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特指中国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10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4位，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不足3千万，取得的成就引起全球的关注。“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说法在国际上流行。
中国模式是指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也可以指走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审读“中国模式”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制度创新道路，这就是：“ 中国模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中国模式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也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地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编辑本段回目录
内涵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模式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四点。
其一，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其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其三，不断地试验、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
其四，推行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
其五，确立了先易后难的优先顺序，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
“中国模式”的不足和完善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提到中国模式，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多人那里，“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这两个概念，几乎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同义词。而“改革开放”又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理论联系在一起。人们甚至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然。中国的确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开放”的，但这并没有回答中国模式是什么的问题。光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而不讲方向是极其危险的。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中国模式，带给人们的只是疑惑。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含义。中国的改革是有目标的。目标就是“过河”，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这个方向非常明确。但要怎么样走向市场经济呢？这就要“摸着石头”了，方法是“摸着石头”，目标是“过河”。政治上也是这样的，邓小平也强调过，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是怎样的一个东西呢？又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呢？这同样要依靠“摸着石头”的方式。
从历史理解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更需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们感觉到光看30年改革开放看中国模式不清楚。讲中国模式还需要讲改革开放前的30年。有人甚至说，这60年也看不清楚，需要再往前推30年。的确如此，如果不从大历史来看中国模式，就既不知道有无中国模式，更不知道中国模式是什么。说中国模式，强调的是“中国的”，是中国文明的当代体现。如果光从改革开放后而产生的一些新的制度因素来看中国模式，就会不得要领。相反，认识中国模式就是要考察中国文明是如何容纳和接受新的制度因素的。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就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那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付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大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着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时，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但讨论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个禁区。西方很多人专注于批评中国政治，而中国学者本身也往往对自身的政治体制信心不足。
中国政治的特有传统
政治上，西方是民主模式，讲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到西方那样的模式。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也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meritocracy）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既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模式，每一个模式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是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为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和其他任何模式一样，中国模式也在演进和演变过程中。在全球化时代，模式的变革动力更为强大。因为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模式和其他模式的互动更为频繁，或者主动地向其它模式学习，或者被动地受其它模式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种模式有趋同的趋势。但是趋同不会变成同一。中国模式在受其它各种模式影响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特色，并且是通过变化而保持自身的本体。其它模式也是一样。
中国模式与世界主要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编辑本段回目录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其中有四大模式主导了二战以来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即新自由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模式。这四种模式兴起的理论渊源、历史条件不同,性质、特征亦不同。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时代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基本的思路应是求同存异,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面对这样的现实,有必要将中国模式与其他三种典型发展模式作一简略地比较。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模式
作者赵宏,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北京 100091)。
在上个世纪资本主义曾被认为进入垂死、腐朽阶段,后来却又表现出新的活力并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最突出的就是以美国为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强势发展;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与新自由主义模式不同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欧洲闪亮崛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在上个世纪社会主义曾不断发展壮大,最突出地表现为苏联模式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今天苏联已经不存在了,但苏联共产党创造的苏联模式的确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虽然只有30年,但它既顺乎潮流,又特立自主,为人类贡献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且在当今越来越表现出独有的风采。可以这么认为,正是这四大发展模式主导了二战以来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本文拟对这四种模式作一简略地比较和分析,并就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持续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深厚根基作一简单评述。
一、四种模式兴起的理论渊源、历史条件和主题
每一种模式的兴起都有其不同的理论渊源、且都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所面对的问题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此主导该模式的主题也就各有不同。就新自由主义模式而言,它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该思潮主张摒除政府对于经济事务的干预,认为自由贸易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早期,经济自由主义都盛行于美国,直到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而使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国家干预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最佳政策。但是1974年的“石油冲击”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部卷入了经济衰退的旋涡,在这种情况下,以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早已提出的反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的理论主张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批人就是新自由主义派,其理论主张就是新自由主义。具体地说,所谓新自由主义就是在坚持政府有限度地调节和干预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回潮。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全面干预,依然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
