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和纽约时报近期都刊登了有关Piketty新书的文章。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文章甚至认为这本书可能是这个10年中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Piketty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还是相当陌生，但是在法国国内，他可能是法国经济学家中最富盛名的一位。作为巴黎经济学院少数几个中国学生，我感觉有必要介绍一下他。
Piketty是巴黎高师（ENS）学生，不到二十岁拿到高师的数学学位，随后便在Roger Guesnerie（曾经的Econometrics Society主席，现在法兰西学院院士）指导下继续在高师撰写经济学博士论文。博士期间他参加了欧洲数量经济学博士交换项目（EDP），在伦敦政经呆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为后来他参与“创办”巴黎经济学院做了铺垫）。
博士毕业时，22岁的Piketty参加了1993年RES的Tour，随后在MIT拿到教职。两年后，由于“深深眷恋”他的祖国（他对法国文化是个保守的捍卫者，上课常常不自觉从英文变成法文...），放弃MIT教职回到法国国家科学院（CNRS）任职。随后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和巴黎高师（ENS）任教（EHESS和ENS关系复杂，容后再叙）。
在担任了巴黎高师社会科学系主任两年后，2006年，35岁的Piketty在其博士论文导师Guesnerie以及后来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Bourguignon等人的协助下，整合了巴黎高师，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国立路桥大学（ENPC），法国国家科学院，法国农科院以及后来加入和巴黎一大经济学研究力量，创办了巴黎经济学院（PSE）。
也许和高师人（譬如萨特）的入世精神遗传有关，巴黎经济学院的校训是“经济服务社会”（La science économique au service de la société）。法国很多的经济学家并不以参与社会事务为耻，很多人愿意脱掉白手套，积极参加社会政策的讨论。Piketty参加了07年社会党罗亚尔（现任总统奥朗德的前妻...）的总统竞选阵营，曝光很多。但由于竞选败北，Piketty卸任PSE的主任。
卸任后，他在法国媒体上还是很活跃，政治立场较左，但学术上还是很有成果。他的主要领域就是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以及再分配。在PSE他开有两门课，一门是公共财政，一门是不平等经济学（讲义都在他个人主页上）。他工作是通过详实的个税，遗产税数据估算长期各国的收入分配情况。他就是近来流行概念“top 1%收入”的肇始者。
他和Tony Atkinson，Emmanuel Saez等人将早期利用法国数据所做的研究拓展到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后来陆续和其他研究者进一步拓广了研究，其中有关中国的长期收入分配论文是和Nancy Qian一起发表的。在学生Alvaredo的协助下，他还将这些论文研究有关的数据做成了“世界顶端收入数据库”（WTID）。
《21世纪资本论》基本信息编辑本段回目录
- Hardcover: 696 pages
- Publisher: Belknap Press; First Edition edition (March 10, 2014)
- Language: English
- ISBN-10: 067443000X
- ISBN-13: 978-0674430006
- Product Dimensions: 9.6 x 6.6 x 1.9 inches
内容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1月4日发表了题为《人生而不平等》的文章。文章称，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著作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性进行了讨论，并指出资本主义不会自然而然地扭转不平等的趋势。
全文摘编如下：
不平等性是资本主义最受争议的特点之一。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和财富的极度集中令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质疑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在二战之后的“大萧条”时期，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对分配问题失去了兴趣。但是，不平等的问题在当代社会又受到了热议。于是，年轻的经济学家像马克思和李嘉图一样，思考着究竟是哪股力量阻碍了资本主义成果实现更加广泛的分配。
在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任教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有一本著作，名为《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本书为上文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权威性指引。该著作于2013年在法国出版，英语版本将于2014年3月推出。这本书以19世纪思想家的著作为基础，同时也展示了皮克迪的观点。该书的标题与马克思的伟大著作遥相辉映。但是，与19世纪的思想家相比，皮克迪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积累了两个世纪的事实数据。
这本书认为，20世纪的一些传统智慧大错特错。正如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20世纪50年代所言，分配不平等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成熟而消退。我们也不应该期望流向资本的国民收入份额总是大致保持不变：另一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将此称为经济增长的重要事实。皮克迪表示，人们没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将会“自然而然地”扭转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趋势。
在皮克迪的分析中，核心部分是某个经济体的资本（或者说是财富）与其年产出的比例。从1700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欧国家囤积的财富大约是国民收入的700%。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的组成结构发生了改变；农用土地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工业资本——工厂、机器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是，财富所占比例依然稳定地处在较高水平。
