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出生于英格兰，是牙买加人的后裔。在加拿大长大，后居纽约市。他曾经做过卫生政策和科学新闻方面的记者，其文章喜欢以小见大。马尔科姆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作家，他认为自己的文风属于一种adventure of ideas的风格，虽然大部分作品都不属于虚构，又不是围绕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故事展开，但其中的故事情节却一般比较曲折，看他的文章很有adventure波澜起伏的韵味。
资料与简评编辑本段回目录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
国籍：加拿大
职业：《纽约客》专栏作家
2007年排名：18
克雷纳表示：“作为一名在加拿大出生的记者和作家，格拉德威尔在2009年的排名中上升幅度很大。通过《引爆点》、《灵光一闪》和《异类》等畅销书，格拉德威尔将讲故事变成一种具有深刻见解的艺术形式。他是一名引人注目的智慧提炼者。”
Malcolm Gladwell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格莱德威尔的英语父亲格雷厄姆，是一个土木工程教授 ，他的母亲，乔伊斯，是一个 出生的心理治疗师。格莱德威尔说，他的母亲，谁出版了一本名为 布朗面，大法师 1969年，是他作为作家的榜样。虽然出生在英国,有人在格莱德威尔加拿大毕业并在历史上，学位多伦多大学氏三一学院 于1984年。 他在高中里，格拉德威尔是一位杰出的中长跑选手，赢得了在1978年安大略省高中锦标赛的男子1500米冠军侏儒 安大略省金斯顿，最终在与加拿大公开赛纪录保持者戴维里德决斗。
职业
格莱德威尔开始了他职业生涯 美国观众，每月保守。从1987年到1996年，他是一个科学作家和后来的纽约分社社长，为华盛顿邮报。目前他是作家的工作人员纽约人。他的书,引爆点（2000年）和眨眼(2005年)，是国际畅销书。两项工程大致连载纽约人。格莱德威尔收到了一百万美元的预先引爆点这接着卖出200多万在美国的副本。眨眼销售也同样有效。
工程
格莱德威尔的书籍和文章经常与研究，在处理突发的影响社会科学及经常和延长使用学术工作，特别是在地区社会心理学。他了，但得到了学术界对他的批评抽样方法，以及他的倾向暗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只有相关性存在。 格莱德威尔的第一部作品，引爆点，讨论了小规模的社会活动的潜在的巨大影响，而他的第二本书，眨眼，解释了人类的下意识解释事件或线索过去的经验，以及如何使人们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非常迅速。他的最新作品， 离群，研究如何将一个人的环境影响他或她的可行性和成功的机会。格莱德威尔曾表示，“我们希望与引爆点 是这将有助于读者理解，真正的变化是可能的。带有眨眼，我希望让人们以他们的直觉巨大的力量严重。我想与离群是它使我们了解一组项目的成功钱。当离群成为离群这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这是由于不同的许多人的贡献和不同的情况很多。
荣誉
2005年,时间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命名的100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全部的三本书数目达成一个 纽约时报畅销书名单2007年，他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章首批卓越奖的社会问题报告。此外，在2007年，获得了名誉格莱德威尔文学博士> 学士学位"滑铁卢大学。
《引爆流行》编辑本段回目录
有意思的是，《引爆流行》这本书也经历了一个引爆点，它仅仅通过口耳相传，突然间获得了极大的关注：《纽约时报》、《商业周刊》、《出版家周刊》、《财富》等重量级杂志纷纷大力举荐，著名书评人也热情地为它撰写评论，很多人都接到朋友的电话推荐这本书……一时间人人以读此书为时尚，人们争论其中的观点，对它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欣喜不已，它迅速蹿升上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甚至“引爆点（tippingpoint）”一词也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语汇。
本书是《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一部才华横溢之作。他以社会上突如其来的流行风潮研究为切入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索了控制科学和营销模式。他认为，思想、行为、信息以及产品常常会像传染病爆发一样，迅速传播蔓延：如果个别工作人员对顾客大打出手，或几位涂鸦爱好者管不住自己，也能在地铁里掀起一场犯罪浪潮；一位满意而归的顾客还能让新开张的餐馆座无虚席。这些现象均属“社会流行潮”，它爆发的那一刻，即达到临界水平的那一刻，就是一个引爆点。
《异类》：格拉德威尔“尝鲜”成功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被《快公司》称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那么，当提到他的名字，结果又会怎样呢？
照样是无数双洗耳恭听的耳朵，外加无数双驻足观望的眼睛——格拉德威尔总有这样的吸引力。对很多人来说，他算得上是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找到轶闻趣事的天才”。就像之前的《引爆点》，在这本使他一举成名的书中，格拉德威尔改变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到了《决断2秒间》，他又重启了我们对于思考的认识。不可否认，格拉德威尔是一个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总是能读到他精心布局的“意外”，当然，也同时感受到了他颇具创意的“精彩”。例如，他说成功可以用时间来量化，不管你是作曲家、电脑程序工程师、篮球运动员、作家……要想达到世界水平，练习时间就必须超过10000 个小时。这是一个底线，或者标配，任何行业概莫能外。他还说，人们的成功也需要上辈人的文化熏陶。比如，中国人的数学之所以比西方人成绩优秀，得益于中国人的勤劳精神和汉语中数字发音的简洁；韩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较高的飞机失事率，是因为韩国过于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机长的助手发现险情时，无法明确地向上级汇报……
上述言论出自格拉德威尔的新书《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这一次，他仍然没让人失望。就其所探讨的议题来看，它引导人们别具一格地看待成功，使审视成功的方式得以进化。正如格拉德威尔指出，“成功的人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受惠于那些不显见的优势、格外的好运气以及文化上的遗产，这使得那些人掌握真知、工作勤奋并且以一种前人所没有过的方式理解世界”。不难发现，格拉德威尔依旧承继了其过去十年“流行社会学”的写作路径：貌似科学、易于理解、饶有趣味、匠心独具，还有就是写得生动好玩。格拉德威尔不愧为《纽约客》鬼才撰稿人，即使面对书店里林林种种、枚不胜举的成功励志类书籍，他也认为有必要再写上一本——所谓“不经审视的知识，是不值得相信的”，事实上，格拉德威尔不仅对旧有的成功学体系给予了批判、反思，而且还尝试以“革命者”的姿态去瓦解、去颠覆。
例如对于“成功者”，格拉德威尔却称之为“异类”。这本是一个用来描述一种超出正常经验范畴的事物的代名词。但在格拉德威尔看来，成功者恰恰于“异类”无异——因为很难找到一种方式去解释真正成功的人背后的成功秘密。就像人们说起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斯蒂夫·乔布斯难免用“他们尤其聪明”或者“他们真的很有野心”，而问题是，我们身边不乏很多非常聪明、也很有野心的人，但无论如何他们也达不到前面三位的成就和高度。这也就是说，我们习惯从成功者身上汲取的经验、方式来指导实践的这一做法并不有效，也不一定可取，我们对于成功的研究其实还很原始、很表面。对此，格拉德威尔说，“我们之前对这个问题（如何成功）思考了如此之多，但得到的东西又是如此之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是诡辩家”，“我们并没有真正认真地关注过个体”。
于是，这就不难解释格拉德威尔为何会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来解读成功。除了前面提到过的“10000小时法则”、“文化环境决定论”，在书中，格拉德威尔还提出了“人生机遇论”，以比尔·盖茨为例，是一系列大好机会成就了如今的人所共知的比尔·盖茨。机遇之一，盖茨转校进入雷克萨得中学。它是1968年世界上为数不多能拥有主机共享电脑终端的高中；机遇之二，学校的家长会基金足够支付学校的电脑费用；机遇之三，学校经费用完以后，一位同学家长开的公司（C-Cubed）正巧需要周末检查程序代码，既然周末在工作，也就不在乎是否工作到周末晚上；机遇之四，盖茨恰巧找到ISI公司，公司恰巧需要人员编写工资管理软件；机遇之五，盖茨的家正好在华盛顿大学步行范围内；机遇之六，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恰好每天凌晨三点到六点空闲；机遇之七，TRW正巧与巴德·彭布鲁克有业务关系。机遇之八，优秀的程序员彭布鲁克在需要解决特定问题的时候想到了这两个中学生；机遇之九，雷克萨得竟然同意学生们远行到外地，花一个春季的时间编写电脑程序。格拉德威尔试图让人们相信，成功者之所以成功不仅仅有他们自身的原因，更是因为有太多的环境因素在起影响——诸如他们生活的空间、文化传统、家庭和代际，甚至是他们出生的时间。仅就此而言，格拉德威尔写作《异类》的意义在于他使我们确信，成功是一连串复杂因素促成的事。
