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喧嚣：中关村风云际会20年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4-12- 《新京报》
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标志高高耸立。
1984：传奇的开始
1994：喧嚣中的反击
2004：对抗中的新局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任冉齐专访：中关村是一个经济现象
对话柳传志：国际化联想是一种回归
●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将要开始。历史使1984年成为中关村的一个拐点，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一个拐点，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拐点。
●1984年的李天福不大能够想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同样，他也不大能够想到柳传志在中关村的地位。20年后，柳传志成为中国IT“教父”，联想成为中关村的标杆和高科技产业的象征，而他则在联想集团谋了一个“看仓库”的职位，默默地在那里观测着中关村发生的巨变。
●“大人物”们依旧在中关村表演，卑微的盗版光碟贩卖者依旧在中关村游荡。他们拥有的是同一个舞台。每年都有新企业诞生，每年都有老企业倒闭，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它们追逐着各自的命运。
12月15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将点燃一个内心的火炬。那是他一手缔造的“新联想”，一个他梦想中的“联想大家庭”。他要为这个“大家庭”庆祝20岁的生日，并努力使之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联想集团动用了包括股权在内的逾百亿港币收购了IBM的PC业务。这场被诟病的盛宴是“纪念秀”的预演和高潮，它似乎还可标志着中关村并未被遗忘，它自1984年勃兴，20年后依旧是风云际会的焦点。
地理意义上的中关村，其存在已几百上千年，它曾是太监的坟地和帝王的后花园，曾是被神化的大学城，如今它则演变为中国的“硅谷”和所谓高科技产业的“圣地”。然而如果没有1984年，人们很难想象它到底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激动人心的1984年是从一场连续的惊喜开始的。
那一年5月10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决定从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价格、机构设置扩大企业自主权。在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在7月成为共和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5个月后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了价值40万元的股票，这是“文革”后中国首次发行股票，中国企业全面股份制改造的苗头初现。
外资纷纷进入中国。在阔别中国市场35年以后，花旗银行又悄悄返回上海。它并非上海这个“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在1984年迎来的惟一一家跨国公司，与它一起到来的还有德国大众和“桑塔纳”。
在世界的另一端，斯坦福大学教授列昂纳德。波萨克和桑德拉。勒纳夫妇创立思科；19岁的迈克。戴尔退学后以1000美元创立戴尔计算机公司；小贝尔的成立解放了AT&T，使其有机会进入计算机业；苹果推出了第一台多媒体计算机；康柏公司成立第三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第二年，推出了台式PC；惠普公司成立第45年，上市第23年，开始进入打印机领域，建立了喷墨和激光打印机生产线……
邓小平看到了信息化的重要，他知道中国必须进行信息化改革。他年初参观上海科技十年成果展时，摸着演示计算机的小学生李劲的头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后来在为《经济参考报》题词时，他又写道：“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9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到了11月，国家科委便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技术市场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成立了全国科技与人才交流协作网；国务院批转的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报告》指出：“电子和信息产业要实现两个转移：第一，把电子和信息产业的服务重点转移到为发展国民经济、为四化建设、为整个社会生活服务的轨道上来。为此，必须把电子和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应用放在首位；第二，电子工业的发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通信装备为主体的轨道上来。”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将要开始。历史使1984年成为中关村的一个拐点，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一个拐点，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拐点。
在1984年秋天的中关村，李天福参加了好几次串联会。召集这次串联会的，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同事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说是想成立一个公司，问别人愿不愿入伙。他们讨论了几个月，还做了各种调查研究，有的人答应入伙，最终又退出了；有的人起先没有出现，公司成立的时候却来上班了。最终，?1个人聚集到了一起，他便是那11个人中的1个。
1984年的李天福不大能够想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同样，他也不大能够想到柳传志在中关村的地位。
20年后，柳传志成为中国IT“教父”，联想成为中关村的标杆和高科技产业的象征，而他则在联想集团谋了一个“看仓库”的职位，默默地在那里观测着中关村发生的巨变。
中关村只是北京西郊的一条街。起点是今天黄庄路口向北300米左右矗立那座雕塑的地方，终点则是北大南门附近海淀路与中关村大街的交叉口。
李天福说，他刚刚来到中关村的时候，到处是荒凉坟地，一片片的小柏树长在那里。横亘在坟场中间的，是一条条像小溪流一样的水沟，有的水沟中还种满了水稻。
“从现在来看，中关村的模样跟以前简直是两个世界。整个道上……1958年种的杨树长得很高很大。那边是四环，那条道也是小道……都是大树，参天大树。我记得的模样现在简直没法形容了。现在基本上各个公司……中关村的道路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4年，中关村所有的街道都狭窄、坑坑洼洼。路两边的树倒是长势喜人，但树下的房子却很破。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房子被推倒了，盖起了新的房子，牌子被摘掉了，挂上了新的牌子。又过去了十年，房子又被推翻了，变成了鳞次栉比的高楼；狭窄的、坑坑洼洼的马路变成了宽阔的四环路和白颐路（有一段如今叫做中关村大街了）；北大的围墙拆了开满了公司和餐馆，如今又把公司和餐馆拆了，说是要重新圈起围墙；那个燕园食品店不见了，一排排的小门帘不见了，从现实中消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有谁还记得今天大恒光盘中心原来是海淀交通队？
有谁记得海龙的地底曾经是一个大冰窖？有谁记得中关村一街、中关村二街，记得320路公共汽车曾经穿行在那片中国最智慧的土地中？
一切都已改变。一切改变都从叹息中开始。
1984年，叹息声笼罩着中关村。报告文学家们描述说，虽然在中关村这条街上行走的人有大量知识分子；虽然你走路一不小心就可能撞到一个“国宝”；虽然这里人才云集，被誉为科学城……可是它依旧在长叹。“不仅在夜深人静之时，就是在熙熙攘攘的白天，仍然能听到这条街一声声的叹息。”叹息和呐喊打破了中关村的萧条和安详，预示着中关村正在发生一场悄然巨变，将要演变成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肇始。
第一个发出呐喊的人叫陈春先，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这位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在1980年成立了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热核扩展”模式。这个服务部，二十年后被认为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接踵“中关村第一人”“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的，是科学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他创办了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在后来的传说中，王洪德递交了一份“四走报告”要求调走，如果不能调走，无论“聘请走”、“辞职走”还是“开除走”他都要走，只要能走出科学城就行。
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万润南也辞职了。他创办了一家叫四通的公司，想将它变成“中国的IBM”。“成为中国的IBM，这意味着什么？”有人问。万润南告诉他们，IBM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高技术跨国公司。
