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辑志：92年6月发生在四通内部的“倒段事件”真相编辑本段回目录
听朋友告诉我，李玉琢写了一本书叫《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摘录，立刻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尤其是他还写了万润南。长期以来，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国内的报刊文章里面都不能出现他的名字，有一次，《计算机世界》登了一篇对张旋龙的采访，里面提到了万润南，该报记者因此挨了批评。所以，我过去写文章也很谨慎，最多提“万总”而不说名字，以至于有一次我在《知识经济》杂志上写文章谈四通的创业经过，那位编辑看到我文章里面提到万总，后面又提到万达邦（万润南的父亲，在四通公司中一直主管财务），于是就想当然地把前面提到的万总改为万达邦了，以至于让人看了以为四通是万达邦创办的，直到杂志发行后我才发现，闹了一个笑话。
正因为这样，现在很多年轻人还以为四通是段永基创办的，李玉琢的书，还历史以真面目。究竟他在书中写了什么？我迫切地想拜读。于是立刻上卓越网买了一本，第二天书就送到了。晚饭后，我开始阅读，一口气就把前面讲的有关四通的部分都看完，合上书本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躺在床上，思绪万千。第二天起床后，觉得我也应该把一些经历写出来，尽管我的文笔可能不如李玉琢，但是至少可以提供一些事实，也许对以后研究企业管理的人有用。
他在书中提到了发生在92年的所谓“6.11倒段事件”。书中把去龙泉宾馆开会的那天说成是6月11日。其实“611”，是指在这之前王安时发难的那天。92年6月11日，王安时从香港向四通集团发了一份传真，传真是发到四通集团办公室的，其实，对于一些应该保密的事情，通常四通高层领导并不使用这个传真号码，因此他是要故意想让大家都知道传真的内容。传真是这样写的：
“致董事会、党委、总裁委员会；
各位同仁，经过一个多月来痛苦的思索，终于大彻大悟，得到解脱，心情恢复了平静愉快，终于解开了缠绕不开的四通情结。现在我正式、慎重地向你们提出全面辞呈。自即日起，我辞去：
北京四通集团公司副董事长、高级副总裁、经营领导小组副组长、及四通集团成员全部职务，
并逐步办妥法律手续，辞去香港四通集团所属各公司的一切职务，把权力逐步完全移交给在港的段永基、张月明、王玉钤等四通代表人士。永远结束人所指的夫妻老婆店历史，以便引进四通引为自豪的SOTEC式的管理模式，更规范化、职业化、国际化、一元化。四通公司才能更健康地发展。
自即日起我不再参加北京四通集团领导层的任何会议了。
自即日起我开始安排我离开四通后的出路。
自即日起我仍会按照我的人格，妥善处理好香港四通的各方面业务，逐步妥善平稳的移交，不造成任何损失。时间自即日起，以3个月为限，到9月10日移交完毕。
对我在四通八年，香港四通五年期间，我要求有关方面，对我进行全面、彻底的政治上、经济上、财务上、人格品行上的审查、审计。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四通人的事，我也没有任何见不得阳光、不可告人的事。一切都可以公开。
我实在太累了，任何挽留合拖延，只会增加我的痛苦，丝毫不解决问题。有些力量是顽强、执着、耐久而不可战胜的，与其将来早晚有一天我落得‘那么多人’的下场，不如趁我还有点时间，及早醒悟，一了百了。这一点上我是对不起很多人的，自私的，因为他们早几年就一直提醒我，警告我。如今我反而第一个舍大家而走，对此我内心实有歉意。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家对我的友情和信任的，我会永远缅怀在四通这八年风风雨雨的时日。将来我出版回忆录时，一定会都表达出来的。
我离开香港四通，对于我应得的分红和出让股权，我会合理要求的，不会贪得无厌和过分。我会依照香港法律合理处理。必要时，请我的律师和香港税务局来解决，请大家放心。
我想我这次行动，是我最后一次对四通的贡献。彻底地、一劳永逸地、真正地解决了香港四通问题，真正理顺了关系，否则老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心病’，令人日夜不安，耿耿于怀。这样区里、市里也可放心了。我想这也是一个贡献吧！大家应对我表示敬意才是！
王安时1992.6.11”
王安时的这一纸传真，立刻在四通内部引起强烈影响。接下来，董事会授权我给老王打长途电话，劝他不要激动，请他回来商议。但是老王态度很坚决，一口咬定他已经不是四通的领导人了，不再参加任何会议。
这份传真，实际上是对段永基的一次挑战。里面说的“夫妻老婆店”等，是指段永基在很多场合对他的批评，引进SOTEC式的管理等话，就是以讽刺的口吻说反话，言外之意是，你老段不是善于管理吗？你不是想夺我香港的权吗，我让给你好了！
发这份传真的时候，老段刚好陪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胡昭广出国访问，所以老段不在公司。王安时选择这个时机发难，是否考虑过什么因素不得而知。总之，老王这一招，是公司领导层没有预料到的，大家一时不知所措，不过有一点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老王向老段摊牌了。
