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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王辑志印象

如果没有四通,中关村的历史大概会失去最精彩的一页,因为四通曾经就是中关村的代名词。如果没有王辑志,或许就没有四通的发迹以及延续了20年的辉煌,正是他发明的四通打字机,才成就了后来的四通。他与方正的王选、联想的倪光南,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知本家的代表。

初次见过王先生,是在04年的一次沙龙里,他穿着背带裤,戴一副眼镜,很绅士。他那次讲了些什么,我已经忘却了。直到前几天,和他在QQ上相遇,这大大出乎我的意外,王先生已经65岁了,在他这个年龄,上网的已经是少数了,何况还在QQ,这个被认为是小孩子的玩意。但这也似乎印证了王先生与时俱进的精神。和王先生在网上谈的很投机,决定亲自去拜访一下。虽然在其他人眼里,65岁早就应该退休在家了,而他却在创业。他的公司在苏州桥附近的一个小区里面,搞风险投资,这也是个新的行业。王先生依然背带裤的装束,精神头很足,似乎比我还足。和他聊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我讲话的时候他一直在专注的听,态度很和蔼。王先生说,他现在每天都要接触新的项目,都是互联网、软件等方面的。这不由得让人佩服,在80年代初期,王先生就已经开始下海了,20多年的商海沉浮,亲自参与书写了中关村的历史,今天,又在新的事业上奋斗。

他使我想起了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句话,他是中关村真正的英雄。

在中关村,一直流传着“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知名企业”的经典故事:柳传志找到倪光南,开发出了联想式汉卡,成就了联想公司;张玉峰找到王选,开发出了方正激光照排系统,成就了方正公司;万润南找到了王辑志,开发出了四通打字机,成就了四通公司。而在今天,倪光南和王辑志早已出局,王选在历经“逼宫事件”之后,也已经淡出了。中关村变成了商人街,已经没有科学家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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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23)王缉志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缉志,四通的总工程师。其实,他确切的头衔应该是首席科学家(Chief Scientist)。比我年长五岁,北大毕业。其父王力,北大教授,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许多对公司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功臣,加盟四通的过程都充满了喜剧性。例如王安时,就是在他临去华远的前两天,半道上截来的;例如王缉志,就是偶然在马路上巧遇的。

王安时和王缉志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们相识在科学院的五七干校。那时候,他们在一起排练交响乐《沙家浜》。王缉志是乐队指挥,王安时演指导员郭建光。王缉志不仅有出色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他是一位有专业水准的手风琴演奏家,据说,光凭听电台的录音,他就能把交响乐《沙家浜》的总谱写了出来……。

1984年7月中旬的某一天,王缉志带着夫人小姜逛街,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门口,巧遇了多年不见的王安时。当时老沈也在场。互相聊了几句各自的近况。王缉志当时在冶金部自动化所,也想出来自己干,但屡屡碰壁。王安时和老沈就拉他到四通来入伙。

据说,王安时是这样向他介绍四通的总经理:年轻、能干、不胡来。呵呵,这很像老王的口气。王随即带王缉志来和我见面,地点是在四季青自选市场的隔壁,刚用铁皮柜隔出来的门市部。老王这样向我介绍王缉志:聪明!

王力教授

出身书香门第的王缉志,一脸的斯文,镜片后面的眼神透着聪慧,微笑的嘴角挂着善良。一见面,就知道是那种好性格、好相处的好人。据介绍,王缉志一直在从事汉字终端的研究,正是我们最需要的技术人才。我说:“信任是可以传递的。我信任老王,老王信任你,所以我信任你,欢迎你来公司和大家一起创业。”

于是,王缉志就回所里申请调动。在一篇博文里,相当真实的记述了他当时的心路历程: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看来,按正常的人事调动手续是办不通的了,这时很多好心人劝我不要轻易离开原单位,否则人事关系就没有了,于是工龄就不能连续计算了,公费医疗就永远没有了……,这确实是需要我认真思考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敢不敢丢掉铁饭碗的问题。我也仔细想了一下,我思考的逻辑是:我相信我的能力属于中上水平,吃饭总应该是没问题的。万一四通垮了怎么办?我想,首先可以仍然搞我的电脑和过程控制,万一没有这样的机会,我还可以有两个出路:一个是教钢琴或者手风琴,即做家庭音乐教师,因为我的业余爱好是弹钢琴和拉手风琴,在文革中先后教过十几个孩子;再不行的话,由于我曾经自己装过收音机和电视机,我还可以利用我的无线电知识开个修理部,替人修理收音机电视机什么的。我想: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相信我不会养不活我这个家。当然,我夫人也坚决支持我的选择。”

当年王缉志

“于是,我决定辞职,我在1984年11月给所里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我在报告里用词温和但态度坚定地表示:不管批准还是不批准,我辞职了。就这样,我毅然离开了冶金部自动化所。过了不知多久,我听所里的人告诉我,所里开过全所大会,宣布将7个人除名,其中就有我一个,其他被除名的人,还包括有出去开餐馆的人。”

我还记得一个细节:因为是“除名”,所里最终还扣着他的档案不放。这时候,王缉志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没有档案,难道我就不存在了吗?”当时他八十五岁的老父亲王力教授,对王缉志的“革命行动”非常理解和支持。王老写了一首七律,来鼓励自己的儿子:

不负当年属望殷,精研周髀做畴人。
霜蹄未惮征途远,电脑欣看技术新。
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
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

缉志儿存念 王力 时年八十有五

王缉志有个妹妹,叫王缉惠,是我们清华校友,还是我在清华文艺社团的团友。她也是拉手风琴的好手,后来也加盟了四通。当然,这是后话了。

王辑志:实现汉字输入梦想编辑本段回目录

我国语言文字学著名的专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这样评价四通打字机:“外国有人人都能使用的打字机,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中国人整整丧失了一个机械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再丧失电脑时代。四通打字机开创了中国语词处理的新纪元。”

四通MS-2400 中文电子打字机问世时轰动一时,它的研发者王辑志从最初的灵机一动到最后成功研发了四通打字机经过了几年的探索。

如果没有四通,中关村的历史大概会失去最精彩的一页,因为四通曾经就是中关村的代名词。如果没有王辑志,或许就没有四通的发迹以及延续了20年的辉煌,正是他发明的四通打字机,成就了后来的四通。

七个汉字

1983年,王辑志还在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王辑志曾长期派驻在上海参加宝钢工程建设。他曾在1979年底被派往日本学习计算机软硬件技术,以准备参加宝钢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因为计划调整,宝钢的二期工程被推迟,于是王辑志就从日本撤回上海,不久又撤回北京。下一步做什么,领导没有安排。

王辑志在所里的计算机应用研究室,负责其中的一个组,以搞热轧过程控制为主。当时国内刚开始进口微机,王辑志的小组也在考虑购买一台微机。王辑志了解到科学院天文台使用了一种澳大利亚产的微机,性能价格比很好。经同事介绍,王辑志认识了该机的设计者、澳籍华人邝振琨。邝振琨所在的公司叫DATAMAX,他研制的机器就叫DATAMAX 8000,CPU是Z80,操作系统是CP/M。DATAMAX机问世时,IBM PC还没出来。

说来也巧,王辑志妹妹王缉惠的初中同学于成金是一位港商,正在做打印机的进口生意,他向王辑志推荐日本伊藤忠的一种新型打印机。王辑志加上DATAMAX机组成了四通打字机的原型。

因为是自己攒的系统,有关的驱动软件要自己做,王辑志认真地阅读了打印机的说明书。他突然发现,这个打印机的打印头是由八根针组成的,用软件指令可以控制每一根针的动作。当时国内用的一般打印机都是字符打印机,只能打英文字母,而这台打印机是图形打印机,可以打印由点阵组成的图形。哈哈!王辑志灵机一动,连夜编了一小段程序,在打印纸上打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七个汉字。

现在输入汉字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是在20年前,这几乎是个梦想。

所以当王辑志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出“冶金部自动化所”这七个汉字的时候,他兴奋得一夜都没有睡着。王辑志想了很多很多,能打印七个汉字,就意味着可以打印所有的汉字。也就是说,让电脑处理汉字不再是遥远的事了,似乎触手可及了。

付出终有回报

从这七个汉字到最后四通打字机研发成功,王辑志付出了很多。他研究出了囊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16点阵汉字字库、汉字输入法,他也因为要进一步进行研究而加入了四通,后来他因此被研究所除名。

四通打字机实际是由王辑志负责总体方案的设计,日本的ALPS进行最后的生产,所以才有了四通MS-2400的名字: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头的针数,00表示第一代。

王辑志和王玉钤、孙强、张月明组成的开发小组到日本横滨ALPS 公司去进行最后调试工作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6个小时,在三周时间内他们从未休息。就在调试工作到了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时候,国内传来了王辑志父亲病危的消息。这个时候,王辑志的心情极为复杂,如果这时立刻回国去看望父亲,眼看要调试成功的产品开发就要夭折。但是如果不回去,万一父亲有什么情况,作为儿子不能在他身边,也是极为遗憾的。因此尽管父亲病危,他还是领导全组人员继续昼夜奋战,终于在1986年4月11日中午,机器调试成功了。当大家听到打印头发出刺耳的声音在纸上打出汉字时,都像听到美妙的音乐一样高兴。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辑志就已经下海了,20多年商海沉浮,亲自参与书写了中关村的历史。

在其他人眼里,现在已经年过半百的王辑志,早就应该退休在家了,而他却在创业,在为新的事业而奋斗。他最大的技术兴趣是宽带技术和网络商务,每天都要接触新的项目。凌晨,他依然兴致勃勃地在QQ上和国内做软件的年轻人一起聊天,帮助别人考虑怎么建立一个通往海外的通道,让中国的软件可以卖到国外去。

岁月能改变一个人的容颜,却不一定使人的思维老化。王辑志的思想依然年轻。

开创中国文字处理新纪元

1986年,由王辑志带头研发的四通MS-2400中文电子打字机在四通公司成立两周年的时候问世了。当年的四通打字机蜚声一时,除了能打印8种大小汉字外,还能打印英、日、俄、希腊等多种文字。这在今天来说不算什么事,可在当时却算得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宣告了中国专业电子打字时代的到来,开创了中国文字处理的新纪元。

它把计算机通用键盘、液晶显示屏、汉字输入软件和打印装置极其巧妙地融合成一个十分方便实用的现代产品,它的出现在当时带来了办公自动化的一场大革命。一时间,人们争相购置,门庭若市,甚至出现了为早日买到它而“走后门”的有趣现象。从2400到2406型,每更新一个型号,都会产生轰动的新闻效应。当时的四通,真是天天都像在过节。

当时王辑志领导的开发小组由四个人组成,除了王辑志之外,还有王玉钤、孙强和张月明。王玉钤负责打印驱动软件,孙强负责显示驱动软件,张月明作为大家的助手,做些辅助工作。王辑志是总体设计 ,并负责文字处理软件的开发和拼音输入法的开发。

王缉志:先开宝马 后挤公交编辑本段回目录

从中关村最先开始坐宝马车的少数几人之一,到后来出门挤公交车,王缉志走过的是一条抛物线型的创业轨迹。
  然而,直到今天,63岁高龄的他还在想着创业,他面临的问题比以前增加了一个,以前老是遇到的是资金问题,现在,多了一个年龄问题。

  老四通的辉煌顶点

  1984年之前,王缉志供职于冶金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对象是计算机。这一年,他决定下海,这有点大大出乎朋友和家人的意料。

  因为他的一家都是学者派头,和商人有着很远的差距。他的父亲王力,是北大著名的语言文字专家;母亲夏蔚霞,是北大数学系的图书管理员;他的妻子是中科院计算所的,连妹妹王济慈,都是北大教授。

  他母亲对他说:“你不适合办公司,你适合当老师!”朋友对他说:“你是爱迪生办公司,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非垮不可。”王缉志不以为然。

  他跟随万润南,创建四通。进入四通时,他便是总工程师,做的也是技术活。1986年左右,他开发出了四通MS2401中文文字处理机,这是一个让四通辉煌一时的产品。也是凭借这个产品,王缉志成为了四通集团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大权在握。

