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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是怎么成立的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四通公司创始人 印甫盛 (齐忠编辑修改后稿)

  1984年5月16日下午,在海淀区四季青乡会议室举行四通公司成立大会,当时出席成立大会的有,时任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时任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万润南、沈国钧、刘海平、石政民、王晓霞、龚克和我等十几个人。为什么选5月16日这样的敏感日期?有人常常问起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日期是万润南同我商定的,万润南的儿子是5月16日出生的,我在北京交通大学(原北方交通大学)住的宿舍是5号楼16号房间,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人戏称我们是"5.16"分子。

  "文革"过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大潮开始涌动,深圳特区的创办,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第一批科技人员下海办公司,使我周围的朋友们也开始动心。

  同年3月,刘海平(他当时在北京计算机三厂工作)、吴本寻(他当时在中科院院部工作)和王晓霞(她当时在北方交大工作)来找我和我的夫人刘菊芬(她当时在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工作),聊起机关的一些工作,觉得非常压抑,有劲使不出,想离开这种环境下海办公司。我们聊得很投机,但是,真正离开机关丢掉"铁饭碗"还是心里没有底,也不知道怎样办公司。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图为当年的四通集团

  刘菊芬说:"先摸摸情况,再找贾春旺商量商量。"当时京海公司已成立,我们以为是北京和上海共同办的公司,就骑车前去拜访,一打听才知道是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人员同海淀区合办的。我们觉得有希望,刘菊芬就给贾春旺打电话,贾春旺在电话里说:"这是好事啊。"晚上他就骑辆破自行车来到我们家,当时我们住在魏公村小区。贾春旺说:"你们要搞公司我支持,但你们跟我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我们得想想这事怎么办?"

  在我们家谈的时候,我还把万润南叫来。万润南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给排水专业的,毕业后分到承德铁路局,后来当老师,曾任承德铁路中学教导主任,他同李玉结婚后,因照顾两地分居调到中科院计算中心工作。我建议他改学软件,鼓励他说:"你逻辑思维能力强,没问题。"

  当时计算机还用机器指令编程,万润南很聪明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中科院从台湾请来的专家陈三智非常欣赏万润南,介绍他去日本学习一个多月,很快万润南在计算机软件编程方面已经很有一套,并当上课题组长,课题是为中科院机关搞的项目管理系统。

  1983年下半年,中科院要正规化,规定课题组长必须具有副研以上高级职称的专家才能当,万润南当时只有中级职称,自然要从课题组长这个位置上下来。中科院让他在1984年下半年,到美国去当访问学者。这时他正在学外语等待出国。万润南知道贾春旺,贾春旺不认识万润南,这次他们互相认识了。

  过了几天,贾春旺打电话给我,说晚上到区委会议室开个会,我和刘菊芬、万润南去的,我们是第一次到他办公室。老式的办公楼,楼道里黑乎乎的,办公室在朝阳的房间,进门右手边是张单人床挂顶蚊帐,再往里走靠窗户有张小办公桌,贾春旺面朝西坐在办公桌前,旁边有几把折叠椅,我们每人抓把折叠椅刚准备坐下,秘书来说李乡长到了,大家到会议室去吧,这里太小。我们几个人在会议室里第一次见到四季青李文元乡长,还有他弟弟李文俊。贾春旺把我们几个人介绍给李乡长,他说:"你们可以合作,由李乡长给区里写报告。"

  李文元介绍乡里的一些工业,供我们选择。第一次会议很短,商定星期天我们几个人到四季青乡参观。星期天我和刘菊芬、万润南、吴本寻、王晓霞、刘海平等人骑着车到四季青乡政府,李乡长在那等着我们,他找辆面包车把我们一起拉上,在海淀昆玉河西边参观锅炉厂和几个乡办厂。

  李文元饶有兴致地带我们参观,中午在乡政府食堂请我们吃饭,这顿饭有五六个菜,饭随便吃,这是我们办公司以来第一次在外面吃招待饭。

  我问李文元:"这顿饭多少钱?"

  李文元说:"不用交钱。"我坚持要交钱,李文元没有办法,他说:"你们实在要交就每人交两角钱吧。"吃过饭后又接着参观。参观结束以后,万润南天天晚上都到我们家来。贾春旺也骑着车来过好几次。晚上商量,白天万润南去跑海淀区政府、四季青乡、工商、税务办公司注册手续,因为我们都在上班,万润南脱产补英语,他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我们先商量公司叫什么名字,想了好些都不理想,有天晚上万润南在我们家,我说:"名字得有个"四"字,取四季青的一个"四"字。"

  "四"字后面是什么呢?想了好多字都不好,到后半夜3点多,从已选的诸多字里筛选出"通"字来,取四通八达之意,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不错。英文名是后来万润南根据"四通"发音从英文中找的词,英文叫"Stone",中文是石头的意思。

  万润南得意的解释说:"石头很好,干不好当个铺路石,干好了就是金光四射的钻石。"

  四通的徽也是万润南在深圳看到一家公司徽后,受到的启示,回来画给大家看,我们都说好就这么定了。

  办公司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注册资金,当时李文元愿意借给我们10万元,我不同意借这么多,只借两万元。公司办不好赔钱,就得个人掏腰包还,当时大家工资都很低,怕还不起。

  其次是商量谁来做,当时贾春旺、万润南和我们夫妻俩人在我们家商量,我当时提出一个方案,请贾春旺当名誉董事长,李文元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

  贾春旺不同意,他说:"我帮你们把公司办起来,但不能出面,印甫盛也不能当总经理,部队惹不起(当时我在部队工作),李文元可以当董事长。"

  我说:"那就万润南当总经理,刘菊芬当副董事长,我当高级顾问。"

  万润南说:"我9月份要去美国,现在没有事,帮你们跑跑腿,干几个月不好弄,把两万元搞丢我赔不起。"

  我说:"只有你干了,我在后边帮你,先干吧!"

  贾春旺拍板说:"就这样定吧。"

  为增加公司的名气,万润南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为此我和万润南到他的岳父,时任科学院党委书记李昌家吃饭见于光远,他很健谈同李昌的夫人冯兰瑞谈了很多宏观经济方面的话题,万润南提出请他当四通的名誉董事长,于光运很痛快答应了。

  讨论公司人选时万润南推荐沈国钧,沈国钧在中科院计划局主管万润南承担的课题。刘菊芬推荐石政民,当时他在气象局工作。四通成立时,刘海平和石政民都当过副总经理。

  四通公司刚成立时李文元借给两万元,还借给一间房,-部电话,这间房位于紫竹院路,在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西边。我每天晚上都去,主要是商量做什么,万润南主张先到深圳弄点新东西到北京卖。这方面主要靠罗征启,他当时是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他们跟香港联系很方便,弄了几台娃娃机,也没有卖出去。我偏重于技术,想搞项目,石政民把中学同学段永基介绍过来,段永基是清华大学工化系的,在三机部的一个研究所工作,他们有个项目叫爆炸喷涂,用爆炸方式在钻头上喷涂上一层金属,钻头就会坚硬耐磨,当时这种喷涂钻头主要靠进口,我们觉得这项技术很有商业价值,我去该所,段永基很热情介绍,并提出愿意"下海"到四通公司来,文革时期,我和万润南在清华大学里都是"老四",段永基是"老团",(注:这是"文革"时期清华大学两个著名的造反派"四一四派"和"团派"的戏称)为办公司就不讲派性欢迎段永基加入。

  李文元借的两万元快花光了,正愁搞什么挣钱呢,万润南了解到科学院计算中心从日本进口一批打印机,不能打中文卖不出去。万润南请了一名技术人员,给400元加班费让他编个软件,安在打印机上就能打中文,计算中心的这些打印机每台加价几百元很快就卖掉了,四通获利20多万元,第一次尝到技、贸结合公司机制的优越性。

  为了面向市场,我又找李文元在中关村要个门市,经多次争取,李文元将四季青在海淀乡菜市场的一间门市房和电话借给四通公司,位置就在中关村黄庄邮局那里。从此四通公司在中关村有了自己的门市。龚克(她原在北京计算机三厂工作)当了首任门市经理,经营计算机、打印机等各种零部件和元器件。万润南提出要让顾客来这里,就能把想买的东西一次买齐,所以门市东西要全。当时四通公司每月有人去深圳,有资金、有渠道、有机制、有思路,尤其是有服务意识,发展很快。龚克带领销售人员,坚持树立顾客第一的思想,一位顾客在门市看货不小心刮破衣角,龚克立即上前道歉主动掏钱赔偿,她说:"欢迎光顾四通门市,是我们的商品摆放不当,非常对不起。"令顾客十分感动。

  1984年8月,四通公司的经营势头很好,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讲了支持民营企业的一些思路,传到四通后大家很受鼓舞。

