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收官中关村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关村20年的新序曲
中关村是中国觉醒和崛起的一个缩影。随着作为中关村广场收官之作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部入驻，无疑给中关村20年发展提供了新的注脚。
文/张伟
希格玛中心依然忙碌而有序，没有常见写字楼的人流涌动，大约有3000名最优秀的IT工程师聚集在这里，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北大、清华以及中国各地的IT界技术精英。没错，这里是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现所在地，只有它能“网罗”这么多的杰出英才。中科院一位教授感叹说，微软为中国培养的这些人才既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的财富。
这栋在知春路上不太起眼的7层大楼有6层被微软占据，物管被挤到了顶层。面对战略性的扩张，希格玛大厦似乎已经无法承载微软这艘吃水太深的“远洋舰”。今年是微软进入中国的第16个年头，这个全球性公司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窘境：研发集团的一部分被放到清华大学附近的办公区，而销售市场部门则放在CBD的宵云路上。这种分散办公的局面就是微软的现状。7年前，微软将它的中国研究院战略升级为亚洲研究院，这是其仅次于美国本土的基础研发机构，显示着整个亚太地区最高的计算机研发水平。5年前，微软在中国又设立了微软亚洲工程院，进一步扩大其研发的投入。2006年1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成立，涵盖了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开发和战略合作等职能，统领微软在中国所有研发工作。
“现在，没有人提亚洲了，大家一说就是中国。中国这个词汇比亚洲还热。”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公关总监商容说。“中国”成为一个时髦的词，在世界舞台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对它的共识也正在进一步形成当中。在不久前美国微软总部的一次活动中，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公司董事长张亚勤手持祥云火炬，与自发前来参加“中国日”的1000名员工分享了她的中国心得。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中国在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不再仅仅是巨大的全球市场，也是向着全球重要的人才中心、研发中心以及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的角色转变。
微软的“美国梦”延伸为“全球梦”，而中国战略恰恰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视印度、新加坡、日本、韩国的招手于不顾，微软决定在中国买块地，盖一座总部。
持久的谈判
微软有浓厚的中关村情结，在潜意识深处，中关村精神是硅谷精神的汉化版。加拿大学者汤姆·沃尔夫曾这样描述硅谷人士：这些亿万富豪一眼就可以认出来，他们身着牛仔裤或卡其裤，卷着衬衣袖子，敞开衬衣，不穿袜子，踝关节和跖骨轮廓分明……20年来，IT界人士的这种经典装扮并未过时，它仍然是散发着自由、疯狂、无穷创造力的魅力的象征。
也许只有拥有自己的总部和物业，微软中国才能将硅谷精神变成一道可望而可及的风景。两年前，这场谈判就开始了。
微软的选址部门迅速将目光聚焦在中关村区域，在75平方公里的科技园区内，已经拥有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高等院校68所，以中科院为代表的科研院所213所，有“两院”院士211名，科技人员38万名，在校学生23万名，每年完成的科研项目有2万项，其智力密集程度为世界所罕见。
与此同时，由北科建集团在中关村核心区所在地开发建设的中关村广场(原名中关村西区)，也开始了一段寻找最佳业主的旅程。北科建集团总经理许强清晰地记得，他与微软的第一次接触是在2006年的3月5日，那天是学习雷锋纪念日，所以他记住了具体日期。他会见了微软当时的高层陈永正等一行7人。
中关村广场已经拥有了包括新浪、百度、爱国者在内的诸多IT豪门企业，但许强仍觉得有缺憾：高科技是有了，可国际化呢？在他的办公桌上，摊开着一本书，采访那天他正在阅读由美国学者Jeff Saperstein和Daniel Rouach合著的《区域财富――世界九大高科技园区的经验》。两年前，许强觉察到高科技园区发展的某种步伐，他否决了将最后3块优质地块盖成公寓的计划，尽管这样可以赚取很多利润，回笼大批资金。
许强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着光，面带谦和而睿智的笑意，但你能从他的话语中听出绝对的自信来：“我这个位置就是给你(微软)留的，你怎么可以不来呢？”