在1914年之前，经济状况非常不平等。在1910年，最富有的10%的欧洲家庭掌控着社会总财富的大约90%。由资本产生的租金和红利让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更高；最富有的10%获得了社会总收入的45%以上。皮克迪的著作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不平等现象出现任何自然的下降。
1914年至1950年的战争和经济萧条把富人拉回到现实。战争对资本、国有化、税收和通胀造成了物质上的破坏，而“大萧条”则通过资本亏损和破产毁掉了财富。但是，资本后来得以重建，而且资本所有者再一次繁荣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财富与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大而增长，而且财富集中程度也正在接近一战前的水平。
在皮克迪的描述中，由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或者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是经济收敛的推动力。原来的财富对每年产生的新收入的政治经济影响逐渐减少。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大约占1700年至2012年全球GDP平均增长的一半。19世纪，美国迅猛的人口增长和GDP增长不仅蚕食了原有的财富力量，而且还源源不断地产生了新的财富力量。
维多利亚时期的相同水平
据皮克迪估计，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正在把财富集中的水平推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水平。财富与收入的比例在那些受到人口问题挑战的经济体中最高，比如意大利和日本。奇怪的是，皮克迪认为，在当今世界，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经济增长才是更加“正常”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增长速度要高于产出的增长或收入的增长。在20世纪中期，财富压缩和经济飞速增长让平等主义暂时休眠属于特殊情况。
超过增长率的持续回报率听起来或许不太现实。资本越多，回报率应该越低：第一百万个工业机器人增加的产出比第一百个机器人要少。但是，令人感到些许意外的是，资本回报率长期以来竟然保持恒定。技术是其中的部分原因。创新和人均产出增长创造了投资机遇，即便是人口减少导致GDP增长几乎为零。
新技术同样可以让机器更加容易地代替人工。这会让资本吞食更大份额的国民收入，进而增加资本回报。自动化进入了新一轮的爆发过程，财富集中和不平等可能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为一个非常19世纪的问题增添一些现代特点。
编译：郝伟凡
《21世纪的资本》引言 编辑本段回目录
去年，巴黎经济学院经济学者、研究全球收入不平等现状的知名专家汤姆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出版法语版《21世纪的资本》一书。它的英文版将于今年3月10日发布。早前，我们评论过这本书，我们认为这本书值得细细品味。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将在网络博客上发帖与大家一同分享此书，可以说是更加详细地阐释书中的论点。今天作为第一天，主要讨论的是此书的引言部分。
现在我把皮克提先生的书简称为《资本》。这是本极富思想的书，作者有意识地将此书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内容上可相媲美。和马克思一样，皮克提先生尝试用政治经济理论来解释一切。更具体来说，他尝试重新将资本分配定义为经济学中的中心问题，旨在重新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当代经济增长模式。与前人相比，皮克提先生写这本书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和其他人花了15年左右的时间才整理出来的丰富的数据分析材料。
皮克提先生此书的引言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此书中的传统知识；第二部分就是他的理论概要，也是我接下来要分享的。
政治经济学研究始于工业革命之后的几十年，也就是18世纪末，最初在英国和法国。那时伟大的哲学家们都尝试着去理解当时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去寻找某种原理可以解释这一切，以便预测将来的发展。他们最为注重的是收入分配问题，担心其成为资本体系中的棘手问题。例如，汤姆斯·马尔萨斯（ Thomas Malthus）牧师担心人口过量将导致工资下降至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从而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这是他最著名的论点。为阻止那种可能，我们富有同情心的牧师建议政府切断对贫困人口的救济，同时限制他们繁育后代。
19世纪，戴维·李嘉图（David Ricardo）因其所做的分析而声名雀跃一时，然而其中对于当代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分析却很是相似。他专注分析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问题和国民收入分配不足的影响。他说，国民产出和人口都在快速增长，但土地供应有限，这就意味着土地的价格将无限上涨。因此，据他推测，土地租金将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将稳步增加，从而撼动真个资本体系。
长期来看，李嘉图的观点并不正确，后来迅速增长的农业生产率（当时他和马尔萨斯都没能预测到）表明农耕地并非长期稀缺要素。但是短期来看，或者针对短期存在的问题，他的观点是正确的。稀缺资源的价格在短短几十年之间迅速上涨将导致大量财富集聚于相对少数资本所有者之手。而即使技术革命缓和了起初的资源稀缺状况，这种资本集中的趋势也将持续，这正是皮克提先生对城市楼房或自然资源价格飙升状况所做的思考。
其次要提的是马克思，他（与恩格斯一起）是最先直接探索工业资本主义之影响的伟大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认真得分析了当时的工业增长情况，发现工业化的前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工业总产量稳步增长，但工资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加。在那“饥荒1840年代”，共产主义宣言问世，资本主义于工人而言仿佛就是极不公平的陷阱。直到1867年，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这种观点才开始有所改变。但是，工资逐步上涨并没有消除财富集中的趋势。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存在缺陷，隐藏着走向自我灭亡的孽根。资本所有者贪婪地赚取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盈利，他们将会积累更多的资金，这是所谓的“无限积累”，这样的话，要么资本收益将缩水至零，导致资本家们自相残杀而推毁体系本身，要么资本家们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不断上升（正如李嘉图所说的土地所有者一样），最终致使工人的不满和反抗。然而马克思的理解也不对。皮克提先生说，因数据不足，加上他们并没能预测到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减少之前财富积累的程度，他的那种理论只是一种较大的可能性。