  9月份,万润南还是如期去美国当访问学者去了,他到美国仍然放心不下四通,每天打长途,对要学的东西已经没有兴趣,在美国呆了一个多月,终于下决心告别了访问学者生涯,回到国内回到四通。

  1984年底,四通公司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万润南提出"泥饭碗"的机制、先做人后做事、顾客第一的服务理念,得到四通同仁的广泛认同,每天都有不少人到四通来求职。公司在贸易上采取一些促销手段,也引起社会上的反应。对四通怎么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民营企业怎么看,也引起高层的关注。

  1985年3月,北京市委办公厅的调查组来到四通。其原因是中科院有人联名向中央写举报信,说四通、京海、科海、中科四家公司是纯属倒卖、投机而牟取暴利的不法组织,要求中央查处。邓小平同志还在这封信上做了批示。不久,李文元被通报,被迫辞去四通董事长的职务,在四季青乡做了几次检查。时任北京市委常委陈元打电话给刘菊芬,他说:"你也被通报,要主动找领导汇报。"

  我们当时听到这消息,有点惊讶,为什么通报之前不找本人谈话呢?经过几天的思考,做好两种准备,如果领导找谈话,又是批评,又是处分什么的,就背水一战"下海"算了。如果领导表示理解,要挽留就辞去四通的职务。

  刘菊芬正在犹豫的时候,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副局长刘美生找

  她谈话,询问办四通公司的情况,并无批评之意,指出刘菊芬正在负责软件工程中心的项目筹备工作,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不要分心,并安慰说:"只要辞去公司职务就没有事。"

  当时刘菊芬也舍不得丢下软件工程中心项目,就听刘局长的劝告,辞去四通公司的职务。

  万润南听到这些消息后,3月份决定从科学院计算中心辞职,一心一意下海办公司。我们同万润南在这期间见面时都很忧虑,不晓得公司还能不能办下去。

  6月份的一天,万润南晚上来到我家,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们说:"检查组找他谈话了,高度评价四通,账目很清楚,四通开创了民营企业的方向,他们要向社会宣传四通。"

  从此四通迎来发展的第一个春天。

结缘 ——四通公司成立的经过(王辑志)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关村,对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名。我的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而我下海创业和获得成功也是在这里。

在开始的时候,中关村地区只是局限于一个英文字母“F”的区域,F的一竖,是从北大东门一直向南到达白石桥,两横,一横是中关村路,那里马路两侧有很多科学院的研究所,另一横是现在的三环路,路南有农业科学院、理工大学等,路北有人民大学和双榆树小区以及科学院的宿舍等。圆明园北边的上地开发区,现在也归到中关村地区了,但是在八十年代,那里还是农田。

1954年夏天,由于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我父亲王力从广州中山大学调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教授,我们家从此就搬进了北大校园里,这时候我就到了位于人民大学西边的北京十九中读高中,毕业后进了北大数学系,1963年大学毕业。就是说,这九年是在中关村这一带度过的。

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工程心理学,1969年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1971年回到北京,1973年底调到冶金部自动化所开始搞计算机。直到八十年代初,由于我自己的家从城里搬到了双榆树小区,我才又回到中关村地区。但是我由于经常回北大去看望父母,我夫人又是科学院计算所的,我自己又参加了科学院的乐队,所以说,和中关村一带的大学以及科学院的院所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

八十年代初,我在单位里的澳大利亚产的计算机上开发成功了汉字系统,但是该系统能输入汉字,能打印汉字,能做一些应用,遗憾的是不能显示汉字,所以在1983年我就跑到位于中关村的计算所,找到六室研究计算机终端设备的贾沛长和刘岁杪,在他们的指导帮助下研究汉字终端设备。

就在这个时候,中关村地区已经冒出来了一些民营企业。最早的是在1980年,科学院物理所的研究员陈春先和一些技术人员一起组成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中关村地区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民营企业。它的出现,引起了一场争论,在1983年1月,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该服务部做了批示:“陈春先带头开创的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在中央领导同志这样明确的表态之后,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成立,最先的是1983年4月,在上述服务部基础上成立的“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到了5月,科学院技术计划局的钟琪和力学所的副研究员范良藻提出:“科技人员可以走出来办民办科技实业,为什么官方就不能搞好?”于是,在科学院秘书长顾以健和海淀区区长史定潮的支持下,出现了民营官办的“科海新技术开发公司”。在这之后,一批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在中关村地区,在1985年底以前,这些企业中经营得比较好的有4家,称为“两通两海”,两通是四通和信通,两海是科海和京海。这类企业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没有出一分钱的所谓“民有民营”的企业,另一类是原来国有单位出资但是按照民营方式管理的所谓“国有民营”企业,四通和京海属于前者,信通和科海属于后者。

我属于四通的创始人之一,对四通创业的情况比较了解。当时在科海成立之后,在科学院技术计划局工作的沈国均和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另一位科技人员万润南在一起商量,也要成立一家民营的公司,但是他们苦于没有资金,于是他们找到了当时担任中共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贾春旺很支持他们的想法,于是给海淀四季青乡的乡长李文元打电话说,科学院有几位科技人员想出来办企业,希望得到四季青人民公社的支持。李文元则希望在科技人员的介入之下,使四季青的经营多样化,并提高自己企业的科技含量。在贾春旺的安排下,在1984年5月的一天在海淀区委办公楼的228房间,双方的代表坐到了一起,科技人员这边去了万润南、沈国均、万达邦3人,四季青乡去了乡长李文元和负责财务的刘子明。双方谈得很融洽。后来双方又进行了一次接触,就决定并成立了四通。当时公司的名字叫“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董事长是李文元,总经理是万润南,沈国均是副总经理,开办费两万元是由四季青的乡办企业出的,当时四季青乡在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的西面有一家印刷线路板厂,厂长是李文元的弟弟李文俊。四通最早的办公室就设在线路板厂内,李文俊很自然也成了四通的副总经理。

来自科学院自动化所的王安时在这个时候正准备接受聘请到华远公司去当总经理,但是在和万润南谈了之后,决定加入四通的行列,于是也当了四通的副总。我还在科学院五七干校劳动的时候就认识了王安时,那时我在干校的乐队当指挥,他在干校排练的交响乐沙家浜里演指导员郭建光。这时他把我推荐给了四通,我进去之后就当了总工程师。

在1984年的9月,中关村路口原四季青自选市场的地方在经过装修之后,四通的门市部正式对外营业。刚开始的时候,门市部卖一些微机和打印机。当时由于在中关村的公司大都在卖微机,竞争比较激烈,四通和科海达成了市场分工协议,四通不以销售微机为主,而把自己的销售重点放在为科海配套打印机,由于正确地选择了能打印汉字的日本Brother牌24针打印机,四通第一年就有了赢利,从而成为中关村当年的亮点之一。我后来也在这个公司新的机制下,成功地开发了四通打字机,从此,我和中关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写于01年9月2日)

刘子明谈创办四通公司编辑本段回目录

1984年中科院一批科技人员与四季青乡联合创办四通公司,我作为四季青化轻公司的总支书记,参与了四通公司的创办。

   当初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科学院人才成堆,没事干,国家每年拿出了很多经费,很少出成果,就是出了成果也是摆在那儿,转换不成生产力。人才得不到充分地发挥,薪水也很低。因此万润南他们感到这种模式不合适,不满足当时的现状,急于探讨一条集科研和生产一体的路子。这样,他们就找到了海淀区政府。

   1984年3月20日,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给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打电话,探讨四季青是否能和万润南合作。当天晚上,李文元叫上我,一起去海淀区政府。

   1984年3月20日晚7时,在区政府228会议室,我们和万润南他们第一次见面、座谈。四季青一方参加的有乡长李文元;四季青化轻公司线路板厂厂长李文俊,当时线路板厂为北京无线电厂收录机的集成电路板印刷、打孔,我们认为这就是高科技了,所以听说人家是中科院的,搞高科技,就把李文俊也带过来了,再有就是我。对方参加的有万润南,科学院计算中心的软件工程师;万达邦,万润南的父亲,他原来一直在清华大学搞财务工作,1984年他已经退休了;还有一个叫印辅盛,这个人前期参加了几次会议,后来他没有在四通工作。

   贾书记给双方做了介绍以后,我们就合作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交流。这次交流,主要是看在区领导的面子上。当时四季青有人议论说:“这些人俩肩膀扛一个脑袋就来了,咱们这就出钱?”因为所有投入的钱都是四季青的,大家心里打鼓,我们觉得是贾书记出面牵线搭桥的,对万润南他们还比较放心。

   第一次交流比较顺利。万润南说他们吃、住、工作在海淀,想为海淀区的产业革命作点贡献。海淀区知识分子成堆,科研成果也不少,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努力的方向,四季青有场地、有资金、有劳动力,他们有技术,优势互补,一定能搞起来。

