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之父编辑本段回目录
乔治·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Georges F. Doriot ，September 1899 – June 1987) ，美国风险投资之父。当人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醒来，Georges Doriot帮助成立了世界第一家公众风险投资企业，企业的名称很有意思，叫作“美国研究和开发”（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RD公司）。Georges Doriot（1899-1987）曾经作为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工作了40多年。哈佛出版社的《创新资本》 （Creative Capital，国内译为《完美的竞赛》）一书叙述了Georges Doriot和风险投资的诞生。
在20世纪50年代，乔治·多里奥特在哈佛大学关于“风险投资”的讲座被誉为是一个“传奇”。在当时传统的公司管理中，将这样的概念和操作引入的确具有“先见之明”。由于1958年美国小企业法的实施，使得美国的风险投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阶段”，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稍有停顿，但是优越的“先天”因素没有能够阻挡美国成就世界风险投资领域中佼佼者的地位。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里奥特成为第一家风险投资企业的总裁：总部位于波士顿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Develop一：ment Corporation，ARD），从此风险投资业开始初具雏形。著名投资家查尔斯·克德林（Charles F。Kettefing）预言说不出5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就得关门大吉。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多里奥特用实际行动证明克德林的预言是完全错误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共培育了100多家新企业，其中多家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与技术的发展。
乔治·多里奥特个人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Born in Paris, France in 1899, Doriot enlisted in the French army in 1920. He immigrated to America to earn an MBA and stayed on, becoming a professor at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in 1926. He became a U.S. citizen in 1940 and the following year was commissioned a lieutenant colonel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Quartermaster Corps. As Director of the Military Planning Division, he worked on military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eventually being promoted to brigadier general.
In 1946 Doriot returned to Harvard and the same year he founded 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RDC), one of the first two venture capital firms along with Ralph Flanders and Karl Compton (former president of MIT), to encourage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s in businesses run by soldiers who were returning from World War II. ARDC's significance was primarily that it was the first institutional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firm that accepted money from sources other than wealthy families although it had several notable investment successes as well.[1]
In 1957, Doriot founded INSEAD, international graduate business school in France with a group of his former Harvard MBA students. (Today, INSEAD is one of the major business schools, with campuses in Fontainebleau (France) and Singapore.)
ARDC is credited with the first major venture capital success story when its 1957 investment of $70,000 in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DEC) would be valued at over $355 million after the company'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n 1968 (representing a return of over 500 times on its investment and an annualized rate of return of 101%).[2] Until his death, Doriot remained friends with Ken Olsen, Digital's founder.
ARDC continued investing until 1971 with the retirement of Doriot. In 1972, Doriot merged ARDC with Textron after investing in over 150 companies. For his role in the founding of ARDC Doriot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father of venture capitalism".[3][4]
Doriot died of lung cancer in 1987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Legacy
The Doriot Climatic Chambers at the U.S. Army Soldier Systems Center, Natick, Massachusetts were named in his honor in 1994. (During his time in the US Army, Doriot had written and spoken about the need for an "Institute of Man" for the testing of soldiers and their equipment at environmental extremes. The DCCs are seen as a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at vision.)
Quotes
"Be friendly but not chummy with your lawyers."
"Someone, somewhere, is making a product that will make your product obsolete."
"When travelling, always adopt the psychology of a suitcase."
大变革的领导者编辑本段回目录
早在商业活动的初期，风险投资就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面目存在于世间。哥伦布横跨大西洋的壮举，就受到了西班牙国王和意大利投资者的资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风险投资家。直到20世纪后半叶，风险投资才逐渐成为大规模的专业化行业。这场大变革的领导者就是乔治斯·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听到乔治斯·多里奥特这个名字的了，记得就在2002年，当时我正在查阅有关风险投资发展历史的资料，虽然资料不太丰富，但是多里奥特这个名字被反复提到了好多次。我找来一大堆报纸和杂志，一些书籍花了一两章的篇幅介绍多里奥特的事迹，还查到了一个电影短片，但是没有一本完全介绍其生平的传记。
他是现代风险投资行业的创始人，但是市面上宣传他的书籍或文章却很少。 乔希·勒纳（Josh Lerner）说。他是哈佛商学院专门研究私募股权投资的一位教授， 他是第一位经营正规的风险投资企业的专业人士。在他的大力促进与领导下，风险投资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业。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里奥特成为第一家风险投资企业的总裁：总部位于波士顿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ARD），从此风险投资业开始初具雏形。著名投资家查尔斯·克德林（Charles F.Kettering）预言说不出5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就得关门大吉。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多里奥特用实际行动证明克德林的预言是完全错误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共培育了100多家新企业，其中多家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与技术的发展。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极大地促进了电脑、核粒子加速器、医疗设备和海水淡化技术的开发与进步。多里奥特甚至还曾向老布什创办的第一家企业 萨帕塔石油公司，提供过资金支持。 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第一个相信投资高风险的小企业也能创造巨大财富的人。 曾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合作，之后就职于雷曼兄弟公司的投资银行家阿诺德·克罗尔（Ar nold Kroll）这样说道。
