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男爵（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1938年1月18日－）英国社会学家。他以他的结构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与对当代社会的本体论（holistic view）而闻名。他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领域中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他写了至少34本著作，被以至少29种语言发行，并且以平均一年一本以上的著作速度为学术贡献。他被描述成自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来最有名的社会科学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与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路”（Third Way）政策也影响了英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政策。
个人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安东尼·纪登斯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1838年生于英格兰伦敦北部，现任剑桥大学教授。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与沃勒斯坦、哈贝马斯、布尔迪厄齐名，是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中少有的大师级学者。早年曾在赫尔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学习。
他的首份教职是1963年在英格兰莱斯特大学授课，后转入剑桥大学，1970年被聘为剑桥皇家学院院士，担任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同时，他在加洲大学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分校有类似教职。1996年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院长。70年代，吉登斯的学术成果开始陆续发表，现已出版了20多本著作，其前期著述主要在于对以往社会学理论的梳理，后期以现代性的研究为主线。他的突出成就很多，其中包括与赫尔德（David Held）和汤普森（John Thompson）一同创办了Polity出版社，该出版社已成为社会科学方面的主要出版机构。而且，他是极少数曾经入选Fellowship of the British Academy的社会学家之一。
安东尼·吉登斯的生平编辑本段回目录
1938年1月18日出生于伦敦北部的埃德蒙顿。1956年进入赫尔大学(Hull University)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1959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硕士学位。1964年硕士毕业后，任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1966-1969年间，先后访问和任教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69年，受聘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76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86年，受聘为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1987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社会学会会长。
1997-2003年，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2004年，被授予“终身贵族”称号，现为英国上议院议员。
安东尼·吉登斯的成就
吉登斯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反思；
（2）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3）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
（4）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提出和现代性发展的反思；
（5）第三条道路等。
目前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
安东尼·吉登斯的主要著作编辑本段回目录
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思想大师，其研究遍及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先后出版学术著作近40部，其中许多具有世界性影响。他所建立的“结构化理论”在全球学术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其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则深刻影响了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发展的方向，同时，他还将“现代性”、“全球化”推向了全球学术研究的中心。他被誉为“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出版界的独行侠”。2004年，被授予“终身贵族”头衔。其中许多其有世界性的影响，代表作有：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气候变迁政治学》《社会的构成》
《民族—国家与暴力》
《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亲密关系的变革》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主要著作
《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考察》（1971）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三步曲
——《权力、财产和国家》（1981）
——《民族国家和暴力》（1985）
——《超越左和右》（1994）
《现代性的后果》（1990）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
《亲密关系的变革》
《社会学》
更详细的图书列表
Giddens, Anthony (1971)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 Hutchinson.
Giddens, Anthony (1976) Functionalism: apres la lutte, Social Research, 43, 325-66
Giddens, Anthony (1976)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London : Hutchinson.
Giddens, Anthony (1977) 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 Hutchinson.
Giddens, Anthony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 Macmillan.
Giddens, Anthony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 Macmillan.
Giddens, Anthony (1982)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 Macmillan.
Giddens, Anthony (1982) 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 Macmillan.
Giddens, Anthony & Mackenzie, Gavin (Eds.) (1982)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Essays in Honour of Ilya Neustadt.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1985)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 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1986) Durkheim. London : Fontana Modern Masters.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ublisher).
Beck, Ulrich & Giddens, Anthony & Lash, Scott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1994) Beyond Left and Right —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1995) Politics, Sociology and Social Theory: Encounters with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Thought.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1996) In Defence of Sociology.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1996) Durkheim on Politics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1999)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 Profile.
Hutton, Will & Giddens, Anthony (Eds.) (2000) On The Edge. Living with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 Vintage.
Giddens, Anthony (2000) 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2000) Runaway World. London : Routledge.