许多年后，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在1984年浪潮中屹立不倒的，不是当年无限风光的“两通两海”，而是一家叫联想的公司；硕果仅存的“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的企业家，也不是王洪德、万润南、陈庆振、金燕静，而是柳传志，一个在1984年毫无名气也未展示出宏大前程的40岁的“年轻人”。
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有了王德洪早已成立的京海和1983年5月4日成立的科海，以及在1984年突然出现的四通和信通。因为有了四通打字机，万润南也已开始布道说：“我们公开承认企业的目标是赢利，是赚钱……
开发与赚钱是统一的。企业要想赢利，要想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中关村第一人“的华夏依旧不温不火地盘踞在那里，但年轻的力量又出现了。1985年1月1日，周明陶等18名研究生自愿组成”希望“电脑公司，他们一度成为中关村最年轻的局中人，今天也依旧不温不火地盘踞在那里，就像它创办时一样。
然而，20年后只有那个叫柳传志的人还在被中国记者极度地恭维。柳传志是中国科学院里一个地位卑微的工程师，他和他杰出的搭档们都没大有机会成为闻名的科学家。要改变人生，他们只有一条出路。20年后，柳传志说他创办联想只有两个动机，一个是为证明自己，另一个便是为改善生活。
究乎1984年的现实，最早为联想布局的人叫曾茂朝，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所长，今天是联想控股公司的董事长。
柳传志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国策的确立、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科研经费拨款制度的变革，民办科技企业的兴起，继而中科院‘一院两制’的实现，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科学院有名的‘开明所长’，我们计算所曾茂朝所长提出‘两个拳头出击’的口号。曾所长召集几个骨干组成一个班子，赋予我们经营、人事、财务三个自主权，要求我们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成立。”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已经提出科技要改革，国家整个要改革，但改革能否成功确实很难说。记得曾所长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院里要削减事业经费，五年之内要削减为零，成还是不成，现在都说不清楚，不如咱们先埋伏下一支军队，你们先做这件事，不行我再把你们接回来。万一这条路能走通，将来我们所里也不至于没饭吃。当时我们这些人，包括比我们年岁大的人，毕业以后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没有换工作的，换工作比离婚还难，人人到一个地方就扎下去了，不要说出来办公司，连离开这个事业单位，那时也根本不敢想。所以回想起曾所长说的这番话和我们当时的实际行动，觉得是一种壮举。”1984年10月11日，计算所向中科院提交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报告，在公司宗旨中提出“通过办公司可以摸索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同时也可以支持工资改革，稳定科研队伍”。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是王树和，柳传志与张祖祥干上了副总经理。
在那一个月，计算所与另外两方采用内部股份合作方式成立了信通计算机公司，董事长是曾茂朝，金燕静任总经理，多年后这位叱咤风云的女人因信通参与走私而锒铛入狱。
联想在1984年的诞生，现在看来似乎是中国IT业的里程碑。可是无论是柳传志还是与他同行的其他10人，都是碰巧被那个大时代选中罢了。
20年来，中关村发生太多变化。作为中国IT业的“圣地”，它承载了太多希冀与诟病。它被认为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是依靠营销而非依靠技术取胜。是一批又一批企业造就了它，是市场决定了它的命运，而非那些炫目的“大人物”。但是“大人物”们依旧在中关村表演，卑微的盗版光碟贩卖者依旧在中关村游荡。他们拥有的是同一个舞台。每年都有新企业诞生，每年都有老企业倒闭，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它们追逐着各自的命运。
中关村在两个10年，上演了种种戏剧，见证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变迁。1984年7月16日，香港IBM开始出售小型中文电脑。1994年4月16日，柳传志在人民大会堂发出呼喊，说联想要高举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旗。中国本土企业开始向跨国公司发起反击。
3年后的初春，美国《华尔街日报》写道：“在中国，IBM成功的同时，它并没有更多的余地去为此骄傲。厂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使IBM的优势很小。价格在不断下降，价格下降的压力还会增大。最新的挑战来自联想公司，在1996年最后三个月IDC市场份额排行榜上，联想公司已跃居首位。”中国越来越开放，10年过去了，戴尔开始在联想的地盘上攻城略地，美国百森商学院的许琳教授说，中国计算机工业面临着一个新的“临界点”。这一次跨国公司是有备而来，集中了资本和技术，准备打一场全面的反攻。
一个新拐点到来的时候，联想收购了IBM的PC业务。柳传志要在联想20周年的时刻为新联想的起航进行一场誓师。在12月15日下午，他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面对近万人做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可以想象，一如既往地慷慨激昂；面对他们的领袖和心中的半个神，联想的员工们会一如既往地热情澎湃，几近癫狂。
但除了使中关村再次成为风云际会的焦点外，没有人知道联想会驶向何处。没有人知道中关村向何处去，在这个中国IT业的“圣地”，一切都有可能上演。
□本报记者迟宇宙专题策划：迟宇宙柯斌统筹：丁学锋执行：卢轶男丁学锋韩笑王震华张冉彭梧乔晓会王冰凝
1984：传奇的开始 编辑本段回目录
第七届中关村电脑节开幕式在海淀展览馆揭开帷幕，活动以庆祝中关村1984年注册的十几家企业的20岁生日结束。资料图片
■起点
十几年前的中关村曾经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更多的传奇人物令人敬慕，张旋龙、王选、万润南、段永基、求伯君、王永民、史玉柱、吴晓军……人们满心喜悦地在这里看到了硅谷的雏形，“中国硅谷”之称不胫而走，怀着各种想法和心情到这里聚集的人，将中关村从一个简陋的小村变成了喧闹的电子贸易集中地。
从并不严格的意义上说，1982年京海挂牌是中国IT产业探索的开始，在随后的“两通两海”时代，中关村能做的事情就是从国外了解先进技术和先进的产品，并通过贸易的手段将这些东西带到国内来，一边培育市场，一边完成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的原始积累。
当然在此过程中也牵扯到技术环节，也有技术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中关村第一批创业者无论大小，基本都具备一定技术背景的根本原因。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IT产业所谓的技术因素只是存在于应用环节上，说得简单一点就是“翻译”的工作。
在这一时期，“技工贸”的定位也随即确立，除了张旋龙这样的“异类”纯商人，集中在中关村大大小小的公司里，头头脑脑几乎都是“老师”。
但正如前面叙述到的，中关村当时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通过贸易的手段将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带入国内，实际上，“技工贸”定位下的现实仍是“贸”字当先。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汉卡、长城0520等产品的成功让人对事实产生了“错觉”。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四通的铁皮房子，两层楼的铁皮房子，里面是木头的，外面包着铁皮。楼下卖元器件，楼上坐着万润南、万润南的父亲、沈国君、王安时等人。”圈内著名作家刘韧在《中关村关系谱》当中如此描绘张旋龙眼中的中关村，“当时的那条土路还没有现在街道的一半宽，路的两边都是麦田”，那时正好是1984年，中关村的面貌还恰如它的名称。
张旋龙当时以“香港金山公司总经理”的头街来到村里淘金，时年28岁。
转眼20年过去了，中关村仍旧叫做中关村，但尘土飞扬的小马路一扩再扩，被双向六车道的白颐路取代。
20年后，张旋龙已经是中关村教父级的人物。
20年，四通也曾经辉煌一时，然后重归平淡，当时铁皮房子里面的众人，大多数已各奔东西。在它的原址上，现在盖起了两栋大厦，一栋叫海龙，一栋叫鼎好，每天进出的人川流不息，那里已经彻底成为一个电子产品贸易集散地。
1984年时，张旋龙以及其他像张旋龙一样的人物迈进中关村的那一小步，也是中关村乃至整个中国IT产业的第一步。
代理与“倒卖批文”
做代理与“倒卖批文”是大多数中关村早期企业的主要业务
1984年时，中国的IT产品主要来自进口，那时候香港金山主要是和部委做生意，凭借着香港金山公司这块“株洲电子研究所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招牌”，帮助部委和科研院做进出口贸易，货物包括PC和配套产品。
1984年底张旋龙走进中关村的时候，香港金山公司还只有十几个人，年营业额不足100万美元，连给IBM做正式代理都还不够资格，因此就只好“做IBM代理的代理，或者代理的代理的代理”。同时也给NEC、AST做“代理的代理”。
1982年底，中科院计算所负责机房建设的工程师王洪德创办京海，主要做计算机机房建设和相关业务。这是“两通两海”中的第一家，同时也是非严格意义上中关村IT企业的第一家。到1984年的时候，京海已经完成2700万元产值，400万元利润。
1983年的“五四青年节”，中科院物理所“管档案”的陈庆振创办科海，打出的口号是“科技成果转化”，但最终做的具体业务却是贸易。
当时做PC最需要的是进口许可证，即通称的批文，“倒卖批文”的业务模式让当时很多人觉得陈庆振只不过是个做投机倒把的。所以科海就一直被批也在被查。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科海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4年之后，科海营业额突破亿元。