   沈国钧也谈到国家对科学院提出的要求,他说今后20年科学院要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现在国家每年支出科研经费8亿元,这几年也出来了一些成果,关键的问题是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双方合作就是要搞知识密集型产业。

   李文元简单的介绍了四季青的基本情况:1984年四季青的总收入是1.7亿。四季青乡的乡镇企业主要有三个锅炉厂,都是搞低压小锅炉的,一个是采暖炉,一个是蒸汽炉;两个环保厂,生产旋风、脉冲、螺旋、布袋除尘器;一个汽配厂有三个单位,生产锻件、液压件、消声器等产品,这些产品的附加值很低。有一个锅炉厂从南到北摆的全是锅炉,卖不出去,产品不合格,最后都按废品处理了,就是卖出去赚一点利润,还不够损失的。所以四季青想要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急需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进行合作,能够生产一些新产品,替代那些傻大黑粗的老产品。他表态愿意合作,并希望在调整四季青企业的产品结构方面得到科研人员的支持。随后,双方简单的谈了三个问题:

   一是合作形式。万润南他们提出不以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名义合作,因为当时中关村已经有十几家公司,包括华海、科海,这些公司大部分是与学校、科学院合作的,企业性质是集体或是全民的。万润南认为那种合作形式条条框框太多。他们要求四季青以招聘技术人员的形式进行合作。当时我们就基本上同意了。

   第二个谈的是开发什么产品。主要是由沈国钧和万润南他们说,当时确定的方向就是开发计算机技术。因为在1984年,咱们国内大机器多,价格比较昂贵,小的单位用不起,用的单位少。他们定的发展方向就是开发小型微处理器,要在软件上下功夫,让机器增加功能,特别是汉字处理功能,目的就是小单位能用得起。

   第三个问题就是双方义务。四季青负责场地、设备和资金,他们负责开发、经营和管理。

   第一次初步谈了这些,因为晚上七点才开始,谈谈就到夜里十二点了。双方约定在3月22号再详细的进行会谈。

   3月22号晚上7点,还是区政府的228会议室,我们双方展开第二轮会谈。确定了企业名称、企业性质、组织机构和分配原则。企业的名称确定为“北京市四海新兴产业开发公司”。企业属于四季青乡办的,万润南他们是四季青招聘的。企业性质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权企业。当时四季青的管理办法是每年总公司给企业下任务,下边的企业要向总公司上交利润,然后再由总公司按照规定,定一个分配指标。即使企业亏损了,到年底也不少拿钱,没有收入、没有利润也保分配。万润南他们认为这种模式不合适。所以就定了一个有自主权,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总的一个原则就是按劳分配,工资、奖金、津贴都要和收益挂钩,没有收益就没有报酬。按当时说法就是扔掉了铁饭碗,端起了泥饭碗,没有收益,连饭碗都没有了。确定的组织机构,是在董事会领导的经理负责制,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个突破,四季青就从来没有这样的管理体制,当时就是书记说的算。双方还商定,由四季青负责提供场地、负责注册、负责银行的开户,提供电话、提供交通工具,提供办公用品等。

   当天晚上重点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的经营方向,就是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到底是什么?万润南他们提出发展无公害、能耗少的知识密集型企业,主要是针对当时四季青的企业状况提出来的。另外我们还提出他们要为调整四季青企业的产品结构做出贡献。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没有这句话,当时可能谈不成。几次谈判都强调,要调整四季青的产品结构。还有就是充分吸引人才,把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人才聚集起来。那时,说一个月六七十块钱不要了,上四季青来,还真是没有那么多人有这样的胆量。六七十块钱在当时也算高工资了,一般人不可能轻易扔掉这个铁饭碗,所以提出吸引人才的问题。这次谈完后,我们约定万润南一行人于3月25日到四季青参观。

   3月25日,万润南他们来到四季青,我和李文元全程陪同。那天来的人有:万润南、万达邦、沈国钧、印辅盛、王晓霞,还有刘海平、龚克、吴本浔。龚克和刘海平原来是国有企业计算机三厂的,都是工程师。我跟李文元陪他们参观了四季青的锅炉厂、啤酒厂、服务加工厂、西山塑料厂、门头村穿板厂,还有线路板厂。下午,在四季青乡进行座谈。在这次座谈中,确定这个企业的名字叫“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

   为什么叫四通呢?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解释说这个名称有四通八达的意思,有事业顺畅的意思,有路通四海的意思,吉利。同时还包含另一个含义,“四通”的英文名字为STONE,英文是石头。他们说就把四通公司当成问路石、铺路石。知识分子语言比较丰富,就定下来叫四通。另外讨论了董事会和经理问题,议定董事会由11人组成,四季青出4人,对方出7人;四季青出任董事长,对方出任总经理;对方出主管会计,四季青出出纳;办公地点暂时定在车道沟的线路板厂内,待条件具备时迁至中关村。分配办法:公司形成的利润,40%留给公司,用于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60%上交四季青乡。这60%中的40%返还公司作为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然后再给他们40%作为四季青下拨的发展基金,因为四季青当时是一级核算,所有形成的利润都要走这个上交下拨的手续,四季青只留下20%的利润。另外就是有关的合同章程、制度、分配办法等等,让我和万润南两个人负责起草,然后再提交双方讨论。这以后我和万润南几乎天天在一块,经过几次商讨,4月2号,就章程、合同、分配办法,我和万润南达成一致意见,然后我去送给区领导审查。四季青也开了不少会讨论这件事,决定委派我具体负责操作四通成立这项工作,因为想把这个项目安排在李文俊的厂子,所以李文俊也开始参与四通公司的运作。

    四通是四季青的企业,它是双方的一个企业。开户注入的2万元资金是由化轻公司从四季青总公司借的。对于这2万元,后来不论是报道还是讲话都提到过,但含义变了。这2万元开户资金,是借给这个企业的,不是借给万润南个人的。这和万润南他们几个人借钱就不是一回事。如果说万润南他们七个人要到四季青去借钱,那白云海也不会借给的。当时白云海和于志云两位负责四季青的财务。四季青要注册这么一个厂子,于是,我才能从总公司财务那儿先拿2万块钱,去开户。经过了这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 1984年5月11日就办下了营业执照,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一般的说法,四通公司成立于1984年5月16日。但是它实际的注册日期是1984年5月11日。

    1984年5月16日在四季青的外宾接待室,召开了四通公司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区委书记贾春旺和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总经理任德生、财务副经理吴志宇、副经理张彦忠、办公室主任任树德、工业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杨勇清和我。科学院方面的有科学院的领导李润斋、万润南、沈国钧、万达邦、刘海平、印辅盛、龚克、李玉、石俊民、王笑言、廖仲武、康小梅、李龙坎,其中李玉是万润南的媳妇,这些人后来都被纳入四通的创始人了。

    这个会由任树德主持,李文元宣布四通公司成立,并且宣布了领导班子组成名单:

    董事长:李文元

    副董事长:沈国钧、刘子明、刘菊芬、张彦中

    总经理:万润南

    副总经理:沈国钧、任树德

    在这个会上,贾春旺和李润斋都讲了话,对四通的成立,表示祝贺。

    四通公司实际上是由化轻公司跟他们合作创办的,因此四通公司开始成立的时候,办公地点就安排在车道沟线路板厂内。当时我公司有一个小丰田蓝色的小面包车,就把这辆车提供给他们用。那时乡镇企业是不允许买车的,咱们是趁着赞助第二届农民运动员机会,买了车以后先上农民运动员服务一个多月,然后车才归四季青。

    6月29日,根据经营的需要,四通的领导班子又进行了一些调整,主要是在副经理这个位置上增加了人,同时明确分工。沈国钧负责产品开发部;我负责特区事业部,当时想到深圳去做生意,我就在深圳大学建了四通分公司,后来万润南的弟弟万润龙被派到那儿去当经理;任树德负责财务管理;王安石没参加四通成立大会,这时被任命为副经理,负责贸易,就是现在的香港分公司;刘海平负责实业部;李文俊负责行政事务。

    6月29日开完会以后,我马上找李文俊谈话。他是四季青线路板厂的厂长。那时候,谁也不能保证四通一定能办成功,还得跟他做工作,让他去四通工作。7月1号李文俊到四通上班。再有就是李建力,我也是在6月30号找她谈的,让她到四通担任出纳。李建力现在还在四通,还是总出纳。当时缺乏工作人员,我们就动员自己的孩子去四通工作。

    四通公司成立后,当时的观点就是先搞贸易,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工、科、贸结合,先贸后工,如果没有贸易部赚点钱,工业也搞不起来。第一批贸易就是进了一批苹果II计算机,七八千块钱一台。从四通成立到年底,当年形成的收入是976.2万,主要就是卖苹果机的收入。营业税交了29.9万,毛利润142.6万,这个毛利润跟工业企业的毛利润还不一样,这个毛利润里还包括工资,没提工资成本,另外交了47.1万的所得税,留给公司是76.4万,其余的四季青拿走。年底,经区政府协调,四通公司由车道沟线路板厂搬到了中关村自选市场临街的二层铁皮小楼上。

