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3.7—1974.2.7)，字藕舫，浙江上虞东关人。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
 |
| 竺可桢 |
他提出了新的台风分类法，并概括了各类台风的活动规律，论文中的《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台风的源地和转向》、《东南季风与中国雨量》、《中国气侯区域论》、《一年内生物物侯推移的原动力》以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侯变迁的初步研究》等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
生平概况编辑本段回目录
1890年，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一粮商之家。他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开始认字，15岁时进入上诲澄衷学堂。他身材瘦弱，被同班同学胡适讥笑说他活不过20岁。竺可桢闻此话后下决心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后来他的身体始终健康。
1910年，竺可桢以优异成绩取得赴美留学生资格后，认为中国万事以农为本，便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1913年他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地学系攻读其幼时即喜爱的气象学。其间，父亲和长兄先后去世，竺可桢克服经济困难坚持学习，直到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18年回国。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等地教授气象学和地理学，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地理和气象工作者，所编写的《地学通论》是中国第一本现代地理学著作。1920年，他与当时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张侠魂结婚。1928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并于当年在南京建立第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气象台，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13年间，他为浙大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提出“求是”二字为校训。抗战期间，浙大为避免陷入日寇铁蹄之下而向山区搬迁。竺可桢为选校址在外奔波，妻子张恢魂与次子竺衡先后病逝，浙大师生闻讯后均为之感动不已。抗战胜利后，竺可桢对浙大师生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爱国运动给予支持，所以在校内科学、民主和进步思想始终占上风，以致国民党特务骂浙大是“共产党的租界”。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竺可桢拒绝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要求，前往上海等待解放。
1949年7月，竺可桢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在随后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郭沫若任院长）。他首先着手组织成立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又主持完成了划分中国自然区划、制定国家大地图案等工作。他还先后组织了多次大型综合考察活动，足迹遍布全国各地。1962年6月，他以7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50年定居北京后，竺可桢开始着手研究物候学，于1963年出版《物候学》一书，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晚年，他又发表了集其毕生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引起世界轰动。1974年2月7日，竺可桢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
学术成就编辑本段回目录
气象气候学研究方面
他早年就从事台风和东亚季风的研究，在气候变迁领域的研究中，更有着卓越的贡献。他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数十年如一日，研究了大量经、史、子、集，及中外文献，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1961年他撰写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72年他又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前者依据北冰洋海冰衰减、苏联冻土带南界北移、世界高山冰川后退、海面上升等有关文献资料记述的地理现象，证明了二十世纪气候逐步转暖，并由此追溯了历史时期和第四纪世界气候、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的历程，发现十七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的寒冷时期与西欧的“小冰期”相一致。最后指出：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可能是引起气候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为历史气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
后一篇论文，可说是他数十年深入研究历史气候的心血的结晶，是一项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学术成就，他充分利用了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的记载，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文章指出：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在每一400年至800年的周期中，又有周期为50—100年的小循，温度变动的幅度0.5—1℃；气候的历史波动是世界性的，但每一最冷时期，似乎都是先从东亚太平洋沿岸出现，而后波及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大变动的原因主要受太阳辐射的控制，小变动的原则与大气环流活动有关。这项研究，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理应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在气象科学研究中，竺可桢一向十分重视气象气候与生产及人类生活的联系。早在1922年，他就发表过《气象学与农业之关系》的学术论文。196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气候特点及其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他运用植物学的原理，以太阳辐射总量、温度、雨量三个气候要素为依据，分析了我国气候的特点，气候与农作物生产的关系，论述了我国粮食作物在各地区发展的潜力及限度，为改革栽培制度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这篇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竺可桢也因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他大力开展气象台站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气象台站建设，是独立自主开展气象预报的基础。竺可桢在1921年就