“民营企业拿不到从国外进口电脑的批文，国营企业有，但要它也没用。科海就去国营企业买批文，倒计算机，这样做利润最高，处在‘中关村食物链’的高端。”后来，刘韧在自己的书中这样记载。
万润南创办的四通成立于1984年，在创办初期只销售打印机。一直到与香港金山合作了一次500台PC的“大生意”，才开始涉足整机。
“两通两海”当中最后成立的是信通，由中科院科学仪器厂的金燕静在1984年底创办。但由于被牵扯进走私案当中，最后未得善终。
香港金山在1984年进中关村时带来的业务模式上也正是整个中关村企业最主要的商业模式。或者说，张旋龙进入中关村之后，为“两通两海”乃至整个中关村证明了围绕PC的“贸易”的可行性问题，并提供了一种成型的解决方案，某种意义上是以上游合作伙伴的身份出现。
所以1984年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那时中关村一下子起来了一大批企业。”海淀区副区长于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最普通的是验收机器，或者是给类似两通两海这样的大企业做代理或者服务。”“所有人做的事情都是做进出口贸易，或者是为此服务。”于军形容当时的中关村说。
就在这个中关村的第一次“高潮”中，又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他就是柳传志，1984年，柳传志在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的支持下创办联想，启动资金为20万元，算上他自己，整个联想有11个人。
“技工贸”的定位
虽然“技工贸”是国家相关部门所希望的定位，但贸易在中关村始终是主流
到1986年底，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家队”进入了中关村。
1990年前，中关村人引进的国外电脑主要包括IBM、AST、苹果等品牌，主要市场是部委和机关市场。由于国家政策（计算机产品进口许可证）的保护，国内主要是“长城0520”占据主流。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长城0520”。
其实，这是中国第一台中文化、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微型计算机，它红极一时，并曾经被誉为“中国IT产业的希望”。1986年12月12日，长城0520开发出来之后的第二年，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管理局副局长王之领导着这款微机的开发组创办长城公司。在随后的4年时间内，进口许可证制度的保护下，长城活得非常滋润。
“长城代表了那个时代国家对IT产业的指导方向。”刘韧说。
也许正是看到这一趋势，在中关村忙着做“倒爷”的“游击队”也纷纷做起正规军。
1987年，张旋龙策动香港金山在珠海开始组装整机。那时候IBM的PC在中关村的价格是3万元人民币，长城0520卖两万多元一台，而金山的SuperPC出来之后市场价是1万多元，凭借价格优势和四通的销售渠道，迅速蹿红中关村。
不过，当时四通没有钱，万润南问张旋龙能不能做代销，先卖再付钱，张旋龙同意了。可是做了几单之后，又将总代权共享给张玉峰，而后者代表的公司名叫方正。
当时还有一个年轻人，叫求伯君，在四通做程序员，设计出了一款汉卡，就是能让每一种电脑都能像0520一样支持汉字。不过四通自己对汉卡并不感冒，于是求伯君就找到了张旋龙。张旋龙马上就来了兴趣，找张玉峰一起，每人投了8万美元。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旋龙是对的。求伯君搞出来的“方正金山汉卡”最后在市场上占据了55%的份额，挣到一个多亿。求伯君代表了中关村民营企业在技术上的兴起，也是中国程序员和“中国技术”的第一次大胜，尽管成功原因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策保护。
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中关村周围100平方公里范围内，成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其“政策地位”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达到了同一高度。中关村在国家对IT产品国产化的迫切心情之下，靠技术方面的突破，终于得到了认可，“技工贸”的定位也随即确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中关村“技工贸”的排列中，贸易被排在了最后一位。但屡屡令中关村摆脱困局，越来越知名的，反倒是这个最不被有些人认可的一项。
但是，本来可以借这股“东风”再大干一场的张旋龙，却在那一年停掉了Super PC.“在整机方面我们还是有差距，停掉SuperPC也是因为技术原因。”张旋龙后来在回忆这一决定的时候说。虽然在政府的招标中几乎每投必中，但是一个朋友告诉他，“你的Super机简直就是‘修吧修吧’机。”“我也意识到组装的PC和西方流水线生产的产品没办法比，接着拖下去会怎样很难说。”在经历了几年的高潮时期后，张旋龙发现了一些问题。
从并不严格的意义上说，1982年京海挂牌是中国IT产业探索的开始，在随后的“两通两海”时代，中关村能做的事情就是从国外了解先进技术和先进的产品，并通过贸易的手段将这些东西带到国内来，一边培育市场，一边完成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的原始积累。
当然在此过程中也牵扯到技术环节，也有技术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中关村第一批创业者无论大小，基本都具备一定技术背景的根本原因。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IT产业所谓的技术因素只是存在于应用环节上，说得简单一点就是“翻译”的工作。在电脑语言里，英文和汉字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对话方式，同时因为当时电脑在运算能力和内存等方面的限制，汉字处理成为一种很难负载的沉重负担，因此才有了“汉卡”这一独特的历史产品。
不过在当时中国并不缺少优秀的程序员，包括求伯君、雷军、鲍岳桥、严援朝等人，比起连大学文凭都没混到的比尔·盖茨，这些人更加符合中国传统的人才观念。可惜因为很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版的比尔·盖茨致富故事至今仍没有出现。中关村和中国IT产业这最初的成长历史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成长，技术力量只能非常尴尬地扮演一个穷书生的角色。
没有走出的一步
“中关村电子集团”这一概念始终没有成形，随着形势巨变，一些企业纷纷出局
1987年，“两通两海”进入初步完成原始积累后的鼎盛时期，中国IT产业迈出了自己艰难的第一步，第二步怎么走便成了问题。当年春天，京海老板王洪德在一次中关村内部的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联合”问题和中关村的品牌问题。他的意见是“中关村一条街里各公司的重复劳动太多，智力和财力都在内耗。大家应该并网运行，信息资源共享把竞争的目光从中关村几个亿的市场上延伸到全国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上去”。
时任四通总经理的万润南随后提出了“中关村电子集团”的概念，建议“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用同一个开发规划做事”，“在最短的时间内凝聚起中关村的核心竞争力，对抗未来来自国外巨头们的竞争压力”。
此后，物是人非。“中关村电子集团”的提法最终也只能在刘韧的封面文章里寻觅到一鳞半爪———历史并没有按照“大人物”预想的轨道前进。
1990年，中关村迎来了第一个冬天：国家宣布正式取消计算机产品进口许可批文并大幅度降低关税，在跨国公司强大的压力面前，不但中关村的“游击队”没有顶住，代表着“国家队”的长城也一样溃不成军。当时的“大人物”、“大公司”纷纷被淘汰出局。
不过，在市场和销售优势的帮助下，也有不少企业很快在新产业链里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做代理、做分销、做服务……只需要“换个招牌就能掉头”的小公司们迅速为中关村的“电子市场”这一定位描绘出了方向。
不知道王旋龙在1988年主动停掉SuperPC时是否看清了两三年后的变局，并预测到更长时间后的格局。
但长城从王者之位上摔下来之后，却一直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在0520优势尽失的情况下，从1994年开始，长城通过与国外巨头合作成立了超过7家合资企业，并重新构成了利润来源和核心竞争力。在回忆录里，王之坦言，这些年来“长城玩得最漂亮的是资本运作”，而不是IT.“长城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刘韧在《知识经济》的封面文章里反问。
而中关村里的年轻人则开始了自己各自的事业。
那时候柳传志可能也预见到了什么，1988年，他捏着联想仅有的30万港元到香港做板卡。
1992年，包括IBM、AST、康柏等国际知名品牌先后登陆中国并设立中国公司，在此前后的几年内，他们成功地把中国本土产品压制在一个窄小的范围内。不过，他们选址在中国的落脚之地时，却不约而同地看中了中关村。
本报记者彭梧
1994：喧嚣中的反击 编辑本段回目录
段永基
1946年7月生；
1970年～1978年，在北京176中学任教；
1979年～1981年，在北京航空学院读研究生；
1982年～1985年，任航空部621所研究室副主任；
1985年～1987年，任四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OA部部长；
1987年～1991年，任四通集团公司副总裁，第一副总裁；
1991年，任四通集团公司总裁；
2003年9月，任新浪董事会联席董事长。
与中关村许多成功与不成功的公司和人不同，段永基的四通是一个纯粹的零资产启动的民营企业，四通成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四通的人是从中关村现拉的，而有些公司在成立之前已经有了国家的投资以及技术、产品和人才上的积累。段永基有个绰号：中关村村长，但他是一个处于争议中的“村长”，他所主政的四通与中关村科技都先后在光环下沦为垃圾股，他惟一坚持到底的对新浪的投资，却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一般认为，段永基是个多变的人，从他主政四通期间创造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项目可见端倪，有人评价段永基具有的丰富的商业想像力让人惊叹，而也有人认为其“决策随意、行为短期化”。但不管怎样，段永基和他的四通都是中关村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标志。