当时，段永基是四通的总裁，董事长是沈国均。沈和段是早已有矛盾，我和段的矛盾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次老王发难，究竟如何收场？北京方面向老王发了几次传真，并通了几次电话，他就是呆在香港坚持不肯回来，老段又不在，我们董事会剩下的五个人只好开会紧急磋商。会上，大家一方面认为要挽留老王，另一方面，决定把老段的总裁位置拿掉。但是，当时公司除了段以外，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担负起总裁的重任。怎么办？此外，当时沈和香港老王的关系也是比较紧张，他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如果要把王安时劝回来，唯有找一个与王关系比较好一点的人接任老段的位置，于是最后大家推举我当总裁。其实，就领导才能来说，我根本没有能力把握四通这个大企业。所以我当即表示我没有能力，不能胜任。这时，几乎每个人都劝我，他们说，你没有经验没关系，遇到问题大家都会帮你的。我们其他人都不合适，只有你了。
这样，董事会在6月18日上午，在沈国均的主持下，在西直门外的中苑宾馆形成了一个决议，决议共四点：1. 不批准王安时辞职；2. 建议免去段永基的总裁职务； 3. 建议王缉志任四通总裁； 4. 四通的董事会成员不得兼任下属公司的总经理。
为什么决议是“建议”任免呢，因为自从六4风波之后，海淀区党委规定，四通的总裁副总裁这一级的领导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变更。这就是说，四通如果要更换领导人，必须上报区委，批准之后才能生效。一家民营企业的领导要换人，需要区委批准，这也是中国特色。
关于决议的第四点，实际上是针对老段的，大家都认为SOTEC是段的独立王国，规定不能兼职，就是想限制段的权力，把段的SOTEC总经理的职位免掉。
在大家形成决议并签字之后，沈国均就给海淀区委书记沈仁道打电话，向他汇报了我们的这个决定。沈仁道立刻约见我们五名董事。于是我们在宾馆吃完午饭后，1点钟就出发去海淀区委。五名董事五辆汽车浩浩荡荡开进区委，沈仁道接见了我们。
沈仁道看了我们的决议，显然有点意外。他问道：你们考虑好了吗？为什么你们要罢免段永基？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发言。于是，由沈国均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约20分钟，各自从自己的体会说明为什么段永基不再适合做四通的总裁。我们的发言，都是举了一些事实，大家发言的中心思想，就是段这个人不好合作，而且品德也有缺陷，我们对他失望了。
沈仁道听完我们的发言之后，他说，段永基现在在国外还没有回来，你们背着他开会把他撤掉，这是缺席裁判啊！你们今天在我这里说了很多对他不满的话，这些话，当着他的面你们敢说吗？他知道你们对他有这些意见吗？我建议，你们还是等他回来，然后和他一起开会，你们要当着他的面，把今天对我说的意见都说出来。这样，可能他听了你们的意见并接受了，而且改正了，你们原谅了他，那他还可以继续当总裁。如果他听不进你们的意见，也改不了，大权在你们的手里，那时候你们想撤他，还不是很容易吗？
这次汇报，我们想说的都对区委书记说了，他建议我们等段回来再决策，大家听了也觉得有理。第二天，我们把董事会的决议传真了一份给王安时，也把沈仁道的意见向他传达了，并建议他赶快回北京，好召开一个所有7名董事都出席的董事会。
王安时一方面坚持说他不再是董事了，但是另一方面，在是否回京的问题上口气有所松动。在京的5名董事里面算我和他的关系最好，我和他时常通电话，而其他董事平时和他的联系比较少。所以大家希望我能说服他回来。其实，除我之外，公司也有一些中层干部给老王打电话要求他回来。
几天后，段永基陪胡昭广出国的任务完成回到了北京，同时，在北京众多同事的要求下，老王也终于回京了，和他夫人一起住进了燕山大酒店。
在经过短暂的准备之后，在西郊的龙泉宾馆一个大会议室里，召开了四通中层干部以上的大会，到会的干部也特别齐，会议由沈国均主持，气氛非常严肃。会议开始之后，王安时做了一个很长的发言，是否表态辞职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发言的内容是揭发段永基的各种见不得人的犯错误的事实，这些事实中少数我曾听说过，但是多数还是第一次听到，内容涉及到损害公司利益搞私人活动，对同事欺骗，甚至花公司的钱在国外给女朋友买豪宅等。总之，我听了之后非常震惊，公司中层干部表情之惊讶可想而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公司的总裁竟然还干了这么多坏事。如果说“秋后算帐”是对一种行为的描述的话，我想这算得上秋后算帐了。
如果我是段永基，这么多丑闻被无情地揭露出来，一定会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但是我看见段永基面不改色地坐在那里，表情很自然。到会议休息的时候，我们坐在会议室里闲聊，段永基则找了副球拍子，和同事在会议室外的空地上打起了羽毛球，在室内不时能听到他的爽朗笑声。这时我真的很佩服他的镇定自若，他的心理素质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白天的大会结束后，干部各自回去了，我们董事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开会，王安时借口说他已经不是董事，拒绝出席会议，但是段永基出席了。由于沈仁道说过，你们应该在段的面前把意见提出来，还问我们敢不敢，这是将我们一军。看来沈仁道知道，段在四通是很独裁的，很多不满，我们都不敢当他的面提出。所以四通的干部有一个特点，就是背后骂老段，当面怕老段，大家知道，如果得罪了老段后面会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但是，这次会议和以往有些不同，因为我们5名董事都已经联名签字要他下台了，而且据说老段还在国外的时候王安时已经把我们的决议传真给他看过了。这就是说，权力斗争的序幕已经揭开，脸皮已经撕破，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了。