从新自由主义模式兴起时所处的历史条件看,凯恩斯主义应付大危机的失灵只是其兴起的引线,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经济全球化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压力的急剧减弱,引发了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调整。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公开宣布实践新自由主义纲领,使得英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个践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一年之后,里根上台,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实行。其他发达国家也纷纷效仿英美,掀起了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浪潮。而在苏联剧变后的10年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为新自由主义所控制。此后,新自由主义模式在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经济秩序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其外化的理论思潮及内在的追求,而后者无疑就是该模式的主题。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扩张性、征服性已经明显凸现出其主题就是“主导”。尽管目前正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暴露出该种模式的弊端,即解除金融管制,从而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的乌托邦构想使得全球金融资本攫取了很多的市场,造成了极大的金融泡沫。危机即是泡沫破碎的结果。但是,直到今天,新自由主义仍然是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这是一种“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面对这种强势,大多数人感到别无选择,认为这是所能想象的最好的制度,即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就苏联模式而言,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特征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资本主义走到尽头时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最高最后的形式,因而市场经济将伴随资本主义走完全部路程,未来社会只能建立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基础之上。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所以,苏联共产党人在探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初,便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描述。斯大林更是僵化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从而在实践中建立起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发展模式。苏联模式兴起于“战争与革命”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中。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面临两个生死抉择:旧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否则“落后就要挨打”;同时面临法西斯入侵的威胁,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因此,斯大林创建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备战型模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由于这一模式是建立在落后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且又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因此,它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既要改变落后面貌又要赶上甚至超过资本主义,这也就决定了该模式的主题是“赶超”。纵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它始终处于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之中,努力在各方面不但要追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要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苏联特别重视在军事方面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冷战加剧了这一态势,并最终将苏联拖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竞赛之中,这成为该模式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与苏联模式展开激烈博弈的同时,欧洲社会民主党也在积极探索“第三条道路”,并最终形成了具有特定内容和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从其理论渊源上看,它根植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直接继承了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理论,广泛吸收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流派的思想和观点。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超阶级的伦理特征,可定义为自由、公正和团结。“自由”意味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和参加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公正”要求尊重人的尊严,保证人人都有平等的自决机会;“团结”表现为对人的强烈仁爱,让整个社会结成互助互让的伙伴关系。
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兴起的历史条件看,一是社会民主党成为合法政党参加竞选并陆续参政或单独执政,参政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尽可能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某些企业国有化,建立社会保险,扩大公共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二是各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纷纷著书立说,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改良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论,提出一系列构成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观点和主张。这为战后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面展开及模式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随着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经济结构的更新,产业结构的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迎来了一个持续高涨的“黄金时期”,这为以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为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推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发展的“黄金时期”,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到实践,可以说“调和”和“渐变”是该模式的主题。“调和”即强调阶级合作和阶级妥协,而不再强调阶级斗争,“渐变”即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逐步增加社会主义因素,以期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就在上述三种模式已经确立并逐渐走向成熟之时,中国却正处于曲折的探索之中,当“十年内乱”结束之时,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已经落后于时代。中国完全是拖着濒临崩溃之躯,怀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奈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但即使是这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终于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模式。中国模式的兴起是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中脱离出来开始的,它的先导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因此其理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坚定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形成的一整套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兴起的时代背景已经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综合指数上看,我们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模式的主题就是“追赶”,这样的主题概括虽然有些无奈,但却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不承认落后就不会有进步。通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四种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兴起的历史条件并没有重大的差异,但是为什么却会出现不同的模式选择,关键在于创建模式的主体有着不同的指导思想,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背负着不同的民族期望,这些决定了他们的探索必然既是世界的,更是民族的,这也就决定了不同的模式自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
二、四种模式的性质、特征和影响
上述四种模式因其理论渊源、兴起的历史背景和主题不同,因而其性质和特点亦有所不同。新自由主义是当代右翼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适应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要求而形成的一种理论思潮,一种思想体系和一套政策主张。对新自由主义的定义也就是对新自由主义本质的概括。正如《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导言的作者罗伯特·迈克切斯尼所说:“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的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①具体地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即企图通过信贷和金融投机活动,而不是通过向贸易和生产部门投资的方式,来建立一种促进资本积累的社会环境。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特征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集中反映,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主要体现和本质表现。它包括:市场统治;削减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共开支;放松管制;私有化;抛弃“公共物品”或“共同体”的概念,代之以“个人责任”这样几大要素,概而言之,即: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这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重要特征。自新自由主义模式确立以来,私有化浪潮迅速席卷全球,这既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同时又摧毁了原苏东国家的公有制经济;经济市场化波及全球,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运作有了越来越可靠的制度保障。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影响最大,它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杠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就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影响而言,应该看到,它顺应了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发挥了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推动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升级的运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对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进行了调整,增强了国际竞争能力,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70年代“滞胀”的困境,促进了20世纪80和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同程度的繁荣。但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如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以及泡沫经济,加剧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更严重地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这套模式向全球推广,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实际上,发达国家从未实行过彻底的新自由主义,但它们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结果使部分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外资,又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而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非洲的悲剧、亚洲金融自由化的消极后果以及拉美的经济和金融动荡等,都是证明。
