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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守锷 |
人物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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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守锷 |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年回国后，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后，历任国防部五院研究室主任、总体设计部主任，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科技委副主任，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航空航天工业部一院技术总顾问和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
从50年代后期起，作为开创人之一，投身于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作为总体设计部主任和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他先后担任中国自行研制的液体弹道式地地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带领科技人员突破了一系列技术关键，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特别是在洲际液体弹道地地导弹的研制试验中，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独到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保证了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洲际导弹任务的圆满完成。他作为研制长征二号E大型捆绑式运载火箭的技术总顾问，参与领导研制试验工作，保证发射成功，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少年立志编辑本段回目录
1917年12月5日，屠守锷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家庭。虽说家境不富，但屠守锷的父亲还是希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屠守锷在家乡上了小学，后来又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和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就读。曾在上海亲历的惨绝人寰的一幕，奠定了屠守锷一生追求的基调。
那天清晨，父亲携屠守锷从上海回南浔老家过春节。走到半路，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几十架日本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向地面俯冲下来。父亲意识到大事不好，拉着小守锷往轮船码头疾跑。炸弹像雨点般地落下来，繁华喧闹的大上海，瞬时间房倒屋塌、血肉横飞！面对劫难后的满目疮痍，少年屠守锷立下了自己的终生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1936年，屠守锷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清华设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犹豫地转到了航空系。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屠守锷无暇欣赏美丽的异国风情，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学业。两年后，他取得了科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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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中的祖国和亲人时时牵扯着屠守锷这位海外游子的心。1945年，抗战胜利了，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归心似箭。他辞去了工作，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没有客轮，他便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了祖国。
然而，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意兴办民族航空工业，失望至极的屠守锷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培养下一代航空人才上。他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航空专业课程。1947年，屠守锷到清华大学航空系任教，开始与进步人士接触。就在这个时候，他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亲身的经历和眼前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的强国梦才能实现。1948年末，他毅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无论是在清华航空系任教，还是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副教务长、系主任和院长助理，他都对共和国的航空事业倾注了极大热情。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总设计师生涯编辑本段回目录
屠守锷信心百倍地走上了自己的新岗位，成为钱学森院长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1957年9月，屠守锷作为聂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促成了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导弹技术的引进，而后，他便和战友们开始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的仿制工作。在从仿制到独立研制的艰难历程中，在研制第一枚地空导弹和地地导弹的过程中，他成了导弹设计研制的行家里手。1961年，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下，屠守锷走马上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全面主持技术工作。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