所以，当晚的会议虽然时间不长，各人还是当老段的面提了很多对他的意见。而且老段态度很诚恳地虚心听取意见。我也发了言，我坦率地表达了对他的意见，同时也肯定了他在四通打字机开放中做出的贡献以及在六4之后对稳定四通所做的工作，看得出，他对我的肯定也很感激，流露出的真情和白天大不一样。因此，应该说，这个会议是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气氛比较融洽。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如果王安时拒绝和解也还是不行的，不能他说辞职就辞职，老段的总裁还当不当？很多问题还没有讨论呢，所以必须召开全体董事出席的董事会。由于老王住在燕山大酒店，所以沈国均决定这个董事会就在老王的房间里面举行，时间是第二天晚饭后。
第二天是周五，6月26日。王安时住在燕山大酒店的一间套房里，里屋是一张双人床，外屋是客厅。连段永基一起，我们6人都到齐了，王安时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声明，他已经不是董事，所以不参加会议。这样，他就躲进了里屋，关上门，把我们6人留在了客厅，我们都很尴尬。
会议由沈国均主持，讨论的题目就是一个，段永基是否继续当总裁，用沈仁道的逻辑来说，就是当面裁判。在这之前的几天中，我和老沈之间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老沈的态度我很清楚，他就是想让老段下台，他对我说：老段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至于其他几个人，态度也是比较明朗的，这时只要开会，即使老王弃权，也至少有5名董事会赞成老段下台。至于老王，他是首先发难的，应该也会站在我们这边，但是，为什么他不配合呢？他不出来开会，总不是个事儿。
因此我们的会议上，大家都沉默，你看我，我看你，无言，僵局。
总是等待也不是个办法，等了一会，李文俊说，我进去叫老王出来，说话间从沙发上站起来，推门进了里屋。才几秒钟老李就出来了，顺便把房门轻轻带上，脸上露出不自然的微笑，说：“老王和他老婆两口子已经钻被窝了。”听此言，老沈非常尴尬，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候，从开始就一直保持沉默不说话的老段突然说话了，他说：“既然这样，我建议大家回去考虑考虑，周日咱们再开会，你们也再做做老王的工作。反正我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里，也不差这两天。”老沈说，“也只好这样了，散会吧。”就这样，不到晚上9点，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是周六。上午，马明柱被区委找去汇报，他是民营四通公司内唯一被上级派来的干部。六4之后，北京市为了“保证四通公司的社会主义方向”，便派了马明柱来四通任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四通第一副董事长。他是当时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的大学同学，来之前是在一家国营企业里任职。
马明柱对老段也是很有看法的。在这之前不久，他刚刚被老段忽悠过一次，所以心里非常恼火。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四通集团刚把高层干部的子女共10个孩子送到澳洲悉尼去读书。这些高层干部年龄都不算大，所以孩子也只是去读高中，我的大女儿王雪当时才17岁，也在这次被送去读高中，费用是公司出。出国读书的孩子名单，主要是由王安时提议的，照我看此名单也不是完全公正的。四通成立了8年，而送去的孩子里面有近一半，其父母来四通的时间并不长，倒是在2406打字机的研发中起了重要作用，有些比他们资格老的做出贡献的干部还没有获得这种待遇。再说，送去读书的钱，说是公司出，其实是香港四通出，就是王安时拿的钱。因此，把孩子送去悉尼读书，更多的是王安时对干部的一种奖励，这个名单，公司领导层并没有开会讨论过。当然，本来世界上就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
10个孩子送去读书的事情，当然会被马书记知道，他进四通之后，由于是书记兼副董事长，很快公司就给了他一套住房。对这个事情，很多四通人有意见，心想你是空降干部，凭什么一来就能得到房子？心里不平衡。但是马书记可不这样看，他长期在国营单位工作，如果用国营体制的思路考虑问题，我当了哪级的官，当然享受哪级待遇了。因此，在他看来，他的孩子没有被送到澳洲去留学，显然对他不公正。于是，他就去问段永基：四通送孩子出国，是怎么决定的？开会讨论过吗？老段的回答很有意思：“老马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呢，咱们是一起开会定的呀，你也参加了会议，你怎么忘记了？”老马被老段这样一反问，自己也糊涂起来了，是吗？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李玉琢在他最近出的书里面说，万润南称段永基是“装神弄鬼”，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老段很善于搞这种名堂，没有的事情他能编出来，说得就跟真事似的，所以往往很能迷糊人。