    四通觉得税收太重了,所得税47万,营业税将近30万。当时海淀区有一个政策,接收一定数量知青的企业,可以免税三年。但是这个政策不适用于农村乡镇企业。区里就帮着四通公司协调免税的事情。1985年,在这个四通公司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一个中国四通新技术开发总公司,是原四通公司的上级,直属区政府管辖,享受税收减免政策。

    四通在1985年主要的攻关项目就是MS-2400中英文打字机。在开发MS-2400的过程当中,万润南他们相当刻苦,七八个人在他的那个小两居室,也就五六十平方米大小,整天搞开发,吃面包、喝可乐,满屋子的面包纸、可乐瓶子。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软件搞出来了。搞出软件以后,万润南去日本引进机壳。1985年MS-2400试制成功,当年就实现收入3000多万元,大约是3200万。

    1986年媒体报道了MS-2400中英文打字机试制成功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八九千块钱一台的打字机,两个月就订出了五六千台。《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青年报》、《经济参考》就做了大量的报道。1986年,四通的收入突破了1亿元,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企业了。

    我认为四通所以能够在当时一两年之内,能够有这么大的进展,首先是一个机制问题。没有了铁饭碗,就增加了员工的危机感,不干就没有饭吃。其次就是在经营方面、管理方面的创新。特别是在用人制度、分配制度方面,我认为当时的四通的办法比四季青的要新。比如项目承包,给人家搞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刨去直接的成本以外,不包括工资,所产生的毛利润30%归项目负责人分配,这样,就极大的调查起员工的积极性。

    四通的分配制度,一度引起各方面的议论,说四通分配太高了,引起了中纪委的关注,派人下来调查。中纪委来了几个人找我谈话,谈分配问题,说四通分配特别高,这里面有违反政策的地方。我就给他们解释,当时定这个分配政策的时候,我调查了位于北坞的北京电机厂一分厂,他们的工资分配占毛利润50%以上,四通定在30%不算高。现在说四通人一次性分配拿那么多钱,只能说明人家的效率高。跟他们这样解释以后,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1986年以后,我逐渐从四通公司退了出来,1990年我调到海淀乡工作,对四通的情况就很少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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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是个好兆头。可能有些俗气,但如果我们的英文名字用“四通”的谐音“STONE”,就非但不俗,反而别有新意了。至于有人说四通是“上通官、下通匪;外通洋、内通土”,则是后来的歪批和调侃了。

四通故事(01)沈国钧(02)陈三智(03)日本行(04)三门课(05)小万上(06)燕京会(07)刘海平(08)贾春旺(09)四季青(10)陈春先(11)刘英武(12)办执照(13)成立会(14)学习机(15)新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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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1)沈国钧

四通是如何办起来的?我转过印甫盛的一篇文章,他说的很详细。老印说话一向严谨,他文章里提及的事情,都相当准确,但只限于四通筹备阶段的情况。而且,四通筹备阶段的情况,他也只说了一部分,因为四通初创是两个方面军的汇合,一是清华团队、二是科学院团队。清华团队是老印在幕后,刘海平在台前;科学院团队则是沈国钧领军,再有王安时加盟。

和这两个团队都有联系的,则是我。而我,只是在中间客串。因为我当时的人生规划,并不是办企业,而是出国深造。我之所以参与四通的创办,是受一个朋友之托,这个朋友是印甫盛;也是为了帮一个朋友的忙,这个朋友就是沈国钧。

要说四通的故事,首先要说沈国钧这个人。

沈国钧比我大一轮,长 12 岁。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风度翩翩、一表人才。黝黑的国字脸,架一副金丝边眼镜,思路开阔、头脑清晰、谈吐风雅、身材适中。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 46 岁,处在一个成熟男人的巅峰状态。据说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最具魅力,对情窦初开的小姑娘有致命吸引力。这也构成后来色彩斑斓的四通故事的一部分。

沈国钧当时在科学院院部负责计划局的一个重点项目,我和他则是因为这个项目而结缘。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计划部门是任何一个单位的最重要部门。中国科学院的计划局也不例外。当时计划局的负责人之一是谷羽,而谷羽是胡乔木的夫人。沈国钧则在谷羽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切都大翻个儿了。谷羽被打翻在地,领头的造反派也是个女人,叫乔林。乔林有两个木,比乔木还多一个木,所以谷羽被其相克,也是应有之义。老沈也是造反派里的重要成员,但他相当善待谷羽。所以当文革结束,一切又重新翻过来的时候,老沈仍留在计划局工作,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沈国钧为人的仁义和聪明之处。

科学院计划局当时要统管全院 103 个研究所的二万多科研人员,每年八亿人民币、数千万美元外汇额度的计划、分配和使用,历年积累起来的天文数字的科研设备以及新设备的采购,一句话,科学院人、财、物的管理,都要通过计划局。

传统的管理靠的是人海战术,分工相当细,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文柜里堆满了档案。其效率,自然十分低下。 1980 年,科学院提出要建立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并把这项工作列为院重点项目。沈国钧受命代表这个项目的甲方,即委托任务方,提出系统的功能要求并监督该项目的实施。这个项目的乙方,即完成任务方,很自然,被指定为中科院计算中心。

中科院计算中心在科学院是个新单位,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老数学所的三室。所长是冯康,计算数学界泰斗级人物,但一直没有什么大项目。科研单位的发展,要靠项目,有项目,才能带出团队,做出成果,发表论文,提上职称。所以有一个院重点项目下到计算中心,大家好比久旱盼到了甘霖。

当老沈带着一位助手来到计算中心的时候,中心上下都对他们充满期待。这位助手很年轻,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好像是复旦的,叫邬来坤。小邬是上海人,但长得却像穆斯林。他有上海人的聪明,也有上海人的脆弱。干练、说话得体。拱起的眉毛弯弯的,很浓,也很黑,腮帮子发青,笑口常开,见一次面,就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那时候开始,老沈和我并肩工作了四年。老沈的风采和魅力不仅吸引小姑娘,对年轻小伙子照样有吸引力。我和老沈是惺惺相惜,因为老沈的慧眼识人,我获得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明天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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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2)陈三智

院一级的重点项目,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是一台大戏。这台戏的主角,也就是这个项目的领头人,必须是高级研究人员。科学院把研究人员分成三个等级:高级、中级和初级。高级研究人员的职称是研究员、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中级研究人员的职称是助理研究员和工程师;初级研究人员的职称是实习研究员。他们在科研工作中的角色和作用,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点兔子的、打兔子的和捡兔子的。

这应当是典出《史记》里的《萧相国世家》,刘邦打下江山后分封行赏,认为论功应以萧何为第一。这引起了其他功臣不满,认为萧何没有在第一线打仗,为何封赏反在他们之上?刘邦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发踪指示者人也”意谓萧何是人的功劳,而你们不过是狗的功劳。

我当时的职称是最低一等的实习研究员,连功狗的资格都没有,是捡兔子的。

当时计算中心有高级职称的不乏其人,但多是计算数学方面的。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信息管理系统的总设计师,放眼整个科学院,也找不到一个。因为当时计算机的应用,主要用于数据计算,用于信息管理系统,还是破天荒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没有经历过,又哪里来有经验的领头人?但科学院有大手笔:从海外引进。

为了这个项目,科学院从海外引进了一位专家,这个人就是陈三智。

这是中科院在文革后第一批从海外引进人才。一共引进了四位,陈三智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待遇相当优厚。初来时安排他们住在友谊宾馆。后来在黄庄盖了一栋非常高级的四层小楼,安排如严济慈这样的老科学家入住,他们四人都分得了一套。

陈三智是从台湾到日本读大学,念的是 日本名校之一的 庆应义塾大学,它与早稻田大学并称为“日本私学双雄”。毕业后在著名的日立公司( HITACHI )任职, EDP (电子数据处理)工程师。

他回国时不仅带了自己的夫人小杨,还带了一套小型计算机系统,用于培训和模拟。他特别声明,这台计算机的操作系统( OS ),是他们自己开发的,叫 C-Y001 (陈杨一号)。硬件加软件,他开了个价: 40 万人民币,科学院照付不误。

当时科学院计算中心有两台计算机。一台大型机, 013 ,科学院计算所自己研制的,后来在四通崭露头角的李玉琢就是这个机组的。还有一台国产的中型机 TQ-16 ,我当时就在这个机组。平心而论,这两台计算机完全不适合做信息管理系统。不说别的,光说数据输入方式,当时还是穿孔纸带光电输入,数据的存储、修改及其麻烦。陈三智带回来的机器麻雀虽小,却可以用卡式磁带输入、输出,其方便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看来陈三智对当时国内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因此是有备而来。