Giddens, Anthony (Ed.) (2001) The Global Third Way Debate.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2002) Where Now for New Labour?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Ed.) (2003) The Progressive Manifesto. New Ideas for the Centre-Left.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Ed.) (2005) The New Egalitarianism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2006) Sociology (Fifth Edition).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2007) Europe In The Global Age.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2007) Over to You, Mr Brown - How Labour Can Win Again.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Giddens, Anthony (2009)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 Polity (publisher)
背景阅读:吉登斯夫妇访华学术活动信息专辑编辑本段回目录
何莉君：“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
应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邀请，12月1日至3日，当代世界著名思想家、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教授携夫人阿莉娜·莱德妮娃（Alena Ledeneva）访问我校，出席由政务学院主办、广州市社科联协办的“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并为我校师生作学术演讲。
12月2日上午，“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在小礼堂举行，梁庆寅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黄达人校长在开幕式上致辞，高度评价了吉登斯先生在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的杰出贡献，并充分肯定此次会议在我校举行的重要意义。黄校长认为，举办此次研讨会不仅是我校的学术盛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件盛事，为我校师生提供了一次与世界一流学术大师面对面交流的宝贵机会，对营造浓厚的校园学术氛围，了解学科前沿，促进学科发展大有裨益。吉登斯先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政务学院郭忠华博士介绍了邀请吉登斯来访的缘起以及会议的筹备情况。
参加研讨会的还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代表。会议主要围绕“结构化理论解读与应用”、“民族国家与现代社会”、“现代性和现代社会学”三个主题展开。我校政务学院副院长蔡禾教授主持专题研讨会，王宁教授、肖滨教授分别在会上作主题发言。吉登斯先生对与会者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和回应。
吉登斯夫妇来访期间，除了学术研讨会以外，还分别为师生们作了题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和“俄罗斯怎样运作”的学术演讲。政务学院院长任剑涛教授主持了吉登斯先生的讲座。
▲吉登斯答网友提问
气候变迁的政治学问：您好，我是奥一网的编辑，这次带来了奥一网友的问题。我们知道您是著名的体育爱好者，您当年的硕士论文就是以体育为主题《体育与当代英国社会》。中国明年马上要举办奥运会了，您觉得这次盛会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吉登斯：我们知道明年在中国的北京将举办一次伟大奥运会，伦敦也将在4年后也将举办奥运会，其实我们两国人民现在关心的其实是同样的问题。我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确是重要的盛事，因为这将把中国聚焦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也会广泛地运用大众传媒手段，让全世界几十亿人都能欣赏到这次盛会的直播。中国在全球的形象将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我认为中国的运动员将会在明年的奥运会上将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这一点对于中国竞技水平的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体育的表现形式非常好，就拿足球来说，每举行一届世界杯，可以吸引到20亿的观众同时收看，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同类盛事可与此相媲美，体育能发挥令人叹为观止的作用，能够把某个国家放在世界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应该一届可持续的奥运会，要考虑到体育盛事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例如以前曾经出现过一些国家举办完奥运会后，体育场馆就被废弃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希望中国能引以为戒。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奥运会举办时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更要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可持续发展上来。
您在04年后被封为终身贵族后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对你的学术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吉登斯：我的学术和研究最大的反对者和攻击者是我自己，我经常对自己的作品持一种怀疑和批评的态度，我也经常反省自己作品中的不足。我的生活在过去15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我专注学术研究，之后就更多地与政界打交道，以前大家对大学教授的印象大都是闭门造车，埋头于做学术，但是我希望把自己的研究运用到实际的政治领域上来，15年来，我的一些主要作品都是关于实际政治操作，尤其是欧洲政治的变化，我自己非常关注现在英国的政局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变化，我自己还给许多报纸写专栏，发表一些刊物等等。我现在的生活是更加多样化了。
您对目前中东局势怎么看待，新的英国政府以及你对未来美国换届以后的政府他们在中东政策方面有什么期许？
吉登斯：我想美国政府对中东问题的态度将会改变，当下一任美国政府选举出来的时候，无论谁担任总统，即使还是共和党人，我想他所采取的政策和态度还是会和布什总统相差迥异的。我认为美国下一届政府将回归到更好的与其他国家协作的层面上，比如说现在的美国政府对于一些全球的法律都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破坏性影响，比如说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归管的协议和京都议定书上面的消极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其实国际上可以采取制定一个比京都议定书更加广泛，影响更加深远的，那么中国和印度都会参与其中。我预测下一届美国总统会采取一些更加跨越国家的管理方式，不仅是关注一个个体的利益而是关注全球的利益，比如说布什总统他认为气候变化是不重要的，是不明显的，我想下一届美国总统是不会这样看的。