多里奥特貌不惊人，但是浑身上下散发着超凡的人格魅力。 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些大名人，例如贝多芬和爱因斯坦。 东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查尔斯·戴尔（Charles Dyer）说。戴尔也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多里奥特晚年居住在曼彻斯特时，戴尔是他隔壁的邻居。多里奥特身材瘦削，面容严肃，大概1米8高，脸上留着稀疏的胡子，穿着优雅得体，拥有一双深邃的蓝眼睛。他说话时带有的法国口音很迷人，有些同事称他的声音是 柔中带刚 。他做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即使是在抽烟斗时。 像其他事情一样，他在挑选烟丝装入烟斗时表现得就像一位艺术家，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高级主管詹姆斯·摩根（James F.Morgan）说， 他在办公室存放了特别定制的烟丝。 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多里奥特总是穿着整齐的西装，因此他在哈佛商学院任教时，要求每一位上他课的学生都要穿正装。 只有报童和中学生才穿运动服。 他对学生这样说。
我对多里奥特了解得越多，我越为这位拥有伟大思想的巨人的不俗魅力所吸引。多里奥特是我见过最有魅力的人。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也心甘情愿地被他的气度风采所折服。
1899年9月24日，多里奥特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在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工作时参与了第一辆汽车的制造。前去巴黎拜访多里奥特尚健在的亲戚时，我得知多里奥特的父亲，奥古斯特（Auguste）自己也是一位企业家，20世纪早期创办了Doriot-Flandrin-Parant公司，这是一家创新型的汽车公司。
1921年，多里奥特乘坐汽轮来到美国。尽管他在美国没有亲人和朋友，没有上过大学，研究生只读了一年，但是这个法国人凭借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哈佛大学商学院最有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教授。在30年的漫长时间里，多里奥特给几千名学生上过课，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世界一流大企业的领袖。他讲授的课程为《制造学》，但是实际上他向学生灌输的是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与商业理念。在哈佛任教期间，多里奥特就像是星球大战里的尤达大师一样，把自己的智慧悉数传授给一代又一代不断成长的年轻学子。 多里奥特很引人注目， 连锁药店CVS公司创始人拉尔夫·霍格兰（Ralph Hoagland）说道，他曾在1962年上过多里奥特的课， 他是那种你无法把眼光从他身上移开的人。他鼓励我创办了自己的企业。
他讲过的课程让人难以忘怀，同时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有一次他特意向学生们讲授如何挑选妻子 很多早年的学生早已忘记在哈佛商学院求学期间学过的很多东西，但是仍然清晰地记得多里奥特讲过的很多话。他还经常强调一些被广泛认同的主题，例如自我完善，团队合作，社会贡献，同时用实用而简洁的话语总结他的人生哲学：
在没人看着的时候也能勇敢做事的人才是一位真正的勇士。
如果可以用威士忌换取情报的话，那么我们宁愿多拿出一些威士忌。
审计师就像裁缝：他能把一个胖人打扮得看上去苗条一些，高一些或者年轻一些。
如果你不能把手底下的员工动员起来的话，那么企业就没法发展。
永远要提醒自己：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里，总有一些人正在生产的产品会使得你的产品被淘汰。
多里奥特是20世纪最有远见的思想家。他很早就意识到了全球化和商业领域创新的重要性。多里奥特早就明白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10多年后，经济学家们才开始对技术进步的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 多里奥特的很多想法对彼得·德鲁克非常有启发。 查尔斯·韦特（Charles P.Waite）说，他以前也是多里奥特的学生，曾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工作多年。
在课堂上，多里奥特经常会谈到铁路、空调和航空，指出这些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开辟了新的市场，提高了商业效率。 多里奥特认为市场永远存在竞争，因此他相信只有创新，不停地创新，永不松懈，才是保证自己始终走在竞争对手前面的唯一方法。 多里奥特的密友、雷曼兄弟公司前任投资银行家罗伯特·麦凯布（Robert McCake）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里奥特为盟军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他还在战争中学会了如何成为一名风险投资家。在军需总部下属的研发部门做主管时，多里奥特在军队里领导了一场革命 让科学技术为战争服务。在他的指挥下，美国陆军找到了重要原材料的替代品，研制出多项发明成果，例如防水纤维、可以抵御寒冷天气的鞋子与制服、遮光剂、杀虫剂和营养丰富的野战食品，包括战场应急口粮。在一个机密项目中，多里奥特还负责监管一种名叫 Doron 的新产品，这一新发明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轻重量塑料铠甲。鉴于他取得的辉煌成就，多里奥特被提升为陆军准将，获得了特别贡献奖章，这是给予非战斗人员的最高军事奖励，此外还被授予了大英帝国爵士勋章和法国军团荣誉骑士勋章。
多里奥特的战时经历证明他拥有独一无二的天赋：他不仅目光长远，而且很有行动力，他精力充沛，守纪律，具有非凡的感召力，积极地把自己的伟大设想付诸于实践。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里奥特参与筹建了许多重要的机构。1954年，他提出的建立和平时期美国步兵军备研究机构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美国陆军士兵系统中心（U.S. Army Soldier Systems Center）终于在马萨诸塞州得以建成。在过去的60年里，这个研究实验室为美国士兵提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装备。1959年，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成立圆了他建立欧洲商学院的梦想，现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商学院之一。
纵观多里奥特取得的多个成就，我们发现，他是个离经叛道的人。尽管在执教初期，他帮助哈佛商学院建立了著名的案例教学模式，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里奥特在教学中并没有继续使用这种教学方法，而是更热衷于向学生传授他的人生哲学与商业理念，他还让学生深入到企业完成调查作业，以便他们获得实践经验。在军队服役时，他也时不时地违抗命令，只为了确保士兵们能够拿到保证生命安全的装备。进入金融界以后，他颠覆了传统观念，证明耐心地投资那些高风险的小企业也能创造巨大的财富。
事后看来，多里奥特在管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时付出的努力真正证明了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1946年，多里奥特被众多精英人士 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投资者信托公司的主席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Merrill Griswold），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Karl T.Compton），佛蒙特州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Ralph E.Flanders），他是第一位公开批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国会议员 推选为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总裁。
美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以后，这些精英人士希望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成立能够有助于新英格兰和整个美国经济的复苏。在他们看来，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能够弥补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大缺陷：新企业非常需要获得资金支持和专业的指导，但却无法获得。我们现在很难设想这到底有多么困难，因为全球的游资规模高达几十亿美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企业家们确实很难获得资金支持。银行非常保守，拒绝向这些刚刚建立没多久的小企业提供贷款。当然，像洛克菲勒这样的富有家族确实投资了一些新企业，但是这样的家族数量太少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决心打破精英阶层孤立封闭的围墙，在美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新企业当中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
在个人生活中，多里奥特总是谨小慎微，避免犯错。但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多里奥特知道风险投资就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是可以事先大致估量的。 他总是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应当制定一个远大的目标， 20世纪60年代晚期供职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丹尼尔·霍兰（Daniel J.Holland）这样说道， 在没有对所有的相关风险进行全盘考量之前，他是不会把钱投进去的。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最初建立时拥有的资金量并不是太多 初始的风险资金只有340万美元。由于最初的几笔投资都失败了，因此在企业运行初期，多里奥特花了很多时间来安抚愤怒而急躁的股东。但是在多里奥特的领导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成功范式。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培育的几十家优秀企业足以说明多里奥特所取得的成就。除此之外，多里奥特还充分利用写文章、演讲和召开年会的方式扩大影响：在公司年会上，各家下属企业可以展出自己生产的产品，并有机会与潜在投资者见面并交谈。 他让这样的年会变得十分有意义，吸引了很多仿效者。 雷曼兄弟公司的克罗尔（Krall）多年来参加过多次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年会，他这样说道。到了20世纪60年代，多里奥特的影响力透过其弟子的传承仍然经久不衰，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多位老员工离开公司后创办并成功经营了第二代风险投资企业，其中包括格瑞洛克资本合伙企业和富达风险投资企业。
