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著名智囊机构、俄罗斯政治研究所所长马尔科夫日前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与一九八九年那一场席卷东欧地区和苏联的「民主化浪潮」相比，最近发生在前苏联地缘政治空间的「民主化浪潮」即媒体所说的「颜色革命」，有一个最明显、最典型的特征，那就是非政府组织在其间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九八九年发生的「民主化浪潮」，实际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自身政治路线守旧、社会经济政策失误、科技进步落后等方面的直接原因，再加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导致全社会意识形态混乱，最终导致了在一系列国家中发生政权更迭；而发生在独联体国家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当然各自有其不同的内部诱因，但是究其主要原因，舆论认为是那些各种各样来自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在事件中发挥了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甚至呼风唤雨的作用。西方非政府组织，已成为新一轮「革命」的特征。
布什吹捧非政府组织
五月十八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参加由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共和研究院组织的二○○五自由奖年度发奖仪式时，一语道破了天机。他对这一家最早成立于一九八四年、以在美国境外推进「政治和经济自由」为己任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极尽褒奖之词，认为「国际共和研究院在存在的二十年时间里，在一百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这家非政府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在最近的十八个月之内，我们亲眼目睹了『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紫色革命』（伊拉克）和『雪松革命』（黎巴嫩）」。
布什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为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进民主」、进行政权更迭，美国几乎耗费了三千亿美元；相反，在策划上述几个国家「颜色革命」的过程中，美国仅仅花费了不足四十六亿美元，可谓是少花钱，多办事，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美国总统提议成立一家新的旨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价值观的政府机构，美其名曰「和平快速反应军」，并计划申请财政拨款二千四百万美元，专门用来为新出现的「民主政府」和「议会」培养特别人才。
布什在讲话最后还做出承诺，说是要在他执政期间特别拨款四十六亿美元，专门用来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变革进程。由此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已成为美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的一大政治渗透工具。
「索罗斯基金会」无处不在
众所周知，在当年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发生的「颜色革命」过程中，均可以看到由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成立的各类基金会大肆活动的身影。索罗斯这位来自前东欧的移民，实际上已经成为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推进美国式民主的急先锋。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之后，索罗斯基金会立刻开始行动，有意识地在独联体国家投子布局，大肆推广西方价值观、大搞「民主渗透」。索罗斯基金会活动内容包括培训反对派、资助独立媒体、监督司法体系等政治内容，也包括完善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扶持中小企业等社会经济内容。在多数独联体国家的首都，从官员、学者到记者，都可能得到索罗斯基金会提供的免费培训，一些社会精英则会受邀访问西方的名城重镇，并在那里进行「知识更新」。
近年来，索罗斯基金会与其它西方民间组织明显从「潜伏期」进入了「活跃期」。它们在各国选举前做年轻选民的思想工作，把本组织的工作人员从一个国家派到另外一个国家充当「革命导师」。
有舆论指出，「开放社会」不过是一个招牌，援助和扶贫也不过是装饰门面。索罗斯的真实意图是向全世界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掀起「民主浪潮」，通过国家政权更迭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因为在一个「封闭」社会里，从事金融投机的索罗斯先生是很难找到投机机会的。
俄罗斯已经高度戒备
俄罗斯政治研究所所长马尔科夫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对那些由外国资助的社会组织的活动深表担忧，因为俄总统十分清楚，这些组织的最终目标就是参与政治活动，推翻现政权──如同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所追求的目标那样。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教授多波连科夫认为，针对俄罗斯的冷战实际上并没有结束，只不过它现在变换了一种表现形式。美国人希冀重新瓜分世界，重新瓜分资源；为达到此目的，他们组建了各种名目的基金会。从表面上看，基金会是在提供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但真实目的仍然是要弱化和分化俄罗斯……美国人曾经公开扬言，为了维护石油管道的畅通，有五千万俄罗斯人就足够了。
据俄罗斯情报部门公布的资料显示，在俄罗斯境内一共有六百多个来自西方各国的所谓非政府组织在频繁活动，它们公开宣称的目标，就是在俄罗斯扶持建立所谓的「公民社会机制」，它们的活动资金数额达几亿美元之巨。
除了那些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分支机构之外，俄罗斯国内还有近万个一直得到西方各类资金资助的社会组织，以及得到逃往西方的经济寡头（如别列佐夫斯基、涅夫斯林等）暗中资助的各类基金会，如争取公民社会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开放俄罗斯基金会、社会富足基金会、新前景基金会、创造与建设基金会等。据此间分析认为，这类形形色色的基金会，其最终目标就是追求改朝换代，希冀在俄罗斯策划一场以推翻普京政权为目标的「颜色革命」。
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五月十二日在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称，据俄联邦安全局掌握的情报显示：来自美英等国的非政府组织正在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
帕特鲁舍夫局长明确指出：「外国情报机构除了利用传统的间谍技术外，正在更积极地利用『非传统手段』，其中就有众多的非政府组织。」他表示，俄联邦安全局已经挫败了外国非政府组织从事的许多间谍行动。被帕特鲁舍夫点名的四个非政府组织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和平队」、来自英国的医疗救援组织「默林」、来自沙特的「红新月会」 以及来自科威特的「社会改革组织」。
帕特鲁舍夫特别指出，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除了在俄罗斯为外国情报机构搞谍报活动外，还在前苏联地缘政治空间帮助当地的反对派实现「政权更迭」。他举例说，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共和研究院，今年四月就在斯洛伐克首都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在前苏联地区发动更多的「天鹅绒革命」的可能性。最令人吃惊的是，该组织今年总共「拨款」五百万美元，专门用来资助白俄罗斯的反对派，并组织那些参加过「橙色革命」的乌克兰激进组织对白俄罗斯反对派进行所谓的「夺权培训」。
针对俄罗斯情报官员的严词指控，西方的各非政府组织纷纷矢口否认。在华盛顿，美国「和平队」女发言人芭芭拉．达利称俄方指控「完全没有根据和可信度」。按照她的说法，该组织有功无过，因为「从一九九三年以来，该组织在俄罗斯组织了七百名自愿者提供英语和商务教学方面的服务」。
英国「默林」组织的一位女发言人则表示，该组织无条件地否认任何关于参与间谍活动的指控。她说，该组织自一九九六年以来，一直在从事反肺结核等医疗救助活动。
而被控资助白俄罗斯反对派的美国国际共和研究院发言人辩称，该组织每年在白俄罗斯的支出只有五十万美元，而且这些资金没有流向任何政党。不过，据美联社披露，该组织在推广民主方面「非常卖力」，仅在二○○三年，就在乌克兰和其它五十多个国家烧掉二千五百九十万美元搞「民主」。
美国白宫发言人斯科特．麦克莱伦的论调是：尽管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一部分资金确实用在了资助前苏联地区各国反对派活动上面，但这些行为并不能构成「干涉内政」。该发言人顾左右而言他，称「我不知道帕特鲁舍夫讲话中指的是什么。」
俄拟制定非政府组织法
针对各种非政府组织越来越猖獗的活动，俄罗斯政府拟出台新的应对措施。《莫斯科时报》五月十三日披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认为，恰恰是因为俄罗斯立法的不完善以及缺乏有效的国家监督机制，结果给外国情报机构以慈善和其它活动为幌子从事秘密情报活动创造了沃土。
这位俄罗斯官员向国家杜马议员表示，一项旨在规范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俄活动的法案将很快递交杜马讨论。该法案将修改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注册程序，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此间分析认为，俄罗斯政府早就有意通过立法的形式加强对各类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人们至今记得，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二○○四年的一次讲话中，就对非政府组织在俄罗斯的活动表示过担忧和不满。普京总统指出：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的首要目标，是为其母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真心实意地帮助俄罗斯人民。因此，俄罗斯现有法律尚不足以应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的新威胁。