  人生一切都很顺利。然而,转折发生在1989年,在经历内部的复杂斗争后,段永基出任四通总裁。王缉志对段永基做总裁不服气,在1991年,以王缉志为主导的一群人发动了“倒段风波”。

  这场风波的结果是,1992秋,王缉志黯然离开四通集团。在四通工作8年,王缉志发明了为四通带来巨额利润的四通打字机,然而,离开之时,王两手空空,没有专利费、没有股权。

  王缉志和当时一同离开的两位副总裁一起创建了新四通公司,王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是王缉志自己创业梦想的开始。

  新四通的三次创业

  事实上这个新四通公司并没有钱,王缉志借钱40万美元与新加坡公司Creative一起合作做多媒体。当时,合资公司起名为北京创通多媒体电脑公司,注册资金200万美元,新四通占20%股份,中国大恒公司占10%股份,其余是Creative的,王缉志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然而,王缉志这个总经理有点名不副实。公司成立之后,Creative派了一位姓杨的来主管业务。杨是商人,不重视技术人员,他更喜欢销售,创通更像是Creative销售其产品声霸卡的中国子公司,开发计划则被暂时搁置脑后。“我从搞开发变为管销售,感到力不从心。”王缉志说。

专访四通原总工程师王辑志:WPS的源程序最早来源于我编辑本段回目录

本期我们专访了原四通总工程师王辑志先生。作为业界的老前辈,我们请他本人就IT行业创业期那些创业搭档们的分分合合的感受和看法。

IT:王老师,您好!在IT企业创业期,搭档们兄弟般的情谊和配合默契对创业和企业成长有很好的价值,我们正在挖掘全球IT公司成长中令人钦佩和回味的IT搭档故事,这些故事也许可以给人们一些启迪。您作为IT企业的老前辈,如何看待搭档合作成功与失败?

王辑志:我认为IT搭档们成功或失败在于人。

Donews聚会现场:资深人士王辑志

IT:像联想的柳传志和倪光南、新浪的王志东和严援朝、8848网站的王峻涛和谭智、瀛海威公司的张树新和梁冶等曾经共事但最后“分道扬镳”的搭档们、以及象微软的鲍尔默与盖茨等成功的搭档们举不胜举,您觉得研究其中最失败的搭档有价值吗?

王辑志:我认为这种研究多少有些不讨好。

IT:您认为搭档成功和失败原因是什么?

王辑志:成功与失败在于合作是否融洽。成功者,一定是合作得好的,失败者,其中可能有合作不好导致的。

IT:那如果自己单干呢?就是从头到尾,需要搭档的时候,用聘请的方法,没有股份,也没有“名份”(创始人、企业核心人物之类)

王辑志:时代不同,情况不同。

IT:您是说从今以后创业者如果技术或管理某方面欠缺,可以聘人,划分成上下级关系,而不是一开始两个人珠联壁合。但到最后往往不欢而散?

王辑志:我主张,合伙人必须是相互很了解的朋友。否则就聘用。

IT:赞同您的观点,比如丁磊和陈磊华,当时只是在BBS上认识(如果双方对BBS信任不是很看重的话),后来我们知道,双方以钱的方式一锤子买卖了事。现在提到网易不提陈磊华也是可以通过的。但很了解的朋友就能长久愉快合作吗?苹果的沃兹和乔布斯从小认识啊。还有,盖茨和艾伦,却没有符合您的观点,都是伙伴级的,不是雇佣关系,艾伦还很富有呢?

王辑志:情况是各种各样的,所以我认为不一定非要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

IT:但您的模式无疑是科学的,能避免合作分裂后的沸沸扬扬。

王辑志:是的。

IT:我们在阅读IT先辈们,尤其那些早期创始人,媒体报道他们的创业故事往往与事实不符。往往就是无端地树立了其中的一个好榜样,另一个变得寂寂无名......比如发面Modem的发明者丹尼斯?贺氏和代尔?赫斯林顿等。我们很不服气,我们有一种担心......

王辑志:什么担心?

IT:比如只知道丹尼斯?贺氏,不知道代尔?赫斯林顿。一旦一方被动或主动退出,历史也随之改变。历史的记忆力是很差的。比如有人知道E国张永青,不知道他弟弟张永春。这是一种社会承认吧。

王辑志:就说我自己,求伯君在四通的时候,他从我那里得到了我主要设计的四通打字机的全部源程序,在这个基础上开发了WPS,开始的时候几乎是照搬。但是后来四通衰落了,WPS起来了,人们知道WPS,但是不知道我是根。这时候我难道去大喊:WPS最早是来源于我!我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求的知名度比我高,人家以为我是疯子呢。但是,我心里明白,求的心里也明白。我知道我的能力。这就够了。再过100年,99.99%的人也会忘记求伯君。(笑)

IT:我正要问您当年的一些旧事。这样吧,您明确地说一下,您当时做开发的时候和谁搭档?您有哪些体会要与大家共享? 否则一方总是以书明志?比如倪光南大量写作、沃兹去教书了。惠普的帕卡德写了《惠普之道》,难道不是他们对外界舆论失望而以自己微薄之力试图做事实的表达陈述吗?

王辑志:是呀,但是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舆论被利益集团所左右。

IT:我怕大家以后无任何资料可查啊,您能说出当时的那一段历史,表明您对历史、尤其是对自己历史尊重。您再提供一些经验,让大家分享吧。这其实是一个敏感但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是每一个IT人尤其创业者管理者的坎。

王辑志:你想,在20年前,谁会注意这些细节呢,如果现在我向求伯君要求什么,我有什么法律证据呢?如果非要查个水落石出,当然也应该会有结果的,但是为了这个结果去花很多精力,是否值得?其结果,我的所得甚至会少于我的所失。所以,我宁愿大家都不知道。只有极少数知情人,例如求伯君最早的助手李明,是知道历史真相的。现在我和求依然是好朋友,常在QQ上面聊天。这就够了。 这也许是我人性的缺点。我不想再折腾这种事情。

IT:当然,您开始了自己的新事业(不好意思,公司名我还不知道)。那么,能谈谈您现在公司的合作情况吗?通俗点问,是和某兄弟一起干还是自立门户?

王辑志:我现在是在朋友的公司里帮忙,是我20多年前的同事。在她的关照下,工作的比较轻松。(笑)

IT: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王辑志:总工的尴尬编辑本段回目录

(写于1999年)

一、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的尴尬

我在1984年从冶金部自动化所辞职,加入了刚创办的四通公司,主持开发了四通打字机,在刘韧著的《中关村问题》一书中我已经讲了其过程;到了1992年,我又离开了自己参与创业的四通,再次辞职出来自己办公司,又经历了酸甜苦辣的创业过程。我谈谈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也许对想创办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可以有些启发。

四通初创阶段,我主持四通文字处理机的开发,但到MS-2403型号之后,我的权力就渐渐被剥夺了,原因是我对MS-2406的开发持有不同意见。名义上,我还是SOTEC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SOTEC重要的会议仍然参加,但对打字机的开发我已经说了不算了。当时,我同科学院声学所谈合作,要利用他们的成果在打字机上加入语音输入功能,又和刘迎建(汉王集团创始人)谈合作,想把手写输入功能加到打字机中,另外和表形码输入法作者陈爱文谈合作,想把表形码装入打字机,但很快我发现,我和他们谈合作都是浪费时间,因为作为SOTEC“主管”开发的副总兼总工的我,和别人签的合同等于废纸一张,当陈爱文拿着合同去公司财务取支票时,被告之“总经理说的:这个合同不能算数。”更令我气愤的是,我由于担心该合同不被批准,在签合同之前已经在口头上得到了SOTEC总经理段永基的同意。于是1988年起,万总把我从开发打字机的中日合资的SOTEC调到了四通集团,主管集团的开发工作,SOTEC的职务虽然未撤消,但只剩下了名义,我不再过问打字机的开发工作了。

到了集团,我新招聘了一些开发人员,又成立了集团开发部。但是,经过后来的实践,我觉得集团开发部和整个集团是脱节的,这个问题体现在几方面:

首先,开发费用不落实。综观世界上的著名IT产业,都要从销售额中拿出5%到15%做开发费,当时四通集团的年销售额在2亿元左右,1%也有200万元,但我作为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除了可以每月定一下开发人员的奖金外,每个开发项目,都要写报告经董事会批准才能拿到开发费,这样一年算下来,开发费用包括人员工资奖金在内约50万左右,只占销售额的0.25% 。每次开董事会或总裁会,只要谈到开发费,总是没有实质结果。我向公司要开发费,很象社会上的福利事业向企业拉赞助那样。而公司在广告费上的支出却不吝啬。所以开发部的日子还不如广告部好过。其实,公司拿到的很多银行贷款都是打着开发产品的旗号,我们开发人员常常要为集团财务部门写项目可行性报告,以便去贷款。但是贷来的钱却用到了其他方面。

其次,开发部好象是集团的装饰品,它是悬空的。因为集团有很多所谓“实体”,叫做四通XX公司,他们都有自己的营业执照和资金帐号,他们和集团之间是投资和被投资的关系,他们有利润要向集团上缴一部分,但自己也有一定的自主权,说穿了,就是集团每个领导都有一块自留地。董事会这次开会,可能要讨论下属出租汽车公司的投资问题,下次开会又可能讨论某某房地产开发的问题。可是开发部没有自己的独立帐号,不是实体。我离开四通之后再回想起来,觉得我早就应该放弃开发部,也应该去搞一个实体。那么开发部开发的产品由谁来销售呢?没有人销售。因为任何一个叫四通XX公司都不管,它的负责人会说,是谁让你开发这个产品的?卖新产品是要冒风险的,谁承担这个风险呢?因此,该XX公司如果高兴的话,宁愿自己成立一个下属的开发部,自己去解决开发经费,开发他愿意开发的产品。这样一来,集团下面各公司就出现了很多个小开发部,而集团的开发部也想成立一个销售部,以便卖自己研制的产品。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苹果电脑公司的开发部门要自己去卖苹果电脑吧?但我当时就面临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集团公司的决策层大多数对技术是外行,每到开董事会决策开发项目时,我在向他们做可行性报告时都有对牛弹琴的感觉;说实在的,管出租汽车公司的领导更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出租汽车公司;管房地产公司的更关心如何从集团得到买地的款……。因此,批给我开发费,也只是一种权力的平衡,似乎是说,这点钱给你折腾去吧。所以我们的开发项目好象是我带领开发人员自己做来玩的,我没有感到这些项目与公司的发展战略有什么关系。我在开发的时候就已经发愁有没有人去销售、如何销售了。这与四通刚成立时全公司上下一心做打字机项目有极大的不同。

第三,在四通打字机中,我和孙强都有技术专利,属于职务发明,按国家有关规定,我们个人应该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报酬,我和孙强计算过,觉得这笔报酬应当在数百万元左右。但是,我们向集团提了多次,集团领导层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后来提出,这笔报酬我们个人不要了,由集团提留之后今后作为给开发人员的奖金,由我来支配使用,以推动开发工作,就连这样的提议都未获批准。在1992年当我想离开四通时,四通董事会的全体成员每人都发言挽留我,我就在会上说,我在打字机中有发明专利,我又是总设计师,打字机已经销售了十七万台,每台售价一万三千元,就算每台只给我10元,我也该有170万元,我希望董事会对此有个说法。结果大家沉默。我又说,按国家规定,应该给我专利的报酬,我只希望大家表个态:是否应该给报酬?至于给多少,是个需要计算的问题,可以以后再说。我说完后,大家又是沉默。过了一会儿,董事长沈国钧说了一句话:“要是给你,我们这些创业者又怎么算?”我很奇怪,给专利报酬和创业报酬是两回事呀!就算是在国营单位,专利发明人也可以按规定拿到专利报酬,何况四通在打字机上赚了这么多钱呢。说实在的,集团最高层领导对技术开发人员应得的报酬尚且这种态度,叫人如何不寒心!当时要不要离开四通,我心中很矛盾,但这次会议更坚定了我离开的决心。上面说的,只是表现,产权不清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也不是唯一原因。但是,实体的头有着更实在的利益。且不说出租汽车公司的例子,就算是四通XX设备公司,假定它一台设备进价是1万元,它卖给中关村的另一家个体的公司(很可能就是该实体的头的妹夫开的公司)1万零5百元,而后者以每台1万2千5百元卖出去,你说利润哪里去了?最终的买主可能本来是到四通的门市部去谈买卖的,最后成交可能在这家小公司,而买主也拿到了回扣。这样一来,三方都有利。四通XX设备公司的年销售额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还有一点利润),可是这家小公司却实实在在拿到了利润中的大头。所以,四通也养肥了周围的很多小公司。因此,尽管集团的总销售额很高,但也流走了很多利润,象一棵被蛀空了的大树。在这样的集团中,开发部好象只是集团高技术形象的象征。到了我离开四通的前一两年,我作为集团的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平时很少有机会和总裁说得上话,到了下班以后,如果有事情要找总裁,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我想想,觉得除非坐享其成,否则这个执行副总裁当着也没意思。不光我是这样,其他很多领导干部也如此,一个集团的领导层到了如此状态,这个集团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