作为一级土地开发项目，中关村广场占据着绝佳的地理位置，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将中关村画一个圆，它就是中心”。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自然、人文和智力人才的聚合，使得中关村广场在这场选址谈判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一开始，中关村广场想拿出一块地，5万平方米，但不够未来容纳8000名微软工程师的规模。最后拿出地上规划10万平方米，地下可大可小的方案，终于完全能从空间上满足微软的要求。这也是中关村核心区的最后一块“宝地”，建筑规划呈“吕”字状，中间由一条空中横廊相连。
许强对微软第一次的发问记忆犹新：“他们一连串问了几个问题：这个位置离清华、北大多远？地铁在哪？五星级酒店在哪？”许强从容地解答道：“北四环对面就是北大东门、清华西门；地铁黄庄站将直通东直门，连接机场轻轨，是专为中关村人士出行修建的；五星级酒店就在中关村广场的规划建设中，近在咫尺，完全能满足微软商务的需要。”
微软也有自己的谈判砝码，上海浦东在通过微软上海不断做说服工作，意图让微软总部落户上海，深圳方面也在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力量暗送秋波。如果说，中关村广场之前面临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国内，则演变成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企业的惯例是只租不买，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吕本富深知外资企业的规矩：“绝大部分外企宁可租辆别克车给管理人员使用，也不买车，尽管4年租金就够买一辆了。”他解释说这种方式是外企在财务管理、境外投资的一种通行办法，像微软这样自己购置房产作为总部、以买代租的行为模式绝无仅有，这意味着一家外企对所在国的政策、环境、战略有了更加深远的打算。
所以，一线城市中，希望微软能将新总部迁址过来的想法层出不穷，但微软浓厚的中关村情结使得它只想离中关村核心区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最后，使得它与中关村广场在谈判桌前坐下来，这一坐就是两年。
障碍不断的两年
在北京，中关村广场依然面临着来自CBD、亦庄的竞争。微软总部像一个飘浮在地图上的气球，迟迟不肯落地。虽然微软在世界各地很少搞基地，都是以租为主，但这次却批了26亿元人民币的基建预算，他们还请了仲量联行来做交通评价和环境评价。在微软中国高层近年的频繁更替中，这个总部建设的推进工作并未停滞。而微软意图收购雅虎的举措，也使得媒体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部的诞生只在内部成为讨论热点。
在海淀区和北科建集团内部，也有关于吸纳微软进来的争论，反对声音说：一来微软中国的销售利润主要在国外，在中国以研发为主，引进微软总部有那么必要而迫切吗？二是跟微软的合作必然会因谈判所设的优惠政策损失很多利润。
而许强更看重微软落户中关村所带来的象征意义，以及对中关村区域的能量聚集作用。质疑中关村的论调从未停止过，但对北科建集团而言，他们对海淀区与中关村的情感比微软对中关村的情感更深。中关村必然要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色当中来，中关村的区域升级需要微软这样的标志企业来拉动，以鲢鱼效应激活中关村的本土企业活力。
北京市市政府和微软美国总部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去年访华时向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承诺，将把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部建在中关村。在这一公开信号发出之后，最心潮澎湃的要数中关村管委会，主任戴卫和副主任夏颖奇是这场联姻的亲历者和推动人。这项跨国意义上的合作说小很小，说大很大，它牵扯到一系列外企政策、户口政策、价格政策的落实。每一项，都是谈判中的焦点。对于尤为敏感的价格政策，许强秘而不宣，但他称：“是按市场价格卖给的微软。”
20年只是起步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8年5月6日上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部奠基仪式在中关村广场举行，中关村广场最后的17号、19号地终于尘埃落定，在中国化工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国机械装备集团、中钢集团等“中字头”央企进驻之后，又一跨国企业巨头也将目光聚焦中关村广场，同时也标志着这里规划建设的整体完成，是中关村广场的收官之作。
20年前，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大学周围住宅区建设一个“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就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历史的开端。
9年前，历史再次选择了中关村——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市和科技部《关于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中关村得以名正言顺地在中国知识经济的队伍中担纲“领跑者”的角色。中关村广场正是在对中关村发源地——海淀镇进行旧城改造基础上形成的。