综上所述，一些非政府组织在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中的活动，实际上已经成为试图颠覆合法政权的明显表现形式。尽管老的冷战已被宣布结束，但是新的冷战已经拉开序幕；而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恰恰是这场新冷战的积极参与者和策划者。（大公报莫斯科十八日电）
非政府组织：西方发动“颜色革命”的急先锋编辑本段回目录
【内容提要】 西方非政府组织虽然强调其公益性、民间性、非政府性和公正性，但是回顾整个冷战历史，非政府组织有意无意成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平演变”的工具，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前几年，东欧和中亚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继续。在这次革命中，非政府组织再次成为西方民主战略的急先锋，对东欧和中亚的再次剧变起到关键性作用。
同苏联的建立一样，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世界政治事件之一。对其原因的分析，学术界或从苏联共产党集权的角度、或从民族问题的角度以及世界民主化潮流的角度来解释，也有从苏联模式的失败、苏联当权的腐败、西方的和平演变来解释苏联的解体，等等。本文试图从非政府组织角度分析苏联解体的外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就采用各种手段，对苏东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他们利用人员往来，“以接触促演变”；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护“人权”为名，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大力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组织，支持他们搞动乱，乱中夺权；利用经济贸易援助，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做出政治上的让步，等等。在这些措施的实施中，非政府组织起到了“先锋队”作用。
一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内涵及其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中的历史地位
“非政府组织”起源可追溯到中世纪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但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最早出现在17世纪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涉及人道主义和宗教领域。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并开始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同时，“非政府组织”这一术语被广泛应用。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根据各自侧重点，对非政府组织有不同的定义。有的根据法律的规定，有的依据资金来源，有的强调组织的结构与运作方式。联合国在1952年第288（X）号决议中认为：“任何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均应被视为非政府组织”。此概念强调了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性。世界银行编写的《非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则认为“非政府组织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政府部门视为一部分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及其他法人，且其不以营利为目的，即使如有赚取任何利润，也不可将此利润分配”。最受认同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的“结构－运作”定义，即认为凡符合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五个特性的组织都可被视为非政府组织。
二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武力推翻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权无望的情况下，制定实施了以渗透与分化为基本政策的“和平演变”战略，而以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公共外交则为这种战略的顺利实施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冷战时期西方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每届美国政府都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美国的公共外交事务，把非政府组织看作是一支可以用来更有效地在世界各地“促进民主”的重要力量。参与美国公共外交的非政府组织经常以学校、医院、环保组织、慈善组织、宗教组织、人权组织、社会服务组织、艺术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思想库、基金会、商会等形式出现。如高等学校、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以及学术团体以知识为载体进行文化教育交流。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能够给人一种“客观”的感觉，弥补美国的正规对外宣传体系中经常出现因其政府性质而不被信任的弊端，从而有利于美国思想文化的渗透。
杜鲁门政府时期，专门制定了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和“真理运动”，制定了“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些战略，1946年3月，杜鲁门成立了志愿对外援助顾问委员会（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Voluntary Foreign Aid，简称ACVFA）。该委员会是在对外援助领域连接联邦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桥梁。到1946年年底，已经有103个志愿性非政府组织在委员会注册。1949年5月杜鲁门政府还成立了由非官方的美国公民组成的“欧洲自由委员会”，该组织表面上是非政府组织，但经费由中情局支付，其宗旨是“利用逃亡的东欧人开展与苏联的统治地位的斗争”。1950年中央情报局又设立了非政府组织性质的“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Cultural Freedom）”的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提出了用“宣传的压力”和“精神的压力”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艾森豪威尔政府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心理战”和“隐蔽行动”。“自由之家”虽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却是马歇尔计划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坚定拥护者和美国民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该组织认为，东欧和苏联自由的推进或者暴政的废除都不能够依靠其内部因素推动，必须在西方领导下进行。这一时期以至以后的每届美国政府，美国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成为冷战的重要工具，行使着政府文化外交项目的分包者和外交决策幕后的智囊的双重身份。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在其著作《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中将这些非政府组织形象地称为美国进行文化冷战的“联合部队”。在美国公共外交领域比较知名的基金会有：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斯达尔基金会、杜蕾斯•杜蕾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170多个基金会。表面上看来，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是正常的国际民间文化交流，实际上这些文化项目大多来自政府的资助，或者经过政府部门授意，往往附加了许多政治和外交目的，比如输出民主模式、传播价值观念以及左右对方国家的公共舆论导向等。如福特基金会同美国政府合作，重点对苏联进行民主宣传和促进民主制度合作。这一时期美国的基金会成了美国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的得力助手。正如1957年8月21日肯尼迪在美国参议院讲话时说：“由于福特和洛克菲勒两个基金会的慷慨与远见，非官方的学生交流和教师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这种援助花钱不多，但效果特别好”。这一时期，在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牵头下，美国还成立了一些带有半官方色彩的非政府组织及一些中情局的外围组织，如大学联合委员会（lnter－University Committee）、国际教育协会（l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法菲尔德基金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国际妇女委员会”、“全国学生协会”、“世界青年大会”、“国际自由记者联合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时代公司”、“国际笔会”、“美国知识协会理事会”和“美国现代语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央情报局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管理下，这些基金会及其外围组织积极参加了各种文化渗透活动，并制造谣言、欺骗民众，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以达到颠覆东欧国家的目的。
