但戈登•摩尔相信更快的半导体将会更加便宜:“我们正尝试改变这项技术。”他们做到了。磁芯存储器随即成为历史记忆。

存储1“比特”信息一般需要4只晶体管——1比特,即1个二进制数字,也就是1和0组成的两个数字。1967年,仙童公司的工程师们已经可以在单个集成电路上压制1024只晶体管。当英特尔拿出1024比特的随机存取存储芯片,即1K的内存时,这标志着英特尔迎来了数字时代的又一块里程碑。20世纪70年代早期,英特尔垄断了近100%的存储芯片市场。后来,出现了数十家有力的竞争者,英特尔在1975年退出了16K内存市场,1980年退出了64K内存市场。摩尔说:“我们达到了一种高度,即我们能生产出的东西比我们能使用的东西更为复杂。” 微处理器的兴起

存储芯片有利可图,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每家公司都想研制不同的电路。问题是把芯片业部搞乱了,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多数人暴政一样。如果事态继续发展,所需的电路数量会激增,电路设计者就会难以承受。技术危机预示着经济危机:每一款新的芯片设计成本平均为5万美元。越多特殊设计的芯片投产,公司的规模经济效益就越差。现在需要的是集成电路领域的“T型车”,一种通用型样板。

绰号“特德”的马西安•霍夫(Marcian“Ted” Hoff,1937~)是罗切斯特的天才少年。他15岁就赢得了西屋电气公司科学天才竞赛的400美元奖学金;随后,作为纽约州特洛伊市仁斯利尔理工大学(是西奥多•朱达入读过的学校)的二年级学生,他到通用铁路信号公司做暑期工,发明并申请了两项电路专利:一个是雷电防护器,另一个是火车探测器,通过沿铁轨传输的音频变化探测火车。诺伊斯聘用了已经取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霍夫,此前霍夫还在雅达利(Atari)公司从事了一阵视频游戏设计。这个年轻人就是戈登•摩尔为我们描述的那种“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人物之一”。他的“T型车”就是微处理器——继晶体管和集成电路之后,微电子领域的第三次革命。

霍夫的微处理器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便携式电子计算器狂热时期。1969年,一家名为吉康株式会社(Busicom)的日本公司要求英特尔帮助他们为其一款售价1000美元的计算器设计芯片。霍夫看到了吉康株式会社工程师送来的12块芯片排列的设计,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复杂。仅设计搭接数千个电路也需要数十个人工年。他接听了那位创新者的电话:肯定有更好的办法。霍夫的灵感来自他的桌面,桌上有一台肯•奥尔森的小型机。“我看看PDP-Eight,又看看吉康株式会社的方案,”霍夫说,“我奇怪为什么计算器要搞得如此复杂。”他的灵感是架构一个综合的、多用途的、可编程、可移作他用的芯片,而不是为算术搞专用芯片。

霍夫用了1970年的整整一个夏天,在一块芯片上设计出了中央处理器(CPU)。这是一对存储器——一个用于数据,另一个用于指令,霍夫的CPU是一小片硅上的一台完整的电脑。架构设计好后,他不得不又等了6个月,等英特尔找人实现这个设计——英特尔找来了另一位20岁出头的移民:来自意大利且刚拿到固态物理学博士学位的费德里科•法金(Federico Faggin,1941~)。霍夫说:“他的工作节奏简直是快马加鞭,他在9个月的时间内设计了3块主要芯片。”英特尔随即要感谢德州仪器公司。1971年,德州仪器公司介绍的杰克•基尔比已经设计出的计算器,价格难以置信地便宜到了150美元。吉康株式会社立即面临破产,便请求重新谈判霍夫已经设计好的芯片的价格。霍夫立即意识到机会来了,便去催促诺伊斯:“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以权利,把这些芯片卖给其他人。”霍夫还记得员工们的奚落。“我们有二极管销售员正在尝试卖存储器,而现在你却指望他们去卖电脑!你这是疯了。”一些人把微处理器看成洪水猛兽,因为它背离了英特尔主营的存储芯片,但英特尔的新任市场经理埃德•盖尔巴赫认识到,“通用”就意味着无所不在的销售;这个微处理器,他说,可以“首次将智能嵌入许多产品”。

公司为4004芯片花了200美元在几份贸易杂志上乐观地打了广告,称之为“芯片上的电脑”。英特尔预想其可以用于交通灯、烤箱、汽车和手表。非常奇怪,有个用途连诺伊斯和摩尔都没有看到,那就是把芯片用于家用电脑。当时一位工程师试图说服摩尔,英特尔应该涉足个人电脑,摩尔没有看到其广阔前景。那位工程师建议说,家庭妇女们可以用来存储食谱。摩尔立即否决了这项建议,接着说:“我只能想象我的妻子贝蒂站在炉边,旁边有一台派不上用场的电脑。”诺伊斯则预想微处理器主要用于手表。

1971年10月,英特尔公司和花花公子公司(Playboy Enterprises)同一天上市。两个公司市值相当,但没到一年,英特尔的市值就高出花花公子公司一倍。正如一个华尔街分析员所说:“内存胜过了乳房。”打一开始,英特尔就在为达到一个目标而奋斗,公司10% 的收入用于研发,还要获得10%的利润。诺伊斯和摩尔正成为亿万富翁。公司同年生产出了第一款微处理器4004,上面有2 3 0 0个晶体管,4位C PU,一秒钟进行60000次运算。跟存储芯片一样,微处理器也遵循摩尔定律。2000年,一块芯片上有上千万个晶体管,每个晶体管比细菌还小,每秒钟运算上10亿次。2001年,半导体产业单是微芯片销售额就达1390亿美元——地球上每人平均拥有6000万个晶体管。今天的音乐问候卡的计算能力都比庞大的ENIAC强大得多。

4004微处理器是一个原始的装置,英特尔的8位微处理器8080第一次在1974年4月开始销售,售价360美元,它改变了整个产业。8080比4004快20倍。直到那时,电脑业界还认为微处理器只是一个笑话。8080是第一款接近大型计算机要求的芯片。(标价360美元直接针对IBM 360大型机。)尽管微处理器有更长远的意义,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仍只占英特尔业务的一小部分,直到另一位移民的激进决策拯救了这家公司。

出生于布达佩斯的安德里斯•格鲁夫(Andris Grof,1936~),在纳粹对犹太裔的清洗和苏联对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中幸存下来。此后,他逃亡到奥地利,后来又到了美国,在美国,他取名为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这些都写进了他动人的自传《游向彼岸》(Swimming Across)。在自传中,他感到惊异的是,一个在田野中仓皇逃命的难民,数十年之后竟成了《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继续让我吃惊的事实是,在我学业和事业的进展中,没有人由于我是移民而憎恶我的成功。”他于1960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1968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工程专业取得了博士学位,同年诺伊斯和摩尔委任他为英特尔运营主管。格罗夫在20世纪70年代一身迷幻装束,被汤姆•沃尔夫誉为“加州帅哥”,而他更是一个工作非常卖力的经理。英特尔的员工们曾用一句颇具争议的话刻画格鲁夫的管理风格——“就算你是他亲妈,他也会给你当头一棒。”——这既是一种贬低,实际上也是一种褒扬。

1985年,日本厂商大军压境,格鲁夫去见英特尔的CEO兼董事长戈登•摩尔,当时诺伊斯已经退位。格鲁夫记得在费里斯从摩尔的办公室眺望窗外,能看见宏美游乐园里转个不停的大转轮。格罗夫面色凝重地看着摩尔,问道:“如果我们被踢出公司,董事会委任一名新的CEO,你认为他会怎么干?”摩尔立刻回答说:“他会带领我们全线撤出存储器制造领域。”格鲁夫在自传中写道:“我盯着他,脑子里一片空白,说:‘我们干吗不出去走走,转一圈回来,我们自己干。如何?’”就在日本存储器制造商洪水般涌进市场之前,他们将英特尔转向尚处于一片空白的微处理器制造领域。进入21世纪后,芯片制造商们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在晶体管层面的创新还能持续多久。摩尔定律将于2020年左右失效。晶体管存在原子般大小的限制,很快就会小得不能再小(它们的尺寸已经比可见光的波长还要小)。在这个尺度上,会发生不可捉摸、不可控制的量子效应。电子会自行穿越通道,产生隧道效应,而不管晶体管材质的化学特性如何。由肖克利、巴丁、布拉顿设计出来的晶体管将不再有效。理论物理学家已经在谈论新型的光学电脑、DNA电脑,甚至量子电脑,单个的原子量子态取代电子来存储和处理信息。现在这些技术仍然是纯理论。这是传统芯片的终结吗?这是摩尔定律的终结吗?我们拭目以待。G他看到了未来并使之成为现实。他是个人电脑革命的真正奠基人,是DOS之父,PC软件之父。

ARY KILDALL

加里•基尔代尔

1942~1994

基尔代尔喜欢驾着自己的各色小飞机兜风,驾着快艇冲浪,骑摩托车飙车,骑摩托艇乘风破浪,驾驶兰博基尼跑车疾驰——有一次,他发现手里的钱比他预料的要多,他就挑选了14辆跑车放在自己的湖畔别墅里。但是在基尔代尔短暂的一生中,他的最爱还是长时间静静地坐在小屋里编写电脑程序。“坐在终端机前,看着一条条代码在屏幕上奔流,真是其乐无穷。”他说,“听起来有点怪异,但那是思维中迸发出来的;思维一旦开启,便一发不可收。”

他会在深夜给同事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某个程序可用了。“太过瘾了!”他大声说道。专栏作家罗伯特•克林吉里的比喻恰如其分:他写代码好比莫扎特写协奏曲。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在编程方面的能力出类拔萃——这还不足以刻画他在个人电脑革命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第一个认识到了英特尔微处理器不仅可以用于桌面计算、微波炉、交通系统和电子钟表,而且可以为个人电脑带来许多难以想象的用途。随后,完全靠着个人头脑,没有任何研究实验室和其他人的支持,他编写出第一个微机操作系统程序语言和第一个软盘驱动程序。这比第一台微机诞生还早,比第一台苹果机早数月,比第一台IBM兼容机早数年。基尔代尔做到了这一切,自此,程序员不再受电脑硬件兼容性的制约。在基尔代尔的系统里,任何人的应用程序都能够在其他人的电脑上运行。这是所有第三方软件产业的起源。仅这一点就是令人震惊的进步。