二、新产品开发的遗憾


我到了集团之后,集团开发部开始做英汉机器翻译系统的开发工作,四通做文字处理机开发之后做这个项目也顺理成章。当然,首先要做的基础工作是要建立电子英汉词典数据库。既然有电子介质的英汉词典数据,自然就想到可以开发掌上型的电子英汉词典了,所以我在1988年集团开发部刚成立的时候就提出要做类似后来“快译通”这样的产品。按当时的材料成本计算,每个要卖到1000元以上。当我提出这个开发动议时,很自然地遭到了反对,决策者们的观点很明确:“在书店买一本袖珍英汉词典只要2元,你这个要1000元,谁会要?” 过了一年之后,集团董事、香港四通的总经理王安时提出,应该开发电子词典,他向来是对市场很敏感的,可能他在香港已经感觉到了该产品的市场前景。于是这个开发项目被重新提了出来,在王安时的协调之下,我和老王到了日本,通过日本广岛贸易株式会社,四通和夏普公司在东京达成了合作开发电子词典的协议,计划由我带领集团开发部和夏普开始这个新产品的开发。在项目确定了之后,双方讨论具体开发工作的会议定在了1989年6月5日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日本夏普的代表团在6月4日抵达北京之后,恰好遇到☆☆☆风波,预定的会议无法按时举行。然后,日本方面邀请我们到日本去搞开发,我们的出国手续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未获批准。就这样,四通和夏普在电子词典上的合作未能进行。应该说,电子词典项目本来也应该为四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机会。此外,还有一个开发项目,被我自己扼杀在萌芽阶段。那时候,寻呼机已经开始在市场上热销,我也有一个。我看着这个小东西,立刻想到可以做汉字的寻呼机。接下来我计算了一下,起码要把3755个常用一级汉字的字库放在里面,按当时的价格计算,一部这样的汉显寻呼机要卖到三四千元,我断定是不会有市场的。我哀叹:由于英语只有26个字母,可以使用这样方便的产品,而中国人却没有福气呀,谁叫我们有这么多的汉字呢!于是我就把开发汉显寻呼机的计划抛弃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是电子词典、还是汉显寻呼机,目前都很畅销,价格也很便宜。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开发新产品的时候,主要的着眼点是看该产品是否适应了社会上的需要,价格因素是次要的。如果它实用,随着市场的拓开和产量的增加,价格会迅速下降。半年前,我在做可视电话的可行性分析时就谈到,尽管目前一台可视电话的价格在五六千元,但过不了多久,其价格就可以作到三千元以下甚至更低。

在1991年,我们开发部和日本Roland公司合作,王岩担任开发组长、朱峰负责技术,花了40万元开发费和一年多的时间,开发成功了SDP-7数码钢琴,并做了十台样机,其中一台运到日本Roland公司总部去测试并得到了好评。在日本,数码钢琴的价格相当于普通钢琴的90%,参照国内市场上普通钢琴的价格,我们的琴计划卖八千元(成本在三千多元)。当时我们的观点是,一个1000人的单位,可能只买一两台四通打字机,但可能会买10台数码钢琴,因为前者的消费对象是单位,后者是家庭。数码钢琴有力度感、有纯正的钢琴音色、演奏的乐曲可以存储和重放,可以和电脑通过MIDI接口连接、无须调音、可以带耳机练琴而不影响他人,等等。这类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还没有国产品,进口的产品售价都在万元以上。我在1992年离开四通时,把该产品的生产权从四通买了出来,打算由新公司来生产,遗憾的是,我的新公司(创通公司)的合资方是新加坡的Creative公司,Roland公司与Creative公司在数字音乐技术上都是国际上的著名厂商,是竞争对手,Roland的董事长对我说,你既然已经选择了Creative,我就只好和你分手了。于是数码钢琴的项目就这样流产了。

三、再次创业的艰辛

我在1992年秋离开了四通,导火线是香港的王安时在6月11日开始挑起的公司领导层的权力斗争,这种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这次比较严重,我是站在老王这边的,我开始并没有打算离开四通,但随着斗争的发展,我觉得从情理上已经很难呆下去了,因为面子已经撕破,不走也得走了。整个内部斗争的过程在这里我就不说了,因为说来话长,说不清楚不如不说。在我离开四通的同时,联想集团的倪光南也不再担任联想的总工程师,与此同时,新天地公司的总工程师、中文之星软件的开发主持人王志东也正准备离开新天地公司。王志东要离开新天地的时候正值我要离开四通之际,那时四通正在和他谈准备让他进入四通,这时,王志东夫妻和CCDOS中文平台的主设计师严援朝一起到我家,劝我不要离开四通,他们说他们正准备加入四通,并希望我能继续留下和他们一起做些新的项目。我理解他们的用意,也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把我在四通的各种遭遇和我对四通的看法无保留地向他们做了介绍,并说我已对四通彻底失去了信心。其实,王志东离开新天地的原因和我离开四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严援朝也有类似的经历。后来,他们又请我吃饭,再次希望我留下,可是我决心已下,没有同意。

而正在这时,我一直和新加坡的Creative公司的总裁谢广成接触在谈合作,(我和谢是由李慧勤介绍认识的,李慧勤当时在Creative公司研制中文文字处理系统,她研制的汉神系统后来在国内有相当大的市场。)他得知我想离开四通后,表示他的公司正想在中国设点,于是我和他相约在东京会面,讨论成立合资公司的事,他承诺由我任总经理在北京创办以多媒体为主要项目的公司,规模是注册资金200万美元。那时Creative公司刚刚在美国上市,是新加坡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他们公司的Sound Blaster声霸卡那时正在迅速占领世界市场。一方面是我在四通不好呆下去了,一方面有世界知名的多媒体电脑公司要在华建立合资企业请我出任总经理,于是我决定离开四通。也正在此时,王志东和严援朝加入四通,后来成立了四通利方公司。我离开四通时,并没有得到什么报酬或补偿,我在四通办公时用的2401打字机被要了回去,我开的宝马轿车被骗了回去。所以,我是空着手从四通出来的。由于我没有资金,当时谢广成总裁答应我成立新公司时可以先不投入资金,而给我们购股权,等公司发展了之后,再用利润来回购自己的应占股份,这种做法叫做Stock Option(期权)。王安时、张其春、王玉海和我四个副总裁一起辞职从四通出来,在1992年8月18日在北京丰台开发区成立了新四通。王安时没有介入新公司(这使我们三人都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四人中只有他是有资金能力的),由我当董事长兼总经理。随后,与新加坡的合资公司相继成立,起名为北京创通多媒体电脑公司,“创”是Creative,“通”是新四通。注册资金200万美元,新四通占20%股份,中国大恒公司占10%股份,其余是Creative的,谢广成是董事长,由我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慧勤是董事,大恒公司的总裁张家林也是董事。本来在我离开四通前,和谢广成说好我不出资金,先由他们垫上,以后从利润中补回。但等到合资公司成立之后要验资的时候,他们变卦了,谢说他们的董事会不同意这样做,要我必须实实在在拿40万美元的资金投入,否则他们就不干。已经到了这时候,我都从四通出来了,再倒退说不干也不是个办法,但是我真不知道该到那里去弄这40万美元?在四通的时候,我只管开发工作,翻开我的地址簿,里面没有任何金融界的人,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一周之内,我从一个素不相识的、被称为中国首富的一个姓牟的私营企业家那里,借来了相当于40万美元的人民币,过了入资关。如果不是他的慷慨帮助,我还不知如何度过这个难关呢。在办创通之前,谢广成和我讨论过公司的发展计划,描述了一个如何在中国建立多媒体开发基地……等等的美好远景。但公司成立后,谢不管创通的事,他们公司指派了一位姓杨的先生过问我们的业务,而这时公司的方向变了,没有什么开发的计划,倒是首先要销售声霸卡,当时的声霸卡每块要售1000多元,要开拓市场很艰难,我从过去以搞开发为主,要改变为管销售,感到力不从心。这倒没什么,更使人不舒服的是这位杨先生很看不起中国人,处处表现出不信任我们。当时和谢广成谈合作时的友好气氛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气氛,好在李慧勤还站在我这边帮我说说话。另一方面,当时想生产数码钢琴作为合资公司的产品,也由于Roland的不合作态度而作罢。新加坡方面确实打过来140万美元到了合资公司的帐上,我们三方的资金共计200万美元一分不少都入了资,按说这个条件很好。但是接下来,Creative要我签一个假合同把70万美元以购买技术的名义打回去,我没同意,这显然不公平,如果要把资金抽走,我们三方都要按同样比例抽走。此外,我虽然是总经理,但在财务上我不能随便处置帐上的钱,公司开业不到半年,对方就派人来查帐,尽管我没有胡花公司的钱,但我拿了合资公司的一张20万美元存单到银行为新四通抵押贷款,这事先未请示他们,虽然在他们来查帐之前我已经将存单赎回,可是由于我手下的财会人员告密,我的总经理位子随即被新加坡方面派来的吴先生接替了。由于在这里和Creative合作不好,我们新四通就退出了合资公司,只剩下了大恒公司占10%的股份。其实,这也只是导火线,因为本来他就是要全面控制这家公司,使它成为声霸卡在中国的一个批发部,公司成立之后,新加坡方面既没有输入什么新技术,也没有想搞开发的意思,我的总经理即使继续当下去,也只是为他销售声霸卡产品而已,这也不是我的长处。后来几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它卖声霸卡的利润都留到了他们国内,我离开四通时从公司带出了几个高级开发人员,后来先后都离开了创通公司,过了两年,大恒公司也撤出了。
四、四通答应给我创业股