肯尼迪政府时期，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忧虑和反击，美国成立了以宣传美国价值观为主的非政府组织“和平队”，该组织宣称：“要以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来促使共产主义世界演变”。到了1968年“和平队”成为一个独立的美国联邦机构，其任务是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派遣志愿者，从事教育、医疗卫生、社区等工作，利用美国公民与其他公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向这些国家渗透美国的价值观念，传播“美国梦”。这一时期，美国还开始实施富布赖特海斯法案（Fulbrignt－naysAct），该法案的宗旨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世界人民更好地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从而改善和加强美国的对外关系”，进而宣传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着重宣传政治上的多党制、多元化、自由化和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
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一度出现的缓和局势，大力对东欧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期待有朝一日“开出变革之花”。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人道主义救援非政府组织和自由之家等人权非政府组织，在保持其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法律地位的同时，积极在苏联和东欧地区输出西方价值观，充当美国战略利益的维护者。过去比较超然的基金会组织在“仇共”意识形态的氛围下，也自觉配合政府在世界上大量进行文化资本输出，成为“文化冷战”的主要参与者。
卡特政府时期，积极奉行“人权外交”，将人权与挤压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联系在一起，加强了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联系。1977年卡特接见索尔仁尼琴及刚刚获准赴美的布科夫斯基，并致信萨哈罗夫，声称“人权问题是美国政府主要关心的问题”，以示对苏联国内反对派的支持。这一时期，人权观察等非政府组织把监督原苏联东欧地区国家遵守《赫尔辛基宣言》中有关人权的条款，推动原苏联东欧集团演变和解体作为该组织的“任务”之一。这一时期，自由之家成为波兰团结工会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里根政府时期，强调美国的人权外交必须关注苏联违反人权的事例，叫嚣“要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呼吁“美国要举国一致（包括政府和私人）致力于援助民主事业的发展”，要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来影响东欧和苏联人民，要帮助这些国家的“民主力量”建立起“独立的工会、教会、政党、报刊和司法机构”，并通过培植这些“民主的基础结构”最终使苏联东欧实现西方模式的民主化。1982年5月20日，里根签署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DD32），授权采取隐蔽行动和其他手段支持该地区的反苏组织，如秘密资助游行示威、集会、各种会议、出版印刷宣传品、制作电视节目、展览以及诸如此类吸引人们注意苏联非法行为的活动。在政府的号召与鼓励下，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始了“援助”波兰的活动。这些团体包括美国援外合作社、教会对外服务团、美国波裔人联合会、科希秋什科基金会等。这些组织和团体在促进美国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文化交流方面起了比政府更直接的作用。1984年成立的美国民主基金会，将支持、培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不同政见者同击退与推翻苏联支持的独裁政权的政治军事目标结合起来。美国劳联－产联、“全国民主基金会”等美国非政府组织同波兰的“团结工会”建立了“紧密的工作关系”，并给予大量资助。这一时期，以帮助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为宗旨的索罗斯基金会迅速遍布欧洲东部。
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教师联盟及一些欧美工会组织、国际律师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纷纷派人前去活动，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推波助澜。
总之，在和平演变政策实施过程中，西方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目标一致，相互协调，相互借重，团结协作，在各自的领域齐头并进。
二 冷战时期西方非政府组织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活动特点及影响
（一）积极推进“跨国市民社会运动”（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Movement），帮助苏联东欧国家建立各种政治性非政府组织。1975年西方国家与苏联签订《赫尔辛基条约》后，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派一起，以人权为借口，开展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跨国市民社会运动”。美国的劳联－产联同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西德等西欧国家的工会合作，专门帮助东欧和苏联新出现的独立工会组织。在他们的帮助下，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成立了苏联的劳联及其下属工会等组织，波兰成立了“团结工会”组织，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第77宪章集团”（Charter77），保加利亚成立了“支持”工会，罗马尼亚成立了“博爱”工会、匈牙利成立了“民主反对派”（Democratic Opposition）、民主工会联盟，东德成立了“剑与犁”组织（ Swordsand Ploughshares）等。这些工会组织在西方的支持下，鼓吹“极权政治”是核战争的根源，民主与和平不可分、裁军与人权统一等口号，并打着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幌子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
（二）配合本国政府积极开展人权外交，支持苏联国内成立各种具有反对派色彩的“独立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苏联出现了各种“民主”、“人权”运动组织、带有社会主义左翼倾向的联盟组织及民族主义组织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宗教组织等，在苏联青年人中也出现了相对独立的青年组织、文化组织，包括流行音乐爱好者组织、体育俱乐部、志愿性民间社团、环境保护团体以及文学团体等等。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也出现了第三类民间社团。这些非政府组织试图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俄国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史实，恢复被官方长期扭曲的俄国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和平”组织、劳联－产联、国家民主基金会、人权观察、索罗斯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积极在这些组织中培植苏联社会里各种亲西方的民间组织，培育苏共的反对党，激化苏联社会中个体与社会：民众与“保守的官僚政府”、人民与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后期，索罗斯基金会开始在前苏联地区进行渗透，支持所谓持不同政见者。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1990年在乌克兰创立了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自由之家利用在苏联的培训基地及其他合法机构，网罗亲西方人员，物色和培植亲美亲西方势力，争夺、策反高级人才，鼓励、支持苏联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和鼓吹自由化的代表人物，鼓动宗教社团对抗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反社会主义势力“逐步形成和发展”。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苏联内政，支持和扶植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如萨哈罗夫、瓦文萨等颁发“乔治•米尼人权奖”，向反对派组织提供资助。1989年，国会拨给“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2 500万美元，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发展民主”和支持反对派，帮助他们建立各种非政府组织，资助他们出版各种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出版物，并鼓励他们向苏共展开夺权斗争，并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