■资本力量
早期的探索告一段落，中关村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联想、方正等曾经的“小公司”逐渐羽翼丰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名噪一时的“两通两海”与被喻为“国家队”的长城已经逐渐陨落。进口开放后，在外资品牌的代理销售冲击下，中关村倒下了一批公司。国家相关部门所希望的“技工贸”定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始逐渐转向，“贸工技”定位堂而皇之、潜移默化地彻底替代了“技工贸”。可以说，这一转变在外资品牌逐渐进入后就已经注定了要发生。
1987年海淀区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在中关村仍被视为小兄弟的柳传志遇到已经声名鹊起的四通掌门人万润南。万润南以老大哥的姿态拍着柳传志的肩膀向区领导介绍：“他们尽管现在还比较小，但今后可能不同凡响。”据说，多年后，柳传志仍记着这段经历，并从那时决定和四通决一雌雄。
第二波冲击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正是中关村的沉寂时期。进口放开后，在外资品牌的代理销售冲击下，此前还差强人意的国产PC节节败退。
1990年，还保持着PC年销量超万台的长城，似乎在一朝一夕间，其市场份额和另外一家计算机巨头浪潮一起被冲刷殆尽。
回顾长城和浪潮失利的原因，“缺乏市场竞争经验”是国内IT业提及最多的一句话。计算机进口许可证制度取消前，高关税使得IBM PC价格几乎是长城价格的两倍，而且，国家单位被要求使用长城，否则财政不予拨款。而市场一放开，中关村曾被认为拥有优势的技术因素便被打回了原形。
在一份由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于1992年撰写的研究报告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家靠汉卡起家的企业，由于失去市场，业务变成了以贸易为主，1991年，其技术性收入为零。
1989年，通过在香港从事板卡制造赚到一些资金后，联想决定再走一遍老路子———做代理，合作伙伴是AST.因为由于按当时的标准算得上是价廉物美，AST一下冲开了中国市场，在中关村满大街都是。而联想利用香港的合作平台，几乎垄断了它在国内的代理权，完成了进一步的资本积累。
联想的这种战术与四通不谋而合。1989年，段永基掌舵后，四通开始与国外大公司进行全方位合作，并最终成立了50余家独资、合资及联营企业，拥有4个海外分支机构，业务遍及电脑、电子、电工、通讯、办公室设备、软件等各领域。当时向外寻找合作伙伴的也有方正。
通过与海外厂商的直接接触，中关村企业将代理制日益完善，告别了只能做“代理的代理”那种尴尬日子，避免了在国产的PC和汉卡失势时陷入整体困局：1990年，联想开始推出自有品牌的PC，不过，当年只卖出去2000台。在1991年的统计中，联想的技工贸总收入是近4亿元，技术收入只有5000多万，四通的技术收入也只占总收入的20%.同时，更重要的是，走出国门的企业终于看到了一条获得资金的“活水”，而在此之前，企业的投资只能靠“公家”的拨款和自身有限的盈利。
临近1994年的时候，中关村已经准备好了与国际资本的联姻。四通率先于1993年8月在香港上市，1994年是联想，1995年方正也紧随四通在香港上市。
在这前后，国内的资金也开始向中关村聚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引发中国的第二轮“下海潮”，中关村的公司热突然重新开始升温。到1993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年年底，中关村注册公司总数已达3769家，是1991年的近3倍。
东风压倒西风
虽然一直被指责为“组装厂”，但仅仅用了两年，掌控了销售渠道的联想就在与国外品牌市场的对决中一举胜出。
由于联想主营业务业绩不突出，上市后业绩并不稳定———在决定发力PC的1994财年盈利1亿，但到了第二年就亏损1.6亿，1996财年继续亏损2800万。但是，在资本的支持之下，联想义无反顾地推广自有品牌，建立自己的渠道。
相比之下，四处突击的四通和掌握着激光照排技术的方正业绩一直不错，1995年盈利1.1亿，1996年1.2亿，1997年1.4亿。四通从1993年至1997年，年年也均有盈利。
然而，方正掌门人张玉峰在联想的PC业务开始风生水起的1995年年底也意识到，此前一直依赖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维持利润的方正未来终究是无力与国外的软件巨头在技术和资金上抗衡的，从而开始投身PC制造业。
虽然事后证明张玉峰的预感是正确的，但脚步已经比联想慢了一拍，几乎只能坐视联想的做大。
1996年，倚重PC业务的联想超越IBM、康柏，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品牌，与四通的力量对比开始出现转机。从1997年到2000年，联想PC产量连续从46万台，攀升到260多万台。
又用了两年，在1998年，联想借助业务的增长终于在利润上也获得了收获，盈利2.8亿港元；而此前并不把联想视为对手的四通和方正却同时出现了第一次亏损，亏损额分别高达8986万和1.6亿。
谈起联想PC的成功，除自建渠道的优势、低成本的优势外，从1992年才陆续开始正式进入中国的外资厂商立足未稳，对中国市场不够了解，因而导致这些跨国巨头无法在中国施展其霸气，显然也是令联想取得成功的又一因素。
微软中国区原总裁高群耀在他的《体验微软》一书中击中了要害：在崇尚分权而治的跨国公司中，中国区总裁往往又发现自己只是管理矩阵中的一个节点，一不直接管市场，二不直接管财务和法律，甚至不同产品线的业务人员都有自己直接汇报的老板。而在瞬息万变的中国市场中，价格问题、版权问题、服务问题、商业习惯问题等，都不能根据市场自主调整，而需向万里之外的老板请示决策。
其次，外资在华机构往往设置重叠。中国区上往往还有个大中国区，大中国区通常下辖内地、香港和台湾三个地区性公司，但发展到现在，大中国区所辖之下其实早已是中国区一枝独大。
于是，大中国区不可避免地会插手中国区的业务，最终导致内部权利斗争纷起。
就在国际大厂商纷纷困扰于“大机构综合征”时，中国的本土“小公司”以简单的模式占据不断扩大的市场空间。这一模式很容易总结：依靠本土化产生的低成本优势，比拼谁能占据更多的销售渠道和承受更低的利润比例，像卖彩电一样卖PC.这一模式在上个世纪90年代走到巅峰。
风险投资
至2000年，在投资商的动作下，中关村地区有20多家企业成功上市，超过全北京上市企业总数的一半，被称为中关村概念股。
在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8年的中关村研究报告中，已经专门为风险投资开辟了一个章节，其中说到：近期，中关村已经出现了成熟的、遵循国际规范的风险投资行为，最近不断有著名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进入中关村……
从1992年开始，北京试验区每年都撰写一份“中关村研究报告”，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详细的官方数据。1999年6月，正值全球的IT产业热达到顶峰的时期，根据国务院下发《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的精神，“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随即提出“二次创业”的概念。中关村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期。中关村也早已成为高科技的代名词。
1997年开始，蔓延欧美的网络热潮终于直接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当年底，四通原程序员王志东引进了美国三家投资机构的650万美元风险投资，扩张四通利方网站。又过了一年，通过并购主营业务在北美、中国台湾的华渊，最终形成了“新浪网”。
中关村的涵盖扩大到了虚拟空间。树立在中关村大街上的瀛海威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一时间成为中关村的另一标志。
通过吸纳投资，四通利方获得飞跃式发展，总资产达1500万美元。中关村的公司也发现了另一种不同于生产、销售的“轻松”盈利方式———等待风险投资突然从天而降。
资本反过来开始搅得中关村有些不知所措。
2000年年初，联想分拆为两大集团，一路坚守阵地，另一路向互联网进军。
其后，2000年4月，新浪网宣布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随着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浪股价不断攀升，四通电子一改此前的亏损状态，业绩一路水涨船高。四通电子2000年中期报告中喜称，中期纯利大幅上升4倍，利润的大幅上涨主要来自其持有8%股份的新浪网在纳斯达克的上市。
翻阅资料时不难发现，当时，大家在讨论中关村未来的盈利模式时，代表着互联网、风险投资和上市的新浪、四通利方几乎被公认为是未来潮流的代表，而传统业务几乎被公认为已经掉队。
然而，不过一年时间，随着IT热的突然冷却，事情又恢复了原来模样。2001年6月，王志东沉没，四通股票跌回到了8毛钱，市值跌回10亿多港币。新浪一度在停退市边缘徘徊，联想的FM365也无疾而终。
至今，在回顾上世纪90年代中关村最辉煌的历程时，人们不得不承认，成就这份辉煌的两大因素是本土技术、营销力量的发展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投资热潮，后者并进一步引发了各种繁华景象，但大潮过后，真正算成功的只有PC一项。本报记者张冉
2004：PC市场对抗中的新局 编辑本段回目录
■新局面
2004年12月8日，在联想刚刚庆祝完公司成立20周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联想向外界公布了让业界出乎意外又早有准备的消息，以17.5亿美元的成本代价整体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联想对IBMPC业务的收购无疑是改变中关村历史的一件事情，在越来越国际化的一体化市场上，中外厂商的关系经过多年的磨合后，已经彻底“打乱”了彼此的关系。即使是没有联想的这一事件显露的本土企业国际化趋势，仅仅是国际企业本土化日渐成型，本土企业再一次迫切需要转型这一点，已足以被视为中关村和中国IT界的又一个拐点。