基尔代尔比他所处的时代领先了10年,却从没有停止开拓技术的疆界,他死不逢时,那正好是互联网刚开始普及的时候。他推动了抢占式多任务处理、视窗性能和菜单驱动用户界面的发展。他奠定了个人电脑网络的基础;他创建了第一个电脑光碟界面,允许非线性重放和搜索性能,预示了今天的交互式多媒体; 他为P C 创建了第一个客户化C D -ROM归档系统和数据结构。对于所有这些发明创造,这位“电脑界的爱迪生”,也是一位热诚的老师,他竭力把知识传授给更多人;正如他的儿子斯科特所记录:他致力于创造工具帮助世人, 胜过热爱赚钱,这导致他投入大量时间创造“ D r .Logo”,这是一种直观的、非抽象的计算机程序语言,旨在用来指导儿童编程,让孩子们把电脑作为有趣的学习工具,而不仅仅将其用作玩游戏的机器。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基尔代尔正在从事无线硬件连接。他的所作所为成了早期硅谷开创性的缩影:对下一片科技处女地充满兴趣,深信最好的技术定会在市场中胜出,并以此实现自身价值。他有学院派科学家那样的信念:人类的进步需要少一些知识保护,多一些知识普及。杰奎依•莫比(JacquiMorby)这位风险资本家,满怀深情回想起他们初次见面时基尔代尔的理想主义。“他让我去圣荷塞机场找一个脚蹬牛仔靴的红胡须男子,红胡子加里随后驾驶一架轻型飞机在半空中翻滚,从座舱探身向我欢呼,后来又陪我在榛树街共进午餐。在一张榛树餐巾上,他画出了一个梦想的计划,在一个开放的产业里,操作系统的所有者会大胆地开放字处理这样的应用软件。他说若不那样会造成危险的垄断,使创新窒息。”基尔代尔算不上一个幽默的传教士,他不摆架子,爱开玩笑,而且宽宏大量。基尔代尔的辛酸,以及在最后10年他与爱妻渐行渐远,这一切与发明无线电的埃德温•阿姆斯特朗何其相似。二人的遭遇都揭示了:卓越可以被劣行践踏为平庸,误传和操纵可以遮蔽真理和正义。

“加里驾驶着小飞机兜风那天”成就了一段传奇,这一传闻要解释的是IBM如何借助微软的比尔•盖茨涉足拙劣的操作系统的销售,这笔交易又如何一举奠定了盖茨的财富基础。据传,基尔代尔对驾驶小飞机兜风乐此不疲,竟然没有把跟IBM的会晤当回事儿;同时也由于他过于认真和敏感,没有签署满是霸王条款的IBM格式化保密协议。传闻是由比尔•盖茨和其他人散播的,并被书写电脑历史的人所轻信。这纯属捏造。IBM欺骗了基尔代尔。最终不是基尔代尔而是我们大家错过了一个机遇。要是IBM支持基尔代尔的系统,大多数电脑用户就会提早10年使用多任务处理和视窗系统。现今采用的MS-DOS,是基于对基尔代尔系统草率抄袭的QDOS,IBM和微软迫使用户们白白忍受了10多年的系统崩溃之痛,以及因丢失数据、丧失机会带来的不计其数的经济损失。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基尔代尔写了一本名为《电脑倾情》(Computer Connections)的自传,不过从未出版。这本自传一针见血、不矫揉造作、令人感动而不失有趣,洋溢着基尔代尔与技术的浪漫史。从下面摘自自传中的叙述——基尔代尔语录原始资料——可见,没有什么足以木桩穿心①、斩妖驱魔,一举解开引人注目的基尔代尔如何错过成为世界首富之谜。在他的手稿里,基尔代尔写道:“我想我会做一盘‘IBM驾机兜风传说’的磁带。我复制几盘揣在身上,必要时就分发出去。只有一个问题。我来讲这个故事,录下来分发,但听了我讲的故事的人同样会问:‘咦——是你驾机兜风,自己吹掉了IBM吗?’”

加里•基尔代尔的父亲、兢兢业业从事航海事业的约瑟夫,一直梦想着发明一个简单的装置,让海员们有兴趣找出船只在地球上的准确位置,一改远航的沉闷。除了翻阅色情读物、校对航海仪表,海员们还趴在桌子前做一些冗长乏味的计算,从演算《航海天文年历》到推算相互关联的确切时间和日期。约瑟夫在家族船舶学校教授航海学,设想把数据输进他满是凸轮和齿轮的机器里,摇转曲柄,得出答案。“微机发明之前,”基尔代尔写道,“那个‘摇柄机’的确切实可行。”他父亲的创意也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加里在西雅图安妮女王中学的成绩很差,但技术上还算出色。他运用技术才能修理旧车船,使之焕然一新。他设法重新对接邻居的电话线,以便偷听他姐姐跟她男朋友的对话。他发明了一款摩尔斯代码装置,并取得了专利。但是,在安妮女王中学,他的英语成绩太差劲了,他不得不复读一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复读那年,当他这个瘦高个儿在课桌前坐定,发现自己旁边坐着一个迷人风趣的女生——多萝西•麦克尤恩(Dorothy McEwen)。他要学的不规则动词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有讲不完的话,老师不得不干预,让他们分坐在教室的两个角落里——数年后她成为他的妻子。多萝西回忆说:“他善于发明创造。他像一个钻进糖果店的小朋友。”

中学毕业后,加里跟着父亲和爷爷哈罗德在自家的基尔代尔船舶学校成了一名教师。十几岁的加里跟着约瑟夫和哈罗德教授了几年航海学和三角学,直到他92岁生命结束前一个礼拜,哈罗德也没有停止过教学。这一家人有个传说,长辈很强势,所以当21岁的加里宣布要放弃船舶去上大学时,约瑟夫百般阻挠他的计划。加里是个有志气的人,他不仅要冲破父亲的庇护,更要直面自己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华盛顿大学的事实。他请求大学的校董们算上他在基尔代尔船舶学校教书的经历录取他,但同时“也没有抱太大希望”,结果他在1963年获准入学,同年他跟多萝西喜结良缘。多萝西支持他求学——他现在学习真的很刻苦。“基尔代尔船舶学校,”他写道,“教给了我高中学不到的东西,如解决某类数学问题的能力,以及相关的非常重要的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智力工具,还有工作自始至终的条理性。”他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

基尔代尔发现自己处在计算机历史上的关键时期。20世纪60年代是机械计算转换到数字计算的时代。他对二者都有研究;对机械计算,在按了一通复杂的按钮后,他冷淡地评价道:“有时候得到的数字是对的。” 基尔代尔抱以最大热情的是一种重要的电脑软件——编译程序。编译程序是一种翻译程序。这种程序把人类能够理解的计算机语言变成著名的二进制数码——1和0,简称为“比特”,这是计算机能理解的指令: 001110101011000011111100101000011010000001001等等“这种翻译很像自然语言翻译,”基尔代尔写道,“好比坐在洽谈会场里,把英语翻译成日语。编译程序,只要编得好,就能打出优雅的点阵,贴在墙上很像艺术品。哦,你只有动手写过编译程序,才能领会我的意思。当你的编译程序能用时,你会非常自豪,并想展示给大家看。”

1966年,华盛顿大学买了一台强大的新电脑Burroughs B5500,足以运算ALGOL,或者说算法语言——一系列用数字处理的程序。用这台电脑做十进制的数学题比任何人都快。ALGOL是今天PASCAL编程语言的先驱。基尔代尔主动请缨兼职维护Burroughs。他写道:“那台旧的B 5 5 0 0成了我的学习机。我总是在计算机中心迎来日出。”一到深夜,他就满心欢喜地独享计算机,并为此在门口挂牌写上“B5500维修中”。玩了通宵之后,早上6点,他会摘掉指示牌。“我从B5500计算机的架构上学到了很多,特别是有关组织磁盘驱动信息方面的数据结构。”

基尔代尔夜以继日的学习终有回报。1967年,华盛顿大学设立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点,他成为该硕士点第一批录取的20个学生之一。命运之神左手颁发通知书,右手又威胁要收回:基尔代尔恰巧在此时收到征招通知,要他入伍参加越南战争。“该死的!突然间,我满脑子都是稻田的景象。我知道大伙儿在那里别指望跟外面联系上,坦率地说,我不想去挨枪子儿。爸爸通过他的一个战友联系上我,我得以延缓上前线,暂时留下来完成硕士学业,我想借此努力成为一名军官。”他被送到罗德岛新港的海军候补军官学校里待了 1967年和1968年的两个夏天,他成为一名海军少尉,并在等待安置期间在西雅图为水兵教授数据处理。“这是不务正业。我注定要成为驱逐舰上的一名军官,向越南的森林发射炮弹。”1969年,华盛顿大学校长查尔斯•奥迪加德博士被基尔代尔的计算机天赋深深打动,他瞒着基尔代尔,在临近毕业前(基尔代尔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了荣誉)为他安排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面谈。召见他的海军上校盯着基尔代尔的眼睛说:“基尔代尔先生,你可以作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成为驱逐舰上的军官,也可以选择去加州蒙特雷的海军研究生院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系任讲师。基尔代尔回忆说:“这个特别的问题花了我一微秒来理解,然后几乎是脱口而出:‘考虑好了,长官,我非常愿意在战场上报效祖国,但我想我会作第二种选择,如果您准许。’”上校提醒他,如果去海军研究生院教书,他将有可能无法被晋升为海军将军。“我沉思了片刻,随即告诉上校我甘冒这个风险。”