到了1993年5月,四通正准备在香港上市,上市的时间定在8月。这时,四通董事长沈国钧找到我,希望我做些配合工作。原来,四通在上市前要由推荐其上市的证券公司对其所有的企业进行清理,理顺所有的产权关系。四通在香港有几家企业,虽然产权是属于四通所有,但当时是以私人名义注册的。名义上的所有者是6个人,有一个人占5%股份,其余的5个人各占19%,我是这5个人中之一。沈国钧说,为了理顺产权关系,这6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股权卖给四通,否则将影响到四通的上市准备工作。这6个人中除我和王安时以外的其他4人还在四通,他们均以1元的象征性价格把在香港公司中的股份卖给了四通,因为我这时已经离开了四通,我就对沈说,我作为四通的创始人之一,四通对我也应该有个说法,否则我不能随便将香港的股份处理掉。于是,由我和沈国钧协商起草了一份协议书,由四通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在上面签了字,协议规定了两条:1. 承认我是四通的创始人,答应给我创业股,至于该给多少,沈说现在很难说得清,于是在协议书上写:我的创业股“和四通的其他董事享有同等待遇”。2. 我在四通文字处理机中的专利,按国家有关规定“应得到自己合理的报酬”,1993年12月31日前解决。这最后的时间限制,是王安时建议一定要写上的,老王说,不写上时间,他们肯定要赖帐的。在得到了这纸承诺之后,我也签署了将我在香港公司中的股份无偿交给四通的协议。我当时的考虑是:1. 尽管我在那里占19%股份,但由于整个四通集团产权不清,因此并不意味着我就应该占有19%,这个问题应公正处理;2. 如果我坚持不签字,将影响四通股票在香港上市,对全体四通同人都不利。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犯了一个错误,我不该自行决定和四通签协议,而应该请律师在法律上把关,以保证我的权益。四通在当年8月按计划在香港上市了,到了这年年底,我找到了沈国钧,要求兑现协议的条款,第一次接触他说要研究一下再答复我,当我再次找到他时,显然他们已经研究过了,对我的答复是:1. 由于四通所有的董事都没有得到创业股,所以你也没有创业股,因为四通的股份里面根本就没有创业股一说;2. 专利报酬的问题另行考虑,需要计算。我很生气,觉得受愚弄了,我立刻拨通了给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的电话,告诉他这一情况,他叫我把和四通的协议给他传真一份,我把协议传给了他,他在传真上加了一句话后转发给了四通:“既然答应了,就要说话算数。” 不过,副市长的批示也不起作用,过了一个月,已经到了第二年的年初,我又给胡市长打电话说,四通再不兑现,我要通过法律手段起诉四通了!胡市长说,对,应该运用法律手段。我找了律师,在1994年4月30日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开始了漫长的法律处理过程。我先后换过两次律师,每当律师接手我的案子时,都信心百倍地说,我们要主持正义,这个官司一定能打赢,但随着处理过程的深入,情形就不那么乐观了。关于我的股权问题,律师都觉得有难度。四通在给法院的答辩状中对此事的说法是:四通对承诺“现仍无异议”, “但作为创业者是否都将获得创业股却值得说明。创业股的提法,仅见于国家科委与国家体改委与1992年国科发改字第796号文,该文第十一条对高新技术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存量资产部分量化问题作了原则规定。但实际上,高科技企业存量资产量化问题,一直未被国家主管机关最后认可,公司股份制改造和注册登记最终执行的是国家体改委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各高新技术企业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也均无兑现创业股的先例,并且,四通集团的国内股份制改造也因种种原因搁置而没有进行,公司创始人也无一人通过任何方式获得过公司的创业股。被答辩人以5月13日集团公司董事会的承诺为由要求支付创业股,缺乏前提。” 相对而言,专利权益比较容易处理,所以律师建议先从专利权益入手。遗憾的是,当时在我和四通签协议时没有请律师,协议上用了专利报酬“按国家有关规定”的模糊说法,到了和四通对簿公堂时,找到国家的有关规定,发现规定上关于报酬的条款是针对国营企业的,而上面写着非国营企业可以参照此规定自行决定报酬。我的律师说,按理民营企业应给付不低于国营企业的报酬或更高,但四通的律师说,既然民营企业可以自行决定报酬,我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愿意不给也可以不给。于是,看来简单的专利报酬问题也不简单。而且,由于现在的诉讼是由原告方举证,既然我要求四通按利润的比例给我专利报酬,我就必须提供四通这些年共获得了多少利润的证据。而我一个个人如何能得到这些证据呢?尽管我在四通时也是公司领导人,但是手里并没有财务方面的数据。当然,可以委托有关的财务公司去取证,我也打听了,但其收费是依照被取证单位的年销售额计算的,按四通的规模,我要得到利润的准确数据,需要先支付上百万元的取证费!如果我的专利报酬真能拿到数百万元,这个费用我来出也可以考虑,可惜现在已经不可能从四通讨回多少报酬了,它是千方百计能拖就拖,能赖就赖。通过很长时间的诉讼,我的专利报酬问题总算有了结果,虽然只是象征性的胜诉,但毕竟是胜诉了,我已经累了、也烦了。应当感谢北京专利局,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才使该案有了结论。尚未解决的是我在四通的股份问题,要想解决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问题上,王安时的情况比我就好得多,因为他是香港四通的总经理,有自己的一个实体,因此他离开四通的时候,香港四通买的写字楼、住房、汽车等他都带走了,分到了3千万港币以上的资产。

五、进入彩色印刷领域

从创通撤出之后,我不想再参与多媒体的领域和创通去有什么瓜葛,便进入彩色印刷领域。当时,国外的彩色印刷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传统的用电分机分色的工艺让位给桌面排版系统,这是彩色印刷的一个革命时期。以前一台电分机要几十万美元,而一套用微机的彩色桌面印刷排版系统,只要几万美元,也就是说,扫描仪、电脑和照排机组成的系统就可以完成印刷厂电分车间的活,国外的很多城市,已经出现了很多称为“输出中心”的机构,我看到了一个新的市场机会。北京桑瑞斯公司是首个引进这种新技术的公司,它的总经理孙立博博士有很优秀的电脑印刷技术,他们用Photoshop处理图象,用QuarkXPress及PageMaker排版,作出很好的彩色印刷品。北大方正虽说是在做彩色印刷,但Photoshop 和QuarkXPress等等优秀软件的性能,我感到还是比方正的产品更强些。我那时花钱买了照排机,装了Photoshop和QuarkXPress软件,采用了加拿大Top公司的PostScript中文字库,开始钻研彩色排版技术。

应该说,中国印刷界中的老一辈印刷专家那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场彻底改变印刷设计和排版方式的革命风暴已经到来,我写了很多文章在印刷刊物上发表,指出即将会有很多输出中心出现在各城市,他们会采用桌面系统。桑瑞斯的总经理孙立博更是努力介绍很多新技术进来,和桑瑞斯不同的是他采用苹果机,我们采用PC机。于是,新四通——这时已改名叫新宝石电脑公司,开始向全国推广用PC机做硬件平台,用Windows做软件平台的彩色桌面印刷系统。现在回过头看,我在1993年就开始致力的彩色桌面印刷系统,方向没错,时机也对。彩色输出中心在全国各地到处可见,现在到书店去看,介绍使用技巧的书不下几十种,而我开始做这项目时,就是在香港也只有一种介绍Photoshop技术的书,国内多数人都没听说过。但是,我的公司却亏损了,几年下来,没有赚到钱,反而赔了钱。

为什么会赔钱呢?我总结有以下原因:首先,我销售的彩色印刷系统的成本太高。我的系统中的所有软件,如Photoshop等等,都是从原国外厂商处买的正版软件。不但如此,我还曾经到加拿大的Corel公司的总部去过,签了一个在中国销售Corel软件的代理协议,并购买了一批正版软件来卖,结果是多数卖不出去。很快地,Photoshop和Corel软件的盗版光盘就出来了,我花了很多资金进口的Top字库也在盗版盘里随地可见。因此,我投在购买正版软件上的钱全部赔光。而我销售的照排机,都是从正规的海关渠道缴税进口的,但我发现很多同类设备销售价格比我的成本还低得多,事后我才得知,它们多数在进关时偷漏了税款。再加上象北大方正这样的公司,进口时一次定货就几十台,而我公司资金有限,只能一台一台地买。这样在进价上也差了很多。这样一来,我们的系统报价就比别人高很多,而且价格很难再降,其结果是用户到我这里谈系统集成方案,当方案确定之后,却到别人那里提货付款,我成了人家的免费咨询站。

其次,彩色印刷系统是系统集成项目,和用户签了合同后,用户通常只预付部分货款,等设备安装调试正常工作之后才付余款,而用户多数在系统安装完后给你挑出各种毛病来而不付剩下的款。所以往往做了半天没有赚着钱。

第三,我们公司从一开始就是没有资金,因此一切靠借款起步,但是我们作为民营企业又拿不到银行的正常利率的贷款,只好向企业去借高利贷,在1993-1994年期间,这种贷款利息高达年息30%,即使赚到了钱也被高的利息吞噬了。第四,我没有注意勤俭节约,租了比较高级的写字楼,还买了汽车,没有量力而行,其实这些支出属于奢侈,在公司没有真正获得利润之前,这样做无疑是加大了自己的负担,这些费用一旦花出去,就没有影子了。虽然当时看公司很象样,有面子,但一旦公司亏损,债台高筑,最后也还是没面子。

在我刚离开四通的时候,有人说:你是爱迪生办公司,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非垮不可。我还在四通的时候,对公司领导人的很多做法看不惯,发现如果想拉拢政府官员,有很多巧妙的手段,如帮助安排其子女出国学习,给其夫人提供用车,给其情人提供在国外可以随意购物的信用卡等等。几年下来,我感到确实有很多事(如贿赂官员、偷税漏税)我干不来,在当前这种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下,不得不甘拜下风。

此外,我们从四通出来的时候,有几十个部下跟着我们出来,现在分析起来,这也是很失策的。因为这样一来,公司就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一开始就有一群人要吃饭(其中部分人进入了创通公司,但还有一些人在新四通里),要你给他们发工资,因此,虽然我没有从四通带出一分钱,但我每个月要给新四通的职工发几万元以上的工资,既然他们跟着你走出了四通,你总不能不管他们的生活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要拿存单去为新四通抵押贷款。所以新公司在一开始,就已经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由于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好,我就开始想办法摆脱这种困境。我的困难还是在于资金,因为其它的原因可以想办法,做错了的可以下次改正,但没有资金公司就不能维持。但是,也有的人是有钱而找不到项目。在别人介绍下,我开始进入金融的圈子里和金融家打交道,金融家们果然很有钱,他们休息时在一起玩麻将,输赢一掷就是几万元。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们很穷,穷得只剩下钱了。他们苦于找不到好项目。我有很多想法和项目,他们有钱找不到项目,我们一拍即合。 1995年,德国海得堡公司推出了一种新型的数字彩色印刷机QuickMaster-DI,象我们平时电脑连接打印机一样,只要把这种印刷机和电脑相连,电脑的图文就可以在它那里印刷出来,这种印刷称为直接成象印刷(Direct Imaging)。这样一来,桌面排版系统后面连接这样一台印刷机,就已经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彩色印刷厂了。从电脑排好版,只须15分钟,该印刷机就可以以每小时2万张的速度印刷彩色印品了。我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的世界印刷展览会上和海得堡公司谈判的同时,北大方正的肖建国教授也正在那里和海得堡公司谈在这种设备上的合作。正因为看到了印刷数字化的意义,生产印刷机的海得堡公司收购了世界最著名的生产照排机的连诺海尔公司,印刷开始走入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我向一家信托投资公司推荐了这个项目,被他们接受了。于是,以这家公司在香港的财务公司和新宝石电脑公司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彩色印刷公司。公司注册资金100万美元,他们占70%股份,我们占30%。我们以技术、人员和已有的照排机等设备入股。我本来想当总经理,他们说,你岁数大了,做总工程师指导技术就行了。我说我总工程师当够了,我说在中国的大多数单位,总工程师都是无权的,我不愿当。最后定为他们当董事长,我当副董事长。他们委派了一个中年人来当总经理。新的合资公司从德国订购了一台QuickMaster-DI数字印刷机,我很高兴地等待在新公司用这个亚洲第一台直接成象印刷机来做快速印刷业务,在这里我们抢了个第一。新宝石电脑公司原有十多个人,这个新的总经理嫌多,他让我先对员工排队,把差的挑出来,于是我把稍差的员工辞退了,选了精干的人员进入新公司。可是,新来的总经理对业务是外行,也从来没有办过公司,他还要任用自己的亲信,用他的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天经地义的!”原来新宝石的技术骨干都看不起他,再加上他给的工资待遇还比原来的低,很快地新宝石原来的技术骨干都先后辞职不干了。公司新招聘了一些技术人员,但遗憾的是这个总经理瞎指挥,我们做的彩色印刷的活都很差,很多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管理问题。例如把第10页的图排到第11页上面去了,等等。反映出总经理的管理水平很差,还不会用人。我虽然说是技术指导,但总经理不听我的建议。我向投资方反映问题,要求撤换总经理,但没有结果。因此,尽管进口了一台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彩色数字直接成象印刷机,但公司做印刷品的质量不稳定,经营情况不佳。随后,这位总经理招聘来的骨干也逐渐离开了公司。一年半以后,该总经理终于被罢免。但是,公司不盈利,我们的30%股份也成了泡影,不但如此,新宝石公司的技术人员也散失了,尽管我和他们还有私人的友情来往,但公司却成了一个空壳。我总结这次合作的失败,是因为双方对如何办科技企业事先根本没有共识,加上派来的总经理管理水平低,而我因为是小股东,没有发言权。