 |
| 竺可桢创建的南京气象台 |
他十分注重培养人才。当时在高等学校学习气象专业的学生屈指可数，而众多气象测候站的建立又需要大批专业人才。气象研究所除了接受有关单位派来人员进修、实习，以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外，竺可桢决定兴办气象练习班以满足对人员的急需。这样的练习班，从1929年3月起，到1936年12月止，先后共举办了四期。竺可桢十分重视训练班的教学工作，除由气象研究所人员和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教授执教以外，他自已还亲自编写讲义，参与授课。学员毕业以后，大部分被介绍到气象单位任职，长期以来，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成为我国气象专业的业务骨干。
他为促进气象事业统一做了很大努力。独立自主地发布国土上的天气预报，被认为是国家的主权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天气预报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在当时政府支持下，经过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和全国各方面共同努力，于1930年3月，取缔了上海徐家汇发布气象预报的顾家宅电台，开始了由中国人自主发布气象预报的历史，与此同时，逐步限制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内徐家汇观象台的业务范围。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初期，机构多元，体制紊乱，气象研究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1931年在竺可桢努力下，由当时内政部出面召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由竺可桢及其助手拟订的《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气象研究所又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等工具书。此外，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资料有《气象月刊》《气象年报》等，为互相交流情况起到重要作用。《气象月刊》所载气象资料，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的重要台站。以后，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印出版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丰富的资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的明证，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有保证，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此外，竺可桢还通过中央研究院于19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气象会议，针对交通、军事、航空等部门为发展气象事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商讨，并作出相应决议，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规范。
坚持开创性的科学研究。气象研究所首先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事业单位。创建初期虽然专任研究员只有竺可桢一人，但在他带领下，学术空气浓重，研究工作成绩蜚然。从1929年到1937年，共有20篇重要论文发表在当时出版的《气象研究所集刊》上，并与国外开展学术交流。这一时期，竺可桢有大量行政事务、科学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缠身，但却同时是他一生中科研成果产出的高峰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36年4月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前，八年时间内，他公开发表著作60余篇，其中大约有50篇是关于气象学方面的论文。《中国气候区域论》、《中国气流之运行》、《论新月令》和《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这些论文如同他的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一样，被后人视作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奠基的科学论文。
我国现代物候学方面
 |
| 被授予“野外科学工作者奖” |
他还带头撰写物候专著，普及物候知识。1963年出版、1973年增订重印的《物候学》一书，是竺可桢多年研究物候的结晶。他结合我国的实际，系统地介绍了物候学的基本原理，我国古代的物候知识，世界各国物候学的发展，物候学的基本定律，利用物候预告农时的方法等。1973年重印本中增加的“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一章中他应用唯物辩证法，阐释了物候变化的内外因素及其联系；由于物候变化原因的复杂性，他提出应从生理学、遗传学等方面探索其奥秘。他还认为，物候工作是群众性的工作，希望能在农村广泛开展起来。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知识性。他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大量引用了古物候资料和采用了物候学分析方法。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评介该文时，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地理学及地理教育方面
作为卓越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的竺可桢，不仅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专门人才，而
 |
| 考察莫高窟千佛洞 |
毛泽东让他管天编辑本段回目录
 |
| 毛主席接见竺可桢 |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著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 100 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
此间，国内新军阀混战不息，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用于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帧坚持全国所有气象电报都由中央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1937年，竺可帧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帧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连续38年一天未断，共计 800 多万字。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
在科学研究中，竺可帧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地竺可帧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他71岁时，还参加了南水北调考察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下到险峻的雅砻江峡谷。
 |
| 竺可桢日记 |