多里奥特一直坚持有耐心投资理念，因此获得了成功。他相信投资企业必须坚持较长时间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不应该只为迅速获得利润就做起倒卖的勾当。收益只不过是努力工作的副产品，并不是工作的目标。多里奥特经常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辅佐一家企业慢慢成长，然后才能获得投资收益。这就是为什么他常常把下属企业称做 我的孩子 的原因。
如果你有了孩子，你不会问自己能获得什么回报， 1967年《财富》杂志的一篇报道中引用了多里奥特的这句话， 当然，你可以有希望 你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成为美国总统。但是这个希望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不大。我希望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做到最好。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这就是对我的报答。但是，如果一个人人品好又忠诚，那么即使他没能取得所谓的高回报率，我也愿意继续支持他。你知道，有些人直到很大岁数才变身为天才。如果我是一个投机者，那么肯定要考虑回报率。但是我认为投机者 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 不能做出建设性的贡献。而我是在培养人才和企业。
他培养的一个 孩子 ，彼时不过是一家小企业的数字设备公司，现在已经成长为行业巨头，它成就了多里奥特和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传奇历史。1957年，麻省理工学院两位年轻的工程师 肯尼斯·奥尔森（Kenneth P.Olsen）和哈兰·安德森（Harlan Anderson），创办了数字设备公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其提供了70 000美元的资金以换取70%的公司股份。数字设备公司的总裁和企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肯尼斯·奥尔森想要制造出体型小巧、价格低廉且易于使用的计算机，向IBM公司生产的玻璃外壳的大型机发起挑战，而当时IBM公司是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的计算机制造商，且是该行业内唯一盈利的企业。
这是一场完美的竞赛。在奥尔森身上，多里奥特看到了工程师兼企业家的拼搏精神，他一定会带领自己的企业走向成功。 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只是有想法而已；而一个有行动力的人能够把想法变成现实， 多里奥特说， 我要寻找的就是这种有行动力的人。 奥尔森就是多里奥特要找的那种人。在多里奥特身上，奥尔森看到的是一位耐心的父亲总是不断给他鼓励或讲授人生智慧。从此，这两个人的命运就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当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卖掉手中持有的数字设备公司股权后，公司的净资产高达4亿美元之多 与初始投资额相比，投资回报率超过了70 000%。这是年轻的风险投资业第一次取得如此大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波士顿周边128号公路附近成为高科技企业云集的圣地。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开创了风险投资企业向高科技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先河，现在这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雷曼兄弟公司前任总裁沃伦·海尔曼（F.Warren Hellman）说。海尔曼帮助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多家下属企业发行上市，其中包括数字设备公司， 多里奥特走在彻底改变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时代最前沿。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对数字设备公司和其他几十家新建小企业的培育开创了企业文化的新时代。在数字设备公司，奥尔森就是国王，企业内部没有等级制度。就像杰克·凯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数字设备公司就像是一块试验田，反传统的文化开始逐渐孕育。 他绝对是推动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他让一切都变得轻松起来。 库珀实验室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克·蒙哥马利（Parker G.Men tgo mery）说。这是一家成功的医疗设备制造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曾在20世纪60年代对其提供资金支持， 有了这样的支持，他的存在，他的理念，他对新公司的信任，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力量。
多里奥特并不孤独，他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得到了妻子埃德娜（Edna）的全力支持。妻子的关怀让他心无旁骛，一心只想搞好自己的事业。埃德娜是一位聪明可爱、富有爱心的美国妇女，她在哈佛商学院担任研究助理时结识了多里奥特。在接下来的48年里，埃德娜是多里奥特最深爱的家人和最亲密的朋友，夫妻两人共同度过了童话故事般美好的婚姻生活。多里奥特经常给埃德娜写爱情诗。他付出的爱得到了回报。 在出差的旅途中，他在睡衣里发现了埃德娜写给他的 爱语 。 奥尔森说。
尽管多里奥特拥有非凡的天赋，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完人。在最初建立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根本不应当采用公开上市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多里奥特从未认真考虑过给企业安排一位接班人。多里奥特也没能说服政府监管者，他们老是威胁说要把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赶出风险投资业。举个例子，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管理人员不得持有下属企业的股票期权，这意味着多里奥特将无法吸引最出色的人才到公司工作。1965年，证券交易委员会甚至派人到公司的办公地点突击检查，这让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行为激怒了多里奥特，他写了好多份指责谩骂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件，但是这些信件上都标着： 不要寄出 基于公司律师的建议。
尽管结局有点悲惨，但是从总体上看，多里奥特的一生与重大的时代变革是紧密相连的。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从大企业主导型 例如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 变成了风险投资支持的小企业驱动型，例如数字设备公司、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星巴克和很多其他企业。从此以后，这些创新型的小企业创造了新的市场，提供了几百万个高薪职位，同时也逼迫传统行业变得更加有效率。近来，国家风险资本协会的一份研究成果发现，1970 2005年期间，风险投资培育的企业创造了1 000万个工作岗位，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约占17%。
多里奥特是这个大趋势的预言者，他领导的社会与经济改革打破了传统金融业封闭固守的高墙。在这场有关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革命中，多里奥特（不管是执教、写作、在军中任职、做学术还是作为金融家）是毋庸置疑的先行者。正因如此，我们应当像尊重其他声名显赫的商业巨子那样 例如J.P.摩根，约翰·洛克菲勒或安德鲁·卡内基·敬重多里奥特先生。我相信，在你读完本书以后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
风险投资之父 ：一本讲述现代风险投资的创立者的新书编辑本段回目录
有这样一个盛传于坊间的故事，小布什曾经说过：“法文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创业者’这个词。”这虽然出于杜撰，但讲英文的国家都有一个共有的偏见，那就是法国人不如我们有创业精神。《创新资金 —— 乔治·多里奥特和风险投资的诞生》一书却是对这个假设的批判。这本传记讲述了这个创立了现代风险投资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而他恰好生于法国。
话虽如此，正如本书作者、《商业周刊》的斯宾塞·安特（Spencer Ante）在该书中说的，乔治·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并非寻常法国人。他在巴黎上高中时学习理科。当时的巴黎，已经在一战的摧残下残垣遍野。从15岁拿到驾照后，多里奥特便开车在这座首都的残破的大道上奔波上学。18岁时，他高中毕业转到了当时等于死亡区的西线前线，当起重炮团的军官。一战结束时，他的父亲劝告他说，比起被战争搞得支离破碎的法国，新大陆是个更明智的选择，于是他听从父命，奔赴美国。
多里奥特在21岁时来到无亲无故的美国，希望可以入读麻省理工。他身无长物，但带着一封他父亲的朋友写给哈佛校长劳伦斯·洛威尔（A. Lawrence Lowell）的介绍信。在洛威尔的建议下，他入读了哈佛商学院，而非麻省理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投资银行，在此他结交了年青的路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此人后来成为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并成为大规模的政府功田（指因某人的功劳而赏赐给他田地）的发放者。到美国最早的几年，多里奥特就结交了该国后来的很多要员——虽然他们在当时还不为他们的国人所认识 —— 这种态势在1925年哈佛商学院聘用他后更趋明显：他的学生之后往往在商界或政府当任要职。二战时，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多里奥特参了军，成为了军事计划署主任，并在威廉·堂纳万（William Donovan）把他引荐给罗斯福总统后被授予军需处准将军衔。而威廉·堂纳万很快就成了OSS（中情局的前身）的长官。多里奥特战时的军队长官20年代听过他关于功利性活动的道德问题及市场的集体智慧的课程。
对于后一个课题，多里奥特是个强烈支持者。在很多演讲和论文里，他都对他的祖国法国实行的政府管制式经济以及美国战后罗斯福新政里实行的加税和反竞争法提出了异议。他坚持认为，如此法规是强夺市场的功能交给腐败的政府。最糟的是他们允许政府借钱给无可救药的公司。安特写道，多里奥特以前的一个同事詹姆斯·摩根（James F. Morgan）把他叫做“我认识的最具分裂人格的法国人”——热爱自己祖国的美酒、美食、语言，即使“法国人化简为繁的能力让他快疯了”。但是，多里奥特又非常地不同于普通法国人。他的职业创业者哲学，加上他在一二战间隔时期是很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并在二战时主导军事采购这样丰富的经历使他成为了美国研究发展公司（ARD）总裁的自然人选。在1946年由一群波士顿精英人物创办的ARD正是美国第一家上市风险投资公司。