而第二个原因恰好是皮克提先生自创理论的主要论点之一，即增长率对于决定积累的财富所能具有的价值至关重要。确切来说，经济快速增长不是某种补偿，反而让财富缺乏群体有所膨胀。
如今，整个理论都以1914至1945年期间的动乱为分析对象，那段时间的动荡和政策变动将世界累积财富几乎洗劫一空，而一次快速的大范围的经济增长如箭在弦。同时，经济学家第一次详细分析个人收入状况。因而，20世纪50年代，当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最初着眼于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当时的数据让他相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这种不平等程度将下降。如是，不平等程度先上升而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的观点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库兹涅茨曲线。这是史上第一次，人们使用硬数据来分析资本分配问题，而所得结论似乎也让人很满意。库兹涅茨的观点也成为现代经济学阐释分配问题的基础，尽管此观点只基于对某段时期的数据的分析，且当时的自然经济最终不太可能使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下降。
而这一点正是皮克提先生有异议的部分。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收入分配都只是经济学之中的细枝末节问题，而引人注目的经济问题则是商业圈的经济增长和管理。
而某种程度上，皮克提先生所做的学术工作（绝大部分内容收录在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中）正让这一切有所改变。一方面，新兴市场的发展缩小了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然而国家内部，包括在许多大型的新兴国家内部，其收入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土地缺乏，资源匮乏，知识产权等问题都再度回升，掀起财富积累的再次高潮。人们又开始担心收入分配问题，正如皮克提先生所言，作为一种常态，这再正常不过了。
皮克提先生写道：“我们于21世纪之初所处的处境和我们的前辈在19世纪早期之时的处境如出一辙：我们的世界经济正历经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我们很难知道这种变化最终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契合点，任何人都会觉得惴惴不安，都会感到失去方向。如今，我们再回过头，以事后诸葛亮般的“聪慧”姿态去看待马尔萨斯所担心的问题，而在当初的世纪之交，马尔萨斯认为工业化将最终导致政治动乱，社会混乱和战争，而这些预言都成真了，当然也有积极的影响。然而，工业化进程前所未有地顺利，而收入分配问题在抑制快速繁荣或者经济倒退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是一部应运而生的重量级的书，蕴含着无限乐趣和丰富信息，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起，细细品味，并参与讨论。
“拼爹资本主义”再现？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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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语
“良性资本主义”的终结？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时名声鹊起。福山的重要论据，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展现比计划经济更大的效率和创造力，一方面避免了20世纪之前欧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时期的严重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
在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上，福山理论的重要基础是1950-60年代俄裔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库兹涅茨曲线。这一倒U形曲线断言：贫富差距的增加，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前半期的现象，由城乡差距和人口城市化过程等因素造成。等到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就会超越峰值而逐渐下降。(图一：库兹涅茨曲线)
虽然遭到了不少批评，特别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反例，库兹涅茨曲线确实有相当的数据基础，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欧美经济持续增长，劳工工资节节升高之外，GDP和公民收入中的劳工份额也稳步上升，人口中中产阶级比例急速增加。这些数字无不支持库兹涅茨曲线和劳资双赢的“良性资本主义（benign capitalism）”，欧美各国普通劳工的高收入和生活水平，成为美苏冷战中西方最有力有效的宣传工具。
但是上世纪最后廿年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库兹涅茨曲线和良性资本主义的观念开始遇到越来越大的麻烦和质疑：虽然欧美经济在若干短期衰退之外继续稳定发展，两极分化和贫富矛盾加剧却持续上升。自从金融海啸引发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全球衰退以来，贫富分化终于成为欧美世界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例如奥巴马总统今年国情咨文中，贫富差距便是个主要题目。欧美主要报刊杂志上，有关贫富分化的分析讨论更是层出不穷。
违反库兹涅茨曲线的一个明显趋势是GDP和国民收入中劳工份额的下降。连右翼的哈佛大学英裔经济史专家尼尔· 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特别指出，从2001 到2006 短短五年中，美国GDP中的企业资本利润部分从7%急增到12%。经济学家和传媒最喜欢引用的数据，是按照通货膨胀计算。从1989年开始，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实际停滞甚至下跌，但是同一时期美国顶尖1%、0.1%以及0.01%富人阶层的收入却突飞猛进，这一趋势的起点与冷战结束几乎同时，很难归结于巧合。
