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全 光纤专业博士周全,阴差阳错成了风险投资人。Bain Capital董事总经理黄晶生却说:“没有接受过专门的金融教育反而成了一个优势,没有任何既有的东西牵绊,没有思想包袱,就敢于放开手脚做事。”
虽然人们很难量化理工科严谨的学术训练和投身陌生领域带来的激情,到底哪一个在周全的风投道路上带来更大的影响。但现任IDG资本创始合伙人、中国区总裁的周全,被业界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投资人之一。作为IDG的核心角色,他行事低调,但对项目有着敏锐的判断,在团队中,他更像一位灵魂导师。在他的领导下,IDG抓住了第一波中国的互联网浪潮——搜狐、腾讯、百度、携程、搜房等,缔造了影响中国互联网格局的诸多重要企业。而另一方面,IDG虽然拥有多位明星投资家,但是整个团队和谐稳定、有条不紊,周全的管理能力也可见一斑。
现在IDG资本的重点关注领域已经从最初的软件、网络及相关行业,扩展到消费品、连锁服务、互联网及无线应用、新媒体、教育、医疗健康、新能源、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拥有一流品牌的领先企业,覆盖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Pre-IPO各个阶段,投资规模从上百万美元到上千万美元不等。
而自1992年开始,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投资基金之一,IDG资本投资的明星企业不仅包括携程、百度、搜房、腾讯、搜狐等互联网公司,也包括了如家、金蝶、金融界、物美、伊芙心悦、九安、凡客诚品、汉庭等200家各行业的优秀企业,并已有50家企业通过IPO或M&A成功退出。
周全是继熊晓鸽之后IDG资本的第二位员工,与其他六位资深合伙人的合作时间超过10年以上。这批风投先行者,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又遇上了互联网的第一波浪潮,相遇了日后都堪称传奇的创业者:第一笔“天使”融资消耗殆尽,靠着10万美元“桥式”贷款度日的张朝阳;拿着改了6个版本的商业计划书踏上寻找风投之路的马化腾;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寒冬中进行A轮融资的李彦宏……他们都遇到并接受了单笔投资百万美元上下,采用“广种薄收”策略,常以合作投资者身份出现的IDG资本。
IDG VC 投资回报情况 而这些项目的背后都有周全影子一般的存在。从IDG资本的早期团队开始,IDG对于项目的运作便建立了自身的机制。一般而言,5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若没有其他合伙人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一个合伙人就可以决策。若是有强烈反对,大家会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发起充分的讨论。因为他们的信条是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但多角度的思考能够保证对每一笔投资更加负责。于是,每周进行的电话会议,交流各自一周的工作进展,每个月一次见面会议开展研究工作。尽管每个人都有重点行业关注点不同,但团队式的合作保证了项目投资的成功率。
而周全更像是这个团队中的隐逸者,他默默地站在团队之中,如同他平日习惯将自己有力的目光藏在眼镜之后一样。提到IDG资本,熊晓鸽显然名声在外,更像是代言人的角色。但在谈到3721等明星项目时,就连IDG元老王功权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IDG是集体作战:看投资的时候大家都去,最后由周全拍板。一直以来,他站在后台掌舵,只把熊晓鸽和李建光等推到台前,使得很少有人知道他在IDG真正的作用。
在周全为数不多的“曝光”中,他曾谈过自己对项目判断的准则。看一个项目要有三点:第一要看商业模式;第二看团队;第三是看执行力。
周全,主持IDGVC在中国的投资长达11年。熊晓鸽,IDGVC的筹建者。在2006福布斯“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榜”中,周全和他IDGVC的同事熊晓鸽分别排名第五和第六名。周全1993年加入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IDGVC"), 1992年加入IDGVC,1995年开始主持IDGVC在中国的投资工作至今。之前,周全曾主持参与多项美国航天局的光纤器件研究。周全198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4年获科学院硕士学位,1989年获美国Rutgers大学光纤专业博士学位。他曾获多项NASA奖,并持有美国光纤器件专利。