尽管如此，格拉德威尔这种“尝鲜”的写作还是颇受争议。它充其量只说清楚了“how they succeed”（他们是怎样成功的），而不是“how to succeed”（人们如何成功）。格拉德威尔援引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莫顿的“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意思是说事情从一个错误的假设开始，然而基于此而采取的行动最终导致最先错误的假设成真。）理论来证明他有关冰球运动员的举例是正确的，但该理论同样适用于格拉德威尔——当他极力向我们证明他的论证是对的，他自然会把毫不相干的东西全部联系起来，让它们看起来无比美妙和千真万确。
相对而言，我们宁可接受这样的解释：很多时候，我们永远不知道现在做的事是否会对以后有帮助，只有当事成之后回顾时，我们才会恍然大悟，它们原来都是串在一起的，其结果的发生是必然的。而这正是质疑成功学的一切问题所在，就像格拉德威尔在书中以“宿命论”口吻发出的感概一样，“请不要忘记比尔•乔伊的故事。如果他的年龄大一点儿，学习编程的时候不得不面对键盘打孔机的琐碎工作，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他很可能就研究科学去了，这样比尔•乔伊还能是现在的比尔•乔伊么？又假如他的年龄小一点，错过了后来为互联网技术编写代码的时机，比尔•乔伊也还能是现在的比尔•乔伊么？”比尔•乔伊一定不会是现在的比尔•乔伊，但谁又能保证新的比尔•乔伊一定不会比原有的比尔•乔伊取得更大的成功呢？归根到底，不同人不同命，成功不存在可复制性。格拉德威尔的《异类》实际上等于宣判了过去、现在大多数成功学书籍的死刑。当然，如果要为格拉德威尔的“成功学”定一个调，最精辟的莫过于中国的一句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美】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中信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定价：26.00元。
出类拔萃的人编辑本段回目录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纽约城有多的令人吃惊的最强势和成功的公司律师们有着大多相同的简历——他们都是犹太人，都生于1930年代的布朗克斯或者布鲁克林区，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在制衣厂里工作的移民。
还有一些类似的现象，为什么有大到不成比例的专业曲棍球和足球运动员都是生于一月二月或三月？为什么有一些年份出生的人很容易成为软件企业家？为什么在另外一些年份里出生的人们又很容易发财致富？
你可以将之成为是一种巧合。或者你可以问一下——就像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所做的那样——这样的背景跟一个人成为非常非常成功的律师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有什么关系？
在夏天的巴黎，人们感受到的气温是介于温暖和很热之间。但想象一下，假如在八月中的一天里，气温突然变成了零度以下，这一天就是一个局外事件（或者说叫“黑天鹅”），为什么我们夏天巴黎的气候是温暖或者炎热的知识是如此之多，而我们关于为什么夏天巴黎的气候变成零度的知识却是如此之少？
通过回答类似这些问题，你可以获得很多知识。而早在我们之前，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这个有着长长头发的《纽约客》怪才撰稿人已经给这些问题找到了答案，并写成了一本书。
这是一本定于11月18日出版的还没有中文译名的书，英文原名叫做——outliers。你可以将之叫做《出类拔萃之辈》。
在《出类拔萃的人》（outliers）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第三本书，在书中他着眼于那些在自己领域里有着出类拔萃能力的人——他还分析了在能力之外，这些人的生活同样受到意外的好运气的影响。他的出版人布朗将这本书的首印数字定为了令人咋舌的6万4千本。因为这位奇才的前两本书——《引爆点》和《颠覆》都成为了美国的畅销书。这位45岁的格拉德威尔先生先正居住在纽约，是《纽约客》杂志的长期撰稿人。
而在这本书中，作者感兴趣的就是那些“局外人”，那些出于一系列原因而变得如此有才能，如此的不同寻常而又如此的与以往的经验格格不入的男男女女们。他们就是巴黎八月里的零度天，就是“出类拔萃之辈”。
格拉德威尔写作的动力来自他对于自己头脑中问题的解答。当他总是在脑子中反复思考同一个主题时，他很可能就写作一本书。
写作《出类拔萃之辈》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一宗方式去解释真正成功的人背后的成功秘密。你知道人们说比尔盖茨或者摇滚明星或者其他出类拔萃之辈时候的说法——‘他们尤其聪明，’或者‘他们真的有野心？’而问题是，我认识很多非常聪明也很有野心的人，但是他们并不值600亿美元。这使我认识到我们对于成功的理解是非常原始的——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值得发掘的领域，你可以得出一种更好的解释。”他说。
在格拉德威尔看来，只所以要写作另外一本有关于成功的书，是因为我们之前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如此之多，但得到的东西又是如此之少。所以即使早在三十多年前，戴维·哈尔伯斯坦就已经写作过同题的一本书。他还是不惜再给这个问题的研究领域再添上一本。
他说，我们对这个话题并不是漠不关心。假如你去书店看看的话，你能够找到数以百计的成功手册，或者是有关于著名人物的传记，或者是那些承诺用六个（或者七个）步骤就能够达到成功的自助心灵鸡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是诡辩家。
他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认识到的是，“我们并没有真正认真的关注过个体
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想要理解他们的话，你必须去仔细观察他们——他们的文化、生活的空间、家庭和代际。我们只是看到了那些高高的大树，但为我们应该看一看森林。
他正是通过描写那些走在世界之前好久的拥有独特的特征、习惯和个性品质的人得到了这一认识。
《出类拔萃之辈》中，作者引导着读者们对那些个人的成功故事进行反思，“那些人不是凭空出现的，”他写道。“他们受惠于那些不显见的优势、格外的好运气以及文化上的遗产，这使得他们掌握真知，工作勤奋并且以一种前人所没有过的方式理解世界。”
这跟戴维几十年前的那本同题的描写人物历史的书籍不同，或许引用一下作者的原文更有助于我们说明问题，“在美国，要成功，要飞黄腾达，必须依靠某种推动力，才干本身有用处，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光靠才干是不够的。金钱有用处，家族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有用处。对于没有还生条件的人来说，成为权贵的道路看来就太远，太渺茫了。罗德斯奖学金往往是进升之阶，是每个青年不是不知道的青云直上的途径，它将使得他们今后的生活顺利得多。别人的大门将为之大开，请帖将纷至踏来，电话的铃声将响个不停。因此，有一个被带到罗德斯奖学金委员会那里去的年轻的申请人，在口试的末尾问到他在他的墓碑上的铭文要怎么写的时候，他迅速地回答道：‘ 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于是他就获得了这个奖学金。”
那本书中的人物之所以变得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和和种种个人的努力。格拉德威尔在第二个原因上与之类似，但第一点原因在他那里看来，却有着很大的问题。
在作者关于比尔盖茨的论述中，他强调说他能够获得一台电脑是一件如此幸运的事情。他同意偶然的运气在很多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而这就是自然的法则，一些人就是比另外一些人得到的东西要多。比尔盖茨的的好运气就是——幸运总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伴随着他。
但好运气还是来自一些特殊的环境。假如你在一所精英的私立学校里，你才可能得到一台计算机。而总是存在着这么一个“假如”作为前提条件。而这也是理解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