他和多萝西在蒙特雷半岛的太平洋丛林镇(Pacific Grove)安顿下来,举家过着舒适安静的日子。3年海军服役结束已是1972年,其间,基尔代尔作为助教跟学校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在服役结束时回到华盛顿大学继续修博士学位。他的论文主题是“优化编译代码为计算机可阅读形式,以减少对存储器的耗用”。他称这个研究项目为《全域流量最优化》(Global Flow Optimization)。数月后,基尔代尔用数学方法搞了一个研究项目,但他没有证明出其过程更有效。他很少睡觉,坚持不懈地寻求答案。“我就那样一直坐在华盛顿大学校友办公室里,双手撑着脑袋,直到深夜,眼皮撑不住自己合上了。一无所获。但突然间,证明过程冒了出来。我甚至来不及注意。我猛醒,写下了我的中心定理的整个证明过程,直到天亮还没有写完。我猜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卡通人物灵光闪现的一刻画上一只灯泡的原因。这次证明的过程是我生命中最壮丽的经验之一,当然,除去我参观尼亚加拉瀑布那次不算。”

他和多萝西在蒙特雷半岛的太平洋丛林镇(Pacific Grove)安顿下来,举家过着舒适安静的日子。3年海军服役结束已是1972年,其间,基尔代尔作为助教跟学校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在服役结束时回到华盛顿大学继续修博士学位。他的论文主题是“优化编译代码为计算机可阅读形式,以减少对存储器的耗用”。他称这个研究项目为《全域流量最优化》(Global Flow Optimization)。

数月后,基尔代尔用数学方法搞了一个研究项目,但他没有证明出其过程更有效。他很少睡觉,坚持不懈地寻求答案。“我就那样一直坐在华盛顿大学校友办公室里,双手撑着脑袋,直到深夜,眼皮撑不住自己合上了。一无所获。但突然间,证明过程冒了出来。我甚至来不及注意。我猛醒,写下了我的中心定理的整个证明过程,直到天亮还没有写完。我猜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卡通人物灵光闪现的一刻画上一只灯泡的原因。这次证明的过程是我生命中最壮丽的经验之一,当然,除去我参观尼亚加拉瀑布那次不算。”

1972年,一位同事给他看了《电子工程专辑》上的一则广告:“英特尔公司供应25美元的电脑。”实际上,是提供4位电脑芯片,大小约0.8英寸×0.3英寸,由英特尔公司年轻的特德•霍夫为一家日本桌面计算器厂商设计,并在霍夫的催促下投放到商业零售。要是你买一万只,单价只花25美元;如果你只买一只,价格就在45美元至60美元间。但消费者使用4004芯片,首先需要为存储器设计一个专门的板级或机箱级系统、电源、键盘、显示器和数据线。为帮助消费者上手,英特尔开始销售各种板级“开发系统”,它们都带有足够的内存供演示芯片运作,以及供运行、测试和设计新程序用。价格为3 0 0万美元的IBM大型机一直让基尔代尔望洋兴叹,而4 0 0 4 微处理器刚好激发了他的兴趣。他还从未听说过这家“小芯片公司”,但是他给英特尔送去了为4 0 0 4 写的第一个开发系统的规格说明书。英特尔出售的打包产品是一个英尺见方的蓝盒子,叫SIM4-01,芯片上有2300只晶体管和只读存储器(ROM),但要价却高达1000美元,需外加700美元电传打字机。他的年薪才20000美元,他买不起这套东西。他在IBM370大型机上虚拟4004微处理器的运作,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他编写模拟器时,芯片的局限性逼得他发疯,但从房间大小的IBM大型机上他看到了微处理器潜在的出路(冰箱大小的小型机由肯•奥尔森的DEC公司出品)。“按照任何人的标准,4004都是一款非常粗糙的电脑,但是它预言了个人电脑的可能性,自己拥有而无须与他人分享。这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这款小处理器开启了整个产业……在1972年,我老爸的航海‘摇柄机’抵达了英特尔4004时代,看来要切实运转起来,还需要完成一些主要的编程工作。”

4004没有三角运算功能,所以基尔代尔花了数月时间为芯片编写正弦与余弦等程序。在模拟器上出现程序错排之后,基尔代尔知道自己手里这个东西会让英特尔感兴趣。他给那里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提出用4004模拟器换一块真的芯片,一套价值1 000美元的SIM4-01。那位英特尔工程师对基尔代尔编写三角运算功能的兴趣比对模拟器的兴趣还大。他们一拍即合,基尔代尔得到了属于自己的4004。

面对一次只能处理4位数据且没有显示器的机器,做任何事情都是漫长乏味、度日如年。基尔代尔描述了这个过程:一束紫外线闪烁着穿过一个石英窗口,用30分钟擦除EPROM(能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上256字节的空间,以便为他自己的小程序腾出空间;把纸带送进电传打字机,一行又一行敲上用16进制代码编写的程序,即机器语言;调整输入错误要全部重来;运行正确代码加载每一个EPROM。“在20年前,先驱者必须做这些基础活儿,这样你才能在当今时代,在平稳飞越科罗拉多37000英尺高空时,在机舱内享受你那小巧的笔记本电脑……可以参考一下,纽约飞旧金山平均要6个小时。这个时长,是程序加载入12个EPROM的时间,每个EPROM有256字节,或说相当于处理总共3072字节的存储空间要花费的时间。”

今天的笔记本电脑做这些事情只需几分之一秒。尽管如此,基尔代尔创建了一种公文包电脑——“这可能是第一款个人电脑”——并拖着60磅的电传打字机带着它到处演示。他激励了数百人,其中有一位华盛顿大学毕业的年轻工程师,汤姆•罗兰达(TomRolander),汤姆后来成为了加里生命中的挚友。英特尔公司也被基尔代尔不断涌现的构想深深打动,随后雇用他为兼职咨询师,开始为公司正在研制的新型微处理器编写模拟器,那是比4004精致得多的新产品,速度快10倍。那时在英特尔公司,软件应用并不受重视;基尔代尔兼职参与的软件“组”只有两个人,他们在一个小厨房大小的空间里大干特干。基尔代尔为其公文包电脑设计出了一款星球大战类的视频游戏,这个游戏基于英特尔工程师斯坦•麦卓尔(StanMazor)在1972年的一个创意,斯坦是微处理器的开发者之一。二人联手将游戏演示给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鲍勃•诺伊斯看。温和、笑容可掬的诺伊斯偶尔身着白色的实验室大褂步入他们软件组的小角落,激励一下大家。 基尔代尔写道:“诺伊斯对视着4004上一闪一闪的LED指示灯。他看看斯坦,看看我,说道,老实说,微处理器的未来属于电子表,不属于电脑游戏。”随后,英特尔刚买下了最早的电子表公司之一Microma,结果不久之后它被日本电子表大军打得一败涂地。英特尔由此错过了一次引领视频游戏产业的机会。基尔代尔反过来也会影响诺伊斯的判断,诺伊斯写道:“他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作过的一些决定是正确的,一些决定能使未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基尔代尔要谈的是立足微处理器去创立一个产业的问题,而“鲍勃在员工们面前的确有一种威严”。

1973年,8008芯片的成功让英特尔公司上下欢呼雀跃,这款芯片的性能比第一款微处理器高出一倍,基尔代尔在那里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眼皮撑不住”的时候,他会在停车场自己的大众汽车里过夜。他变成了电子集市的交易员,用自己的软件技能去换取英特尔开发的硬件。一天早上,加里敲开软件小组经理汉克•史密斯(Hank Smith)的门,加里告诉汉克他能为英特尔8008微处理器编写编译程序,这样一来,他的客户就不再需要冗长的低级汇编语言了。史密斯不明白基尔代尔的意思。基尔代尔演示了编译器将会如何让一个8008用户写出简单的等式 x = y + z,以替代长达几行的低级汇编语言。这位经理随即与一个他正在跟进的客户通了电话,挂掉电话后,他喜笑颜开,说出了对个人电脑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的三个字:“去干吧!”这种新程序,基尔代尔称之为PL/M,即微机程序语言,用于编写微处理器应用程序,如操作系统和公用程序,这些程序后来用了数十年。基尔代尔的酬劳是英特尔的新款小型电脑系统Intellec-8。这是第一款商用个人电脑,基尔代尔解释说,虽然没有人这么认为。他借了1700美元买了一台打印机和一台视频显示器。在蒙特雷的海军教室里,他无法脱离新安装的昂贵的DECPDP-10小型机来独立运行Intellec,这对他刺激很大——除非他能思索出一个办法让Intellec能储存大量数据。就像技术专栏作家阿尔•法索德(AlFasoldt)所写的,没有磁盘操作系统,电脑就愚笨得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卡座磁带存储在这里不管用;随后,离英特尔公司不远的Memorex公司推出了一种大型机用的8英寸软盘。这款软盘能存储250万个字符,每秒钟处理10万个字符的数据(相比之下,电传打字机纸读器每秒处理10个字符),在理论上,磁盘可以立即访问任何分区的储存数据而无须像磁带那样倒带或快进。太棒了——但是基尔代尔的小电脑与磁盘驱动器之间的通信,还需要一个控制板去操纵复杂的电子仪器,而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我坐在那里,连续数小时盯着那该死的磁盘驱动器,用手让它转来转去,试图想个办法让它飞起来。软驱控制器的缺失成了我与自己的电脑之间唯一的事情。这令我发狂。”这个设备在他办公室放了一年,软件天才被硬件打败了。“每次我都看上一阵子,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不情愿地回到DEC小型机面前,编写操作系统,他称之为CP/M,即微机控制程序,效仿PL/M(CP/M起初是为了控制程序/显示器)。他知道这个程序很不错,但他仍然无法把这个程序用于磁盘通信。豁出去了,他给华盛顿大学的朋友电子工程博士约翰•托罗德(John Torode)去了电话。托罗德花了数月时间,拿出了一个小巧的微控制器。基尔代尔屏息而待:“我们把我的CP/M程序从纸带加载到磁盘上,然后从磁盘上‘启动’CP/M,出现了提示符: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当然除去我参观尼亚加拉瀑布那次不算。”基尔代尔打开一个文件,存到软盘,文件随即出现在目录下——现在来看再平凡不过,而在当时,那一刻却是激动人心的成就,世界上第一个用于微机的磁盘操作系统诞生了。两人买了一瓶庆功的红酒步行回到基尔代尔的住处,程序员和工程师聊开了,“这会是一个抢手货。”但市场在哪里?旧金山的创业者本•库珀(Ben Cooper)委托基尔代尔为其正在制造的占星术街机编写程序:投进一枚25美分的硬币,拨打你的生日,你就能得知你的未来运势。基尔代尔在自家屋后一间改装的小工具室里完成了这个软件系统。当时库珀先生想要获取文件,却把目录指令“dir *.*”错敲成删除指令“del*.*”,结果删除了磁盘上的所有文件。这就是后来增加提示语“你确认吗?(Y/N)”的起源。