熊晓鸽,IDGVC的筹建者。1993年熊晓鸽协助麦戈文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创立了IDG风险投资基金。并同时负责IDG在亚洲15个国家或地区的业务。过去几年来,熊晓鸽主持投资创办近十家IT领域的合资出版公司,合资出版18种刊物,并出任国内多家IT公司的董事。熊晓鸽198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外文系,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7年获波士顿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后入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亚洲经济与国际商业管理研究生课程。
熊晓鸽职业轨迹:198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外文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6年入波士顿大学攻读新闻学及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1987年5月获波士顿新闻及大学传播学硕士学位。1987年9月入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国际经商博士学位。 1988年6月至1991年11月,在美国卡纳斯出版集团担任《电子导报》中文版编辑、英文版记者、编辑,离开时升任该杂志在香港地区的副总经理。1991年11月加入IDG,任董事长亚洲业务开发助理。1993年,代表 IDG集团投资2000万美元与上海科委合作,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风险投资公司,被誉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1993年,升任IDG(国际数据集团)亚洲区总裁至今。199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管理班 1999至2005年,升任IDG全球高级副总裁,2006年,升任IDG全球常务副总裁。
从百度的网页搜索看,熊晓鸽的介绍文章明显多于周全。以下是有关周全和熊晓鸽的相关介绍和投资故事:2006年3月1日,发源于新加坡的海蝶音乐集团宣布获得IDG-Accel中国成长基金的一笔巨额风险投资。这是IDG-Accel中国成长基金在亚洲投放的第一笔风险投资,也是该基金首次涉足唱片行业。
事隔不久,3月21日,香港上市公司美亚娱乐资讯集团有限公司(0391.hk)公布,以每股0.315港元向IDG-Accel中国成长基金配售5200万股新股,集资净额1630万港元,新股占扩大后总股本的6.32%。对IDGVC来说,美亚集团的投资创造了数个第一:第一个在香港的投资项目,第一次以增发形式投资上市企业,第一次涉足传统的电视传媒产业。IDG集团常务副总裁、IDGVC的创始人之一熊晓鸽告诉本刊记者,虽然此次对美亚集团投资的金额不算大,但是体现出“要走进这个行业”的意图,并且以后会追加投入。
去年底刚刚完成融资的IDG-Accel中国成长基金,甫一出手,就染指2005年来中国最热门的行业—娱乐传媒企业,并且两个项目都是传统的传媒企业,这与以往IDGVC更多关注于IT领域的投资风格有所不同,看上去似乎更加体现出IDG这个老牌媒体集团的战略意图:进入大中华地区最具成长潜力的娱乐传媒产业。并且,作为音乐产品制造商的海蝶集团,与娱乐产品制造商及渠道运营商的美亚集团相互配合,构筑了完整的娱乐传媒产业链。
牵手Accel
IDGVC与Accel的联姻,缘起于两年前美国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组织的阵容强大的访华团,但是双方却有着三十多年的渊源。2003年,在硅谷银行带领下,数十位全球超一流的风险投资家来中国访问。熊晓鸽担任秘书长的中华创业投资协会(CVCA)举行了一个接待晚宴,宾客交流之间,大家发现,在参加会议的众多国内的风险投资公司中,IDGVC旗下成功的项目最多。这吸引了很多渴望进入中国的国际著名基金的强烈兴趣,他们当即都表示希望能与IDGVC合作。
