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员，北京市人大代表。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后留校任教，1965—1984 年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经济分析与研究工作。曾任北京四通公司高级副总裁，曾经任四通(香港) 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四通集团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在中关村，没有人不知道四通公司，知道四通就不会不知道沈国钧。1999年，65岁的沈国钧从四通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功成身退，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业，推出了一种被中国国家“73”计划纳米材料首席科学家称为“纳米技术在生物医药上应用的典范”的产品一一纳米硒。
沈国钧：我在中关村的第47年 编辑本段回目录
时尚·Esquire 2001年5月号
文/傅乙轩
阳光灿烂
中关村海淀镇的深街小巷参差民房已经拆成了一大片空场，方圆数里的黄土地，几棵还未发芽但枝干造形优美的大树点缀其间，花喜鹊乍飞乍停，从前狭窄逼仄的的小镇变成了一片现代科技腹地里难得的田园风光。
这是规划中的中关村西区。不久以后，这里将建设起中关村的一个商业中心。可以想象，到那时，又将有一批批年轻人潮水般地涌来，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梦想、奇迹、希望、快乐、失意的冶炼场。
四通大厦恰巧在这片"田园风光"旁边。
摄影师选择这里为沈国钧拍摄人物照片。我打反光板，摄影师绕着他前后左右地按动快门。面对镜头，沈国钧很配合，也很从容。我们的劳师动众引来几位民工的注意，他们站在不远处，好奇又带点胆怯地看着我们，小声地议论着。
除了遭遇民工的注目，四通电子科技公司的董事局主席、中川国际的董事长，这个中关村举足轻重的人物，还经常会在中关村的街上遇到向他兜售盗版光碟的人。他们截住沈国钧，用满怀期望的目光看着他，鬼鬼祟祟地问："买什么？很便宜！"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幅多么有趣的场景，这场景充满了中关村特色--在这片中国最富生气的土地上，有连"INTEL INSIDE"是什么玩意儿都不懂的民工，有满街卖盗版软件和游戏的小投机倒把分子，有象卖菜一样卖PC的电脑贩子，有白手起家的创业团队，有中国薪水最高的IT精英，当然，也有象沈国钧这样的传奇人物--这里给很多人机会，也让很多人铩羽而归，这里实现也颠覆着从民工到CEO各种级别的人的梦想。这情形，似乎可以套用《北京人在纽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中关村去，如果你恨他，也把他送到中关村去！
光阴的故事
这是沈国钧在中关村的第47年。他回忆说，以前海龙大厦往西一带是个大冰窖，而中关村过街天桥旁正在打地基的中关村大厦则是一片幽静的小松树林，附近还有菜地。一种非常沧海桑田的回忆，似乎暗藏着层层叠叠的故事。
"我的主要经历可以分成三段，这三段都离不开中关村。"
沈国钧的少年时代是个数学神童，1954年，他从农村考进北京大学的数学系就读，毕业留在北大任教。1965年，沈国钧调到中国科学院。1984年，在年届五十的时候，他和几个同伴从中科院跳出，创办了今天已是中国最大民营高科技企业之一的四通。47年的时间，让大冰窖和松树林变成大厦，也让沈国钧从一个数学神童 变成了打着清晰"中关村制造"印痕的第一代知本家。
过去与现在的巨大反差总会让人陡然感到时间的力量。时间穿越了所有的故事，覆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足迹。然而，面对沈国钧，你却感觉不到时间的力量，你甚至无法对他的年龄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时间在这个67岁的人身上好象是一个失去意义的矢量，或者说是静止了。他依然头脑清晰思维过人精力充沛，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十几岁。
"我常常不过生日，永远没有那种'老了'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生命力很强。"