杨元庆
1964年11月12日出生；
198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88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取得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同年应聘来到联想集团；
33岁就坐上联想集团副总裁和PC部总经理位置的杨元庆，加盟联想之初，自己并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杨元庆领导的联想PC在1996年名列第一，一举打破了国内PC市场多年以来被国外品牌霸居第一的局面，树立了中国品牌PC主导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决心。而1989年初，杨元庆投奔联想只是因为从中国科大研究生毕业之后必须要找一个工作，而自己在研究所做论文的经历又使他不太喜欢在研究所里搞研究，碰巧，适逢联想第一次公开向社会招聘员工，于是，杨元庆来到了联想，并成为联想20周年后的新旗帜。
此次收购消息一出，更多的评论是关注交易本身的价值和交易所带来的未来预期。但是如果放在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进程上考量，放在中国IT业从起步到现在短暂的20年发展历程上观察，这决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收购。
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言，“与IBM的交易使联想登上国际舞台。”而《纽约时报》的标题似乎更加切中要害，“架起中美公司间和中美文化间的桥梁。”这是一次中国本土IT企业向世界市场延伸的尝试，是中国IT企业与世界级企业在企业文化上寻求融合的尝试。
实际上，在中关村的历史上，本土企业与国际厂商的关系就绝不仅仅是“对抗”那么简单。国外品牌一直是本土公司获取利润的来源。
从张旋龙靠为IBM做“代理的代理”在中关村起家，到始终在中关村生长的联想收购IBM的PC，虽然是截然不同的情景，但其实是同一件事物的两面。同样，联想昨天努力将IBM挤出市场，今天又与其联姻，也并不矛盾。
进入新世纪，中国提得最多的概念之一就是世界工厂，IBM、惠普、戴尔肯定是这一流行概念的支持者，因为他们都把工厂设到了中国，同样拥有了低成本的优势，开始从根本上削弱中关村企业的竞争力。这种时候，本土企业再不取长补短，就不免再次陷入上世纪90年代初的窘境。
“以牙还牙”
今年第一季度，联想的亚洲第一大PC品牌的概念受到了挑战。戴尔以高于市场平均出货量增长率3倍的速度赶超联想。
1998年，戴尔将电脑直销模式带进中国。数据显示，戴尔目前在中国PC市场占有率仅次于联想，而更为要命的是，联想的一些政府买家渐渐转投了戴尔。
入世三年，所有需要开放的领域，都在入世框架协议的压力下不断开放，减少外资的进入门槛，IT业同样不能独立于此。
几年来，国际厂商在中国不断布局，从研发中心到销售中心，都纷纷落户中国。
外资企业的强大在中关村内部表现得更为明显，2003年的数据显示，虽然外资企业数目只占中关村园区企业总数的11.8％，但他们创造了50.4％的工业总产值，43.3％的总收入，上缴的税费总额占总量的44.6％，出口创汇占78.6％。在总收入最多的10个企业中，7个是外资企业，最主要的是，这些外资企业全部属于IT业，外资IT企业已经是中关村的中坚力量。
但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可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的投资空间，足以让他们对一个刚刚开放20多年、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不敢忽视。惠普为了占领中国市场，已经启动了其庞大的“五年计划”工程。2004年对惠普来说无疑极其重要，因为这是惠普“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关乎“五年计划”开端是否成败的一年。
而就在前几天，惠普首次推出的低于4000元的PC，显然是对低价市场的一种强势介入，挑战国内品牌的意味不言自明。同样，戴尔依靠自身独特的直销模式在中国的PC销量也节节攀升，在整个亚洲和中国市场，都对联想的霸主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而微软的强势力量，更让尚未发育健全的中国本土软件企业无法抗衡。如果不是政府采购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本土企业更是会集体完败在这个巨无霸面前。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中国IT产业的标志，联想的收购更显得意味深长。从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一行动可以理解为是在外国厂商重压下的“以牙还牙”，而带来的结果之一则是自己也摇身为“国际企业”。
不分彼此
IT业评论人士方兴东认为，经过一段低潮之后，中国的市场容量和潜力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市场，外资企业的发力不可避免。
面对国外企业的竞争，国内的IT企业只有在细分市场上努力，并保住自己的份额。以前是以市场换技术，现在国内企业要保证在技术没有多大差距的情况下，努力拼市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价格上是有优势的，只要在细分市场下功夫，还是可以守住一定份额的。
他认为，联想的收购会对国内IT业有一定的示范效应，但真正走出去的也就只会有四五家企业，但这样的效应足以振奋起国内的IT企业，也是世界承认中国IT业强大的时候。
如今，全球IT业正在复兴，而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是拉动复兴的最强大的动力，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国际企业，都需要在这个市场抢得先机。
同样，国内的其他企业同样甚至面临比联想更加严峻的形式，如何面对强手，让自己生存并强大起来，是国内IT企业都将直面的话题。
是打垮强手还是被强手打垮，2004年这个问题已经是最关键的时刻。随着曾经入选中关村十大电脑品牌的“恒生”商标被法院拍卖，今年，有近30家中关村中小电脑品牌淡出市场，足以说明，有个品牌就能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要知道与自己同台竞技的是有品牌、有技术又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国际强者，如果自己生长的不够强大，随时有被淘汰的危险。
当然，和国际巨头同场竞技，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遭受损失，至少，有强者的参与，在经验和方法上都有值得效仿的对象。经过十几年竞争，国内企业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联想学会了不单只是卖电脑，更学会了如何去做好服务，如何去领悟戴尔直销试式的真谛。国际巨头在试水中国的时间，也是国内学徒们壮大自己的机遇。
2004年是中国IT业的新拐点。因为，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企业，他们对中国市场、对竞争对手都有了进一步清醒的认识，它们“磨刀霍霍”的日子已到。
任冉齐：中关村是一个经济现象 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关村有今天，纯粹是市场配置的结果，不是行政命令的结果，中关村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现像
我认为中关村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政府“管”出来的
从中关村的价值来判断，中关村这种机制、精神和文化比其他国家任何一处科技园更像硅谷
作为我国公认最早、最成功的高科技园区，中关村在人们的赞誉和非议中走过了辉煌而又充满波折的20年。无数的“知识英雄”和“知本家”在这里诞生，并一度度占据着中国经济的风口浪尖。它在中国高科技产业中的地位无可厚非，作为一个经济圈，它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各种生产要素。中关村到底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特殊环境下政府推动的产物？而它最大的价值究竟在那里？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专访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任冉齐。
新京报：20年来，关于中关村的讨论很多，核心问题之一是什么因素成就了中关村，您如何评价这一问题？
任冉齐：要谈中关村现象，就必须要结合中关村的历史。可以说中关村起源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生产力和社会的影响，而中关村创造了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机制，并实现了知识与市场的结合。
中关村在它的第二阶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加上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管理、市场和制造这六大要素在中关村被培植出来。
同时，中关村的企业在这20年成长飞速，逐步走向资本股份化、技术创新化、产业规模化、管理科学化、融资多元化和经济国际化，现代企业制度在这里开始建立。
从而成长出一批真正对资本负责的“职业”企业家，并逐步走向国际。
从中关村的发展历史来分析，可以这么说，中关村有今天，纯粹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行政命令的结果，中关村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现象。
新京报：中关村一直是企业体制创新和新产业政策的试验田，有人认为中关村的成功就是依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一批富有活力的企业和企业家。那么是否可以说中关村的地位是由他们造就的？