当然，老马被他说得一头雾水，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记性不会坏到这个程度，关系到自己孩子前途的事情，他会参加了决策都不记得？于是事后他就跑来问我。当然，老段说完就完了，也不会来找我事先统一口径。所以我就对老马说，这个名单应该主要是王安时定的，没有听说开会讨论过。老马一听，就在我的办公室骂开了，说老段骗他。当然，他也顺便说了一些老段忽悠他的其他事情，表达了对老段的不满。
我们那天5名董事到沈仁道那里，其实每个人说的对老段的不满，很多事情都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因为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大家对与他共事心里不愉快。
周六上午，王安时也没有闲着，他和公司的一些干部座谈，不是全体干部，而是他比较信任的一些人，我也参加了。他谈了未来对公司干部调整的一些设想，关于老段的独立王国SOTEC（生产打字机的合资公司），老王提了一个建议，要让我当SOTEC的总经理。我知道，老王是把我看成他的亲信，公司里多数干部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老王在谈这个设想的时候，还顺便说了一下对SOTEC干部的安排，某某当开发部长，某某当生产部长，某某负责贸易……。总之，除了给我封一个总经理的官之外，把我未来的部下任命都确定好了。我当时一听，马上心里就很反感，我心想，我哪里是总经理呢，分明老王是总经理了，我充其量是一个傀儡而已。因此，当会议中老王要我表态的时候，我表示坚决反对，不干。实际上，他事先没有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对他在这次会议上把他的想法直接强加给我很不高兴，所以对于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特别好的岗位，想不到我会不接。
当天下午，区委书记沈仁道又把沈国均和王安时同时叫去了。大概在4点左右，他俩有说有笑地回来了。实际上，在此之前，他俩很少直接来往，甚至有的时候关系相当紧张。举例来说，一次四通集团要开董事会，地点在广东，但是具体地址却不容易确定。如果地点定在深圳，由于离香港近，又是SOTEC深圳工厂所在地，沈国均认为那是老段和王安时的领地，所以不肯去，如果地点定在沈国均常驻的珠海，王安时又不愿意去，怕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于是开会地点只能定在蛇口，这样各方才能接受。开会时火药味很浓，老段甚至掀开上衣，露出在裤腰那里别着的高压警棍，表示我有防身武器在此，公司内部各派的利益冲突程度可见一斑。我由于自己并无实体公司，只是管开发，所以与哪边都没有特别严重的利益冲突，顾虑比较少。
这次看见老沈和老王喜气洋洋的样子，我觉得肯定有好事。果然，老王对我说，你立刻通知主要的中层干部，来燕山大酒店一起吃晚饭。于是，我就马上通知能通知到的人，叫他们来酒店里的餐厅聚会。吃饭的人主要是中层干部，那天来的人不是很多，沈国均好像没在场，王安时的心情很好，在餐桌上大发议论。
王安时在餐桌上讲话的内容，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他说，四通集团以后要以香港那里为中心，他将出任四通的CEO。但是他说，在他主管四通业务之后，他仍将起用段永基，让段管北京这边的事情，因为虽然有缺点，但是除了段以外没有别人能胜任。这就是说，他是最高领导，在他之下是段。然后又说，李文俊是农民出身，从长远看不适合做公司的领导，过几年可以安排他退休，让位给能干的人，储忠的能力也不行，将来应该陆续调整公司的上层干部，对沈国均好像也说了一些批评的话。
这顿饭上，王安时心情很好，口无遮拦地说了很多。但是，正是他的这番话，把整个事情的结果颠倒了过来。尽管吃饭的人只是中层干部，但是其中不少人和李文俊、储忠的关系都很好的。饭后，老王的话自然都传到了李和储的耳朵里，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同样，我听了老王的话，也很失望。
老沈和老王在区委那里究竟谈了什么，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问过。但是周日我们再开董事会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马书记不再提要老段下台了，估计是区委有指示。而李文俊和储忠则也不支持倒段了，想要段下台的，只剩下了我和沈国均。有人猜想说，段永基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在区里和公司里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我无法证实，但是我想应该是肯定的。很多时候，段永基都能够化险为夷，这次也是一个实例。
总之，倒段运动失败了。我想，这里有几个导致失败的必然原因。1. 整个活动是没有组织的，老沈不是组织者，他没有安排谁该怎样行动，整个过程是随机顺其自然进行的；2. 老王虽然是发难者，但是他和段之间还是有很深的利益关系，他实际上不希望打倒段，而只是想借打段的活动，达到确立他在公司的领导地位；3. 老王不是政治家，他没有结成统一战线，尽量孤立对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相反，自己还没有上台，就急忙发表就职演说，并且把同盟者推到了对方的阵营里面。同样地，他也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只是自己躲起来，很多想法也没有和我这样的“亲信”事先沟通。