"我在惯性的环境里成长，我很清楚自己也可能成为这种'惯性'的一部分，所以我时时要求自己跳出来。有些'惯性'挺可怕的，我不认为拥有这种'惯性'值得自豪。很多人认为年龄一大经验一多就保守，这个也不尽然，我一直信守的一个信条是打破思维定式，随时都在接受新的东西。"
四通的几次重大决策都和沈国钧的"打破思维定式"有关，比如四通打印机的创意和研发，再比如1993年四通在香港的上市。
再创业
1999年10月，四通集团和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公司基本板块和主要领导的人事变更，原任四通集团董事长的沈国钧改任四通集团同人基金会主席，段永基由四通集团总裁一职改任集团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原集团副总裁朱希铎被任命为集团总裁。
有报道说，当年是沈国钧自己提议段永基当董事长及企业法人代表的。
当时，他说："没有比四通兴旺更重要的了--我们要多一些老板心态，少一些打工心态，这是我的基本心态。这种交替是一个开头，将来'老人'都会退到基金会来。新老创业者需要稳步交替。"
沈国钧的"退"字用得非常微妙，在四通宣布人事变动后，很多人猜测，沈国钧退休了、"退居二线了"。而事实上，沈国钧的"退"，不是"退缩"的"退"，也不是"退却"的"退"，更不是"功成身退"的"退"，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退"、"以退为进"的"退"。
沈国钧其实正在展开他生命里的一次再创业，他在暗中酝酿和策划四通未来版图中最具活力、也最具前瞻性的一块--四通纳米港。
那一年，他65岁，让自己重新变成一个创业人。距离他走出中科院创办四通，时间过去了整整15年。
沈国钧之所以把再创业的目光盯在了纳米技术上，是因为他认定了纳米技术将在几年内形成极其可观的产业。"纳米技术对我的吸引力始自1999年，它是所有高技术里最值得关注的，很可能会引发一场产业革命。"
"在过去的几年里，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开始关注纳米技术的研究进程。以前的科技革命，美国享有领先权，而纳米技术则不同，彼此间差距不大，连美国都不敢说他能主宰纳米技术，没有谁是处在垄断地位。这样的科技革命机遇实在不多，大家其实是站在了共同的起跑线上。"
沈国钧创办的四通纳米港设在上海，集中了中国在纳米领域里最高精尖的人才。一般的纳米企业基本上都在做纳米技术中的一个单项，而四通纳米港则是一个技术集成型的纳米企业，围绕着技术和市场的需求，对资本力量、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进行整合。同时，它又广泛地和各大高校进行合作，把它的实验室进行延伸。
就这样，沈国钧领导着他的四通纳米港，信心十足地在四通这个老牌高科技企业的主干上嫁接新枝。
现在四通纳米港已经有自己的专利，并开始推出自己的产品--纳米硒。这项技术1996年就申请了专利， 2000年9月批下了专利。今后它将不光是保健品、还可以发展成为药品、化妆品。
沈国钧自己也在身体力行地吃着他们生产的纳米硒胶囊，他打趣说自己看起来年轻些说不定和纳米硒很有些关系。
"我自己有种使命感，我投身到其中，想对纳米技术本身起一个推动作用。另外，我想借助纳米技术的发展，创造一种新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技术市场和资本能够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立体结构，这不仅是纳米产业需要的，也是所有的高科技企业都需要的。"
奔驰600和夏利
1999年12月18日至21日，四通电子公司的四位董事通过行使优先认股权和减持套现成了中关村的千万富翁。沈国钧认购股票730万股，减股套现后获利2600万港元。
2600万是个可以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在沈国钧的生活中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其实再有钱，我喜欢吃面条还是喜欢吃面条。我的消费很低，生活有基本保证就行，在这个基础上，再多再少其实意义都不是很大。"
每天早晨，沈国钧坐着他的奔驰600来到中关村。夜里，因为不想让司机长时间等待，他通常自己打一辆夏利车回在亚运村的家。他穿着朴素，不事包装，经常用一个塑料袋代替公文包，业余时间以解数学题为乐。沈国钧很少接受采访，行事非常低调。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对谈纳米问题感兴趣，他也同样不会接受我们的采访。他的低调作风使他远不象他的继任者段永基那样声名显赫，也使他看起来更象个科学家，而非叱咤风云、身价千万的企业家。