在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苏联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87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成立了“改革俱乐部”、“历史政治俱乐部”、“全苏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1989年出现了“纪念”、“保卫人权”等组织。1988年年7月29日叶利钦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面对以非政府组织面目出现的政治反对派，1988年6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却说，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增加是改革的“显著特点”，“是人民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现，值得大力支持”。由于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苏联的非政府组织由1987年的3万多个上升到1990年8月的9万个。这些团体和组织要求取得与苏共平等的地位，实行多党制，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状况。这也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垄断政治舞台开始走向历史终结。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斯切雷尔所说，“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对苏联实行的‘人权’政策非常奏效，这项政策推动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反政府活动，促进了其国内的民族民主运动，挑战了苏联的体制”。
此外，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影响或策划下，从1989年10月起，苏联军队内部也建立了“盾牌”、“士兵母亲运动”、“军官会议”、“全苏军队和劳动老战士组织”、“全苏老战士协会”、“民主阿富汗战争老战士联盟”、“联盟”等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要求重新认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等，对苏联的解体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以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为名，加强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思想政治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总结了“遏制”策略不能奏效的教训，提出了“以接触促演变战略”。为此，美国政府拨出数亿元资助一些学术团体、专家名流、文化部门，并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公开性运动与苏联社会建立联系，进行各种交流，并向他们灌输西方价值观念，力图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群体，建立与官方政治机构对立的公民社会，并利用这些关系向苏联权力机关施压，形成对美国有利的社会舆论。劳联－产联下属的美国教师联合会帮助一些苏联教师组织，用“民主的原则和实践教育学生”，鼓励苏联学生同美国学生联络和对话，向教师提供帮助组织和管理新工会的“技术援助”。索罗斯基金会曾在苏联和东欧地区投资50亿美元，进行民主宣传。美国的“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把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员派遣到别的国家去进行学术交流，充当传播西方影响的使者。80年代美国还推出了以针对新闻记者为主的“国家访问学者计划”，从经费上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独立组织和报纸，以培养亲西方的新闻记者和媒体。“美国民主基金会”向苏联的“民主分子”提供书籍、印刷设备及电脑、美元等等。苏联解体前，索罗斯基金会就投入几亿美元，资助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发展帮助和支持原苏联地区的民主机构。此外美国的斯拉夫促进协会、胡佛战争与革命和平研究、经济发展委员会、兰德公司、保护人权会、福特基金会、哈佛大学俄罗斯东欧中心、耶鲁大学国际和平地区研究中心等非政府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青年精英进行培训和提供去西方访问、讲学的经费，并与这些国家的高官、报刊电台的高级主管，学术界重要人物来往密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以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为根本目标，以“传播文化、增加知识、促进了解、造福人类”为己任，在东欧进行文化资助，从而培养亲美意识。
此外，为配合对苏思想战，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建立了以研究苏联问题为核心的非政府组织性质的智库。这些智库利用各种渠道，配合或直接参与搜集情报工作，或帮助美国特种机构筛选出有利用价值的特定人群，或给苏联反对派组织提供情报，帮助其采取具体行动以削弱苏联政权。1990年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一个与苏联、东欧“学术交流”的计划，该局的人员以“教授”、“学者”的身份到苏联、东欧去，与有关部门进行“直接接触”，建立双边的“学术联系”，使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情报分析工作更加准确可靠”。中情局还通过挂名组织和基金会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普兰基金会、时代公司、国际笔会、大都会歌剧团和现代艺术博物馆、哈泼－罗公司、美国知识协会理事会和美国现代语协会等都是其协作伙伴。这些组织帮助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办刊物，出版著作，聘请他们出国讲学，授予他们各种奖金，准许他们政治避难等。而这些人在苏联改革和苏联解体后的经济改革中，都发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和作用。1969年，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在被苏联作协开除后的第二年，被西方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76年，另一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后来在苏联演变期间深得西方赏识的安德烈•萨哈罗夫，也被西方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四）积极资助出版宣传西方价值观的书刊和报纸。西方一些政治家认为，要搞乱共产党国家人们的思想，就要贬低他们所信奉的理论体系，而要贬低这些理论，就要搞臭创立和坚持这些理论体系的那些领袖们，第一是毛泽东，第二是斯大林，第三是……为达到此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慷慨资助有关研究机构，设计了一个专门打掉苏联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列宁其中包括斯大林情结的“哈佛方案”，使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充斥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等。美国的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威尔逊研究中心、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等思想库，积极在原苏联地区推销政治主张，他们否定苏共的革命历史，把苏联、东欧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无限夸大，煽动人民的不满，并把这种不满指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通过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议和有关国际性会议，给那些崇拜西方民主和自由的学者各种荣誉和奖金，抬高他们在国内外的名声和地位。有的非政府组织直接资助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机关，促使他们承担有利于传播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科研课题，有的通过互访和讲学，宣扬西方民主制度创始人的功绩和进步性，“抨击共产党领袖的专断和残暴”，以达到丑化共产党领袖的目的。他们还别有用心地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支持其削弱、取消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乘机宣扬西方所谓的“美好生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还编写了许多反苏的材料，偷运进苏联境内后在一些团体中散发，向他们宣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希望能用这样的方式培养苏联的“第五纵队”。美国希望，当苏联社会出现动荡的时候，这些地下组织就开始公开活动，利用群众集会和游行或者更激进的手段来推翻现政权。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及其非政府组织，通过资助、推荐等方式，使西方的政治哲学、社会学说大量地渗透到社会主义国家，以便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认为未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还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在没有电灯的时代幻想出来的，而他们的信息社会是用电子计算机算出来的。其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