其中,Accel基金的主管合伙人Jim Breyer与IDG集团董事长麦戈文先生及熊晓鸽有点“世交”——他的父亲John Breyer曾任IDC(IDG所属的市场调研公司)的首任总裁,也是IDG的第4名雇员。1993年熊晓鸽帮助IDG在中国建立第一个风险投资基金时,麦戈文请John Breyer出任了董事。很巧的是,那一年Jim Breyer正担任美国全国风险投资家协会的主席。因此,Jim Breyer和熊晓鸽彼此神交了十多年。
也许是因为家族世交这一渊源,同时也因为Accel是美国不超过6家的真正一流风险投资基金中的一家,在众多的国际基金中,IDGVC选择了拥有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的Accel基金作为合作伙伴。合作中,双方各自发挥其优势:IDGVC的团队负责基金的运作,而Accel负责与LP打交道。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IDGVC只有一个LP——IDG集团,IDGVC的合伙人团队既不需要也没有过与众多LP打交道的经验。因此在基金的募集阶段,由Accel主要负责与LP联络沟通。有了IDG-Accel作为主要发起人,加上IDGVC过去的成功业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基金最终完成募集的金额是3.2亿美元,远远超出了2.5亿美元的计划募集金额。
IDGVC与Accel的合作是深层次的,熊晓鸽说,“我们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他们投资的项目如果想进入中国市场,也会推荐给我们。”熊晓鸽认为这种合作方式是海外VC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好途径:“坦率地说有很多海外的基金希望通过挖人来进入中国市场,但是VC不是一
个人可以做成的,那些基金又不可能挖一个团队,所以与已有的团队合作是最好的方式。”
对熊晓鸽、周全和其他合伙人来说,过去只和IDG集团这一个老板打交道,现在要和来自全球的LP们沟通,向Accel学习与LP打交道的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一课。“特别是最初融钱的过程,我们要向LP做介绍,做路演。过去只有IDG一个LP的时候不需要,现在就必须这样做,但是有Accel的帮助,一切都很顺利。”熊晓鸽说。
与以前IDGVC专注于早期阶段不同,IDG-Accel中国成长基金趋向于成长阶段的企业,总投资规模比较大。投资方向上,一方面是继续过去投资业绩好、有丰富经验的行业,比如移动、互联网、软件等行业,同时也会增加一些过去没有涉及过、但是Accel擅长的领域。
IDGVC和Accel基金都在互联网领域建树颇丰,另一方面,IDG集团本身从传媒起家,Accel则成功投资过Real networks及Macromedia等网络媒体的技术公司,由此不难理解,网络(含有线网和无线网)与传媒嫁接所形成的互动媒体领域,将是IDG-Accel基金重点关注的方向。
比如传统唱片制造商海蝶的触网计划:打造一个有线互联网与无线互联网共同架构的全新娱乐平台,在为自身建立数字化发行渠道的同时,也构筑了便捷、时尚的音乐产品消费模式。而美亚集团则已经着手建立宽带电视及网络电影业务。
吃螃蟹的故事
风险投资对于中国是一个地道的舶来品,把这支洋玫瑰移植到原本没有其生长土壤的中国,并且让它适应中国的水土、盛开出美丽的花朵,是一件非常艰难和高风险的事情。作为IDGVC的创建者,熊晓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十多年的试错与总结经验相交替的过程中,IDGVC逐步建立了一套把国际风险投资运作规范与中国本土现实相结合的有效模式,成为在中国最为成功的海外VC公司之一,而它的完全本土化的管理团队也获得了国际VC界的认可。
作为成功把国际风险投资带入中国的第一人,在中国风险投资市场摔打了十多年之后的熊晓鸽,今天在回首往昔时,有太多的故事要讲。1991年底,在新闻传播专业学习和从业多年之后,熊晓鸽以一个资深媒体人的身份加入了IDG集团(美国国际数据集团),负责亚洲区媒体行业的业务开发。就是在这个岗位上,熊晓鸽演绎了一个以400美元启动《信息化与电子》(现名《微电脑世界》越南版)——现在越南最有影响的一本IT行业杂志的精彩故事。当时的熊晓鸽也许不会想到,十多年以后IDG会成为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VC公司。
1992年,IDG集团董事长麦戈文开始考虑,是否可能把西方国家的风险投资业务引入中国。此前在美国卡纳斯出版集团担任《电子导报》记者的熊晓鸽,曾经多次采访美国硅谷的诸多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对VC界非常熟悉,于是受麦戈文委托,开始考察亚洲各国的VC行业。
早在1982年,IDG与英国的Schroder 基金合资,在日本设立了一个规模近3亿美元的合资基金Schroder PTV KK,因而熊晓鸽考察的首站来到日本,接着是台湾、新加坡、香港等等VC行业发展比较早的国家和地区。