"我的身份有点特殊，长期在高校和科学院，然后进入到产业，我可以用科学院的思维方法，我也可以用企业家的思维方法，这使我拥有一种难得的资源。"
"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必须具备敏感性，作为一个从事高科技的企业家，他不能对科技发展的新领域一无所知。"
中科院背景、浓厚的科学家气质，使沈国钧与科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多年经商所锻造出的企业家的敏感和直觉，也让他不停地寻找着把科技变成财富、变成企业发展推动力的机会。
采访结束时，沈国钧要赶着出去开个会，但是他还是提议用他的奔驰600送我们回去。他自己，则准备去打一辆夏利……
纳米硒:纳米技术在生物医药上应用的典范编辑本段回目录
沈国钧,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曾参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统筹化、黄金分割”文章的起草。1984年,创办“四通”公司,并担任四通集团董事长。现任四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409)董事局主席。上海四通纳米技术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中关村,没有人不知道四通公司的,知道四通就不会不知道沈国钧。1999年,65岁的沈国钧从四通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功成身退,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业,推出了一种被中国国家“973”计划纳米材料首席科学家称为“纳米技术在生物医药上应用的典范”的产品——纳米硒。
沈国钧,一位曾缔造中关村科技创业神话的领军人物为何突然杀入了医药保健领域,为何选择了纳米硒?让我们来听听这位65岁创业者的解释吧:纳米硒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成果,它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解决了硒的毒性问题,纳米硒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硒制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企业有责任把它推向市场为人类服务。同时,纳米硒还有一个特点,它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对于一个中小型科技企业来讲,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才可以持续发展。
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对人体来说,它不能自制但又必不可少。补硒可有效预防多种疾病,硒也因为其广谱、多功能的生理特性,而被称之为“生命的火种、明星营养素、抗肝坏死保护因子、抗癌之王”等等。但硒的有益生理作用往往依赖于较高的摄入量,因此用量很难控制,这也阻碍了硒制品在临床中的应用。中国科学家利用纳米技术魔术般地改变了“元素硒”,发明了纳米硒,纳米硒具有高生物活性,其毒性比传统硒低5～7倍,是已知硒中安全性最高的。纳米硒解决了硒应用的世界性难题,全世界科学家数十年努力寻找的高效高安全硒被中国科学家发现了。
沈国钧凭着他多年沉浮商海的经历,“嗅”到了纳米硒这个代表生化领域发展方向的新产品的巨大潜在经济和社会价值,毅然投入到纳米硒的产业化进程中。沈国钧表示:自主知识产权是国家强盛的根基,纳米硒是源头创新,有自主知识产权,我们要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和原创者共同把纳米硒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年轻科学家发明了高效高安全的纳米硒,今天,我有机会推动它变成商品,让它造福于社会,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激动的呢?
