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基，男，1946年7月出生于甘肃。段永基具有投机者和冒险家所需要的惊人天赋，尤其是处理危机的能手。形势越是对他不利，他就越是脸不变色。他在1946年出生于甘肃。那是中国西部一块最贫瘠的土地。当他在中关村成名之后，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北京人。每逢这时，他就会说：“我是西北人，穷乡僻壤。1965年才进北京的。”段永基先生曾先后荣获过十多项企业家荣誉，是中国IT产业的领军人物，是中国企业界广受尊重的企业领袖之一。
1985年～1987年，段永基任四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OA部部长。1987年～1991年，任四通集团公司副总裁、第一副总裁。1991年至1999年，任四通集团公司总裁。1999年9月至今任四通集团董事长，1999年8月任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27亿元收购史玉柱的脑白金和黄金搭档，挤身炙手可热的高科技医药行业。中关村科技制定了"清晰形象、突出主营，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确立了以"全面电信增值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发展方向。中关村科技先后与微软公司、香港电信、歌华集团、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中外业界巨人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从而在信息通信领域积累下重要项目和资源，能够面向政府、企业和广大消费者提供硬件、软件产品以及多种信息服务。
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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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永基 |
段永基，1946年7月出生，1965-1970年在清华大学学习，1970-1978年在北京176中学任教。1979年-1981年在北京航空学院读研究生，1982年—1985年，任航空部621所研究室副主任。
1985年～1987年，任四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OA部部长。1987年～1991年，任四通集团公司副总裁、第一副总裁。1991年至今，任四通集团公司总裁。段永基的“二次创业”、“与巨人同行”的经营战略思想，在业界广为流传，并成为其他企业效仿的榜样。
1989年以后，段永基先生开始全面主持四通集团公司的工作。1991年，在段永基先生领导下，四通公司提出以股份化、集团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发展方针。1993年，四通整合旗下若干骨干企业，在香港股票上市，取得在国际市场进行资本经营的能力。经过不懈的努力，四通集团已分别与日本三井、松下、三菱、美国的TRW、微软等著名大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创办了若干大型合资企业，逐步形成了包括票据打印机、商用和税控收款机、工控、图文、半导体芯片等产品的电子经营系统，建立和发展了照明电气产业，并以系统集成和信息服务为重点，努力培育和强化面向21世纪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段永基受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委托，出任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职，与此同时，他辞去四通集团总裁职务，改任董事长。
主要经历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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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永基 |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北京市176中学任教。
1979年重返校园，获北京航空学院硕士学位。
1982年在中国航空材料研究中心任研究室副主任。
1985年，正式加入四通公司，历任副总经理兼OA部部长、副总裁等职。
1991年至1999年9月，担任四通集团总裁。
1999年9月至今任四通集团董事长。
1999年8月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自1996年起，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九届委员。
个人荣誉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3年12月15日以27亿元收购史玉柱的脑白金和黄金搭档，挤身炙手可热的高科技医药行业。中关村科技制定了"清晰形象、突出主营，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确立了以"全面电信增值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发展方向。中关村科技先后与微软公司、香港电信、歌华集团、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中外业界巨人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从而在信息通信领域积累下重要项目和资源，能够面向政府、企业和广大消费者提供硬件、软件产品以及多种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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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永基 |
有人说他像个诗人，然而观其言行，他却没有一点浪漫诗人的秉性，倒是更像杀伐决断、驰骋沙场的将领。 他是一位“威高权重”的企业家，备受推崇的民营企业精神领袖。他强硬、果决，很有主见，也有人说他老谋深算。他成功、他失败、他思索、他前行，他是“中关村的里程碑式人物”，他见证了中关村的成长，他是中关村公认的“村长”。
他被认为是一位极具智慧的人——政府官员钦佩他的操守，商界人士钦佩他的韬略；他纵横恣意、豪气万丈，有人说他德高望重，也有人说他老谋深算；他是“中关村的里程碑式人物”，历经18载风吹雨打依然“笑傲江湖”；他是中关村公认的“村长”——段永基，他验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剩”者为王。
段永基是中国IT届知名的企业领导人。段永基投身于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伟大事业已有18个年头。他爱好学习、勤于思考、思想睿智，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以及科技园区的建设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深受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人士的重视。段永基的杰出成绩和卓越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被当选为全国政协第8届、第9届委员，并荣获“中华企业英才奖”，香港紫荆花杯“杰出企业家”奖等多项荣誉。
方兴东：老段远去是中关村的一种失落编辑本段回目录
毫无疑问，不管最终结局如何，段永基、柳传志都是中关村永远的两座丰碑！或者更形象地说，段永基和柳传志是中关村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是中关村这部厚厚的大作的主笔之一，他们的作用和历史价值远远超越了他们个人的最终成败。
作为背负着明显时代特色的老一辈，段永基、柳传志应该有很多相通之处：在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初期，他们的资源运作能力，他们的个人人格魅力都屈指可数。当然，老段更长于“政治运作”，老柳更长于“商业运作”。这一细微的差异决定了两人的道路类似，但最终的结局各异。而两人最根本的差异还在于用人的差异上，或者说很可能是运气的原因。老柳先有倪光南，后有杨元庆，使得其历史积累和资源的市场化运作，有了不一样的创业活力和不断的突破。四通前期有王辑志，锻造前期辉煌，而老段没有一个类似杨元庆的大将，为他的事业赋予源源不断的创业精神，形成细水长流的纯粹市场化的收入支柱。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下，没有杨元庆的柳传志很可能也是老段的结局。而假如拥有杨元庆，段永基可能就是今天的柳传志。一念之差，就是需要一个真正建立市场化核心商业模式的将才！自上而下的资源再多再大，也是一次性的，而自下而上的市场的力量却是源源不断的，是活的！所以，老段和老柳的差距，不在于本人的高低，而在于将才的选择、培养和驾驭！因为他们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简单逾越，而必须依靠下一代企业家来完成超越的使命。段永基最终停留在自己的高度和局限上，而柳传志可以继续享受由新人传承的更久远的提升。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写了很多批评中关村的文章，认为在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近乎原生态的高科技创业和创新的浪潮之后，中关村开始明显走向衰落，失去了长期以来中国高科技绝对的中心地位。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文章居然得到了“村长”段永基的关注。我因此有了几次和老段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在交流过程中，我深深惊诧于他对于时势和问题的认识之深刻，判断之犀利，心情之痛切。可以说，在思想上，他完全明晰自己的问题，也同样不失历史的使命感。然而， 我们不得不承认，老段在真正解决企业发展的问题上最终是频频失败。但是，像柳传志和段永基这样有着宏大视野和王者魄力的企业家却很长时间都不可能再现，他们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他们永远值得尊敬。所以，段永基在中关村的淡去是个人的悲剧，但更是中关村的一种失落！