格拉德威尔则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群体在人们成功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当出类拔萃者真的变得不同凡响时，这并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原因。有太多的人和太多的环境因素也在里面起了作用——而这也意味着，跟先前所想的不同，人们做为一个社会对谁能够成功，有多少人能够成功有着更大发言权。“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惊奇的希望，也的确很提气。”他说。
极客明星：格拉德威尔编辑本段回目录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优雅而广泛流行的现代生活理论让他的名字变成了一个修饰语——格拉德威尔式!但是在他的新作中，他试图解释我们无法控制成功给人们狂热追求成功降降温——包括他自己的成功。
“我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绝才。”
今天是十月中旬的某个星期五下午，离他的新作上架还有一个月时间。他的新作是关于像比尔-盖茨、甲壳虫乐队和莫扎特那样不可思议的成功人士，他把这些人叫做绝才。坦率地说，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强调他与书中的主题没有一丝共通之处。“最后”，他说：“我只是一名记者。”
格 拉德威尔表露这番谦虚的自我评价时，正坐在他租赁的气派的西村（纽约）别墅套间的餐桌边。他穿着一条牛仔裤和他众多透气纤巧的运动衫中的一件，这件上衣与 他瘦小的身材非常贴合。他眼睛褐色眼眶发红。他一个月前已经剪掉了他标志性的黄色卷边爆炸头。总之，他看上去就像漫画版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周围的邻 居们都熟知他，这要感谢他喜好在咖啡店里敲打他的笔记本。他的作家生活部分是过时的，部分又是前卫的。他的凌志IS（他确实使用的汽车）停在他花钱租赁的 沿街停放点上。格拉德威尔的《纽约客》编辑们在时代广场以北几英里。由于他自己声称“厌恶市中心”，所以编辑们不常在办公室里见到他，但是他们授权他任意 选择作品主题，还配给信使为他送取需要进行事实检查的材料，唯恐他被形势所迫不得不去克服那种厌恶感。离《纽约客》不远处就是小布朗出版社办公室。格拉德 威尔最畅销的两本书《引爆点》和《闪耀》的出版商谣传为《绝才》支付了4百万美元（“精装版的《闪耀》比《引爆点》多卖了三倍，”杰奥夫-尚德勒，小布朗 出版社的总编说：“因此，他的读者不断增长。”）。李事务所（——译者注：专门替公司找发言人）位于新泽西河对岸，满足了格拉德威尔的演说要求并协商了同 等的费用。（“他是迄今为止我们签约的最贵的演讲者，”一家齿科材料公司主席查尔斯-科恩说，“事后，没有人认为他不值这个价。”他的企业支付格拉德威尔 8万美元演说其年度会议。）后来，处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下，在纽约、新泽西和美国所有地方，书商们都期待定价28美元的《绝才》一书能够激起他们消费者 那些日子里罕见的购买热情并因此为疲软的出版市场提供微薄的信心。（“我不关心那是小布朗出版社的书，”作为竞争对手的出版社高管说：“我们急切期待一些 好消息。”
现在，回到格拉德威尔的厨房，他在美诺家用电器的包围下坐着，呷着水，保持着他谦逊的代笔人的姿态。对他取得的名声和财富，他 表示苦恼，甚至有些自责。他的新书比较严肃比起前两本来是一本自我意识更重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说，此书试图描述这些冲突的感情。虽然，他是一个温和的善 于自嘲，少言寡语的大师，但是在书里，他游走于大观念与自信的声明中。“我将时间花在那些告诉我事情的人身上，然后把它们写下来，”他说：“某种程度上， 我必须靠别人。”他停了下，就像在考虑是否他抗议得太多了。“我作为一只寄生虫，我做得不错”他继续道：“但我还仅是只寄生虫。”当然，无论多少自贬都不 能掩盖格拉德威尔非凡的成就。自从2000年出版《引爆点》以来，他绝不仅是《高速企业》认为的一名记者，而且是“一位摇滚巨星，一名精神领袖，一个强人 ”商家请教他的真知灼见，崇拜者竞相与他握手，其他作者努力赶上他开拓的体裁类型——意念驱动的记叙文（倒置所有我们思考对象的方式从香烟到番茄酱）。“ 我们每年收到很多建议希望格拉德威尔式进军全球，”尚德勒说。“我不知道还有谁在非小说类的作品中，繁衍出这种修饰语。”一名康得纳斯出版公司的编辑争辩 有另一位作者也像当下格拉德威尔一样在媒体上显赫，他提到：“ 诺曼-梅勒，抗议越南战争的《夜间的军队》 (The Armies of the Night)）难道不是吗？”四十年前，所有悲伤的青年文人都试图找到他们自己编织的夜间的军队；如今他们寻找自己解构的鞋类时尚潮流。
格拉德威尔的谦逊不完全是一种姿态。正像他当初承认的，他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接过学术作品，进而改写它们使大众可理解甚至让大众觉得有趣。他的工作，就像他所描述的一样，“充当大众和学术世界的桥梁。”这让一些评论家 给他小偷而不是寄生虫的绰号。三十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发明了“引爆点”模型，三十年后，格拉德威尔使它成了我们日常词汇的一部分，谢林 抱怨：“我认为他留给观众的不是科学家正在做一些有趣的工作，而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有许许多多好点子。”不管怎么说，谢林的观点似乎仅是少数派。大多 数格拉德威尔用到的其专著的学者都对认可表示很感谢。从上二十年起，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社会学协会都曾给他颁过奖。
对格拉德威尔更大的批评
对格拉德威尔最大的指责声来自于他不严肃的风格而不是非原创——他将可靠的学术成果应用到浮 夸之事上（如流行病学和暇步士（鞋类品牌——译者注）。虽然这样的方法有时使他深受商业精英的热捧，但是却时常激怒文人政客。里昂-维塞尔梯阿《新共 和》(New Republic)的文学编辑说：“格拉德威尔在贩卖的仅仅是商人的世界观。但是我恐怕这种世界观很愚蠢。”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在一篇尖刻的评论《反射性闪耀》（Blink for TNR）中，评论说：“这书写得就像为不读书的人服务的。”同时， 卡林-罗玛诺，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在《费城探索者》上用自己对《闪耀》的评论给其作者下了个戏弄的最后通牒：“格拉德威尔，该害怕了，他来到了自己的引 爆点或者成了迷途的羔羊——这条是通往大牛人之路，那条是通往严肃的作者之路。”
格拉德威尔往往忽视这种攻击。（“这是男人在做小男孩的事，”他这样谈到波斯纳的评论。 “这家伙的话就像是正统的爱因斯坦者，他正与《闪耀》做艰苦斗争。”）但是当他谈到之前的书，他有时说得就如同赞同这些批评。“当我现在读引爆点，它确实 似乎是稍纵即逝的商品。”他承认。“我那时确实热衷销售它，但那不重要。”《闪耀》，他说到：“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很多酷东西在里面！你可以按你的意志 看它！’”
出于他对流行的感觉，格拉德威尔将自己看作一个保守者。如果按照迈克尔-金斯莱曾经观察的，艾尔-戈尔就是一个拥有轻年人观点 的老年人，相反，格拉德威尔就是一个拥那种旧瓶装新酒一样的观点的年轻人。在夸张的头发下，马虎的时装和填满时髦词汇的句子出自成长在安大略乡间保守的门 诺派教教徒口中。直到23岁，他都没有电视，同时他更喜欢在纽约大学图书馆里做他的研究。Google可说是他的个人爱好：“Google 是对我们没有答案的问题的回答。但是，它不会告诉你对那些感兴趣或哪些重要。图书馆里仍有着比Google有更多东西。”
格拉德威尔的朋 友坚称他不追求也不喜欢名声。“我认为他试图以这样的方式与名声绝缘，使自己尽可能过正常生活，”《岩石小组》的主编雅各布-韦斯伯格说。他曾经有规律地 出席纽约联谊活动，45岁的格拉德威尔，在那些日子里参加了许多社会联谊，包括定期的每两周一次的‘男孩们’夜生活，与韦斯伯格和一帮狐朋狗友包括喜剧作 家史蒂夫-谢丽尔和哥伦比亚法学教授塔蒂-法哈迪安（唯一持久交往的女性）共进晚餐。“被不认识的人人出来感觉很怪 ”格拉德威尔说，：“这种不对称关系让我不安。”
被攻讦的大牛人要做什么呢？格拉德威尔不打算止步不前或停止商业会议的发言，但是他会尽 力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写作。曾经在《纽约客》上，他关注“寻酷”和T恤，如今则刚好是IQ测试和养老金制度。“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有一种隐含的社会观 点。”亨利-芬德，他的杂志编辑说：“基本的观点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如何遭遇不由我们自己和性格决定，而是许多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决定的。”格拉德威尔把这 一种社会观点贯彻到书中。他将此书描述为“更多政治”和“一些愤怒”。“这其中有趣的部分是试图找到你如何处理这个观念，”他说，同时解释他处理《绝才》 使用的新方法，“和之前不同，有趣的部分就是处理这个观念。”布鲁斯-海德兰，格拉德威尔儿时的玩伴，现在是《纽约时报》的一名编辑，他称《绝才》“这书 是最接近马尔科姆内心的。”
“当我在写《引爆点》时，我期望我妈妈会读它，也确实是这样。”格拉德威尔说。“我没有注意到我正在写一本公 众读物。现在我意识到我有一方天地，所以把这方天地浪费了，实在可惜。”据他的新书声称讲述“成功的案例”引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格拉德威尔最终发现了一个 根本的观点证明他自己呢？
为什么《绝才》是他最有雄心的一部书?