沈国钧 越过中关村 编辑本段回目录
沈国钧真是位做企业的人物，见面不久就不失时机地向我们宣传起他正在从事的纳米硒项目。通便、排毒、抗癌、提高免疫力……沈国钧说起来涛涛不绝。
69岁的老先生，一岙人早就该坐在家里颐养天年了，可沈国钧还在激情澎湃地玩纳米，这份冲劲好多年轻人都远远赶不上。沈国钧还有他的理论相辅相成：“人在看到机会时不能想得太多，投入热情去做是最重要的。”仔细琢磨，这种话只有老猎手才说得出来。现在任职上海四通纳米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老沈，当然是圈子里的识途老马。四通这个名字尽管现在已经不再频频见诸大小媒体的主要版位，但在中关村混的人听到这两个字，没有不生出几个感喟的——四通几乎就可以代表中关村的一部分历史。
沈国钧就是四通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学数学出身的沈国钧在北京大学和中科院分别工作了数年之后，1984年杀入了中关村，这时候的沈国钧即将接近知天命之年了。作为学者，沈国钧的想法非常直接：“当时办企业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把科学院的技术变成商品。”
此后的一发不可收大约是沈国钧没有料到的。第一年四通的营业额是1000万，利润200万；接下来的三年中，四通的营业额递增到了3000万，1.2亿直到3.6亿。轻轻松松地，四通一下子就走上了金光大道。
今天中亲村的小字辈们忙忙碌碌地雨后春笋般前仆后继，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凭沈国钧的资历和成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和年轻人同场竞技盈——他们那些都是老沈玩剩的了。然而沈国钧依旧一点也看不出像是接近古稀之年的人，他的闯荡劲和当初创办四通时没什么两样。不过和那些新五的IT力量不同，沈国钧的眼光入在了另外的地方。
在这场昂贵的新兴游戏里，沈国钧又像当年一样冲到了前面，而且时机拿捏也恰到好处，已经有国外一家非常大的医药企业正准备购买他们的纳米硒技术，各个路口的绿灯都打开了
。 这些成功对于沈国钧来说，自然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该见过的他早都领教过了。但是，一个新时代就要来临的想法却让他保持着兴奋，人类操纵物质的时代到了。沈国钧认定这是一个科学预言。
四通故事（01）沈国钧编辑本段回目录
四通是如何办起来的？我转过印甫盛的一篇文章，他说的很详细。老印说话一向严谨，他文章里提及的事情，都相当准确，但只限于四通筹备阶段的情况。而且，四通筹备阶段的情况，他也只说了一部分，因为四通初创是两个方面军的汇合，一是清华团队、二是科学院团队。清华团队是老印在幕后，刘海平在台前；科学院团队则是沈国钧领军，再有王安时加盟。
和这两个团队都有联系的，则是我。而我，只是在中间客串。因为我当时的人生规划，并不是办企业，而是出国深造。我之所以参与四通的创办，是受一个朋友之托，这个朋友是印甫盛；也是为了帮一个朋友的忙，这个朋友就是沈国钧。
要说四通的故事，首先要说沈国钧这个人。
沈国钧、王安时、王缉志（2007年）
沈国钧比我大一轮，长 12 岁。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风度翩翩、一表人才。黝黑的国字脸，架一副金丝边眼镜，思路开阔、头脑清晰、谈吐风雅、身材适中。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 46 岁，处在一个成熟男人的巅峰状态。据说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最具魅力，对情窦初开的小姑娘有致命吸引力。这也构成后来色彩斑斓的四通故事的一部分。
沈国钧当时在科学院院部负责计划局的一个重点项目，我和他则是因为这个项目而结缘。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计划部门是任何一个单位的最重要部门。中国科学院的计划局也不例外。当时计划局的负责人之一是谷羽，而谷羽是胡乔木的夫人。沈国钧则在谷羽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切都大翻个儿了。谷羽被打翻在地，领头的造反派也是个女人，叫乔林。乔林有两个木，比乔木还多一个木，所以谷羽被其相克，也是应有之义。老沈也是造反派里的重要成员，但他相当善待谷羽。所以当文革结束，一切又重新翻过来的时候，老沈仍留在计划局工作，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沈国钧为人的仁义和聪明之处。
科学院计划局当时要统管全院 103 个研究所的二万多科研人员，每年八亿人民币、数千万美元外汇额度的计划、分配和使用，历年积累起来的天文数字的科研设备以及新设备的采购，一句话，科学院人、财、物的管理，都要通过计划局。
传统的管理靠的是人海战术，分工相当细，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文柜里堆满了档案。其效率，自然十分低下。 1980 年，科学院提出要建立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并把这项工作列为院重点项目。沈国钧受命代表这个项目的甲方，即委托任务方，提出系统的功能要求并监督该项目的实施。这个项目的乙方，即完成任务方，很自然，被指定为中科院计算中心。