与新自由主义模式性质截然不同的苏联模式从本质上说,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苏联模式尽管存在种种弊端并最终被取消,但它高扬的始终是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追求的是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在苏联的最终实现。其弊端主要表现在其具体特征上,也就是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为依托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地说,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一切资源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在政治上,苏联模式又表现为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党的机关垄断了行政和经济管理机关的管理职权和事务,进而形成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模式,权力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由于历史的、领袖的个人局限性,最终在苏共党内形成了一个与党章规定相违背的领导体制、权力体制。当然,对苏联模式历史地位的评价,要坚持把苏联模式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不要抽象地谈论它的功过是非。苏联模式所包含的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包括政治上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它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二战以后,苏联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要求经济从粗放经营发展为集约经营,苏联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苏联没有适时有效地进行改革,严重地影响了苏联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再加上后来苏联领导人错误的改革路线将苏联导向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扩展到欧亚多个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欧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老挝、蒙古和拉丁美洲的古巴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均不同程度地照搬了苏联模式,当然在其建设中也存在着苏联国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其后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尽管从字面上看有“社会主义”这样的字眼,但它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实质上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改良。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西方国家中的左翼力量,历史上同马克思主义有过某种联系,受到过一些影响,但它绝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正统”。有学者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概括为三种:欧洲内陆模式,即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以德意志人为主的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北海———波罗的海模式,主要指地处北海———波罗的海地区的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三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时包括情况比较特殊的芬兰和冰岛;地中海模式,即南欧的法、意、西、葡、希腊等地中海北岸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不管这种概括是否准确,但它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存在。
首先,在思想上,均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在世界观上是多元论和实用主义;其次,在政治上均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主张在资产阶级国体条件下的多党轮流执政;最后,在经济计划上均主张不改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三点可谓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最重要的特征。从实践来看,搞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都以私有经济为绝对主体。如北欧一些国家,私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达90%左右,工业、农业、对外贸易和金融部门基本都是私人所有。当然,值得肯定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实行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很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减少了贫富对立,改善了人民生活,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有某种作用。苏联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受到了冲击,但也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许多人把目光转向这种模式,甚至认为中国也可以进行这样的试验。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推行的模式,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过分强调社会福利的保障作用,目前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著名经济学家林德贝克批评说:这种经济患上了“动脉硬化症”,“对劳动缺乏刺激作用”,带来了社会发展的放慢或停滞。比如,由于特殊的福利政策,一些人宁愿领失业救济金过日子也不去工作,形成了一个寄生于该制度的阶层;由于赋税重,一些重要企业越来越不愿在这些国家扩大投资规模,使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②因此,即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搞这样的政策。
相比较于上述三种模式,中国模式是中国在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完全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基础上的独立探索。其特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以增进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公民福祉为核心。因为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公民福祉又是发展的核心。目前中国人口存量已超过13亿。中国的发展以13亿人的价值和13亿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13亿人的基本需要,并促进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这实在是举世无双的事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应强调这一点。二是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它有若干质的规定性,这个制度是有潜力的。在所有制问题上,在调节机制问题上,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这种新的体制模式,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中,大致只有三个,中国、越南和老挝。应该说,在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上,中国是最早的国家。三是努力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和作为后发国家三大优势。中国劳动力队伍庞大且成本较低,这是很大的优势,同时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随着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的到来,无论是老的工业化国家,还是新的工业化国家,都处于同一个起点上,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我们正在发挥并利用这种优势。四是着力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四轮推动”,即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五是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重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五位一体”的建设,基本宗旨是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概而言之,中国模式的特点突出表现为较强的中国特色,在实践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在理论上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国经济30年的大发展不仅使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而且发展成果惠及全球,中国已成为全球的经济驱动力之一,中国发展模式也越来越有吸引力。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预见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必将崛起。他在《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说:“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20世纪各种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一个头等强国。”又说:“如果中国继续走邓小平的道路,我们孙辈的世界会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2006年说:“二战后崛起的大国包括苏联和日本,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单一强国’。苏联是军事强国,而日本只是在经济上称雄。但中国不仅仅是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突飞猛进,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也大大增强。”“中国以一种过去许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崛起为一个全方位的大国”。③邓小平在1987年时就曾指出: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给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可以说,中国模式给解决世界难题带来了新思路和新范式。