考察下来,熊晓鸽发现每个区域都有其独特之处:比如在日本,人们的创业意识不强,并且很多人在创建公司的时候持着仿佛传宗接代的思路,通常不大情愿出卖公司股份,“觉得卖公司股份好像卖掉自己赖以栖身的房子,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当时风险投资行业已经颇具规模的台湾,则以生产型企业为主,高科技企业比较少,并且土地价格高启。曾经风光无限的新竹科技园区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园区中很多人外迁,而台湾官方强行要求科技人员迁入,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而新加坡的很多经验则可以借鉴——政府支持力度大;园区和周边的环境结合好;充分利用周围相对便宜的资源,比如把生产环节放在马来西亚。
熊晓鸽认为,与日本、台湾、新加坡等地相比,在中国做风险投资有很多优势:比如国内低廉的人工成本;很多人才想创业但是缺少资金等等。
1992年,熊晓鸽陪同麦戈文到深圳参加一个会议,其间很多人主动找老麦推介自己的项目,表现出很强的创业精神——尽管项目不一定好。“第一天我们在阳光酒店午餐,一个‘兄弟’走过来坐在老麦身旁,掏出项目书来向老麦推介。麦戈文以为是我安排的,赶紧掏出小本子做笔记。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十多年后的今天,熊晓鸽还对当年这个有点滑稽的场景记忆犹新:“他的创业精神很强,而且拉着我做翻译——他说他自费做过一个市场调研,发现在深圳盖楼越高越赚钱,所以计划盖一座两百层的高楼。”
这是麦戈文的第二次深圳之行,与他1980年第一次到访时的感受完全不同:此时的深圳城市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到处是工地,热血沸腾。”麦戈文和熊晓鸽最深的印象是:中国的机会很多,年轻人的创业意识很强。
虽然有很好的创业气氛,但是很多欧美著名的投资人仍然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做VC时机并不成熟。因为当时的中国最缺少两种人:成熟的VC投资人和优秀的创业团队。按照西方VC界的惯例,VC基金的投资人需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比如读过MBA课程,以及在投行或者相关金融机构工作10年以上等等。而在当时,中国开设MBA课程的历史还不到10年,更谈不上曾经成功运作过风险投资项目的投资人。
一边是热火朝天的创业气氛,一边是VC人才匮乏,IDG的中国VC之旅究竟能否启动?关键时刻,熊晓鸽给老麦讲述了“摸着石头过河”这句名言,促使麦戈文下定决心。
摸着石头过河
IDG集团中国VC之旅的启动,采取了与各地科委合资组建投资公司的方法。当时的中国,很多地方热衷于建设科技园区,出于为园区“招商引资”的目的,各地科委都有很大的积极性与IDG集团合作,而对于后者来说,来到中国这个陌生的国度,本土的合作伙伴也是必不可少的。更何况当时有外资参股的高科技企业可以享受到很多优惠政策,而科委恰恰负有认定企业“高科技”资质的职责。“如果它愿意拿钱来和你玩,自身又做高科技企业认定,对海外的VC当然很有吸引力。”
IDG集团选择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大都市:北京、上海和广州,开始了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共舞:1993年6月,由上海科委发起的上海科技投资公司与IDG集团各自出资1000万美元,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风险投资公司——上海太平洋技术创业有限公司。半年后,北京科委下属的一家科技开发公司与IDG集团各自出资1500万美元,成立了北京太平洋技术创业有限公司。再过半年,广东科委下属的投资公司又与IDG集团各自出资500万美元,建立了广州太平洋技术创业有限公司。
费尽周折组建了合资基金,IDGVC却发现,虽然中方合作伙伴能为公司带来很多便利条件,但对投资公司来讲,也会因此丧失很多投资的灵活性。例如,按照政策规定,外资投资占股25%以上才能享受到合资企业的优惠待遇,这就要求合资公司的投资必须占股50%以上,这会让很多创业者觉得有失去控制权的危险。而从创业者的资金需求考虑,对于IDG重点关注的互联网企业,往往也不需要投资超过25%股份的资金。
另外,中方的合作伙伴代表各地政府,出资目的是支持当地企业发展,甚至希望企业就座落在园区里面,并不乐意投资到所管辖地域以外的企业。“我们看到其他省市有好项目,立刻就飞过去了,可是中方合作伙伴会反对说为什么投外地的项目?”