屠守锷是一个不信邪的人。他和同事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经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会议批准实施后，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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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尽快把中国的首枚远程导弹搞出来，并由屠守锷担任总设计师。此番他担任的总设计师角色，按钱学森的说法，既是技术总负责人，又是指导日常设计工作和最后拍板的技术决策人。屠守锷深知自己肩上这副担子的分量，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又那么紧：1971年试飞，1973年定型。如果能有一个正常的科研环境，凭着屠守锷的卓越学识和全体研究人员的聪明才智，按时完成任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偏偏在这时，一场浩劫席卷全国，屠守锷的科研工作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屠守锷想方设法避开政治风暴的袭击。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一个接一个的批斗会，他依然我行我素，埋头于资料、图纸和各种数据，座谈、讨论、论证、实验，听取专家意见，提出新的设想。他大胆革新，勇于探索，在制导技术、推进技术、结构材料、发射试验等方面寻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他的工作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展着。有人曾看到，某次群众大会上，别人慷慨陈词，屠守锷却凝神屏气，笔走游龙，旁若无人地演算公式。1968年，屠总他们终于拿出了远程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
这之后，研究院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本想远离政治的屠守锷却时时得到政治的“关照”，常常被无端拉上主席台，接受批斗。周总理在得知这些情况后，开列了包括屠守锷在内的一批重要专家的名单，并指示：要在政治上保护这批搞国防科研的专家，必要时可以用武力保护。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屠守锷幸免于难，但他主持制订的设计方案却遭到非议。屠守锷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终使自己的方案得以实施。
随着方案的确定，发动机、箱体、地面设备等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那段时间，规章制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批判，许多情况下都是凭良心办事。为了保证型号质量的可靠，在为期100天的总装测试中，年过半百的屠守锷始终坚持在一线，一刻也没离开过。当屠守锷认为导弹可以出厂运往发射场试飞时，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问题很快提交到周总理那里。总理听完介绍，问：“屠总，你认为这枚导弹可以发射吗？”屠守锷毫不迟疑地回答：“该做的工作我们都做了，目前它的性能状态是良好的。我们认为，这枚作为首发试验的导弹，应该得到最好的考验，以便通过飞行试验，进一步检验我们的方案，从中找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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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零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进行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全世界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屠守锷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次发射试验，但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这样举世瞩目。这是一次迟到的试验。远程导弹要投入使用，必须经过全程飞行的考验，然而由于种种政治风波的干扰，这次试验被搁置了整整9年才得以进行。这又是一次特殊的试验，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如果试验成功，无疑会为这个春天锦上添花。作为这枚导弹总设计师的屠守锷，虽然并不为局外人所知，自己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980年早春，屠守锷和研究院院长张镰斧——一个在上甘岭战役中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团长一起，率领试验队进入了依然寒气逼人的茫茫戈壁。戈壁滩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阳光明媚，转眼就可能飞沙走石。屠守锷身穿工作服，在火箭测试阵地与发射阵地之间穿梭往来，鼻孔、耳朵、衣服里常常灌满了沙土。他常常一干就是20多个小时，困了在木板床上打个盹，又奔赴现场。
要确保发射成功，远程导弹身上数以十万计的零部件，必须全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在那复杂如人体毛细血管的线路管道上，哪怕有一个接触点有毛病，都可能造成发射失败。尽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尽管发射队员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但在屠守锷带着大家所进行的几十次眼看手摸、仪器测试中，还是查出了几根多余的铜丝。多悬呀！屠守锷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短短几个月，他浑圆的脸瘦了一圈，乌黑的头发也白了几许。
导弹在发射塔上矗立起来了。在签字发射之前，屠守锷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仰望数十米高的塔身，他想上去作最后的检查。张镰斧院长考虑到屠守锷的身体，要抢着上塔，但屠守锷说什么也不干。年过花甲的屠守锷不顾连日劳累，一鼓作气，爬上了发射架。
当导弹伴着惊天动地的巨响，穿过云端，越过赤道，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的目标，发射获得圆满成功时，就出现了本文开始那动人的一幕……
主要成就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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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荣誉册，让人看到的是屠守锷非凡的一面；而只有那些和屠守锷接触比较多的人，才能了解他普通的平凡的一面。在航天机关大院，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戴着眼镜，身材不高、身体稍胖的老人，在老伴的陪伴下，缓慢地散步。他永远身穿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脚踩一双黑色布鞋，神态永远那么平和、悠闲，从外表判断，你永远不可能想到他会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火箭总师，一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
