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时是四通的创始人之一,在八十年代初中关村的创业者之中,他是以对市场特别有感觉而著称的。在加盟四通之前,他在中科院自动化所负责器材供应,当时在中科院各个单位都有人专门负责本单位的器材供应工作,这些人多数是中专文化程度,象王安时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做器材供应工作,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钻研业务,对国外的资源很精通,对单位的需求也很了解,多年的器材工作成绩使他在中科院中很有声望。当时,自动化所的各个课题组每年在做下一年的科研计划时,必须先把今后一年所需要用到的器材做出计划,报到所里的器材处,然后再统一汇总到院里,报上级批准后再购买。例如某课题组要在计划中写明,该科研计划要使用某型号的晶体管几个,某型号的集成电路几个,多少K的电阻要多少,多少m的电容要多少。王安时在工作中发现,这样去申报简直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因为科研工作本来就是探索性很强的工作,怎么可能在一年前就能预见到自己要用什么样的电阻呢?而且,如果你在上报的时候,报要100K 的电阻5个,那么多半到最后一个你也得不到,所以,如果某课题组要5个100K的电阻,老王就要向上报要500个。而当时的课题组也很有问题,每个组的工作都是要从头做起,就是说要吃馒头就从种小麦开始。例如,每个组都要自己制作电源,而本来有1/100精度就够的电源,非要做到1/10000的精度。而做到最后,鉴定会就变成了“追悼”会,因为这样的开发是做不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的。
就这样,每年国家在中科院都要浪费掉大量的资金,起码是浪费几千万元。所以早在1975年四机部的一次合同订货会上,老王在会上“大放厥词”,批判了中科院的这种极荒唐的器材供应方法,他的发言当时被看做是异端邪说。
1981年,广东东方红半导体器件厂陷入困境,工资都发不出。老王认识它的厂长许志良,老王凭自己对市场和国外情况的了解,给许厂长出主意,让他从国外订购数字万用表、100M的示波器、Z80芯片、ROM等等,就拿示波器来说,国内的示波器都很陈旧,而日本的示波器性能强、体积小,价格便宜。然后厂里按名单给四机部的各单位发信征求买主,当时做这些具体工作的就是厂里的普通职工,按当时的售价来说,每个产品都起码有100%以上的利润。这样做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厂里赚了7000万元。尽管利润如此高,但是老王只从厂里拿到过两次好处费,每次500元,还不敢告诉任何人。而许志良因为是研究生出身,又是党员,自从把这个濒临倒闭的工厂救活之后,被广东省提拔为电子局局长。这时已经到了1984年,在北京,中科院发育所办了一个劳动服务公司,里面负责进货和销售的是蒋敏美和崔铭山,而蒋女士和老王有很好的交情,实际上,这个公司的货源就是广东的东方红半导体器件厂,是老王的关系。
1984年,万润南创办四通的时候,从发育所劳动服务公司招聘了一批人,崔铭山和蒋敏美都在这时加入了四通,万总在了解他们的进货渠道的时候,蒋敏美向万总推荐了王安时,于是,万润南和沈国均在蒋敏美的陪同下到老王家去请他出山。那天是星期四,而王安时在这之前已经接受了华远公司让他当总裁的聘请,准备星期六到华远去报到。考虑到华远是国营的,而四通是民办的,在万润南的动员之下,老王当机立断,选择了四通。
在这之后,老王又在街上遇到了我,当时我也正在准备下海,于是老王又把我推荐给了万润南。这样,我也去了四通。
在四通,老王一直任主管经营的副总裁,1988年老王去了香港定居,创办了四通在香港的分公司。1992年四通“大地震”的时候,他离开了四通。最近在02年的5月16日四通成立18周年的时候,已经离开四通的老友们在一起聚会回忆“四通情结”,到会有130多人,大家的名片都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老王感叹地说,不管怎样,四通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培养了一批民营企业家,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对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回忆说,在四通成立初期,当时社会上很热销的产品有838计算器、冷暖风机、大1/2录象带等等,他都反对四通介入,他认为,跟风的结果是自己灭亡,自己必须做目前市场还没有的产品,四通2401打字机推出的时候,有“仿、宋、楷、黑”四种字体,就是自己的特色。打字机成功,是因为别人没有。
