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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 |
人物介绍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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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至1953年1月）。1950年6月至1954年4月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上海《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1月至8月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1955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5月至1957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59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5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
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5月8日至1976年10月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5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7年10月起）。196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1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8月起）。1975年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年2月起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
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并被撤销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鉴于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依法将对其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逝。
争夺一把手编辑本段回目录
张春桥要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
四人帮
196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他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要迫害老同志，特别要迫害陈毅，张春桥十分起劲，他一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徐景贤直接抓。
陈毅在上海的干部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张春桥要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内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张春桥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主持并作讲话。他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他的老底：陈毅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挖空心思搜集陈毅的材料条条都是诬陷诽谤
江青和张春桥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
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市长过去批示过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所谓尖端材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搜集，一本30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记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9个部分，条条都是诬陷诽谤。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徐景贤等审定，徐景贤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纲上得更高。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80多本，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1969年3月初，王洪文和徐景贤接到通知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王洪文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和上海代表团都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他对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皱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文元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么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徐景贤出了一个点子。“可－－以。”张春桥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在上海肃清陈毅的流毒的时候了。”
陈毅收到小册子猝不及防张春桥放声狂笑
张春桥也曾是众人的“中心”
1969年3月27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的80名“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徐景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置。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做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闹剧开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起来：“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必须低头认罪！”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来了。他额顶已经几乎全秃了，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过去红润丰满的脸显得瘦削了许多。
等到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主持会议的徐景贤便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81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但是，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说到这里，徐景贤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这时，王洪文把小册子接过去，对陈毅说：“今天，我们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他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已！”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陈毅一下子懵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他接过小册子说：“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有人打断了陈毅的话。
会议主持人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王洪文，接着，代表们一个个发言，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足足两个多小时，这场闹剧才暂告结束。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汇报。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他们还是想体会一下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特别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狂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
一言为定：3月29日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讲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
王洪文和徐景贤咬耳朵陈毅被深深地激怒了
张春桥
第二次会议开得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代表们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当了9年的上海市长，讲话很多，确实有不少缺点错误，欢迎批判。陈毅一口气讲了3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已不耐烦，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
王洪文和徐景贤咬耳朵，决定由徐景贤捡起当年红四军七次党代会上陈毅和毛泽东发生争论这件党史、军史有定评的陈芝麻、烂谷子，攻击陈毅所谓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当时的上海代表，不少人对党史、军史毫无所知，听了徐景贤拿出这样的“材料”来煽动，只有一个劲起哄的份儿。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的。
陈毅无言地坐在座位上，显然，刚才徐景贤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把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王洪文眼看代表们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他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下。
吴法宪的大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他们等了十分钟左右，又矮又胖的吴法宪进来了。他字斟句酌地对他们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张春桥等再整陈毅的阴谋没有得逞。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在1969年4月24日举行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发迹历程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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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张春桥与江青在追悼毛泽东大会上 |
张春桥的发迹，靠的是他那套察颜观色、溜须拍马的本领。解放初，张春桥调到上海《解放日报》工作时，因为向党伸手，要当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长而受到批评。他感到不得志，闹了很久的情绪。尽管党组织一再教育帮助他，但他总是格格不入，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来。1953年张春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他未经请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在报上擅自点名批判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领导陈时夫同志，还点名批判华东局工业部的领导甚至还准备点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同志。此事被陈毅、谭震林、及时发现并制止，才未造成进一步后果。为此陈毅、谭震林和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同志于当年3月5日召集《解放日报》正副总编和全体编委到华东局开会，陈毅、谭震林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有关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陈老总有句话意味深长：“要对搞乱我们阵线的人有所警惕”。陈老总的话就是针对张春桥的。此后不久经华东局批准，上海市委免去了张春桥在《解放日报》的所有职务，并报中央组织部同意，拟将张春桥调离上海。