对于西方世界的近二三十年来贫富差距不断增加的事实，最普遍的解释是经济全球化，导致高薪“劳力者”职位的流失。另外便是高科技革命和工业自动化，使得低教育劳动力的工作职位进一步减少。逆转两极分化的答案，除了刺激制造业的复苏，更在于加强低收入人口的教育程度。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仔细研究之后，发觉全球化造成的“职位外包”只能解释美国劳工职位总数减少的很小一部分。英语《亚洲时报》则报道，中国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实际已经不亚于南欧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近年来，西方各国不仅低教育劳动力失业率教高，就连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也与日俱增，对“教育救贫”论泼了一盆冷水。
“拼爹资本主义” 的回归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匹克迪（Thomas Piketty）近一千页的新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 au XXIe siecle）》，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极大的疑问。
匹克迪引用大量数据，否定库兹涅茨曲线和相应的良性资本主义观点，认为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不断增加的社会危机，先介绍一下，匹克迪是研究西方社会顶尖巨富的先驱，做出了许多突破性的发现，成为经济学界的新星。因为“占领华尔街”运动而进入大众词汇的“1%富人”，就是他的创造，他的新著已经引起经济学界的很大关注，英文翻译版也即将出版发行。
匹克迪的主要论点，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半个多世纪中，劳动力获利超过资本的“良性资本主义”，实在代表了历史的一个例外。匹克迪批评库兹涅茨曲线建立这样“例外”的短期历史数据上，而并非真理。按照匹克迪，整个世界目前正在向“拼爹资本主义”回归。在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下，贫富差距必然只会加大，而不会缩小。
这里“拼爹资本主义”是我的山寨版译名，匹克迪的法语原文是“遗产型资本主义（capitalisme patrimonial）”，指的是同一概念：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
对于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匹克迪的基本经济模型其实相当简单，可以归纳为两个基本规律和一个不等式。
匹克迪首先引进资本总量K与国民年收入Y之间的关系：K=βY，或者β=K/Y. 匹克迪做过的许多研究显示，发达的西方经济中，与库兹涅茨曲线正好相反，β与时间的关系是正U型曲线。换言之，资本对收入的影响在初期减少之后，会达到谷底而恢复上升。匹克迪的第一个经济规律，是国民年收入Y中的资本份额α等于资本年回报率r乘以β: α=rβ. 匹克迪的第二个经济规律，是在一个稳定体系中，上面定义的资本-收入比率β等于储蓄率除以经济年增长率g。这个规律在匹克迪理论中只起了次要作用。匹克迪最关键的命题，是在“正常”历史条件下的下述不等式：
r>g
也即在“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年回报率总是大于经济年增长率。
这一基本不等式的重要含义，便是资本持有者的收入增长永远高于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因为前者的收入只会有小部分用于消费，而普通穷人的收入则几乎全部用于维生，造成两者的贫富差距只增不减。
匹克迪根据大量历史数据，绘出了有史以来全球平均资本年回报率和经济年增长率的下述图示。(图二：历史上的全球平均资本年回报率和经济年增长率)
这一图表清楚显示，除了近代例外时期，资本收益率一直在4-5%左右，而经济增长率在近代之前一直低于2%。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各种特别原因（战争破坏和技术革命等等），经济增长率首次持续超过了资本收益率，而导致劳工收益增长超过资本收益的“异常”。从本世纪开始，这一情况逆转，回归到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历史常态，所以造成无法改变的两极分化。
我在两年前的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上找到了以下美国富人收入与股市指数对比的图示，强烈支持匹克迪的理论。该图显示，只有在大致相当不等式r>g不成立的“异常”时期，富人收入增长才低于股市指数增长。近数十年来，富人的收入不仅暴增，也越来越取决于股市也即资本市场。[图三：美国富人收入与股市指数对比（1913年=100）]
总之，一旦回到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常态”，资本拥有量成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而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是代际继承。匹克迪披露：在号称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英国、法国、德国，目前国民收入中仍然有大约一成（8%-12%）来自遗产继承，这与百年前的旧欧洲大致相当。这还不包括日益重要的知识教育资本的代际传承。这就是匹克迪“拼爹资本主义”说法的由来。
匹克迪的父母参与了法国1960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导致匹克迪明显的左倾立场。他曾经担任法国社会党罗雅尔（现总统奥朗德的长期女友）竞选总统的经济顾问。但是他的的历史数据相当扎实，获得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赞同。他的理论的唯一软肋，是随着资本积累相对劳工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否最终会造成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尚无定论。如果匹克迪的理论成立，那么除了大规模“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或者通过暴力革命的社会大洗牌，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永远无法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在这一意义上，《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学，而进入政治经济学范畴，其影响或许不会亚于《资本论》。
（文章发表时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辑 李二民）
作者：于时语
克鲁格曼：美国正走向拼爹时代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中国“拼爹”已经不足为奇。但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美国也正走向拼爹时代。理由是：不仅多数美国人不是企业所有者，而且企业所得以及绝大多数的资本收入，都越来越集中地汇聚在少数人手中。1979年，1%收入最高的家庭得到了17%的企业所得；到2007年，这同样一群人却拿着43%的企业所得和75%的资本利得。