到1972年多里奥特把ARD合并给大型托拉斯公司Textron并宣告退休时他的公司在120多家公司拥有投资。这些公司多数是一些有专利权的创新科技公司，领域包括同位素转换、水去盐处理、电子、数据处理、科学工具以及电力。所投资公司的名单让人叹为观止，包括一些甚至可以说是有魔力的名字 —— 如果你喜欢魔术：Zapata Off-Shore，就是小布什曾经领导的那个拥有一个高新移动钻井台的石油公司，或者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DEC)。1957年他在DEC 投资了7万美元，到1972年ADR把其股份卖出时卖到4亿美元。
DEC这个电脑时代早期的传奇公司伴随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新时代。多里奥特的影响还涉及到其他的领域，主要表现在作为一个全球化的早期支持者，他建立了相当于欧洲哈佛的欧洲管理学院（INSED）。多里奥特影响最深远的传奇还是他领导世界第一家向公司和公众集资的风险投资公司长达25年之久的经历。在ARD向DEC注入决定性投资的同时，其他人开始步多里奥特的后尘：阿瑟·洛克（Arthur Rock，多里奥特在哈佛的1951届学生）支持了“叛逆八人帮”离开Shockley Semiconductor公司建立¬Fairchild公司；在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 ）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离开Fairchild Semiconductor后，阿瑟·洛克又资助他们成立了英特尔公司；劳伦斯·洛克菲勒（Laurance Rockefeller）建立了Venrock，在之后投资了400多家公司，包括英特尔和苹果；堂·瓦林廷（Don Valentine ）建立了Sequoia Capital之后又投资Atari、苹果、甲骨文、斯科、谷歌及YouTube。
《创新资金》并非老生常弹地鼓吹一个消逝的商业时代，也没有提出世上存在或是曾经存在过更加系统化而非投机性的投资新科技公司的方式。但如果人们对于多里奥特的风险投资如何不同于现今的硅谷风险投资产生兴趣的话，安特的这本书论述了风险投资公司的结构经历了怎样的革新。比如在1960年代晚期，多里奥特在寻找继承人的时候选中了他以前的学生汤姆斯·佩金（Thomas Perkins），此人当时领导惠普的研究部已经有所建树。他找了一个礼貌的借口拒绝了多里奥特的雇用邀请。但他实际的动机，如他告诉安特的，只是因为ARD的结构决定了不可能赚到大钱。多里奥特得忍耐根本就不懂或者不在意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投资公司的区别的立法官僚。ARD之所以不能良好运行，是因为它是上市投资公司，尽管多里奥特不断地向美国证监会上诉，但其雇员还是不可以得到被投资公司的期权。
从1959年开始，多里奥特的公司面临一种新的局面，那就是新的风险投资公司开始采用一种诞生于德州石油勘探工业的有限合伙人公司形式。安特引用了一个老ARD高管的话，据他回忆，在引导一个被投资公司上市后之后，该公司的最高行政官的身价“从0涨到了1000万美元，而我只得到了2000美元加薪”。而对比之下，一个风险投资有限合伙人公司付给它的合伙人不光是管理费而还有部分投资盈利，而且，它允许这部分盈利被免税地分给投资者。同时，它要求合伙人不可以参与管理。不出意料的，当佩金在1972年参与建立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and Byers时把它建成了有限合伙人公司。当多里奥特最终认清了证监会不会让步这一事实后，他宣布ARD“不再具有竞争力”，之后便将之与Textron合并了。
同样的分歧仍然存在于政府和行业之间。在网络泡沫破灭后，华盛顿方面不顾大量科技公司高管和风险投资公司关于政策限制不利于创新的预警，通过了Sarbanes-Oxley 法规以及新的会计条款，规定发放期权要被作为开销处理。而Kleiner ¬Perkins的John Doerr相信预警已经成为了现实：Sarbanes-Oxley给新科技公司大泼了冷水，因为其上市成本升高，这大大降低了他们的热情。
我们应该给多里奥特 和ARD怎样的判词？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大卫·休（David Hsu）说，虽然ARD因为其公司结构的致命缺陷而无法良好运行，它却在风险投资这个行业留下了长足的影响。的确，正如大卫•休在一篇与别人合写的论文写道：到多里奥特 把它的公司卖给Textron的时候，“风险投资已经成为经济的一部分，而ARD只是在其历史使命完成后退出了舞台。”
本文作者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是 Technology Review通讯编辑。
序言
“他是现代风险投资行业的创始人，但是市面上宣传他的书籍或文章却很少。”乔希·勒纳（Josh L~erner）说。他是哈佛商学院专门研究私募股权投资的一位教授，“他是第一位经营正规的风险投资企业的专业人士。在他的大力促进与领导下，风险投资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业。”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里奥特成为第一家风险投资企业的总裁：总部位于波士顿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Develop一：ment Corporation，ARD），从此风险投资业开始初具雏形。著名投资家查尔斯·克德林（Charles F。Kettefing）预言说不出5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就得关门大吉。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多里奥特用实际行动证明克德林的预言是完全错误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共培育了100多家新企业，其中多家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经济与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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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特说这话时的声调很平静，但是乔治斯听了以后，感觉心脏像遭受了重击一样的难受。父亲冷冷的目光深深地刺痛了他，与以往所受到的各种惩罚相比，这种方式更让乔治斯感到痛苦。在那个时刻，乔治斯不知道自己脑袋里想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应答。他以为父亲会表扬他，以为父亲会为他感到骄傲自豪。然而他被父亲的实际反应重重地伤害了。他感到很丢脸，飞快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眼里涌出大滴大滴的泪水。他原以为的胜利和荣耀竟然只获得了这样的结果。乔治斯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父亲会感到失望？
这件事给他带来的伤害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当乔治斯冷静下来仔细回想当时的情景时，他开始慢慢了解父亲这样做的原因。多年以后当乔治斯回想起这件事时，他告诉朋友，父亲并不是责怪自己没能考取第一名。父亲感到不满意的是只拿到了第二名，乔治斯就已经表现得兴高采烈了。奥古斯特是当地一位很有名气的汽车工程师，他一直教育自己的孩子不管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否则不值得表扬。奥古斯特相信，表扬就意味着承认不需要改进或进步了。后来，乔治斯慢慢意识到，父亲提出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很冷酷，实际上却是出于好意，父母想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孩子们做到最好。1889年，法国正处在现代历史上最和平的时期——尽管1870-1871年间普法战争失败的阴影与伤痛仍然存在，法国被迫将欧洲霸权拱手让与新建立的德意志王国。法兰克福条约的内容十分苛刻：法国要向德国赔偿50亿法郎，而且在支付全部赔款以前，法国还要承担驻扎在法国东部的德国占领军的全部开销。最让法国人感到痛苦的是，整个阿尔萨斯和一半的洛林被割让给新德意志王国。紧接着，在条约签订几日后，法国国内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法国开始陷入内战的泥潭。
在与普鲁士王国的战争结束以后，直到20世纪早期，法国没有再介入其他战争或爆发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国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于是，奥古斯特先是在位于凡尔赛的兵工厂服役，随后又到法国政府机关的警卫部队呆了一段时间。期满以后，奥古斯特离开军队，重返故乡。那时，他刚好26岁，身体强壮，意气风发。
离开部队时，奥古斯特已经为自己的将来铺好了路：他打算到著名的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工作。离开部队以后，多里奥特回到了家乡瓦朗蒂涅。瓦朗蒂涅是位于法国东北部的一座美丽的村庄，靠近瑞士和德国的边境，标致公司的生产厂和合作卖场就在那里。尽管瓦朗蒂涅的大多数村民都是农民，但他们同时也在工厂干活。事实上，多里奥特家族的很多成员都曾在标致汽车的工厂工作过，其中包括奥古斯特和他的父亲雅克·多里奥特（Jacques Doriot）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早期，瓦朗蒂涅位于杜布斯河的西岸。到了17世纪晚期，自1672爆发持续到1678年的荷兰战争结束以后，国王路易十四占领了瓦朗蒂涅所在的省份。路易十四对那个地区垂涎已久，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相当于是这个古老帝国东部边界的屏障，占领该地区有助于保障首都巴黎的安全。向东面望去，奥古斯特能看到罗马人修建的水渠、绿色的森林和连绵起伏的小山。向地平线极目远眺，他能惊讶地看到地势不高、呈锯齿形的山脊。这条山脉横亘法国和瑞士两国的边界线，就像是一头巨大的驼背鲸。尽管瓦朗蒂涅看上去与其他的法国村庄没什么两样，不过实际上它至少拥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法国人口中绝大多数的民众信奉的是罗马天主教，但是瓦朗蒂涅是法国境内少数几个只信奉新教的地区之一。事实上，罗马天主教对该地区的影响力非常小，以至于村子里没有一座天主教教堂。后来，奥古斯特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一个儿子——乔治斯深情地回忆了故乡和当地人的勤劳朴实，他说：“我很想念我的故乡。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人们并不富裕，他们只有努力干活才能换来自己想要的一切。他们经常去教堂做祷告，新教的牧师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和蔼，当地人都很尊重他们。”
村庄房屋的建筑风格充分反映了当地百姓勤劳朴实的特点。在19世纪晚期，瓦朗蒂涅村的房屋式样都比较简单，但是由于使用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石头，因此房屋很坚固，屋顶上覆盖着红色的砖瓦；房屋周遭环绕着石头砌成的矮墙，路人能从外面看到庭院里的情形——房子周围的花园里种满了郁郁葱葱的植物，小鸟在叽叽喳喳地欢叫，甚至还能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