中科院计算中心在科学院是个新单位，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老数学所的三室。所长是冯康，计算数学界泰斗级人物，但一直没有什么大项目。科研单位的发展，要靠项目，有项目，才能带出团队，做出成果，发表论文，提上职称。所以有一个院重点项目下到计算中心，大家好比久旱盼到了甘霖。
当老沈带着一位助手来到计算中心的时候，中心上下都对他们充满期待。这位助手很年轻，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好像是复旦的，叫邬来坤。小邬是上海人，但长得却像穆斯林。他有上海人的聪明，也有上海人的脆弱。干练、说话得体。拱起的眉毛弯弯的，很浓，也很黑，腮帮子发青，笑口常开，见一次面，就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那时候开始，老沈和我并肩工作了四年。老沈的风采和魅力不仅吸引小姑娘，对年轻小伙子照样有吸引力。我和老沈是惺惺相惜，因为老沈的慧眼识人，我获得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明天接着讲。
印甫盛：四通公司究竟是怎么成立的？ 编辑本段回目录
1984年5月16日下午，在海淀区四季青乡会议室举行四通公司成立大会，当时出席成立大会的有，时任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时任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万润南、沈国钧、刘海平、石政民、王晓霞、龚克和我等十几个人。为什么选5月16日这样的敏感日期？有人常常问起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日期是万润南同我商定的，万润南的儿子是5月16日出生的，我在北京交通大学（原北方交通大学）住的宿舍是5号楼16号房间，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人戏称我们是"5.16"分子。
"文革"过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大潮开始涌动，深圳特区的创办，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第一批科技人员下海办公司，使我周围的朋友们也开始动心。
同年3月，刘海平（他当时在北京计算机三厂工作）、吴本寻（他当时在中科院院部工作）和王晓霞（她当时在北方交大工作）来找我和我的夫人刘菊芬(她当时在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工作)，聊起机关的一些工作，觉得非常压抑，有劲使不出，想离开这种环境下海办公司。我们聊得很投机，但是，真正离开机关丢掉"铁饭碗"还是心里没有底，也不知道怎样办公司。
刘菊芬说:"先摸摸情况，再找贾春旺商量商量。"当时京海公司已成立，我们以为是北京和上海共同办的公司，就骑车前去拜访，一打听才知道是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人员同海淀区合办的。我们觉得有希望，刘菊芬就给贾春旺打电话，贾春旺在电话里说:"这是好事啊。"晚上他就骑辆破自行车来到我们家，当时我们住在魏公村小区。贾春旺说:"你们要搞公司我支持，但你们跟我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我们得想想这事怎么办？"
在我们家谈的时候，我还把万润南叫来。万润南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给排水专业的，毕业后分到承德铁路局，后来当老师，曾任承德铁路中学教导主任，他同李玉结婚后，因照顾两地分居调到中科院计算中心工作。我建议他改学软件，鼓励他说:"你逻辑思维能力强，没问题。"
当时计算机还用机器指令编程，万润南很聪明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中科院从台湾请来的专家陈三智非常欣赏万润南，介绍他去日本学习一个多月，很快万润南在计算机软件编程方面已经很有一套，并当上课题组长，课题是为中科院机关搞的项目管理系统。
1983年下半年，中科院要正规化，规定课题组长必须具有副研以上高级职称的专家才能当，万润南当时只有中级职称，自然要从课题组长这个位置上下来。中科院让他在1984年下半年，到美国去当访问学者。这时他正在学外语等待出国。万润南知道贾春旺，贾春旺不认识万润南，这次他们互相认识了。
过了几天，贾春旺打电话给我，说晚上到区委会议室开个会，我和刘菊芬、万润南去的，我们是第一次到他办公室。老式的办公楼，楼道里黑乎乎的，办公室在朝阳的房间，进门右手边是张单人床挂顶蚊帐，再往里走靠窗户有张小办公桌，贾春旺面朝西坐在办公桌前，旁边有几把折叠椅，我们每人抓把折叠椅刚准备坐下，秘书来说李乡长到了，大家到会议室去吧，这里太小。我们几个人在会议室里第一次见到四季青李文元乡长，还有他弟弟李文俊。贾春旺把我们几个人介绍给李乡长，他说:"你们可以合作，由李乡长给区里写报告。"
李文元介绍乡里的一些工业，供我们选择。第一次会议很短，商定星期天我们几个人到四季青乡参观。星期天我和刘菊芬、万润南、吴本寻、王晓霞、刘海平等人骑着车到四季青乡政府，李乡长在那等着我们，他找辆面包车把我们一起拉上，在海淀昆玉河西边参观锅炉厂和几个乡办厂。
李文元饶有兴致地带我们参观，中午在乡政府食堂请我们吃饭，这顿饭有五六个菜，饭随便吃，这是我们办公司以来第一次在外面吃招待饭。
我问李文元:"这顿饭多少钱?"