看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代表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将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皮克提可以说是世界上研究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他不单单是记录了如何有越来越多的收入汇聚到一小群经济精英的手中。他还有力地证明，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高过后天的努力和才能。
要明确的是，皮克提承认我们还没有真的回到那个年代。迄今为止，美国1%人口经济地位的提升主要得益于高管薪酬和奖金，而不是投资收入，更不是财富继承。但是，美国富人榜前十名中有六位是财富继承人，而不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并且如今那些经济精英的子女一开始就拥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正如皮克提指出的，“逐步走向寡头统治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这让我们很难乐观得起来。”
没错。并且如果你想要再多几分悲观，就想想美国众多政客们在做些什么吧。或许美国寡头统治的萌芽还没有完全成形——但是我们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看来已经是在一心捍卫寡头统治集团的利益了。
多数人已经意识到，如今的大共和党更关心富人的利益，而不是普通家庭的利益，虽然一些共和党人拼命做出与之相反的虚伪姿态。但我怀疑，认识到共和党有多么偏爱资本回报，又是对工资收入多么不屑的人却比较少。可被继承的资本收入支配着工资收入，财富支配着工作，这便是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实质所在。
要明白我在说些什么，就要从实际政策和政策建议出发。人们普遍认识到，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竭尽所能地为最富人群减了税，并且他将中产阶级纳入减税范畴，实质上是政治上赚吆喝的赔本买卖。但却没有那么多人明白，享受到最大的减税优惠的并非那些高薪人士，而是那些剪息票的投资者和有大笔遗产的继承人。没错，最高一档的劳动所得税税率从39.6%降低到了35%。但是由于股息被作为普通收入征税，其最高税率却从39.6降到了15%——而遗产税却被完全取消了。
这其中的一些减税优惠在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完全取消了，但重点是，布什时代大力推出的减税措施主要是减了非劳动所得的税赋。而当共和党重夺国会的一个议院后，他们立即推出了一项计划——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的“路线图”——呼吁取消利息税、股息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根据这项计划，一些完全依靠继承财富生活的人将无需支付任何联邦税。
与这种向富裕阶层倾斜的政策相对应的，是一种说辞上的倾斜；共和党人似乎常常一心要赞美“就业创造者”，却忘了提到美国就业者。2012年，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为了纪念劳动节在Twitter上发了著名的一条，歌颂企业主。最近，坎托据说在大共和党的一次会议上提醒自己的同僚：多数美国人为他人工作，这至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奥巴马对商界人士的所谓诋毁完全站不住脚。（另一个原因是，奥巴马根本没这么做过。）
事实上，不仅多数美国人不是企业所有者，而且企业所得以及绝大多数的资本收入，都越来越集中地汇聚在少数人手中。1979年，1%收入最高的家庭得到了17%的企业所得；到2007年，这同样一群人却拿着43%的企业所得和75%的资本利得。但这一小群精英却得到了大共和党全部的爱，和它政策面的多数关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请记住，两位科氏兄弟都位列美国富人榜前十名，还有四位沃尔玛的继承人。巨大财富买得巨大政治影响——不仅仅是通过竞选献金。许多保守派生活在一个由智囊团和俘虏媒体组成的智力泡泡中。这些媒体归根结底是由几位财大气粗的献金人提供资金。毫不意外的是，那些身在泡泡之中的人会本能地认为，对寡头有益即是对美国有益。
正如我已经提出的，结果有时看来会十分好笑。但我们要记住的重要一点就是，身在泡泡之中的人会代表他们的赞助人行使巨大的权力。而向着寡头统治的飘移仍在继续。（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当前最热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存在致命缺陷编辑本段回目录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4月21日消息，42岁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商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是目前经济学界的明星人物。他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引起极大的反响，2个月时间已经卖出4.6万册并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这对于一本将近700页的学术著作来讲，是相当了不起的。皮克迪提出的主要理论是：由于投资回报率倾向于高于增长率，贫富不均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所以需要对富人征收累进的全球税收来保护民主社会。
皮克迪指出：“当资本回报率超过产出和收入的增长率，就像19世纪那样(而且似乎很可能在21世纪再次发生)，资本主义将自动产生顽固的、不可持续的贫富不均，严重破坏作为民主社会根基的精英价值观。”
换句话说，皮克迪认为当今社会可能正在进入一个财富集中的时期，贫富进一步分化。经济增长疲软，而资本的所有者将获得越来越大的收入份额，并通过再投资不断累积。最终，这种格局，再加上继承的因素，将造成一个悠闲的资本家阶级，相比之下，中低收入阶层辛辛苦苦却依然生活艰难。皮克迪说：“这是过去所发生的，将来很可能再次发生。”
为何皮克迪认定未来经济增长将低于资本回报率呢？皮克迪的回答是：在1700-2012年间，全球产出年均增长1.6%，其中0.8%来自于人口增长，0.8%来自于人均产出增长，未来几十年和几个世纪人口增长不可能再达到这一速度，劳动生产率可以不断增长下去，但速度不会超过1-1.5%。相比之下，过去几百年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4-5%，高风险资产的回报率可能更高。皮克迪指出，他与马克思的看法不同，并没有证据表明资本回报率在长期应该下降。他指出，根据福布斯富豪榜，在1987-2013年间，排名前几位的富豪财富年均增长6-7%，超过全球人均财富和收入增速的3倍。皮克迪认为：“财富集中现象可能会在某个时点企稳，但也许发生在非常高的水平。”
美国1910年以来国民收入流向最高收入10%群体的比例不过皮克迪并非马克思式的革命者，他在接受采访时称：“我赞同私有财产，但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
皮克迪最近来到华盛顿宣传他的新书，受到了非同寻常的礼遇。他与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举行了会面、与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研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演讲。随后他又飞往纽约出席联合国的见面会，并与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家举行公开的座谈。克鲁格曼在书评中预测皮克迪的新书将“同时改变我们思考社会和研究经济学的方式”。(松风 编译)