奥古斯特服役5年后重返故乡时，瓦朗蒂涅村仍然是一派田园风光，但变得比以往更加忙碌。奥古斯特于1863年10月24日出生。奥古斯特的父母一共养育了8个儿女，奥古斯特排行第7。奥古斯特的父亲雅克刚开始时也是一个农民，后来进入标致工厂做工，一段时间后还当上了车间的班组长。1878年，奥古斯特15岁的时候，雅克安排他进厂当学徒，学习钳工和金工的手艺。奥古斯特在工厂工作了6年，随后被征召入伍。现在，他终于退伍返回了家乡，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标致工厂工作。
努力工作是让奥古斯特唯一感到高兴的事。从一张其中年时期的照片可以看出，奥古斯特个头中等，体格健壮，神情十分严肃。他最主要的面部特征是拥有一个法国式的高鼻子，耳朵也很大，脸上还留着当时很流行的又黑又浓密的胡须。“我父亲人非常好，他很安静，非常有思想，很和蔼可亲，而且体格十分健壮。”乔治斯回忆道，“他工作非常努力。我听妈妈说，爸爸年轻时一天要工作12-14个小时。年纪大了以后，他也还继续保持着这样的工作习惯。”
后记
《完美的竞赛》书摘编辑本段回目录
对于在20世纪中期时已经长大成人的男女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们一生当中无法抹去的经历与回忆。多里奥特也是如此。但是多里奥特在战争期间的遭遇有一点很与众不同：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积极地让几百万美国士兵退伍，帮助他们重新回归正常生活，但是美国军方非常急切地想把多里奥特准将这个人才留为己用。
毫无疑问，刚刚结束的战争充分证明了科学技术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多里奥特是军中为数不多提出这一观点的高级将领之一，他也拥有领导才能，可以把这个想法转变成现实。所以，在战争结束后，多里奥特接到了战争部长罗伯特·帕特森的电话，帕特森让他到战争部的总参谋部下属的一个专门管理研发工作的新部门当头儿。为了打消多里奥特的疑虑，战争部长帕特森又说，艾森豪威尔将军自己也相信多里奥特是这个位子的合适人选。
与多里奥特一样，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早就意识到了将科技与工业技术对军队的重要意义。1946年4月30日，刚刚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给高级军事指挥员下发了一份极具远见的4页纸的备忘录。在这封备忘录中，他列出了五点政策，以确保在新成立的研究开发部领导下，国家的各种资源能够被充分利用。 单靠武装部队是无法赢得战争的， 艾森豪威尔写道， 有了科学家和商人提供的技术和武器，我们才能智取敌人 这种结合的模式也要引入和平时期，这并不是单纯地让军队了解现在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情况，而是要在我们的国防计划中把所有有助于保护国家的民间资源全部考虑进去。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工作。但是多里奥特告诉帕特森部长他已经在军中工作五年了，现在他必须回哈佛去赚点钱。帕特森部长没有放弃。他问多里奥特是否愿意在筹备新研发部门期间为新来的主管做副手。多里奥特同意了。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几个月的时间，不过他不喜欢他的上司，战争期间随处可见的团队合作精神早就消失不见了。 根本没法做任何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每个人都无所事事，只靠军队养着。 多里奥特回忆道。
就在这时，多里奥特接到了一位内阁官员约翰·斯奈德（John W. Snyder）的紧急电话，他刚刚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斯奈德部长告诉多里奥特他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陆军、海军和空军剩下的各种战争物资应当怎样处理。为了处理总价值为270亿美元的多余设备、齿轮和供给品，斯奈德部长说政府打算把所有处理多余物资的任务交给战争物资管理署（War Assets Administration）负责，他相信多里奥特应当接手这个新机构。
这个请求很特别，不过多里奥特礼貌地拒绝了。斯奈德部长让多里奥特挑选其他人来担任该机构的主管，多里奥特推荐了他的老上司，陆军上将格雷戈里。这一次，军方又请求多里奥特在过渡期间担任部门的副手，但是多里奥特拒绝了，他告诉斯奈德部长他已经同意在战争部总参谋部下属的研发部门做副职。但是斯奈德部长的回答是，多里奥特回忆到，他咆哮着说： 陆军可以等。但战争物资不能等。 他一手安排了两个职位之间的平稳交接，直到多里奥特走马上任，成为主要负责政策协调工作的战争物资管理署副主管为止。这项工作很有趣，但也比较混乱，多里奥特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工作的合适人选。 朋友太多，我都应付不过来， 多里奥特回忆道， 公司的理事和总裁们经常过来看看是否可以低价买到些好东西。
尽管多里奥特真的想返回哈佛，继续享受当教授的舒适生活，但是他的注意力越来越被一种全新的事业所吸引，这项崭新的事业与教书或服务军队这两种贯穿其一生的职业追求毫无关系。多里奥特打算进行一次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新探险：创立风险投资行业和发起企业化行动，以促进战后美国经济的复苏与繁荣。除了对法西斯作战，多里奥特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一直在与国内各种各样的保守势力做斗争，其中包括无能的政府监管者、目光短浅的立法机构和极端保守的投资管理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风险资本这个新理念马上就再次复活了。在日本投降以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决定继续执行原定计划 创造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为技术和工程公司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现在是时候把科学技术应用于实践了。于是，康普顿召集了原先曾加入新英格兰委员会下属的新产品委员会的老部下，这些人当中包括拉尔夫·弗兰德斯、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和哈佛商学院院长唐纳德·大卫（Donald K. David），说服他们建立了一家风险资本公司。
1946年6月6日，遵照马萨诸塞州的法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ARD）正式成立了，创始人包括弗兰德斯，Taft-Pierce Manufacturing 公司总裁小弗雷德里克·布莱克索尔（Frederick S. Blacksall Jr.），美国橡胶公司的前任董事布拉德利·杜威（Bradley Dewe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财务总管贺瑞斯·福特（Horace S. Ford）。多里奥特在公司的第一份年报上写道：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成立的宗旨是帮助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成长为成熟而有价值的公司。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是战后几家新建立的风险资本企业之一。1946年初，两个富有的东海岸家族建立了两个风险投资机构，名字分别叫做惠特尼公司（J.H. Whitney & Company）和洛克菲勒兄弟公司（Rockefeller Brothers Company）。但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是第一个专业化的风险投资公司，它的资金来源并不依赖于家庭或富有的个人，而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例如保险公司、教育机构和投资信托公司。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进步，因为它极大地扩展了有助于增加风险资本总额的潜在资金金额。作为第一个风险投资公众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寻求使企业家的管理变得更加民主化，它关注技术性的风险企业，为新建立的小企业提供管理支持。
事后看起来，波士顿成为风险投资活动的发源地是顺理成章的事。自从17世纪建市以来，波士顿人一直坚信科学技术的启迪教化作用和人类对尽善尽美的追求。波士顿诞生了美国第一家公立学校 波士顿拉丁学校（Boston Latin School, 1635年），和第一家大学 哈佛大学（1636年）。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波士顿成为重要的海运港口城市，同时在新型机械与科学设备制造业处于领先地位。这个城市的改革步伐始终没有停歇，妇女争取选举权和废除奴隶制的斗争，甚至连美国独立战争都是发端于波士顿铺满鹅卵石的小巷和街道。
多里奥特身上也有着与波士顿这个城市一样的精神 创新、敢冒风险和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拥有无穷的潜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创新爆炸式发展的时代就要到来，而多里奥特就是点燃导火线的最佳人选。作为一流商学院的教授和几十家公司的董事，多里奥特已经成为金融和技术制造业领域的专家。而且拜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赐，多里奥特还尝试了如何在高压环境下组织和管理新建企业，从中收获的经验让其一生受益。
因此，这位新英格兰委员会风险资本子委员会的前任主席肯定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总裁的最佳选择，这毫不令人惊奇。但是多里奥特不能接受这个工作，因为当时他还在军中服务。因此在过渡期间，公司董事推选他担任董事会主席。当时正在谋求竞选参议员的弗兰德斯被选为代理总裁，直到多里奥特结束在军中的任职为止。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约瑟夫·鲍威尔（Joseph W. Powell Jr.），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推销员，曾在时代公司担任广告部副经理，他被任命为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副总裁。此外，麻省理工学院决定通过由三名成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向公司提供技术支持，这三名顾问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化学工程教授埃德温·吉利兰特（Edwin R. Gilliland）和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主任杰罗姆·亨撒克（Jerome C. Hunsaker）。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创始人们相信公司能够解决美国的 低风险经济 难题。战争已经结束了，是时候做点事情了。他们认为，新政繁重的税收负担和投资信托公司日益凸显的极端保守主义使得新建企业的资金变得越来越紧张。投资信托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在美国储蓄市场上占有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但是他们不愿意投资于风险较高的新企业。习惯与谨慎的心理让这些信托企业只把钱投资在高等级债券和蓝筹股上。弗兰德斯在担任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期间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45年11月，他在芝加哥面向美国证券协会的委员们演讲时简要地提到了这个问题。