通过分析比较上述四种模式的性质、特征和影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类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模式是可以多样化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多样性”;一个国家发展模式之优劣、成败,关键看其是否适合于这个国家的国情,是否给这个国家的公民带来福祉;每一种模式的产生都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它们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但绝不可以照搬和模仿。
三、中国模式持续中兴的深厚根基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模式越来越有吸引力,既是客观事实又是举世公认。那么,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三十年的改革进程中为什么能够持续中兴,并在未来亦充满希望,有必要深入考察其原因。实际上,任何一种模式的发展和完善都有其内在的深厚根基。概括地说,中国模式持续中兴的深厚根基,首先在于它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不是要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搞改革开放,这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此,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能从书本、概念或别国的模式出发,只能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既没有丢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对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从而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勃勃生机。
中国模式的持续中兴还在于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承续完整文明的国家。在处理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方面,中国的软实力对外部世界有其独特的魅力,因为它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国的经验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回首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历史选择了中国,中国就必定造福整个全人类。“中华民族始终处于发展进步之中”,这是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中的话语,它深深蕴藏了中华一脉沿承的壮骨,生生不息的中华之魂。
中国模式的持续中兴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的不懈求索,从“走苏联人的路”到“以苏为鉴”、到“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到“和谐发展”,无不体现着中共历代领导集体的不懈追求和探索。可以说,中国模式今天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我们党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探索真理、把握规律的结果。党的十七大要求全党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这是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总之,作为晚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错过了多次现代化浪潮,而始于1978年的中国转轨改革,本质上讲就是中国政府在新的思路下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的全新探索,是在原有框架内无路可走的不得已选择。尽管今天已经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但仍任重道远。因此,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认真地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哪怕是不成功的经验。把中国放到世界发展的大舞台上,与其他典型发展模式相比较,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分析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目的是为了批判和借鉴;分析苏联模式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而分析自身则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注释:
①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②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学习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③转引自:“中国模式”影响深远,越来越有吸引力,2009年1月4日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http: //www.chinanews. com. cn。
文化模式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式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当时中国文化面临着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解构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人帮”文化，二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这在当时有很大的争论。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国际社会从冷战向后冷战转变，中国文化如何来适应这种转变。我们在90年代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吸收外来文化，二是如何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我们也不搞中国文化中心论。90年代是文化冷静消化的阶段，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怎么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整合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这种中国特色的文化也就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文化。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中国文化主要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中国在硬实力走向世界的时候，软实力并没有跟上去，所以引起西方很多误解，制造了多种“中国威胁论”。所以我们在硬实力走向世界的时候，软实力也必须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必须走向世界。只有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中国现实的所作所为，理解中国现实政策思想。我们自觉提出中国文化要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自觉。这个时候我们提出来“和谐世界”、“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这样一些思想，来宣传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和平、发展、合作”，表现出中国文化“和”的内涵。
中国文化模式的特色
中国文化模式是一个综合、整体、系统地发展过程。
一是开放包容。中国文化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中国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能包容整合各种文化，而不是保守、封闭、落后、僵死的文化。正因为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性，它并不是以自己的文化去排斥外来文化，中国文化才有巨大的凝聚力、生命力。
二是多元一体。中国的语言是多样的，但是文字是统一的；中国虽然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但是国家是统一的。从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来说，我们虽然有一个主体文化，但是主体与客体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中国文化中有“主辅相成”、 “多元一体”、“体用一源”等理念的指导，所以中国文化尽管是多元的，但是并不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会发生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的情况，一种宗教文化消灭另一种宗教文化的现象。
三是独立自主。文化独立是民族独立的根本，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独立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就不能自立于世界。过去殖民主义者到殖民地，必然会以同化或消灭殖民地本土文化方式，来实行殖民统治。现在我们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应该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自主性，我们可以和其他文化互相交流、学习借鉴，但是不能鹦鹉学舌，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化的真理为真理，以西方文化的模式为模式，以西方文化的规范为规范，而把我们五千年来沿袭下来的文化模式、理念都抛掉。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魂和民族精神，认识到自己文化的长处、特点、本质，就是所谓的“知己知彼”，知己才能更好的知彼。己都不知，如何知彼。毛泽东曾经批判过“言必称希腊”的错误思想，现在十七大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就是要建设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文化。
四是融合创新。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转变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网络普及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的情况之下，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全球意识。过去我们是地域性地思考问题，现在思考文化问题应该带有人类意识和全球观念。所以中国文化模式应该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因此，创新的人类语境已经和过去不同了，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在如何化解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冲突和危机上，及由此冲突带来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信仰、价值危机。中国文化应该对这些问题做全球性的思考。只有创新，文化才获得新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才能够生生不息。