法国是怎么恨上资本主义的 编辑本段回目录
| 二战后，法国对资本主义的排斥情绪占了上风，经济中的主要行业都实行了国有化，法国经济由此迎来了近30年的追赶期。不过，如今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法国又重新以极大的热情拥抱了私人资本主义。 |
随着政府资产负债规模和国家债务逐年增长，有人开始担心政府行动主义（government activism）正在全球范围内扼杀资本主义。但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情况刚好相反。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论述涵盖了大量有关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均的公开讨论，他的开创性研究著作《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英文译本将在下个月面市。 也许大家从题目中可以看出，皮凯蒂的研究重点是资本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的集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大量有关收入的经济新闻。就国家而言，它的收入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皮凯蒂的这本书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它通过详尽的全球资本存量数据让我们对世界经济有了更完整的认识。 从资本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会了解到目前资本主义在富裕国家的健康情况和状态，这和只看GDP所得到的结论会有很大不同。大多数美国保守派人士都表示，通过提高政府开支占GDP的百分比，美国政府正在加强对国内经济的控制。下图由统计学家、作家内特•希尔提供，它展示的就是这个百分比的长期走势（其中蓝色为权益性项目支出、红色为国防支出、绿色为基础设施和服务支出、橙色为利息支出）：
| As government balance sheets and national debt grow each year, some are fretting that government activism is stifling global capitalism. But look closer and you see that it's quite the opposite. Thomas Piketty, the French economist whose work informs much of the public debate over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developed world, will releas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is groundbreaking study,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next month. As you can probably glean from the title, Piketty is mostly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capital and how its concentration has changed over time. In the economic press, we're used to hearing a lot about income, which, on a national scale, 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One of the fascinating things about Piketty's book, however, is that it supplement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with exhaustive data about the world's stock of capital, too. By looking at capital, we can get a much different picture of the health and well being of capitalism in the rich world today than we do by simply looking at GDP. Most American conservatives claim that the government is gaining more control of the U.S. economy by pointing to the growing share of government spending as a percentage of GDP. Here's a chart from Nate Silver that shows this statistic for the U.S.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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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要高得多，分别为48.5%和56.1%。 但皮凯蒂的资本数据所描绘的情况和上图大相径庭，特别是就法国等经济体而言。如果按私有资本总量占GDP的百分比计算，大家就会发现，在过去的50-60年里，私人资本的价值经历了大幅度增长。 |
二战以来，所有富裕国家的趋势都是如此——私有财富的价值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重大约增长了两倍。资本主义的定义就是财产和生产要素由个人控制的经济体系，所以很难理解怎么会有人说近些年来富裕国家的资本主义色彩变淡了呢？ 有一段时间，法国对财产私有的厌恶程度确实要高得多。对此皮凯蒂这样解释：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的惨痛经历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私人资本主义的信心，不仅是在法国，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如此……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失业者占到了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传统的“自由主义”教条，或者说政府不干涉经济的原则……遭到了持续的质疑…… 在法国，人们怀疑许多经济界精英曾和德国占领者合作，在战争期间依靠不体面的手段发了财，这种观念加深了不相信私人资本主义的大趋势。巴黎解放后，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氛围之下，法国经济中的主要行业都实行了国有化，特别是银行、煤矿和汽车制造业。1944年9月，雷诺公司（Renault）所有人路易斯•雷诺因为曾经与德国占领者合作而被捕，雷诺公司也被政府接管，以示惩罚。