库珀最终把他的机器安装到了旧金山的渔人码头,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占星机的创业者和程序员坐在机器附近的长凳上,想看看效果如何。一对相爱的人手拉着手,投进了一枚硬币,耐心地在机器上拨号,随后带着心上人的星座运程心满意足地离去。“就因为这个,”基尔代尔写道,“他们很可能今天就结婚,要上7个小孩儿。”但是没有人想买库珀造出来的那200台机器。基尔代尔自己幸福的婚姻(还有两个很优秀的孩子:斯科特和克里斯汀)在1974年出了点小插曲,不过多萝西积极主动地挽回了这一切,她帮助张罗CP/M程序的生意。她没有正式念过大学,但她在一家电话公司做过客服,还有,如基尔代尔所写,多萝西常常比他招来的校友们还聪明。加里继续在蒙特雷教书,此时多萝西负责早期的生意,递送磁盘给客户。多萝西和加里在一份著名的会员杂志上登了一则25美元的广告,客户多是看到了这则广告来买的。正是这份《Dr.Dobbs’ Journal of Computer Calisthenics andOrthedontia》杂志的创始编辑吉姆•沃伦建议他们在上面打广告的。起初市场上对磁碟盘的需求增长不大,消费对象都是早期的电脑狂。“我们从卧室的一个角落起步,”多萝西告诉我们,“没有长期计划。我们没有投资去运作。我们没有多少存款。我们自己也靠Visa和MasterCard信用卡生活。”他们的第一个突破是在1 9 7 5 年将一款字处理程序销售给欧姆龙(Omron)公司,这是一家为报纸编辑制造阴极射线管(CRTs)的公司。欧姆龙是第一家在其硬件上使用CP/M的公司。基尔代尔和托罗德从这笔生意中各分得了25000美元。

同年早些时候,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埃德•罗伯茨(Ed Roberts)为电脑迷提供Altair电脑邮购服务,这是第一款商业运作成功的个人电脑,其售价为500美元。Altair电脑配备了一块Intel 8008微处理器,面板上有拨动开关。Altair电脑的内存只有256字节,没有屏幕,没有键盘,很不好用,批评声不断。

一家更有抱负、要面向大众销售个人电脑的新公司出现在圣拉斐尔,从硅谷跨过金门大桥就到达其所在地点,这家公司自称为以姆赛(IMSAI)。该公司承诺提供磁盘操作系统,甚至在公司组建中就承诺提供,当时基尔代尔在军校教过的一个名为格伦•尤因(Glenn Ewing)的学生被雇为咨询师,为以姆赛公司讲解CP/M程序。“格伦在1975年来到了我的工具室电脑间,”基尔代尔写道,“所以我们可以为以姆赛硬件‘改编’CP/M程序。意思是我会改写部分CP/M程序,控制磁盘控制器和显示器等。哎——我受够了,这些工作我做了又做,手指尖都磨细了,所以我设计了一个通用界面,称之为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这个不错的程序允许针对不同硬件立即改变参数。这个小BIOS配置是CP/M成功的秘密。”

基尔代尔从本质上创建了一个数字平台。底层可以改写以适应不同的硬件配置;而顶层具有真正的革命意义,无须再改写。基尔代尔开发了一组指令,起初叫“C a l l5”,后来叫“Int 21”;任何应用程序都可以与他的操作系统界面连接。这是一个非凡的进步。它把软件从硬件上解放出来。从那以后,任何应用程序可以在任意一台电脑上运行。

据基尔代尔描述,他和格伦在一个明媚的下午创建了这个系统,他们坐在装有蜂雀进食器的房子对面的工具室里,在田园牧歌中迎接电脑革命的来临。基尔代尔的朋友、未来的合作伙伴汤姆•罗兰达,作了很好的解释:“想想在那一刻之前,情况对于软件供应商来说有多么恐怖。他们不得不做好程序的不同拷贝,以匹配不同的硬件”——而需要应付的特殊硬件有数十、数百种。想象一下,世界上每种型号的汽车需要不同的汽油会怎样——这就是在基尔代尔创新之前电脑操作员所面临的境况。基尔代尔为PC软件产业打下了发展的基石,奠定了成长的土壤。他以25000美元把这个系统授权给了以姆赛公司,觉得自己发了财。很明显,这个东西有利可图,但基尔代尔尝到了从发明家转变为创新者的痛苦。他的乐趣在蒙特雷的课堂上,在那里,研究生们在他的热情感召下进步很快,他愿意为每个人提供机会。加里带领他们一步一步设计手表电脑,用以监视海军潜水员在各种深度时所承受的氮气压力,避免“潜涵”① 这种职业病。用《Dr. Dobbs’ Journalof Computer Calisthenics and Orthodontia》专题编辑迈克尔•斯温的话说,加里的课堂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微机学术实验室。而现在正是向前跨出一步的时候。

“ 他只热衷于教书, ” 多萝西说,“对他来说,要完全退出学校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在多萝西的鼓励下, 他们在1976年决定开始做全职邮购商务,他们称之为星际数字研究公司(Intergalactic Digital Research)——冠以“星际”只是因为有人已经在数年前用了“数据研究公司”② 这个名字。基尔代尔说,碰巧此时英特尔的新管理层终止了他的咨询一职。据说,基尔代尔把正在开发的整个系统提交给了英特尔,得了20000美元,他们自此错过了一个黄金机会;而事实是,基尔代尔说,英特尔只想自己开发操作系统,最终,这对他来说是“天赐之物”。他的自传里写得很清楚,他也不再对Intel着迷。其自传叙述了英特尔公司市场部经理吉姆•拉利(Jim Lally)是如何跟他抬价的,Intel 8080微处理器加上纸带和软驱一共12000美元。加里写道:“我目瞪口呆。这包含着直接阻滞社会技术进步的企图,他们只顾英特尔获取巨额利润。这对我是很好的教训。我拒付。这简直闻所未闻,想都不要想。而吉姆•拉利现在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风险资本家。”

基尔代尔的道德伦理在精明的营销策略中得到了应验。他起初建议自己的每张系统软件盘只卖29.95美元,简直是连卖带送。在多萝西的坚持下,他才涨到70美元——这个价格仍然便宜得不可思议。多萝西记得在1976年曾数次去邮局,希望能收到让公司再维持一段时间的支票。到了1978年,公司终于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他专属系统软件纷纷效仿。CP/M使英特尔操作系统看上去像个阴谋;除了使之变得便宜之外,基尔代尔的系统小、速度快,并能在所有的英特尔电脑上运行,赛过Zilog Z80s。“此前没有其他软件产品像我们这样定价,”基尔代尔写道,“好,CP/M一个拷贝的价格调到了100美元,版本号为1.4,并没有人在意。”其版本系列在于基尔代尔的另一项创新:第一位数字表示“主要的”修订版本,小数点后表示更新的、次要的修订版本。“你向厂商或者消费者收取‘较少的’费用,让其得到次要的修订版本,随后发行‘主要的’修订版本,如CP/M2.0,赚更多的钱。这成了微机软件的标志,仅为了多收点儿钱。”

1978年,他们的销售收入达每月10万美元,利润率为57%,加里和多萝西搬进了一幢宽敞的、翻新的维多利亚式小楼,在太平洋丛林镇,在那儿能眺望到蒙特雷湾的海浪。在那里,加里在圆顶下工作,多萝西在底楼负责商务办公室。多萝西舍弃了她的夫姓“基尔代尔”,用她的本姓“麦克尤恩”,以免给人留下开夫妻店的印象。“那是一个令人非常激动的时刻,我们只是对什么都非常天真,比如做生意。”多萝西回忆道,“我们年轻,还没有成年。”他们逐渐招进了一些年轻员工,有学生、教授、朋友,程序员们被安置在房子的二楼看不见的地方。公司的气氛有点儿滑稽:由于基尔代尔的提倡,好多员工都是结了婚的,办公楼里常有一帮吃奶的婴儿。员工上班有光着脚的、有穿短裤的、有嬉皮士打扮的;穿套装的都是来访者。一位应聘者来找老板面试,发现老板是个身着宽松长袍的红胡子“罗马皇帝”。汤姆•罗兰达在英特尔做了3年工程师之后来拜访基尔代尔,他认出了基尔代尔桌上的模型飞机,谈到自己也是一名飞行员。没出几分钟,基尔代尔拉着他钻进一辆跑车,飞驰到机场,驾驶一架真正的切诺基180飞机上天兜风。两天后,罗兰达来到太平洋丛林镇工作,编写多任务版本CP/M。罗兰达伴随基尔代尔经历了所有的成功与危机。基尔代尔写道:“汤姆和我有一套如何一起共事的诀窍。我会招新员工、写程序,他会善后,让他们出产品。有时产品不错,有时则不然。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不可能每次都是‘全垒打’。”罗兰达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被一个伙伴描述为“汤姆大炮”。“他的意思是你让汤姆对准一个特定的方向,点燃导火索,汤姆真的不在乎大炮对准的是哪个方向;为了一个感兴趣的软件问题,他只想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他今天仍是一个瘦瘦的、引人注目的、健康结实的汉子。去他办公室的来访者都想挪动走廊上他那辆自行车,却发现不可能挪得动。罗兰达在车上装了一些很沉的砖块,以保证获得适当的体能锻炼。他同样可以叫“完美T形身材汤姆”。“汤姆学习和练习书法,”基尔代尔写道,“在我们的友谊中,他用书法抄写《先知》给我。我知道这花了他很多很多时间。”他们二人一起飞行、一起沿艾丝洛玛海滩慢跑,互为知己。基尔代尔写道:“汤姆•罗兰达一度是我飞行中和生命中的副驾驶员。”在一次惊慌失措的夜航中,罗兰达挽救了他们俩的性命。基尔代尔对仪表盘信息不以为然,误以为新奥尔良外庞恰特雷恩湖上的一束光是地平线。他们差一点就机毁人亡,亏得罗兰达探出右舷窗,大喊着示警。“飞机及时倾斜转弯,”基尔代尔写道,“我靠仪表返航。把那架Aerostar飞机调到‘自动驾驶’也许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困难的一件事。”