安东尼·纪登斯您刚才谈到了全球治理问题，这个治理问题您刚才谈到是因为美国或者说是布什的失误，所以导致了核心部分的缺失，我的问题是，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那些欠发展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吉登斯：我想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就象刚才我在演讲中也谈到的世贸组织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比如说世贸组织很难在多哈回合或者其他回合中达成协议，是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巴西、印度、中国，他们认为我们不会盲目的接受你们西方国家所制定的规则，我们希望我们能发挥对世界的自己的影响，能够有自己的声音。所以我想在当前的这个全球系统里面，我们要加强联合国的改革，加大联合国安理会对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性，同时只有改变了国际机构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才能增加对全球的管理。但要想改变全球机构的角色并不容易，但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谈到的另外一点，就是气候变化，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是全球化的问题，它也影响到全球每一个国家。对于每一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知道自己能够做一些什么，能够贡献什么力量，能够改变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
大概四年前，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曾经赞扬中国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做得非常出色，但是现在中国面临与美国、欧盟越来越激烈的贸易争端和环境问题的相互指责。与此同时，这几年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昂，在这种情况下，您对中国在现在全球化当中所处的状况如何评价？您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如何评价？
吉登斯：关于气候变化，其实京都议定书在一些区域已经开始实行了，气候变化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都要快，而且气候变化会对每一个国家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的利益都与气候密切相关，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遏止这种气候变化的趋势。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防止和控制气候变化的时候，应该发挥领先的作用，因为他们的经济非常的强大，因此，西方工业应该设立更加严格的减排目标，大大降低温室气体的派放，比如发达工业国家到2050年的减排目标是80%，至于其他的欠发达国家，他们必须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受到一些国际气候协议的规管，但是他们的减排目标毫无疑问是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要低的，关于二氧化碳的贸易协定也可以更好地帮助欠发达国家达到环保的目标。气候变化对我们来说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如果中国没有解决好气候变化难题，将在20、30年后带给中国灾难性后果，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民族意识，我认为全球的每个民族都是一样，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应该采取一种进步性的视角，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看待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要做到这一点，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自己民族的历史，独特的民族特征，同时增加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这种国际合作是传统的民族意识都没有的，也不同与我们所说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如果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和全世界都不是好事。
我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尽力地把美国的温室气体派放目标降低至80%，美国还有很长的道路来降低工业发展对气候造成的损害，美国在这方面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滞后的，一些西欧的国家就做得很好。例如德国在使用的能源当中，有20%就是可再生能源。所以，我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对改善环境，降低温室气体派放做出更多的努力。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主要有两种发展方向，一种以欧盟为代表，众多民族国家组合成一个新的结合体，仿佛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另一种，就像前南斯拉夫，国家越分越多。您觉得这两种方向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
吉登斯：欧盟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已经尽量避免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国家，欧盟是寻求在一个跨国界的管理和共同的法规下面，保护和维持各个民族国家的民族身份。欧盟各个成员国也正在努力地避免削弱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认为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欧盟的一体化是好是坏，最终结果如何，但是欧盟现在进行的一体化过程的确是崭新的、截然不同的一次政治实验。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尤其是那些希望在区域政权的共同管理之下，有一个独特的民族身份的国家。
关于分裂主义的趋向，我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应对分裂主义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还面对着重重的困难。其实，欧盟自身也面临分裂主义的困扰，例如科索沃地区、前南地区的一些民族冲突此起彼伏。其实，解决这些民族分裂问题，并没有一个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最稳定、最持久的方法，还是还遵循自愿原则。
来源：奥一网 来源日期：2007-12-7 本站发布时间：2007-12-7