五是和谐和合。在建设和谐世界的同时，我们应该承认，各种文化是有冲突的，需要通过互相交流对话来加深了解，只有了解对方的文化，才能更好地吸收其长处。“以他平他谓之和”，“和”也包括冲突矛盾，冲突可以互相成就，这就是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我们的文化与对方的文化是平等的，要承认他者的存在，尊重他文化，文化之间要互相尊重，主张国不分大小、贫富平等相处，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自由选择经济发展的模式。在国际社会中“和而不同”地相处，主张通过对话、谈判方式化解争端。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和谐，达到和合。我们这种和谐和合的文化模式，一直在为中国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目标努力。
影响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的改革是积极稳步向前推进的，可以说是世界改革史中最成功的，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貌换新颜，其成就已超过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
中国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七条：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子、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整为辅—— 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策略，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重视经验总结和理论指导，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30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并影响世界。
这30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平均以9.75%的速度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00亿元人民币上升到 2007年的24.66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超过七国集团的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目前正在赶超德国；中国的人均GDP也由1978年不足10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200美元以上，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在这个基础上，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全面向前推进，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和扩大。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预见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必将崛起。他在《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说：“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20世纪各种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一个头等强国。”又说：“如果中国继续走邓小平的道路，我们孙辈的世界会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2006年说：“二战后崛起的大国包括苏联和日本，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单一强国’。苏联是军事强国，而日本只是在经济上称雄。但中国不仅仅是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突飞猛进，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也大大增强。”“中国以一种过去许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崛起为一个全方位的大国 ”。
二是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曾发生过大危机。资本主义大危机发生在1929—1 933年，危机期间一片萧条，一片恐慌，后来罗斯福在美国实行“新政”，经济迅速复苏，其他民主国家也效法美国，逐步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美国，也挽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大危机发生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间出现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致前所未有的“大挫折”，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出现“新局面”。邓小平指出：“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就垮不了并充满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挽救了中国，也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俄罗斯学者阿·雅可夫列夫说：“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在目前世界条件下体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不仅扭转了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而且必将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三是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影响深远。中国经济30年的大发展不仅使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而且发展成果惠及全球，各国都从 “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中得到好处，中国已成为全球的经济驱动力之一，中国发展模式也越来越有吸引力。正如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所说：“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模式，它不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快速发展的经济，也不同于以消费为主导的美国模式，或者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国家调节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的模式是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保持中国数千年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前提下，经济快速实现市场化，国内和国际市场迅速全球化的发展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模式是兼具‘四小龙’ 、美国和欧洲等经济模式的中国特有模式，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邓小平在1987年时就曾指出：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给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本世纪中叶必将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内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专家论点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模式之所以在近年来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格外关注，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 在近年的失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俞可平
中国模式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美国，也挽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致前所未有的“大挫折”，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出现“新局面”。 ——赵曜
腐败是一种严峻的政治挑战，主要源于执政党，又是对执政党的挑战。腐败是政治挑战，挑战构成政治压力，政治压力又转化为我们党自身改革、自身廉政的内在政治动力，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模式。 ——胡鞍钢
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政治模式。从中国近30年改革发展的实践来看，虽然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有多种因素，但可以肯定地讲，与中国这种特有的政治模式是分不开的。 ——汪玉凯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扎扎实实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这应成为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新内涵，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五大支点。 ——常修泽
改革要触动传统的观念，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逼”的力量。在中国，只要认真做，你总会摸到石头，终会走出一条路来。 ——周其仁
改革开放引起诸多变革，但中国宗教和谐的基因不会变，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会变。我们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扎根于深厚的“和”文化传统之中。 ——叶小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30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过去实行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这是巨大的考验。对这些问题、挑战和考验，我们的信心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根据的。 ——李君如
俞可平：“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编辑本段回目录
记者：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中国奇迹”。对此，西方近年来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这一概念也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有学者就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您对此怎么看？
俞可平：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讨论受到了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讨论之所以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
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一直在9.5％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新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它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它们自己的东西。
其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关于中国模式，我们可以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
记者：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和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关系的?