基尔代尔不是一个铤而走险的飞行员。他充分使用仪器导航飞行。但是在地面上,他以冒险为乐。1981年,39岁生日那天,他收到一双旱冰鞋,“那种鞋看上去像乒乓球鞋安在一级方程式赛车上。”当生日宴会开香槟酒的时候,他快速下坡滑过来抢酒喝,跌跌绊绊滑过一地橡子,引得每个人开怀大笑。他十分喜欢滑旱冰,常常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滑来滑去。在以姆赛电脑上用CP/M做了一个会计系统的艾伦•库珀说,基尔代尔只会失败,库珀认为公司不能搞得像一所大学。“雇员们会找到他,指望他解决商务问题、市场问题、个人问题。他不知道答案,也不会真正去思考那些问题。他想做的只是写代码。”加里不是一个代码狂,不是对其他事情没有条理的人。罗兰达陪伴基尔代尔商务飞行超过1000小时,汤姆越来越欣赏基尔代尔驾机时有条不紊的样子,无论是驾驶他的Pitts双翼飞机做一阵特技,还是驾驶他的双引擎Aerostar远航。“以我的个性会吵吵着要更多次起航,加里则总是事先仔细了解天气预报、燃料加载、重量和平衡计算,再决定是否起航。”

“加里编程同样有条不紊。开始总是在大张纸上画好完整详细的数据结构草图。在整个设计形象化之前,他绝不着手写代码。在飞行中准备着陆时,加里有着高超的飞行技艺,注意每一个细节,没有丝毫慌乱。他总是那么沉着、自信,同样也会要求副驾驶员做好各项细节准备。他会让我不断陈述空中交通管制传输情况,让我像个职业飞行员。毕竟,当时我们正飞行在25000英尺的高空,接近大型飞机的航域。加里非常注意他编程的细节。跟其他程序设计人员不同,他经常满足于描绘总体情况,然后让更多初级程序员来完成细节,加里负责对其产品进行设计、实现和排错。”到1980年,基尔代尔已经销售了无数的CP/M软件并为新型驱动器重新设计了他的系统。他的系统成为大多数PC机的标准操作系统。对于这对年轻夫妇来说,这是一段大好时光。时任基尔代尔律师的格里•戴维斯(Gerry Davis)回忆说,银行曾打电话来询问公司的利润是否真实,戴维斯回答说完全真实。“但是竟然有85%的毛利。那不可能。”戴维斯向银行家保证那是真的。基尔代尔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很显然,随后的问题是比尔•盖茨是如何登场的。

当基尔代尔编写其编译器和完成博士学业时,比尔•盖茨还是个13岁的黑客。盖茨和保罗•艾伦(Paul Allen)在哈佛大学的大型机上模拟了埃德•罗伯茨的一款计算机,并安装上了一种简单的程序——“BASIC”语言。这种语言是达特茅斯大学的约翰•凯梅尼(John Kemeny)和托马斯•库尔茨(Thomas Kurtz)发明的,意思是“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代码”。这种语言很初级,但能让爱好者自己编写简单程序。盖茨和艾伦在1975年成立了微软公司,在爱伯克基销售BASIC翻译程序,离罗伯茨的工厂不远,但两年过去了,盖茨怀疑爱伯克基不是他做生意的理想地点。

盖茨去咨询基尔代尔,加里驾车带着盖茨沿中加州海岸兜风,他们俩都有随手收集超速驾驶罚单的爱好,彼此惺惺相惜,他们谈及两个公司合并的事宜。“那天,我们邀请比尔在家里过夜。多萝西准备了丰盛的烤鸡晚餐。”基尔代尔写道,“因为某些原因,我总觉得与比尔不好相处。自始至终,我一只手放在钱包上,另一只手放在我的程序清单上。我发现他的举止过于刻意,尽管无论讨论什么他都始终微笑着。盖茨属于技术型,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硅谷108条好汉》(The Silicon Boys)的作者戴维•卡普兰说,他们似乎达成了默契,井水不犯河水。“DRI公司不涉足程序语言,微软公司不染指操作系统。”

就在这个时候,波士顿的数据总公司(DGC)找到基尔代尔,委托他为其IBM电脑编写全新的编译程序PL/I,“把一只恐龙的每一点都要做好,恐怕只有迪士尼才做得出来。”加里认为这个项目要占用他9个月时间,完全完工则要用两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编译器架构在英特尔芯片上,它能赋予主机全新的应用程序,而这让他打起精神投入到研发CP/M-86上,这是一个在英特尔8086芯片上运行的16位版本——基尔代尔这么一耽搁,就给了比尔•盖茨一生的机会。当然,盖茨把公司安置在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他的突破是1978年艾伦设计的“微软软卡”。这是一种附加板,可以使沃兹尼亚克-乔布斯Apple Ⅱe运行CP/M和微软Basic。这个CP/M附加让Apple Ⅱ型机用户可以运行基于CP/M的大型应用软件。“我要特许权使用费,”基尔代尔写道,“但是比尔想买断,并坚持要买断。我卖了10000个拷贝给他,每个2.5美元。”基尔代尔随即强调:“比尔在授权协议上签了字,承诺保护CP/M设计。”

这是一种明智的防范。20世纪70年代末,很多人在盗版基尔代尔的设计:数百种“克隆版本”被制作出来。格里•戴维斯多次去信示警,但基尔代尔找到了最有效的办法打击盗版,他亲自登门造访克隆者,当面戳穿他们,而不去起诉他们。罗杰•梅隆(Roger Mellon)从帕诺阿尔托卖场买了一张操作系统盘,卖方保证是正版。当基尔代尔用机器内置调试器扫描梅隆的存储系统时,里边显示出一条信息:“版权1978,DRI公司。”梅隆不得不立即通过注册获取授权。基尔代尔写道:“我把版权信息植入对象代码以防盗版,只有精于此道的程序员才能摘掉这条信息。不仅如此,如果信息被摘掉,CP/M将不能运行,因为操作系统会检查是否有版权信息,有版权信息,系统才会启动,使用软件加密技术防盗版效果相当不错。”(基尔代尔在海军研究生院学过加密技术。)1979年秋天,罗杰•比林斯(Roger Billings)在犹他州普罗沃市的公司计算机系统销路很好。基尔代尔和罗兰达驾驶单引擎Piper Archer飞机飞了7个小时,直奔等候在候机室的比林斯。二话没说,基尔代尔在候机室的一台比林斯电脑上用自己的调试程序,很快进入了电脑操作系统的内核。DRI公司的版权信息显现在罗杰面前。基尔代尔写道:“罗杰立即变得十分友好。”

另一位行为不道德的人是罗德•布罗克(Rod Brock),他是比尔•盖茨在雷德蒙德的邻居。布罗克自己有一家小公司叫西雅图计算机公司(SCP),其急欲得到基尔代尔正在为功能更能大的新款8086英特尔芯片开发的CP/M-86。布罗克的公司经营每况愈下,于是雇用蒂姆•帕特森(Tim Paterson)为他挽回败局。帕特森依靠基尔代尔的系统编写了一个程序,他对外称为“西雅图DOS”,他也称之为QDOS,意为“快速而肮脏的操作系统”。基尔代尔写道:“帕特森的西雅图DOS仍是另一种对CP/M设计的剽窃。CP/M机器代码被分离,QDOS使用CP/M自带的分布式调试工具(DDT),以测定CP/M的内在运作,旨在对CP/M的运行进行克隆。”帕特森否认使用了CP/M源代码,但承认编写了两个类似的程序,帮助把程序编译进QDOS。帕特森说:“因为文件存储格式完全不同,所以内在运作与CP/M没有任何联系。”基尔代尔的朋友、英特尔前工程师和电脑专家约翰•沃顿(JohnWharton)巧妙地概括了道德规范:“我们来设身处地地替SCP公司想一想:由于缺乏软件,公司的8086硬件就销售不出去,于是不能买到其想要的软件。但是,对于帕特森先生援引CP/M-86作为辩护无效,说什么为适当地‘观察和感知’竞争操作系统产品以及其效用,我们可以通过类比来作判断,‘我需要那部车,法官大人,但原告不卖给我,所以我才被迫把它弄到手。’”

原本通过诉讼或使其蒙羞可以很快处理的一件小事,却因为IBM的奇怪行为而变得非常复杂。电脑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基尔代尔创造了CP/M——每一个人,似乎除了IBM这个大型机制造的巨无霸,当时IBM个人电脑还没有问世。1980年7月,IBM纽约阿蒙克的负责人在佛罗里达的博卡拉顿组建了一个特别小组,从事桌上电脑的大规模生产和营销的可行性研究。菲利普•埃斯特里奇(Philip Estridge),绰号为“唐”,他只用一年的时间就完成这个代号为“象棋工程”(Project Chess)的秘密项目。为了解市场,他们买回一些组件和一个开放架构的操作系统,来支撑运行附加软件——恰好就像基尔代尔设计的操作系统。IBM选择了英特尔处理器。操作系统方面,他们没有邀请在加利福尼亚的基尔代尔和DRI公司,而是邀请了在西雅图的佯装拥有CP/M的比尔•盖茨:微软那时只是一家40人的小公司,销售在CP/M上运行的程序语言。IBM特别小组共有5人,由杰克•萨姆斯和帕特•哈林顿带头。他们在8月的一个星期三飞到西雅图。在确保盖茨和他的伙伴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签署了一份霸王保密协议和一份咨询协议之后,他们开始谈判从微软购买CP/M授权许可事宜。盖茨必须承认他没有这个系统的许可权。据罗兰达说,盖茨给基尔代尔去电话,只说是一个“大客户”打算接触一下DRI公司,让基尔代尔“好生接待”。两天后,IBM给DRI打来电话商定了会晤日程。那个虚构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回忆录中,基尔代尔十分明确(罗兰达也进一步证实)他安排在一个周五下午与“象棋工程”小组会晤。他事先向IBM告知和解释了自己已在周五上午安排一次商务旅行(去奥克兰拜访一位重要的CP/M分销商比尔•戈德布特,其工厂在奥克兰),因此为IBM安排了一个预备会谈,由多萝西在周五上午接待来访者。多萝西与IBM谈判了合同事宜;也就在那个周五早上,多萝西刚签署了与惠普的合同。