陈三智到科学院计算中心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兵买马。老沈和计算中心党委全力配合。推荐、面试 …… 几个回合下来,陈三智选定了四名。两名搞硬件的:马青和崔铁男;软件的两名:童粹中和我。

马青和小崔相对年轻,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马青敦厚、小崔机灵;都是帅哥,一个有块,一个有条。小童和我同年,但因为身体不好,比我晚上了两年学,所以是老高三,其父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毕竟家学渊源,小童的治学态度相当严谨。

从此,开始了我们的学艺生涯,这是我们阳光灿烂的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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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3)日本行

加入陈三智领导的团队,我们在业务上有了长足进步,一下子缩短了和世界的差距。所以,引进人才的确是赶超世界的捷径。刚看到一则新闻,说中组部最近要实施引进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应该是这一思路的延续。从当年引进四人,到现在要引进千人。在这一方面, GCD 确实是与时俱进了。

陈三智向我们讲授了软件工程的概念。原来我们搞软件都是个人编程,可以编得及其精巧,就像在一粒大米上可以刻一首唐诗,但别人很难看懂,还必须借助放大镜。软件工程是团队合作,要标准化、模块化。他教我们画流程框图、写流程说明。而使用的计算机语言,是汇编。汇编语言是介于计算机高级语言和机器指令之间的语言。当时流行的高级语言主要有三种: ALGOL 、 FORTRAN 和 COBOL 。我赞叹 ALGOL 语言嵌套结构的逻辑层次分明,欣赏 FORTRAN 语言的模块清晰,喜欢 COBOL 语言处理文档的方便直观。在老陈日本武士道大松博文式的高强度训练下,嘿嘿,当年的小万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在武林上也算是一条好汉。

那时候搞一个信息管理软件系统,没有现在的许多软件工具,非常麻烦。举例来说,做加减乘除的运算器,我们都要自己用汇编语言来写。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老陈带回来的小型计算机系统上模拟练兵。

正式的硬件系统,老陈选用了他熟门熟路的日立公司的机器,型号是 L330 。为此,我们去了一趟日本。第一次出国,那种兴奋、那种期待、那种震撼,可想而知。出国前,每人发了300元制装费,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结领带、第一次……

1980 年冬,我们一行八人:师父、师娘、四名弟子,老沈及科学院外事局的一位女士,一起到了日本。下榻在大矶的王子饭店,上课在日立公司的神奈川工厂。早餐在旅馆自理,午餐吃日立公司提供的精致盒饭,晚餐包在一家开在伊藤博文故居的中华料理。坐东京的地铁、看新宿的高楼、感受新干线的速度。特别是秋叶原铺天盖地的电器,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资极大丰富”。

我不打算写游记,只想说两件后来对我办四通影响至深的两件事。

一是什么叫现代化的大企业。四年后我开始办四通,我相信我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理解,一个现代企业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我的视野里,有一幅鲜活的图景:日立神奈川工厂。整齐的生产线、合理的流程、严格的质检。工人从一处到另一处,要按规定的路线,要用标准的姿势:端起胳膊,碎步小跑。墙上贴着八大员的分工、责职和赏罚。今天你们可以从郭台铭在深圳的工厂里看到这一切。而我,在三十年前,在日本看到了。

二是什么叫新型的劳资关系。我们在日本的培训虽然只有一个月,还碰巧赶上了日立公司的一次工人罢工,他们叫“春斗”。罢工四个小时,从中午 12 点到下午 4 点。原因是行业工会和资方关于加薪的比例谈判破裂。 12 点一到,原来灯火通明的车间一片死寂,工人在工会干部的指挥下安静地撤离工厂,秩序井然。我们则继续上课。

让我们讶异的是, 4 点一到,所有的工人重新回到车间,又是一片灯火通明。加班!把罢工的损失补回来!

在场的日本朋友解释了原因:罢工,是行业工会决定的。日立神奈川工厂参加了行业工会,所以要和大家一起行动,罢工是必须的。这次工人的加薪虽没有达到要求的幅度,但日立的工薪要比同业高出许多,大家已经满意了。

所以,要付较高的薪水,善待自己的员工,他们会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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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4)三门课

从日本回来以后,我们又招了十余人,其中有程序员,也有数据录入员。一个个年轻、精干、阳光灿烂。先入山门为大,我们这些先入室的弟子,就成了他们的老师。我当时负责讲三门课:COBOL语言、磁盘文件设计、第三门,先卖个关子,后面再说,你们绝对想不到。

我从小就会给小朋友讲课(见《童年记忆》)。初到中科院计算中心,就蝎了虎子掀门帘儿,露了一小手。当时有一门时髦的课程,格里斯的《编译程序构造》。那个年代搞计算机的都要学。大家请了北大一位老师,在计算所开讲,我也跟着去听。这是一门很经典、也很抽象的课。编译程序是把用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编译成机器语言,格里斯用波兰表达式来描述这一编译过程,理解它需要一定的数理逻辑基础。一般人都听得一头雾水。听课回来,室里的前辈们在七嘴八舌地争论,我静静地听,从中又学了不少东西。大家都静下来了,我小声地请教他们:

“你们看,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把老师的讲课、大家不同的解读、我的理解,组合起来,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地表述了一番,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我们的头儿,一位叫夏阳的大姐,说: “还不如让小万来给我们讲呢!”后来她真的把我介绍给几个上门求师的单位,让我去给他们讲这门课。当时我的月工资是五十六元,而我讲课的额外收人就有七十元。

COBOL语言是我们将要开发的系统的主打语言,安排了较多的课时。学得最好的是杨立中和小宋。杨是军队干部子弟,平时不大瞧得起谁,黑而胖,腆着小将军肚,拿着打印结果,摇摆着向我走来:“小万,照你说的改了,为什么每次打印结果不一样?”我正在给其他同学看程序,当时我头都没有抬,回了他一句; “缓冲区你没有清零。”他啊了一声,叹了一句:“真厉害!”因为老沈叫我小万,所以身边的人,没大没小,都叫我小万。其流毒一直延续到四通。

日立的L-330到了,随机有三十多本资料,使用手册、调试程序信息表……,全是日文。可以做翻译的只有小杨,她绝对忙不过来。调试程序步步离不开这些手册。老陈发现我连猜带朦能看懂一点,问我怎么看的。我说,跟一位奇人学过一星半点。

这位奇人来自天津,姓孙。他发明了一种速成的科技日语阅读办法,曾在科学院的怀柔学校开过班,我也赶上了一期。按孙老师的说法,科技日语的文字,三分天下:三分之一汉字;三分之一片假名;三分之一平假名。汉字不用学,片假名用来拼外来语,一般是英文的专业词汇,能读出来,就知道是什么。学了五十音图,你就可以把这两部分猜个八九不离十。而余下的三分之一平假名,大部分是语法词。例如主格是は,宾格是を,所有格是の。肯定是です,否定是ない。状语复杂些,记住七个主要的:と、つ、て、から、まで、に、より,他们的读音很好记:“偷海带,扛了麻袋你有理。”

讲到日语动词的五段变位,孙老师平时上课都戴着一顶帽子,这时候突然摘了下来,拍着自己硕大的光头,按照啪-啪-啪的节奏,大声说:“秃-秃-原-来-秃”。大家哄堂大笑,在笑声中记住了五段变位:秃是去词尾,原是用原型,来是加れ。

这些说法,懂日语的行家里手肯定要气歪鼻子。但它确实管用,当时解决了我们的实际问题。时隔三十年了,这些细节我还历历在目。孙老师,确实不是凡人。

所以我开讲的第三门课,就是速成科技日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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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5)小万上

在那个年代搞行政管理系统的计算机信息化,有两大难点:一是没有搞大型软件工程的领军人物;二是行政管理机关面对信息化的要求完全不适应。前者可以通过引进陈三智来解决,后者的适应则需要一个过程。问题是,老陈对这个过程缺乏思想准备。

我们这边厉兵秣马、练兵练得热火朝天,那边却迟迟提不出系统要求。文山会海、长官意志、朝令夕改,相关部门无法提供规范的数据信息。老陈觉得陷入了一片泥潭,心情郁闷,脸色也多晴转阴。

老陈很得意自己带出来的这批子弟兵。论年龄、论武艺,我是大师兄。老陈对我非常信任,说话总是很客气。只要他提出要求,我都会立马去做,出活又快又好,甚至比他预想的还好。但项目迟迟不能正式启动,老陈脸色阴了、脾气大了、和我们的话也少了。

有一次,杨立中上前问老陈一个程序方面的问题。老陈呵斥道:“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要问?!”在另外一个场合,杨正在问我问题,老陈看到了,又责备他:“有问题为什么不来问我?!”