六、呼唤风险投资机制

我从四通出来已经7个年头了,虽然我的公司经历了很多挫折,我搞的项目也有的不成功,但我从未放弃对技术信息的跟踪,因此对技术发展的趋势始终十分了解。从1994年起我就开始上因特网,那时候还没有WWW,在网上要查询资料还要用Telnet键入很多UNIX的命令,以及要用Gopher等工具,直到现在用更先进的手段在网上冲浪……。因此我仍然对新技术十分敏感,手里有很多项目可以搞,但是还是苦于没有资金。从四通出来之后,我曾经找过中国新技术投资创业公司,但他们正热衷于对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对我的科技项目不感兴趣。后来我搞的彩色印刷项目,虽然有资金的支持,但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有劲儿使不上,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我想,我有技术而没有资金,但搞新技术项目是要很多资金的,即使人家让我的技术占30%股份又怎样呢?还不是要听投资者的?再说,如果企业的利润是零的话,占30%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舆论在谈论知识经济,在探讨知本家(即以知识为本钱的人)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回顾几年来的经历,我觉得知本家和资本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在中国的科技企业里,知本家多数是当总工程师这样的职务,往往无决策权,对此我有以下体会: 1. 知本家由于对技术发展趋势很了解,他能够看到企业的发展方向,能预料到新的市场机会,也会意识到现在企业的危机,而资本家可能只看到当前的产品在赢利,而意识不到沿老路走下去的风险正在增大。知本家敢于创新,而资本家不敢冒风险。 2. 知本家能吸引一批懂技术的人一道工作,资本家在技术人员前面则没有威信;知本家是靠知识取得技术人员的尊敬,资本家是靠权力或金钱迫使技术人员服从。 3. 因为技术工作要求准确、实事求是,由此养成了知本家诚实的性格;因为企业生存的需要,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养成了资本家夸张、过分宣传以及为利益而钻政策空子以至不惜违规操作的作风。我举个例子,假设有个发明家发明了一种能治不治之症的新药,治疗的有效率是60%,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知本家和资本家都在卖这种药,知本家开的商店实事求是,而资本家开的商店则吹嘘说有效率是98%,其结果很可能是后者的销售好于前者。 4. 知本家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技术,可能不善于管理或不善于理财;资本家善于理财,善于管理,但不善于辨别技术的真伪和高下。知本家要想管好企业,就要重新学习企业管理,并把主要精力转向企业的经营。 5. 如果知本家和资本家能真诚合作,企业会有很强的生命力;如果知本家在取得成就之后再学习成为风险投资家,他将前途无量。

我成功过,也失败过,我的失败是以数百万元为代价的,但失败的经验非常宝贵,它使我更成熟。我现在正在总结,虽然我仍然没有资金,但目前的风险投资热可能是我的一个新机遇,我梦想当风险投资家,我的出路之一是当风险投资家的顾问,而另一个出路是在别人的风险投资下再上新的项目。我始终不灰心,我相信机遇永远是有的。

开发四通打字机的故事(写作于1999年初)

在澳大利亚产的电脑上开发汉字系统

1983年,我还在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我本来长期出差在上海参加宝钢工程建设,为此,曾在1979年底被派往日本学习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并将参加宝钢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因为计划调整,宝钢的二期工程被推迟,于是就从日本撤回了上海,不久又撤回了北京,下一步做什么,领导还没有安排。

我在所里的计算机应用研究室,负责其中的一个组,以搞热轧过程控制为主。当时我国刚开始进口微机,我们小组也在考虑购买一台微机。了解到科学院天文台使用了一种澳大利亚产的微机,性能价格比很好。经同事介绍,我认识了该机的设计者、澳籍华人邝振琨先生。他们公司叫DATAMAX公司,他研制的机器就叫DATAMAX 8000,CPU是Z80,操作系统是CP/M,DATAMAX机问世时,IBM PC还没出来。

该机所带的软件有字处理软件WordStar、试算表软件CalculStar和数据库软件dBASE II等。当邝先生为我们演示WordStar时,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可以这样运用自如的字处理软件,WordStar还有Mail Merge(邮件合并)功能,真使我大开眼界。

那时候,一套微机系统包括三大件:主机、显示终端和打印机。终端是字符终端,主机和终端是通过RS232串口连接的。邝先生说他只是微机的开发者,如果终端和打印机都通过他从澳洲进口,价格必然高。所以他只卖主机,终端和打印机可由我们自选。

我有一位朋友王安时(后来成为四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四通集团董事,香港四通公司总经理),当时他正在科学院负责进口设备,对进口手续和价格等都很熟悉。选择什么终端和打印机,我去找他咨询。他向我推荐了美国的TeleVideo终端和日本的OKI打印机。当时一台终端的市价约2000美元,而王安时介绍的TeleVideo只要900美元,OKI打印机是350美元,也比市价低。

说来也巧,我妹妹王缉惠的初中同学于成金是一位港商,正在做打印机的进口生意,他向我推荐日本伊藤忠的一种新型打印机,他说你先拿去试用,不合适可以随时退货,满意了再付款。

就这样,我选了邝先生的DATAMAX 8000主机,王安时推荐的TeleVideo终端,拿了伊藤忠的打印机来试用,凑成了一套价格相对便宜的微机系统。在该系统上,我很快熟悉了WordStar、 CalculStar、 dBASE II等软件的使用。

下图:01年在悉尼我和邝先生合影


因为是自己攒的系统,有关的驱动软件要自己做,我认真地阅读了打印机的说明书,突然发现,这个打印机的打印头是由8根针组成的,用软件指令可以控制它每一根针的动作。当时国内用的一般打印机都是字符打印机,只能打abcd这样的英文字母,而这台打印机是图形打印机,可以打由点阵组成的图形。哈哈!我灵机一动,连夜编了一小段程序,在打印纸上打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七个汉字。

这一夜我兴奋得没有睡着,我想了很多很多,能打印七个汉字,就意味着原则上可以打印所有的汉字。也就是说,让电脑处理汉字不再是遥远的事了,似乎触手可及了。

但是,能打印七个汉字,只是解决了原理问题,要让这套微机系统能用汉字处理各种应用,则要解决一系列的实际问题。

首先,要有汉字字库才能使打印机真正能打印汉字。当时,到哪里去找汉字字库呢?自己动手做吧!于是,我从家里拿来了一副围棋,把塑料棋盘布往桌上一铺,我们全小组的人都动员起来,一个人用棋子摆放汉字点阵,另一个人把该字型用16进制数来编码,再有一个人把该数据录入到电脑中。我们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终于做成了一套包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x16点阵字库。

其次,有了汉字字库还不够,如何把汉字文章输入电脑呢?需要有汉字输入法。因为国标一级汉字是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排放的,从工作量来考虑,研制拼音输入法是最容易实现的,因此我又开始研制拼音输入法。不久,一个简单但实用的拼音输入法也大功告成了。

拼音输入法有许多同音字,要想把汉字输入到电脑中,就要选字。那时的终端是英文字符终端,根本显示不了汉字,只能显示80x24个英文字符。怎么办呢?好在我们已经有了汉字字库,我就把一个字符M当一个点来用,用屏幕上的16x16个M来组成一个汉字,这样一来,虽然一屏只能显示4个大大的汉字,但总算以一种最原始的落后方法解决了汉字录入问题。

当然,要处理汉字,还要修改操作系统的BIOS部分,这些工作我也完成了。

开发汉字系统的应用

于是,该系统就可以用西文软件来处理中文了。我马上想到,何不用dBASE II做点什么呢?我找到所里财务科的洪宝钧,表示愿为财务科搞一个可以打印中文财务报表的财务软件,我的建议得到了老洪的积极支持,于是我们和老洪一起把所里的财务数据录入到电脑中,用dBASE II处理并打印出整齐的中文财务报表。实现了部分财务工作的电脑处理,提高了工作效率。财务科的同志都非常满意,所里科研处的同志也十分称赞。

当时,我家的住房正想搬迁,想从城里换到中关村附近。于是,我经常往西城区的换房站跑。换房站有非常多的换房信息,但查询起来却很不方便,我自然又想起了dBASE II,我们小组和西城区换房站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所有的换房信息都输入到电脑里,在1983年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北京市首届换房大会上,西城区的换房站采用了我们的电脑查询系统为群众现场服务,只要把你的换房要求输入电脑,符合要求的查询结果就用汉字打印了出来,当时北京日报和计算机世界报都对此作了报导。

下图:当时北京日报的报道


这年,在武汉要召开第2届中文信息处理国际研讨会,我就以中西文兼容的汉字处理方案为题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我交去审查的论文是用自己的汉字系统打印出来的,该论文被当时科学院计算所负责审稿的董韫美录用了。于是,我于同年10月到武汉参加了研讨会,并宣读了论文。当我在报告中举例说用dBASE II处理中文时,有很多与会者还不知道dBASE II。到武汉开会,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旧地重游,因为从1976年到1979年,我曾在全国重点项目武钢一米七热轧工程计算机控制方面工作了三年,这三年是我计算机知识和技术提高最快的三年,尤其是对大型工厂的实时控制操作系统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后来我在上海宝钢二期工程的筹备阶段,又同各国的电脑专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技术引进谈判,使我在大型工业过程控制系统设计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

下图:国际研讨会论文审查单上有董韫美的签字


用dBASE II处理中文,算是凑合解决了,但我很欣赏的WordStar却对中文处理无能为力,首先是我的字符终端显示不了中文,其次还会有其他我暂时还无法预料的问题。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先要解决汉字显示的问题,然后要解决用WordStar处理中文的问题。

要显示汉字,就不能再用现成的西文终端,要研制中文终端。于是我找到了科学院计算所6室,并认识了这方面的专家贾丕长和刘岁杪,我表示愿向他们学习并和他们一起研制中文终端,以最终完成我的汉字处理系统的夙愿。他们二人是合作得很好的科研伙伴,我加入了之后,我们的研制工作既有效也很愉快。我几乎每天都泡在他们的实验室,为解决汉字的显示问题而工作。

由于我用伊藤忠的打印机打出了中文,当时在华推销该打印机的田中先生,到处拿着我们打印的样张去宣传他们的打印机。为何不能开发一种中文打印机呢,我很想找伊藤忠公司合作来做这件事,为此我找田中先生谈过多次,但都没有结果。我想,在DATAMAX机上的汉字系统做得再完善,全中国也只有200个用户使用,应该寻找更有普遍意义的机种做开发。那时候IBM PC刚开始进入中国,所以我决定选用PC机做开发的平台。另一方面,从与邝先生的合作中我体会到,和国外公司合作,可以很快得到很新的信息。我感到还应该找一家外国公司来合作,所以那时凡是来华做电脑展览的外国厂商,我都找过、谈过,但都没有什么进展。

这年,我家搬到了双榆树西里。王安公司的办公室就在离双榆树很近的友谊宾馆,于是我就常常到王安公司去,了解王安电脑的各种性能。当时王安驻京的代表是陈恒先生,他很热情,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而且他说,王安公司演示所用的电脑,放在那里闲着也是闲着,只要你有空,就可以来玩玩。我也不客气,晚上经常去用王安的个人电脑,对其英文办公软件(包括文字处理)玩得很熟。常言道,见多识广,我对WordStar的熟练使用和我对王安电脑的钻研,为我日后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和陈恒也成了好朋友,也常讨论各种问题,他是曾经建议和鼓励我开发中文电脑的少数人之一。

辞职加入四通

这年,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民营公司,中关村出现了陈春先教授办的华夏硅谷研究所,京海公司等也成立了并受到了改革者的注意。我也蠢蠢欲动,想到某个公司去,或者自己出来办公司。

我和同事许教津在一起酝酿,想在冶金部自动化所之下,成立一个公司做体制改革的试点。我们把这个想法对所长顾炎讲了,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说,所里可以出资金,你们先拿一个方案出来。我和许教津等人讨论后,提出了一个计划,基本思路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久,所党委的意见出来了,我们的方案被否决了,至于被否决的原因,顾炎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既然所里的路走不通,我开始考虑是否出去自办公司。但办公司需要资金,资金从那里来呢?我母亲得知我的想法和困难之后,她也帮我出主意,她和荣毅仁的夫人是同班同学,荣毅仁的中信公司那时刚成立不久,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是否可以从他们公司得到资金上的支持呢?我母亲给荣夫人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不久,荣毅仁的女儿给我们家来了电话,叫我带着办公司的方案去中信公司找一位开发部经理谈谈。

那时,中信公司在建国门外的大厦还未竣工,他们公司暂时在天坛宾馆办公,我和许教津两人带着方案找到了那位开发部经理。那位经理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他自我介绍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工作不久,确实,他说话时夹杂着不少英语词汇,显得很有学问。我们说明来意之后就拿出了准备好的方案给他看。他看了之后,笑着摇了摇头说,你们的方案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注定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如果你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我们公司有个计算中心,正缺技术人员,你们可以来我们公司工作。

从中信公司出来,我和许教津都很失望,太没想到了,连荣老板的公司也是这样,我们该上哪里去呢?