▲郭忠华：“人造空间”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全面建立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之一，体现了执政党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升华。按照十七大报告的定义，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本质地说，生态文明就是要尊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倡导生态文明，不仅对中国自身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生态文明是反思“人造空间”的结晶
生态文明的理念不可能产生于以手工生产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因为在那种社会，不仅人类的行动能力尚不足以干预内在于自然的规律，而且人类的思想观念也没有出现对自然的工具性态度。那时候，人类偎依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然外在于人类并依照自身的规律支配着人类。但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伴随着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的极大发展，现代工业主义也迅速得到发展，并且凭借其内在的自我更新机制绞断了与传统社会的藕断丝连。工业主义不仅体现在一系列新机器、新产品的制造上，更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逆转上。在工业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人类从对自然的依附转化成为自然的主人，自然则成为人类所要改造和征服的对象。“改造和征服自然”、“人类创造历史”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自信心的最鲜明写照。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自然的存在形态逐渐蜕化成为当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人造空间”。“人造空间”是一种“人格化了的空间”或者说“社会化了的自然”。在这种空间里，一切自然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类的生存面临着各种严峻的考验。正是这种条件下，作为对工业主义和生存环境的重新认识，生态文明的观念才得到发展。
人为不确定性成为生存焦虑的主要源泉
工业主义的本意在于使人类生活在一个更加富足和更加确定的世界中，但“人造空间”的出现却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加不确定。在传统社会，产生于自然界的“外在风险”是人类不确定性的最主要来源，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地震、洪水、瘟疫等自然灾害上。面对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性，人类通过传统、宗教等途径化解了由此产生的焦虑，并产生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但在“人造空间”里，不仅传统的“外在风险”没有消除，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更加致命的风险形式，即吉登斯所说的“人为不确定性”，例如，核电站事故、海洋化学污染、大气温室效应等。“人为不确定性”产生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藐视和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上。在现代社会，科学已取代传统和宗教成为确定性的权威。但是，科学的品质却恰恰建立在知识的开放性和可怀疑性上，科学的生命力在于通过这些品质不断超越自身。从本质上说，科学建立在“流沙”之上。人类越是形成对科学的盲从，“人为不确定性”也就越是成为人类生存焦虑的主要源泉。
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回归自然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不在于取消“人造空间”或者废除工业文明，而在于在这种空间里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回归自然的社会生活模式。尊重自然，就是要转变对自然的工具理性态度，认识到自然并不是一个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藏，培养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感受自然的神圣性。保护自然，就是在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从原料开采、制造、使用至废弃的整个生产环节，都贯彻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最少、对环境影响最小、再生循环利用率最高的原则，形成生态化的生产体系。回归自然，就是要回到大自然的怀抱，感受大自然的博大与美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
来源：南方日报网络版 来源日期：2007-12-7 本站发布时间：2007-12-7
▲肖滨： 化解现代性的风险
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以反思和重建现代性作为其学术研究的主题和理论关怀的焦点，在重新梳理、诠释以往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重绘了一幅现代性的制度图景：一方面，现代性具有复杂而多元的制度性特征，它由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国家监控和军事暴力四种元素组成；另一方面，现代性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意味着机会与效能，也包含风险与危险。现代性的全球化已经势不可挡，因此，理性的选择不是拒绝现代性，而是学会驾驭、引导这头“猛兽”，降低其风险，增大它能给予我们的机会。对于正处于建构现代性的中国来说，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重建究竟有何启迪和意义？
以生态文明制衡工业主义
工业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元素之一，其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自然资源的榨取和利用，它为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机会。然而，伴随着工业主义的高歌猛进，现代性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固有的生态平衡：生态灾难作为现代性的风险性后果正伴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向世界蔓延、向人类逼近，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威胁着我们生存的根基。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急速转型的现代中国，在近30年的飞速发展中，已经痛切地感受到环境污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保护我们的环境已经刻不容缓。因此，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正当其时。在此意义上，吉登斯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要高度警惕工业主义这种现代性带来的生态灾难，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推行工业化以发展经济。由此来看，吉登斯对工业主义的分析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