1945年1月，当地政府将雷诺国有化……1950年，法国政府掌握了全国财富的25%-30%，实际比例可能还要更高。 在这种环境下，遭到战争重创的法国经济出现了近30年的快速增长。但是，战后的赶超阶段结束后，法国实际上又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财产私有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法国的独特之处在于，1950-1980年间大行其道的政府所有制在1980年以后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甚至是在包括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私人财富超过了英国的情况下——按2010年国民收入计算，法国的私人财富相当于近六年的国民收入，或者政府财富的20倍。始于1950年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过后，法国成了21世纪新型私人资本主义的乐土。 正如皮凯蒂指出的那样，经济评论人士拿法国和英美做比较时很少提到这个趋势。在我们的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都热衷于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但我们忘了，其他富裕国家的情况和英美如出一辙，有时甚至更胜一筹。 那么，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又是怎么回事呢？私人财富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整体收入，表明政府支出的上升速度不及私人财富的积累，而且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时应该承认这两种趋势。此外，二战后政府开支的增长可能有两股推动力： 1）私人财富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上图和皮凯蒂的这本书都表明了这一点。随着一个国家国民财富和收入的增长变得越来越不均衡，选民就会寻求政府的帮助，从而抵消落后于人的切身感受对自己的影响。 2）鲍莫尔成本病：这个理论认为，政府支出占年度产出的百分比自然会上升，原因是类似教育这样的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而这些服务都无法像私营行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那样得到比较有效的管理。 举例来说，2014年美国的食品加工量远远超过1914年，但在这方面花的钱远少于1914年。而在教育等领域，技术手段还没办法减少一定数量的学生学习代数或阅读所需要的教师人数（至少现在还不行）。政府经常深度参与的领域对自动化的抵抗力都很强。 经济学有多大作用取决于我们手中数据的质量。皮凯蒂的新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大量新近编辑整理的数据，将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实际运作情形。（财富中文网） 译者：Charlie
| The same trend is present in all wealthy countries since World War II: the value of privately owned wealth has increased relative to national income by a factor of roughly two. The definition of capitalism is an economic system in which property and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re controlled by private individuals, so it's hard to see how one could argue the wealthy world has become less capitalistic in recent years. Surely, there was a time when France was much more averse to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perty. Here's how Piketty explains it: Not only in France, but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faith in private capitalism was greatly shaken by the economic crisis of the 1930s and the cataclysms that followed ... a quarter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Britain and France found themselves out of work. The traditional doctrine of "laissez faire," or nonintervention by the state in the economy ... was durably discredited.... In France this general climate of distrust toward private capitalism was deepened by the fact that many members of the economic elite were suspected of having collaborated with the German occupiers and indecently enriched themselves during the war. It was in this highly charged post-Liberation climate that major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ere nationalized, including in particular the banking sector, the coal mines and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The Renault factories were punitively seized after their owner, Louis Renault, was arrested as a collaborator in September 1944.