对新企业的投资可以带来巨大的潜在价值。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挑选最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并且在各个项目之间分散风险。难道这不是尝试向企业提供发展资金的新方法所需具备的健全的商业基础吗？我们不能静静地等待古老的传统行业有朝一日会发展壮大。我们需要挖掘新的力量、能量和能力。我们需要把我们手上拥有的金额庞大的信托资源与那些寻求支持的新点子 嫁接 起来。
根据他的理论，风险投资家的作用就好比是现代经济的 媒人 。他们把钱 嫁给 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和他们疯狂的新想法。结果是美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薪酬水平高的工作数量越来越多。
在创办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过程中，公司的创始人们都很清楚企业主义的动态化特性。他们意识到掌握着 庞大的信托资源 的机构及其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对发明创新并不在行，反过来，发明家们在研制创新产品时缺乏资金的支持，因此就像多里奥特诙谐的描述一样，他们 不顾一切地尝试新事物，结果变成了穷困潦倒的商人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想把这两类相互联系、但很大程度上相互隔离的群体整合到一起。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企业协会的教训，公司的创始人们决定出售200 000份公司普通股（每股售价25美元）来筹集500万美元的公司资本。
风险投资 这一概念实在是很新奇，因此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创始者必须要重新设计财务管理架构的方方面面，以确保企业能够持续运营。例如，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发行股票之前，按照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要求，它必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多项豁免权。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一名董事，律师沃伦·莫特利（Warren Motley）同时也是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法律顾问，而该协会曾协助立法部门参与编写了1940年投资公司法 这部重要的法案旨在1929年股市出现崩盘危机后重塑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任。
在编写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时，国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目的是想借助该法案禁止投资公司通过投资控股方式把触角伸得太长，而投资控股恰好是20世纪20年代时投资公司惯用的手法。于是，法案中的某个条款规定一家投资公司不能持有另一家投资公司超过3%以上的有表决权股票。所以，有了这项规定，马萨诸塞州投资者信托公司就无法大量买入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发行的股票。
幸运的是，莫特利动用他的人脉关系和财务管理能力帮助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拿到了有关这一条款和其他条款的豁免权，其申请豁免权的理由是 这样做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与保护投资者的目的相一致。 最重要的几项豁免权允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持有其他公司5%以上的股权，允许任何一家投资公司购买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不超过9.9%的股权，允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投资公司和其他信托机构出售股票。最后，基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已经收到了300万美元的股票认购款，其中至少一半来源于机构投资者，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股票发行计划才最终得以批准。
为了获得成功，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还积极地促成了其他几项立法变革。几个州实行的 蓝天法案 禁止投资信托公司投资购买成立时间少于3~5年，或几年没有发放股利的公司发行的股票。既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情况比较特殊，公司一半以上的资本金必须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因此公司的创始人感觉有必要去游说4个州修改其监管法令，其中包括俄亥俄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哈佛商学院院长唐纳德·大卫，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和其他几位著名的实业家和律师成功完成了任务，劝说这几个州放松了监管法令。
很多著名的报纸和杂志都报道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成立。所有的报道都重点介绍了该公司豪华的管理团队阵容及其具有重大开拓性的历史使命。《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的大标题是 由极其罕见的管理团队管理的风险投资企业 ，文章最后的结论是 如果这家公司没有获得成功，那么肯定不是因为它缺乏有管理才能的人才。 在解释公司的成立宗旨时，各位创始人显得非常真诚，事先公开承认公司的财务管理已经考虑到了部分项目失败的风险。 尽管不可能所有的投资项目都成功， 弗兰德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称， 公司的管理者对战争期间开发出来的大量新技术十分熟悉和了解，大家一致认为未来肯定会有足够多的项目能获得利润，因此整体的投资活动在财务上会比较成功，同时也能给国家创造毫无疑义的社会资产。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企业主义发展的分水岭。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暂时阻碍了小企业的发展，但是最终它为企业经济的茁壮发展提供了更加肥沃富饶的土壤。究其本质，战争鼓励人们冒险，这场特殊的战争证明了冒险开发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合成橡胶产业的快速发展证明将新技术投入实践能够产生令人惊叹的结果。此外，战争还改变了资本市场。战时开发的新技术 让很多个人投资者和基金管理公司愿意在战争期间的投资项目上冒更大的风险。 同样重要的是，盟军的胜利把大萧条对美国人民造成的最后一丝心理伤害全部抹去了，给美国民主注入了更多的自信心，鼓励人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勇敢实践，当然也包括商业领域。
战争还促使美国社会发生了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根本性变化：《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让几百万美国人上了大学，把下一代教育培养成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受战争的影响，美国政府开始加大对基础研究领域的资金投入。1938年，纯理论科学的研究经费总额不超过4 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于行业的资助。战争改变了这种局面，美国政府把大学和基金会纳入到军队科研的庞大网络内。到了1943年，光是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一年就与大学签订了总金额为9 00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陆军和海军签订的科研合同总金额也在几千万美元以上。正是这些来自于国防部门的科研合同给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从证券交易委员会那里获得必要的豁免权以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便开始出售股票以筹措风险投资资金。尽管公司背后的支持者声名显赫，宣传曝光率很高，监管环境和投资环境都比较宽松，但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股票发行差一点就失败了。对于这样新建立的企业，人们很难说服投资银行为其股票的发行做承销商。于是，公司聘请了两个较有胆识的银行 埃斯塔布鲁克银行（Estabrook & Company）和哈里曼-里普利银行（Harriman, Ripley & Company）以代销的方式帮公司销售股票。当时，公司选择的发行时机不好，股票市场的指数正在不断下跌中。如果不是在最后一分钟，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 & Company）的前任主席莱辛·罗斯瓦尔多（Lessing Rosenwald）认购了一部分股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截至1946年11月1日前募集到300万美元的股票发行计划就要流产了。
截止到1946年12月底，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高管人员与合作银行只卖出了总计200 000股中的139 930股，总筹资额350万美元。其中，只有180万美元的资金是来自于9家金融机构、2家保险公司和4家综合性大学的捐赠。这4家大学是麻省理工学院、莱斯大学（Rice Institute）、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其余的资金则来自于单笔投资额不得少于5 000美元的个人投资者。
当银行和董事们为筹钱焦头烂额的时候，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日常运转已经开到最大马力了。公司的办公地点在波士顿金融区。公司员工数量不多，执行的是 开门办公 的政策，吸引了成百上千个商业计划涌入公司。多里奥特说：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不投资那些普普通通的东西。相反，它只投资那些未来有较大增长可能的选定公司，并预先测算好风险。 公司制定了清晰的投资指导策略：项目必须已经通过了 试管测试期 ， 以专利或特定的知识或技术 等形式获得了保护， 将来创造利润的可能性非常大 。从一开始，参议员弗兰德斯就强调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不应当被看做是一家公司，而应被视为是一场美国社会运动的发起者。 人们常问我这么几个人怎么做工作， 弗兰德斯说， 我的回答是我的工作团队就是整个美国。