以政治文明约束国家监控
国家监控作为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元素之一，指的是国家对被管辖人口的信息收集、信息储存以及国家对个体行为直接或间接的督导与监管。在现代性的建构中，由于公民权利与国家监控的内在关联，监控领域可能成为公民为自己的权利斗争的场所，因而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国家监控带来的正面结果是公民权利的扩展：从公民的自由权、民主权延伸至社会福利权。但国家监控作为现代性的制度元素，离开了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其后果将有公民权利遭到扼杀的危险。为此，吉登斯呼吁以民主运动作为抵御这种危险的手段。这实际上意味着，必须把国家监控纳入宪政民主的制度轨道，推动公民合法的维权运动，确保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此作为降低现代性的风险最为有效的手段。换言之，政治文明才是防范上述风险的坚实的制度平台。中国近30年来的发展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已印证了这一点。因为正是随着全能主义在中国的逐渐消解，国家监控的范围大大缩小，国家监控的手段日益规范，公民自由的空间才得以逐步打开，公民的权利才开始得以渐渐落实。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吉登斯对国家监控的分析作为建设政治文明的学理资源。
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设无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现代性之果尚未全面丰收；另一方面，现代性之风险、危机却频频而来，比如市场经济带来的劳资矛盾、工业主义带来的环境污染已经出现。因此，在拥抱全球化，把握现代性的机会、收获现代性的物质文明之果的同时，通过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来防范现代性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将是中国现代性建设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现实课题。这正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对我们的启示所在。
来源：南方日报网络版 来源日期：2007-12-7 本站发布时间：2007-12-7
Anthony Giddens▲文军：现代性的反思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核心主题的现代性问题(其过去的发展和现在的制度形式)又重新活跃在社会理论的舞台，成为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社会学与现代社会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前提的重建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的后现代思想成为20世纪末社会理论界的主流
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对现代性与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古典社会学开创的研究传统和现代社会学在各种研究路径上的努力。它在承传了过去的某些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努力创新，企图对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分裂与对立局面进行全新的多元综合。但由于个人的出发点不同，反映到对现代性问题的看法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加快，工具理性的膨胀，现代性未能预期的后果逐步显露，人们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的后现代思想几乎成为20世纪末社会理论界的主流；另一方面，试图为现代性重建合法性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由此，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理论界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在这中间，又有努力进行调和，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温和派”，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了。
自我调节或反思性是现代性的基础
自1960年代步入学界起，吉登斯就没有拘泥于长期以来西方学术主流一直沉醉的纯粹思辨或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分析、始终与主流政治保持着距离的状况，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从理论高度来寻求走出种种二元对立困境的出路。在某种意义上说，吉登斯的最大贡献或许不是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全面梳理和创造性发展，而是其社会政治理论为世纪末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革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解释理论，为政治观念的变革提供了一个看起来颇为合理的理由和选择。
具体到当代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学术研究之中，吉登斯的一个重要成功之处，首先还不在于他对现代性理论的宏伟建构，而在于他善于揭示和解释现代性问题，或者说，吉登斯的理论策略就在于首先把现代性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并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归纳出他对现代性自我的理解和批判。我们知道，“现代性”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范畴还是社会现实运动，都充满着重重的矛盾和问题，而且，这些矛盾和问题恰恰主要来自现代性自身所固有的逻辑发展。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理论界一个引人关注的倾向是，在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走向复杂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的同时，对现代性批判也出现了更加激进化的趋势。对此，吉登斯一方面顺乎时势，把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推向深入和广远，主要表现为着重考察“民族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或者说，关注“民族国家”的出现对于现代性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他在批判现代性时，又激烈反对任何一种激进的路线，希望能开拓出一条比较温和的批判途径，超越所谓的“左”和“右”的二元选择模式。
因此，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吉登斯认为，传统的手法过于简单，已经过时，必须代之以反思的方法，并把自我调节或反思性看作是现代性的基础。在现代社会，自我反思与监测适合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停地发生着。就像现代化解构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和产生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也正在解构工业社会和正在出现另一种现代性……今天，我们目睹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开始，即超越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另一种现代性，这种新的现代性形成就是反思现代性。