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委主任的华裕达,代表上海市政府与麦戈文签署了上海太平洋技术创业有限公司的合资协议,他认为在合资基金开始运作的时候,国内的宏观环境并不具备:“那时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刚刚发表,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国内各项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于中外合资基金的政策不明朗。大环境不利于风险投资的运作,这是合资基金运作不理想的很重要的原因。”
章苏阳以自己的经历对当年不利的宏观环境做出了一个形象的解释:“当年法律规定,自然人不能和外资股东合资成立公司,所以创业者必须重新注册一个公司,再以这个公司与我们成立合资企业,这样他在合资企业只有部分股份,他在原来的公司是100%股份,怎么能保证他不犯错误?这是一个让人犯错误的制度安排,当年没办法,只能这么做,后来我们学会了,不这么做了,同时社会也进步了,私人股东可以直接与外资合资了。这些宏观环境的变化是水到渠成的。”
种种原因,IDG早期的合资基金运作得并不理想。最后清算下来,平均年收益只有10%左右,比之于后来IDG单独运作的基金,收益相差甚远。所以合资基金投资完之后,双方都没有追加资金。IDG集团成为唯一的LP,名称也改变为IDGVC,由合伙人团队直接操作。这之后,基金的运营效率大为提高,收益也直线上升。“合并了早期的合资基金之后,总体结算的年收益平均是40%,这说明后来我们单独运作的基金投资回报要高很多。”熊晓鸽不无得意地说。
比较前后两种不同的操作模式,熊晓鸽对于国内VC运作的成败缘由有很多心得:“国内政府出资设立的风险投资基金都有地域性,例如必须投资在某个园区。而很多企业可能在园区内能够存在,出了园区就活不下去了;第二是基金管理人的问题,国内的基金管理人都是领导派下来,没有经过市场竞争的选拔;第三是激励机制的问题,国际上通行的合伙人制,除了管理费收入,还有投资收益的分成。而国资背景的VC没有这个机制——既然你是领导派下来的,怎么能拿分成呢?”
从“光杆司令”到小分队
IDG集团与京、沪、穗三地科委合资组建的三个创业投资公司,首任总经理都由熊晓鸽亲自挂帅。当时的做法是先建立基金,之后再不断地充实团队,这让当时的熊晓鸽看上去像是一个“光杆司令”。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几乎没有人接受过国外的正规MBA教育,在国内读过MBA课程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在组建团队时,熊晓鸽开创了一条新路。“当时我们找人,第一个要求是技术出身,工作经历以技术背景为主,因为我们是投资技术性企业的,需要投资人对技术方面有很好的理解和把握,另外学技术的人都很聪明。其次要求有过一些国外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第三希望有过丰富的工作经历。”
按照这个框架,早期IDGVC的加盟者都具有雄厚的技术背景,比如IDGVC的另外一位创始人、在1993年底正式加盟的周全是光纤专业的博士,曾获多项NASA奖,并曾主持参与多项美国航天局的光纤器件研究。而同期出任上海太平洋创业投资公司总裁的章苏阳曾任贝尔公司的技术主管,也曾在德国学习两年。章苏阳最初与熊晓鸽合作时,还在一家国内的投资公司工作,当时他向熊晓鸽和周全介绍了一个房地产投资的项目,两个人看过后说:“这个歌不怎么样,但是我喜欢你这个歌手。”意思是说,看上了为这个项目做可行性报告的章苏阳。
随着业务逐渐开展,受资企业陆续走上资本市场,金融专业人才开始显现出其重要性,因而后期陆续加入IDGVC合伙人团队的杨飞、林栋梁、李建光、过以宏等,都具有金融背景。
熊晓鸽介绍,IDGVC在两个方面非常极端,一个是极端的国际化,体现在做事风格和观念上,并且IDG集团在全球85个国家有分公司,还拥有市场调研公司IDC,这些条件对于团队熟悉国际市场非常有利;而在具体运作层面则非常本地化,团队成员中没有海归与土鳖之分,大家互相都知道各自的长处。
在2005年两只新的基金募集完成之前,相比于IDGVC的基金规模,其合伙人团队可谓庞大,让这么庞大的一个队伍在十多年的共事中融洽相处、稳定合作,IDGVC的秘诀是:“大家做出努力之后要有公道的回报,在利益分配方面比较公平。每个公司,如果分配不很平等,就难以留住人。这个是我们的诀窍。”其次,创造一个融洽的环境,让每个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不觉得在这个环境中受到限制,用章苏阳朴实的话来总结就是“大家在一起做事情比较高兴。”