《绝 才》一度是格拉德威尔最有雄心的一部书。不像《引爆点》和《闪耀》将反直觉推向极致。在《绝才》里，格拉德威尔寻求推翻传统智慧。是否还有人相信“成功就 是个人价值的体现”？格拉德威尔将这种人描写为稻草人。当格拉德威尔审查了所有事物，却绝不是个人价值，而是“潜在优势、超常机遇、文化遗产”造就了曲棍 球明星、软件富翁和数学天才。他为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大改革做了个概述，是这些给没有那些优势、机会和遗产的人一个平等成功的机会。
就考虑 一下那些冰球明星。根据加拿大心理学家的研究，他们注意到他们国家优秀冰球运动员的主要出生在前半年。格拉德威尔解释学术上叫做相对年龄效应就是最初归因 于年龄的优势最终成为了一种更明显的优势。因为加拿大初级冰球招收是1月1日截至，格拉德威尔写到“到了10岁、出生在1月2日的男孩可能和一些到年底才 到10岁的孩子一起玩。”你可以猜到在那种年纪，由于身体成熟上差异很大，哪些孩子将组成联盟全明星队。一但他们选拔到全明星队，1月2日出生的小孩就开 始练习得更多，得到更好的教练指导、与更难缠的对手竞争——如此之多的条件加在一起，到了14岁，他就不仅比12月30日生日的小孩年长了，而且他更出 色！那么解决之道是什么？把初级冰球联盟的数量加倍——一些给上半年出生的小孩，另一些则给下半年。要么，也把这一原则推广到更重要的事上（至少是非加拿 大人）。格拉德威尔建议小学和初中把1到4月出生的小孩分在一个班，5到8月另一个班，9到12月放在第三个班，这是“为那些自身没有缺陷，却面对不利的 孩子，留出赛场。”
“这本书的名言是‘伟人不伟’。”格拉德威尔说：“他们自身的伟大不是他们本质的凸显。”
或 者用比尔-盖茨这个例子。格拉德威尔引用了一堆研究发现说明“获得真正的专业技能的魔力数”是10000小时的练习。“练习不是一件过去做得好的事”格拉 德威尔写到，而是“一件你做了会使自己做得更好。”格拉德威尔说明了盖茨如何在他西雅图的初中和高中阶段积累了他的10000小时，这是由于九个一系列不 可置信的好机会——从他的私立学校有计算机俱乐部，有权使用（缴费）尖端计算机，到他小时候的家临近华盛顿大学，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更多尖端计算机。“到 了Gates二年级从哈佛退学之后，他一手创办计算机软件企业。”格拉德威尔写到“他曾经七年不停的编写程序超过了10000小时。”是的，盖茨显然是有 才华的，但是要是没有他小时候的那份幸运，他本不可能有机会拥有实现这份才华的潜力。有多少和他类似有才华的人从没得到这份机遇呢？
让我 们转向数学天才，他们大多是亚洲人，这点任何人都不会忽视。援引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育研究者的报告，格拉德威尔把这一现象归结为亚洲国家的儿童比起西方国 家的同龄人更愿意学的更久更刻苦，而不是由于一些亚洲人内在特有的数学能力。那种自愿的由来，格拉德威尔继续谈到，是缘于水稻文明刻苦学习的文化遗产。转 向一位研究古中国农谚的历史学家，格拉德威尔对中国水稻农民口口相传的名言大为惊叹：“只要天天起早贪黑，人人能发家致富。”这和源于西方的农业相比—— 每年都要有休耕期而不是天天耕种，延伸到教育上就导致了允许学生休耕（例如暑假）的教育系统的产生。对于来自富裕家庭的美国学生来说，暑假不是问题。但 是，根据社会学家约翰-霍普金斯的研究，格拉德威尔表示这将成为对贫困家庭学生的一个严重障碍。穷人，事实上，在校期间学习比富有的同龄人学得更快，但是 放假之后却落后了。“即使是最穷困的学生，美国也并没有学校问题，”格拉德威尔总结到，“那是个暑假问题。”因而，怎样缩小富人和穷人学生的差距呢？在市 中心的学校取消暑假。
《绝才》里充满了那种分析和治疗。这是本以尽可能恭谨的方式赞美伟人的书，但是将他自己排除在外。“我是那些最开始 看高尔夫的人之一，尽管在我的人生中还从未捡起一只高尔夫球。那时老虎-伍兹正在大获全胜，由于他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格拉德威尔说：“透过杰出人物探 索一个主题是人们固有的兴趣。这些类型的绝才是别具一格的。本书的名言是‘伟人不伟’他们自身的伟大不是他们自身的才能突出。他们的成功是由于他们获得了 许多幸运的机遇。”是的，因此，我感觉就是，我们知道却我们不遵循这些原则。那就是我认为这些道理值得重申的原因，其中一条是说我们习惯于临阵脱逃。
至 于采取行动，《绝才》抛弃了格拉德威尔先前书中使《纽约时报》称他作“iPod一代的戴尔-卡耐基”的那些振奋的精神。把过去用的时髦话语都抛在一边。格 拉德威尔的成功学没有“内行”、“连结者”、“推销员”的位置。再多的“切片理论”也不能帮助一些人克服相对年龄的不利。“起码，这不是一本自助书，”格 拉德威尔说。“这是本讲述集体和社会变迁的书。我想，我明确地将自己除外，有些空洞的模型在说你知道的你能够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可惜，事实上，你不可 能成为你所想的那个人。这个世界决定了哪些事你可以，哪些则不行。并且机会是由世界提供而不是个人合理分配的。”在他的上一本书中，格拉德威尔力求消除焦 点人物，在这本书中，他想要根除不足。
格拉德威尔如何解释自己的成功？
格 拉德威尔如何解释其成功的呢？当他谈论他母亲的故事的时候，他提供了一个马马虎虎的序言在他《绝才》最后的一章。他的母亲，乔伊斯是一个心理治疗师。通过 努力工作、她白肤色的相对特权、她父母的付出以及一些偶然运气使她从一个坐落在牙买加的小山村中走向了英国圣公会寄宿学校，走向了伦敦的大学学院，在那 里，她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英国人格雷厄姆-格拉德威尔。
马尔科姆成长在名叫埃尔迈拉的小型安大略农场。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加拿大滑铁 卢大学的数学教授希望住在乡下。“我们每年春天会有三、四头羊，它们靠田里的草为生，”格雷厄姆说“到了秋天，它们就被卖给了屠夫。”在家里，格拉德威尔 的双亲，都是长老教会员，他们让马尔科姆和他的两个年长的哥哥每晚都读圣经，后来让他们读《双城记》这样的书。（一个哥哥在安大略伦敦的一个小学任校长； 另一个在基奇纳的一家活鸡加工公司上班。）在他那个小的村办学校，学生大多都是来自农场的小孩。格拉德威尔交到了两个早熟的密友，布鲁斯-海德兰和特里- 马汀，他现在是哈佛俄国历史教授。“这是一份奇妙的财富，”格拉德威尔说起发现海德兰和马汀，就像是盖茨进入了一所有计算机俱乐部的学校。“要不是这两个 人，我如今也不会在这里。”
在高中，以及后来在多伦多大学，格拉德威尔恪守自己的保守政治理念，将里根的海报贴在墙上，把他的植物叫做巴 克利（正如威廉F.）在广告业求职失败后，他加入了右翼的《美国观察家》，最终使他在1987年成为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谈起他花在平装书、科学和 最后来到纽约的岁月，“那里就是我完成了自己10000小时的地方。人们今天写的东西很是不少，他们写这些博客啊、杂谈啊，但是花在研究上的10000小 时，他们却随意谈论。像在报业，你会有一个编辑……他的口头禅是‘不，这没用，回去，再做这个。’要是我现在开始崭露头角——此刻报业正在裁员而不是雇 佣，很有可能我就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1996年，他光荣的度过了他的10000小时，从而他成为了《纽约客》正式撰稿人，这份职业，格拉德威尔说是他最大的突破。“”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不是写作了《引爆点》，而是来到了《纽约客》。一旦你身处《纽约客》，世界就打开了一扇大门。