如日程所安排,IBM小组准时在上午10点钟到场,以盛气凌人著称的IBM律师随即向多萝西提出一份荒唐霸道的不公开协议。据基尔代尔说,协议上宣称,“所有创意、发明或其他信息,都为IBM所有。”IBM说的任何东西都是绝密;反之,DRI所说的则都不是绝密。多萝西尽管犹豫不决,但还是把DRI公司的标准授权协议递给了IBM小组,要知道,已经有1000多家制造商签署过这份标准协议。双方僵持了数小时。在没有弄清楚IBM的意图之前,多萝西不打算签署IBM所提出的空话协议。在DRI签署协议之前,IBM不会透露来意。多萝西征求与会的格里•戴维斯律师的建议。格里同意多萝西的意见,认为被要求承担的义务过于宽泛,并且认为这份协议可能被修改过。他说:“比尔•盖茨签署了那份协议,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损失的,因为他没有任何操作系统。”

在基尔代尔赶回来进行下午部分的谈判之前,多萝西决定不再继续谈下去。在等待期间,IBM小组看上去气得七窍生烟。上述事实经人略作修正,即刻面目全非,这让基尔代尔大为吃惊且沮丧。盖茨在1982年接受伦敦《泰晤士报》采访时则说:“当IBM登门拜访时,加里驾机兜风去了,这就是他们没有得到合同的原因。”1992年,罗伯特•克林吉里(Robert Cringely)在《偶然帝国》(Accidental Empires)这本硅谷的奠基之作中写道:基尔代尔压根儿就没露面,IBM十分懊恼,没有表明来意就离开了DRI公司。错!错!错!这竟然是有关PC起源的标准书籍。纽约长岛的《新闻日报》写道:“故事版本常常这样提及,衬衣笔挺的IBM小伙子们,在CP/M的女老板取消了他们的会谈之后,转向一个叫微软的不知名公司,那个公司由一个叫比尔•盖茨的不知名的讨厌鬼带头。”(有一点倒是真的,汤姆•罗兰达在那段日子正秃头得厉害。)杰克•萨姆斯也许是基尔代尔缺席这一过程的始作俑者之一,他在1992年告诉詹姆斯•华莱士和吉姆•埃里克松,他肯定基尔代尔没来参加会谈。“除非他在场,但扮作其他人。”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Jr.)说道,不怀疑基尔代尔在场,在他2001年出版的《消费电子史》(Inventing the ElectronicCentury)中写道:“基尔代尔不愿意签署IBM不让步的不公开标准协议……要是基尔代尔顺势接受不公开条款,如果摩托罗拉芯片在英特尔的非主流芯片市场成为首选,在20世纪80年代那关键的10年,个人电脑的基本历史面貌可能仍会是同一个样子。只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业界的两大主角儿不再是英特尔和微软而已。”戴维•卡普兰解释了这种轻信谣言的现象:“这种传闻是微软的版本,是流传甚广的版本——因为胜者注重写历史,并让他们所写的历史成为主流。”

事实上,当基尔代尔和罗兰达按原定安排在下午抵达太平洋丛林镇时,他们就会同多萝西和戴维斯与IBM的人进行了会晤。那份非公开协议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致,基尔代尔一签字,IBM就透露了他们的计划。罗兰达演示了DRI的新MP/M-86,一款卓越的新式多任务操作系统,一款为英特尔的16位电脑芯片量身定制的操作系统。(盖茨一直被认为是劝说IBM采用16位芯片的人,但据盖茨的传记作者斯蒂芬•马内斯和保罗•安德鲁斯说,IBM在与微软合作之前已经决定采用16位芯片。)在多任务处理方面,基尔代尔领先其他任何人数年。罗兰达还详述了CP/M-86,这是最新的CP/M版本,将用于新款英特尔芯片的用户过渡。基尔代尔和罗兰达最终还是希望MP/M-86成为新的业界标准。基尔代尔写道:“新的MP/M-86是面向未来的操作系统,因为其具有能支持现有软件的内置多任务处理能力,具有内置网络。而到如今(1994年)我们仍在展望这些东西。很明显,如果在十多年前允许DRI介绍这些产品,PC产业会进步得多。”

谈判从I BM出价多少开始。据罗兰达说,基尔代尔对呆板的、穿着过于讲究的(用加州的标准看)IBM谈判人员感觉并不好;而IBM的人可能看着加里像个嬉皮士。DRI那时的年收益是500万美元,大部分收入来自CP/M。基尔代尔写道:“IBM提出要用25万美元买断CP/M-86,用于其新的PC。你可能会说,‘嘿,加里,把这该死的东西卖给IBM,然后你只要把MP/M搞出来超越它,那不就很好吗?’那种策略也许可行,我们的整个客户基础需要平稳过渡到16位机器,如果那样,我们将失去这些客户,元气大伤。所以,我提议按现行其他厂商支付的每个CP/M拷贝10美元的版权金方式付款。”戴维斯指出,DRI与其他公司都签署了“最惠待遇”条款,意味着以固定费用把CP/M卖给IBM会导致DRI遭到其他客户的起诉。基尔代尔不得不设法谈判一份类似于跟其他客户签署过的协议。

IBM不愿意这样——他们甚至坚持要把基尔代尔的操作系统改名为PC-DOS——不过基尔代尔依然相信他们能成交。据他所知,别人都没有IBM能用的操作系统。基尔代尔写道:“我们在细节上的讨论有分歧,不过双方还是签署了一个框架协议,表示愿意做这笔生意,大家握手致意。”基尔代尔和家人当天晚上就去加勒比度假去了。在去佛罗里达的航班上,他们恰好遇到准备回博卡拉顿的IBM小组。基尔代尔一路上跟他们讨论如何让CP/M匹配IBM的需求。多萝西描述了IBM小组的“友好”。她说:“其中一个组员还友好地吻了一下我的脸颊。”(萨姆斯在他的《无形的基尔代尔》(Invisible Kildall)中说,在回博卡拉顿的路上,多西肯定吻了一位他的组员,但不是他,因为他去了西雅图,大概是去跟盖茨再次沟通。)

一周后,基尔代尔回到蒙特雷,就直接给博卡拉顿小组去了电话——打了一次又一次。IBM此时销声匿迹了——他们已经倒向了微软。戴维斯说,DRI也略知IBM正在跟微软谈,但基尔代尔告诉戴维斯:“比尔是我的朋友,他不会置我于死地。”而这恰恰是比尔所做的。

当IBM再次拜访盖茨并告知他已邂逅基尔代尔时,盖茨想方设法知悉基尔代尔还没有完成为16位机器设计的CP/M,于是表示微软能自主满足IBM的需要。IBM的来访者一回到博卡拉顿,盖茨就给罗德•布罗克去了电话,盖茨花75000美元购买了蒂姆•帕特森的系统——初装费25000美元,另花50000美元一次性买断该系统——他没有将自己的意图告诉布罗克(比尔后来引述了与IBM的非公开协议)。

盖茨要赌两样东西:第一要赌帕特森改编的基尔代尔操作系统的法律诉讼风险——盖茨从未告诉IBM帕特森的QDOS与基尔代尔的CP/M有多么类似;第二要赌IBM可能退出的风险。而IBM曾经退出过;在1974年,IBM推出了市价高达10000美元的PC,采用英特尔芯片的IBM 1500,但销售失败。“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认真讨论是否取消这个项目,”盖茨说,“为了这个项目,我们把公司能调度的资源都搭进去了。”当时盖茨情愿赌上每一样东西。在9月底,他和巴尔默飞到博卡拉顿去陈述策划案,策划案由一位日本雇员西胜彦(Kay Nishi)主笔,用帕特森的基尔代尔程序版本——更名为MS-DOS——几乎没有要求任何版权费。在从机场去会晤地点的路上,盖茨发现自己忘了系领带,惊慌失措。他们赶紧在中途停车去百货公司买领带。盖茨深谙如何与IBM打交道——盖茨的文化与IBM的文化更吻合,基尔代尔则不顾忌这些。唐•埃斯特里奇(于1985年死于空难)在午饭时告诉盖茨,当IBM的新总裁约翰•奥佩尔(JohnOpel)听说微软要介入PC,约翰便热心起来,“噢,是玛丽•盖茨的孩子的那家公司吗?”奥佩尔和比尔的母亲同是联合道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盖茨在1980年11月与IBM签订了协议。他相信,之所以能得到这份合同,他母亲的关系也助了他一臂之力。这份合同就是为代号为“Acorn”的个人电脑提供操作系统。