如今，中关村迎来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20周年。微软在这一年里成为中关村的“永久居民”，是对中关村发展的最好注脚。
在《中国的新革命》的作者凌志军眼里，中关村管委会是他所见过的最开明的政府部门，中关村的发展历程是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体现了中国崛起的真相。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勤也认为，中关村是中国觉醒和崛起的一个缩影。
中关村发展到如今“一区十一园”的规模，许强称，“潜力仍然没有完全释放”，知识经济、新经济只是初步形成，在企业数量、人数、资本、资源的对接上，与那个1000平方公里狭长地带的硅谷相比而言，20年只是一个序曲。
他认为中关村一流科技园区的规划建设理念——“基础设施完备、环境优美宜人、产业高度聚集、自主创新活跃、带动区域发展”——同样可作为中关村发展的理念。20年来，这样的理念正在逐步转化为现实，一代代的创业精英在中关村找到了自己的命运新途。
1999年是中关村的分水岭编辑本段回目录
专访北科建集团总经理许强
《新周刊》：你在中关村扎根多少年了？
许强：我真正进入中关村有6年了，2002年进来。
《新周刊》：当时刚到中关村上班，你看到了什么？
许强：我到中关村看到的就是卖光盘、卖盗版的这些东西，在民房里面串来串去。
《新周刊》：你当时有什么想法？
许强：在我的内心里，我觉得一些项目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比如西区（中关村广场）这个项目。
《新周刊》：我想让你总结中关村20年来的变化，你会怎么讲？
许强：我觉得在1999年以前是自主发展为主体形成的市场，形成的企业。当然也是因为1988年的改革开放试验区，当时也有政策批复，以这个模式居多。1999年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重要转折期，因为当时有了知识经济、新经济的提法。进入新世纪，我觉得北京市委、市政府、科技部抓住这个机会，加快中关村经济的发展，在产业规划、城市规划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年应该也有很大发展了，你看数值就能看到。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潜力，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新周刊》：在你看来，中关村的潜力是什么？
许强：我觉得现在企业的数量、从业人数、企业占有的资源，包括投资和资本还都不是特别发达，还有很大的潜力。我跟你讲硅谷，美国硅谷是在一个1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很多企业，我们看到斯坦福，就是一个斯坦福大学科技园，而我们目前还是很小的区域、很短的发展时间。另外，也有很多成长性好的企业，像百度、爱国者、新浪这些都不错，还有很多好的医药企业都不错，很有空间，政府还要加大支持力度，扶持力度，尤其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还有大发展。另外一点就是，社会的发展就是科技进步。
《新周刊》：也有人不断对中关村有恶评。
许强：社会上有些人认为中关村第一不应该有电子市场，第二不该有商业，就应该像金融街似的。我个人感觉中关村和金融街不一样，金融街当然也很好。因为中关村起源于电子市场，我就说它有它的“中国的环境”，有这些问题，现在也是。你想想这几大电子市场接近300个亿的收入。我想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和这种市场的竞争和资源配置，区域功能会逐渐调整；第二个我觉得商业配套服务这一块，也是需要的。像我们在东京银座看到的也都是这块是商业、那块是写字楼，包括纽约曼哈顿也是如此。我们人数也不多，中关村现在就业人员才80多万，不多，美国硅谷那块是250多万人，美国人少，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新周刊》：我们再说小的区域经济，现在的中关村跟我们传统认识的中关村在定义上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
许强：原来中关村就是海淀区，海淀核心区，现在已经一区十一园了，比如说石景山、东城、西城、昌平都有，都开辟出一块中关村这个园、那个园。
《新周刊》： “北科建”在中关村的发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许强：我们重要的任务还是要完成政府交给我们中关村的五个重点项目的开发建设：包括西区、软件园、生命园、领秀硅谷、中关村国际商城这样的项目。我们基本上按照要求从进度上、从内容上，完整进行这样的工作。这种建设实际上是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各种区域的产业升级。
《新周刊》：目前有两个大的环境，一个是人民币的升值，一个是CPI的上升，对北科建的投资策略有影响吗？
许强：有影响，我觉得目前社会压力最大的是CPI，CPI的问题是对政府的考验，解决CPI的问题，最好就像你发炎了，打一针青霉素，就是紧缩银根。现在大家看到17.5的存款准备金率，这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从来没有过，那没办法。企业发展，资金一紧张，对我们也有影响。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觉得需要小心，这个东西是一个国际资本市场的问题，这次美国次级贷的影响，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因为它钱来了之后，进入中国的各个投资领域了，美国次级贷一紧张，钱又走了，又回去，就影响你了。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咱们压力挺大的，因为日本在广岛条约以后，整个日本的经济到现在还没有起色，都多少年了。