几天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和我夫人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碰到了王安时和沈国钧(四通创始人之一,现任四通集团董事长),王安时问我近况如何,我说我想办公司,但没有资金,我就把如何去中信又如何没谈成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说,你找他们没用,我们正在筹建一个公司,叫四通公司,机制比较灵活,总经理姓万,才39岁,很能干但又不是胡来的那种人,你不妨找他谈谈。

很快我就和万总经理见了面,见面地点在中关村丁字路口原四季青自选市场的门市部,看来四通刚搬进来不久,屋里空空荡荡,只放了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折叠椅,在空房的靠墙处有一个保险柜。王安时向万介绍说,王缉志很聪明,在五七干校的时候,他能光凭电台录音就把交响乐沙家浜的总谱写出来……。万总听了王安时的介绍之后说,老王是我的朋友,你又是他的朋友,你办公司的想法和我们都想到了一块,你就来吧。就这样,我就算加入了初创的四通公司。四通是1984年5月16日注册成立的,同年9月门市开始营业,我进入的时候大约在84年的六七月份。

这一段时间我一部分时间继续搞汉字终端的研究,另一部分时间就到四通工作,并在等待所里对我申请调动的答复。在四通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是站柜台。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看来,按正常的人事调动手续是办不通的了,这时很多好心人劝我不要轻易离开原单位,否则人事关系就没有了,于是工龄就不能连续计算了,公费医疗就永远没有了……,这确实是需要我认真思考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敢不敢丢掉铁饭碗的问题。我也仔细想了一下,我思考的逻辑是:我相信我的能力属于中上水平,吃饭总应该是没问题的。万一四通垮了怎么办?我想,首先可以仍然搞我的电脑和过程控制,万一没有这样的机会,我还可以有两个出路:一个是教钢琴或者手风琴,即做家庭音乐教师,因为我的业余爱好是弹钢琴和拉手风琴,在文革中先后教过十几个孩子;再不行的话,由于我曾经自己装过收音机和电视机,我还可以利用我的无线电知识开个修理部,替人修理收音机电视机什么的。我想: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相信我不会养不活我这个家。当然,我夫人也坚决支持我的选择。

于是,我决定辞职,我在1984年11月给所里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我在报告里用词温和但态度坚定地表示:不管批准还是不批准,我辞职了。就这样,我毅然离开了冶金部自动化所。过了不知多久,我听所里的人告诉我,所里开过全所大会,宣布将7个人除名,其中就有我一个,其他被除名的人,还包括有出去开餐馆的人。

我父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力,他是1900年生的,当年虚岁85,他能理解儿子的抱负,对我去四通的行为是支持的,当时他写了一首七律诗鼓励我:

不负当年属望殷 精研周髀做畴人 霜蹄未惮征途远电脑欣看技术新岂但谋生足衣食 还应服务为人民 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

缉志儿存念 王力 时年八十有五

与日本三井合作

四通刚成立的时候,主要业务是销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机,那时电子部官方进口的能打印汉字的24针打印机是日本东芝3070,进口价近1000美元,售9000多人民币,而四通为Brother公司的24针打印机配了汉字驱动软件,每台仅售4000多元人民币,由于价格便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当时中关村出现了科海等一批电脑公司,热衷于PC主机的销售,打印机是电脑系统必配的外部设备,四通则选择了以做打印机为主兼营电脑的策略,这一正确的决策为刚成立的四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公司第一年就取得了300万元的销售收入。我没有参与Brother打印机驱动软件的开发,但参加了后来进口的1570打印机汉字驱动软件的开发。1985年初,四通从日本伊藤忠公司引进了1570型彩色打印机,该打印机原来能打印日文的汉字,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使它能打印中文汉字。当时,为了公司的生存,我把还没完成的汉字终端的开发暂时放在了一边,带领一个开发小组,为1570打印机做汉卡。

打印机汉卡的开发工作不算太难,1985年,四通以1570彩色汉字打印机为主要产品推向市场。这一年,四通的销售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

四通公司成立不久,我就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公司的领导人在一起酝酿开发自己的拳头产品。当时我们发现,大多数购买电脑的单位,都是拿电脑配上一台打印机来打印合同和报告之类的公文,而一套这样的电脑系统要近五万元。于是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的想法被提了出来,想开发一种价格在万元以下的能完成打字和编辑任务的机器。当时在公司主管销售的王安时就是极力主张开发的领导人之一。由于我原来就是搞汉字处理的,对搞文字处理机当然也很赞成,但最终决策者是公司的总经理。四通的决策方式是:“听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最后一个人说了算。”总经理很快就做出了决断:上马。

1985年3月,总经理和我两人到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与从东京来的该公司物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先生讨论合作问题。四通公司销售的Brother打印机就是通过三井物产物资部进口的,因此这次谈判是双方决策者的会谈。在这次谈判中,我们提出了共同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建议,希望三井公司投入开发费。当时万总分析中国的市场,认为中文文字处理机将会有每年10万台的销量,他向日本人许诺说,一旦产品开发成功,我们将从三井进口文字处理机硬件。万一开发失败,四通将以向三井物产采购其它产品的方式来弥补他们的损失。石田先生听了我们对市场的分析之后,问大概要多少开发费用,万总说大约100万美元,石田闭上双眼思考了片刻,说好吧,我就出100万美元。这次谈判进行了约两个小时,双方就合作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备忘录。因为四通是民办公司,按当时的规定,民办公司不能直接与外国公司签约,所以我们的备忘录不是正式合同,只能是君子协议。

这次与三井的谈判,对四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田先生的魄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忆我过去曾经同很多外国公司谈判合作,为什么总谈不成呢?因为我没有订货量拿在手里。如果四通在一成立时就谈合作开发,也可能谈不成。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呢?而这次谈判,首先是因为四通通过三井已经进口了相当数量的打印机,使得日本人相信了我们的市场开拓能力,其次又有每年10万台的市场前景,使他们不能不心动。当然,我们总经理的口才和石田先生敢于冒风险的精神,也是合作得以开始的重要原因。总之,和三井物产的谈判取得了成功。

由于日本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在日本的市场上,已经有各种品牌的文字处理机在销售。我们总经理开始的想法是,从日本现有的文字处理机中,选择一种性能价格比好的产品,把它的日文汉字字库换成中文的字库,把日文输入法换成中文输入法,而文字编辑功能不变,这样就可以很快地推出我们的产品。这年5月,我们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去日本进行开发方案的讨论,万总、王安时和我都去了。

下图:89年四通董事会在日本三井物产公司访问


三井物产物资部是投资者,自己并没有开发力量,他们要选择一家日本公司做具体的产品开发工作。三井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是土屋哲雄先生,他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可以选择的开发者有三类:一类是Sony这样的大公司,他们技术实力强,名气大,但开发费用也高;一类是小公司,他们费用低,但技术差;还有一类是被称为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的公司,他们为别人开发产品,不打自己公司的商标,技术力量介于前两者之间,费用也介于前两者之间。三井物产选择的日本ALPS公司,就是是一家这样的OEM公司。我们在三井的安排下到ALPS公司去参观访问。在中国,我们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到了该公司后,看到公司规模很大,在日本很多地方设有工厂。它开发和生产很多电子产品,但都是受人之托做的。如我们看到它开发和生产的激光唱机就是SONY牌的,它生产的电脑键盘产量是世界第一,占了当时世界总产量的16%,都是打别人的商标,他们还为SANYO等公司开发日文文字处理机。

我们和ALPS的领导人坐下来讨论文字处理机的开发方案,日本人拿出几种现成的文字处理机给我们做演示。经过讨论比较,日本人的方案都被我们否定了。原因是:日本的文字处理机都是热转印式的,对纸张和室温的要求高,色带价格很贵,不能打蜡纸。于是,我们决定重新开发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机器,打印机芯采用击打式的打印头,以便可以打印蜡纸。此外,由于我对操作系统比较熟悉,我情愿自己从头搞起,这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以不必长期依赖日本。

最后我们双方商定的合作开发方式是,四通方面负责总体方案的设计,ALPS负责选择打印机芯和液晶显示屏,进行硬件设计并提供BIOS接口,我们则进行软件设计,最后由他们进行生产。为降低开发的投入,机壳采用铁壳,免去了昂贵的模具费。

与ALPS公司合作研制四通打字机

ALPS公司负责该机开发工作的是岛津邦文先生,据说当时ALPS在挑选这个负责人时,很多人听说是与中国人合作,都不愿意参加,而岛津先生是自告奋勇来做这件事的。

经过准备之后,我们的开发工作从1985年的8月份开始,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为我们双方联络提供了通信上的方便,那时候还没有传真机,我和岛津先生就通过电传机交换开发文件,一些重要的图纸文件通过三井的文件传递系统来往于北京和横滨之间。

为了使我能够更好地设计,日本方面拿来了一台那时日本最好的东芝牌文字处理机供我参考,并提供了一些文字处理机的说明书。当时,国内市场已经有了几种中文文字处理机问世,如上海的奥林匹亚、深圳的桑达、香港的运科、杭州自动化所等。四通并不是第一家做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单位。奥林匹亚的价格在两万元左右,采用喷墨打印机,编辑能力较差。其他几种机器也都各有缺点,我觉得我应该能做得更好。也有的产品,如我在展览会上看到过香港运科公司开发的中文文字处理机样机,以当时的水平来衡量,相当不错,只是不知为何后来不见了踪影。

尽管有这些做参考,其实我心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样板,就是WordStar,我想,它在英文能实现的编辑功能,我一定要在中文上面也实现。我的总体功能设计多少受了WordStar的影响,例如WordStar中有“block move”功能,在我的设计里想不出好词,就用了“块移动”的说法,等等。总的说来,我把该机的使用者考虑为初中文化程度,在屏幕提示、编辑和打印命令上的说明文字以及使用说明书都要尽可能通俗易懂,绝不使用电脑术语。四通打字机日后在市场上的成功,与我的这些设计思想和目标用户定位不无关系。产品的名称定为四通MS-2400,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头的针数,00表示第一代。由于国内绝大多数人还不习惯什么文字处理,既然我们开发这个产品是为了取代传统的机械打字机,为了市场宣传方便,消除多数人对电脑的天生恐惧心理,我给该产品起名叫中文电子打字机。在设计外壳时,公司有些人主张在机壳上标外文,我坚持在机壳上的所有文字都用简体中文。也有人主张给机器设计一个洋商标,但万总和我都主张用四通商标。

我们的开发小组由四个人组成,除了我之外,还有王玉钤、孙强和张月明。王玉钤负责打印驱动软件,孙强负责显示驱动软件,张月明作为大家的助手,做些辅助工作。我是总体设计,并负责文字处理软件的开发和拼音输入法的开发。