企业家的累和苦一般人难以想象，我们应该有宽容的平常心。从企业家的生命周期来看，放眼中国高科技产业，老段达到的高度以及时间长度，依然是非常难得，超越他的人少之又少。
段永基向四通人推荐《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编辑本段回目录
《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出版之后，出乎作者的预料，第一个打电话道贺的人居然是段永基。
在简单的对话中，段永基表示要让四通所有的人都看这本书，向李玉琢学习。
段永基：“李玉琢，你的书写得太好了。我要让四通的每一个人买一本，认真读一下这本书。你在四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当时四通的创业精神非常值得现在的四通人学习。”
李玉琢：“你不怕在书中把你写成一个坏人吗？
段永基回答说：“不怕，对每个事物、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能完全用好坏、对错来衡量。特别是深处其中的人，可能看得不一定很清楚。”
段永基还指出，书中有一个地方说的不对：“李玉琢，你在第93页‘我眼中的段永基’一节中写到，‘段永基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没有谁能正确评价他’。难道你李玉琢的评价不是正确的吗？我认为应该把‘正确’改成‘准确’。”
附录：我眼中的段永基
段永基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没有谁能正确评价他。
我在四通的8年间，段永基始终是我的领导，我们合作时间最长，是非常默契的工作伙伴，但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同路人和不分彼此的朋友。
1987年3月3日到四通报到的第一天，我正在陈永长的办公室看些材料熟悉情况，一个中等身材、穿一件墨绿布面棉袄、戴副眼镜的人走进来，屋子里的人纷纷站起来打招呼说“老段来了”。从中我感觉到，这个人可能就是陈永长跟我提过的、即将成为我的直接领导的段永基，尽管看起来脸稍长且不够端正，但眼睛富有神采，整个人充满活力。他说话有一点鼻音，对我开门见山：永长向我介绍过你，希望你不要答应其他人向你提出的工作邀请，合资公司正需要你，工作方面多问问永长。那时他正忙于陪Wan Runnan与日本人谈判，和我说了这几句话就急匆匆地走了。简短一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个人挺干练。
那之后大概过了十多天，合资公司最后几轮谈判要求筹备组的人都参加，我那时刚来不久，主要是旁听。谈判时，除了Wan Runnan讲就是段永基讲，而且很多细节都谈得很周到，我开始感觉到段的水平。
段永基跟Wan Runnan同岁，1946年生人，1970年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曾做过几年的中学教员，再后来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到航天部621所工作，做到研究室副主任。四通成立不久段曾带研究所的一个粉末冶金项目进来，但没搞多久就下马了，他也很快离开了四通（崔铭山认为：段是因为四通被查才离开的，说明段当时不坚定，是逃兵。但我从万和其他人那里未听到此说）。段永基第二次正式加入四通大概在1986年中，初期只是在进口采购部门做王安时的助手，这一段共同工作为二人后来的合作与友谊奠定了基础。
合资企业办起来之后，我和段打交道就多起来了。我作为中层干部经常要和他一起开会，我觉得这时候段永基办企业的能力开始显现出来了。安排事情头脑清楚，十分干练。好像什么事都胸有成竹，其实有些事也不是很有把握，但他总能临危不乱，想出解决办法来。
他的工作精神也是我很佩服的。他很少休息，任何短暂的时间都能休息，或者在车上随便眯一会就够了，精力充沛，脑袋瓜子永远在转。他到现在都是这样，早上８点以前必然出现在办公室里，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一定是晚上１０点钟以后。
段永基的精力头两年基本都放在合资公司(SOTEC)的发展上，我和他的合作非常好。我当了副总经理后，合资公司的事基本不用他操心，他也十分放心。
他对我也很好。那时候我家住在中关村的筒子楼里面，条件差，他从不嫌弃（估计他家的条件也好不了多少），有时没吃饭，就到我家吃面条、烙饼；头二三年到日本访问，我们俩还经常一起到小摊上买便宜的领带；经常到东京秋叶原去吃比较便宜的、他认为是“天下第一面”的牛头面；1987年底我第一次去日本考察回来，段永基还亲自到机场接我。
那个时候，在外人看来，我和段永基是“铁杆”。
段永基的能干是大家公认的。他除了有能力之外，对别人的关心也很周到。记得有一年春节，段永基打电话给我说:“明天一块去看看干部们吧。”见面之后他让司机到水果摊买了25袋水果，一家一家给SOTEC的干部们送去，令所有的人都十分感动。
那时候，很少有人对段永基无好感，也很少有人不敬佩他过人的精力和能力。王缉志也在文章里写道：
当时（创办合资公司初期）王安时对我说，科学院前党委***张劲夫说过，要有人为科学家提皮鞋，段永基就是为你提皮鞋的，各种杂事你都可以交给他办。的确，段的工作能力很强，凡是与开发有关的非技术问题，我都交给他去办，他总是完成得很好，工作落在实处，而且看来他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很任劳任怨，很少看到他提个人条件，当时我们合作得很好。
此外，段永基才气横溢，讲话有说服力，文章写得也好。在四通，像他这样能说、能写、能干、又有思想灵性的人，除万之外，无人能及。
在合资企业的前期和四通的前期，段永基的工作是极为优秀的,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他是Wan Runnan手下最得力的一员大将。
在1989年6月那样一种可能危及四通存亡的重要时刻，段挺身而出采取各种措施，使四通避免了可能的混乱、分裂和解体,表现了四通领导层从容应付危机的能力；在那微妙阶段，当人们认为不便由他主持公司工作的时候，段同意由沈出面，并没有计较权力的得失。但随着事情的平息，公司逐渐恢复元气，外部压力减轻之后，内部的问题开始露出头来。
一个问题是沈主政时期，沈、段一个比一个更积极地批万提出的办公司的一些思想、理念、口号、做法。我一开始以为是政治需要，后来发现是真的，是真的要否定四通当年正确的东西，以至于完全拧着劲做事情，在用人上、经营上、内部关系上，都尽量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做法。这就会进入误区。Wan Runnan有政治上的问题并不一定说明四通这些方面也错了，这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硬着头皮非要逆着来，不仅不是纠正什么，反而自入斜路。
另外就是派性和权力斗争的逐渐表面化、公开化。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使段必然身陷其中：第一，1989年的危机和工作组进驻阶段，出于公司的稳定的考虑，大家同意将董事长、总裁大权都交与沈，但公司的主要经营工作仍然由段全力维持，本来从能力、实际作用、威信以及公司最后时刻的安排，段都是当仁不让的最高领导，但事情逐渐过去后，沈却并没有意识到主动及时地让出至少是总裁这样的职务与段，这就逼迫段只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权力要求。斗争的后果是，四通从此再未平静过，以沈和段为首的明争暗斗使四通的元气大伤；第二，尽管段始终处在较为主动有利的位置上，但1991年他得到总裁职位后，因无人掣肘，独自决策过多，严重失误增加，一年多后反而迎来七董事联合倒段的个人危机；第三个后果是段个人性格上的变化，主要是对人的不信任，这既可能有他自己身陷权力斗争中形成的习惯，更有朋友叛变（如王安时的反目）给他的教训。颇具亲和力和行动能力的老段不见了。以至于后来段宁可信任司机，也不相信包括我这样与他并肩工作多年的伙伴。
1989年以后，四通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失去了方向。无论沈主政时期、段主政时期,他们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四通的产业方向这样重大的问题,头脑发热和多头政治,使四通这样本来方向明确的企业,从此在可能想到的各个领域都插上一脚，留下数不尽、还不完的窟窿账。
所有这些后果中，四通的许多领导人（包括万在四通鼎盛期分封诸侯式地将许多高层派出创业的后遗症）都或多或少地负有责任，段自然也不例外。以他的地位和能力，他完全可以把四通带到另一条更为健康的路上去，正如联想、华为的领导人那样，这两个公司同样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却并没有像四通一样宿命般昙花一现。
惟一不变的仍然是段的聪明和能力。他永远都是能解决问题的能手，可惜他的精力和智慧过多地耗费在无穷无尽的“挖坑”与“填坑”过程中，这是十分可惜的。他仍然表现出异于常人的顽强斗志，无论多么不利的局面，他都有办法渡过难关。他的记忆力很好，自己说过的无论什么话都能记得住，绝不会说漏嘴。
段永基曾对我半开玩笑地说，他将来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我所认识的蒯大富和Wan Runnan》。据说“wenge”中他曾是著名的所谓“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蒯司令”的秘书。