他如何描述自己的写作？
为了表示对他的新见解的忠诚，格拉德威尔不断将自己的成功归结到除了他自己外的每件 事和每个人身上。“像他一样的天才，”《纽约客》编辑大卫-雷姆尼克说：“我认为他知道自己作为成功人士的一个方面就是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时运。”格拉德威 尔热情赞扬了作为其写作基础的学术工作者，而不仅仅是运气。几年前，一个商学院教授拿着几页《管理研究杂志》催促他的同行写更多的大众普及读物并因此将“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逐出商业”。这最后也没有成功击退格拉德威尔：“如果在那种状况下，我会被逐出商业，我将很高兴。”确实，有时，格拉德威尔感觉几乎 备受成功的折磨，因为其成功似乎都是来自损害了他所赞誉的人而成为可能的。“如果聚光灯可以在任何地方，那么它最好就是落在观念的始作俑者的头上，”他 说：“我尽我所能将赞誉给予他们。有时你失败了，失败是因为你自己的草率，失败是因为人们不接受赞誉……因为必然的，尽管他试图给予赞誉，但却是一个有着 爆炸头的傀儡在发布消息，这很难让人容忍。我也担心这个。事实上，这不公平。但是没关系——不，不是没关系——而是那是我能做的有限的一点。这是人们接受 知识的一种方式。”
当然，格拉德威尔将自己描述为一只寄生虫是一种便利的防御手段，尤其他的作品处在炮轰之下。两年前，经济学博客人梅甘 - 麦家栋因格拉德威尔在《纽约客》上将爱尔兰“凯尔特之虎”的成功归结为低出生率而批评格拉德威尔，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回应麦家栋搞错方向了——确实也是这 样，站在第三方看，那种评价相当怪异。“‘格拉德威尔’没有将爱尔兰的成功归结为降低了出生率，”他抱怨到。“大卫-布鲁姆和大卫-坎宁确实是这样。格拉 德威尔是一名记者。布鲁姆和坎宁是两位极其有声望的哈佛经济学家。他们是公认的在统计学和经济方面世界级专家。”
“当我写作《引爆点》时，我的期望是我的母亲会读这本书，事实也如此。现在我意识到我有一方天地，所以把这方天地浪费了，实在可惜。”
由于格拉德威尔的评论家 都是世界级专家——正如在这个例子中，《纽约时报》的商业作者乔-诺塞拉在《纽约时报》文章认为安然的违法行为是潜藏在显眼之处，而对对格拉德威尔认为是 “高估了欺骗”穷追不舍。——格拉德威尔赶忙致歉表示他的文章仅仅有点煽动性。“我不认为任何人处于我的位置就代表决定性的声音是恰当的。”他说：“这些 书和《纽约客》上的文章有很好的抛砖引玉的功效。”
亨利-芬德委婉地说起格拉德威尔曾犯的过失：“华莱士-史蒂文斯有句话很有名：‘有时你一定会走得太远而不能明白什么可以承受。’ ”
格拉德威尔把他的大多数作品描述成观念的“耍玩、智性的探索”。但是这些探索的结果常常使格拉德威尔成了对他传播的观念的绝然无知者。他有意快点承认错误——岩石媒体评论家 杰克-沙福尔写到格拉德威尔“非常令人尊敬由于他承认了女人和雌激素的主题是错误的，这也可以被理解为缺乏坚定信念。如果观念纯粹是为了好玩，格拉德威尔 似乎就要说谁会相信他们呢？为什么《绝才》是格拉德威尔之前作品的突破的最大的理由呢：在《绝才》中，格拉德威尔最后关于他写到这些观念，正如他表现的， 代表了他“相当根深蒂固的信念”
格拉德威尔解释他的成功的另一种方式更简洁：“人们是富有经验缺乏理论的。我的角色是给人们提供组织经验 的方法。”虽然，那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格拉德威尔的真正的革命是提供以相当可靠的方式组织经验的理论。格拉德威尔并不仅仅是贩卖理论，他贩卖平静心灵。许 多人是通过编织精巧的案例达到的，就像保罗-里维尔的《午夜狂奔》（里维尔，你看，他就即是行家又是连结者）或者切片理论心理学家，他在短短15分钟观察 后就能预测90%的准确性，是否一对新婚夫妇在未来15年能维持婚姻。就像一位令人钦佩的评论员在《时代》上指出的，格拉德威尔是“像一个全知的、有许多轶事的千手观音。”
我 们认为格拉德威尔成功的最后秘诀是他的故事几乎总是有个完美的结局。他乐意承认他天生对“愤怒和厄运无能。”甚至，他对由纽约市警察一手导演的阿马杜-迪 阿罗枪击案的解释也散发着令人安心的讯息，警察不是有邪恶目的的种族分子，而只是简单平庸的心智误读了迪阿罗的举动，这还占据了《闪耀》的一章。因此，阻 止将来警察枪击案的发生的方法，就格拉德威尔看来，不是采取不可能的纯化警员的心灵而是仅仅训练警察“从极稀薄的经验成分中，抽出大量有意义的信息。”
他热爱表现
格 拉德威尔总是乐观主义的，他的理论假设每个人都有个好的心愿的。今天，当他看到世界经济系统的崩溃和人们生活储蓄流失，他依旧镇静。比起加入暴徒，四处寻 找恶贯满盈的CEO们，并将之吊死，格拉德威尔劝阻他的同事们要退后、深呼吸，同时找到经济系统的漏洞并修正它。“我不认为任何人正在贪污或堕落。这不是 件我们通常理解的丑闻”他说。“这是个系统问题，风险模型瓦解了，系统没有按它应该工作的方式工作，规则对人们正在做的工作也不适用。”格拉德威尔说，对 风险模型进行修补增加调整的结构，这样，问题就解决了。那虽不太能在情感上得到痛揍恼人的CEO一样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已经使人畅快不少。
在 十月末的一个早上，格拉德威尔站在缅因州时髦的卡姆登村庄的19世纪歌剧院的舞台上。他在那里传递给600位“思想领导者”一些知识——主要是与粗通皮毛 的政客和活动家合作和创业投资——他们支付了3500美元/人给格拉德威尔和其他大牛人如克里斯-安德森和乔治-莱科夫。他们在流行技术会议 （Pop！Tech）上侃侃而谈关于流行中的充分与缺乏的主题。格拉德威尔穿着守旧的衬衫随意地把衣摆塞进牛仔裤中走上舞台，做了一些笑话放在 PowerPoint里引得观众咯咯直笑，此刻，他自己状态良好。
对于一个被他的朋友始终描述为害羞的家伙，格拉德威尔喜欢表现是多么令 人惊讶的一件事。在格拉德威尔青少年期，他以讽刺著称；而现在，他频繁在他的朋友的婚礼上祝词。就着音乐和舞蹈祝词，有时就像是公共剧团的产品。对于他的 公开演讲，他发现这是一种使这些技巧带来利益的方式。格拉德威尔首次步入演讲圈，正值他为提高《引爆点》的销量而努力。“在别人告诉他，你知道吗，你可以 以此赚钱，他已经花了一年做演讲。”海德兰回忆到。现在格拉德威尔一年做30场演讲——大多数要好几万美元，一些却免费。他说他诚然不知道他能从他赚大钱 的第二职业中得到什么。“我从不处理任何讨价还价的事情……钱只是进到我账上，所以就像是我从没注意过。”
事实上，有关他的钱的整个话题 是最吸引他的倾慕者和诋毁者的——《大西洋月刊 》作者杰弗里-戈德堡，格拉德威尔曾给其做媒，俏皮地说：“我有两个想法：其一，仰仗马尔科姆；其二，既然他间接地要对我三个小孩负责，那他真的需要回报 群体。”——这是他尽力回避的。“我有一个经济顾问，很早就告诉过他，主要是，我对承担任何风险都不敢兴趣，”他说：“我对上涨不感兴趣，我对下跌也不感 兴趣，它该干嘛干嘛。我确信钱就在床垫下。如果你想要做出英明的决定或对你的钱增值心存侥幸，你就不得不对它感冒。我就不是。”