应该说，在这次事件前，老王写611传真，只是一种威胁的姿态，他并没有想真正离开四通。但是这次事件之后，他已经没有了退路。同样，我也从内心对老段不满，变成了公开对抗，因此也无法再在四通呆下去了，我相信以后不会有我的好日子。所以，不久之后，王安时、我、张齐春和王玉海四位副总裁一起离开了四通。
多年以后，有一次我碰到了代表北京市派往香港工作的原海淀区干部老胡，他问我，四通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说，“据我所知，海淀区委当时已经准备好在段回国之后就让他下台的。”
正因为这样，现在很多年轻人还以为四通是段永基创办的，李玉琢的书，还历史以真面目。究竟他在书中写了什么？我迫切地想拜读。于是立刻上卓越网买了一本，第二天书就送到了。晚饭后，我开始阅读，一口气就把前面讲的有关四通的部分都看完，合上书本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躺在床上，思绪万千。第二天起床后，觉得我也应该把一些经历写出来，尽管我的文笔可能不如李玉琢，但是至少可以提供一些事实，也许对以后研究企业管理的人有用。
他在书中提到了发生在92年的所谓“6.11倒段事件”。书中把去龙泉宾馆开会的那天说成是6月11日。其实“611”，是指在这之前王安时发难的那天。92年6月11日，王安时从香港向四通集团发了一份传真，传真是发到四通集团办公室的，其实，对于一些应该保密的事情，通常四通高层领导并不使用这个传真号码，因此他是要故意想让大家都知道传真的内容。传真是这样写的：
“致董事会、党委、总裁委员会；
各位同仁，经过一个多月来痛苦的思索，终于大彻大悟，得到解脱，心情恢复了平静愉快，终于解开了缠绕不开的四通情结。现在我正式、慎重地向你们提出全面辞呈。自即日起，我辞去：
北京四通集团公司副董事长、高级副总裁、经营领导小组副组长、及四通集团成员全部职务，
并逐步办妥法律手续，辞去香港四通集团所属各公司的一切职务，把权力逐步完全移交给在港的段永基、张月明、王玉钤等四通代表人士。永远结束人所指的夫妻老婆店历史，以便引进四通引为自豪的SOTEC式的管理模式，更规范化、职业化、国际化、一元化。四通公司才能更健康地发展。
自即日起我不再参加北京四通集团领导层的任何会议了。
自即日起我开始安排我离开四通后的出路。
自即日起我仍会按照我的人格，妥善处理好香港四通的各方面业务，逐步妥善平稳的移交，不造成任何损失。时间自即日起，以3个月为限，到9月10日移交完毕。
对我在四通八年，香港四通五年期间，我要求有关方面，对我进行全面、彻底的政治上、经济上、财务上、人格品行上的审查、审计。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四通人的事，我也没有任何见不得阳光、不可告人的事。一切都可以公开。
我实在太累了，任何挽留合拖延，只会增加我的痛苦，丝毫不解决问题。有些力量是顽强、执着、耐久而不可战胜的，与其将来早晚有一天我落得‘那么多人’的下场，不如趁我还有点时间，及早醒悟，一了百了。这一点上我是对不起很多人的，自私的，因为他们早几年就一直提醒我，警告我。如今我反而第一个舍大家而走，对此我内心实有歉意。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家对我的友情和信任的，我会永远缅怀在四通这八年风风雨雨的时日。将来我出版回忆录时，一定会都表达出来的。
我离开香港四通，对于我应得的分红和出让股权，我会合理要求的，不会贪得无厌和过分。我会依照香港法律合理处理。必要时，请我的律师和香港税务局来解决，请大家放心。
我想我这次行动，是我最后一次对四通的贡献。彻底地、一劳永逸地、真正地解决了香港四通问题，真正理顺了关系，否则老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心病’，令人日夜不安，耿耿于怀。这样区里、市里也可放心了。我想这也是一个贡献吧！大家应对我表示敬意才是！
王安时1992.6.11”
王安时的这一纸传真，立刻在四通内部引起强烈影响。接下来，董事会授权我给老王打长途电话，劝他不要激动，请他回来商议。但是老王态度很坚决，一口咬定他已经不是四通的领导人了，不再参加任何会议。
这份传真，实际上是对段永基的一次挑战。里面说的“夫妻老婆店”等，是指段永基在很多场合对他的批评，引进SOTEC式的管理等话，就是以讽刺的口吻说反话，言外之意是，你老段不是善于管理吗？你不是想夺我香港的权吗，我让给你好了！
发这份传真的时候，老段刚好陪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胡昭广出国访问，所以老段不在公司。王安时选择这个时机发难，是否考虑过什么因素不得而知。总之，老王这一招，是公司领导层没有预料到的，大家一时不知所措，不过有一点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老王向老段摊牌了。
当时，段永基是四通的总裁，董事长是沈国均。沈和段是早已有矛盾，我和段的矛盾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次老王发难，究竟如何收场？北京方面向老王发了几次传真，并通了几次电话，他就是呆在香港坚持不肯回来，老段又不在，我们董事会剩下的五个人只好开会紧急磋商。会上，大家一方面认为要挽留老王，另一方面，决定把老段的总裁位置拿掉。但是，当时公司除了段以外，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担负起总裁的重任。怎么办？此外，当时沈和香港老王的关系也是比较紧张，他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如果要把王安时劝回来，唯有找一个与王关系比较好一点的人接任老段的位置，于是最后大家推举我当总裁。其实，就领导才能来说，我根本没有能力把握四通这个大企业。所以我当即表示我没有能力，不能胜任。这时，几乎每个人都劝我，他们说，你没有经验没关系，遇到问题大家都会帮你的。我们其他人都不合适，只有你了。