段永基对我的影响很大，正面的影响使我在四通8年而无悔，负面的结果让我这个准备在四通干一辈子的人也只好无奈地痛哭离去。他的前期告诉我哪些事情该做，他的后期也使我明白了什么事情不该做。就在我和他最后一次到日本时，他曾对我感叹：“李玉琢，这么多年了，合资企业的干部还是没有成长起来，是不是我们俩的班主任当得太好了，干部们太依赖我们了！”在他的眼里，至少把我看作是一个已经成长并比较合格的干部。
1995年5月底，段永基得知李文俊深圳之行劝说无望，从北京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李玉琢，我最近准备去美国办点事，路过香港，你能不能过香港，咱们再谈一谈。”
在四通香港上市公司嘉华大厦的九层，段与我做了最后的谈话。
他说：“李玉琢，能不能不离开？你离开的影响太大。”
我说：“老段啊，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做出这个决定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我自己很清楚在四通已经没什么好干的了。”
然后他问我准备到哪里去，我说去华为。他说：“华为？没听说过，没什么名气吧？”我说：“当年我到四通时，四通也不出名，后来还是发展起来了。”“你年纪也不小了，可要想好。”“在四通这么多年的锻炼和学习，估计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
最后他向我提了一个要求：“我们两人口径一致，就说你到华为学习去了。你看怎样？”我同意之后他又说：“只要我段永基当总裁，你李玉琢随时可以回四通；你的孩子在美国读书，她的条件和其他副总裁一样；深圳的房子你可以照住。”
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里还是有些感动。我说：“老段，感谢。”
我的女儿李娲1993年秋天（14岁）与另外4个孩子一起被四通送到美国留学，中学3年直到她上大学前都是四通花的钱。那时我还真担心因为我离开四通孩子被送回国。那时手里几乎没有钱，骤然让我1个月为孩子掏几百美元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我离开四通１个月左右还住在四通在深圳的房子里。
谈话中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谈到我为什么离开四通，这个问题一般都难以回避，但他没问，我也没说。老段是有自尊的。
后来听说，老段在四通干部会议上讲：李玉琢并未离开四通，他到外面学习去了。
谈话之后，老段请我吃饭，算告别宴，作陪的有副总裁王玉钤。3个月后我回京办事碰到段，他还跟我谈回四通主持三菱四通半导体合资企业一事，但此时我更不可能回头。（李玉琢）
背景介绍编辑本段回目录
清华大学毕业的段永基，在经历过被“发配”武都，衣食无着落、沦为“无业游民”的8年艰苦生活之后，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拿到硕士学位后进入航天部621所研究室，并当上了研究室副主任。在研究室的日子里，“不安分”的段永基带着研究室里的职工跟四通合作搞创收，并“叫嚣”着“我们今年??衣机……”。尽管得到职工的爱戴，却被某些人戴上了“福利主义”的帽子，一怒之下离开了研究室。但是研究单位主任级的位置也为段永基在日后的四通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在那个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扩展的1984年，一批科技人员辞去公职，向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公社借了两万元启动资金下海创办了中国首批民营高科技企业——四通公司。辞去公职的段永基被逼上梁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找四通”。四通创始人万润南的力邀，使段永基迅速找到自己的定位。四通公司在打天下的80年代主要致力于开发经营办公自动化产品。秉承技巧型经营理念的段永基多方“化缘”筹措资金并领导MS系列中英文文字处理机的市场调研、开发和生产，亲自组建全国营销网络，使其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85%以上，支撑了80年代的四通每年300%的高速增长，并一度压倒卡西欧、理光、夏普等在当时风头正劲的洋品牌，为中国办公自动化进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然而辉煌犹如昙花一现留存在中关村企业历史上。1989年以后，仓促完成权利交接的四通由段永基全面主持工作。作为企业战略制定者的他，在此时犯了一个战略性失误。他虽然意识到公司单一产品所占份额过大无异于引鸠止渴，但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坐失PC发展契机。之后的四通4S激光照排，也以虎头蛇尾告终。虽然屡屡饮恨，但段永基迅速调转船头，转做商业专用机。1997年3月，国务院正式发文，大规模推行金税工程。此时段永基与政府得天独厚的关系，使四通成为金税办公室组成单位之一，介入生产计税收款机、增值开票机的“御用制造”。
“恐龙曾经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却也因为不能适应生态环境而消亡了。”1991年在经历了短暂迷茫期后，段永基提出以股份化、集团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为核心的“二次创业”。四通将多元化调整到一定范围内，改变早期的游击队做法，形成电子领域的多元化合力。对于信息产业，段永基认为不能做“倒爷”，“与巨人同行”在合作中提升自己才是正途，三井、松下、三菱，微软等大公司的手都与四通握在了一起。逐步形成了包括票据打印机、商用和税控收款机、工控、图文、半导体芯片等产品的电子经营系统，建立和发展了照明电气产业，并以系统集成和信息服务为主打。四通系庞大的群舰已有50余家全资、合资及联营企业，4个海外机构，直接控股或是接间持有股份的上市公司达到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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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 |
产权问题就像勒在企业头上的“紧箍咒”，平时不觉得，发作起来真要命。四通是个民营企业，按理产权的问题会相对简单，但是历史却开了四通一个玩笑，使它成了段永基“永远也说不清楚、你也绝对听不明白的问题。”作为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拓荒者，80年代初期的四通别无选择，只能适应当时的形势给自己找一顶“红帽”戴上——挂着四季青乡企业的招牌，这也是四通所谓“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的由来。这也为其将来的产权纠纷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为解决产权问题，段永基10年潜心四通改制，为中国企业的产权改革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早在1988年前后，以吴敬琏为首的工作组便进驻四通破解产权迷局。1990年9月，刚刚上任四通总裁的段永基下了结论：大气候和小环境都不允许四通急于求成解决产权问题，只能暂时先“挂”起来。1992年2月小平南巡，全国为之一振。四通人迅速向主管部门多方出击，赢得“北京市股份制改革试点第一家”的历史机遇，上报方案以四通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四通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股份改造主体，先将其资产部分量化到员工头上，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但官方的意见为：四通上市本身就是敏感之举，先动存量更是敏感中之敏感，建议缓行。此事再次不了了之了。
1998年，四通改制再起波澜。段永基清楚地看到，因为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四通不能分，只有买，在接触了几家金融机构后，段永基想到了“经理层融资收购”，创造性地引进了由四通经营层融资收购四通产权的改制思路，此举被称为中国第一起MBO(即经理层融资收购)。为了MBO行动进展更顺利，段永基还把“经理层”的范畴扩大至经理层和所有员工。他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MBO。1999年，借助MBO，四通投资公司(新四通)成立。然而到2000年时，为理顺产权关系而进行的MBO却突生变数。老四通并没有接受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安排，而且新四通似乎又变成了四通集团的一个新项目，尽管新四通拥有原来四通集团中盈利最好的核心部分(四通香港上市公司四通电子)，但是在不少业务上与老四通有相当的重合。老四通依旧把持着四通信息技术公司、四通宽带网络公司、四通生物医药公司核心业务，基本属于四通计划中的IT和生物医药两个方向。加上四通投资公司的增长率也不够，对老四通的优良资产购并显得遥遥无期。新四通患上了“四通后遗症”。
既然“说不清也听不明白”，段永基不说了，但是段永基并没有停止努力。事实上，通过高明的“财技”和多年来积累的资源，段永基正在把四通产权改革这一未完成的革命，渐渐推进到新的领域和境地。新四通夭折并未终止他强有力的逻辑，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在1999年打造新四通平台的时候，他就大胆设计：四通集团将逐步消亡，其资产和业务将以“新四通”模式逐步被“新四通2”、“新四通3”等等接走。2001年12月21日，四通巨光轻悄坠地，半年之后，当它作为“新新四通”被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完成了收购四通电子(HK 0409)16.64%的股权、与上海健特(SZ 00416)合作两件大事。媒体喻此为四通MBO戏剧第二章。至此，以段永基为首的四通管理层，联同巨人和光彩集团两大铁腕外力加盟，成立四通巨光，向四通集团购入四通投资的股权，借此清除四通投资的阻力，并借助两大民企的资金实力，真正开始收购四通集团的资产。1999年应时而生的四通投资(即“新四通”)在轰轰烈烈中开始，在无声无息处被架空，将沉重的使命交给了“新新四通”。而老四通除了一堆无人认领的股权和债权已经成为一件摆设。