至于他在 流行技术大会上的发言，他未收分文，格拉德威尔似乎相比放松，把这次时机看作布道的机会。话说几年前，他在同样的大会上演讲，谈的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 差异。他现在承认“可能是流行技术大会上最无足轻重的话题了。”这次他谈的是非常学术化的概念，名为人的资本化比率或“资本化率”，由心理学家詹姆斯-弗 林发明（“我的偶像之一”格拉德威尔兴奋地说）。这个概念，格拉德威尔解释到“指称一个特定的社群其中的资本化潜在的比率。”在美国，格拉德威尔向报道透 露由于贫穷、愚昧和文化的原因“资本化率其实很低”。他讲了个洛杉矶中心区的一个报道。那里，男孩们必须经过黑帮组织才能上高中，所以没有人上高中。“我 们有洛杉矶那个社群的资本化率，世界上最富的城市之一，那就是零。”格拉德威尔说，厌恶感不由心生，“因为如果你不去上高中，你在我们的特定社会里基本上 什么都不可能得到。”大约18分钟，格拉德威尔保持着这种情绪，彻底地使那些经历了又一轮股市下行的、已经相当忧郁的观众更加沮丧。
另一 方面，随着一个闪光的黄色标记使他知道他分到的20分钟接近极限了，他一下变了状态。此刻，忧郁与厄运让路给格拉德威尔式的乐观精神。“我们这个国度缺乏 成就，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天才。”格拉德威尔说，他的语气非常急促。“我们缺乏成就是因为我们浪费天才啊。那不是个坏消息而是给好消息，因为这就是说这种缺 乏不是我们一定要忍受的。它是我们可以应对的。”格拉德威尔的新观念可能不深刻，也可能不够妙，但是却很受欢迎。
一些格拉德威尔理论的成功人士
为什么成功总是更多的是环境因素而不是个体因素呢？
在《绝才》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列出了另一种可能理论说明成功人士是如何走向辉煌的。
比尔-盖茨
作为在60和70年代在西雅图成长起来的小孩，盖茨有权使用尖端计算机实验室，这种可能性在他的同龄人中是非常小的，几年以后他们才会知道。
甲壳虫乐队
早年，他们在德国汉堡的一家俱乐部试用登台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演很长的曲目、用非常不同的类型，这些都迫使他们富有创造力，擅长实验。
中国学生
由于他们水稻文化艰苦劳作的遗产，他们对学习更为刻苦，显露出比美国同龄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耐心。
青年冰球选手
在前半年出生的小孩和后半年出生的小孩都放在一个联盟里，由于年龄产生的发育优势，些许身体上的优势成了若干年后训练中决定性的因素。
解构成功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
密歇根大学在1971年成立了它崭新的计算机中心。它位于安阿伯市的毕尔大道，外墙用浅褐色砖砌成，正前方是深色玻璃。密歇根大学体型庞大的计算机矗立在一个宽阔的白色房间内，摆在中间地带。一名教职员工回忆说，它看起来就像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最后一幕。旁边是数十个键盘穿孔机（注：最早的电脑输入装置，依靠在纸上打孔来向计算机发出指令），那是当时的计算机终端。
这就是1971年的科技状况。
密歇根大学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科技项目之一。在计算机中心的历史上，成千上万名学生进入过那个白色房间，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一个名叫比尔·乔伊的腼腆的年轻人。
乔伊在计算机中心成立的那年进入密歇根大学。他16岁，又高又瘦，头发乱得像拖布。在他毕业的北法明顿高中，他被评选为“最好学的学生”。他说，这意味着他“绝不平凡”。他曾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生物学家或者数学家。但是大一的末期，他完全被计算机中心给吸引住了。
从那时起，计算机中心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只要可能，他无时无刻不在编程。他从一位计算机科技教授那儿得到了一份工作，这样他整个夏天都可以泡在计算机上。1975年，他进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在那里更深地卷入了计算机软件世界。在博士论文答辩时，他仅凭心算完成了一段复杂的编程。后来他的一个仰慕者写道：“他的导师们大为震惊。随后其中一个人将这段经历同 ‘耶稣折服了他的长者’相比。”
在同一小群程序员的协同工作中，乔伊选择了重写UNIX的任务。UNIX是AT&T公司为大型主机写的一个软件。乔伊的版本非常优秀。它成为全球成千上万台计算机使用的操作系统，直到今天仍然是。实际上不仅如此，你知道是谁写了那些能让你接入英特网的软件中的大部分吗？还是比尔·乔伊。
从伯克利毕业之后，比尔·乔伊参与创办了硅谷的太阳微系统公司——它是计算机革命中的重量级玩家之一。在太阳微系统，他重写了另外一种计算机语言Java。他的传奇继续延续。硅谷中人谈论起比尔·乔伊时的敬畏，就好像他们谈起微软的比尔·盖茨那样。有时，他被称为互联网时代的爱迪生。
比尔·乔伊的天才故事已经被讲述过无数遍，而道理总是同样的：欢迎来到天才的世界！计算机编程并不遵循老男孩的规则——在那个世界你出人头地仅仅因为你的钱和你的社会关系——而是一个城门洞开的领域，判断所有参与者的标准仅仅是他们的天赋和他们取得的成绩。在那里，出类拔萃之辈胜出。很明显，乔伊正是其中一员。
这个版本的故事总是更容易被人接受。但事实并非如此。真相是，在这个特定领域中，那些出类拔萃者取得至高成就的故事里，其整个过程混合了才华、机遇和反复无常的运气。
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特殊的时运在其他的真实世界中同样奏效？让我们回到比尔·乔伊的故事中去看一看。
二
几乎长达一代人的时间内，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们都在热烈地争论着一个问题——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问题早就被解决了——是否存在天才这种东西？我们往往以为，天才加上努力等于成就。问题是，心理学家们越是深入研究聪明人的成功生涯，就会发现天才起到的作用越小，而努力起到的作用越大。
让我们来看看天才争论中的案例A。它于1990年代早期，由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森和两名同事在柏林精英音乐学院完成。在学院教授的帮助下，他们将学校的小提琴手们分成三组。第一组明星云集，都是有潜力成为世界级演奏家的学生。第二组的学生仅仅是“好”。第三组学生都不像是会成为职业演奏家的，他们的更大可能是在公立学校系统中做音乐教师。所有的小提琴演奏者都被问到一个问题：从你第一次拿起提琴开始，在你的整个生涯中，你一共练习了多少小时？