任冉齐：企业从来就是中关村的主体，具体到微观，企业生生死死，但是中关村创造的创业文化、企业家精神，是中关村形成并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关村发展至今，企业自始自终起着关键作用，但并不能简单地说，中关村的地位仅仅是由企业造就的，应该说，中关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市场经济造就的，是各方面的人才共同做出的贡献。
中关村的最大价值
新京报：从中关村20年的发展历史来看，它的出现和存在体现出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任冉齐：我认为中关村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政府管出来的，而是自己发展出一批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和一批对资本负责、不同于以往国有企业的职业企业家，并解决了40万人的高端就业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和宏观战略的角度看，中关村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中关村的创业文化、企业家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之一，中关村区域创新能力代表了国家利益，探索着国家未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新京报：中关村能成为另一个硅谷吗？它与世界其他知名高科技园区相比主要区别在哪里？
任冉齐：把中关村比喻成中国的硅谷，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客观上因为环境的差异是做不到的，从科学认识论来讲，全世界就一个硅谷，所以我们从来不说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
但是我们要学习硅谷的经验来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关村只是借鉴硅谷知识经济的经验，而不是照搬硅谷模式。美国斯坦福大学威廉。米勒教授评价“中关村最接近硅谷”，从中关村的价值来判断，中关村这种机制、精神和文化比其他国家任何一处科技园更像硅谷。我认为如果非要脱离各自环境将中关村与成熟的硅谷来比优劣是不可取的，硅谷是在美国这个发达国家，而中关村处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中关村发展遇到的挑战实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在中关村的折射。
如果与亚洲其他三个主要科技园区相比，日本筑波和韩国大德都是以科研为中心，新竹是制造业的工业园，其创新可称为直接性的制造业创新，而中关村是创新性的大型的孵化基地，是一个整体的经济现象。
中关村的制约因素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中关村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制约了它的发展，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未来发展中关村的重点是什么？
任冉齐：中关村当前最重要的根本制约因素，从宏观上来看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问题。这些必然要体现在中关村，成为制约中关村发展的根本因素。
中关村还有两个直接制约因素，首先是市场化的进程稍慢，应该进一步加快，从而允许它在更大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其次中关村国际化的进程稍慢，我国的发展必须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进国际化进程，中关村更是如此。高科技是一个资本和技术都非常密集的产业，它变成社会生产力的过程需要很大的成本，这已经成为中关村最大的软肋，而国际化必然能缩减这些成本。
另外像中关村存在的一些诸如交通和服务之类的问题，都是政府在加快解决和改进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制约中关村发展的大问题。如果在看待中关村现象时，一味神话中关村的过去，并就一些小的问题全盘否认中关村的现在，那就像“盲人摸象”，要知道，中关村早期是因为占据先机而实现快速发展，现在在各地资源相似的情况下，中关村要继续做先进生产力的领先者，自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新京报：目前的中关村以面向大公司的招商引资为主要方向、以引进外资为主要业绩，这是否意味着中关村的发展正在发生方向性的转变？
任冉齐：应该说从1999年（中关村管委会成立）至今是中关村的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20多年，如何保证未来20年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总体目标的关键所在。但是我国面临一个生产力要素的配置问题，如何把占据世界25%左右的劳动力与仅占据世界5%左右的石油天然气、6%左右的资本、10%左右的耕地和水资源合理地实现优化配置是一个难题。中关村也是一样。
概括来说，中关村20年来从“每家公司都做贸易”的原始积累，发展到技术创新，再到重视国际大企业的引进，其模式应该是一种知识经济的模式，产生倍增的经济效益，产生对经济的新的推动。中关村确实有错误有缺点、有不好的现象，但是解决中关村发展的新难题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中关村确实很重视国际大企业和留学生，他们都是中关村国际化的重要载体，这些载体使资本的流动更快国际化。同时政府也要为这些载体创造一个国际化的法律、投资、自然环境，比如建立更好的科技园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国际化的硬件条件，解决了战略发展的制约因素，才能把跨国公司吸引过来。
但中关村也从来没有忽视中小企业的培育和为它们创造成长的条件。如果从政府掌握的资源配置，更多的也是用在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
新京报：您认为自从1999年国家正式给予中关村特殊地位以来，包括软件及硬件方面中关村有哪些明显的变化，政府在中关村的发展中起到了哪些方面作用？
任冉齐：中关村地区基本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形成了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园区已建立了功能完善、服务配套的孵化器网络体系。
企业、创业者、投资者的权利和利益，在很多方面也得到了维护。
就政府营造环境而言，首先是硬环境，即要标本兼治整治园区的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网络宽带、人居环境的充分到位。创造一个国际标准的、适合科研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
更重要的是软环境，其核心是机制和体制的创新问题。当前，要先在技术层面的人力资源、创业孵化、中介与社会服务、资本市场等四个体系上采取改革措施，突破传统束缚进而在制度层面的政府行为、政策体系及法律体系上实现机制体制创新，有效促进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是从技术层面的四个体系取得的突破进而固化成政策和法律的一个轮次的机制和体制创新。随着时间和事物的发展变化再依次完成下一轮次的具有新内容的机制体制创新。
对话柳传志：国际化联想是一种回归 编辑本段回目录
从中关村到世界，联想走了20年。从柳传志到杨元庆，国际梦想从未改变
■对话动机
尽管发生在年末，中国第一PC企业联想收购个人电脑鼻祖IBMPC业务以绝对优势成为2004年IT产业最有分量的新闻事件。然而这一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并没有鼓动联想投资者们的信心，联想股价不升反降，所有的质疑都围绕着一个问题：近年来频频检讨发展策略错误的联想是否具有国际消化能力。
在这个时候，联想创始人之一、原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一改过去的低调，尽管卸任，却频频出现在媒体面前解释联想此举，可谓用心良苦。
中国走出国门的公司不多，敢将总部设到国外的公司更是鲜见，联想是第一家从中关村诞生的真正意义的跨国企业。讨论联想，不想再反复检讨这个中国IT标杆企业的困顿。对话柳传志，听到憧憬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反思。
■柳传志简介
联想控股总裁中华工商联合会副主席
1944年4月29日生，祖籍江苏镇江市。
1961—1967年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
1967—1968年在国防科工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
1970—1983年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
先后被评为第二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奖”第1名、“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改革风云人物”，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00年1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2000年6月被《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2000年度被评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风云人物”。2001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之一。
第一部分：深思熟虑的三年后
三年前，IBM向还是联想总裁的杨元庆表达了希望他们收购其PC业务的想法。这一提议一度遭到董事会的反对，“风险”是反复讨论的核心问题。一年半前，双方终于开始正式谈判，一年前，联想换标，半年前，联想成为2008年奥运赞助商。
多元化失败有时机因素
《新京报》：联想当年选择的扩张之路叫“多元化”，但目前看来，检讨多于经验。