从一开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就设置了非常高的门槛。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拒绝了在极地冰层下开采石油的商业计划，拒绝了在机场修建脚踏车跑道的建议，也拒绝了用热水肥皂沫代替厕纸的计划。在弗兰德斯赢得了参议员的选举后，多里奥特终于接受了公司总裁的任命，不过条件是他要继续在哈佛教书。
那时，多里奥特已经和埃德娜一起搬回了波士顿，回到了他们原来的住处。哈佛重新聘请他讲授工业管理课程，每年的薪水为11 000美元。几乎每一个星期，多里奥特都是在星期一和星期二上课，然后把剩下的时间，包括星期六，用来处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事务。多里奥特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担任的职务让他的授课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关注。 对我们来说，这使得他的讲解和评论显得更加适当和具有现实意义， 马文·特洛波（Marvin S. Traub）回忆道， 我们都感觉我们学到的都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到那一年年底，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做了很多工作，把钱投入了三家第一批选定的公司。这三家公司都是生产新产品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Circo Products公司投资了150 000美元。这家公司的总部在克利夫兰，专门生产可将汽车发动机的润滑油汽化后注入企业传动装置的手枪式工具。另外两家公司也都是研发最前沿的新技术的公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投入了200 000美元，高压工程公司（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才得以成立。这家公司最初是由麻省理工两位科学家在剑桥一间改装过的车库里搞出来的，他们两人研究的是200万伏高压的发生器，比当时已有的X光机器的功率高出8倍。还有150 000美元投给了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Tracerlab, Incorporated），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个天才少年，这也是原子学领域第一个商业企业：该公司已经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这时多亏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及时出现拯救了它，其主营业务是出售放射性同位素和制造放射性探查设备。
尽管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政策是进行股权投资，但是鉴于公司急需现金周转，因此在对一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时，采用了可转换债券和可转换优先股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企业提供分期偿还的贷款，通常会附有股权或权证，允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在未来某一个时间购买被投资企业发行的股票。例如，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投资Circo Products公司时，实际上是向其提供了150 000美元的贷款，利率水平是5%，可以转换成1 150股优先股。这一利率水平几乎相当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投资政府债券所得收益率的两倍。即使这样，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第一年的经营仍然是以亏损告终。1946年，企业的收入为5 000美元，但经营费用高达42 000美元。
第一轮投资反映出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投资理念已经超越了 货币投资 的阶段，上升到了 包含必要时提供管理支持和技术咨询服务 的境界。在多里奥特看来，管理才能与资金同等重要。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方式主要是派遣高管人员、董事或顾问进驻被投资企业的董事会。例如，多里奥特和鲍威尔曾加入高压工程公司的董事会。 谁有控制权不是问题，关键是让合适的人才来控制企业。 高压工程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丹尼斯·鲁宾逊（Denis M. Robinson）这样说道。康普顿和格瑞斯沃尔德加入了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董事会，而鲍威尔和一个名叫罗伯特·霍农（Robert Hornung）的商人（他在1931 1934年期间在哈佛担任多里奥特的助手）成为了Circo Products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多里奥特在公司1949年的年报中对这一做法做了最佳解释： 无畏而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与明智且经验丰富的长者组成的管理团队一定能获得成功。
1947年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第一个完整的经营年度，多里奥特加快了公司的发展步伐。这一年当中，公司共审查了400多份商业计划。但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仍然像波士顿名流一样非常挑剔。在任何一个财政年度，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投资的商业计划比例都不会超过总申请数量的4%，大多数情况下只占总量的1%~2%。这一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共投资了5家新公司，总投资额为880 000美元。那一年的2月份，它向贝尔德公司（Baird Associates）投资了225 000美元，这是一家有11年历史的剑桥企业，专门生产对金属和气体进行化学分析的设备。4月份，公司又借给Jet-Heet公司201 000美元。这家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于新泽西州，利用喷气式飞机的引擎技术生产家用火炉。7月份，斯奈德化学公司（Snyder Chemical Corporation）获得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52 550美元的资助，开发一种可以用于造纸和生产胶合板的新型树脂。10月份，应麻省理工学院食品技术系主任威廉·坎贝尔（William L. Campbell）的推荐，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进入了另一个新行业，花费350 000美元从克罗格公司（Kroger Company）手中买下了蔻尔特公司（Colter Corporation）的资产。蔻尔特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捕捞和出售去肠虾和其他海产品，是克罗格公司旗下利润很高的一家企业。年底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又向弹性管道公司（Flexible Tubing Corporation）投资了45 000美元。为了收购华纳兄弟公司的某事业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专门设立了这家企业。
不过直到那一年年底，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公司的钱花得像流水一样快。尽管公司的收入增加到了51 000美元，但是那一年公司仍出现了55 000美元的亏损，这是因为公司在增加了几位年轻的新雇员以后，开支像坐火箭一样迅速增加。这几位新雇员是戴维斯·杜威二世（Davis R. Dewey ）、汤姆·卡伯特（Tom Cabot）和威廉·埃尔弗斯（William Elfers）。而且，直到当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也还远远没有证明在它的帮助和培育下，哪家企业获得了成功。在它的投资的8家企业当中，只有两家企业是盈利的。最令人担忧的是，公司41%的已支付资金全部投资在缺乏流动性的投资项目上，所以要想继续对其他企业投资，很明显公司要尽快融到更多的资金。多里奥特身上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失败了或者是业绩做得不好，那么这种实验性的风险投资操作将从此销声匿迹。
1946年底，多里奥特结束了他在战争物资管理署和研究开发部的工作，不过军方还是不断地委派给他这样那样的任务。单是1946年，多里奥特5月份刚刚完成军需总部办公室的工作，马上就在4个不同的场合被军方要求继续进行其他工作。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多里奥特与军方之间密切的关系是他一生当中最令人惊奇、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侧面。
从1946年一直到1959年（1959年，多里奥特已经年满60岁了，达到了像他这种军衔的军需官应当退休的年龄）多里奥特一直积极地参与美国军方和政府最为核心的事务。在这段时间里，多里奥特常常会被军需总部办公室、陆军总部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军队院校叫到华盛顿去，在那里呆上3~7天，这样的事情至少有几十次之多。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让多里奥特帮助他一起完成重组国防部的工作。
在1947年，多里奥特介入了两项美国政府高级别的项目，其中之一被列为顶级机密。同年1月18日，多里奥特同意成为新组建的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oard，JRDB）的顾问。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他是罗斯福总统身边的得力顾问，负责监管曼哈顿项目。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协调陆军和海军不断增长的研究项目，以确保消除两者的研究课题之间易造成浪费的重叠部分。不过，在短期内，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为完成国家导弹项目，加强各个军方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与联系。但是，由于内耗严重，陆军和海军没能正式建立卫星或导弹项目。
1947年6月，多里奥特辞职退出了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老布什接受了他的辞职请求，但是问多里奥特自己是否还能向他请教问题。直到那时，人们仍然对多里奥特非常敬重。同年2月份，多里奥特被提升为美国陆军预备役军准将。 是我请求上级下达了这个任命，因为我认为，凭借你的特殊背景、对国防事务的敏锐洞察力和出色的分析能力，你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问题的本质，这对美国军方的工作大有裨益。 老布什写道。