西方国家还通过NGO控制的媒体，放大苏联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意识形态领域否定社会主义。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酗酒、赌博、贪污受贿、贪图享受、对政治冷漠等问题，西方非政府组织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故意无限制放大，极力丑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府和政党。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对苏广播电台有37个，用23种苏联民族语言进行播音，昼夜广播，勃列日涅夫说，整个太空“都充满着反苏宣传”。西方的宣传攻势对苏联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苏联青年中出现了一些叛逆行为，如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举止、衣着打扮一改苏联传统，有的崇拜并迷醉于西方的音乐舞蹈艺术，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生活，出现了知识分子叛逃等现象，有的对共产主义信仰出现动摇，改为信仰宗教等等。
（五）以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核战争为由，推广西方的民主价值观。西方非政府组织鼓吹“极权政治”是核战争的根源，民主与和平不可分，裁军与人权一致等等观点，甚至提出，要完成裁军的目标，各国首先就要实现民主。“国际和平组织”、“科学家关心人类福利联合会”、“爆心投影点”、“国际医生防止核战争组织”、“争取可生存的世界委员会”、“意大利天主教道德神学会”等组织以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为名，与人权运动、工会运动、妇女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等相联系，积极推进西方民主化运动。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反冷战、呼吁世界和平的声音就是受到这些组织鼓动，成为西方对苏和平演变的先锋。
（六）插手苏联的民族宗教问题，制造民族矛盾，破坏苏联的民族关系。美国民主基金会、大赦国际（AI）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组织（MRG）、人权观察组织（UN－VOHR）等国际非政府组织支持苏俄侨民成立组织、出版刊物，并与苏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遥相呼应。在他们的支持下，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趁机打着拥护改革的旗号大肆进行民族分离活动，成立了“人民阵线”组织，即“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和“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另外，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兴起“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配合其本国政府竭力有意引导这两种势力与苏联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相结合，共同促进苏联向“民主、人道的国家演变”。美国学者科拉斯克•塞道指出，西方国家热衷于“在一些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制造矛盾，鼓励那些削弱他国实力的民族分离主义”。西方非政府组织直接支持苏联国内的一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并进行蛊惑宣传和思想渗透，对苏联境内的民族动乱升级直至苏联解体起了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七）以苏联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为借口，积极推动所谓的“绿色政治”，促使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发生剧变。苏联由于长期推行以军事工业为先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超常规开采和使用自然资源，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到60～70年代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贝加尔湖、波罗的海、咸海、里海、亚速海等内海湖泊出现水面萎缩和污染，顿巴斯煤区严重污染，科拉半岛和中亚地区土地严重沙化，大片森林被毁等。因此，“绿色政治”阐述的生态环境优先、人类整体安全、反战反核的和平主义三大观念以其超阶级、超国家、超社会制度的特性，很容易得到苏联民众的认同和共鸣。这也与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实行所谓“新思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在此情况下，绿色和平组织（Green Peace）“地球之友”、世界野生动物基金（WWF）等国际组织定期在莫斯科等地举行活动。20世纪50年代末，莫斯科大学就成立了保护自然的学生社团组织，到了1979年，全苏主要大学中共有29个学生环保团体，约有3 000名成员。在席卷全国的群众性生态运动中，西方非政府组织或者把自身原有的不被官方所接受的政治性组织改头换面，在名称上冠以“绿色”、“生态”、“环境”等字眼，借以取得合法地位或者官方的默许，或者向单纯的生态团体渗透，使之成为符合自己政治目的的组织。
三 历史地看待非政府组织对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影响
非政府组织虽然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慈善理念之上，独立于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之外，不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与政府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行政隶属关系，但回顾整个冷战史和近几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颜色革命”等事件，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有意无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沉默的伙伴”。虽如此，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只是外因，它们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或外国非政府组织能够制定出一个标准的成功模式，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力量组合各不相同；也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或外国非政府组织能够收买或鼓动足够人数的民众掀起一场大规模运动，对国家政治领导层形成有力的挑战。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联模式的失败”，因为当局的公信力丧失，政权失去合法性，导致普通民众要求更换领导人的普遍行为。在一个经济发展繁荣、社会分配公平公正，政治清正廉洁的国家，境外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影响的空间并不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东欧各国及中亚各国，将非政府组织视为“公民社会”的主体之一加以扶持，并试图借助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推动其社会转型，这为西方非政府组织对俄渗透打开了大门。于是，西方非政府组织大量涌入俄罗斯和东欧地区。到2005年8月，总共有2 914家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中亚注册，其中在哈萨克斯坦的有699家，吉尔吉斯斯坦有1 010家，塔吉克斯坦有595家，土库曼斯坦有138家，乌兹别克斯坦有472家。在俄罗斯的西方非政府组织由苏联解体前的数十个激增至2005年600余个。“颜色革命”后，俄罗斯加大对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整治，使西方非政府组织缩减了将近一半。截至2009年3月在俄罗斯国家登记署登记在册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有267个。它们不仅在该地区独立开展教育、扶贫、宗教、文化、环保、人权、发展援助、科学研究等活动，而且通过提供资金、人力资源、组织管理等大力扶持中亚各国和俄罗斯本土非政府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大多有美国背景，且受到美国国际发展局（USAID）等机构的资助或直接领导，以参与政治为目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对该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2004年至2005年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革命”、乌克兰发生了“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黄色革命”。西方学者将这些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方式称作“颜色革命”。其实，“颜色革命”与20世纪苏联东欧剧变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都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继续与发展。它是非政府组织搭台，西方政府唱戏，有很强隐蔽性、迷惑性和欺骗性。目前，因“颜色革命”西方非政府组织受到许多国家的批评和限制，但西方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因此而退出，美国也不会因此而放弃在全球战略中利用非政府组织，依然通过非政府组织对该地区施加影响，扶植亲美势力，推动该地区国家内部的政治演变，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并削弱欧盟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从而激化外部力量在中亚地区的角逐。然而，以无党派和公益性著称的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81期，摘自2011年第3期《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中亚“颜色革命”中外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编辑本段回目录