2005年也许是国际VC蜂拥进入中国最为狂热的年头,中国VC界上演了一出热闹的人才争夺战,而IDGVC的团队在长达十多年的合作之后,仍然保持着令人惊讶的稳定。
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熊晓鸽
“做风险投资的人都知道,如果达不到30%以上的年均回报率,自己的基金就很难筹到资了。从1993年到现在,IDG在中国共投资120家企业,投资额约2亿美金,年均回报率高达50%,而创下这项骄人业绩的,就是被誉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
———IDG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熊晓鸽。
从记者到风投家
熊晓鸽当初去美国本来是学新闻的。1986年,他进入波土顿大学攻读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才8个月就拿到学位,这时候,很多外籍留学生连语言关还没有通过。第二年,他进入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亚洲经济与商业管理博士学位,一边读书,一边做兼职记者。
毕业后,他在美国的卡纳斯出版集团做了记者,采访了很多在硅谷创业的华人企业家,还获得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美华协会“最佳新闻报道奖”和“留美最杰出青年”称号。“这些企业家愿意和我谈,因为他们需要找钱,而我所在的杂志是英文主流刊物,很多风险投资家看我们的杂志”,熊晓鸽回忆和风险投资的渊源,“我才知道风险投资还那么厉害。”就在那个时期,他结识了硅谷一些很大的风险投资机构,逐渐了解了这个英文简称叫“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的行业。
1991年,熊晓鸽第一次回国,在深圳碰到很多大学同学,他们满怀激情地想创业,但最缺的就是资金,“感觉很像硅谷,不过他们对风险投资几乎一无所知”,熊晓鸽当时还不知道,他自己的VC之路已经不远了。
不久,熊晓鸽投奔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旗下,他对亚太市场出版业的见解和开发计划受到董事长麦戈文的青睐。巧的是,麦戈文曾在1989年底试着在中国投资了一个项目,叫“太平洋比特”,投了之后一点钱没赚,便让熊晓鸽去看看。“当时我并不知道麦先生也做风险投资,麦先生也不知道我对风投有所了解。”熊晓鸽发现项目在技术方面没问题,但是市场不对路,所以产品卖不掉。“得在国外找买主”,熊晓鸽拿定了主意,在美国参加了一场体育器材展销会,得到美国公司600台的订单,第一年便扭亏为盈,赚了近200万元人民币。
这一项目的成功让麦戈文眼前一亮,熊晓鸽也就歪打正着地开始了他的风险投资生涯,肩负起带领IDG开辟中国风险投资市场的重任。
有一位风险投资家这样描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做投资的感觉:就像在过一条黝黑的隧道,前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着感觉往前摸索。
“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在中国做为时太早,我觉得可以小规模地做,毕竟中国会一天天更好,现在没有退出机制,但以后一定会有,人还是要赌明天会更好,而且中国还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走。”
庆幸的是,麦戈文和熊晓鸽的意见一致。怀着这样的信心,1993年,熊晓鸽代表IDG集团投资2000万美元与上海科委合作,成立了中国首家合资技术风险公司,他也因此被《纽约时报》评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不久,IDG先后在广州、北京、天津和深圳等地设立了相似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
寻寻觅觅VC路
早期做项目,没有管理团队,找不到管理人才,熊晓鸽就去找那些有科技背景、在国外接触过一点风险投资的留学生。
当时,麦戈文请来一家英国老牌风险投资的高级人员来中国考察,从深圳入境,到北京、上海转了一圈,结论是找不到管理团队。他们选人的标准是:必须有10年以上管理基金的经验,读过类似于哈佛、斯坦福这样名校的MBA,年龄在35岁~45岁之间。熊晓鸽说我们可以从低成本低姿态做起,他们说:“对不起,也许10年以后可以,但现在投资人不可能把钱给你们。”