在今天，你如何看待多元化问题？是战略错误还是执行失误呢？
柳传志：战略制定和执行都有问题，假定杨元庆不走国际化的道路，专一走一个二元化的发展道路，我相信也是能够做好的。在过去的三年，对杨元庆领导的联想集团的重大考验来自行业变化。在我以前主持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也是IT行业一路上升、中国的经济一路上升的时候，两个上升合到一起，促成了联想这样的高速发展。但是到杨元庆接手以后，IT行业风云突变，杨元庆在原有的行业情况下制定了三年的方案，自然地就会不适合环境，会受到挫折。
国际化是复盘
《新京报》：为什么今天的联想再提国际化？
柳传志：联想做了三年多元化，效果不太好，国际化是一次重新的复盘。根本上讲一个上市公司要满足股东的利润持续增长要求的时候，受到了限制，企业要突破到一个更大的领域去寻找发展的空间。
《新京报》：据说早前董事会对这个收购案持怀疑态度，但最终联想还是迈出了这一步，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柳传志：联想董事会是很紧张，担心地方主要是风险怎么控制，还有一个股份被摊薄了以后是不是确定有足够的利润增长，保证我们饼做大以后能多分。
我觉得关键思路清楚。
想清楚了做这个事图什么，必须从远处先看清楚。因为很多事情，一抓住细节以后，反而它就容易失去了总体的指导思想，那么在寻找发展空间的时候，比如国际化走出去以后，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品牌，需要市场，需要人才，需要技术等等。我们再来看跟IBM合作，到底能不能得到这些东西，有多少风险，我们要付出多少的代价，把宏观的东西要看清楚，董事会才批准往下继续推进。因为这里面不往下推进的话，损失是很大的。高盛跟麦肯锡起的作用很大，提供了深入进行的数据和理论支持。先把宏观看清楚，然后再往里推。在宏观看清楚的时候，有重点的问题，就是风险怎么控制，到底风险有哪些……
宏观的东西看明白以后，才是定价到什么底线以外，用什么样的交易价格，我们未来的组织的结构是什么样，董事会怎么构成，CEO怎么选取，双方能不能有共同语言……
这次合作，我们充分准备了。在做重大的谈判或者在做重大的决策之前，杨元庆和他的高级管理层和顾问队伍，以及他的企划组织了支持小组，然后对每件大的事情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今天看来所有的媒体和投资人提的问题，应该说都完全是在预料之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出大的漏子。
这一次谈判价格等等，联想集团的高级管理层火候把握得合适。
别人不专注的业务未必不是好业务
《新京报》：有人说IBM把过去给了联想，把未来给了长城，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柳传志：IBM单独做的时候没有利润，为什么和我们合作就能出来利润呢？我们在进行深入调查后了解到，IBMPC部分的毛利润高达22％，联想的毛利稳定在14％，其他的竞争者毛利大概都在10％左右。联想14％有利润，IBM22％没有利润的原因在于成本大，主要的来源是总部的摊销。
IBM愿意把它分出来专注做其他的业务，至于这块分出的业务好还是不好，有一个例子，IBM分出来的大容量的磁盘，到了日立现在做得非常好；第二块是制造业，现在也独立，也很好；还分出一块打印机，这三块都是非常之好。所以不能说IBM不专注、不做的业务就不是好业务，像联想专注PC业务以后，甩出来的服务业务一样都是好业务。
再有一点，就是合作以后，会有很强的合同效应，典型的就是关于供应链方面。采购上，我们在跟他们进行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采购的单子之中，有的器件价格远高于我们，而我们这儿有的器件价格远高于他们，如果在采购之后，不但量大了，价格会低，这块会体现在净利润上，这也就是海外投资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两三年后见分晓
《新京报》：跟IBM的谈判很成功，价格这么低，你认为联想最主要的筹码是什么？
柳传志：最主要的是IBM要把PC这块分出来，这是它的战略行为；而且它非常愿意分给中国的企业，因为它对中国市场有要求，尽管当时有其他企业跟踪谈判，但它们的CEO希望跟我们战略合作。外界环境是我们主要的筹码。
《新京报》：跟IBM合作是联想国际化的捷径？
柳传志：我们在规划国际化道路的时候，实际上考虑了三种情况。一种就是自己发展品牌；第二种兼并一个规模小一点的外国公司；第三种就是与IBM合作。前两种我们尝试了，但后来都放弃了。因为根据自己的情况，我们觉得能接下IBM的业务，而且能一步做上去。
谈判成功，但那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后面的工作最起码要两到三年才能看出分晓。
此刻我们讲自己是五百强，别人也不信服的，你必须要在两年之内一切都能够井然有序。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利润、营业额等等和原来的设想一致，这才能说明是成功的。
联想品牌18个月后正式推出
《新京报》：联想拥有5年的IBM品牌使用权，5年以后怎么办？
柳传志：在品牌的问题上，大的路线是这样的，前18个月，我们完全使用别人的品牌，在使用别人的品牌的时候，要保证这个产品完全跟要求是一致的，使得客户本身不要流失。但是18个月以后就开始介绍联想的品牌，在人家接受了这个公司以后，试试看能不能接受这个品牌。就在这个品牌实行的过程当中，正好是2008年的奥运会，联想是TOP的赞助商，借这个机会会大量宣传联想的状况。
联想模式不能复制《新京报》：你认为联想的这种国际化方式具有推广意义吗？
柳传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由于中国的社会本身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状况。尽管现在整个社会偏重于向市场经济方面，但还是有很多因素的。比如说外汇跟人民币的关系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变化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往哪儿走，确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国际上的收购案例只有40％是成功的，更不要说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去收购一个大规模的外国企业。
咱们这次是不是可复制的，我觉得要看具体的情况，因为这次联想的并购体现了几点，一个联想毕竟有很强的经济实力，12.5亿本身，联想的经济实力体现在本身手里面有现金，第二个有很好的融资能力，以前没贷过款，银行很愿意借钱，第三个原来自己的市值比较大，配新股的时候撑得住，因此这是第一个能力。
第二个能力就是到现在联想的管理方式和国际的管理方式相当接近，因此在磨合的时候，双方沟通的时候，不会花太大的成本，不然的话，互相工作的语言都听不懂，这是很难磨合的。
像这些东西在并购的时候，或者从宏观的方面能够看清楚的。因此当企业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不具备这种基础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别的问题。
第二部分：发展需要下的扩张的风险
成长的中国企业需要寻找利润增长点，在中国市场已经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国际化”是必然选择，于是有了TCL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有了华立收购飞利浦CDMA业务……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惠普。
以前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想清楚
《新京报》：这不是联想第一次通过资本来解决产业发展问题，如何保证这一次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
柳传志：前几次的并购做得不成功，为什么这次项目这么大，我们反而能成功呢？敢于冒这个风险，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把问题想得很清楚，也很细致。
前几次的并购，除了时机方面的问题，领导人精力也不够，没把问题想清楚。例如在多元化并购过程中，杨元庆精力不够，又没有一个好的决策支持机构，很多事情下决心的时候想得不清楚，在做的过程中想得也不是很清楚，这就造成了不能专一的后果。
这次确实吸取了经验，联想集团高级管理层分两条线作战，主线上是当前的中国PC市场，另一条线就是马雪征、乔松做的专门推进工作。每件事情想清楚以后，效果就会好得多。
企业子文化还需磨合
《新京报》：改变后的联想是否会改变自己的企业文化？
柳传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联想控股还是一个秉承产业救国的企业，这是母公司。而对于联想集团而言，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是要为社会和人类做出更高贡献。联想本身可能还要按照联想控股路子走，但是联想控股各个子集团应该有各自的路子，他们按照自己的路子去走国际化的道路。
《新京报》：企业文化差异是以往众多失败案例的教训，联想20年来沉淀的企业文化具有浓烈的本土特色，能兼容下IBM国际分支机构员工吗？联想曾经与AOL的合作就存在文化差异。
柳传志：其实两个公司具有相同的根文化。我觉得工作语言首先是要相近的，工作怎么运转，双方是很一致的。对于供应链、研发和市场的关系认识是一致的。工作语言相同，使得业务的磨合会比较容易实现。
联想的企业文化崇尚求实进取和以人为本，实际上IBM这样的国际公司也讲求诚信、以人为本，所以说根文化我觉得是相近的。至于一些子文化，那是需要双方来进行配合调整，求同存异。比如说联想对纪律的要求可能更高，比如开会迟到要罚站，决算和预算要一致，但这些都是属于亚文化方面的东西，需要互相磨合。
对于国际公司来说，好的沟通机制非常重要。
杨元庆在跟新的CEO沟通的时候，提了三个要求，这也是他为保证沟通对联想提出的指导思想。
首先要坦诚，话要放在桌面上说，这是沟通的最重要的一点；第二是尊重，多听对方的意见；第三个是妥协，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杨元庆和联想更成熟的一面。杨元庆个性有倔强的一面，而在做CEO的过程中不断学习，能提出“妥协”非常难得。