现在老王已经退休在家,每月带夫人去世界各地旅游。我无法准确知道他现在有多少财产,但是,据他自己说,他目前是没有应收款也没有应付款,没有债权也没有债务。(王辑志,02年6月19日)
四通故事(16)王安时编辑本段回目录
葛大爷说: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瓜不长毛。看到老王的这张近照,情不自禁就想到了这两句话。
王安时,绝顶聪明,比我年长十岁,毕业自上海交大,一直在中科院自动化所负责科研器材的供应工作。老王对市场的需求,感觉十分敏锐,天生的生意人。八十年代初,他的几个主意就救活了广东一家濒临倒闭的半导体厂。许厂长因此被提拔为广东省电子局长。许局长一直在拉老王南下。因为家在北京,也因为有一个女儿在华远工作,老王正打算接受华远公司的聘任。
在他即将走马上任的前两天,我们抢先延揽到了这位商界奇才。
1984年6月20日,老沈和我在科学院物资局办事,遇到一位熟人,人称“蒋先生”的杭州美女蒋敏美。当时蒋先生在中科院的发育生物所,和崔铭山一起经营劳动服务公司。因为科学院信息管理系统这个项目,蒋敏美被借调到物资局做数据标准化工作,因此和大家相识。听说我们在办公司,蒋先生立即举荐王安时,她的语速很快,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老王的神机妙算。蒋敏美的热忱催化了我们求才的渴望,决定当晚就去登门拜访。
王安时家住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四合院里,自己的产业,独门独户,相当安逸。因为天热,我们就搬了几把椅子,在院子里坐下来聊上了。
说起科研体制的弊病,都是科学院的同人,聊起来有很多共识:国家劳民伤财,科技人员辛辛苦苦,搞出来的是样品、礼品、展品,就是不能成为商品。写了论文、提了职称,就进了仓库成了废品。缺少市场化这个环节,现有的体制很难有出路。我说,办四通,就是想走出把科研成果市场化的新路。对此,老王深表赞同。
在介绍我们近期打算的时候,我提到兄弟公司的新一代24针打印机2024,介绍了它的精巧结构和绝好的性能价格比。这时候,老王就像一头闻到了猎物气息的美洲豹,竖起耳朵、脑门发亮、眼睛放光,准备扑上去了。他对商机的把握,绝对精准;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绝对果断。他当即就表示愿意加盟四通;我也当场就封官许愿,请他当主管贸易的副总。
这时候,一直在旁听的王夫人,冲了出来,大嗓门向老王呛声:“你已经有负于广东,难道现在又要失信于华远?!”
女儿也在一边娇声提醒:“爸......爸......”
老王却大嗓门回应:“我又没有和他们签卖身契!”
因为王安时加盟四通,蒋敏美也一起入伙。留下来的劳动服务公司,本来我们想用承包的办法给发育生物所固定上缴利润。但所里不领这个情,决定把全班人马扫地出门。四通就成建制把他们接管过来,记得他们当中有冯和敏,一个认真做事的胖丫头,后来一直在四通的财务;还有一个小男孩孟海滨,在四通的门市。人小,却长在辈上,比那些自称“老贼”的还老资格。
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是崔铭山,当时正在外地出差。回到北京,发现大本营已经易帜,老窝被人端了。尽管蒋先生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有些不高兴。他径直找到了我,在板井村线路板厂的传达室,一开口,是要求“把公司的章程拿出来让我看看!”
他读了章程,看到了新意;和我聊了几句,感到了诚意。说了一句:“嗯,还行!”
从此,四通得了一员超级战将。在后来的商战中,崔铭山立下了赫赫战功。当然,这也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