1999年，资本市场上的丑闻主角“琼民源”被停牌两年后，北京住总集团总公司据说怀揣7个亿前来“救驾”。这桩被很多股民视为“功德无量”的重组，诞生了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两个多月后，时任四通董事长的段永基“受北京市委、市政府委托”出任中关村科技的总经理，“应征入伍”成为高级“打工者”。段永基面对的中关村科技是一个下属17家企业，100%是做房地产的“科技”公司。所以段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中关村科技“由一个传统上市公司，向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转变”。
段永基首先通过股权置换的方式，将一些房地产企业退还给了住总集团总公司。跨完这长达一年的一步，中关村科技拥有了建设、生物医药、通信、投资四大板块。重组是一件漫长的事情，所以段永基与中关村科技不得不选择“长短结合，今天和未来结合”，一方面有着长远的计划，另一方面要保证今天的赢利。中关村建设每年给提供超过一亿的利润，但这不够；广东的CDMA项目，2000年度实现毛利7,415万元，这也不够；四环制药今年的利润将达到5,000万，这也不够……要成功转型，估计需要20亿的资金。为此，段必须直面被他指斥为“有病的股市”、“精神病”的股市。他的伟大计划还需要这个充满短视和投机的资本市场的的支持。“中关村”招募新股，资本剑锋直指电信霸主的宝座，增发的12,000万股筹资的9个项目中，有6个与通信有关，总投资额近10亿元。此外，“中关村”又与北京歌华集团各占50%的合资公司，为北京有线电视网惟一的接入和内容提供商；旗下的森泰克正式向全国推出“奥星天网”；与微软及“左手”四通共同成立中关村软件等等。
段永基通过近两年的摸索和准备，终于为中关村科技找到了“科技”的真正含义。创造了“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段永基所施展的法力十分惊心动魄，整整1年时间，段永基把长期修练的功夫全部施展到资本的战场，并发挥得淋漓尽致。有市场人士说，段的功力足以让新生代资本家学三年的。长袖善舞段永基可能不是一个企业英雄，但他运筹资本的力量，已近神话。
经典语录 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个企业家应该具备三种气质：做诗、做势、做事，首先要有想象力，要懂得造势，还要扎扎实实地做事。
☆恐龙曾经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却也因为不能适应生态环境而消亡了。
☆不是麻雀，不一定就是凤凰，也可以是喜鹊、乌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四通绝不只是昨夜星辰，也绝不会成为流星化作的陨石。它将永远是一颗闪亮的星星，一颗真正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美丽的恒星。
☆没有自己的产业，就像一株大树种在沙滩上，没有根基。
☆要参加全球经济的“奥运会”，首先要懂得比赛规则，二要大幅度提高自身素质，取得参赛资格。
☆通过组织资源的方式来盈利的组织就是企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一个公司能否取胜，就看它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金、人才、原材料和市场的能力如何。
☆盲目排外的情绪很可怕，这是90年代的“义和团”思想。
四通的二次创业不是要把自己雕琢成一件稀世珍宝，而是要把自己改造一个具有现代商战能力的机器。
☆目前的企业家划分为4个层次：推独轮车的、骑自行车的、开汽车的和开火车的。推独轮车的经营者层次最低，可以形象地理解为那些不太注重产品质量、靠非正当手段获取利润的人。骑自行车的，更重视产品，讲究质量可靠，技术先进。段永基自称属于这类企业家。第三层次是开汽车的企业家。除了质量可靠，技术先进，他们还讲究资本运作和市场策划。段永基认为，这些人的产品未必最好，却卖得最好。开火车的既讲究垂直分工，又讲究合作。
段永基 消失的大佬编辑本段回目录
个人档案：
段永基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
曾担任四通集团董事长
他在文革中度过了自己的清华人生。他的人生充满了悲剧意味，在巅峰时期，他曾掌控三大上市公司，创造过产业辉煌；但他也无数次陷入败局，每次都是竭尽全力，才勉强得以脱身。他是中关村最知名的老企业家，骨子里却像一个有几分赌徒气质的投机商人；他对朋友很讲义气，但也善玩权术。有人尊称他"中关村村长"，也有人戏称他为"赌徒"
离开新浪之后的段永基，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2008年3月31日晚，新浪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对外宣布：董事长段永基离职，并辞去在董事会及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汪延出任代理董事长。上述人事变动自宣布之日起生效。
这之后，媒体就再也没有了关于段永基行踪的报道。这位中国非公经济的领军人物、四通集团的创始人之一恍如人间蒸发一般，神秘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之外。
2007年11月，段永基辞去上市公司中关村科技副董事长和董事职务的时候，曾经有传言说老段要去非洲淘金，理由是在香港上市的四通控股当年6月曾经发布公告称，其与泛海集团等多家国内企业成立了一家合营公司，主要从事中东地区、非洲及其他国家的矿产资源勘探及其他配套业务。
在这家合营公司里，段永基个人占股20%以上，再加上四通控股持有的该公司16.67%的股份，段永基拥有绝对主导权，这正是2007年年底一度盛传"老段将要去非洲淘金"的消息源。然而是否真要去非洲淘金，并未得到段永基本人或他身边其他人的证实。
在痛苦中领悟清华精神
四通集团自创建以来，高层管理团队基本上都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段永基也不例外。段永基生于1946年7月，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不过，清华带给段永基更多的是一些痛苦的回忆。
据段永基回忆，他进入清华之后，只在第一年上了不到10个月的课，文革就开始了，他们也跟着"闹革命"去了，学业全部被荒废了。刚开始段永基还是罢课闹革命的积极分子，但一段时间之后，段永基就对文革中的一些极端做法感到不满，成了逍遥派，成为革命小将们排挤的对象。
因为批评工宣队的一些做法，1970年，段永基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时候，意外地被分配到了甘肃省武都县工作。
对于这样一个下放边远地区的决定，段永基感到非常气愤，他坐在西去武都的火车上，前思后想，最终做出了一个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决定，他决定"抗拒"组织的安排。于是，段永基跳下火车，"逃"回了北京。为此他付出了8年没有户口的代价，而这个代价的直接后果便是无法领到粮票，只能花高价买粮票，然后再去换粮食。当年段永基在北京，陷入山穷水尽地步的时候，偶尔得到了一位"贵人"的帮助，这位"贵人"推荐段永基去北京的一所中学担任代课老师，这样才解决了他的生存问题。
1978年，段永基和这个国家一起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32岁的段永基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考上北航研究生，对于他的意义不仅仅是"补课"，更意味着段永基重新获得了一个稳定的"铁饭碗".毕业之后段永基被分配到了航天部621所，并很快被提拔为了一个研究室的副主任。
虽然清华带给了段永基很多痛苦回忆，但段永基还是对清华有很深厚的感情。2006年6月，段永基应邀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演讲时就表示，创业需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在创业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时候就需要用清华精神来鼓励自己坚持下去，永不言败、永不屈服，自强不息，这样才能走向真正的成功。"段永基说。
段永基还表示，虽然自己在运动中遭受排挤，学业、工作被耽搁了，但在那个特定年代的锻炼，也让他变得坚韧、耐压和沉稳。
从春风得意到几乎跳楼
1984年，中科院的万润南、沈国钧等人向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2万元钱，创办了四通新技术开发公司。这一年从中科院下海的柳传志也在中关村的一间小房子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也就是今天的联想。
段永基参与了四通的创建，但由于有多年"无业游民"的经历，他舍不得立刻丢下航天部的"铁饭碗".然而一年多之后，由于带着研究室里的同事搞创收，却遭受到上级的批评，血气方刚的段永基一气之下离开了研究室，正式加盟四通公司。
段永基在运营四通办公自动化业务期间，他主持生产的打字机系列产品，曾经囊括了当时中国办公自动化市场85%以上的份额，支撑了四通早期每年300%的高速增长，使四通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收入雄踞中关村科技公司的榜首。