“颜色革命”的发生与所在国家的内部矛盾和外国势力的干预密切相关, 而“颜色革命”中外国势力的干预与传统的政府干预不同, 主要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形式进行干预和渗透, 这是全球化形势下出现的一种新的干预方式。在中亚国家活动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数量众多, 类型各异, 它们在“颜色革命”中开展了哪些活动、如何进行干预?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应该如何评价? 对此种新的干预手段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颜色革命”及其原因
“颜色革命”, 又称“色彩革命”, 是指21 世纪初发生在中亚国家的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 的、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政治变革, 包括2003 年发生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 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和2005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
“颜色革命”应该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革命”, 因为上述三国的政权变更基本上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
“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外国势力的干预。外国势力利用这些国家的内部困难和社会矛盾, 制造政治危机, 通过非政府组织发动民众进行街头抗议并推翻合法政权。
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颜色革命”有其深刻的国内外背景。这三个国家在发生“颜色革命”前有类似的国内问题, 都存在着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在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同时, 贫富两极分化严重, 少数人趁经济转轨之机暴富, 而多数人则在贫困线下挣扎, 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层与对立。政局不稳, 腐败严重。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引起民众的不满, 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地区、民族、部族矛盾严重。地区、民族和部族的分裂, 国家认同的下降也给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唯物辩证法认为,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 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 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 它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国内因素是格、乌、吉三国发生“颜色革命”的根本原因, 外国势力的干预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苏联解体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干预独联体各国的政治发展进程, 利用种种手段支持反对派、扶持代理人。与以往各种干预相比, 一个明显的不同是非政府组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在“输出民主”、对中亚国家进行干预和渗透过程中, 大量的实际工作是靠非政府组织完成的。在格、乌、吉三国普遍存在对非政府组织管理不当的情况。大量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以上三国活动, 为“颜色革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它们不仅在各国扶持当地非政府组织作为其代理机构, 还直接参与以上国家各方面的事务。
二、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亚国家活动的基本状况
迄今为止, 对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并没有普遍的共识。非政府组织( NGOs,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是指依法正式成立的民间组织, 它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目标, 通过提供宣传和服务为特定公众或全世界提供公益服务, 包括环境、发展、教育、助残等组织及其国际网络。外国非政府组织是指, 相对于某个国家而言, 组织主体在外国, 基本决策和财政支持都来自外国的非政府组织, 它们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国家。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民间性社会组织, 相对于政府和市场体系, 也被归属于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应具有合法性、民 间性、志愿性、非营利性、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的特点。但是, 有许多非政府组织从事着与其身份不同的活动, 仅仅是将公益目标作为其护身符, 实际从事着一些非法活动, 甚至成为了情报机构的伪装。
在全球化进程中, 一些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不仅在本国范围内活动, 而且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其它国家甚至全世界。它们具有丰富的国际活动经验, 拥有雄厚的资金, 对国际事务和它国的国内事务有较强的影响力。在苏联解体后, 独联体各国对非政府组织持比较开放的态度, 允许各类非政府政治在其境内活动。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美国的非政府组织, 在中亚各国非常活跃。据统计, 到“颜色革命”发生后, 截止2005 年8 月, 全球共有2914 家非政府组织在中亚国家注册, 其中在吉尔吉斯斯坦注册的有1010 家, 在哈萨克斯坦有699家, 塔吉克斯坦有595 家, 土库曼斯坦有138 家, 乌兹别克斯坦有472 家[1]。与此同时, 在西方的资助下, 独联体各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也纷纷成立。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东欧、中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增加了四五倍。目前中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经超过一万个[2]。
在格、乌、吉三国和其它中亚国家活动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大多来自美国, 其中在“颜色革命”中表现活跃的有: 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国际共和研究院(IRI,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院(NDI, The National Democrati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自由之家(FreedomHouse)、丝绸之路基金会(Silkroad Foundation)、和平队(Peace Corps)、国际危机集团(ICG, InternationalCrisis Group)、国家民主基金会(NED, NationalEndowment for Democracy)、欧亚基金会(TheEuroasia Foundation)等。其中, 国际共和研究院、国家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是由美国政府建立或资助的, 它们的经费直接来自美国国会的拨款。例如国家民主基金会是根据里根总统1983 年的“民主计划”倡议经国会批准后建立的, 它的宗旨就是帮助所谓非民主国家和“封闭国家”( 指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的“民主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开展“民主运动”, 当初的主要对象国是苏联和东欧国家。该组织成立时的年度预算为1800 万美元, 到1994 年就增加到3500 万美元。现已达到上亿美元。它从政府那里得到拨款后, 将其中的30%留作自己的活动经费, 其余70%分发给下属几个“核心组织”, 它们是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院、自由工会研究所(FUTI,Free Trade Union Institute) 和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s)。
然后, 这几个“核心组织”再去选择资助对象国内的“民主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他们的组织[3]。虽然以上提及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并非都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建立的, 但基本上都配合着美国政府的行动, 其背后都有一定的政府背景。美国政府通过国务院所属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United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对非政府组织在国外的活动进行领导和指导。国际开发署设有一个对外援助顾问委员会, 其职能是专门帮助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介绍政府对外援助, 并对他们的工作方向提供指导。国际开发署每年从国会得到财政拨款, 分配给几家主要的非政府组织, 通过他们的网络在几个主要目标国家进行再分配。这些钱被用来组建反政府网络、出版各种政治性论著、免费发 放教人如何推翻政府的小册子、把选中的积极分子送到美国进行培训等等。这些非政府组织利用从美国政府获得的资源在中亚国家开展了大量的活动。