（采访/胡赳赳）
中关村仍然落后硅谷50年编辑本段回目录
专访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
1988年，中关村科技园正式建立。此前，它是“电子一条街”，明清时期，它是中官太监的栖息地。转眼20年，浮沉喧嚣，风云际会，往日破落村庄，如今已成高楼林立的高科技产业基地。今天，中关村面积调整为232.52平方公里，形成“一区十一园”的跨行政区域的首都高端产业功能区。但“村”的亲切称呼却一直保留下来。
《新周刊》：中关村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夏颖奇：1988年前后，中关村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联想、方正等曾经的“小公司”逐渐羽翼丰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名噪一时的“两通两海”和被喻为“国家队”的长城却逐渐陨落。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进口政策放开，微软、 IBM等外资企业开始进来，此前还差强人意的国产PC节节败退。但电子产品贸易获得长足发展。到了1999年，国务院批复成立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政府扶持力度加大，不断整合资源，营造环境，建设基础设施。这个背景下，中关村地区有20多家企业成功上市，超过全北京上市企业总数的一半。
《新周刊》：20年来，中关村积累了哪些资源优势？
夏颖奇：人才，中关村高科技企业里，有从业人员90万，区内大学多，每年又有20万毕业生可供选择，更有上万海归创业，不少外企自带人才也在这里扎根；还有一个科教优势，这里有几十所大学、几百个研究院和科研所，让中关村一直处在科技原创的前沿；最大的是信息优势，地处首都，来往的人员多，国际会议多，驻华使馆多，海外科技公司的驻华总部多。各种国际研讨、公司活动、签约仪式、新闻发布此起彼伏。全世界各个行业的前沿信息，在中关村都有反映。那些遍布街角的咖啡厅、茶馆之类的交际场所里，人们聚集着搞策划，交锋想法，弄个笔记本一支，就在那谈方案，很多大动作就是这么出来的。
《新周刊》：未来10年，中关村的定位是什么？
夏颖奇：中关村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联想、四通、方正等都在这里长大的。这里是中国创新中心，在过去的20年里，中关村带领着中国进入信息时代。最早的电脑、最早的汉卡、最早的汉字输入法、最早的中文打印技术和门户网站都在这里诞生。现在各大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腾讯等，都搬回中关村。搜索引擎的巨头，百度和谷歌也在这里暗暗较劲。中关村是中国信息时代的领航者。未来中关村将建设成全球创新中心之一，继续保持人才高地，聚集投资，做成高科技研发的核心地带和世界上最好的风险投资地。
《新周刊》：你怎样看中关村现在的国际地位？
夏颖奇：各国各地区都在搞高科技区域，最著名的是硅谷，还有印度的班加罗尔、台湾的新竹、日本的筑波、法国的索菲亚、马来西亚的多媒体科技走廊等。硅谷规模最大，高科技企业最密集，产值最高。但中关村可以排进世界前三位。不论是地理、面积、高科技公司数还是产值，我们都处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新周刊》：今年，中关村为何提出要打造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
夏颖奇：这一直是我们的目标，由于举办奥运的原因，北京的空气得到很好的改善，我们也加大了居住和绿地的建设，中关村有诸如联想、爱国者、百度等知名科技企业，也有包括海龙、鼎好等在内的大型电子卖场，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企业文化资源。我们在建设软件园和生命园时，也考虑到游览因素，楼层不太高，周边有绿树，造型独特。
《新周刊》：与硅谷相比，中关村的短板在哪儿？
夏颖奇：硅谷不得了，中关村落后硅谷50年。硅谷有高科技研发的传统，有包括斯坦福、伯克利在内的十多所大学；有大量的上市公司，每一个公司拿出来都比我们高一个重量级，那里聚集着大量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关村现在最大的企业是联想，离500强还远着呢。中关村的发展跟硅谷相比，不是讲人口，也不是讲土地面积，还是要讲公司实力和研发能力。还有就是，硅谷随处都是美国社会环境，它的机制、体制，跟我们区别还是挺大的，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都远远走在其他园区前面。中关村在拿硅谷作榜样，学习并追赶。真要说中关村与硅谷平起平坐，那还要很多年，近期，就不要指望了。
《新周刊》：中关村发展有无遇到瓶颈？