背景阅读：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超越政府和市场的眼光编辑本段回目录《卫报》
简介
作者从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出发，由市场和政府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说起，列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如金融系统和食品安全领域，从金融危机到气候变化，引申到各个方面，说明人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改变当前的糟糕局面。
如果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或者重建金融系统，那么我们需要改变这种陈腐，落后和愚蠢的政治局面。
市场调节已经失效，政府控制在回归。有多少次我们不得不听到这些言论，然后使得我们面对这个后经济衰退的世界，应当作出怎样的现实选择产生误解和无助，即使它们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当然，市场已经失效了。同时，政府的所扮演角色也变得再次重要起来。但是市场与政府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随着越来越多的过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拥护者们的离开和每人都喜欢伪装。平衡两者并不是一个一方得益，另外一方必有损失的游戏。市场和政府在几乎迄今为止的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各自的角色要扮演。它们越来越适应于此。
根据诺贝尔得主，Amartya Sen最近观察的，所有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依靠市场来满足公众的服务需求之外，还有教育，医疗卫生和交通。所以关于这样的社会能否被称为为资本主义仍然有待讨论。但无比真实的是所有非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失败时期也依靠市场来供应商品和服务；回溯到列宁在1921年发表的新经济政策以前，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传统的例子。
英国和美国，对某种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模式，使得它更适合于不断变化的实际形势。在这里和美国，政府还没有回来。但是在这两个国家里，它也不会离开。即使在20世界80年代自由经济的热烈的高峰时期，公众的消费总额也从来没有降到GDP的37%一下。佯称市场与政府是不能同时存在对于政策的导向是没有意义的。
迄今，我们的政界对于这些繁杂的事实的表述已经变得明显的含糊其辞。即使是新工党也想大肆鼓吹它对于市场的友好接触，降低其深刻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在金融危机中，市场和政府这两者是构成幸福的必须部分，对于认识这个事实，两个主要政党引人注目的予以阻碍。工党对于金融危机的对策已经率先作出，他们经常对此感到骄傲，特别是当Gordon Brown(现任英国首相，译者注)在谈到它的时候。但是工党的政策是建立在这种事实上的，那就是政府确实是在拯救市场，而不是取代它们。尽管从另一方面来讲，David Cameron(英国保守党领袖，译者注)也和Brown一样，说话口齿不清。在英语世界里，似乎只有Barack Obama和Vince Cable能够清楚流利说出真心话，这能够帮助解释为什么选民们对他们有更多的信心。
所以这个问题既不在于国家也不在于市场。要紧的问题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候，在政府调节与刺激市场繁荣之间，采取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对社会最好。这个问题不是像它的意识形态拥护者那样的简单，认识到这点所这是非常重要的。调节比激励存在固有的好处和效果。左翼人士自称政府好而市场不好，这是不合适的，同样右翼认为市场好而政府不好，也是不合适的。重要的是从这两者中得到最好方面的混合，剔除他们中有害的。
只有一种很好适应这些复杂事物的方法才能够衡量官方所采取的行动的效能。以本周Adair Turner（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译者注）所提议的彻底检查金融监管制度系统为例，公共利益要求规则能偶够很好的预防在未来银行系统中所存在的毁灭性因素，但是公共利益也要求它们不要过于严酷，那样他们就无法激励那些已经成功得到援助的金融服务行业，尽管在最近十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偷税现象。
以Pennington在昨天发表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报告为例，是关于2005年在南威尔士爆发的致病性大肠杆菌事件。公共利益在食品安全方面要求强力的控制和实施。但根据Pennington所说的，控制已经很严格，而且最近被加强了。至今，他们仍然无法抓住违抗者，在森林的另一边，仍然有着Baby P这样的社会服务工作的惨剧发生。（Baby P事件是发生在伦敦的一件社会性事件，一个化名为baby P的婴儿在混身遭受50处伤害的情况下没有人照顾，经过了8个月的时间而夭折，期间有许多社会服务人员多次看见他，但是仍然没有人去帮助。来自维基百科——译者注）
那就是为什么公共利益也一直要求其他的一些东西了。它要求无论是不是涉及到银行和食品安全领域，都要认识到这个需求，即使不是在服务条款之内的，也要积极行动。对我来说，这个提出了在当代政治中最大和最具有挑战的问题。你如何产生，维持和补充那些多数人，鼓励人们，组织和机构表现的富有责任感和令人满意呢，特别是他们已经变得习惯于不负责任和糟糕表现？
这个关键问题也适用于当代世界的许多问题，从乱扔垃圾到粗野无礼，从逃税和诈骗得利到酗酒，不健康饮食和沉溺于低俗作品以及更多的。但是这一切使得那些人伤心，他们努力地创造那个Sen正确地称为的合适的经济世界。它也必须作为任何政治计谋的正面和中心，以此成为人类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无可比较的问题——气候变化。
所以在Anthony Giddens的重要新书，《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它能成为所有事情的起因也就不奇怪了。Giddens很清楚的知道政治家玩弄权术使得事情变得更糟糕，Brown在经济领域里就经常运用此道，在夸大危险的同时，然后假装有了独有的办法，就如G20所展示的一样。
如果气候变化能够有效的解决，或者建立一个包含国家和市场的新金融机构，去除银行中的不良因素，乃至如果酗酒和肥胖减少了的话，那么政客们也必须变聪明点。他们还要扩大实际选择的范围，对焦点问题采取有效行动时，更为谦虚，在包括市场危机在内的危急时刻，对于时机选择要变得更加积极，表现的富有责任感。尤其是，政客们一定要认识到建立结盟的必要，包括跨党派联盟，以此来达到，影响和加强想要的变化。最近这些年来，在公共生活的任何领域，这很少发生。在此次危机的许多失败中，一个最无能的失败就是政治本身的失败。
另：来到译言也有一小段时间了，初到此很高兴，一是能有效接触到国外的文章和资料，二是自己对英语也很感兴趣，所以即使在紧张的考研的复习之中，也挤出空闲的休息时间来翻译一些文章。这已是第二篇，上一篇翻译的关于网络视频的文章，也许是太过枯燥，我自己水平也有限，翻译的很差，所以180多人看了，没一个人评论下，甚至连评分都没，虽然有三声感谢。
以前看翻译文章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现在刚刚接触翻译才知道其中的complexities。