这样，董事会在6月18日上午，在沈国均的主持下，在西直门外的中苑宾馆形成了一个决议，决议共四点：1. 不批准王安时辞职；2. 建议免去段永基的总裁职务； 3. 建议王缉志任四通总裁； 4. 四通的董事会成员不得兼任下属公司的总经理。
为什么决议是“建议”任免呢，因为自从六4风波之后，海淀区党委规定，四通的总裁副总裁这一级的领导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变更。这就是说，四通如果要更换领导人，必须上报区委，批准之后才能生效。一家民营企业的领导要换人，需要区委批准，这也是中国特色。
关于决议的第四点，实际上是针对老段的，大家都认为SOTEC是段的独立王国，规定不能兼职，就是想限制段的权力，把段的SOTEC总经理的职位免掉。
在大家形成决议并签字之后，沈国均就给海淀区委书记沈仁道打电话，向他汇报了我们的这个决定。沈仁道立刻约见我们五名董事。于是我们在宾馆吃完午饭后，1点钟就出发去海淀区委。五名董事五辆汽车浩浩荡荡开进区委，沈仁道接见了我们。
沈仁道看了我们的决议，显然有点意外。他问道：你们考虑好了吗？为什么你们要罢免段永基？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发言。于是，由沈国均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约20分钟，各自从自己的体会说明为什么段永基不再适合做四通的总裁。我们的发言，都是举了一些事实，大家发言的中心思想，就是段这个人不好合作，而且品德也有缺陷，我们对他失望了。
沈仁道听完我们的发言之后，他说，段永基现在在国外还没有回来，你们背着他开会把他撤掉，这是缺席裁判啊！你们今天在我这里说了很多对他不满的话，这些话，当着他的面你们敢说吗？他知道你们对他有这些意见吗？我建议，你们还是等他回来，然后和他一起开会，你们要当着他的面，把今天对我说的意见都说出来。这样，可能他听了你们的意见并接受了，而且改正了，你们原谅了他，那他还可以继续当总裁。如果他听不进你们的意见，也改不了，大权在你们的手里，那时候你们想撤他，还不是很容易吗？
这次汇报，我们想说的都对区委书记说了，他建议我们等段回来再决策，大家听了也觉得有理。第二天，我们把董事会的决议传真了一份给王安时，也把沈仁道的意见向他传达了，并建议他赶快回北京，好召开一个所有7名董事都出席的董事会。
王安时一方面坚持说他不再是董事了，但是另一方面，在是否回京的问题上口气有所松动。在京的5名董事里面算我和他的关系最好，我和他时常通电话，而其他董事平时和他的联系比较少。所以大家希望我能说服他回来。其实，除我之外，公司也有一些中层干部给老王打电话要求他回来。
几天后，段永基陪胡昭广出国的任务完成回到了北京，同时，在北京众多同事的要求下，老王也终于回京了，和他夫人一起住进了燕山大酒店。
在经过短暂的准备之后，在西郊的龙泉宾馆一个大会议室里，召开了四通中层干部以上的大会，到会的干部也特别齐，会议由沈国均主持，气氛非常严肃。会议开始之后，王安时做了一个很长的发言，是否表态辞职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发言的内容是揭发段永基的各种见不得人的犯错误的事实，这些事实中少数我曾听说过，但是多数还是第一次听到，内容涉及到损害公司利益搞私人活动，对同事欺骗，甚至花公司的钱在国外给女朋友买豪宅等。总之，我听了之后非常震惊，公司中层干部表情之惊讶可想而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公司的总裁竟然还干了这么多坏事。如果说“秋后算帐”是对一种行为的描述的话，我想这算得上秋后算帐了。
如果我是段永基，这么多丑闻被无情地揭露出来，一定会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但是我看见段永基面不改色地坐在那里，表情很自然。到会议休息的时候，我们坐在会议室里闲聊，段永基则找了副球拍子，和同事在会议室外的空地上打起了羽毛球，在室内不时能听到他的爽朗笑声。这时我真的很佩服他的镇定自若，他的心理素质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白天的大会结束后，干部各自回去了，我们董事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开会，王安时借口说他已经不是董事，拒绝出席会议，但是段永基出席了。由于沈仁道说过，你们应该在段的面前把意见提出来，还问我们敢不敢，这是将我们一军。看来沈仁道知道，段在四通是很独裁的，很多不满，我们都不敢当他的面提出。所以四通的干部有一个特点，就是背后骂老段，当面怕老段，大家知道，如果得罪了老段后面会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但是，这次会议和以往有些不同，因为我们5名董事都已经联名签字要他下台了，而且据说老段还在国外的时候王安时已经把我们的决议传真给他看过了。这就是说，权力斗争的序幕已经揭开，脸皮已经撕破，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了。
所以，当晚的会议虽然时间不长，各人还是当老段的面提了很多对他的意见。而且老段态度很诚恳地虚心听取意见。我也发了言，我坦率地表达了对他的意见，同时也肯定了他在四通打字机开放中做出的贡献以及在六4之后对稳定四通所做的工作，看得出，他对我的肯定也很感激，流露出的真情和白天大不一样。因此，应该说，这个会议是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气氛比较融洽。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如果王安时拒绝和解也还是不行的，不能他说辞职就辞职，老段的总裁还当不当？很多问题还没有讨论呢，所以必须召开全体董事出席的董事会。由于老王住在燕山大酒店，所以沈国均决定这个董事会就在老王的房间里面举行，时间是第二天晚饭后。