除了散步，屠守锷还有三大爱好：打太极拳、听古典音乐、读书。屠守锷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他从来不爱抛头露面，更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这固然是因为他的谦逊，但也与他的性格有关。屠守锷是一个喜欢静的人，因此他的一切，包括爱好，无不是在静谧的氛围中进行。少年时的屠守锷便不喜欢竞争激烈的体育运动，而爱上了“以静御动，虽动犹静”的太极拳。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为了克服营养不良对身体造成的影响，他坚持每天打一套拳，并一直坚持到晚年。读书是他的另一大爱好。他读书的范围很广，除了专业书外，文史哲都有涉猎。他也看小说，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曾在他的案头放了很久，读了好几遍。读书对他来说，是娱乐，是休息，是对自己知识结构的补充，也是开阔思路的手段。没事的时候，他也喜欢听听古典音乐，贝多芬、柴科夫斯基、勃拉姆斯等音乐家的作品，使他进入了一个音乐的世界，忘记了长时间伏案工作后的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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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居二线后，屠守锷先后担任了航天工业总公司和航天科技、科工两大集团公司的高级技术顾问，工作依然很多，日程依然排得很满。这位从少年时代起便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到现在已近90岁的高龄，依然为航天科技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余热。虽远离了科研生产第一线，但每一次火箭发射、导弹试验，都牵动着他的心，作为一代共和国神剑的铸造者，他的心永远留在了火箭发射场
中国航天之父编辑本段回目录
屠守锷是著名诗人、报告文学家徐迟在《湖州市文化艺术志》的序中指出：“我在《江南小镇》中曾说过：‘这地区是文物精华的集中点，出过大诗人、大文豪、大艺术家、大书法家、大收藏家和音韵学大师、大科学家。’我列举了曹不兴、沈约、赵子昂、陆心源等，其中好在也提到了钱三强这样的一位原子物理学家。但是，我突然感到忘掉了一个人。我竟然没有提到现在拥有中国的航天之父称号的屠守锷，他也是湖州人。……” 科学救国 屠守锷，1917年12月５日生，浙江湖州南浔镇人。父亲屠维屏是一个小职员，家境虽不大宽绰，却很希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屠守锷少年时在家乡读书，后进人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及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就读。1936年，考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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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学机械系。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学校被迫停课，后转移到湖南长沙借用湖南大学校舍复课。这时清华大学初设航空系，屠守锷即转入该系。他亲眼目睹了在帝国主义列强蹂躏下的中国任人宰割的惨状，心头时时涌动着以科学技术强国的强烈愿望。1938年初，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他随学校组织的旅行团，步行８０余天，由长沙奔赴昆明就学。1940年夏毕业后，他参加了去美国的公费留学生考试，被录取。1941年夏赴美，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部攻读航空工程。曾在美国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厂任工程师，成为出色的飞机设计师。1943年他向麻省理工学院提交了论文“横向加强筋薄板的强度”，获得科学硕士学位。 “科学救国”是２０世纪初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一种救国理想。许多人从国外学成回国，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屠守锷就是其中成绩卓著的先驱之一。 屠守锷身在异国他乡，时刻想念着苦难深重的祖国，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一传到美国，便立即辞职，启程回国。 1946年２月，屠守锷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任副教授，从事航空技术教学与研究工作。1947年秋升任清华大学教授。亲身的经历和对社会的观察，使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就在北京城解放前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作为总体设计部主任和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了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先后担任液体弹道式地地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在洲际液体弹道地地导弹的研制试验中，提出独到见解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保证了中国发射洲际导弹任务的圆满完成。他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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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时势造英雄”。其实,岂止英雄人物,一些杰出的科学家的产生,也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随着中国中远程多级火箭的研制成功,研制难度更大的巨型、远程、大推力火箭成了新的奋斗目标。谁都清楚,一旦踏上这级台阶,便等于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已经拥有了从自己的国土上还击任何侵略者的有效手段。屠守锷便是中国远程火箭的总设计者。 20世纪40年代初,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屠守锷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公费去美国留学的资格。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部,并获硕士学位。
重要言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科院士屠守锷：事故不能阻挡人类开发太空脚步
中国航天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屠守锷对本报记者表示，江泽民主席给美国总统布什的电报，表达了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的心情。我们对“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表示遗憾，对遇难的7名宇航员表示哀悼。屠院士说，人类探索太空的旅程充满艰险，发生事故在所难免，但事故并不能阻挡人类开发太空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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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事故的原因，屠院士说这要等到调查后才有结论。对于有人说是否是太空碎片撞击所致，他说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排除。
“哥伦比亚”号失事后，北京景山学校的师生也表示震惊和伤心。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上搭载了由该校学生参与设计的一项太空实验———“蚕在太空吐丝结茧”。这项实验主要研究太空失重环境对蚕卵、蚕的幼虫和成虫等发育的影响，以及探讨通过太空环境改善蚕丝品质的可能性。2000年，在中国各地中小学生提出的近900项方案中，北京景山学校女生李桃桃提出的“蚕在太空吐丝结茧”入选，获得搭载资格。“哥伦比亚”号此次共搭载了包括中国在内的6个国家学生设计的实验项目。师生们在对遇难宇航员表示哀悼的同时，也纷纷表示，不会因为这件事就对太空科学实验失去信心，还要积极参与太空实验，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