1989年，段永基临危受命，全面接管了四通公司，他带领四通公司进行了"二次创业"，四通基本实现了集团化、国际化、产业化和股份化。1993年的段永基可谓春风得意，此时他领导下的四通公司仍然坐在国内电子企业百强的首席上。这一年8月，四通旗下的四通电子（0409.HK）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一共发行了1.5亿股股票，募集资金2亿多港币。四通电子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大陆民营IT公司。
然而，好景不长，短暂的辉煌之后，四通很快就陷入了经营的低谷。段永基后来总结说，四通的问题主要出在产品研发上，他们没有找到一个能够给四通带来快速增长和更大贡献的新产品，却在市场定位方面犯了两个错误。
1992年，四通集团一年的净利润达4亿元，段永基开始主动转型，为四通公司寻找新的拳头产品。他们下大气力研发出激光照排技术，并将其产业化，开发出了国内领先的产品。在客户细分上，四通将产品定位为科技书刊出版社，而没有定位为报纸，由于科技书刊出版社当时没有钱购买四通的新产品，于是，这个先进的技术只能胎死腹中，没有走向市场。
1993年，四通开始生产用于增值税系统的收款机。该产品的主要作用一是计费收款，二是开票就自动缴纳增值税，就像飞机的黑匣子，砸烂了，增值税交多少都还有记录。但在推广这项技术时，却遇到了困难。用段永基的话说就是："遇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抵抗。"四通在沈阳做试点，有人往收款机里面倒茶水、倒咖啡，弄坏了说不能用了。其后，国务院曾经三次下令在全国推广这款收款机，结果都不了了之。
实业玩不转了就去玩金融。1997年，四通曾经允许一位金融学博士承包四通财务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驻武汉的派出机构，结果这位金融学博士以四通名义在武汉发行债券，骗走了2.4亿元，四通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中央下令关闭武汉的金融债券市场，这件事才败露。但因为是以四通的名义进行的诈骗，同样也是受害人的四通还得赔偿这笔巨额债务。
"直到2002年我们才摆脱了财务危机，这三次失败是血的教训。"段永基坦言，"最困难时我甚至想到了跳楼，那段经历，让我理解了小说《上海的早晨》当中，描写的解放前上海滩企业家生意失败之后，跳楼的心情。"
走向平庸
李玉琢曾经在四通长期担任段永基的助手，他评价段永基才华横溢，精力充沛，说话有说服力，文章也写得很好，脑袋瓜子似乎永远都在转。在四通公司时，段永基早上8点以前必然出现在办公室里，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一定是晚上10点钟以后。
而且段永基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高手，他始终表现出异于常人的顽强斗志，无论多么不利的局面，他都有办法渡过难关。可惜他的精力和智慧后来更多地消耗在了权力斗争和无穷无尽的折腾当中。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四通的鼎盛时期，四通一家公司的纳税额占到了中关村所有公司纳税总和的60%以上。在当时的四通面前，联想、方正、紫光、用友等不过是一群小矮人。
当时段永基在管理和经营企业方面，也有很多创举。例如在国际化方面，段永基做得最早，动静也最大。他率先提出了办企业也要"站在巨人肩膀上"，与"巨人同行". 1993年，四通与松下合作，成立四通松下电工。同一年，段永基还成功与美国的康柏联姻，康柏作为美国PC行业的新星，正极力拓展全球市场，四通及时伸出橄榄枝，成为康柏电脑中国区总代理。次年四通又与康柏合资成立康柏（中国）有限公司，虽然只占股10%，但成为康柏全球25家公司中惟一一家合资公司。之后，四通与康柏的关系逐年深化。
在前期成功的基础上，段永基拉来的巨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从美国的微软、康柏，到日本的松下、三井、三菱，不一而足。据统计，四通正式牵手过的外资企业仅日本就有 12家，美国就有5家，而且相对集中在IT、电子、通信等高科技领域。
在把这些巨头领进中国的同时，四通本身也得到了切实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仅体现为引进技术和管理，还实实在在表现为产品销售利润与出口分成。段永基后来在出席某些场合的聚会时坦陈，四通的不少合资项目取得了15倍的回报。
段永基还主持设计了四通的两次中国式MBO，创造性地设立了员工持股会，解决了四通的产权归属问题，这至今仍然是不少中国企业家解决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产权问题，必然会参考的一个经典案例。
在产业化方面，段永基也具备远见卓识。除打印机领域之外，四通又试图开辟激光照排、金税工程等系列产品，既要避免产品过于单一，又要避免产业过于多元化。
然而，也许是过于超前，过于担心成为先烈等原因，四通步步都踩到了点上，但一步也没踩踏实。电脑代理成就了联想，激光照排成就了方正，税控打印机最后花落多家。段永基1999年被北京市政府"钦点"，出任上市国企中关村科技的总裁。他为中关村科技选择的CDMA、歌华数据、电子政务、中广有线等业务，也都是浅尝辄止，不是画饼充饥，就是虎头蛇尾。
1997年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四通竟然在产品、销售、渠道、网络、品牌、技术等各个方面都毫无建树，这期间套在明星企业家段永基头上的光环也越来越暗淡，外界对于他的负面评论也越来越多。
有评论认为，段永基是一个错位的企业家。段永基悲剧的根源在于，他总是坐在民营公司的椅子上，打着政府的算盘，公司只有10亿元的规模，他却天天谋划着1000亿元的产业。
晚年的段永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2003年，在四通电子以11.7亿港元收购史玉柱旗下的脑白金和黄金搭档时，媒体质疑这两个产品已经老化，段永基是在替史玉柱套现。段永基对此解释说，四通这些年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源于客户定位有问题，过去的四通一直瞄准政府和企业，始终没有面对13亿消费者，这是四通最大的失误，收购脑白金和黄金搭档，恰好可以弥补四通在这些方面的不足。
然而无论是牵手史玉柱买保健品，还是拉着黄光裕等大佬投资房地产，都没有能让段永基重获生机，段永基近几年带领旗下的公司左冲右突，仍然是毫无建树，反而更像是回光返照。到2005年，四通系不是爆出企业亏损的新闻，就是传出段永基被审计、双规和罚款的猛料，段永基不可避免地从明星走向了平庸。
勉强的"完美谢幕"
尽管经历了多次的沉浮，但段永基在中关村的地位一直难以撼动。他在四通集团董事长的席位上足足坐了17年，全面掌控中关村科技的时间超过8年，而新浪从其前身四通利方至今，只有16年的历史，也一直在段永基的掌控当中。
新浪堪称是段永基晚期最值得一提的投资。1993年12月，以王志东为首的创业团队接受了四通集团500万港币的投资，创办了四通利方，由四通持有80%的股份。从1997年到1999年，新浪网由四通利方脱胎而出并完成了3轮融资。不过，随着频繁融资，四通集团的股权也被多次稀释。
为了削弱创业团队以及管理层的权利，2001年，段永基通过董事会成功将王志东逐出新浪，创业家与资本之间是否水火不容的深刻话题由此产生。同年，为了进一步控制新浪董事会，由段永基牵头，吴征杨澜夫妇以29%的阳光权益换取790万美元现金和10%新浪股权以及6%的期权。随后，段永基又与吴征合资成立阳光四通。通过这些合作，段永基如愿获得了新浪20.6%的股权，又一次增强了对新浪的控制，为其长期担任新浪董事长奠定基础。
段永基担任新浪董事长期间，新浪走马灯似的换CEO，十年中共换了五任CEO，依次是沙正治、王志东、茅道临、汪延和曹国伟。据说，这些CEO变换的幕后，都贯穿了段永基的意志。
不可避免的是，在这些人事变换的游戏过程当中，新浪除了网络新闻始终保持了中国互联网媒体第一品牌的地位之外，在互联网游戏、无线增值业务、城市频道等方面，都一一被竞争对手超越。给新浪带来压力的，不仅仅有老对手网易和搜狐，还包括后起之秀百度、盛大和腾讯等。
新浪在诸多领域落败之后，段永基已经不再认为新浪是最有价值的投资了。自2003年以后，他就开始减持新浪的股票。资料显示，在2003年2月至2004年2月的一年时间里，作为新浪前最大股东的四通电子先后15次在纳斯克达抛售新浪股票，共获得1.47亿美元现金。段永基曾经无情地在公开场合宣称，他投资新浪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利。
所以当新浪方面宣布，段永基辞职，新浪副董事长汪延出任代理董事长一职，对于这一人事变动，外界普遍认为对于新浪而言，这是一个利好消息。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段永基在这个节点上离开，理由很简单，新浪本来就是段永基无心插柳的一个项目，然而这个项目却为其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作为一个投资人，资本与收益到了一定比例的时候转身离去很正常。"也有人认为，段永基早就应该辞职，互联网公司的核心管理者还是应该以互联网为事业的人来担任，而不应该是段永基这样的投资界人士，业界普遍希望这次高层人士变动能够为新浪的经营带来转机。
段永基大概也没有想到，在他撤离新浪，决定归隐的时候，会有那么多人叫好。段永基和柳传志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1995年，在联想需要资金的时候，段永基力排众议为联想的4亿元贷款做了担保。对此，柳传志深为感激，后来在四通业绩不景气的时候，柳传志也不吝援手，帮助四通获得了巨额贷款，度过了难关。事实上，柳传志早就评论过老朋友段永基："他永远踩在时代的节点上，不断转型、与时俱进，但能不能完美谢幕就很难说了。"柳传志的言下之意可以理解为，段永基如果再折腾下去，有可能会像牟其中、顾雏军等人一样，身陷囹圄，以不得已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企业家生涯。因此当段永基离开中关村科技，然后又以比较体面的方式离开新浪之后，外界普遍认为这勉强可以看成是一次"完美谢幕".