作为文字处理机,只有拼音输入法是不够的,我认为起码还要有一种笔形码的输入法。我在开中文信息处理会议时认识了不少研制输入法的人,当时这些人里面笔形码输入法做得比较好的有李金凯,我就去找他商量把他的输入法放在四通打字机里,他要求我们给他先支付一笔入门费,开价10万元,从当时角度看我认为高了,我们谈判了几次都没能达成协议。于是我又找其他的输入法作者,我在分析了各种输入法之后,决定去找王永民,他当时在中央统战部招待所的地下室租了个房子在搞输入法的开发,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张道政。当时王永民的五笔字型输入法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去找他商量,他比较痛快就答应了,条件我比较容易接受。他并不要求我们支付入门费,只是提出每销售一台打字机给他一个提成。于是我就同他签了一个合作协议,就这样,四通第一代打字机选用了五笔字型作为笔形码输入法。后来的事实表明,王永民其实是很聪明的,四通打字机在全国范围的销售,为五笔字型的推广带来了显著效益。当然,在众多的输入法作者中,王永民比较善于做推广工作,反过来也促进了四通打字机的销售。

其实,在同日本合作之前,我在PC机上已经开发了一个简单的文字处理软件,同时配了我开发的拼音输入法,我把该软件复制了一份给了岛津先生。后来,岛津先生来北京谈判的时候,向我们打招呼说,他已经以他的名义在日本就我的拼音输入法申请了专利,我和万总听后都没有表示异议,那时,我们都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岛津先生解释说,在日本,如果不申请专利,就不能保障我们产品的利益。至于后来,他有没有因该专利而得益,就不得而知了。现在想起来,该专利的专利权人应该是我。

下图:86年我和岛津先生在日本横滨海边合影


为了加快开发进度,在同岛津先生确定了BIOS接口标准之后,我们在PC机上做了一个模拟的BIOS,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日本的硬件开发出来之前就同时在北京开发软件。

因为分工明确,我们三人的软件开发工作基本上是在各自的家里进行的,必要时在一起开会,半年之后,即1986年的3月份,双方各自的工作已告完成,我们开发小组到日本横滨ALPS公司去进行最后调试工作,同去的还有三井物产北京事物所的雇员郗建民。按计划我们应工作3周,但是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制,而是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6个小时,几乎每晚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第二天仍然准时上班,星期天也不休息。除了我以前去过日本以外,其他3人都是初次到日本,但是我们从未上街逛过商店。即使这样,3周还是很快过去了,机器仍未调好。于是我们决定延期回国,因为签证的原因,延期也顶多是一周,回国的日期定在了4月14日星期一。安排大家4月13日星期日到富士山游览,但是我做出决定,如果到星期六还未调好的话,星期天的游览活动也将取消。

不幸的是,国内来了长途电话,万总十分严肃地告诉我说,我的父亲因病住院了,而且生命垂危。他说,如果需要的话,公司同意我立即回国见我父亲一面。日本方面立刻安排我和我母亲通了一个长途电话,我通过电话向母亲了解了父亲的病情,知道他是因感冒发烧而住院,不想竟发现是白血病,而且病情恶化得很快。这时,我的心情极为复杂,如果我这时立刻回国去看望父亲,眼看要调试成功的产品开发就要夭折,因为在日本有比较好的开发条件,如果这次没调好,下次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了。但是如果我不回去,万一我父亲有什么情况,我不能在他身边,也是极为遗憾的。当我把我在日本的情况向母亲介绍之后,我母亲说,你的工作很重要,你回不回来由你自己决定。我听了之后告诉她,我还是决定留在日本把开发工作做完。

就这样,尽管我父亲病危,我还是领导全组人员继续昼夜奋战,终于到4月11日(星期五)中午,机器的调试成功了,当大家听到打印头发出刺耳的声音在纸上打出汉字时,都象听到了美妙的音乐一样高兴。当天下午,三井和ALPS公司的领导都来向我们祝贺,而我因为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感到眼冒金星、脑袋昏昏沉沉,我强打起精神,向他们介绍开发的经过。日本人说,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刻苦精神。

星期六,大家到商店去采购物品,星期天,在岛津先生等日本朋友的陪同下,我们到富士山游览了一天,他们都很玩得很开心,唯有我想到病危的父亲,没有心思欣赏美景,恨不得立刻飞回国。

4月14日星期一,我们回到了北京。我立刻赶到友谊医院去看望我父亲,我父亲这时的病情非常严重,已经不能说完整的句子了,但神志还清楚,我向他汇报了我在日本的工作,告诉他开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在出国前,曾经给他讲解过文字处理机的工作原理,并答应等机器开发完成后给他演示,遗憾的是,还没等我给他演示,半个月以后的1986年5月3日,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临终的时候,我一直守在他的身旁。他给我的诗中所说的“还应服务为人民”的教导,将永远牢记在我心中。

当年5月16日,是四通成立两周年的日子,公司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推出四通MS-2400中文电子打字机。会上展出了我们的新机器,能打印普通纸和蜡纸,除了能打印8种大小的汉字外,还能打印英、日、俄、希腊等多种文字,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发布会邀请了国家语委的周有光先生参加,周有光先生是我国语言文字学方面著名的专家,也是经济学家,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在开发打字机的拼音输入法时,曾多次向他请教。他看了四通打字机后说,“外国有人人都能使用的打字机,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中国人整整丧失了一个机械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再丧失电脑时代。四通打字机开创了中国语词处理的新纪元。”这里顺便说一句,周有光先生对“Word Processing”翻译成“文字处理”表示不同意,他一直认为应该称为“语词处理”。语言学家郑易里先生也说,MS-2400打字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创举。

MS-2400推出后,当时的零售价是7000元/台,公司内部有人怀疑能否销得出去,但是,在四通销售经理沈维公和谌受于等人和全公司的努力下,第一年就销了7000多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成绩十分令人鼓舞。

MS-2400是第一代产品,虽然我努力想实现WordStar的所有功能,但毕竟开发时间太短,所以很多功能都未能做进去,而且该机的液晶屏太小,编辑起来不方便。此外,该机用盒式录音机做外存储器,使用也很麻烦。当时,用PC机实现的中文系统里已经有仿、宋、楷、黑四种字体,而我们的打字机只有一种字体。总之,从门市部反馈回来很多顾客的意见和建议,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市场信息。

另外,因为我是第一次开发单机型的电脑类产品,也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知识。例如,我设计的四通打字机键盘不符合英文打字机键盘的规范。当MS-2400刚刚开始销售时,就有一位专家给我打电话,说老兄,你的键盘设计犯了一个错误,熟练的英文打字员肯定会感到不习惯。我再仔细观察英文打字机和电脑的键盘,才发现了问题。但是,这种属于硬件设计的错误改起来费用太大。好在一般用四通打字机的人都是初学打字,出现不了这个不习惯的问题,所以决定在下一代产品中再改。不过我也奇怪,既然ALPS公司的键盘产量世界第一,为什么发现不了我的设计错误?可见日本人是习惯于一丝不苟地照图纸施工,以至于我怎么画就怎么做,错了自然是设计者的责任。

开发MS-2401

因此,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是迫不及待的任务。我开始组织MS-2401的开发小组。由于王玉钤向总经理提出要求去做另一项工作,所以退出了开发组。我的新的开发小组增加了几个人,除了我和孙强以外,主要的开发人员还有裘钢、王东方。裘钢取代了王玉钤做打印驱动部分的软件。2400由于没有方便的外存,所以文章的长度不能超过内存的容量,而2401打印机增加了软盘驱动器,所以我决定不限制文章的长度。但是如果文章长度超过了内存容量,编辑软件就要增加很多处理,如磁盘滚入滚出处理等。岛津先生警告我,说日本的文字处理机一般都不这样做,因为这样比较难。但我还是决定增加这个功能,并且安排王东方专门负责磁盘I/O调用的软件。裘和王两人都是很优秀的开发人员,所以开发工作基本顺利。岛津先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我在磁盘滚入滚出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才算解决。

2401增加了液晶屏的面积,2400只能显示2行每行10个汉字,2401可以显示5行每行40个汉字。当时PC机普遍还在采用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3.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刚刚问世,而我就决定要采用这种小驱动器,虽然当时有点超前,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另外,我们采用了仿宋楷黑四种汉字字体,也就是说,要烧制很大容量的Mask ROM来放字库,生产前期的投入比较大。但由于2400的成功,公司的领导人也敢于下决心投入。

2401的开发采用了2400同样的方式,先在PC机上模拟,最后到日本调试时再下载移植到打字机里。按原方案,2401采用带背景光的液晶屏新技术,但我到日本看了样机,觉得有背景光的效果还不如没有,我给万总打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要求不用背景光。万总坚持要用新技术,我说,我在ALPS公司这里看到了实物,你又没看到,你应该相信我的判断。万总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就看着办吧。于是我通知ALPS放弃采用背景光,ALPS设计液晶屏的工程师都很懊丧,但也没办法。

2400推出成功之后,国内有很多搞汉字输入法的人找到我,要求把他们的输入法装到四通打字机中。2400的拼音输入法是我做的,其实,我也对进一步改进我的输入法很有兴趣,可是我实在太忙了,没有精力顾及这件事。这时刘为民找到我,他说,你开发打字机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何必其中每件事都亲自做呢?在他的说服之下,我同意在2401中采用他的拼音输入法。此外,我经过研究,又在笔形码输入法中选择了一些我认为优秀的加入到打字机中。我的想法是,我不对输入法做评价,让全国的用户自己去选择采用什么输入法好。但是,后来的事实说明我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王永民自己投资在全国培训四通打字机的操作员,因此在四通多数的分公司中,演示四通打字机操作的小姐只会五笔字型输入法,尽管四通的销售资料上写着由顾客自选输入法,但是销售小姐都向顾客推荐五笔字型,所以大多数顾客就买了五笔字型了。

为了使我能专心投入2401的开发工作,万总选择了段永基(现任四通集团总裁)来配合我工作,段原来是学航空材料专业的,在航空部的612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是1985年来四通的,他来的时候带来了粉末冶金等项目,带领一个小组搞开发,但是搞了一年多就下马了。当时王安时对我说,科学院前党委书记张劲夫说过,要有人为科学家提皮鞋,段永基就是为你提皮鞋的,各种杂事你都可以交给他办。的确,段的工作能力很强,凡是与开发有关的非技术问题,我都交给他去办,他总是完成得很好,工作落在实处,而且看来他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很任劳任怨,很少看到他提个人条件,当时我们合作得很好。

到1987年5月16日公司成立3周年的时候,在友谊宾馆召开的庆祝会上,我宣布MS-2401正式推出,应邀出席会议的嘉宾有贾春旺(当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现任公安部部长)、于光远(当时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在1984年四通成立时,贾春旺任北京市海淀区区委书记,是在他的介绍之下,四通的创业者们和四季青乡建立合作关系、向四季青乡借两万元起家的,四通的“四”字就来源于此。

MS-2401是比较成熟的产品,它解决了2400的所有问题,并且基本上实现了WordStar的所有功能,里面还有我和同事们的很多创新。岛津先生在一次和我的谈话中说,我们日本人可以把产品做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创造性,你们中国人有创造性。三井的评价是,2401的技术即使在日本的同类产品中,也是先进的。2401的推出,在四通的销售部门,产生了分歧。因为当时2400的销售正旺,2401被认为是阳春白雪的东西,当时在三井工作的郗建民就曾和我激烈地辩论过,他说,2401好比高级音响,2400是普通录音机,高级音响好是好,但需要的人不多。

2401推出的头半年,销售情况并不好。2400销得不错,但它是铁壳的,产量有限,因此公司决定把铁壳换成塑料壳,软件基本不动,再推出一种产品叫2402。2402的开发委托开发部的杨盛达等人来做。当时在四通电脑门市部来了一个年轻人,对软件很熟,叫求伯君,也被推荐到我们开发部协助开发2402,为了使他对打字机的软件有所了解,我就把2401的源程序全都交给了他。因为2402的硬件设计基本上和2400一样,因此软件也没有多大改动,但更正了一些2400中的软件错误。

对于2400、2402,我很清楚它们的弱点,我相信2401的优点会被用户所认识。果然,半年多以后,2401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在市场上也越销越好。