老陈背影消失以后,杨立中显出军人子弟本色,张口就是国骂:“TMD,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莫名其妙!”

其实不是莫名其妙,老陈已萌生退意,已三次向计算中心领导提出辞呈了。院一级的重点项目,海外请回来的专家,要半途而废了,那是何等的大事!前两次所领导尽力挽留下来了,这一次态度坚决,看来是留不住了。

老沈是这个项目的总召。所领导首先和老沈紧急商量对策。老沈一言九鼎:“实在留不住,就让小万上。”

所领导立即把这个项目组的所有人,除了老陈夫妇和我,召集到会议室,作民意调查。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小万能行!”

所领导又紧急召见我,我刚到门口,大家正从会议室出来。杨立中给我肚子上来了一拳,嘿嘿了一声。这时候,我还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现在我面对两个人:计算中心的书记老刘、中科院计划局的老沈。老沈简述了发生的情况和大家的意见。老刘只问了一个问题:“小万,你行吗?”

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思考,我说:“我行。”

以前听别人讲故事,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名角,唱一场大戏,临场却出了意外,或者是因为生病,或者是因为拿搪,眼看要砸场了。这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厮,不,一个捡兔子的,说自己可以救场,不,是一个伯乐,说可以让这小子上场。这样的幸运,落到我头上了。

这个伯乐,就是老沈。

至今我都怀着感恩的心,对老沈、也对老陈。老陈是我在计算机软件工程方面的启蒙老师,我这一身本事,都是老陈手把手教的。很遗憾,老陈因为水土不服,提前退了场。更遗憾的是,我在这个领域只完成了这一次辉煌,因为不得已的原因,实在是不得已,两年后我也转了场。当然,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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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6)燕京会

一个本来由海归高级研究人员领头的院重点项目,改由一个本来只配“捡兔子”的初级研究人员来领衔,这实在有点离谱。科学院这样的单位,很严谨,是半点不能离谱的。怎么办?于是他们 “破格” 把我提为工程师,有了中级职称,还找了一位有高级职称的崔大姐,共同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但特别口头说明,崔是挂名,具体工作由我来做。

崔大姐是搞计算数学的,对软件工程没有任何兴趣。在同意挂名之前,要求和我谈一次。我去见了她,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她问我打算怎么干?我滔滔不绝、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她笑眯眯地听,然后就同意了,还鼓励我:“你就放手大胆去干!”。什么叫“君子有成人之美”,崔大姐就是这样的君子。

于是一切都名正言顺了。我们一帮年轻人在老沈的调度下,干得热火朝天、风生火起、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和当时号称9034部队的其它单位,完全是两个世界。什么是9034部队?说的是9点上班,点一下卯,看份报纸、喝杯茶,10点回家;午休以后,3点再去一下,聊几句天下大事、四海风云、家长里短, 4点就下班。

所长冯康先生对我们非常满意。说我们是“有任务、有手段(指有L-330)、有团队,是最有希望、状况最好的一支队伍。”为了老先生的这句夸奖,若干年后,我终于有机会报答了他,这也是后话了。

管理系统初步调通以后,便是大量的数据录入。L-330也搬到了院计划局。这个项目算初战告捷,被评为科学院1983年度的科技成果三等奖。算是对我的额外奖励,院里指名给了一个公费出国进修的名额。我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学生,就学了两年基础课,专业课一门不门。到中科院计算中心以后,零零星星自学了几门,但不成系统。现在有出国深造机会,对我来说,十分难得。

因为是公费,英语要通过教育部的EPT考试。工科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一般还行,听、写能力几乎为零。匆忙参加了一次考试,很惭愧,才得了57分。于是,所里让我脱产集中补习英语。

在我补习英语期间,听到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为了我们研发的这个系统,计划局新设了一个电子信息处。在大家心目中,这个处的处长非沈国钧莫属。但十分意外,他的助手、那个年轻的小邬,被任命为处长,老沈将要在他领导下工作。这对老沈来说,情何以堪!

如果那时候有现在的所谓以年龄划线,或许对老沈是个安慰,毕竟有个说法。不,那时候是严格论资排辈的年代,不管是论年龄、论资格、论能力,都应该是老沈。也许是小邬有背景?也许是因为老沈在文革期间当过造反派的案底?无论什么原因,对老沈的打击是明显的,这意味着,老沈在仕途上走到了末路。

处级,在仕途上是一个重要位阶。在官本位的中国,这相当于县团级。戴晴曾写过一篇文章,调侃官场中这个级别的芸芸众生:说这些人“孜孜矻矻、抖尽招术往上爬”,“ 想升处长的叫「升处」(牲畜),已经当上了处长还想爬的叫「处升」(畜牲),正在作着的叫「处类」(畜类)。”

看来,老沈这一辈子和“畜类”无缘了。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第一时间拨通了老沈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老沈的嗓音有点嘶哑,十分落寞。我约他出来散散心,请他到燕京饭店大堂喝咖啡。燕京在长安街上(准确地说,那一段叫复外大街)、汽车局对面。科学院院部在三里河,离那里很近。

老沈是智商极高、说话一点就透的那种人。我没有,也不需要,说任何不着边际的安慰话。我只是提了个建议:“老沈,找机会出来自己干吧。”

他眼睛一亮,诚恳地说:“只要你小万领头,我一定跟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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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7)刘海平

那时候,科技人员出来办企业的已有先例,物理所的陈春先,已经干上了。他是中关村办企业的第一人。这是一位传奇人物,我后面会专门讲到他。所以,我劝老沈出来自己干,并非空穴来风。

但我本人,当时并没有出来自己干的打算。我正处在人生、事业的得意处:一场本来由海归名角主唱的大戏,我在关键时刻顶了上去,把这场大戏唱了下来,不仅救了场,还赢得了满堂彩,还得了奖,还得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我的前程,仿佛一片锦绣。但我知道,我所有的得意,都离不开老沈在最初关键时刻的力挺。他把我送上了得意的顶峰,自己却滑到了失意的谷底。

做人不能不仗义,老沈的忙,我一定要帮!

和老沈在燕京见面的时候,我正在准备参加第二次EPT考试。经过在科学院研究生院的GESLC(成人英语中心)一个学期的强化训练,我的听、写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第二次EPT考了104分(满分120,其中写作20分)。高空过关了。我除了联系海外的学校,相对空闲了许多。

就在这当口,老印介绍我认识了刘海平。

初见刘海平,是在印甫盛家里,时间是1984年3月7日。

老印给我介绍了几位新面孔,其中有一位叫刘海平,清华计算机系的学弟,当时在北京计算机三厂工作。一看就知道是军队干部子弟。是大一号的杨立中,只是更壮、更黑、更高。黑铁塔似的一条好汉。另外两位是吴本寻和王晓霞夫妇,他们和印甫盛、刘菊芬夫妇是旧识,刘海平和老印好像也是第一次见面。当时已经下决心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办公司的,主要是刘海平。其他的人,基本上是帮忙或玩票。

老印对初次见面的人也不客气:“办公司?凭你们?不行!”

“这种事情,我也不行。”老印缓和了语气。“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他指了指我,“他比我行。”我让老印吹捧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说明了自己的当时的处境,预计大约在9月份左右要去美国,在这之前,会比较有空余。我说可以在这段时间里为大家跑跑腿。

我说,有一位极能干的朋友,叫沈国钧,会有兴趣和大家一起干。

五天以后,在东总布胡同李玉父母家,我就安排沈国钧和老印、海平等人见了面。

老沈和海平第一次见面,就擦出了思想的火花。在公司所有权问题上,海平的想法很超前,认为要明确创办人的份额。老沈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不现实,还是要打集体的旗号,这样有利于公司的发展,而且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老印和我都倾向支持老沈的看法。

也许,真理从来都是在少数人手里。如果听了海平的意见,公司发展的难度也许会大些,但就不会有后来给四通人带来无穷烦恼的产权问题。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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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8)贾春旺

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公司法。办公司从哪里着手?这是个问题。当时,无非是两种模式:一是从天上掉下来;二是从地里长出来。去找一个有名气的大单位挂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老沈比较倾向这种模式。记得老沈后来给我介绍过一个科协的干部,叫王登山。这家伙很神,腰带上挂着一串橡皮图章,琳琅满目,什么名称的公司都有,冠名“中国”、“环球”的,应有尽有。我觉得不靠谱,婉拒了。

老印主张从地里长出来,建议找当时在海淀区当区委书记的校友贾春旺,找一块地盘,从头靠自己干起来。我赞成老印,觉得这样踏实。

说干就干。3月9日,在老印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贾春旺。

那时候的贾春旺,还没有后来当大官的富态,细细的瘦条个儿,一脸的旧社会,为人非常低调。刘菊芬一个电话,就把他召来了。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赶到魏公村老印家里,和我们促膝而谈。首先,他对我们办公司的想法表示支持。但那时候办事情,什么都强调组织对组织,这样才名正言顺。例如当时的科海公司,就是科学院和海淀联合办的,所以叫科海。后来倪振伟办的海华,就是海淀和清华联合办的,所以叫海华。而我们只是几个个人,如何和组织挂上钩,颇费思量。他恳切地说,这事他要再想想办法。