基尔代尔对I BM的静默不太在意。他跟硅谷的其他人一样,只把IBM视为恐龙。“我们早期微机界的大多数人,”罗兰达说,“把IBM视为纸老虎和市场型,大、笨拙、慢、无趣、不干净、一惊一乍、牢固。”1981年,基于英特尔芯片的个人电脑有50万台,而基尔代尔的CP/M占有这些电脑操作系统市场份额的90%。(苹果电脑是个例外,它们采用MOS技术公司制作的芯片,后来采用摩托罗拉公司的芯片。)IBM能有什么出路呢?但是半年后,基尔代尔一个精明的朋友、咨询师安迪•约翰逊-莱尔德,他向基尔代尔出示了一个用于IBM电脑的PC-DOS API(应用程序界面)功能调用清单——软件规格说明书。将这些规格说明书印制出来,以便程序员了解如何为即将上市的IBM个人电脑编写新的程序。基尔代尔颇感震惊地发现,CP/M享有专利保护的那些功能清单被大量照搬了。他写道:“盖茨的PC-DOS中,主要的26个API功能调用,等同于并直接取自受版权保护的CP/M手册及相关文档。”加里很生气,他有理由生气。帕特森尽管也重写了部分底层的东西——主要是为满足16位机器的需要而对程序的改编——并同时改进了文件的存储方式,但绝大部分顶层则是直接对基尔代尔操作系统的抄袭(Int 21指令允许操作系统与应用程序进行交互)。正如帕特森所说,即便QDOS与CP/M有80%不同,他还是基本照搬基尔代尔的Int21机制——而这是基尔代尔创新的核心。对两个系统进行的一次非独立测试表明:一些原样照搬,一些则略作变动。例如:CP/M每新起一行提示符用:A:而DOS风格为:A>帕特森把基尔代尔主要的36项Int21功能照搬进了QDOS。有些重命名仅把顺序颠倒了一下, 如把“ 顺序读” 功能R e a dSequential改为Sequential Read,把“顺序写”Write Sequential变为Sequential Write,把“随机读取”Read Random改为RandomRead,如此等等。

另外,PC-DOS的EDLIN编辑程序几乎跟CP/M的ED程序一样。罗兰达说:“那就是蒂姆非常聪明之处。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加里的一项创新被用来对付他自己。”加里的设计是如此出色,以至于让帕特森轻而易举地“窃取了”CP/M。帕特森有效地证实了加里的设计的意义。应用软件不再绑在某类操作系统(CP/M与QDOS)或物理计算机硬件(BIOS)上,而是与逻辑界面绑在一起。罗兰达认为,帕特森的文件系统更适合较大的磁盘,但是他克隆基尔代尔的工作也不到位。“因为诸多误解,使得QDOS无法像CP/M那样操作。”当盖茨走访圣克拉拉劝说英特尔放弃与基尔代尔的联合开发项目时,约翰•沃顿是英特尔的一名工程师。“是我第一个告知盖茨,他刚买的软件不能与CP/M 2.2兼容。那时,直到盖茨想把整个操作系统克隆之前,我都看得很清楚。”沃顿说微软的程序员当时“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他们“没有经过培训、没有纪律,仅仅满足于重复其他人的创意,察觉不到定义操作系统和用户界面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前瞻性。我觉得最后一点会让基尔代尔把他的对手远远抛在后面。”CP/M-86很快就会过时,基尔代尔清楚,而帕特森、盖茨和IBM不清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QDOS与CP/M有多类似,而是QDOS不具备基尔代尔正在规划的、稳定的多任务处理性能。基尔代尔一改惯有的淡漠,这次他频繁地与IBM联系。IBM方面立即派遣了一位经理和一位律师赶往太平洋丛林镇。“我向IBM律师出示了权威证据,证明PC-DOS是CP/M的克隆版,随即声称要提起侵犯版权诉讼。IBM律师比较了一下API界面,我可以明确地说,他在比较两个软件时脸色苍白,并说他没有想到两者会如此近似。我告诉他应该及早意识到问题所在,否则他将面临诉讼。”

I B M 知道必须设法安抚基尔代尔,因为一旦基尔代尔提起“ 禁止令救济”(imjunctive relief)诉讼,其全盘秘密冒险行动(即在4个月后的1981年8月的发布活动)就会被延误。他们邀请基尔代尔和格里•戴维斯飞到博卡拉顿,在那里,IBM提出用类似的包装同时推出CP/M-86和微软的PC-DOS,条件是基尔代尔对IBM版权侵害不提起诉讼。加里接受了IBM的提议,但是不保证不起诉微软。“我们讨论了价格问题,”基尔代尔写道,“但是按IBM设定的价格标准‘违反了反托拉斯法’。”因而价格没能定下来。基尔代尔认为他在得到他想要的。CP/M不用改为PC-DOS,IBM表示会支付DRI标准的版权费。两款PC-DOS、微软的操作系统和CP/M都将发布。两个操作系统分别采用不同的包装同IBM的新电脑一起出售。胜者由市场决定。得知老朋友基尔代尔加入进来,盖茨恼羞成怒,坚决认为IBM是“被讹诈所致”。

至少IBM看上去对DRI的介入很认真。基尔代尔从未见过如此严厉的安全防范措施:IBM借给DRI的PC原型样机,被放在一间上锁的屋子里,并且被拴在桌子上;附近不允许有电话;任何打印稿都必须切碎和焚毁。IBM技术人员好几次出现在附近的房顶上,他们都全副武装配着特殊的仪器装备,以防范有人窃听新型电脑键盘发射出的电磁信号。

1981年8月,IBM的PC终于亮相。罗兰达记得,当他与基尔代尔驾车到最近的湾区商店看到这款新品时,两人激动不已。当他们看到软件盒子标签的一刹那,他们明白自己让人在背后捅了一刀:微软的价格优势是比DRI的便宜6倍。IBM为CP/M-86标价240美元,而只为微软的PC-DOS标价40美元。罗兰达说,看到这个价格差异时也许会是他一生中最震惊的一刻。“就好像我顷刻间伸过桌子给了你一个耳光,完全莫名其妙。看到这个价格,就知道我们被彻头彻尾地骗了,无论怎么看,IBM都没有打算售出CP/M-86,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学术界出身的人太容易轻信别人了。如此一个大企业竟然是掠夺成性的杀戮者。”他和基尔代尔感到己太幼稚了。他们给IBM去电话要求削减CP/M的价格,但是没有人回话。戴维斯说:“IBM显然辜负了其留给加里和我的印象。”基尔代尔写道:“IBM的差异化定价谋杀了CP/M-86。时至今日,我认为整个阴谋由IBM一手策划,他们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就把现存的业界标准搞到手了。这场阴谋的结果是为微软出品PC-DOS搞到一张DRI的弃权证书。”如精神病学家常说的,狂想症者都是受迫害的结果。基尔代尔显然属于这类。

盖茨继续篡改他从1982年开始在伦敦《泰晤士报》上编造的历史。在1997年接受《PC》杂志采访时,盖茨说:“IBM的人乘飞机前去拜访DRI,DRI却不肯签署非公开协议。因为IBM的非公开协议相当不近情理,非常不公平。我们微软得以抢先一步签署了协议。而DRI却没有。后来,DRI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项目,他们试图说服IBM也提供他们的产品。但是他们定价太高。”当然,这两句话有两个问题:其暗示零售产品由DRI自己来定价,这是不真实的;基尔代尔跟IBM在太平洋丛林镇和博卡拉顿都签署了协议。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基尔代尔为什么没有起诉微软,没有什么妨碍他这么做。基尔代尔在8月带上他的市场副总裁约翰•卡察罗斯乘飞机到西雅图,找盖茨和艾伦算账。他写道:“艾伦担心打官司,问及DRI就CP/M版权有没有起诉过谁。我说我没有起诉过谁。我说的是实话。保罗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但是他看出了我的弱点,说我们正在陷入操作系统战争。”

决定不起诉是一次灾难性失误。同年,风险资本家投资DRI——波士顿TA联合公司(TA Associates)引人注目的雅基•莫比公司(Tacqui Morby)、风险资本公司汉鼎公司(Hambrecht and Quist)、洛克菲勒基金会(Venrock Associates)——他们引进了一个聪明的新总裁,帮助DRI实现飞跃。基尔代尔的接班人叫约翰•罗利(JohnRowley)。但新成立的董事会对起诉一事也举棋不定,而时间一天天临近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那时,还没有人就计算机软件版权侵害提出过诉讼。《1976著作权法》到1981年还没有修订过,尤其没有涉及软件版权侵犯。格里•戴维斯赢得过一场官司,让一家湾区的CP/M侵权者出了局,但是格里必须向董事会和基尔代尔说清楚其中的风险——法官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以及IBM财力雄厚。举棋不定错了吗?“是错了,”戴维斯现在说,“回想起来,即便法律不确定,我们也应该义无反顾,及早起诉微软,因为‘禁止令救济’会让对手停止开发。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就遏制住对手,他们就毫无立锥之地可言。”雅基•莫比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可以先在版权侵权案上获胜,截击IBM。”他回想起那时新组建的董事会没有意识到这些,IBM和盖茨也保持沉默,微软的史蒂夫•鲍尔默仍在继续打电话给DRI的项目经理凯西•斯特拉汀斯基,请教CP/M操作系统内部工程指导。这是“公开的偷窃”。但要起诉个人又不是基尔代尔的个性。戴维斯后来回忆说:“起诉个人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们打算另辟蹊径制胜。”公司的每一个人否定诉讼达两年之久,戴维斯说:“我们大多数人都过于天真,董事会、我,还有风险投资公司的人。”