段永基告别中关村 61岁非洲淘金?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媒体上很久没做过主角的段永基上周突然“复出”，不过这次缺少些辉煌，因为再度让他受到外界关注的原因是他突然告别奋斗八年的中关村，而且离开得有些无奈和黯然。11月7日，上市公司中关村发布重大事项公告称，公司副董事长段永基已经提交辞呈，因工作原因辞去副董事长和董事职务，这一辞呈经董事会批准即时生效。这是段永基继辞去总经理、董事长后彻底告别中关村，目前他与中关村仅存的关联是通过旗下的海源控股持有约2699万股中关村股份，而过不了多久，这些股份也将从他手中消失。
段永基其人
1946年7月出生于北京，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四通集团公司董事长，曾任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北京市176中学任教。1979年重返校园，获北京航空学院硕士学位。1982年在中国航空材料研究中心任研究室副主任。自1996年起，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九届委员。
CDMA困局逼退段永基？
段永基有很多绰号：中关村教父、中关村村长、中关村老狐。这些或褒或贬的绰号中都离不开“中关村”三个字。在担任中关村高层的同时，段永基还担任四通集团和新浪网的董事局主席，但显然中关村对他是最重要的。当年他为中关村描绘了美好的未来，然而正是其中他雄心勃勃推动的一项事业最终变为了一堆难以理清的亏损数字，也正是这个项目带来的巨额损失使段永基最终退出了中关村。这个项目就是投建CDMA工程。
六年前，正当段永基大举进行CDMA项目的时候，国家五部委发出一纸让他措手不及的文件。文件要求各地在建CDMA项目必须全部移交中国联通建设，而且是立即执行，甚至要“先移交再清偿”。段永基投资高达33亿元主导的CDMA梦瞬间破灭。由于中国联通认为从中关村接收的CDMA项目根本不值33亿元，只愿意折价16亿元支付给中关村，这使得中关村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窟窿。中关村从此元气大伤。
承认在主观决策上出了问题
CDMA战略的失败虽然主要原因是不可预料的政策因素，但段永基当年投建这一项目时的确过多地表现出了个人意志。记者从有关公开披露信息中查询后发现，当年中关村为下属的中关村通信提供这些担保时，多数并没有按要求报证监会，也没有向中小股东披露。也有中关村内部人士暗示，这个高达几十亿元的项目基本都是在段永基一人意志的主导下进行的，因此如今这笔账也几乎都落到了段永基一人身上。对此，段永基也没有回避，在黄光裕接手中关村时，段永基还表示要为CDMA项目“善后”。他表示，如果最终无法解决CDMA项目担保款问题，他将把持有的约2699万股中关村股份配送给流通股东。
除了中关村的衰落，四通的辉煌不再也与段永基的主观决策不无关系。五年前，段永基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二届年会上谈及四通的发展时，承认自己“乱投的钱有好几个亿”。他表示，四通集团每况愈下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对市场了解不够、偏听偏信，“四通的问题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主观决策上出了问题。”
一次成功，两次失败
段永基是中关村乃至中国民营企业的多重标志性人物，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他是清华园里第一代创业并成功的企业家。掌门四通集团的他是中关村这块神奇土地上的第一代掘金成功者，他的名字和柳传志、王文京等一批精英被永远地刻在了中关村科学园的石碑上。他的成功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认可———八年前，刚刚导演过“四通辉煌”的段永基被任命到中关村出任总经理。四通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民营企业之一，而中关村则是大型国有企业，一个民营企业家能够进入国企担任经理人足可见段永基当时的分量。据称，有关部门让段永基执掌中关村时，对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要在国企干三年以后就变成一个国企干部，要保持民营企业家的特点，坚持创新。
不过，对于段永基而言，他的成功只有“四通辉煌”这一次，而失败却有两次———此后四通的衰落和中关村的连年亏损使他在几年间几乎天天要为找钱而苦苦奔波。当时中关村不仅因CDMA项目遭遇了资金危机，更遭遇了空前的信用危机。段永基甚至曾用公司的标志性建筑“中关村科技发展大厦”房产做抵押在中国银行贷款10亿元。2003年11月，中关村更是在贷款没有到期的情况下就遭到民生银行起诉。2004年，业界还突然盛传段永基被有关部门“双规”。当时段永基这样回应，“我十年之内不会出事！”
要到非洲再创业？
虽然有些突然，但段永基早晚要告别中关村早在人们意料之中。从中关村的实际掌门人换成黄光裕开始，段永基在中关村的话语权就已经名存实亡，因为前者一心要把后者梦想打造的科技公司改造成纯粹的地产公司。
不过告别中关村的段永基不会闲着，目前业界盛传的说法是，段永基的下一步事业是要到非洲开拓金矿。这一消息是几天前段永基在重庆参加中国非公经济发展论坛期间透露出的。他表示自己已在非洲相中一座金矿，而且已与上海复星国际副董事长、总裁梁信军和力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尹明善进行了接触，打算组成“淘金三人组”。
其实，段永基挖金矿也算不上太“八卦”的消息。虽然一直被归入高新技术明星行列，但段永基的涉猎远不止这些。仅仅在中关村内部，就包括了高新技术、工程建设、生物制药等众多领域。此外，段永基的老朋友史玉柱曾经创立的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知识产权及营销网络也被段永基在2003年以12.4亿元的价格收至麾下。四通集团旗下的四通电子技术公司还与杨澜的阳光媒体合资成立了“阳光四通”，将新媒体作为主要投资方向。
其实，就在段永基担任董事局主席的四通集团内部也有一家资源公司，不久前还取得了也门阿塔克区四个区块的勘探权，目标矿种为铅、锌、金、铜等。由此可见，段永基要到非洲开采金矿也不算太大的意外。
我们难以预测段永基的非洲淘金之旅是会重复当年四通的辉煌，还是如今中关村的惨淡。但61岁的段永基雄心勃勃。(张钦)
360度段永基：一个我们熟悉的陌生人编辑本段回目录
新浪前董事长段永基辞去新浪董事长这一举动使段永基再一次被媒体所关注，实际上，这种关注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从来都不缺乏。
但是真的，虽然这是一个大众非常熟悉的人物，但是一下子，你又很难概括他，越是努力回忆，这个原本清晰的印象就越发显得模糊……
理想
即便在事过20多年之后，仍然要指出，最初时的四通，是一个拥有众多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如果不那么看，就不能充分理解故事后面的演绎。
段永基，1946年7月出生，北京人。
他是中断高考前的最后一届大学生，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几个月后，课程就受到了文革的影响。很多年之后，段永基总结自己这一代人，年轻时基于环境对外部世界了解不多，优点则是经历事情多，更有“韧性”。
1970年，大学毕业后的他进入北京176中学任教。176中学在那个时期是一所普通中学，但是在1984年后转变为面向外事服务的职业高中。文革之后，1979年，段永基同当时许多人一样，回到校园，不过他是考入北京航空学院读研究生，随后获得硕士学位。
1982年段永基进入航天部621所研究室，并当上了研究室副主任。621所另一个对外的称呼是中国航空材料研究中心，近年来会因为诸如分析“永乐大钟”材料构成而见诸报端。
[关于四通]
1984年，中国科学院的万润南、沈国钧等7名科技人员辞去公职，向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借款2万元，创办了四通新技术开发公司，并以集体企业形式挂靠在四季青乡。为个维系这个挂靠关系，以后很多年，每年四通都将当年获利的20%上交乡政府。
四通即英文“Stone”，石头，意为，希望成为后来者的一块铺路石。段永基事后回忆，他参与了四通筹备的过程，但是没有在最初时介入，原因是他希望通过研究室同四通合作来参与市场。
段永基的项目是：组织职工利用业余时间，从当时的北京东方化工厂买来化工废料，然后提炼白银，通过四通的账号创收。获得收益后，用于职工的福利。不过这一做法，也引来了不同的看法。这样，1985年，段永基正式加入四通。
从《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该书作者李玉琢担任过四通副总裁)一书的描述看，段永基最初带来的是一个粉末冶金项目，但是很快项目下马了，段永基也离开了公司，不过1986年年中，段永基又重新回到四通。
1986年四通推出了MS－2401文字处理机。MS－2401是时任四通总工程师王缉志组织开发的。作为副总经理兼OA部部长的段永基则负责生产和销售。此时，PC尚不成熟，售价高达数万元的文字处理机很快受到企事业单位的青睐，基于中文理解，MS－2401同时确立了对海外竞争对手的优势。