三组学生中的每个人几乎都在同样年龄开始拉琴：五岁左右。最初几年，每个人练习时间大致相同，都是每周两到三小时。但是当他们到8岁时，区别开始出现。那些如今显示出最有前途的学生，开始练习得比其他人更多：9岁前每周6小时；12岁前每周8小时；14岁前每周16个小时；不断累加，到了20岁时每周练习30个小时以上——这时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拉琴，变得更好。事实上，到20岁时，出色的演奏者都已经练习了至少1万个小时。与之形成对比，仅仅称得上“好”的学生，累计练习了8000个小时；未来会成为音乐老师的孩子，累计练习了4000个小时。
然后，埃里森和他的同事们比较了业余钢琴家和职业钢琴家。同样的规则中，童年时期，业余钢琴家每周弹琴从未超过3小时，到20岁时他们的累计练习时间是2000小时。相反，职业钢琴家稳步地提升每年的练琴时间，到了20岁时，和小提琴演奏者们一样，他们累计练习已经超过1万个小时。
埃里森的研究中最让人震惊的是，他和同事没有发现任何“天赋”的影踪，比如当同龄人都在苦哈哈地练琴时，某个音乐家已能毫不费力达到很高水平。他们在被圈定的那些研究对象中也没有发现“笨伯”，比如某个人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努力，但却因为缺乏某种东西，不能打破向上的天花板。他们的研究揭示出：一旦一名音乐家拥有足够能力进入最高级别的音乐学校，将一名演奏者和另一名演奏者区分开来的，就是他或者她的努力程度。事实正是如此，而且更甚——那些最顶尖的音乐家，不仅仅是比其他人要努力或者非常努力，他们非常非常努力。
要想在复杂任务上做得杰出，就必须达到一个最低练习标准。这一点在对特长和技能的研究中一次次得到证实。事实上，研究者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们相信要想取得真正技能，必须达到一个神奇的数字：1万小时。
“从这些研究中渐渐浮现的图景是：要想达到精通的水准，或者成为世界级水平的专家，在任何领域，1万个小时的练习都必不可缺。”神经学家DanielLevitin写道，“一次一次地研究，作曲家、篮球运动员、虚构作家、滑冰运动员、音乐会上的钢琴家、围棋选手、犯罪高手，无论你从事什么，这个数字一次一次的出现。当然，这解释不了为什么某些人经过同样的练习却取得比他人更高的成就。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任何世界级专家能够用更少的练习时间取得目前的成就。似乎大脑必须用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达到真正精通所需的一切知识。”
即使对那些我们认为是神童的人也是如此。比如说莫扎特，他从6岁就开始谱曲。但是，心理学家MichaelHowe在他的书 《解释天才》中写道：“以成熟作曲家的标准来衡量，莫扎特的早期作品并不杰出。最早的一些篇章可能全由他父亲写下，也可能后来在不断改善。莫扎特童年时代的很多作曲，比如他的钢琴与管弦乐协奏曲的前7节，很大程度上是其他作曲家作品的编排。这些协奏曲中属于莫扎特原创的，最早被公认为大师级的作品（No.9，K.271），是莫扎特21岁写就的。那时莫扎特已经谱了10年曲。”
乐评人HaroldSchonberg走得更远。他争辩说，莫扎特事实上“大器晚成”，因为在他开始作曲超过20年后，他才写出了自己最伟大的作品。
棋手要想成为大师看上去也得用上十年功 （只有棋坛传奇BobbyFischer达到这个级别耗时较少：他用了9年时间）。这差不多也是1万个小时艰苦练习需要的年份。1万小时是成就伟大的魔幻数字。
缺乏1万个小时的训练，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高水平竞技所需的技能。即使是莫扎特，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神童，也不能在投入1万小时之前达到大师水准。并不是因为你足够好才开始接受训练，而是训练让你足够好。
另外一件有关1万小时的趣事是——毋庸置疑，1万小时是个庞大的数字。它必须由你来完成，但是如果单靠你个人，尤其是当你还是个孩子时，它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必须要有鼓励和支持你的父母。你也不能太穷，因为如果你还得找一份兼职来养家的话，就没有足够时间留给你练习了。事实上，大多数人只有在他们加入一个特别训练项目——比如曲棍球明星训练班，或者他们得到了某种特别际遇，让他们得到机会投入大量时间练习并乐此不疲，方可取得那些耀眼成就。
三
回到比尔·乔伊。1971年。这家伙又瘦又高，一头乱发，只有16岁。他有数学才能。MIT、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滑铁卢大学（注：加拿大最好的大学）这样的学校能吸引来成百上千这样的学生。“比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想知道一切事物的运行方式——甚至在他还不知道自己想知道之前，”他的父亲威廉姆说，“当我们有答案时就告诉他，我们不知道时就塞给他一本书。”开始要申请大学时，乔伊在学术评估考试（注：美国高中生进入大学的标准入学考试）的数学部分表现完美。“一点都不难。还有足够时间可以检查两遍。”他一脸诚恳。
他的智力得用车载斗量。但这不是唯一要素，也从来不是。他成功之路的关键，是他走进了那栋位于毕尔大道上的褐砖建筑。
1970年代早期，在乔伊正学习编程的时代，计算机有几个房间那么大。一台计算机的价钱就要一百万美元——那还是1970年代的一百万美元。计算机非常罕见。即使你能找到一台，你也很难接近它；即使你接近了它，租用使用时间也会花上一大笔钱。
此外，编程本身是件冗长乏味的工作。这时期编程得用纸板和卡片。每一行代码都用键盘打孔机打在卡片上。一个复杂程序可能需要几百张至上千张卡片，光摞起来就有老高。程序编完后，你走到主机前，把你的那摞卡片交给一名操作员。因为计算机一次只能处理一项任务，操作员需要为你的程序预约。你要等上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才能取回你的卡片，这取决于你前面有多少人在排队。只要你犯了一个小错误，哪怕是个拼写错误，你就得取回那些卡片，改正错误，然后重新开始整个流程。
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个编程专家难上加难。二十出头就成为编程专家几乎更不可能。你在计算机室内花上的一个小时中只有几分钟是在真正编程，什么时候你才能凑够一万小时？“用卡片编程不会教会你编程。它教给你的是耐心和校对。”一名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计算机科学家回忆说。
1960年代中期，才浮现出一个解决方案。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终于大到足以同时运行几项任务。计算机科学家们意识到，如果重写操作程序，计算机的时间就可以被共享；计算机就可以同时运行成百上千项任务。这意味着程序员不再需要手把手把卡片交给操作员。可以设置数十个终端，全都用电话线同一台主机连接，这样大家就可以同时在线工作了。
这里有一段话描述分时共享的历史意义：
“它不只是一项革命。它简直是天启。忘掉操作员、堆放卡片的桌子和漫长的等待吧。有了分时共享，你可以坐在自己的电传打字机前，输入指令，然后得到答复。分时共享是人机对话的：程序要求你答复，等待你输入答复，然后你等着它运行，然后给你结果。都是‘有效时间’。”