夏颖奇：中关村走过的路程大方向一直是对的，而且是在不断地加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遇到重大挫折，这点它不像硅谷，硅谷经历了四起四落。中关村一直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关村今天面对的问题，国内别的省市地方远远还没达到这个程度，国家单独为中关村订立法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超前的市场经济。在起步时，中关村也遇到股份制改造、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知识产权的保护、人才政策的落实、规划建设、土地使用等等问题，但中关村都一步步克服过来了。 （采访/潘滨）
我眼里的中关村编辑本段回目录
无根的增长
中关村给整个中国普及了关于电脑、软件、互联网、风险投资的知识，它也将这些技术与资本带入了中国。但是，就像中国的其他领域一样，中关村代表着摹仿而非创新的胜利。
文/许知远
一年前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从海淀图书城一直走到清华东门。白颐路两旁的树早已被砍光，一座又一座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构建的大厦连成一片，没有半点绿色。街头那些汗流浃背肩扛显示器的年轻人依旧，只是没有了十年前四处可见的卖盗版光盘的中年妇女——一切都能从网络下载，谁还需要那些读不出的色情电影？你走进任何一家电子商场，很快就会被无数的电子产品、一拨又一拨上来的推销员，弄得眼花缭乱。我们是一个同质化、过度竞争的国家，你会不由自主地发出这种感慨。
北大东门一侧，是一个巨大的工地，似乎永无完工之日。新建好的那些建筑，生硬、傲慢，再没有燕园的含蓄和灵秀。路过北大的旧物理楼，十年前，我在那座灰色大楼里上力学课、学习热力学定律，在地下的实验室里发呆。如今的大楼依旧灰色，旁边矗立了红艳艳的地产广告牌，“北大第一座人文写字楼”。
这时代，似乎什么都可以用来折现。毛泽东的开国大典是湖南菜的招牌，在南京的夫子庙，我发现只要花一块钱，就能求得孔子的保佑，而在北大，1992年，南墙的拆除，标志着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在突如其来的全国性商业浪潮前慌乱不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的真正骄傲似乎变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门外的北大资源楼里，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都以北大为旗帜，那个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缔造的光辉名字，成为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顺着与白颐路垂直的成府路继续向前走，就来到了清华大学一带。在过去的20年中，清华比北大更让人羡慕。后者在工科上的优势，使得它更容易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它出产更多的政治领导人，我记得10年前，哪个商业精英不曾想在清华大学的经管学院读一读书——毕业后，他可以说我的院长是朱镕基。
清华南门外是一片更为崭新与巍峨的大厦。如果你在夜晚到来，会看到那些闪亮的Google，Microsoft，Sohu的广告牌像是漂浮在夜空中。在这些大厦中，是一家家代表着资本与技术的公司，是一家家昂贵的餐厅。在咖啡店，你听到的是IPO，Web2.0，几千万美金的数字，从那些上唇刚刚有胡须的年轻人嘴里随意进出。
10年前，这里仍是一片民居，成府路还是一条狭窄、悠长的小路。我和同学在这里租用500元一个月的平房，享受比宿舍更大的空间与自由。我在夏日的下午，没头没脑地在破电脑前听Eagles的《加州旅馆》，然后在小巷里的万圣书园一逛再一逛，咬咬牙买一本叔本华的随笔。在一些意外而幸运的夜晚，说服一个刚刚喜欢上的姑娘到我的寒舍做客，当然，还要提前把合租的室友轰走。
现在，年轻人的目标明确多了，他们不需要像我当初那样迷惘。Google是这个年代的金字招牌，进入它，你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游戏之中，你可以去最好的餐厅吃饭，去美国培训，在北京的好地段买房子，而且所有人都会觉得你聪明异常——Google是世界上最酷的公司呀。我经常期待看到一些迷惘、诗意的年轻人，但在Sohu大楼的星巴克里，却从来没有碰到过。
我不知该怎样谈论中关村。多年前，人们对它兴奋异常，是因为它夹杂在北大、清华、中科院之间，它们代表着知识，代表着21世纪的生产力。一心要重新赢得世界尊敬的中国，正试图从西方学习各种东西，我们要有自己的华尔街，自己的好莱坞，自己的哈佛与MIT，那么中关村就应该成为 “中国的硅谷”。
没人怀疑中关村曾经扮演的角色，在一个国门刚被打开，人们对世界的最新进展一无所知的状态中，它给整个中国普及了关于电脑、软件、互联网、风险投资的知识，它也将这些技术与资本带入了中国。但是，就像中国的其他领域一样，中关村代表着摹仿而非创新的胜利。
但也像中国过去的十年的发展一样，中关村或许有着在规模上的继续积累，却没有实质上的革新，它甚至开始迅速被自己的暂时成功所腐蚀，被自身积累的重量所压垮。
中国高等教育在过去十年的迅速发展、膨胀与内部衰落，看看中国最好的大学的年轻人的精神气质庸俗、狭隘、过分功利的倾向，还有那些炫耀的、令人窒息的建筑物——它们只能压抑创新精神。
关于这个国家，我们的赞美已经太多了，这经常麻痹了我们自己。我相信，过去20年中，我们一直在透支整个国家的资源、环境，还有年轻一代的头脑，是到了停下来，重新思考的时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