3月14日,五天以后,贾春旺想到办法了。他专程骑自行车横跨大半个北京城,到东总布李玉父母家来找我和李玉,和我面商方案。虽然贾春旺和我是初识,但他和李玉的姐姐楼叙真、姐夫陈清泰,可是多年的铁杆老朋友。贾和陈曾同时在校团委工作,两人同住一个宿舍。

贾的方案是他出面找四季青乡或东升乡,让我们和乡里合作。我一听就理解了他的苦心。实际上是他以自己作为区领导的名义担保了我们这些个人,让我们和区管辖的乡来合作,避开了我们不是一级组织的难题。

我立即表示赞成。后来我把贾的建议转告了老印和老沈,他们也没有异议。

又过了五天,3月19日,贾春旺来电话,通知我们,明天,3月20日晚上七点,和四季青乡方面的人士会谈。

这件事从启动到尘埃落定,总共十天时间。在那个年代,绝对的高效率。贾春旺的朴实、勤政、诚恳和聪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仕途上芝麻开花节节高,离不开他始终如一的低调。

那时候,他拼命地工作。记得有一次他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我最想做的,是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找一个地方,喝一杯酸奶。”

若干年后,有人画了一幅关系图,编派他是贾庭三的儿子,编派我是万里的儿子,都纯属无稽之谈。就说春旺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北京郊区农村的孩子。大家还记得文革年代,北京大兴县大白楼出了个“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王国福吧?我们的春旺同学就出生在那旮瘩附近。

贾同学也是从一辆破自行车开始,“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最高检察长,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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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09)四季青

四季青乡,天子脚下、京西明珠。辖区包括香山、玉泉山、颐和园、八大处等中国顶级的风水宝地。1984年3月20日晚上7点,由贾春旺做媒,我们和四季青乡的合作对象初次见面,地点在海淀区委228会议室。

四季青方面领军的是乡长李文元,他们的阵容相当整齐:有工业公司的刘子明、农工商公司的任树德、乡秘书张彦忠,还有一位四季青印刷电路板厂的厂长李文俊,他是乡长李文元的弟弟。

相比之下,我们这方面的阵容相对单薄些:只有老印、老沈、我和我父亲万老。不记得那天为什么海平没有来。我父亲是退休的会计师,那天是请他去做我们的财务顾问。

贾春旺给双方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是李乡长介绍了四季青的情况。外宾来中国参观农村,四季青乡是一个窗口。经常接待外宾的李乡长,气度不凡,口才十分了得,既自然流畅、又生动朴实。说起自己的乡办企业,历历如数家珍,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安排时间到乡里去实地参观。

这次会面,定下了合作的大框架:四季青方面负责提供房、地和资金,我们负责技术和管理。贾春旺说:你们具体谈好以后,请李乡长写个报告上来,区里来批。

第二天晚上,立刻在吴本寻家聚会,向海平等人传达了我们和四季青乡见面的情况。记得那个晚上,海平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他手下的两员大将:龚克和王燕成。龚克是你见一面就会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孩:短发、带一付眼镜、利索干练。王燕成则显得老成,老成得过了点,显得有些木讷。

那个周末,老印、老沈、刘菊芬、、吴本寻、王晓霞、刘海平、龚克、王燕成和我,一大群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来到四季青。事先,老沈特别强调要准时,结果,我们大约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了三分钟。站在门口接待我们的刘子明,看了一下手表,赞了一句:“你们这些人,确实不一样!”他后来跟我聊天,说:第一次见你们如此守时,就让我对你们有了信心。

我们换乘了他们准备的面包车,参观了四季青的服装厂、元件厂、包装厂、玻璃钢厂、涂料厂、锅炉厂。李乡长亲自给我们介绍情况,中午在乡政府招待了我们一顿丰盛的午餐。老印还有点抹不开。其实,他们只是例行公事:按照接待外宾规格接待了一次内宾,不,接待了一次未来的合作者。

因为其他人白天都要上班,只有我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把“脱产学外语”改成了“脱产办公司”。白天我泡在四季青,晚上则常去老印家。许多具体合作的细节,四季青方面指派刘子明和我们谈。所以,我白天和老刘讨论,晚上再找大家商量。公司的名称、结构、章程,都慢慢地明晰起来了。

老刘相当精明强干,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那时候,我还到处拜师学艺,从IBM,到海归的MBA;从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到一条街上的科海、京海,我都请教过他们。那时候我还年轻,学习能力超强。努力想让自己做到:干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像什么。在下文里,我会讲到学习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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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10)陈春先

(1934年8月6日——2004年8月9日)

大家都公认:陈春先是中关村科技人员办企业的第一人。硕大的头颅,蓬乱的稀发,矮胖的身材,斜背着书包,卷起的裤脚管一边高、一边低,浓重的四川口音,这就是陈春先。

在中关村的大院里,见过一对夫妇,女的在替丈夫整理脖领,一边整理一边抱怨:“看你,都快成陈春先了。”

不修边幅的陈春先,却有大聪明,他五十年代留苏,是莫斯科大学核物理专业的高材生。1974年,他的课题组研制出我国首台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托卡马克6号。1978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年。他和陈景润、何祚庥、郝柏林四人,被中科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托卡马克6号被评为当年科学大会的一等奖。后来他两次访美,参观了波士顿128号公路和硅谷,感受到新技术的扩散在经济发展中的活力和意义,对科技人员办企业有了全新的概念。

1980年,有两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一是他和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的增补擦肩而过;二是他在合肥筹建的托卡马克8号被叫停。

同年年底,他开始创办“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开中关村科技人员办企业的先河。

我和李玉跟他们一家都很熟。他夫人毕慰萱,和我是中科院计算中心的同事,他们的孩子克克和小猫,和万方差不多岁数,小时候他们常玩在一起。毕慰萱的妹妹毕克茜,当时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学习,正在帮我联系在美国的学校和导师。毕家姐妹的母亲黄紹湘,和李玉的父亲是清华同学,研究美国史的专家。我着手办企业的时候,首先就想到,要向陈春先请教。

约了时间,我去登门拜访。他们原来住物理所的简易宿舍,雅号“鸡窝”,家里乱,情有可原。现在搬了新楼了,家里还是同样的乱,仿佛把“鸡窝”整个搬了过来。他们都知道我即将要去美国进修,以为我要请教这方面的事情。我也没有说自己正在跑腿办公司,只是关心地问了问他的近况,然后,提了一个问题:

“你办了这么多年的公司,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他沉吟了一下,说:“最困难的是原来的约束条件没有了,而新的约束条件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很难凝聚人才”。他还说:物资刺激能有一些效果,但也有相当的负面作用。

我前些天刚请教过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更准确地说,是李玉姐姐楼叙真的朋友,叫檀中维。他在UCLA学的是MBA,那时候他刚学成回国。听说我在筹办公司,他和大姐专程到东总布来,帮我出主意。他提出了十条忠告,其中最重要的,是三条:

1, 要有一个宗旨,否则便会是一群乌合之众;

2, 慎选你的Partner(合伙人);

3, 要利用经济杠杠,但要注意“钱”这个东西有两面性,不要让它腐蚀了你的事业。

陈春先的经验之谈,和老檀的说法几乎不谋而合。我陷入了沉思:如何确立公司的宗旨?如何建立新的约束条件?如何善用经济杠杆?如何使公司有凝聚力?