为了找人,熊晓鸽还在香港、美国招聘过,结果来应聘的人要么不懂风险行业,要么不了解国情。
熊晓鸽第一个找到的是周全。周全是1984年熊晓鸽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后去大连旅游时认识的。周全当时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到了美国,熊晓鸽在卡纳斯做记者,周全恰巧就住在卡纳斯公司附近,于是熊晓鸽常常和他讲起采访风险投资的事情,两个人很谈得来。后来,熊晓鸽把周全请到了IDG。“我们有很多年的沟通基础,经历相似,互相认同。周全没读过MBA,没有管过公司,但是聪明,肯学习且具有不为常人所知的激情。”寻找合伙人和寻找投资项目有相通之处,没有共鸣是没法合作的。
从一个人也找不到到今天配合默契的8名合伙人,熊晓鸽最知道团队来之不易。“到现在,最值钱、最难得的是团队,这绝对是一支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团队”,熊晓鸽不无骄傲地说。8个合伙人分布在美国和中国的几个重要城市,对各地市场都很熟悉,大家每周通报,每月见面,沟通得很好。
如果你问熊晓鸽最得意、最成功的项目是哪个,他一定会说是下一个。
IDG的投资有两个特点,一是投资领域广投资数量大,IDG的投资领域遍及软件、网络、电信和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其中30家企业是各自领域的领导者,包括搜狐、当当网上书店、金蝶软件、速达、易趣、3721、百度在线、携程网、亚信、慧聪国际。
二是以早期投资为主。在中国做风险投资,最难的、最好的、也是中国最需要的,是早期投资,也就是在企业发展的最初阶段(种子期)进行投资,这时候投资风险大,但是一旦成功也会有不菲的获益。“IDG可能是中国惟一一家以早期为主的VC,我们经历了真正的从零开始直到IPO的全过程。”熊晓鸽说。
金融界、金碟、速达,都给了IDG10多倍甚至20倍的回报。因为IDG投得多,投得广,眼光也比较准,倒是给其他VC带来不少方便,他们从IDG投资的项目里挑选出即将上市的公司,跟着IDG投资,公司上市后,这些VC的回报率虽然不及IDG,但是时间短,效率高,风险也比较低。
风险投资行业有一句话:没有失败的VC不是好VC。IDG也有“走麦城”的时候。1994年,IDG花三百万美元投了一个生产降解塑料餐盒的厂家,他们生产的餐盒埋到土里1年后就能被吸收,降低了白色污染,是一个很好的环保概念。但是当时这个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产品因为价格高而不被市场接受。后来IDG只好赔本把股权卖给了别人。
还有一家上海公司,生产计算机使用的高效电池,它的使用时间比一般电池长,但是电脑公司就是不买,因为这类产品进入市场往往需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检验才能得到认可,和药品的生产有点类似。再加上管理的问题,项目也没有赚到钱。回顾十几年的VC之路,熊晓鸽感言:“做风险投资,与其说是找项目,不如说是找人。”
这几乎是所有风投家的至理名言。在这个圈子里,投资失败的原因95%甚至99%都是因为投错了人,而不是投错了项目本身。为了选对人,熊晓鸽和他的团队用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来考察受资公司的管理团队,而考察其商业模式及盈利模式的时间只占到40%。
他们还会为了找到一个合适人选而长期追踪,比如金融界的CEO宁君就是周全几经周折从大连请来的。周全回忆说:“宁君当时可是软件销售的知名人士。”2004年10月,金融界登陆纳斯达克,IDG在该公司的投资预计将取得20多倍的回报。
这又体现出IDG合伙人多的优势。8个合伙人就是8名“伯乐”,他们所在的大城市本身就是很大的人才市场,又有高等学府,找起人来也就方便得多。
难舍传媒情结
据说熊晓鸽在拉斯维加斯旅游时连一美元的赌注都不肯下,而他所从事的风险投资偏偏是一项需要冒险精神的事业。他还常常说一句话:“人生最大的赌注是你自己,你要敢赌你的明天比今天好,这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是熊晓鸽式的激情,也是支持他十多年来在中国做风险投资的内在动力。回头看看这十多年的路,走得并不轻松,因为中国不比国外,没有良好健全的评估系统和退出机制;不过这条路走得很精彩,因为当今的中国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经济高增长,有全世界都羡慕的投资机会,这给了熊晓鸽迎接挑战的激情。