DRI的自鸣得意不难理解。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DRI。1981年,CP/M在全球超过3000多种不同硬件配置上安装接近2万套软件。商店里约有500种软件产品。公司从维多利亚小楼迁到了中央大道,办公面积扩大,他们收购了戈登•尤班克斯的编译系统公司(Compiler Systems),该公司出品的CBASIC是BASIC的商用版,它直接与微软竞争。到1982年年末,DRI的员工超过500人,公司在欧洲和亚洲都有业务运营。收入从1981年的600万美元增长到1983年的4460万美元。每个人都充满自信,因为他们知道DRI的技术出类拔萃,市场上的成功也确定无疑。基尔代尔和罗兰达不断超越CP/M,以及基于CP/M的MS-DOS,他们对IBM个人电脑也不看好。“跟其他电脑相比,IBM那款电脑是废物一块,”罗兰达说,“我敢说在20年前的IT业界你找不到别的人会认为IBM能够成功。”当IBM个人电脑问世时,基尔代尔和罗兰达正在开发下一代操作系统,提供多任务处理、多道程序设计、多路存取。现在电脑用户可以做很多事情了,例如能够在编辑电子表格的同时打印文件,在文本和表格间剪贴数据。而IBM-微软操作系统只能是处理单项任务,不能实现类似任务。就在IBM推出个人电脑两个月之后,DRI开始推出MP/M-86,这是多任务处理CP/M的16位版本,以及8位版本MP/MⅡ。MP/M-86的主要功能是应用程序界面(API)可兼容在8位架构上写程序,如此一来,这就便于程序员改写应用程序。但是基尔代尔依然沮丧,这种压力也投射到了他的个人生活。他和多萝西比翼双飞18年后分居、离婚;多萝西在卡梅尔山谷开了一座美丽的度假村。可见当时的境况有多恼火。随着微软和IBM开始联手控制市场,DRI无法推广带有多任务处理功能的MP/M-86。“我在跟一个克隆操作系统竞争,MS-DOS从我的原始设计克隆而成,这两个操作系统到现在都过时了。”因为IBM-微软霸权,多任务处理就这样在美国被延误了10年。至少基尔代尔在欧洲可以推广多任务处理——当然就是现今世界上到处都在用的那种。

DRI公司在欧洲有四个办事处,两个在英国,离伦敦不远,一个在巴黎,还有一个在慕尼黑。DRI在国外运营比在美国要好,也更受重视。DRI在欧洲的运营让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得以维持。DRI英国的负责人保罗•贝利击退微软,争取到了一些大客户,如西门子和德利多富公司。DRI软件在欧洲用于自动化产业;而微软仍只能作单任务处理。DRI的软件允许厂商跟踪多项数据。

销售人员在前方打拼操作系统的时候,基尔代尔仍没有停止发明和创新。当时视频光碟是新事物——正在开启“多媒体”产业——他和罗兰达为Commodore 64电脑制作互动视盘硬件和软件,推动了这个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系统的品牌叫VidLink。当基尔代尔把900万字的百科全书全部刻在一张光碟上时,格罗利尔出版社(GrolierPublishing)惊呆了。格罗利尔进一步让基尔代尔为其《美国学术百科全书》(AcademicAmerican Encyclopedia)在光碟上开发一个商业版本。颇具讽刺意味的是,DRI新管理层不接这个活儿,基尔代尔和罗兰达只好在加里的车库里独立制作第一张百科全书光碟。1984年,基尔代尔与罗兰达新开了一家公司,名叫Activenture,后来更名为KnowledgeSet。这是一家小公司,就像当年的DRI,基尔代尔和罗兰达做工程,基尔代尔的新任妻子卡伦负责管账。

素有先见之明的基尔代尔在1985年创建了一张CD-ROM版的百科全书,称为《格罗利尔电子百科全书》(Grolier ElectronicEncyclopedia)。罗兰达评论道:“那是在1985年6月。离现在已经17年①多。在那一刻,我们说,每台新电脑绝对会带一个CDROM驱动器。人们不可能去买没有C D -ROM驱动器的电脑。其后花了至少10年时间才使光驱普及,又用了两三年时间它才成为标准设备。”罗兰达的女儿卡莉对哥斯达黎加了如指掌,这让老师大吃一惊,这些知识都是从CD-ROM上学来的,她的论文得了一个A+。

比尔•盖茨还不知道KnowledgeSet是谁开的,他给这家公司写了一封信说微软可能有兴趣收购一家CD-ROM公司。当盖茨了解到这家公司是基尔代尔开的,他就给基尔代尔去了一封信,基尔代尔称之为“一封不错的信”。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基尔代尔的感受,但他说信的内容大致如下:“亲爱的加里,一转眼,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下一次你来西雅图,我们或许能聚首,一起滑水橇,一起聊一聊CDROM。”在1985年春天,基尔代尔回了一趟西雅图,看望了家人,在奥林匹克四季旅馆的套房里会见了盖茨。一贯宽宏大量的基尔代尔写道,此次见面令人愉快,“因为一些原因,我对比尔畅所欲言。我告诉他在CDROM领域我正在做的工作,我们谈到了业界标准。谈了好几个小时。”基尔代尔向盖茨提及他打算在蒙特雷艾伦洛玛会议中心为出版商举办CD-ROM研讨会,后来当盖茨邀请他做微软CD-ROM研讨会的(非付费)主讲人时,他还有点吃惊,那可是一张门票达上千美元的研讨会。在基尔代尔做完演讲后,听在场的一位微软朋友说,盖茨那天从四季旅馆出来后径直赶回办公室,订下了会场,对基尔代尔先发制人。基尔代尔写道:“他太狡猾了,相煎何太急,太工于心计了。这就是比尔•盖茨的本性。我真是服了这个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在其他项目中,KnowledgeSet会同索尼公司开发知识检索系统,满足对大型数据库的即时搜索。他们为波音767客机制作CD-ROM,容纳全部维修手册和所有矢量图。

到1984年,DRI通过其Concurrent DOS程序和Star Link软件使PC用户能连接到网络。人们可以只买一台IBM兼容机作为其他PC的网络中心。电缆将把所有电脑连接到一起。基尔代尔写道:“多部电脑与带Star Link的Concurrent的区别在于,所有的工作站能共享一个公共数据库。这就是其可取之处。它带来典型的增值转售(Value-addedreseller,即VAR)应用,如应用在医生办公室。患者的记录存放在网络中心,每一个授权的秘书可以通过一两个工作站付费使用。

与此同时护士输入患者记录,如配药剂量、在门诊看病的时间。完成这些任务毫不费力,即便在最原始的IBM PC上也能运行。处理速度不算快,但是能在办公室里简单地共享公共数据库。如果每一个工作站都是不同种类的PC,每个患者的数据就不能被共享。如此一来,就无法开展工作。这就需要为公共数据库开发PC网络。”基尔代尔携其Concurrent DOS再次领先时代10年。

这5 年中, 约翰• 罗利携其所有的创新、所有出类拔萃的系统、所有市场撒手锏与IBM和微软奋力抗争,但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DRI在主要商业领域节节败退,不敌IBM-微软联盟。董事会解雇了罗利,授权基尔代尔卖掉公司。基尔代尔意识到他对股东们的责任,只好咬紧牙关给盖茨去电话。基尔代尔驾机飞到旧金山机场,在联合红地毯贵宾室会见盖茨。“这是非常胶着的处境。”他写道,“比尔,尽管曾经是一个好朋友,但至少有两次踩在我的头上。比尔在下午两点钟准时到场。我领教到了什么叫自取其辱。”毫无疑问,他可能被人再次踩在头上,基尔代尔给盖茨介绍了公开信息,建议说2600万美元会是一个公道的售价。盖茨还价说DRI也许只值1000万美元。“朋友没法做了,一些原因我至今不能理解。不过盖茨拒绝收购DRI,这是他一大商业失误。”基尔代尔跟雅达利公司的杰克•特拉米尔做了一笔图形显示技术方面的生意;还跟西胜彦做了一笔生意,这位日本程序员和创业者已经跟盖茨分道扬镳。包括西胜彦在内的许多人都希望DRI创造出新的产品,直接与MS-DOS竞争。DRI是唯一一家能合法与DOS分庭抗礼的公司,基尔代尔认为,因为DRI还没有强制诉讼;DOS只是简单地“出自CP/M”。微软似乎易受攻击,因为它还没有改进其操作系统,没有东西来支撑更大PC的网络中心。电缆将把所有电脑连接到一起。基尔代尔写道:“多部电脑与带StarLink的Concurrent的区别在于,所有的工作站能共享一个公共数据库。这就是其可取之处。它带来典型的增值转售(Value-addedreseller,即VAR)应用,如应用在医生办公室。患者的记录存放在网络中心,每一个授权的秘书可以通过一两个工作站付费使用。与此同时护士输入患者记录,如配药剂量、在门诊看病的时间。完成这些任务毫不费力,即便在最原始的IBM PC上也能运行。处理速度不算快,但是能在办公室里简单地共享公共数据库。如果每一个工作站都是不同种类的PC,每个患者的数据就不能被共享。

如此一来,就无法开展工作。这就需要为公共数据库开发PC网络。”基尔代尔携其Concurrent DOS再次领先时代10年。这5 年中, 约翰• 罗利携其所有的创新、所有出类拔萃的系统、所有市场撒手锏与IBM和微软奋力抗争,但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DRI在主要商业领域节节败退,不敌IBM-微软联盟。董事会解雇了罗利,授权基尔代尔卖掉公司。基尔代尔意识到他对股东们的责任,只好咬紧牙关给盖茨去电话。

基尔代尔驾机飞到旧金山机场,在联合红地毯贵宾室会见盖茨。“这是非常胶着的处境。”他写道,“比尔,尽管曾经是一个好朋友,但至少有两次踩在我的头上。比尔在下午两点钟准时到场。我领教到了什么叫自取其辱。”毫无疑问,他可能被人再次踩在头上,基尔代尔给盖茨介绍了公开信息,建议说2600万美元会是一个公道的售价。盖茨还价说DRI也许只值1000万美元。“朋友没法做了,一些原因我至今不能理解。不过盖茨拒绝收购DRI,这是他一大商业失误。”基尔代尔跟雅达利公司的杰克•特拉米尔做了一笔图形显示技术方面的生意;还跟西胜彦做了一笔生意,这位日本程序员和创业者已经跟盖茨分道扬镳。包括西胜彦在内的许多人都希望DRI创造出新的产品,直接与MS-DOS竞争。DRI是唯一一家能合法与DOS分庭抗礼的公司,基尔代尔认为,因为DRI还没有强制诉讼;DOS只是简单地“出自CP/M”。微软似乎易受攻击,因为它还没有改进其操作系统,没有东西来支撑更大的磁盘驱动装置,康柏公司做过移植,但失败了,无法为更大的应用程序(如桌面出版系统)改进存储管理。的磁盘驱动装置,康柏公司做过移植,但失败了,无法为更大的应用程序(如桌面出版系统)改进存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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