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 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 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教育理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论教育目的
1. 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已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者之富于常识也。
2. 教育的目的，不但是在改进个人，还要能影响于社会。
3. 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
4. 大学之最大目标是求真理。这可以说是理知的，但亦可以说是道德的，所以道学问，即是尊德性。
5. 一般人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得专门之智识与技能，以为将来个人到社会中，从事谋生立业之基础，而为国家着想，则系造就领袖人才，领导群众以发展事业。
6. 大学毕业生不当以钱为目的，要当以服务为主旨。
论大学办学
1. 大学是培养未来各界领袖人才的地方。
2. 大学因为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
3. 大学之使命有三：其一，希望造就完人。完人必具智仁勇三达德，而涵濡于六艺之中。仁者爱人，故其上者必其有所成仁，而忠恕次之。……其二，学有专长，而于大学中植其基。大学学生对各项基本知识，固应多所明了……其三，养成自己能思想之人，而勿蕲教师逐字释义。
4.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5.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
6. 教育的发达，学风的优良，在人不在屋，所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8. 若是一个大学单从事于零星专门知识的传授，既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又无科学方法的训练，则其学生之思想难收到融会贯通之效。
9. 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
10. 以人民为前提原则之下，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
11. 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
论大学精神
1. 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2. 科学的目标是在求真理。真理所在，虽蹈危履险以赴之，亦所不释。
3. 科学家的态度，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丝毫不能苟且。
4. 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5. 科学可以左右一个社会的环境，同时一个社会的环境也可以影响科学的存亡盛衰。
6. 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
7. 研究科学之目的，固在探求真理，并非专重应用。但应用科学方法，利用厚生，至国家之富强之境，固亦不可忽视。
8. 浙大的精神，可以把“诚”“勤”两字来表示。……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9. 浙大之前身为求是书院，希望诸位离校以后，莫忘了母校“求是”的精神。
论人才培养
1. 毕业同学，应以学业为重，虽在社会上工作，亦应勿可忘记学习。
2. 盖大自然即是一册完好教本，一粒花种种入于地，由发芽而至成长、开花、结子，若日日注意考察其生长状况，则所得何尝不胜读一册自然教本也。
3. 国家既如此优待诸君，诸君决不能妄自菲薄，忽视所以报国之道。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以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日本或是旁的国家再也不敢侵略我们。诸位，你们不要自暴自弃说负不起这样重任。
与浙大“求是精神” 编辑本段回目录
 |
| 求是精神 |
上世纪上半叶，蔡元培、竺可桢、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教育家分别对大学精神作过深入而精辟的阐述，并在各自
的教育实践中孜孜以求，发扬光大。其中，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当树一帜。他在继承学校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并亲自实践，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浙大“求是精神”，影响了一代代的浙大人。
“公忠坚毅，天下己任”的爱国精神
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国家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因而他对大学培养目标的认识，尤其关注严酷的社会现实，充满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1936年秋，他在开学典礼上向新生提出了两个简单但意味深长的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告诫学生“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要成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显然，竺可桢所要培养的不是一般的实用人才，而是栋梁之才。这种人才固然要有广博的知识，但必须具备“求是”的品质。他们既要努力学习，寻求学问之“是”，更要胸怀大志，追求振兴中华之大“是”。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
在竺可桢的心目中，具备“求是”品质的英才除了要爱国以外，还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素质：一要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养成“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最需要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国人是否拥有科学的头脑。“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二要具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不盲从、不附和。竺可桢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要突破常人之所见、所识、所思，不为习俗所惑，不随大势所趋，一切以理智为依归，敢于向传统的权威提出质疑与挑战，就象西方近代的科学先驱者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赫胥黎那样，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三要具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在竺可桢看来，“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主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开放精神
