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时是四通的创始人之一，在八十年代初中关村的创业者之中，他是以对市场特别有感觉而著称的。在加盟四通之前，他在中科院自动化所负责器材供应，当时在中科院各个单位都有人专门负责本单位的器材供应工作，这些人多数是中专文化程度，象王安时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做器材供应工作，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钻研业务，对国外的资源很精通，对单位的需求也很了解，多年的器材工作成绩使他在中科院中很有声望。当时，自动化所的各个课题组每年在做下一年的科研计划时，必须先把今后一年所需要用到的器材做出计划，报到所里的器材处，然后再统一汇总到院里，报上级批准后再购买。例如某课题组要在计划中写明，该科研计划要使用某型号的晶体管几个，某型号的集成电路几个，多少K的电阻要多少，多少m的电容要多少。王安时在工作中发现，这样去申报简直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因为科研工作本来就是探索性很强的工作，怎么可能在一年前就能预见到自己要用什么样的电阻呢？而且，如果你在上报的时候，报要100K 的电阻5个，那么多半到最后一个你也得不到，所以，如果某课题组要5个100K的电阻，老王就要向上报要500个。而当时的课题组也很有问题，每个组的工作都是要从头做起，就是说要吃馒头就从种小麦开始。例如，每个组都要自己制作电源，而本来有1/100精度就够的电源，非要做到1/10000的精度。而做到最后，鉴定会就变成了“追悼”会，因为这样的开发是做不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的。
就这样，每年国家在中科院都要浪费掉大量的资金，起码是浪费几千万元。所以早在1975年四机部的一次合同订货会上，老王在会上“大放厥词”，批判了中科院的这种极荒唐的器材供应方法，他的发言当时被看做是异端邪说。
1981年，广东东方红半导体器件厂陷入困境，工资都发不出。老王认识它的厂长许志良，老王凭自己对市场和国外情况的了解，给许厂长出主意，让他从国外订购数字万用表、100M的示波器、Z80芯片、ROM等等，就拿示波器来说，国内的示波器都很陈旧，而日本的示波器性能强、体积小，价格便宜。然后厂里按名单给四机部的各单位发信征求买主，当时做这些具体工作的就是厂里的普通职工，按当时的售价来说，每个产品都起码有100%以上的利润。这样做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厂里赚了7000万元。尽管利润如此高，但是老王只从厂里拿到过两次好处费，每次500元，还不敢告诉任何人。而许志良因为是研究生出身，又是党员，自从把这个濒临倒闭的工厂救活之后，被广东省提拔为电子局局长。这时已经到了1984年，在北京，中科院发育所办了一个劳动服务公司，里面负责进货和销售的是蒋敏美和崔铭山，而蒋女士和老王有很好的交情，实际上，这个公司的货源就是广东的东方红半导体器件厂，是老王的关系。
1984年，万润南创办四通的时候，从发育所劳动服务公司招聘了一批人，崔铭山和蒋敏美都在这时加入了四通，万总在了解他们的进货渠道的时候，蒋敏美向万总推荐了王安时，于是，万润南和沈国均在蒋敏美的陪同下到老王家去请他出山。那天是星期四，而王安时在这之前已经接受了华远公司让他当总裁的聘请，准备星期六到华远去报到。考虑到华远是国营的，而四通是民办的，在万润南的动员之下，老王当机立断，选择了四通。
在这之后，老王又在街上遇到了我，当时我也正在准备下海，于是老王又把我推荐给了万润南。这样，我也去了四通。
在四通，老王一直任主管经营的副总裁，1988年老王去了香港定居，创办了四通在香港的分公司。1992年四通“大地震”的时候，他离开了四通。最近在02年的5月16日四通成立18周年的时候，已经离开四通的老友们在一起聚会回忆“四通情结”，到会有130多人，大家的名片都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老王感叹地说，不管怎样，四通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培养了一批民营企业家，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对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回忆说，在四通成立初期，当时社会上很热销的产品有838计算器、冷暖风机、大1/2录象带等等，他都反对四通介入，他认为，跟风的结果是自己灭亡，自己必须做目前市场还没有的产品，四通2401打字机推出的时候，有“仿、宋、楷、黑”四种字体，就是自己的特色。打字机成功，是因为别人没有。