李文元说:"不用交钱。"我坚持要交钱，李文元没有办法，他说:"你们实在要交就每人交两角钱吧。"吃过饭后又接着参观。参观结束以后，万润南天天晚上都到我们家来。贾春旺也骑着车来过好几次。晚上商量，白天万润南去跑海淀区政府、四季青乡、工商、税务办公司注册手续，因为我们都在上班，万润南脱产补英语，他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我们先商量公司叫什么名字，想了好些都不理想，有天晚上万润南在我们家，我说:"名字得有个"四"字，取四季青的一个"四"字。"
"四"字后面是什么呢?想了好多字都不好，到后半夜3点多，从已选的诸多字里筛选出"通"字来，取四通八达之意，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不错。英文名是后来万润南根据"四通"发音从英文中找的词，英文叫"Stone"，中文是石头的意思。
万润南得意的解释说:"石头很好，干不好当个铺路石，干好了就是金光四射的钻石。"
四通的徽也是万润南在深圳看到一家公司徽后，受到的启示，回来画给大家看，我们都说好就这么定了。
办公司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注册资金，当时李文元愿意借给我们10万元，我不同意借这么多，只借两万元。公司办不好赔钱，就得个人掏腰包还，当时大家工资都很低，怕还不起。
其次是商量谁来做，当时贾春旺、万润南和我们夫妻俩人在我们家商量，我当时提出一个方案，请贾春旺当名誉董事长，李文元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
贾春旺不同意，他说："我帮你们把公司办起来，但不能出面，印甫盛也不能当总经理，部队惹不起（当时我在部队工作），李文元可以当董事长。"
我说："那就万润南当总经理，刘菊芬当副董事长，我当高级顾问。"
万润南说："我9月份要去美国，现在没有事，帮你们跑跑腿，干几个月不好弄，把两万元搞丢我赔不起。"
我说："只有你干了，我在后边帮你，先干吧！"
贾春旺拍板说："就这样定吧。"
为增加公司的名气，万润南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为此我和万润南到他的岳父,时任科学院党委书记李昌家吃饭见于光远，他很健谈同李昌的夫人冯兰瑞谈了很多宏观经济方面的话题，万润南提出请他当四通的名誉董事长，于光运很痛快答应了。
讨论公司人选时万润南推荐沈国钧，沈国钧在中科院计划局主管万润南承担的课题。刘菊芬推荐石政民，当时他在气象局工作。四通成立时，刘海平和石政民都当过副总经理。
四通公司刚成立时李文元借给两万元，还借给一间房，-部电话，这间房位于紫竹院路，在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西边。我每天晚上都去，主要是商量做什么，万润南主张先到深圳弄点新东西到北京卖。这方面主要靠罗征启，他当时是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他们跟香港联系很方便，弄了几台娃娃机，也没有卖出去。我偏重于技术，想搞项目，石政民把中学同学段永基介绍过来，段永基是清华大学工化系的，在三机部的一个研究所工作，他们有个项目叫爆炸喷涂，用爆炸方式在钻头上喷涂上一层金属，钻头就会坚硬耐磨，当时这种喷涂钻头主要靠进口，我们觉得这项技术很有商业价值，我去该所，段永基很热情介绍，并提出愿意"下海"到四通公司来，文革时期，我和万润南在清华大学里都是"老四"，段永基是"老团"，（注:这是"文革"时期清华大学两个著名的造反派"四一四派"和"团派"的戏称）为办公司就不讲派性欢迎段永基加入。