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nationalized the firm in January 1945.... In 1950, the government of France owned 25-30 percent of the nation's wealth, and perhaps a little more. It was in this environment that the French economy, badly damaged by the war, embarked on nearly 30 year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Once that post-war catch-up period was over, however, the French actually embraced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perty with great enthusiasm: What is distinctive about the French trajectory is that public ownership, having thrived from 1950 to 1980, dropped to very low levels after 1980, even as private wealth -- both financial and real estate -- rose to levels even higher than Britain's: nearly six years of national income in 2010, or 20 times the value of public wealth. Following a period of state capitalism after 1950, France became the promised land of the new private-ownership capitalism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 Piketty points out, this trend in France is hardly mentioned when economic commentators compare France to the U.K. and the U.S. We remember the 1980s in the U.K. and the U.S. as a time of enthusiastic privat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but forget that the same thing occurred, sometimes even more intensely, across the rest of the rich world too. So, what about that growing share of GDP coming from government spending? The fact that private wealth is growing much more quickly than overall income shows that government spending isn't keeping up with private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that both trends should be acknowledged when discussing a nation's economy. Furthermore,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spending after World War II is likely the result of two forces: 1) The growing concentration of private wealth, as shown by the chart above and Piketty's book in general. As wealth and income grow more unequal within a given nation's population, voters turn to the government to help compensate for the real feeling that they're falling behind. 2) Baumol's cost disease: This is the theory that government spending will naturally grow to be a greater percentage of yearly output because government mostly provides services like education that cannot become more efficiently administered in the same way as product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private sector can. For instance, the U.S. produces a lot more food in 2014 for a lot less money than it did in 1914. Yet in a field like education, technology isn't able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teachers needed for a fixed amount of students to learn algebra or reading (at least not yet). Governments are often heavily involved in the fields that are most resistant to automation. The usefulness of economics is determined by the quality of data at our disposal. Piketty's new volume offers a fresh perspective and a wealth of newly compiled data that will go a long way in helping us understand how capitalism actually works. |
相关链接编辑本段回目录
- Personal page of Thomas Piketty (ENS)
- YouTube video of Thomas Piketty describing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Page on the site of conseil d'analyse économique
- Inégalités et redistribution en France au XXe siècle, conference of the Université de tous les savoirs, 2002 (French)
- Recherches récentes sur la question des inégalités (seminar). Thomas Piketty: Croissance économique et répartition des richesses (March 2, 2011)
- "Thomas Piketty: A plan for a working and democratic eurozone" (translation)
- Taking On Adam Smith (and Karl Marx) April 19, 2014 New York Times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article-209539-1.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omas_Piket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