俞可平：“中国模式”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在资源配置上，虽然我们采用了市场经济，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在政治上，中国不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已经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也有共同点。“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分的结果。
我曾经从成功的经验和鉴戒的教训两个方面来概括过“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凋控；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将对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有机地结合；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在全面推行经济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记者：“中国模式”带来了中国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那么，“中国模式”是否也具有一种“全球价值”?
俞可平：“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我还想特别说明一下：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但我们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以为“中国模式”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对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
记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模式”及其实践效果给当今的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俞可平：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说“中国模式”所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首先，中国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发展，近3亿人口摆脱贫困，13亿人的生活正在被迅速地现代化，并且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从原来的封闭状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
其次，中国综合国力的惊人增长，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从而打破了原来由超级大国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作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独立力量而发生作用，并且正在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从单极向多极发展。
其三，中国是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
最后，“中国模式”影响着全球治理。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
遵循着这些战略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围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例如，中国对全球气候变暖和国际反恐的积极态度和有效合作，明显地增强了在这些领域内的全球治理效果。
记者：谈到“中国模式”的价值问题，最近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热议话题，这就是“普世价值”。目前有两种相对立的看法：一是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昔世价值”；一种观点认为，拒绝“普世价值”就是自绝于人类。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俞可平：首先，我们要坚持辩证法，反对极端主义思维。我觉得在这场争论中有两种极端观点是令人担忧的。一种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共同价值。其极端就是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另一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幼稚地认为“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的价值也同样如此。以争议最大的民主问题为例。民主源于西方文明，但民主并不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它是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中国同样要追求民主，实现人民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但我们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既有共同的地方，又有实质性的区别。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要实行民主选举，要加强权力监督，要扩大公民参与，这是任何民主共同的东西。但我们的法治、选举、监督、参与等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们不搞西方的多党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因此，上述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思维逻辑的极端性、片面性以及对“普遍一特殊”、“共性一个性”链的割裂，如出一辙。
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我刚到江苏的“天下第一村”华西做过调研，20年前我曾经去过。这20年间，许多原先的农村先进典型纷纷陨落了．但华西却依然先进如故。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我问为什么华西能取得如此成功?新老书记都答日：实事求是。同时补充说，实事求是可不容易。确实如此。我发现在这场争论中，一些人就很不实事求是。他们总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是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而对方不仅观点一无是处，而且动机不良。因此动辄就给对方扣上“反对改革开放”、“为既得利益者辩护”、“是西方的走卒”、“缺乏良知”这类政治帽子，进行政治批判和人身攻击。其实，绝大多数参与这场讨论的知识分子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对不同的思想学术观点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们汲取“文革”惨痛教训后来之不易的结果。我们需要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理论争论和思想交锋来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而绝不能去破坏社会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
我还想强调指出，极端的思维要害死人。过去我们已经有无数这方面的惨痛教训。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地各部门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有极少数人只要你一说改革开放的政治进步和经济进步，就说你这是在否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在否定建国后29年的巨大成就。这真是从何说起啊?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性思维的人都会认为，我们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有改革前29年积累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同时我们又充分吸取了前29年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和教训。说我今天生活得更好，并不必然否定我的昨天；说你比别人更有成就，并不是说别人一无是处。这是常识。维护常识，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责任。
记者：记得您在去年发表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我们也看到，自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论断后，一些地方率先展开了思想解放大讨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呼之欲出。那么，您对当前这次思想解放的讨论有何看法?