现在老王已经退休在家，每月带夫人去世界各地旅游。我无法准确知道他现在有多少财产，但是，据他自己说，他目前是没有应收款也没有应付款，没有债权也没有债务。（王辑志，02年6月19日）
四通故事（16）王安时编辑本段回目录
葛大爷说：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瓜不长毛。看到老王的这张近照，情不自禁就想到了这两句话。
王安时，绝顶聪明，比我年长十岁，毕业自上海交大，一直在中科院自动化所负责科研器材的供应工作。老王对市场的需求，感觉十分敏锐，天生的生意人。八十年代初，他的几个主意就救活了广东一家濒临倒闭的半导体厂。许厂长因此被提拔为广东省电子局长。许局长一直在拉老王南下。因为家在北京，也因为有一个女儿在华远工作，老王正打算接受华远公司的聘任。
在他即将走马上任的前两天，我们抢先延揽到了这位商界奇才。
1984年6月20日，老沈和我在科学院物资局办事，遇到一位熟人，人称“蒋先生”的杭州美女蒋敏美。当时蒋先生在中科院的发育生物所，和崔铭山一起经营劳动服务公司。因为科学院信息管理系统这个项目，蒋敏美被借调到物资局做数据标准化工作，因此和大家相识。听说我们在办公司，蒋先生立即举荐王安时，她的语速很快，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老王的神机妙算。蒋敏美的热忱催化了我们求才的渴望，决定当晚就去登门拜访。
王安时家住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四合院里，自己的产业，独门独户，相当安逸。因为天热，我们就搬了几把椅子，在院子里坐下来聊上了。
说起科研体制的弊病，都是科学院的同人，聊起来有很多共识：国家劳民伤财，科技人员辛辛苦苦，搞出来的是样品、礼品、展品，就是不能成为商品。写了论文、提了职称，就进了仓库成了废品。缺少市场化这个环节，现有的体制很难有出路。我说，办四通，就是想走出把科研成果市场化的新路。对此，老王深表赞同。
在介绍我们近期打算的时候，我提到兄弟公司的新一代24针打印机2024，介绍了它的精巧结构和绝好的性能价格比。这时候，老王就像一头闻到了猎物气息的美洲豹，竖起耳朵、脑门发亮、眼睛放光，准备扑上去了。他对商机的把握，绝对精准；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绝对果断。他当即就表示愿意加盟四通；我也当场就封官许愿，请他当主管贸易的副总。
这时候，一直在旁听的王夫人，冲了出来，大嗓门向老王呛声：“你已经有负于广东，难道现在又要失信于华远？！”
女儿也在一边娇声提醒：“爸......爸......”
老王却大嗓门回应：“我又没有和他们签卖身契！”
因为王安时加盟四通，蒋敏美也一起入伙。留下来的劳动服务公司，本来我们想用承包的办法给发育生物所固定上缴利润。但所里不领这个情，决定把全班人马扫地出门。四通就成建制把他们接管过来，记得他们当中有冯和敏，一个认真做事的胖丫头，后来一直在四通的财务；还有一个小男孩孟海滨，在四通的门市。人小，却长在辈上，比那些自称“老贼”的还老资格。
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是崔铭山，当时正在外地出差。回到北京，发现大本营已经易帜，老窝被人端了。尽管蒋先生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有些不高兴。他径直找到了我，在板井村线路板厂的传达室，一开口，是要求“把公司的章程拿出来让我看看！”
他读了章程，看到了新意；和我聊了几句，感到了诚意。说了一句：“嗯，还行！”
从此，四通得了一员超级战将。在后来的商战中，崔铭山立下了赫赫战功。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