三、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方式及其作用
在“颜色革命”中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格、乌、吉三国开展了大量的活动, 它们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 在各国建立分支机构或扶持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发展, 并且为反政府活动提供资助。例如索罗斯基金会, 它是由美国金融炒家索罗斯创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SI, Open Society Institute)是其执行机构, 其宗旨是为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苏联解体后, 索罗斯基金会开始在中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 1990 年, 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 从1990 年到2004 年在乌克兰共投入资金8200 万美元, 除了在首都基辅设立总部外, 还在24 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 1992 年, 进入摩尔多瓦; 1993 年, 在吉尔吉斯斯坦, 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 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 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 正式进入外高加索, 目前, 除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设有“国际索罗斯科教计划”中心等4 大机构外, 还在4 个地区设有分支机构;1995 年和1996 年, 分别进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1997 年, 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也纳入其全球网络[4]。
一些非政府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对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和反政府力量进行了大量资助。例如,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得到了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大力支持和资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曾经在2004 年12 月3 日直言不讳地说, 美国政府没有直接资助乌克兰的政党, 大部分是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的。他承认, 美国确实通过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向乌克兰选举捐献了资金。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员则称, 仅2003 年和2004 年, 美国就花费了6500 万美元资助乌克兰的反对派和相关非政府组织。当时, 乌克兰“橙色”派别的竞选账户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美国的大笔援助资金, 其中包括来自欧亚基金会的135 万美元, 来自福特基金会的150 万美元, 来自自由论坛的95 万美元[5]。
外国非政府组织除了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外, 还以各种手段为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拓展生存空间, 为其发展提供指导。它们配合美欧等国政府以人权、债务等问题向中亚三国政府施压, 为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创造条件。
第二, 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 在社会精英和青年学生中培植亲西方的力量, 寻找中意的代理人。外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类培训、交流等手段邀 请相应国家的官员、学者、律师、记者等到西方国家访问, 资助青年学生到美国留学, 使其回国后成为“颜色革命”的中坚力量。外国非政府组织重点物色反对派领袖人物, 并在其国内塑造其开明、民主的形象, 予以全力扶持。例如, 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就曾经在美国留学, 接受了系统的民主斗争的方法、技巧培训。自由之家曾设立访问学者课程, 以吸引中亚国家正在从事“民主改革”的学者和来自媒体与非政府组织的人员。据统计, 从1993 年到2005 年, 已有9 万多独联体各国官员、学生得到资助去美国访问, 其中许多人被培养成为从事“颜色革命”的骨干。有些人回国后, 在参与本国立法、制定社会经济纲领乃至编制教材时都力求体现西方价值观[5]。外国非政府组织举办各种有针对性的培训班、研讨会, 传授非暴力政治斗争特别是选举策略和技巧, 广泛联络反政府力量, 特别注重对政治热情高和事关未来政治走向的年轻人的“民主塑造”[6]。通过此种培训、交流活动, 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一些国家营造了民主气氛, 培养扶持了代理人, 为“颜色革命”做准备。
第三, 进行情报搜集活动, 对格、乌、吉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群众思想状态、文化思想的变化等各个领域进行调查研究, 写出研究报告, 供美国政府参考。自由之家在其2003 年的年度报告中称, 该组织对前苏联和东欧转轨国家的一些研究报告和建议帮助美国政府确立了对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战略。在“颜色革命”期间, 开放社会研究所密切关注相关方面的信息, 并且迅速分析, 根据最新进展提出配套方案。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前夕, 开放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就在该地区活动。当乌政府镇压暴乱时, 他们收集政府及军队的资料, 并在当地及中亚地区的媒体上大力抨击乌总统卡里莫夫。该组织动用了大量资金用于收买当地情报人员及信息分析。另外, 和平队也积极收集情报并吸引了大量美国志愿者参加,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有其分支机构和志愿者。他们与当地美国使馆保持密切联系, 并按照该组织在冲突地区的“紧急预案”做出反应[1]。
第四, 利用媒体支持反对派。在当今世界上, 西方重要发达国家控制着国际主流媒体, 掌握着国际话语权。在“颜色革命”中, 外国非政府组织控制和利用当地的一些媒体, 与国际上的西方媒体里应外合, 共同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受外国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当地媒体在“颜色革命”中煽动民众的情绪, 为推翻当时的政府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
吉尔吉斯斯坦的《我的首都新闻》, 是一家由自由之 家捐款创办并受其控制的报纸。在“颜色革命”之前, 该报曾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幅豪华住宅的照片, 题目是《正在修建中的总统私宅》。照片一经刊出, 立即在这个贫穷的国家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当时阿卡耶夫总统的支持率是43%, 在此照片刊出十天后, 其支持率下降到30%[7]。外国非政府组织利用其控制的媒体丑化、打击了当时的领导人, 为民众支持“颜色革命”铺就了道路。
第五, 组织和出资支持街头政治活动, 推动“颜色革命”。外国非政府组织在长时期的准备之后, 利用选举的机会, 组织民众进行街头抗议活动, 推动“颜色革命”。在格、乌、吉三国, 均是在执政党赢得大选之后, 反对派不接受选举结果并组织支持者上街进行游行示威, 直至重新进行选举, 反对派成功上台。在格鲁吉亚, 萨卡什维利在广场上召集了大概3000 多个人站了36 个小时, 绝大多数人不是为了民主, 而是为了获得每天5 美元的“工资”。当时格鲁吉亚月平均工资只有23 美元。在乌克兰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橙色革命”中很多参加街头政治活动的民众并非是为了政治目的, 而是由于生活困难, 参加街头游行示威活动每天可以从索罗斯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获得几美元的“工资”。在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之前, 索罗斯基金会早就安排人员到各地关注选举进展, 特别是在南部反对派势力强大的地区, 在阿卡耶夫当选总统之后, 积极组织当地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活动, 要求总统下台[8]。
外国非政府组织出资雇佣民众参加游行示威活动,不仅是街头政治活动的幕后支持者也是直接的组织者。在推翻原来选举结果, 帮助反对派最终赢得选举、夺取政权的过程中, 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直接介入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四、外国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及原因
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亚三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在“颜色革命”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在政府高层和社会基层作了思想舆论准备。非政府组织在中亚地区推动“颜色革命”是从基层培养亲西方的气氛开始, 在普通民众中推广和普及西方的价值观念, 为后来的一系列活动作铺垫。
外国非政府组织一方面通过提供培训、咨询、出国留学、控制媒体等手段, 培养政府高层官员和基层民众的亲西方情绪; 另一方面向困难群众提供经济援助, 借机灌输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思想, 培养基层民众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 为“颜色革命”的发生准备思想条件。