我想到了IBM的企业文化。一个月前,我刚参加了一次大型讲座。这次讲座对我后来办四通影响至深。其来龙去脉,明天接着说。

毕慰萱、陈春先、小猫和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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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11)刘英武

刘英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在IBM美国本土任职最高的华人。他1969年进入IBM沃森研究中心,后来受命掌管IBM多个IT系统的整合。在上世纪 80年代,在办公系统领域,刘英武领导的IT部门,和王安电脑形成了尖峰对决。当时有一种说法:“全球IT办公系统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里”。

我曾有幸目睹刘英武的风采,当面聆听他的演讲。

1984年2月22日到24日,刘英武带领一大批IBM各部门的精英,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华裔,来到中国,在北京举办了三天讲座:《中国高级行政领导人员计算机应用研讨会》。讲课对象是国务院三十三个部的部长、北京和上海两市的市长,同时邀请了薄一波、李昌等五位特别代表。岳父大人需要一名技术助理,于是我就去滥竽充数。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豪华的一次研讨会。与会人员住在钓鱼台宾馆,讲课在人民大会堂,演习在机电部计算中心,几乎是人手一台IBM5550。他们从全世界往那里调集了价值三百万美元的IBM设备。

研讨会上,他们系统介绍了IBM的产品和技术,这部分也就是做广告。让我耳目一新的,是刘英武介绍IBM的组织、管理和公司文化。

刘英武说:在他担任IBM最高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期间,深刻体会到IBM 对人才的重视。最高管理委员会所召开的会议当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谈人或和人相关的事。“人是最重要的”,这是IBM最重要的管理理念。

他还讲了IBM决策进入PC领域时的一个花絮:做不做PC?第一批造多少台?大家争论不休。这时候,总裁沃森去上了一趟厕所。上完厕所回来,沃森宣布:IBM进入PC领域,第一批造20万台。大家质疑为什么是20万台。他说:“我们全球有40万员工,如果一台也卖不出去,每两个员工发一台,所以需要 20万台。”

如果你要作什么重大决定,却又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就去上厕所。放空以后,你就会找到答案。不信?你可以找机会试试。反正我试过,而且屡试不爽。据说林彪在作重大决定时,先是蒙头大睡,一觉醒来,便决心已定。我想这差不多是同样的道理。

刘英武推荐了一本介绍IBM公司文化的小书,这本书为这次研讨会专门译成了中文,与会者人手一册。作者是IBM的总裁托马斯.沃森。这本小书,后来成为我创办四通的《葵花宝典》。老沃森规定的三条“行为准则”,我至今都铭记在心:

1、必须尊重个人。

2、必须向顾客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

3、必须追求卓越的工作表现。

1980年的日本之行,让我目睹了现代企业的硬件;这次IBM的研讨会,让我认识了现代企业的软件。所以,当我在1984年开始筹办公司的时候,特别是听了陈春先和老檀的经验之谈,我已经意识到,构建和倡导一种全新的企业文化,对一个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平时,我和老印、老沈聊天的时候,少不了谈到这些道听途说来的点点滴滴。也许,正是这点点滴滴,才让他们对我有信心。我当时的心态是,虽说是“客串”,也要串得有模有样;虽说是“玩票”,也要玩出点心跳。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朋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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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12)办执照

紧锣密鼓,我为筹办公司忙碌起来了。名不正则言不顺,首先是公司名称。那时候公司取名字,一般是合作的两个单位一边取一个字,例如科海、例如海华。

老印说,我们和四季青合作,所以要有一个“四”字。这个提议大家同意。但四什么呢?我说:叫“四通”吧!俗话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四通”是个好兆头。可能有些俗气,但如果我们的英文名字用“四通”的谐音“STONE”,就非但不俗,反而别有新意了。STONE可以是普通的石头,也可以是宝石。小平同志不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吗?我们就是让他可以摸到的石头。科技人员办公司,我们是投石问路。我们不成功,就是铺路石、奠基石;如果成功了,就是里程碑。里程碑是Milestone,也是Stone。大家都说好。

至于有人说四通是“上通官、下通匪;外通洋、内通土”,则是后来的歪批和调侃了。

再就是资金。四季青说他们可以提供十万元人民币,是投资还是借款,并没有说清楚。后来他们看到我们赚到钱以后,就把这笔钱收回去了。从这样的结果推论,这是借款。当时我们商量了一下,没敢借十万元,说先拿两万元吧,哈哈,我们也就是两万元的胆。当时我们想的是,如果两万元干不起来,十万元也是白搭。如果干起来了,十万元就没有必要。反正,我们当时心理上可承受的风险,也就是两万元。

四季青方面对我们又一次刮目相看,第一次见到多给钱还不要的。我想,我们向对方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是认真的、谨慎的、负责任的。起码,不会乱来。

然后是人事安排。当时,真正豁出来上阵干的,是刘海平和沈国钧,其他的人谁也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公职完全投入,包括我自己。海平是始作俑者,老沈是逼上梁山。但他们谁领头都会摆不平。结果,老印建议我当总经理,刘和沈并列副总经理。老印对我非常信任,认为我当就等于他当。老印说由我当,海平不会有异议;至于老沈,则是求之不得。所以,当时我出任总经理,也算是“众望所归”。四季青是出资方,请李文元当董事长,也是应有之义。我方则由刘菊芬当副董事长。会计请我父亲万老当,出纳由四季青派,刘子明推荐了李建莉,一个相当敬业、稳重的女青年。

请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则是临成立大会前的一个偶然事件,下文我会再说。

1984年3月26日,这是个星期天。我在家里忙了一整天,整理和四季青的谈判纪要,起草公司的章程,填写申报营业执照的申请书。当时既没有四通打字机,也没有复印机,要一笔一画,用印兰纸,一式复写三份。从3月7日在老印家首议办公司,到3月27日星期一递出办公司的申请,整整20天,也算是高效率了。

但当时的政府部门,绝对的低效率。申请递出以后,一直没有对口的部门接手。好比一个孩子要出生,到底算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两边争论不休。就这样拖了一个月,还没有定论。

后来凡是同政府部门打交道,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搞不清我们这样的怪胎该由谁来管,不对口,就没人肯负责任。

催问四季青,四季青也说不清楚。他们就让我自己去直接面对。于是我就上门找海淀区的工商、税务、交警、环保、卫生……,反正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又安排了一次三堂会审,才算归口到社队企业科,受理了我们的申请。

又等了半个月,1984年5月12日,我拿到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上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

当我把营业执照拿给大家看时,老印说:“嚯,还真办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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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13)成立会

1984年5月16日晚上七点,在四季青乡政府贵宾室,召开了四通的成立大会。

为什么是5月16日?这一天恰好是我儿子万方的生日。选这一天,在潜意识里,我把四通当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另外,老印原来在北方交大的宿舍是5 号楼16号房间。那时候,我常去“5.16”看老印,选这一天,也隐喻了我和老印的交情源远流长。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老毛发动文革的 5.16通知,文革中清查的5.16分子,都同这个日子有关。为了方便记忆,我们就不避忌讳,选了这一天。后来有高人指点,说这个日子选得不好。5.16 的谐音是“吾要溜”,而且是“五年后要溜”,注定了创办人要亡命天涯。哈哈,既然冥冥中已有定数,那就一切都处之泰然,不必怨天尤人了。

到会的一共是二十七人。贵宾有两位:贾春旺,海淀区区委书记;李润斋,国家科委信息所所长。当时刘菊芬在科委工作,老李可能是菊芬请来的客人。

四季青方面出席的,是李文元、刘子明、任树德、张彦忠、李文俊五位老面孔。

我们这边出席的,有老印、老沈、海平、龚克,我、我父亲万达邦、李玉,另外还有三个新面孔:石政民、李雪坎和李龙坎兄弟。石政民是菊芬介绍来的,当时在气象局工作,只记得他的一大贡献就是后来把段永基引荐给四通。李雪坎是我在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同事,李龙坎是哥哥,在科学院109厂上班,是76年悼周运动中的天安门英雄,他们的妹妹叫李雪林,是李玉在工厂时候的同事,父亲在国防科工委,母亲在四机部管电子器件,他们一家都和我们很熟。后来四通的第一桶金,雪坎立下了首功,当然,这是后话了。

会上,首先有领导和贵宾讲话,然后讨论了公司的章程,宣布了干部的任命。李乡长还透露,已经决定为我们盖一座小楼,还拿出设计图纸让大家传阅。会场上一片喜气洋洋、欢声笑语。

当时与会的,还有一位《中国日报》的摄影记者,叫康晓敏,是李玉的中学同学。她们多年没有联系了,就在成立大会前一天,在一个饭店偶然遇到了。李玉热情邀请她第二天来助阵。那天晚上,消耗了她不少胶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可惜现在不在手头,有机会找出来,再给大家补上。

那天下午五点,我们就从东总布出发了。临出门时,见到岳母冯兰瑞。李玉要她母亲支持我们办公司,希望她给我们当顾问。没想到老太太一口答应,还说可以把于光远拉进来,请他给我们当名誉董事长。随即拨通了给于光远的电话,那边也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这实在让我有点意外,因为岳父母一直希望我专心搞技术,不赞成我心有旁骛。我以前说过一件往事:还在我跟陈三智学艺的时候,由罗征启引荐,我差点去给蒋校长当秘书。那是八十年代初,蒋南翔校长复出后到国家科委工作。老罗本来是蒋校长的第一笔杆,他介绍我时竟说我的文章写得比他还好。蒋校长听了眼睛一亮,几乎是当场就封官许愿。但那时候岳父母坚决反对,理由是秘书这样的工作是搞不了技术的人才去做的,希望我专心搞业务。

如果我那时候去当了秘书,就会是当今政坛上秘书帮的一员。但按我的个性,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岳母如此支持我们办企业,可能同她对经济改革的许多看法有关。她和于光远都一直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深感国企的没有活力,希望看到新生的民营经济的崛起。

在那个年代,难得他们有如此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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