恕于水平有限，虽几经斟酌思虑，仍有许多字词和长句都翻译的有些勉强和生涩，不强求大家说些什么，只希望大家能够指出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和疏漏，给我一点微不足道的意见，让我在英文方面有一丝的长进就行了。谢谢。（翻译：neo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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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卫东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名字在中国学术界是越来越叫得响了：三联书店于1998年一次性推出了他的三本大作（《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作为政治顾问和“精神导师”，陪同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第三条道路”从欧洲大陆通到北美和拉丁美洲，再蜿蜒延伸到中国，等等，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对他不敢也不能小瞧。
Anthony Giddens说句实在话，我本人对吉登斯作为一流的社会思想家始终抱有一定的怀疑，当然，这种怀疑不是我一个人有，据说在西方学界也很普遍，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对吉登斯理论话语的兴趣和政治话语的关注。吉登斯的现实政治关怀似乎比他的理论规划要远阔得多，有了《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一书，这点我们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了。不过，我们不能因为“看透”了他的政治动向，就忽视或轻视他的理论价值，当然也不能干脆就把他的政治姿态和理论立场完全混为一谈。应该看到，不管如何，吉登斯都首先是一位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社会思想家。离开他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去看他的政论写作或政治态度，肯定会招致不少麻烦。
值得强调的是，我在这里用的是“现代性问题”（Probleme der Moderne），而不是“现代性理论”（Theorie der Moderne），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吉登斯的一个突出和成功之处，首先还不在于他对现代性理论的宏伟建构，而在于他善于揭示和解释现代性问题，或者说，吉登斯的理论策略就在于首先把现代性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并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归纳出他对现代性自我理解的理解和批判。
无论从思想的角度或社会的角度来看，现代性作为一个范畴和运动都充满着重重矛盾和种种问题，而且，许多矛盾和问题还是现代性自身发展逻辑中所固有的；对此，所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大概都没有什么疑义；唯一有分歧的地方在于：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各不相同，解决现代性矛盾的方案也南辕北辙。二十世纪下半叶比较引人注意的倾向是：随着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走向复杂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现代性批判出现了激进化的趋势。
看得出来，吉登斯是个十分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极其明智的学者。他既没有完全随波逐流，也没有过于逆潮流而动。一方面，他顺乎时势，把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推向深入和广远，主要表现为着重考察“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或者说，关注“民族国家”的出现对于现代性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他在批判现代性时，又激烈反对任何一种激进的路线，希望能开拓出一条比较温和的批判途径，超越所谓的“左”和“右”的二元选择模式，并于不偏不倚之中展现出了他的反抗态度和独特立场。
按照吉登斯的理解，促使现代性从传统中脱颖而出的动因主要有这么三个：
（1）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时空的不断扩展；
（2）象征符号（如货币）和专家制度的不断游移；
（3）定期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当中所引起的制度反思性。
成型之后的现代性有着四种结构纬度，分别为：
（1）资本主义；
（2）工业主义；
（3）监控系统；
（4）暴力手段。
当然，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性的前因后果时并没有忽视根本的一点，即启蒙（运动）作为一种知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启蒙（运动），作为一种事件，对于现代性的发生具有定性和定量双重意义。没有启蒙（运动），现代性恐怕不能发生；即便发生了，也不能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不能抵抗传统的不断侵蚀，最终将无法坚持下来。在吉登斯看来，启蒙（运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刀两断，干净利落。正是这场“断裂”使得现代性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还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现代性“凭空”出现之后，给人的不是惊喜，而是恐惧；不是安全，而是风险；不是稳定，而是漂移；不是心理的满足和肉身的愉悦，而是心理的焦虑和肉体的失重。因此，面对现代性，人们几乎还没有来得及欢呼就陷入了沉思和批判。综观西方现代性理论，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一部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史，就是一部现代性的沉思和批判史。而现代性也正是在反复沉思和不断批判当中一步一步地臻于成熟的。
对于现代性批判，吉登斯认为，传统的手法过于简单，已经过时，必须代之以反思的方法（reflexive Methode）。因此，在吉登斯那里，现代性实际上也就被分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简单现代性”(einfache Moderne)，“第二种”则是“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e)。我在“第二种”几个字上打了着重号，是因为这几个字已经成为了吉登斯的一个口号，他曾经把和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联合主编的丛书称之为“第二种现代性丛书”（die Zweite Moderne），有些时候则干脆把“反思现代性”就叫做“第二种现代性”。有学者认为以吉登斯和贝克为代表的“反思现代性”理论展现出的是一种“反现代化的逻辑”，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促使“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后传统社会的来临，工业主义的终结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启蒙辩证法的露馅以及新兴政治框架的构成等等，归纳起来，吉登斯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因素：