李文静干部履历表1954年，柯庆施来到上海，推翻了经陈毅、谭震林同志批准将张春桥调离上海的决定。就这样张春桥继石家庄之后又和柯庆施在“一起”了。张春桥被柯庆施重用之后，精神才抖擞起来。柯庆施在石家庄当市长时，张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那时，张春桥就竭力巴结讨好柯。柯庆施到上海之后对张春桥极为器重，张的老婆李文静抗日战争时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为日寇做宣传工作，是个货真价实的变节分子。
柯却违反组织原则把她调到市委要害部门工作。张春桥从柯庆施的升迁中揣摩出一条道道，那就是谁的根子硬、权力大，就跟谁。所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讨好、迎合柯庆施。1958年，他根据从已升任政治局委员的柯庆施那里透露出的毛主席的思想动向，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这篇“成名作”集中体现了张春桥的极“左”思想，助长了当时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由于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并在后来郑州会议上把他和陈伯达并提，张春桥声名鹊起，由此而晋升为上海市委常委。1963年3月，他在柯庆施支持下，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控制了文艺宣传大权。江青来上海建立“基地”搞革命现代戏，又给张春桥往上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江青开始抓的两部戏《红灯记》 、 《芦荡火种》虽然都是“沪产”牌，但都“移植”给北京排了，张春桥甚觉“不上脸”。他找到江青主动要任务：“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产呀！”为了拍江青的马屁，他整天跟在江青屁股后面转，上海市委的会议都不参加了，不管江青在哪里讲话，他都有闻必录，即使在黑暗的剧场里也要记。终于，上海后来搞出了《智取威虎山》 、《海港》 ，这两部戏打上了“张记”印戳，贴上了“沪产”标牌。1965年，张春桥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并博得一个“两出戏书记”的诨号。周恩来总理后来说：“江青只讲要一个助手，难道还要市委一个书记去陪呀！”
张春桥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不管什么肉麻的话都讲得出来，不管什么卑劣的事都干得出来。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时，张春桥当着众人的面，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们宣传现代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拍定了！”这番语惊四座的话，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这个“马屁精”的嘴脸。更使人惊讶的是，他拍马屁还有一套“理论”。他在谈到对《智取威虎山》的宣传时说：“应该对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举例说：“东北战场、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当然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对于张春桥这种恶劣品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许多领导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对他进行了不少教育和帮助。记得有一次在华东局传达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扩大会议上，陈毅、谭震林同志和我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曾严肃地对他进行过批评，指出他眼睛只会向上，目无组织，目无群众。他却对大家的批评帮助不仅充耳不闻，而且记恨在心。
经过批“有鬼无害”，经过搞革命现代戏，江青在上海的“基地”初步建成。有了柯庆施这个“基地”老板，又有了张春桥这个“基地”军师，江青就开始物色“棍子”，向《海瑞罢官》开打了。
因病逝世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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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在法庭上 |
所谓“四人帮”，是官方的说法，按照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学家麦克法夸尔、费正清所编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研究资料表明，当时的王、张、江、姚与毛泽东都属于“文革”最高决策层的“同盟”、激进派。在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去世之前，他们四人和14名政治局委员都是以年迈的毛泽东为首（核心），具有最高决策力量。
周恩来死后，他们把矛头对准邓小平，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在他们的授意下，1976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翻案不得人心》，1976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1976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愤怒声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邓小平》，1976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俺们也要和邓小平算算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南垴大队贫下中农》，无一不是针对邓小平及其背后的保守派（即“文革”幸存者），其背后代表的利益集团正是毛泽东、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如果他们四人联手毛泽东，并在毛泽东去世前把最高权力以公开的制度的形式安排好，夺权的基础打实，并拉拢当时的“文革”受益者华国锋等人一共分享权力，也就不可能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翻身机会，更不会有以后公审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可能了。
当时政治局的政治形势是对“四人帮”夺权是有利的，他们为了制造舆论，在以毛泽东为后台的最高核心默许下，谋求最高权力－－张春桥早就在争总理的座位（见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张春桥的“大本营”和根据地－－上海领导班子已经开始通过利用群众传递呼吁，要求让张当总理，并说“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同意提议张春桥任代总理，而是选择了华国锋。1976年2月3日，在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第二天，张春桥写了《1976年2月3日有感》，发泄心中的不满。《“文革”十年史》作了转录，现转至此：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引者注：华国锋代总理）。1975年1月8-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发了一个一号文件（引者注：补选邓小平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后又恢复副总理职务）。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直到今天，也就是张春桥死后，研究他的这段话仍然是有意思的，他个人没有当成总理，当然也希望通过“人民的反对”，让上台的华国锋就像邓小平（1966-1973年被清除出局，1976年中央已经打招呼开始批邓，到4月7日被中央正式宣布撤消所有职务，仅保留党籍）当年一样“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事实上，张春桥分析的对，华国锋当总理以及后来当党主席确实是“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1981年6月27-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取代了华国锋。只是张春桥自己也没有想到，一贯被毛泽东支持的最高决策层人物也同样“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甚至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1976年10月6日被逮捕，1981年1月23日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直到1983年1月才被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新华社2005年5月10日发布该新闻的时候用的标题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病亡”，其中“主犯”、“病亡”等用词说明了中央核心成员（即重新掌权的“文革”幸存者）当年对其的定语仍然不变，张春桥至死仍然是罪犯－－“反革命罪犯”。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后，“文革”激进派的日子就比较难熬了，不但总理当不成，副主席也当不成了，反而成了“阶下囚”。1976年10月5日，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决定逮捕“四人帮”，10月6日成功执行。1976年10月7日一大早，通宵出席中共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会议刚刚结束后，不顾疲劳，赶紧给邓小平打电话，把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们。当时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等病住进北京310医院六楼。邓小平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后，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邓小平此番的感慨，正说明了他的政治生命又将恢复了－－心中沉重的最大石头落地了，否则他的下场将是日后张春桥等“四人帮”的下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对“四人帮”当时使用的策略作了评价：（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四人帮”对华国锋的晋升十分恼怒，尤其是张春桥－－他显然对总理垂涎已久。这导致他们犯下重大的策略性错误。大概，这一错误使他们在毛死后保留权力的微小希望也化为乌有－－确实是乌有。他们没有与潜在的同盟者合作，而是全力以赴，夺取权力－－虽然当时政治局的政治形式对他们有利，当时23名政治局委员，14名是“文革”激进派和受益者，只有9人为“文革”幸存者－－邓小平、叶剑英和年迈的朱德（当年7月6日去世）、刘伯承等开国元老派。由于“四人帮”反对周恩来葬礼和宣布4月5日天安门悼念事件为“反革命事件”，被“文革”幸存者认为不得人心而成为“文革”幸存者的敌人。所以张春桥打错了算盘，邓小平则自称可以安度晚年了－－直到1997年2月以93岁高龄去世，去世前仍然对中共高层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一篇名为《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文章提到张春桥的一句名言：“工作由他们做，责任由他们负，辫子由我们抓。”看来，张春桥不愧和江青一样，都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毛泽东主义的捍卫者，他们都擅长抓辫子，最后自己的辫子却被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抓在手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阴谋起家者必被阴谋所谋杀。
2005年春夏之交，被郭沫若写诗封为“狗头军师张”的“反革命主犯”张春桥死了，或许他是带着某种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比如没有在周恩来死后当成总理，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一死就成为阶下囚，更更没有想到判处死刑后还能够活到88岁，但他却已经“高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