李文元借的两万元快花光了，正愁搞什么挣钱呢，万润南了解到科学院计算中心从日本进口一批打印机，不能打中文卖不出去。万润南请了一名技术人员，给400元加班费让他编个软件，安在打印机上就能打中文，计算中心的这些打印机每台加价几百元很快就卖掉了，四通获利20多万元，第一次尝到技、贸结合公司机制的优越性。
为了面向市场，我又找李文元在中关村要个门市，经多次争取，李文元将四季青在海淀乡菜市场的一间门市房和电话借给四通公司，位置就在中关村黄庄邮局那里。从此四通公司在中关村有了自己的门市。龚克（她原在北京计算机三厂工作）当了首任门市经理，经营计算机、打印机等各种零部件和元器件。万润南提出要让顾客来这里，就能把想买的东西一次买齐，所以门市东西要全。当时四通公司每月有人去深圳，有资金、有渠道、有机制、有思路，尤其是有服务意识，发展很快。龚克带领销售人员，坚持树立顾客第一的思想，一位顾客在门市看货不小心刮破衣角，龚克立即上前道歉主动掏钱赔偿，她说："欢迎光顾四通门市，是我们的商品摆放不当，非常对不起。"令顾客十分感动。
1984年8月，四通公司的经营势头很好，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讲了支持民营企业的一些思路，传到四通后大家很受鼓舞。
9月份，万润南还是如期去美国当访问学者去了，他到美国仍然放心不下四通，每天打长途，对要学的东西已经没有兴趣，在美国呆了一个多月，终于下决心告别了访问学者生涯，回到国内回到四通。
1984年底，四通公司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万润南提出"泥饭碗"的机制、先做人后做事、顾客第一的服务理念，得到四通同仁的广泛认同，每天都有不少人到四通来求职。公司在贸易上采取一些促销手段，也引起社会上的反应。对四通怎么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民营企业怎么看，也引起高层的关注。
1985年3月，北京市委办公厅的调查组来到四通。其原因是中科院有人联名向中央写举报信,说四通、京海、科海、中科四家公司是纯属倒卖、投机而牟取暴利的不法组织，要求中央查处。邓小平同志还在这封信上做了批示。不久，李文元被通报，被迫辞去四通董事长的职务，在四季青乡做了几次检查。时任北京市委常委陈元打电话给刘菊芬，他说:"你也被通报，要主动找领导汇报。"
我们当时听到这消息，有点惊讶，为什么通报之前不找本人谈话呢？经过几天的思考，做好两种准备，如果领导找谈话，又是批评，又是处分什么的，就背水一战"下海"算了。如果领导表示理解，要挽留就辞去四通的职务。
刘菊芬正在犹豫的时候，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副局长刘美生找
她谈话，询问办四通公司的情况，并无批评之意，指出刘菊芬正在负责软件工程中心的项目筹备工作，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不要分心，并安慰说:"只要辞去公司职务就没有事。"
当时刘菊芬也舍不得丢下软件工程中心项目，就听刘局长的劝告，辞去四通公司的职务。
万润南听到这些消息后，3月份决定从科学院计算中心辞职，一心一意下海办公司。我们同万润南在这期间见面时都很忧虑，不晓得公司还能不能办下去。
6月份的一天，万润南晚上来到我家，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们说:"检查组找他谈话了，高度评价四通，账目很清楚，四通开创了民营企业的方向，他们要向社会宣传四通。"
从此四通迎来发展的第一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