俞可平：自从去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把继续解放思想当作四个“坚定不移”之首提出以来，思想解放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央强调思想解放，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更是基于对我们目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挑战的认识。
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全面进步，中国人民正在享受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正在世界民族之林迅速崛起。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就是我们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形成，是解放思想的直接结果。我曾经在你提到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文中，详细地论证了思想观念的变化，如何一步步地推动了我国的政治和经济进步。可以说，没有思想的解放，我们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会有“中国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就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法宝。只要我们还要坚持改革开放，那就必须继续使用这一法宝。
另一方面，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例如，如何克服仍在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如何让全体人民，特别是普通工人农民更加公平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如何进一步扩大公民的参与，更好地满足广大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需求?如何加快建设法治国家，降低犯罪率，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安全?如何坚决遏制依然十分严重的腐败现象，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妥善处理好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共同建设和谐世界?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自己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其他国家和其他发展模式中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找到新的解决办法，革新制度机制，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模式”的内容。
中央如此屡屡强调解放思想，不仅说明思想解放的极端重要性，也表明思想解放的难度。我们今天遇到的多数问题，是过去我们不曾碰到的，探索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方案决非易事，需要我们整个民族的智慧。此外，既得利益格局和传统思维的阻力又进一步增加了思想解放的难度。举个简单的例子，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大命题，但个别人坚决反对在党和政府文件中使用“政治发展”概念。原因很简单：它源于西方。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对“人权”、“法治”、“宪政”、“人本”等概念也不以为然。其实，“共产党”、“社会主义”、“民主”、“科学”、“市场经济”等我们赖以立国的事物，以及“电脑”、“电视”、“电话”、“汽车”等我们日常生活赖以运行的东西最初也源于西方。试想，要是缺少这些东西，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会多么不可思议。也许你会把它当作笑谈，我也但愿大家都把它当作笑谈，可惜它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事实。任何伟大的文明，都善于学习和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同样也不例外。
记者：纵观新时期的几次思想解放可以发现，每次思想大解放都是一个“破”与“立”相统一的过程。比如，1978年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1992年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长期以来在计划与市场问题认识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生产力标准，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思想前提。那么，当前的这次思想解放主要在于“破”什么，“立”什么呢?
俞可平：对，每次思想解放总是既有“破”又有“立”。从根本上说，这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坚决破除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机制，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观念、新思路、新制度。解放思想本身并不是目的，解放思想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要解决类似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新问题，前提是转变思想观念，但落脚点在于制度创新。一切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做法和改革，一切能够增加广大人民群众权益的政策和举措，都值得探索。例如，在社会政治领域，我认为一切符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制度改革，都值得尝试和实验，一切有利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也应当大力推进。像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扩大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推进社会自治，改革农村治理结构，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等，都需要通过大力解放思想来进行制度创新。
记者：“中国模式”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模式，也包括政治发展模式。就政治发展方面来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您一直强调，遵循增量改革或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经验，与经济发展一样，政治发展也将按照增量发展和渐进改革的路径。那么，我国政治领域未来在哪些重要方面会有突破性改革?
俞可平：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将发展基层民主当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并且决定要“重点推进”。报告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对此作了专门论述，表明基层民主仍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基层民主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政治权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础，意义尤其重大。此外，优先发展基层民主，从基层民主逐渐向上推进，也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积累民主政治经验。在发展基层民主方面，如何以法律和制度形式巩固和推行基层民主的创新实践；如何处理基层社会的党政关系、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关系、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关系；如何有效遏制基层选举中的贿选和宗族势力影响等消极现象蔓延；如何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将是基层政治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乡镇机构的改革、乡镇党政领导公推直选范周的扩大、社区自治和职业自治制度的完善、公民参与形式的丰富、城乡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转变，都将是基层政治改革的重点内容。
记者：我国政治改革的具体实现路径会是怎样?
俞可平：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
党的十六大就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十七大再次确认了这一民主发展战略。党内民主是除基层民主之外，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又一重点。如果说基层民主是由下至上推进民主的话，那么，党内民主则是由核心向外围推进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几乎掌握着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此外，作为拥有73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社会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因此，从根本上说，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记者：近年来，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民生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政治改革必然会导致社会承受能力和风险问题。因此。要先解决民生问题，以此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改革。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俞可平：民主与民生，是共和国腾飞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不可偏颇。民主与民生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决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不能认为重视民主就势必忽视民生，或相反，强调民生就势必轻视民主。
胡锦涛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改善民生也好，发展民主也好，繁荣文化也好，建设和谐社会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最终胜利地履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参考资料编辑本段回目录
[1] 人民论坛 http://news.sina.com.cn/c/2008-12-26/114916926488.shtml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2511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0511a.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