有人说以前联想只注意内部员工的成长，而不愿意从外边来人。其实我觉得办企业跟打仗的情况差不多，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联想现在吸收了大量的从国外回来的员工，充实到了中高层，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这就使得联想的工作语言能够和IBM的工作语言相通，例如在本次谈判中，与我接触的几个都是海归，如王楠、黄岩等。
不跟AOL合作，跟文化是没关系的，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但不是最主要的。实际上AOL整个公司不行，还谈什么发展呢？
最坏打算是及格
《新京报》：IBM一直走高端路线，联想定位相对较低，产品整合能力也是市场质疑的问题。
柳传志：笔记本电脑方面新联想坚决走高端的路，坚持IBM原来所走的路，稳定以后，再来发展新的内容。PC方面，中国依然按照中国所走的路，国际上的IBM依然走他自己的路，把互补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双方合作第一阶段的需要。
这一个阶段大概需要一年左右，联想会在这一阶段完成供应链的整合。目前要做的就是尽快把总部建立起来。
第二阶段大概也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双方的产品线会从生产到销售都有所整合。
第三阶段也许会开展新的业务，新的业务是不是大规模进入消费类市场，这是以后的事情。
投资人不愿意听这些，都是希望越稳越好。不过我想第一阶段做好了以后，就会使得投资人有信心，认为我们真的有进入五百强的资格。
《新京报》：联想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成功呢？
你们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柳传志：最坏的打算就是及格，这个队伍不能够散。这就是最低标准。
投资人需要说服
《新京报》：虽然联想方面对于未来前景充满信心，但从目前的股市表现来看，这样的信心并没有表现在投资者方面。
柳传志：通常这种事情对卖家都是有好处的，IBM股价就上扬了。至于联想投资人的担心，我自己觉得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阶段，到目前为止，联想还没有来得及向美国方面派出人，给投资人做一个情况介绍。因为投资人是要进行宣传的。刚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不同意做这件事情，而是疑虑大于了对它的肯定。而且这些疑虑都是以前已有的，比如说PC是不是一个好的业务，存在着磨合的问题等等。
第二个会出现好转的时机，就是半年以后，报表合并的结果出来，一切情况跟预计的是一样的，会增加投资人信心。
在PC方面，现在全球有两千多亿美元的市场，在整个的经济社会之中，大于两千多亿美元的行业，这样大的市场空间是很少的。因此实际上由于不断地对产品有更新要求，市场还能一直保持这么样的稳定。只不过PC里面有利润高的业务，也有利润偏薄的业务。联想怎么样能够站住PC里面，未来向哪些方向去前进，去争取做利润更高的活，那是以后的事情了，但是行业目前来说是非常好的。尤其要说明的是，不见得别人不做的事情，我们就一定不做，因为中国像联想这样的企业和外国企业相比，利润空间还是很大。比如说做系统软件，或者说做CPU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这种挑战我们是有的。
疏通国际融资渠道
《新京报》：投资人还担心联想吞不下IBM，能透露一下融资方面的问题吗？
柳传志：现在联想手里面有4亿美元现金，可能发一部分新股，再从银行贷款一部分。因为本来就有4亿美元，拿出1.5亿美元来可以应对现金支付的部分，还缺4.5亿美元，可能定项募集，现在有四家知名的国际投资机构对此表示了极大兴趣，要求参与，许多外资银行也表达了参与的想法。联想原来没有负债，就算借了美元，负债大概也在20％左右，所以是非常健康的资产状况。
《新京报》：联想希望跟谁借这笔钱呢？
柳传志：跟国际银行吧。
愿更多IBM人员成为董事会成员
《新京报》：为什么购并案发生后，一直没有公布新的董事会成员？其中会有多少IBM的人呢？
柳传志：我正在帮助杨元庆组织新的董事会。
未来的董事会结构大概是联想一部分，IBM一部分，还有其他的一些从国外聘请的独立董事，总共9到11个人吧。
联想方面大概除了主席杨元庆外，还会有三个人成为董事会成员，因此联想会拥有4席；另外独立董事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提出要求聘请的；IBM有可能占一到两个席位。我们希望IBM更多的人进来，因为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很多业务是关联运作，比如说IBM在卖出服务的项目以后，可能客户要买机器，客户买了机器以后，我们得给他介绍费用，这样我们卖出机器以后，客户需要服务，那就给IBM服务，然后他们给我们介绍费用，还有很多大量的互相的往来，为什么IBM不愿意把这个卖给HP或戴尔，因为那些明显是它的竞争对手，如果你卖给它以后，将来的服务就变到HP那儿去了。
第三部分：今年四十的新董事长
“这是我最后一次发这张名片了。”柳传志印着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头衔的名片，变得具有纪念意义。继任者杨元庆创造了联想的销售奇迹，但也犯下了多元化决策错误。不过经过时间的历练，杨元庆不再是那个“脑子比嘴巴快”的天才，多了四十岁人的沉稳。
“外来和尚”要做全球第一
《新京报》：在联想以往的任命中，从来没有一个非联想“出身”的人担当过核心角色。这一次引进原IBM的主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柳传志：关于CEO的问题，案子出来我们就下了决心。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国际化的并购案，这个公司本身市场资源主要是在国际上，员工本身几乎有一半也是外国员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借助于IBM的资源，所以决心从IBM的高级副总裁里面选择一个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项目的第一个风险就是市场客户流失，现在进行架构调整以后，是一家中国公司，但我们继续的是IBM品牌，和过去的服务品质。销售人员是跟客户接触的人，尤其是最高管理层，如果依然是原来的人，客户就会稳住。起码在五年里，品牌的感觉上不能让客户认为联想差。
再则涉及员工流失问题。我们在跟IBM接触中，觉得很多问题双方都能对上，但在管理的精细程度上、流程方面还是有区别的。市场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员工流失。160个国家的员工今天还肯不肯为中国企业做事？我们的判断是骨干员工愿意来，是因为他们原来在IBM里面受到了限制，而下层的员工，会特别注意骨干员工的去向，因此CEO是原来IBM的人这点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的新CEO本身有很好的业绩，他接手以后，IBM笔记本业务今年比去年有很大的起色。
《新京报》：管理团队对他的接受程度呢？
柳传志：杨元庆跟新的CEO已经有20几天的工作接触，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非常积极进取，有很高的追求，比如有强烈的渴望，要和第一名、第二名争个高低；第二就是经验很丰富，对在IBM当前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谈判中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都有非常清楚的思路；第三点就是非常乐于沟通，在20多天之中，跟杨元庆对大的课题进行研究之外，还进入了细致的工作。我们认为选这个国际的CEO非常重要。
《新京报》：现在CEO有没有考核期或者一个合同期呢？
柳传志：有，这个由新董事会来宣布。
杨元庆在挫折中成长
《新京报》：从年龄上来说，杨元庆今年才40岁，从经历来说，他这几年也是磕磕碰碰，在这样的情况下，联想为什么认为杨元庆能担起董事局主席的重任？
柳传志：我们考虑了很多的东西，才认为是可以做这样的决定的。如果联想控股董事会认为杨元庆不够格的话，肯定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杨元庆在过去的三年中，有出色进步。在过去的三年，杨元庆经历了行业重大变化，他是自尊心很强的人，但他学会了否定自己，学会了妥协。在这次的事情上，可以看到杨元庆的优势在于他和他的队伍，和对方的工作语言几乎是非常相近的，这才使得二十天，他跟新CEO有一个很好的交流，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另外一点，就是杨元庆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在员工心目中还是有很高的威信，主要是杨元庆本人在工作中始终把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可以看出很多企业，包括美国企业有很多致命的问题，比如宗派政治，宗派导致的是办公室政治，大家已经不是把业务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互相的争斗放在第一位。联想始终保持着非常的和谐，始终是大家把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也是这次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保证条件。
再则，在学习方面，杨元庆对过去的经历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不仅是对业务本身，甚至对自己的性格改造，我觉得都起了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坚信杨元庆是会做好这件事情。在这里拿郭为举个例子，杨元庆跟他是很相同的，就在去年郭为他们的业务受到重创，有1.3亿元的亏损，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全恢复过来了，而且能够有更高的利润。这两支队伍都有很好的管理基础，文化根基好，领导人以企业利益为第一位，形成员工很强的向心力。企业遇到了挫折，甚至在遭到了重大挫折的时候，都能够稳得住阵脚，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根据这个，我认为杨元庆领导这个队伍是能够把事情做好的，挫折肯定是有的，甚至是大的挫折，但是我相信绝不会垮下去，绝不会弄一个不及格的状况。
本报记者亦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