其次, 外国非政府组织通过长期的经济援助使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丧失独立性, 成为其附属执行机构。苏联解体后, 中亚各国非政府组织纷纷成立。然而新独立的这些国家大多经济不景气, 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普遍面临经济困难, 主要依靠外国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援助生存。长期的对外经济依赖使它们逐渐丧失独立性进而成为外国非政府组织的代理人,为其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情报、宣传政策主张等, 成为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
另外, 外国非政府组织成为某些国家干涉别国的政治工具, 政府的帮手。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推动“颜色革命”, 推广其民主价值观的活动主要是由非政府组织完成的; 对格、乌、吉三国反对派的资金支持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组织周转的。
非政府组织利用其民间团体的身份完成了政府通常不宜操作或很难完成的任务, 它们很大程度上是替其政府执行任务。美国总统布什曾毫不掩饰地表扬了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亚“颜色革命”中的作用。
2005 年5 月18 日, 布什在国际共和研究院组织的“2005 年度自由奖”的颁奖仪式时说:“国际共和研究院在存在的二十年时间里, 曾经在100 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 正是由于这家非政府组织所发挥的作用, 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 平静了’。在最近的18 个月之内, 我们亲眼目睹了‘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布什特别强调:“我们为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进民主、进行政权更迭, 耗费了3000 多亿美元的资金; 相反, 在推动上述几个国家‘颜色革命’的过程中, 美国仅花费了不足46 亿美元, 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1]。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从政府机构获得资助,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帮助政府推行其外交政策, 成为了美国政府的思想传播者和政治工具。
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格、乌、吉三国的“ 颜色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背后有其深刻的原因。
第一, 格、乌、吉三国在转型过程中, 政府执政能力不强, 未能妥善解决内外问题, 给企图干预的外部势力以可乘之机。格、乌、吉三国政府未能解决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则为解决基层民众的实际问题提供帮助, 并且借此机会宣传其价值观念, 笼络人心, 利用政治危机组织和鼓动民众参与街头政治活动, 大力推动“颜色革命”。当外国非政府组织的一些非法活动暴露之后, 政府也没有采取强力措施加以处理, 最后导致局面失控,“颜色革命”发生。
第二, 在格、乌、吉三国, 当时的政府为了获得西方国家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答应了其提出的一些政治要求, 其中包括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的管制, 这导致了在非政府组织管理上的松懈和有效机制的缺失。外国非政府组织则利用机会, 开展各项活动, 为“颜色革命”做准备。当时格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奉行亲美政策, 对来自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及其分支机构的活动不加干涉, 任其发展。当年乌总统库奇马也同样放任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乌克兰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情况也大体类似。格、乌、吉三国发生“颜色革命”与其非政府组织管理方面的政策有直接关系。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则吸取了教训, 对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提高了警惕, 加强了管理和监督, 对其违规活动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 类似的“颜色革命”没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发生证明, 这种以牺牲主权和放弃国内政策独立性、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的做法是不明智和不可取的。
第三, 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有些活动是在有关国家政府的支持下精心策划的, 其活动有相关国家的政府在幕后支持和推动, 甚至有些国家在外交上直接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开拓空间, 所以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中的作用非常明显。非政府组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主张各异、背景复杂。有些非政府组织仅仅是有共同关切和兴趣爱好的社会精英自发组成的, 主要在基层开展一些实际的工作; 而有的则有政府背景, 其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 其决策目标主要是为配合政府的行动, 以环保、扶贫等公益目标为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甚至从事一些非法活动。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并非仅仅为了其宣扬的目标而活动, 其活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按照其政府的要求而行动。
此类有外国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由于有相关国家的强力支持, 其活动能力和影响力比一般非政府组织更加突出, 资金也更加雄厚, 格、乌、吉三国对它们的管理和约束比较困难, 其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由于内外种种原因, 外国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推动, 可以说“颜色革命”很难成功。
五、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中活动的评价
非政府组织应该是非政治性、非营利性、不受任何政府支配的独立的民间组织, 但是在格、乌、吉三国活动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却卷入了大量的政治活动, 从事了许多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它们利用了以上国家在转轨时期国内的矛盾和困难以及在非政府组织管理上的松懈, 开展了大量与其自身性质和宗旨不相关的活动。它们的活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当地正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 其中有些活动是违反所在国家法律的; 有些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 有明显的针对性, 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其背后有相关国家政府的授意和支持。这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成为了美国等国家推行外交政策、实施国际干预的政治工具。
对于在格、乌、吉三国活动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和支持其活动的相关国家政府来说,“颜色革命”是成功的, 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得到了推广, 它们选中的代理人取得了政权, 建立了亲西方的政府; 对于格、乌、吉三国当时的反对派来说,“颜色革命”也达到了目的, 他们成功地颠覆了当时的政府, 并获得执政权。但是, 对于以上三国的普通民众来说,“颜色革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结果。当时的反对派上台后, 在“颜色革命”期间许下的诺言没有兑现; 国家政局不稳, 社会动荡不安, 政府高层腐败;经济停滞, 外国投资不敢进入, 通货膨胀严重, 普通居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所以, 对于当地普通民众来说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给他们带来了“颜色革命”和美国式的民主, 另外还包括社 会的动荡, 经济秩序的混乱和地区族群的分裂等。这些与普通民众当时参加“颜色革命”时的愿望相去甚远。
另外, 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亚国家的活动及其推动的“颜色革命”引起了地区局势的动荡。中亚地区是各种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区, 本来就比较活跃的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借机活动, 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颜色革命”的发生给地区局势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 本文系2006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
《学会》200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