段永基回忆：文字处理机累计销售了30万台，在高峰时期，要占四通全部收入的70%，利润的80%。在文字处理机热销的推动下，四通集团1986年营业额为1亿元，1988年达到10亿元。成为无可置疑的中国头号民营科技企业。此时联想仍处于起步阶段。
1989年年中，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万润南离开了四通，1991年段永基出任四通总裁，全面主持相关工作。
“二次创业”
“二次创业”这一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界最热门的词，如果最初不是段永基提出的，那么四通也是这个词最初的推广者之一，整个90年代，四通的变化基本上可以说，是在以当时对企业发展的理解来充实这一词汇。
文字处理机是一个过渡性质的产品，虽然进入90年代后最初销量进一步上升，但是随后拐点很快出现，1995年全年仅售出4000台。适时进入PC市场是一个选择，段永基回忆：当时四通实际上缺乏对这一业务的理解，同时又希望，文字处理机的产品生命周期可以更长一些，比如基层单位采购……
但是四通对产品单一的问题是有清晰理解的，只是切入到什么领域，如何切入又是一个问题？随后段永基提出“与巨人同行”。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海外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意愿迅速上升，但是此时，相关企业对中国的市场环境仍然缺乏了解，需要合适的合作伙伴。四通得以参与到众多项目中，先后与康柏(合资生产PC)、富士通(打印机)、三井(收款机)、TRW(系统集成)、松下(照明)等企业合作。值得一题的是三菱四通的半导体项目，这使四通在一段时间内都在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商序列中位置靠前。
部分项目的回报实际上很高，与康柏的合作，1994年四通投资了220万元，占10%的股份，第二年就获得350万元的回报，前三年的回报达到原始投资的15倍。但是与自身业务关系不大的财务型投资并没有使四通构建起新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则可以看出问题的另一面，这一时期，四通一共成立了50余家独资、合资联营企业，并拥有4个海外分支机构。庞杂又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业务无疑最终会使公司付出财务上的代价。
1993年8月，四通整合旗下骨干企业，成立四通电子(0409.HK)在香港上市，一共发行了1.5亿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1.26元港币。段永基事后总结：“最得意的一笔是四通在香港的上市。联想比我们晚一年多，方正比我们晚两年多。”
今天回过头来看，上市对四通，当然也包括同时期上市的方正、联想的意义非常大，不但获得了资金，同时规范了公司治理结构，约束了经理人行为，这使四通等老牌中关村企业同那些竞争者区分开来。
当年年末，四通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投资，就是四通利方。
[四通利方]
四通集团和香港利方投资有限公司于1993年12月投资成立四通利方，注册资本500万港币，由当时27岁的王志东出任总经理。
之前王志东先后在北大方正和新天地工作，工作内容一直围绕视窗中文环境。王志东对投资方提出了一系列，诸如总经理负责制等要求，被段永基接受，实际上是摸索了中国创新企业的机制。
1995年针对微软推出Windows95操作系统，四通利方推出RichWin，即中文外挂平台系列软件。业务开始进入轨道。1997年10月获得来自华登等三家机构的650万美元风险投资，这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此后，由华登牵线，四通利方同北美最大的中文网站华渊生活资讯网合并，随后成立新浪网。1999年3月，新浪网再次获得2500万美元的投资。2000年4月，新浪在纳斯达克上市。
与新浪发展同时期，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金税工程，被允许生产计税收款机、增值税开票机的定点单位是两家，即长城和四通。这一业务一定程度上支持了90年代中后期的四通。
到90年代末期，四通主业弱化，投资庞杂的潜在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1998年，四通电子第一次报亏，此后，1999年扭亏是凭借所持有新浪股权的估值，在随后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扭转这种尴尬的局面。
彭晓红的《段永基：20年改革探路者》一文记录：段永基回忆：“1996年到1998年四通连续受到金融诈骗和商业诈骗，造成财务危机，被骗去了10多亿人民币。”这一句突兀的话无疑是说明了多元化经营造成的一个副产品——风险失控。
其实多元化是四通的老问题，80年代的时候，四通即鼓励员工独立运营事业，而四通集团给予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实质是知识分子张扬个性的情结，李玉琢的评价更尖锐：“……四通鼎盛期分封诸侯式地将许多高层派出创业的后遗症。”，究其本质，是产权归属不清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段永基版CDMA
中关村CDMA项目对段永基的意义犹如IBMpc业务对联想的意义，后者使联想奠定了进入《幸福》500强基础，前者则……
1999年时，段永基获得了一个新的平台——中关村科技(000931.SZ)。
中关村的前身是“琼民源”，全称是海南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曾经是1996年最吸引眼球的股票之一，股价全年涨幅高达1059%。不过投资者很快被告知，琼民源虚构了5.71亿元利润中的5.66亿元，股票随即被停止交易。
为了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两年后，北京住总集团成为琼民源大股东，并将琼民源的资产置换出去，1999年8月由段永基出任董事、总经理。原琼民源流通股股东以1∶1的比例，按每股5.78元增发新股，中关村股份融资10亿多元。此时适逢“新经济”热潮，到2000年，中关村的股价最高达44.80元。
各方，也包括股民都希望中关村可以成为一个荟萃中关村科技业务的平台，而段永基则理解，技术型的业务支撑如此股本规模并不容易，在咨询麦肯锡之后，他决定在业务重点放在电信增值业务上。
不过在随后似乎有一个直接切入电信运营的机会。2001年左右，段永基决心投资长城电信133网，随即成立了中关村通信公司。这个基于CDMA的133网仅在四个城市开通，性质上属于军民共建，军民共用。
当时有一个参照物，就是“小网通”，90年代末期，对应互联网带宽需求，国家批准成立了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随后亚信的田溯宁出任CEO，对应于当时的电信投资热潮，网通吸引了多方的投资，不过，在接下来的电信重组中，被吸收到重组后的中国网通。这一过程或者给段永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关村网络带资40亿获得广东CDMA项目总承包建设权，协议约定，建成后将享有运营公司35%的权益。5月24日，中国凯利及珠海国利出资受让了中关村网络大部分股份，中关村在CDMA项目中的股比下降到5%。段永基当时的想法，可能是形成一种上下游的联系，然后从分销、增值服务中获益。
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政府叫停了。CDMA项目统一由联通承建运营。2001年11月下旬，国务院决定对CDMA网先移交后清退，明确要求中关村股份在11月20日零点要全部完成移交。事后，段永基家接受CCTV《中国证券》采访时解释：这不是完全市场行为，这种移交对吧，这也不是企业行为……
随后在清退的过程中，段永基认为工程投入了33亿元，而中国联通方面只接受折价16亿元。《华夏时报》2007年11月刊出《中关村段永基时代谢幕》一文中指出：当时中国联通没有打算要中关村的CDMA设备，认为这些设备不如联通自己的先进，因此叫段永基派人把已经架好的CDMA设备从广东各地山顶拆除。“这些拆除费用就花了中关村好几个亿。”
后来的信息披露中关村分别于2001年6月、2001年12月、2002年3月、2002年6月共4次向中关村通信网络公司提供依次为25.6亿元、5.1亿元、2.7亿元和5000万元，总计33.9亿元担保，并且没有进行公开披露。如果说，2001年6月是工作需要，那么在11月仍在继续提供担保，就需要一个合理的说法了。
这一事件使段永基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2006年3月19日，证监会给予警告并处以15万元的罚款。
[抱怨]
叙述段永基的故事如同叙述三国演义，身处中关村困局中的段永基，2001年6月支持了新浪董事会的一项决定，解除了王志东的CEO职位。而在此之前，段永基和王志东被描述成另一对，柳传志和杨元庆，不同之处是，对应互联网热潮，王志东似乎更“感性”。
有关这一事件，在网络股泡沫破灭背景下，颇受媒体重视，此时舆论倾向于同情王志东，原因是他同创业故事联系，并且他也代表了互联网的某种颠覆精神。