1、全球化（Globalisierung）；全球化眼下是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宏伟”话题。按照吉登斯的理解，所谓全球化，首先指的是全球交往体系的形成。在这样一个交往体系中，时空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了，个体和集体的生活领域也大大开放了，个体的一举一动都与全球发展处于紧密联系之中，用吉登斯的话说，个人哪怕就是买一件简单的服装，也会对全球的分工和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社会、本土与全球、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等之间形成一系列的张力关系，从而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导内容。
2、非传统化（Enttraditionalisierung）；我们在前面讲过，吉登斯把现代性的发生看作是一次非传统化的事件，是传统“断裂”的结果；其实，第二种现代性的非传统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故技重演”，也就是说，不过是第一种现代性断裂的结果。但内容已经有所区别，主要包括对自然的社会化、启蒙的进步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如果说全球化涉及到的是人与人、个体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等之间的张力关系的话，那么，非传统化则是要重新反思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吉登斯看来，人类介入自然体系和社会制度之后，引起了诸多的不安和风险，从而使得未来扑朔迷离；但与此同时，不安和风险也为我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3、社会反思性（Soziale Reflexivitaet）；这方面的核心问题是人自身在第二种现代性中的存在状态，因而这里的张力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即人与自我的紧张关系。在吉登斯看来，人类的一举一动都包含着一种反思的潜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专家系统的游移，人类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不断扩大，外行对内行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个体对未来的恐惧感和社会的风险系数也在加强，因此，人类的反思潜力就必须不断提高，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全球化和非传统化作为现代事件在改变人们生活关系和工作关系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社会反思性。因此，按照吉登斯的理解，现代社会不会再蒙昧下去，而会变成一个“聪明人的社会”。
至此，我们不妨把吉登斯与他的大陆同伴哈贝马斯略作比较。如果说哈贝马斯还有比较浓厚的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色彩的话，吉登斯则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吉登斯从“全球化”走到“非传统化”，进而开始关注人自身的社会反思潜力问题，给人的表面印象是他的理论具有内向型特征。其实根本不然。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批判走到社会反思性不是终点，而是开端，由此引发的问题才是本质问题，诸如议会民主的危机、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垮台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失败等等。这就难怪吉登斯把他的现代性批判的终极目标看作是要实现“政治变革”。
在哈贝马斯那里，现代性虽说也是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但切入问题的角度不是单纯的社会现实，而是严格的规范范畴。现代性批判的具体展开层面也不一样，吉登斯始终不能离开社会现实的变迁来谈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哈贝马斯则基本上是在形而上学层面上讨论后传统社会中的个体文化认同和社会发展潜力问题；吉登斯对任何一个现代性问题的认识和解释几乎都有着一个现实投照点，比如全球化问题、社会民主问题、个人主义问题等，在吉登斯那里都很“脚踏实地”，《第三条道路》一书可以说就是他想把自己的理论“做实”的一次集中大暴露，哈贝马斯则总是想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走平衡，对“过于急于把理论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表示担忧，即便谈到现实问题，比如社会福利国家的出路问题、民主法治国家的转型问题，甚至德国宪法和移民关系问题等，也都是“文绉绉”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现代性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不是一个“政治课题”，而是一个政治理论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吉登斯把现实当作其“第二种”现代性的切入口，倒也符合当代整个西方社会理论的大势。我们都知道，自从语言哲学转型以来，日常生活成为了一切理论的一个落脚点。再说，现代性作为一种理论话语也好，一种社会实践也罢，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世俗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吉登斯把现代性批判的现实趋向凸现出来，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虽然一时还难以判断吉登斯把现代性批判与社会批判在政治层面上挂起钩来是否妥当，或者说，我们目前就来判断吉登斯通过“第三条道路理论”实现“一次政治参与”是否真的具有“深远历史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可以确切地肯定，吉登斯在把现代性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把理论话语与权力机制结合起来、把个人的政治关怀与现实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等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尝试，值得我们予以注意。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Giddens
http://wiki.mbalib.com/wiki/安东尼·å‰ç™»æ–¯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72030/38900
http://www.economist.com/books/displaystory.cfm?story_id=13437900
http://www.amazon.com/Politics-Climate-Change-Anthony-Giddens/dp/07456469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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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ese-hermit.net/
http://www.cnzaobao.com/html/kjwy/2009/0412/5257_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