浙大校歌开头两句写道“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这是竺可桢等老一代浙大人开放精神的一个写照。竺可桢是一位办学思想非常开明的教育家，他既有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的经历，又留学美国接受了现代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包容、开放、民主”的办学理念。他坚持民主办学，虽然是一校之长，但却从不独断专行，而是集众家之长，共同管理学校。他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重大校务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在竺可桢的领导下，专家学者贯彻教学民主思想，秉持学术自由理念，使得全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在引进人才上，竺可桢豁然大公，“决无门户之见”。他“三顾茅庐”恭聘马一孚先生，礼聘前校长邵裴子先生，敦聘原先在不同学校任教、具有不同学术经历的学者来校，进一步反映了他开放的胸襟。
自强不息、永不气馁的奋斗精神
竺可桢不仅倡导“求是精神”，更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师生树立了“求是”的典范。在他的宣传、带动和影响下，“求是”成为浙大的精神内核，内化到浙大人的思想、意志及品质之中。抗战西迁期间，浙大集聚了一大批年仅三、四十岁但学问精湛的中青年教授，如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贝时璋、谈家桢、蔡邦华、梅光迪、张其昀等，他们“不惮生活之困苦”，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并以其创造性的思维，熏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子。如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教授，“一家四口居泥墙草屋，晚间一盏油灯，几根灯草”，生活异常艰辛，但教学和研究不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44年入学浙大的李政道先生后来回忆道：“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的细推物理之乐。”在“求是精神”的激励下，竺可桢长校十三年间，浙大共培养三千多名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在不同的领域开拓创新，成为改造社会、“转移国运”的栋梁之材。
竺可桢倡导的“求是精神”被一代代浙大人奉为圭臬，传承弘扬。浙江大学师生们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培养高素质创造型人才为根本，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懈奋斗。“求是精神”永远激励着浙大人奋勇前进，不断开创新的辉煌。
两任太太编辑本段回目录
竺可桢的第一人妻子张侠魂是当时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关于他们的婚姻，《吴宓自编年谱》中提到：“张默君（张侠魂的姐姐）来波城（波士顿），为妹择婿，得竺君‘年少美才’，甚喜。商谈结果，竺君与张妹订婚。竺君今年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与张妹结婚。虽未见面而订婚、结婚，结果亦甚圆满。”
竺可桢功成名就，张侠魂功不可没。后来，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与张家的支持也有一定的关系。张侠魂出身望族，毕业于上海女校，湖南人，性格活泼开朗，文章书法都很有功底。婚后，张侠魂随竺可桢来到武汉。从此，竺可桢结束了在食堂、饭馆吃饭的单身生活。
 |
| 1922年与夫人张侠魂及子女合影 |
1938年暑假，由于日寇入侵，浙江大学西迁，竺可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迁校工作上。7月23日，在桂林考察的竺可桢接到夫人张侠魂患了痢疾的电报，随后，竺可桢返回泰和，在浙大长堤上见到等候在那里的大女儿竺梅，竺梅说妈妈的病好些了；当竺可桢听到“衡（幼子）没了”，眼泪簌簌流下。
他回家后看到张侠魂因患痢疾病卧在床，已经病危了。竺可桢强忍悲痛，抚慰夫人。张侠魂和竺衡得的是痢疾，由于战争，医疗条件太差，8月3日上午，张侠魂不幸逝世。半月之内，竺可桢接连丧妻失子，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竺可桢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其中有依陆游《沈园》诗原韵吟成的悼亡诗：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从中可以看出竺可桢对妻子的一片深情。每年的8月3日，竺可桢总要设家祭纪念张侠魂，十几年后依然如此。
张侠魂去世后，多位亲友见竺校长公务繁忙，子女年幼，劝他早日续弦。其中物理学教授丁绪贤的太太陈淑想把她的堂妹陈汲介绍给竺校长。陈汲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生，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的胞妹。陈汲的形象和气质，在新月派文人的笔下有记录，胡适对陈汲的印象深刻。
 |
| 与陈汲在遵义结婚 |
1940年12月14日，他们有了爱情之果，生一女孩，小名毛毛，大名竺松。此后几十年，陈汲辅佐竺可桢，关爱学生，抚育子女，直至走完生命的旅程。
纪念馆编辑本段回目录
浙江大学竺可桢纪念馆座落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国际教育大楼内。馆内展出了竺可桢先生许多珍贵历史图片和生前用品，展现了竺可桢的人格魅力和卓越功绩，特别是1937－1946年率领浙大师生员工西迁流亡办学的业绩。
故居编辑本段回目录
竺可桢故居座落于上虞市东关镇西大木桥头，是一座面临市河、坐南朝北的典型的绍兴水乡民居，现已作为上虞市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竺可桢老家原在东关镇附近的保驾山前村，因父亲在东关镇上开杂货店，所以他从小住在大木桥头的竺家台门里。台门由门屋、厢楼、披屋组成。砖木结构。竺可桢生于东侧楼上。故居已于1989年10月修复，辟为竺可桢生平事迹陈列室。
 |
| 竺可桢纪念馆 |
 |
| 竺可桢故居 |
提出的“两个问题”编辑本段回目录
竺可桢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
每年浙大新生入学的时候学校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每年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学校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毕业纪念册上。
浙江大学历届校长编辑本段回目录
求是书院至浙江高等学校时期
求是书院 总办（兼）林启 1897-1900
求是书院 总理 陆懋勋 1900-1901.9
浙江求是大学堂 总理 劳乃宣 1901.10-1902
浙江大学堂 总理 劳乃宣 1902-1903.6
浙江高等学堂 监督 陶葆廉 1903.7-1904
浙江高等学堂 监督 陆懋勋 1904-1905
浙江高等学堂 监督 项藻馨 1905-1906.7
浙江高等学堂 监督 吴震春 1906.8-1910
浙江高等学堂 监督 孙智敏 1910-1912
浙江高等学堂 校长 邵裴子 1912-1912.6
浙江高等学堂 校长 陈大齐 1912.7-1913
浙江高等学堂 校长 胡壮猷 1913-1914
第三中山大学至国立浙江大学时期
第三中山大学
国立浙江大学 校长 蒋梦麟 1927.7-1930.7
国立浙江大学 校长 邵裴子 1930.7-1931.11
国立浙江大学 校长 程天放 1932.4-1933.3
国立浙江大学 校长 郭任远 1933.4-1936.2
国立浙江大学 校长 竺可桢 1936.4-1949.5
浙江大学时期
浙江大学 校长 马寅初 1949.8-1951.5
浙江大学 校长 （兼） 沙文汉 1952.10-1953.1
浙江大学 校长 （兼） 霍士廉 1953.4-1958.4
浙江大学 校长 周荣鑫 1958.4-1962.3
浙江大学 校长 （兼） 陈伟达 1962.6-1968.4
浙江大学 校长 （兼） 钱三强 1979.2-1982.6
浙江大学 校长 杨士林 1982.6-1984.2
浙江大学 校长 韩祯祥 1984.2-1988.2
浙江大学 校长 路甬祥 1988.2-1995.4
浙江大学 校长 潘云鹤 1995.4-1998.9
浙江大学 校长 潘云鹤 1998.9-2006.8
浙江大学 校长 杨卫 20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