段永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新浪网，四通投资者，17块美金甚至20块美金投给新浪网，到了现在也是一分钱没有得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投资者用换一个人当总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为什么却换来那么多的谴责呢？
段永基进一步说，“我自己一年的年薪是20万人民币，王志东是30万美金，我们省吃俭用把钱投进新浪，王志东拿着30万美金，如果整天随便花，这公平吗？”
《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1月采访了王志东，王志东表示有关段永基还是不说为好，但他补充说，在新浪帐上没多少钱时，没人惦记新浪，一旦有钱了，就有人开始插手。
今天回过头来看，实际上是，资本方和创业方各自诉求无法达成平衡后的结果，本来不至于你怨我怨，只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处理起来和理解起来还显得颇为生硬和不自然。
黄金搭挡
段永基和另一位中国IT业风云人物史玉柱熟悉并不奇怪，段永基等人发起过一个泰山研究院，早期的知名民营企业管理者通过这个务虚的平台，交换一些思路。
2001年年底段永基邀请史玉柱加盟了为解决四通产权问题的所谓“新新四通”四通巨光。在四通巨光的股东发起人中，史玉柱的巨人投资1亿元，占到总股本的32%。并且史玉柱在四通集团面临资金压力的时候，给予过资金方面的支持。
但是他们最终走到一起还是令旁观者有目瞪口呆之感。
2003年12月3日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四通电子发布公告，称斥资11．7亿港元收购史玉柱全资拥有的公司CentralNew全部发行的股本。CentralNew持有黄金搭档生物科技75%股本权益。其中6亿港元以现金支付，其余约5．7亿港元通过发行可换股债券支付。四通电子更名为四通控股，史玉柱则出任四通控股有限公司CEO。
并且，接下来明确，四通的主业将是保健品，而之前涉及的诸如工业自控、打印机等业务都将出售给一间新的上市公司，至于亏损微利业务则将清理。
“1989年到1991年是停滞，1991年到1995年是我们的高峰期，收入从1989年的10亿元增长到了70亿元。1995年之后才慢慢跌了下来，50亿、40亿到现在的20亿。”当时段永基总结，总体上来说，四通一直没有找到支柱型的业务，这既是集团的问题，也是上市公司的困扰。
史玉柱涉及的保健品，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基于营销基础，有一定的壁垒，并且毛利率高，可以对应上市公司的业绩压力。
虽然保健品产品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但是一方面史玉柱已经拥有了遍及全国的行销网络，另一方面通过四通控股这非平台还可以以购并形式，装入一些资产。事实上，2004年四通控股以6000万元收购上海恒寿堂药业重组后全部权益，包括其付附属恒寿堂保健品96.55%权益。
不过在这之后，史玉柱的兴趣转移到了网络游戏，随后成立了上海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出角色扮演游戏《征途》。结合了保健品推广方式的《征途》迅速被众多游戏迷所接受，史玉柱肯定是玩大了，2007年3月史玉柱辞去公司CEO一职。原因为其个人投资的其它项目需要投入的精力“日益增加”。接下来征途更名为巨人公司，并于2007年的11月在纽交所上市，融资10亿美元。
段永基找到了出色的搭挡，只是似乎错过了具体的项目。
资本逻辑
“四通的产权是一个我永远说不清楚、你永远听不明白的问题。”这是段永基对四通产权问题经典的描述。
虽然有关改制的问题起步比较早，1988年前后吴敬琏、萧灼基等几位经济学家带工作组进驻四通帮助搞体制改革，但是因为随后1989年，后来因为万润南离开四通，这个事情被耽搁下来了……
时间到了1998年，此时，四通资产规模达到42亿元，每年有1亿多元利润，估值的净资产据称有15个亿。
为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四通的改制采取“冻结存量，界定增量”。意在通过产权清晰的增量资产来逐步稀释产权，模糊的存量资产。1999年四通集团的经理、员工成立职工持股会，共同出资5100万元。5月13日，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持股会占51%，原四通集团投资占49%，即“新四通”，段永基和时任董事长的沈国钧各占职工持股中的7%的股份。
2001年12月成立的四通巨光，似乎延续了产权改革，相当于引入外部投资者，即所谓“新新四通”。四通巨光最早由代表四通持股会的代表、光彩事业的卢志强和巨人投资的史玉柱各投资1亿元组建。接下来出资1.5亿元购买了四通集团持有的49％的四通投资股权。
不过四通巨光在收购四通巨光只收购了四通投资持有的16％的四通电子股份，就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段永基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说：“四通的主要资产在香港上市公司，四通集团基本上没什么发展前途了。但是四通需要一个产权清晰的国内投资平台。四通集团产权不清，我也没兴趣再改造它了。”
[阳光新浪]
2001年9月25日处于网络股泡沫破灭重压下的的新浪，宣布同杨澜创办的阳光文化(0307.HK)成立联合体，此后18个月内，杨澜将最多拥有新浪16％的股份。原新浪大股东四通电子所持股份将被摊薄至8％左右。而新浪也将同时拥有阳光29％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不过，杨澜和她的爱人吴征却没有坚持看到网络夏季的到来，在2002年5月，他们将所持有新浪股份转让给了段永基，此时，段永基的手头并不宽裕，但还是咬牙筹集资金，买回了股份。
这堪称段永基最成功的一笔投资，随着此后互联网转暖，新浪的股价从1.5美元左右开始节节上升，对新浪股票估值的变化也大幅改善了四通电子的业绩。2003年9月，段永基出任新浪网联席董事长。
2003年2月到2004年2月，四通电子减持新浪股票，共计467万股，约1.5亿美元，股份数同受让阳光文化的新浪股份大体相当，而金额数则同收购史玉拄的保健品分销网络大体相当，换句话说，在一买一卖一买之间，段永基空手买下了史玉拄。
[中关村故事]
2001年之后，中关村的股价持续下滑，段永基动了收购中关村的想法，虽然受挫于CDMA项目，但是相对来说，段永基是中关村的操盘者，也是中关村问题解决的合理人选。
于是段永基联手京文唱片的创始人及餐饮连锁企业“潮好味”的老板许钟民在2004年3月股权成立海源控股，双方各自通过控股公司持有30%和70%的股权，对应拿出3500万和1亿港元。
开始似乎很顺利，2005年12月7日，海源控股协议收购中关村原大股东北京住总集团25.01%股权，作价1.3亿元。但是，2006年上半年，《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收购人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正如前面提到的，段永基之前因为CDMA项目担保受到过证监会的谴责及罚款。
于是，通过许钟民的关系又引入了黄光裕，黄光裕为中关村众多的存量资产所吸引，并且希望成为自己地产业务的新平台，随后鹏泰投资共计出资1.55亿元购入中关村29.58%，这样黄光裕被推到前台。
2008年1月《证券市场周刊》刊登《三个人的中关村》一文中涉及：黄光裕介入到中关村之后，发现其中问题之复杂超过自己最初的估计。2007年1月起至2007年6月，资产重组没有任何推进。
不过在反复沟通之后，重组事宜最终还是推动下去了，年末，CDMA项目被解决，联通方面补偿给中关村10亿元，而广东粤财同意以6亿元了结中关村对广东CDMA项目31.2亿元贷款担保责任。
接下来，黄光裕注入资产的步骤也将随之展开，股改后仍持有约4%股份的段永基，逻辑上将获益丰厚。只是中关村从10月8日开始停牌，而此后，股市急速回落，未来复牌之后，一切仍是未知之数。
并非尾声
2007年11月段永基接受《重庆商报》采访时谈到，他已在非洲相中一座金矿……接下来的消息是，段永基已与力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尹明善、复星国际副董事长梁信军组成了“淘金三人组”。
2008年3月31日，新浪宣布：段永基不再担任新浪公司董事会董事，以及在新浪董事会的一切职务，同时董事会任命汪延为代理董事长，即日起生效……
文章写到这里，我仍然难以概括段永基，应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但与他同时代的人，许多都已经销声匿迹了，段永基则一直都在，从上世纪80年代的民营科技带头人，到90年代的“二次创业”，到过去10年围绕新浪的故事……
他努力适应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他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恐龙曾经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却也因为不能适应生态环境而消亡了。但是，四通绝对不是恐龙。”这句话的内涵，似乎远比字面要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