第二天是周五，6月26日。王安时住在燕山大酒店的一间套房里，里屋是一张双人床，外屋是客厅。连段永基一起，我们6人都到齐了，王安时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声明，他已经不是董事，所以不参加会议。这样，他就躲进了里屋，关上门，把我们6人留在了客厅，我们都很尴尬。
会议由沈国均主持，讨论的题目就是一个，段永基是否继续当总裁，用沈仁道的逻辑来说，就是当面裁判。在这之前的几天中，我和老沈之间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老沈的态度我很清楚，他就是想让老段下台，他对我说：老段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至于其他几个人，态度也是比较明朗的，这时只要开会，即使老王弃权，也至少有5名董事会赞成老段下台。至于老王，他是首先发难的，应该也会站在我们这边，但是，为什么他不配合呢？他不出来开会，总不是个事儿。
因此我们的会议上，大家都沉默，你看我，我看你，无言，僵局。
总是等待也不是个办法，等了一会，李文俊说，我进去叫老王出来，说话间从沙发上站起来，推门进了里屋。才几秒钟老李就出来了，顺便把房门轻轻带上，脸上露出不自然的微笑，说：“老王和他老婆两口子已经钻被窝了。”听此言，老沈非常尴尬，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候，从开始就一直保持沉默不说话的老段突然说话了，他说：“既然这样，我建议大家回去考虑考虑，周日咱们再开会，你们也再做做老王的工作。反正我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里，也不差这两天。”老沈说，“也只好这样了，散会吧。”就这样，不到晚上9点，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是周六。上午，马明柱被区委找去汇报，他是民营四通公司内唯一被上级派来的干部。六4之后，北京市为了“保证四通公司的社会主义方向”，便派了马明柱来四通任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四通第一副董事长。他是当时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的大学同学，来之前是在一家国营企业里任职。
马明柱对老段也是很有看法的。在这之前不久，他刚刚被老段忽悠过一次，所以心里非常恼火。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四通集团刚把高层干部的子女共10个孩子送到澳洲悉尼去读书。这些高层干部年龄都不算大，所以孩子也只是去读高中，我的大女儿王雪当时才17岁，也在这次被送去读高中，费用是公司出。出国读书的孩子名单，主要是由王安时提议的，照我看此名单也不是完全公正的。四通成立了8年，而送去的孩子里面有近一半，其父母来四通的时间并不长，倒是在2406打字机的研发中起了重要作用，有些比他们资格老的做出贡献的干部还没有获得这种待遇。再说，送去读书的钱，说是公司出，其实是香港四通出，就是王安时拿的钱。因此，把孩子送去悉尼读书，更多的是王安时对干部的一种奖励，这个名单，公司领导层并没有开会讨论过。当然，本来世界上就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
10个孩子送去读书的事情，当然会被马书记知道，他进四通之后，由于是书记兼副董事长，很快公司就给了他一套住房。对这个事情，很多四通人有意见，心想你是空降干部，凭什么一来就能得到房子？心里不平衡。但是马书记可不这样看，他长期在国营单位工作，如果用国营体制的思路考虑问题，我当了哪级的官，当然享受哪级待遇了。因此，在他看来，他的孩子没有被送到澳洲去留学，显然对他不公正。于是，他就去问段永基：四通送孩子出国，是怎么决定的？开会讨论过吗？老段的回答很有意思：“老马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呢，咱们是一起开会定的呀，你也参加了会议，你怎么忘记了？”老马被老段这样一反问，自己也糊涂起来了，是吗？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李玉琢在他最近出的书里面说，万润南称段永基是“装神弄鬼”，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老段很善于搞这种名堂，没有的事情他能编出来，说得就跟真事似的，所以往往很能迷糊人。
当然，老马被他说得一头雾水，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记性不会坏到这个程度，关系到自己孩子前途的事情，他会参加了决策都不记得？于是事后他就跑来问我。当然，老段说完就完了，也不会来找我事先统一口径。所以我就对老马说，这个名单应该主要是王安时定的，没有听说开会讨论过。老马一听，就在我的办公室骂开了，说老段骗他。当然，他也顺便说了一些老段忽悠他的其他事情，表达了对老段的不满。
我们那天5名董事到沈仁道那里，其实每个人说的对老段的不满，很多事情都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因为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大家对与他共事心里不愉快。