很多人问熊晓鸽,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成功的投资人。有人说,惟有激情和敏感才能铸造出成功、辉煌的VC,也有人说,真正做起交易来,少不了理性,毕竟理性的东西才能持久。熊晓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用IDG合伙人周全的话说,熊晓鸽是学文科的人中最具有逻辑思维的。他学文科出身,以前常常写诗弄文,天生是个激情澎湃的性情中人。到北京之后,经人指点读起了形式逻辑,把书看得倒背如流。
这回可好,理性思考是没问题了,就是再也不会写诗弄文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点遗憾。
有一件事真的让熊晓鸽遗憾。十多年来,他看着无数人创业,帮助他们去创业,去实现梦想,但自己却没有亲自创业,“我扮演着教练的角色,但是却从来没有当过运动员,就好像培养了很多夺得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但是自己没有拿过金牌,这算是个遗憾吧。”
很多人不知道,虽然熊晓鸽做风险投资做得很有激情,很成功,但他的梦想却不在此。“我的梦想很坚定,就是在中国打造时代华纳那样的媒体帝国,打造中国式的时代华纳,为国人提供包括互联网、出版、会展、音像、电视、电影在内的全方位、专业化的信息服务,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这是让我最有激情的。”
做媒体出身的熊晓鸽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圈子。IDG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服务企业,在全球82个国家出版300多种刊物。作为IDG亚太区总裁,熊晓鸽具有出色的媒体运作能力,掌管着IDG在亚洲的60多家媒体,包括中国的许多电子行业刊物,比如《计算机世界》、《网络世界》、《微电脑世界》、《电子产品世界》、《通讯世界》等等。
去年,他还在母校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了两项个人奖项。一个是“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另外一个是“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前者“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主流大学以个人名义设立的第一个专业大奖,第一个获奖者是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有一件事真的让熊晓鸽遗憾。十多年来,他看着无数人创业,帮助他们去创业,去实现梦想,但自己却没有亲自创业,“我扮演着教练的角色,但是却从来没有当过运动员,就好像培养了很多夺得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但是自己没有拿过金牌,这算是个遗憾吧。”
很多人不知道,虽然熊晓鸽做风险投资做得很有激情,很成功,但他的梦想却不在此。“我的梦想很坚定,就是在中国打造时代华纳那样的媒体帝国,打造中国式的时代华纳,为国人提供包括互联网、出版、会展、音像、电视、电影在内的全方位、专业化的信息服务,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这是让我最有激情的。”
做媒体出身的熊晓鸽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圈子。IDG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服务企业,在全球82个国家出版300多种刊物。作为IDG亚太区总裁,熊晓鸽具有出色的媒体运作能力,掌管着IDG在亚洲的60多家媒体,包括中国的许多电子行业刊物,比如《计算机世界》、《网络世界》、《微电脑世界》、《电子产品世界》、《通讯世界》等等。
去年,他还在母校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了两项个人奖项。一个是“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另外一个是“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前者“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主流大学以个人名义设立的第一个专业大奖,第一个获奖者是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