在2401推出不久,求伯君就离开四通到了金山电脑公司,他在珠海和另外一个软件工程师李明一起,在2401软件的基础上,开发了WPS文字处理软件。当时,如果卖纯软件产品,很难保证有好的利润,所以金山电脑公司想把该产品做成汉卡,但是当时因为四通和金山有较好的商业合作关系,所以金山电脑公司在做汉卡之前,其总经理张旋龙向万总打了招呼,万总怕该汉卡的销售影响四通打字机的销售,就没有同意金山推出他们的汉卡。金山鉴于在其他方面与四通有密切的合作利益,也可能考虑到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直到1989年以后才将其汉卡推出。

为了进一步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1987年,四通和三井物产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以SKD方式生产打字机的公司——中日合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把2401的生产从日本移到中国。该公司总投资100万美元,四通占75%,三井物产占25%,其中四通的打字机技术占了25%的股份,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以中方的技术占有股份的情况可以说是四通开了先河。在确定合资公司的领导人的时候,曾经考虑让我当总经理,段永基当副总经理,我说我只善于做技术工作,不善于当头,更不会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还是让段永基当总经理较好,我就当总工程师吧。这样,合资公司的总经理是段永基,我是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三井物产派东京总部的中入纯先生和北京事务所的郗建民任副总经理。让段永基当总经理,这可能是我今生中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2401从那时候起,连同后来以2401为原型开发的2411一起,畅销了很多年,共售出了20万台以上,为四通公司带来了二十几亿元的销售收入和几亿元的利润,也为国家带来了几亿元的税收收入。四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多层次的销售体系,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销售人才,如王玉海、刘棣华等。四通打字机的成功生产,也离不开李玉琢、刘德麟等一批四通的优秀管理骨干的贡献。

2401赢得利润之后

在1988年,2401打字机SKD散件的进口价格大约为700美元,四通和三井的合资公司(SOTEC)在组装之后的出厂价约8800多元,出厂之后销给四通集团的OA部,OA部加价之后以11000元左右销给四通各地的分公司和经销商,卖给最终用户的价格为13500元左右。此外,打字机中的有些元件如汉字字库等是通过香港四通公司进口的,进口时已经加了很高的利润。由此我们可估算出每台打字机四通有多少利润。

但是,四通的领导仍然不满足,专程到日本去,对打字机里的每个部件的成本进行了调查,例如,2401的打印机机芯是富士通公司的产品,就假以其他公司的名义按每年数万台的订货量向富士通公司询价,得知这种机芯的价格在150美元左右。用这种方法,四通计算出2401的全部材料成本加起来也不过300多美元。于是,一个计划在四通的领导层内开始酝酿:四通要求三井对所提供的SKD散件进行分项报价,目的是如果你哪项报得高于我们所了解的成本价,我们就自己去采购。换句话说,要把三井口袋里的利润也放些到四通的口袋里。

三井当然不愿意分项报价,于是四通就向三井施加压力,甚至对中入先生上纲上线说,你们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们并没有忘记……。为了增加对三井的压力,四通停止了从三井进口2401打字机散件。由于没有了货源,市场上的四通打字机一度脱销,变成了紧俏商品,双方进入了一种僵持状态。僵持进行了一段时间,最后,三井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分项报价,即四通可以自己根据情况从日本市场选购部件,但条件是,三井不再在进口前对从日本提供的散件进行质量检验和保证,散件的质量控制由SOTEC自己解决。在四通同意了此条件后,三井的分项价格报了出来,从报价单上看,富士通的打印机机芯为300美元/台。这就是说,如果四通自己到富士通去采购打印机机芯,仅这一项,SOTEC还可以降低150美元的成本。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当四通自己去富士通采购机芯时,该厂的报价是300美元/台而不是原先报的150美元,其他各部件生产厂的情况都与此类似。最后,打字机所有部件材料的价格成本之和,差不多仍然等于700多美元。也就是说,三井已经和所有的部件生产厂协商过了价格,统一了口径。这件事,你说是这些生产厂商害怕大公司三井也好,你说是日本人团结一致对外也好,总之,四通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时候,四通发现自己在斗争中打了败仗,于是向三井要求恢复过去的传统做法,三井的答复是,倒退已经不可能了。由于要自己进行部件的质检和筛选,SOTEC的生产成本反而比以前提高了。

这一年,由于中途有一段时间中止了从日本进口散件,打字机一度脱销,四通的经营利润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万总事后对此事的评价是,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这件事之后,四通的领导便决定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把新产品的型号定为MS-2406。显然,根据计算,自己开发产品有更高的利润,当然,也不用再受日本人的气。我对这个方案表示了保留的态度,这并不是由于我亲日,而是我认为,四通的翅膀还没有硬到可以立刻脱离日本人的帮助,从2401的开发中我很清楚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我心中本来有一个长远的开发计划,在两三年内最终会实现真正的国产化。我持保留意见,是从当时公司的开发能力和国内的部件配套能力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做一个逐步国产化的计划,而不是一步到位。

不知什么原因,是否因为对开发方案有不同意见,我不得而知,2406的开发工作不让我插手,作为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我在公司里的权力开始被架空。

2406的开发方案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因为系统里所有的BIOS,包括磁盘I/O等等,都由公司自己的开发人员重新来写。而且可笑的是,其中有些写BIOS的人过去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就是说,由若干新手从BIOS做起,要开发一个完整的文字处理系统,可见工程是多么巨大,人手和时间都显得很不够。其实,如果用PC机的主板作硬件平台,完全可以设计一个简单而又达到同样目的新机型。

也许因为我们开发2400和2401都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司有些人估计2406的开发也只需一年左右。他们订了一个很乐观的计划,在我看来,计划很不实际。之所以计划不实际,是因为制订计划的人对工作量没有概念。于是,我开始不断地提意见,指出2406方案中的问题。但是,我的建议和意见没有起作用,也许他们认为我是故意挑毛病。2406的开发地点设在香港,王安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该产品的开发上。我很多次想找机会把自己对开发方案中的看法向王安时反映,我想,他可能会听得进我的意见,但遗憾的是我根本没有机会接近王安时。以至于王安时是否知道我的意见,还是知道了我的意见而不接受,我都无从得知。 2406的开发费用比原来设想的多了很多,开发周期也一拖再拖,最后终于在1991年开发成功了,前后共花了三年的时间。成本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样低,软件性能也没有比2401有突出的改进。当2406推向市场的时候,其售价比2401还略高一点。但是,2406 一上市,各地的经销商都纷纷反映该机有质量问题。本来,2406是为了取代2401而推出的,但2401始终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后来以2401为原型机又推出了2411,四通对于三井的依赖程度不见得因此而有所降低。后来王安时向我讲起2406的开发时说,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不过,我也不知道他的教训到底是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由于生产2406,从香港大量进口打字机零部件,而使得他持有很大股份的香港四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从北京合资公司将大量开发费向香港四通输血也是显而易见的。

感慨良多

回顾开发四通打字机的前前后后,真是感慨良多。我有幸为我国的办公自动化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是我今生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这首先得益于邓小平理论带来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实现自我的机会;其次是我找到了很好的合作伙伴,有许多事单靠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企业有了一个能把握方向的领导人,确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又各有分工。此外,在一起合作的三井物产公司的人员,都有较高的个人素质,我们和他们公司之间的合作很规范,很讲信誉,也是成功的保证。

在一次会议上,三井分析四通打字机成功的原因时说,硬件解决原理问题,而软件解决文化问题,原理是全世界相通的,而文化因地域而不同,最终与使用者接触的是主要是软件界面,因此只有中国人才能开发出适合中国市场的电脑产品。回顾中关村成功的电脑企业,无不与适应中国的文化特点有关。微软的Windows产品在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始终认为应该开发更适合中国文化的界面,尽管我也是Windows的用户,而且算得上是电脑专家了,但是Windows中文版的许多提示,连我都看不懂,何况普通老百姓呢?

国家的许多科研机构,每年从政府那里拿到开发经费,最后不少都打个水漂完事,比起他们来,四通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自主开发了对社会和对自己企业都有益的产品,给国家上缴了可观的利税,这是一种进步。

但是,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公司获得巨大利润之后,如何继续保持高技术公司的活力,是个很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我虽然是四通集团主管开发工作的执行副总裁,但是我能够支配的开发费用还不到公司总营业额的0.3%,而且就连我比较擅长的打字机开发方面的领导权也被剥夺了。尽管按照国家和开发区的规定,公司可以提取营业额的7%作为开发费而纳入成本,但这些开发费提了之后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公司请人吃顿饭,唱一次卡拉OK,动辄可以一掷千金,甚至万金,为总裁办张高尔夫会员卡可花几十万上百万,可是我要调用几万元的开发费都要经过很麻烦的手续。每当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就要我们写科技开发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但这是写给银行和政府看的,因此而得来的科技贷款却用到了其他方面,用去炒股票、炒期货、搞房地产。为什么会这样?除了产权和机制问题外,我认为首先是因为公司的第一把手和领导集体不懂技术,看不出为了公司今后的发展要做些什么,缺乏起码的技术前瞻性认识。例如,当时四通集团董事会的7名成员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搞技术的,在1990年以后,我主张开始搞多媒体技术,并在集团成立了电脑音乐事业部,但公司的大多数领导并不理解搞多媒体的意义,如果靠投票来决策,我永远是少数。

说到电脑音乐,在1991年,我领导四通集团开发部的王岩、朱峰等人,与日本Roland公司合作,开发成功了四通牌数码钢琴,并生产了10台样机。1992年☆☆☆记到四通公司视察,段永基向江总书记介绍了这一新产品,总书记兴致勃勃地在四通门市部展厅里的样机上弹奏了一段曲子。但我只是事后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因为江总书记来的时候,四通公司总裁、主管销售和后勤的副总裁以及很多其他人员都在场,而我则被通知说,由于接待人数有限,不能出席。

现在,四通打字机正在逐渐从市场上消失,生产2406的深圳SOTEC濒临倒闭,生产2401和2411的北京SOTEC也处于常年停工状态,其原因说什么的都有。让我们来看一些数字:中国有12亿人口,四通打字机销售最好的时候年销售量为5万台,同是使用汉字的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口,1997年它的文字处理机的总销量为370万台,与这年它的PC机的总销量差不多。因此,四通打字机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其主要原因是开发跟不上而不是别的。一个高技术公司,领导人不熟悉公司主要业务的技术趋势,又舍不得在开发费上投入,那么它走向衰败就是迟早的事。

我本来是搞技术的,不善于搞管理,也不愿搞管理,但是,我发现,不当第一把手,就无法把握公司的技术方向,搞高技术和开餐厅是两码事。我以后将专门撰文谈我这方面的体会。我认为,要保证高技术公司的正确方向,公司的第一把手必须非常了解技术发展的趋势,同时他还应该有卓越的管理才能。

此外,遗憾的是,在公司得到巨大利润的同时,我个人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在打字机销售最红火的时候,一个2401经销员的脚上,一双皮鞋就值三五百元,而我当时每月工资收入只有560元,列在全公司第19名。在我1992年离开四通之时,我经四通集团办公室主任同意,搬走了一台2401打字机,几个小时之后,该办公室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奉上级指示,必须要回那台打字机,并立刻把机器拉了回去。1993年,四通与我签了一个协议,承认我是四通创始人之一,并答应给我创业股,其数值与其他董事相同。四通股票在香港上市之后,我要求四通兑现该承诺,四通公司答复说,我们答应给你的是创业股,但是现在公司并没有创业股,所以不能给你股份。总之,搞经营的搞管理的搞后勤的可以有机会得到除工资外的其他好处,埋头搞技术的,最终只可能是替他人做嫁衣裳,这种事发生在一个高技术公司里难道不奇怪吗?

下图:93年四通董事会承诺给我股份


在四通打字机开发完成的时候,岛津先生送给我两个人头形状的娃娃,但都没有眼睛,这个娃娃头在日语里叫做“daruma”,据说,一个人做成功一件大事,就可以在上面画上一只眼睛。因为四通打字机的成绩,我画上了一只眼睛,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画上第二只眼睛,我现在正在总结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期待着画另一只眼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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