周六上午，王安时也没有闲着，他和公司的一些干部座谈，不是全体干部，而是他比较信任的一些人，我也参加了。他谈了未来对公司干部调整的一些设想，关于老段的独立王国SOTEC（生产打字机的合资公司），老王提了一个建议，要让我当SOTEC的总经理。我知道，老王是把我看成他的亲信，公司里多数干部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老王在谈这个设想的时候，还顺便说了一下对SOTEC干部的安排，某某当开发部长，某某当生产部长，某某负责贸易……。总之，除了给我封一个总经理的官之外，把我未来的部下任命都确定好了。我当时一听，马上心里就很反感，我心想，我哪里是总经理呢，分明老王是总经理了，我充其量是一个傀儡而已。因此，当会议中老王要我表态的时候，我表示坚决反对，不干。实际上，他事先没有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对他在这次会议上把他的想法直接强加给我很不高兴，所以对于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特别好的岗位，想不到我会不接。
当天下午，区委书记沈仁道又把沈国均和王安时同时叫去了。大概在4点左右，他俩有说有笑地回来了。实际上，在此之前，他俩很少直接来往，甚至有的时候关系相当紧张。举例来说，一次四通集团要开董事会，地点在广东，但是具体地址却不容易确定。如果地点定在深圳，由于离香港近，又是SOTEC深圳工厂所在地，沈国均认为那是老段和王安时的领地，所以不肯去，如果地点定在沈国均常驻的珠海，王安时又不愿意去，怕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于是开会地点只能定在蛇口，这样各方才能接受。开会时火药味很浓，老段甚至掀开上衣，露出在裤腰那里别着的高压警棍，表示我有防身武器在此，公司内部各派的利益冲突程度可见一斑。我由于自己并无实体公司，只是管开发，所以与哪边都没有特别严重的利益冲突，顾虑比较少。
这次看见老沈和老王喜气洋洋的样子，我觉得肯定有好事。果然，老王对我说，你立刻通知主要的中层干部，来燕山大酒店一起吃晚饭。于是，我就马上通知能通知到的人，叫他们来酒店里的餐厅聚会。吃饭的人主要是中层干部，那天来的人不是很多，沈国均好像没在场，王安时的心情很好，在餐桌上大发议论。
王安时在餐桌上讲话的内容，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他说，四通集团以后要以香港那里为中心，他将出任四通的CEO。但是他说，在他主管四通业务之后，他仍将起用段永基，让段管北京这边的事情，因为虽然有缺点，但是除了段以外没有别人能胜任。这就是说，他是最高领导，在他之下是段。然后又说，李文俊是农民出身，从长远看不适合做公司的领导，过几年可以安排他退休，让位给能干的人，储忠的能力也不行，将来应该陆续调整公司的上层干部，对沈国均好像也说了一些批评的话。
这顿饭上，王安时心情很好，口无遮拦地说了很多。但是，正是他的这番话，把整个事情的结果颠倒了过来。尽管吃饭的人只是中层干部，但是其中不少人和李文俊、储忠的关系都很好的。饭后，老王的话自然都传到了李和储的耳朵里，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同样，我听了老王的话，也很失望。
老沈和老王在区委那里究竟谈了什么，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问过。但是周日我们再开董事会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马书记不再提要老段下台了，估计是区委有指示。而李文俊和储忠则也不支持倒段了，想要段下台的，只剩下了我和沈国均。有人猜想说，段永基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在区里和公司里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我无法证实，但是我想应该是肯定的。很多时候，段永基都能够化险为夷，这次也是一个实例。
总之，倒段运动失败了。我想，这里有几个导致失败的必然原因。1. 整个活动是没有组织的，老沈不是组织者，他没有安排谁该怎样行动，整个过程是随机顺其自然进行的；2. 老王虽然是发难者，但是他和段之间还是有很深的利益关系，他实际上不希望打倒段，而只是想借打段的活动，达到确立他在公司的领导地位；3. 老王不是政治家，他没有结成统一战线，尽量孤立对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相反，自己还没有上台，就急忙发表就职演说，并且把同盟者推到了对方的阵营里面。同样地，他也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只是自己躲起来，很多想法也没有和我这样的“亲信”事先沟通。
应该说，在这次事件前，老王写611传真，只是一种威胁的姿态，他并没有想真正离开四通。但是这次事件之后，他已经没有了退路。同样，我也从内心对老段不满，变成了公开对抗，因此也无法再在四通呆下去了，我相信以后不会有我的好日子。所以，不久之后，王安时、我、张齐春和王玉海四位副总裁一起离开了四通。
多年以后，有一次我碰到了代表北京市派往香港工作的原海淀区干部老胡，他问我，四通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说，“据我所知，海淀区委当时已经准备好在段回国之后就让他下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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