3月份，多里奥特被卷入到一桩他一生当中遇到的最不同寻常、最为政治化的战争中，事件的由头就是多里奥特一直梦想建立一个和平年代的军队研究机构。对仗双方就这一研究机构应设置在哪里的问题进行了公开化的争夺与对骂，这场闹剧一直持续了四年时间，严重影响了多里奥特和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声誉，甚至差点导致该项目流产。多里奥特把这个他寄予厚望的机构取名为 人类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Man），他早在1942年第一所气候研究实验室在马萨诸塞州成立时就提出了这一想法，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里奥特一直不停地游说有关部门采纳他的建议。格雷戈里将军很欣赏这个提议，1945年，他建议应当在某地建立一所军需实验室。现在，双方争夺的焦点就在于这个实验室应当建在哪里 实验室建在哪里，配套的资金、资源和人们的注意力就会流向哪里。最后这件事演变成了波士顿和费城两个城市之间势均力敌的争夺。
这个项目对波士顿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要，以至于一群波士顿最知名的企业家，包括多里奥特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同事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拉尔夫·弗兰德斯和卡尔·康普顿，都跑去游说政府和多里奥特。 上一个重要性可与之相比的事件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搬离华盛顿选择新的落脚点， 格里斯沃尔德在1945年10月25日给多里奥特的信中写道， 最后的选择也是在费城和波士顿之间。那一次波士顿输了。我们只是不能让波士顿每一次都输。
格里斯沃尔德和其他名流之所以向多里奥特求助，是因为他们通过小道消息得知美国战争部正在考虑实验室的地点，并指示最终做出的决定要 非常重视多里奥特个人的推荐 。事实证明，他们的游说很成功。多里奥特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波士顿是建立实验室的理想地点，因为在这一地区聚集了多所大学和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实验室。战争部长帕特森在调查后认为波士顿 具备了实验室选址最需要的诸多特征 ，因此他推荐波士顿作为最佳选择。
由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莱弗利特·索顿斯托尔（Leverett Saltsonstall）和众议员多数党领袖约翰·麦考马克（John W. McCormack）领导的第80届国会提出了一项拨款600万美元在波士顿建立实验室的提案。这个消息一经公布，费城的政客们马上便开始发起攻击。1947年7月2日，在众议员军事事务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一位名叫文森特·卡洛尔（Vincent Carroll）的费城民事法庭法官对多里奥特进行了攻击，暗示 波士顿之所以会被选中，完全是由于你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之间有利害关系所致。
7个月以后，这场争吵变得更加下流。1948年2月18日，参议院军队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在波士顿建立实验室的提案。在听证会上，费城国会议员休·斯科特（Hugh D. Scott）说波士顿计划应当被贴上 多里奥特计划 的标签，因为它是多里奥特一手促成的。斯科特注意到了多里奥特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之间的关系，他断言多里奥特对波士顿的选择有利益关系之嫌。斯科特说： 多里奥特个人有很强烈的理由希望实验室搬到波士顿。我想这会对多里奥特将军开办的研究公司大有好处。这种 多里奥特式的操纵做法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参议员索顿斯托尔插嘴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建立的目的是为马萨诸塞州赢得更多的税收收入，该公司与军需实验室一点关系也没有。随后做证的多里奥特很反感对方提出的他个人受益的论调。在会议结束后，怒发冲冠的多里奥特拦住了国会议员斯科特，告诉他自己从未用过这么卑劣的手段。国会议员斯科特很有礼貌的听完，然后给多里奥特上了一课，让他彻底明白了华盛顿的政治圈到底有多卑贱和肮脏。
请不要自己亲自做这样的事， 斯科特回答说， 你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要尽其所能诋毁你的人格，用各种方式折磨你以摧毁你的意志，于是没人会理会你到底说了什么。不要担心 这是标准的法庭辩论模式。你可以问问任何一个费城的律师，他们都会告诉你这只不过是标准程序而已。
敌人的诽谤中伤终于起作用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已经提出了提案，但是众议院立法会没有通过该提案。于是，多里奥特的梦想暂时被政治斗争阻碍住了。
尽管很难具体衡量军需实验室这件事对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名声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很明显，这场争吵已经影响到了企业的日常运转。在1948年的上半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一项新投资也没有。直到同年7月份，公司才找到了一家它认为值得支持的新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与洛克菲勒兄弟公司联合投资了一家生产金枪鱼罐头、名叫 小岛罐头公司 （Island Packers Incorporated）的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小岛罐头公司投资了250 000美元，寄希望于1949年夏天这家罐头公司能够利用在斐济岛附近捕捞到的金枪鱼制成罐头后大量销往外地。
10月份，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购买了Cleveland Pneumatic Tool 公司价值为300 000美元的债券。当时这家公司是规模最大的生产飞机起落架的企业，投资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占有了该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并按照项目估值提取管理费。这是一种新型的企业培育方式，为研究 物理化学和化学工程领域 的机密项目提供三年的资金支持。面对不断增长的注入新资本的要求，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被投资企业收取管理费的做法很快就变成了风险投资业内常用的模式。在朝着获得巨额投资利润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如果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能够获得一定的营业利润，那么企业的支持者认为这会给投资者带来 双保险 。
1948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进行的最后一项投资是投资于一家有可能会掀起行业革命的公司 莫尼克公司（Ionics, Incorporated）。莫尼克公司这桩投资案充分显现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熊熊野心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的高超技巧。1948年秋天，哈佛化学系博士生沃尔特·朱达（Walter Juda）偶然和一位在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工作的朋友聊天。在闲聊时，朱达告诉这位朋友他与他的同事韦恩·麦克瑞（Wayne McRae）正在研制一种新型的薄膜，能够把海水过滤为适于灌溉和饮水的淡水。这个主意很有趣，于是，那位朋友就把朱达介绍给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技术助理戴维斯·杜威二世。亲眼目睹两人研制的塑料薄膜的实验结果 这种薄膜能把金属离子与非金属离子区分开来，杜威很快就对这个项目产生了浓厚兴趣。 传统的做法是把96.5%的水蒸发掉，剩下3.5%的盐， 朱达说， 而我们的做法是去掉这3.5%的盐，只剩下水。
杜威把朱达引荐给多里奥特。多里奥特也对这项技术颇感兴趣，但是他想实际调查一下。于是，他给一位在道尔化学公司工作的同事打电话，当时道尔化学公司也正在研究离子交换技术。多里奥特解释了这个新理念以后，他的同事断言这项技术不可能研制成功。两人没有在电话里争辩，多里奥特让朱达把一个塑料薄膜邮寄给道尔化学公司。几天以后，多里奥特收到了同事的回信： 这真是一个大突破。 于是，多里奥特投资了50 000美元，莫尼克公司就此诞生。多里奥特、杜威和格里斯沃尔德加入了莫尼克公司的董事会，吉利兰特被任命为公司总裁，朱达任副总裁和技术总监。
到了1948年底，回首这一年的工作情况，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不过它的财务状况还是不太好。在给股东的信中，多里奥特写道： 董事会认为最初制定的目标能够实现，预计公司在1949年能够获得经营利润。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将成为 向有发展前景的美国企业提供资本支持、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 事实上，那一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仍亏损44 000美元，由于获得了9 000美元的管理费，因此与1947年相比略有改进。此时公司的资本减少到了120万美元。
不过，几步积极的举措仍然让人们对公司抱有希望。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资产净价值第一次出现了增长。而且，其投资的多个企业发展速度开始加快。 当公司组建时，有人就曾说过只有十个项目中有一两个项目是成功的，那么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就做得不错了， 多里奥特在1948年的年报中这样写道，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实际业绩已经超过了这个平均水平。
接受投资的企业当中有一家公司实现了其远大理想，那就是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公司创始人兼总裁威廉·巴布尔（William E. Barbour Jr.）称赞正是多里奥特帮助他把握住了企业的最佳成长机遇。 将军向我们这个年轻的科技企业提供两种最需要的东西：热情和正确的评价， 巴布尔说， 和其他人一样，一开始时我有很多想法和长期计划。在几年时间里，我一直纠缠于琐事。此时，幸亏多里奥特刚好及时地拉了我一把。他能让你从昏昏欲睡的状态苏醒过来，重新振作士气，让你盯住企业的五年发展目标。 1948年，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销售收入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了700 000美元，这使得该公司获得了37 000美元的利润。于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宣布它获得了第一笔37 000美元的资本利得收益 它以每股29.93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1 765股的股票。此外，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还获得了100 000美元的资金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