密歇根大学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它是全世界第一批完成向分时共享操作系统转换的大学之一。1967年，这套系统的一个样本已经建立并运作。到1970年代早期，密歇根大学已经有足够的计算机运行能力，可以让一百人同时在计算机中心编写程序。“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我想再没有像密歇根大学这样的地方了。可能MIT、卡奈基.梅隆学院、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常春藤八校之一）也有这样的条件。但也仅止于此了。”MikeAlecander，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系统的先驱之一说道。
这就是当比尔·乔伊1971年秋天抵达安阿伯校区时，命运伸来的橄榄枝。他在高中时期从未碰过计算机。他只是对数学和机械感兴趣。但是当计算机程序吸引了他时，他发现他身处世界上非常有限的几个能让17岁大学生任意编程的地方之一。
“你知道用卡片操作和分时共享系统操作的区别是什么吗？”乔伊说，“那就像是通过写信下围棋和面对面下围棋的区别。”编程不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活动。它充满乐趣。
“我住在北校区，计算机中心也在北校区。”乔伊继续说，“我在那儿花了多少时间？非常多。它24小时都开着，我整夜呆在里面，凌晨才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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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他们会给每个学生一个里面有一些钱的账户，这样你的时间很快就会用完。当你登陆时，你要输入你想使用多长时间计算机。比如他们给你一个小时，这就是你所能使用的时间。但是有个家伙发现，如果你输入 ‘时间就是’，然后输入一个字母，比如‘时间就是K’，他们就不会收你的钱。”他边说边因记忆而笑。“这就是那个软件的漏洞。你输入‘时间就是K’，然后你可以永远坐在那儿使用电脑。”
看一看那些垂青于比尔·乔伊的机遇吧。因为他碰巧进入一所有远见的大学，他可以通过分时操作系统编程而不是卡片；因为密歇根的系统刚好有个漏洞，他可以任意使用电脑；学校愿意花钱让计算机中心24小时开着，他可以整夜泡在那里；他能够投入这么多时间，重写UNIX的机遇还刚好出现在他面前，简直就是量身定做。比尔·乔伊很聪明，他好学若饥。这很重要。但是在他成为专家之前，有人提供了机会让他学习成为专家。
“在密歇根，我每天编程8到10个小时，”他说，“到了伯克利之后更是没日没夜。我家里也有个终端。我一直在计算机上待到凌晨两三点，看老电影、编写程序。有时我会趴在键盘上睡着。”他假装自己的头落到键盘上，“你知道键盘最后会做何反应?它开始嘟嘟嘟地响。如是三次之后，你就知道自己该上床了。我去伯克利时相对来说还不是个高手。第二年我开始精通编程，那时我写的一些程序三十年后的今天还在被应用。”他停了下，开始在脑子里计算——对比尔·乔伊这样的人这不用太久——1971年进密歇根大学，二年级时编程时间得到保证，加上暑假和接下来一年在伯克利的没日没夜，“可能，一共有，1万个小时？”他最后说，“基本如此。”
四
1万小时是成功的普遍定律吗？如果仔细探究，在每个取得伟大成就者背后，我们能否发现一个类似于密歇根大学计算机中心这样的特殊练习机会？
让我们再用例子来测试下。为了更简单化，我们挑选那些尽可能熟悉的例子，比如披头士，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摇滚乐队。
披头士——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格·斯塔尔——于1964年2月来到美国，开始了后来被称为“英国入侵”的美国音乐时期，他们发了一系列热门专辑，改变了流行音乐风潮。
同我们的目的相关，关于披头士的第一个有趣问题是，当他们登陆美国时，他们已经了成立多久。列侬和麦卡特尼在1957年第一次合作，登陆美国前已经携手7年。(顺便提一下，从那时到他们取得富有争议的伟大艺术成就——《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白色专辑》——间隔了十年。)如果你仔细审视那些年的准备期，你会发现一段非常类似于比尔·乔伊和世界级提琴家的经历。1960年，当他们还是一个挣扎中的高中摇滚乐队时，他们接到邀请，去德国汉堡演出。
“那个年代，汉堡还没有摇滚乐俱乐部。”PhilipNorman，披头士传记《Shout！》的作者说，“有个与众不同的俱乐部老板名叫布鲁诺，此前是个露天游乐场演出主持人。他想到一个主意，引入摇滚乐队在不同的俱乐部演出。他们制定了个公式。那就是大型的不中断演出，一小时接一小时。乐队要不停演奏以抓住流动的人群。在美国红灯区，你可以管它叫不间断脱衣舞表演。”
“许多在汉堡演出的乐队来自利物浦，”Norman继续说。“这是巧合。布鲁诺到伦敦去找乐队，他恰好在伦敦的苏活区碰到一个刚巧前去伦敦的利物浦企业家。于是后者就安排送去一些乐队。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渐渐，除了布鲁诺，披头士还和其他俱乐部老板有了联系。他们不断回去演出，因为他们能得到很多的酒和很多的姑娘。”
汉堡为何如此特殊？并不是因为它付钱慷慨，或者那儿的音响效果一级棒，事实上都不是。或者那里的观众特别有鉴赏力吗？不，汉堡毫无特殊之处，除了在那儿的期间，乐队被迫以大量时间来演出。
约翰·列侬在乐队解散后的一次采访中，谈到了乐队在汉堡因陀罗脱衣舞俱乐部的演出（注：“因陀罗”是印度神话中司雷雨与战争的主神，被这个脱衣舞俱乐部用做自己的名字）：
“我们变得更好也更自信。如果没有整夜的演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在国外演出就这点好。我们必须更努力，把我们的心和灵魂都放到音乐里，惟有如此才能出头。在利物浦，我们每次只需要演一个小时，我们于是只演奏我们最好的曲目，每次都是同样的歌。而在汉堡，我们每天要演8小时，这样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演出方式。”
8小时？
PeteBest，披头士当时的鼓手说：“每当我们演出的消息传出，俱乐部里就人潮汹涌。我们一周要演七个晚上。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停地演到12点半俱乐部打烊。后来当我们的音乐更好时，经常要演到凌晨两点人群才肯散去。”
一周七天？
1960年到1962年末，披头士到汉堡去了五次。第一次，他们演了106晚，每晚五个小时以上。第二次，他们演出92次。第三次，他们演出48次，在台上待了172个小时。最后两次汉堡之行在1962年11月和12月，一共是90个小时的演出。加起来，他们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演出了270晚。到他们1964年一鸣惊人时，他们大概现场演出了12000小时。你知道这个数字有多么惊人吗？今天的很多乐队，整个职业生涯也没有演出过12000小时。
汉堡这个风格混杂的熔炉也是让披头士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刚到那儿时，他们的舞台演出并不精彩，但回来时已经非常棒了。”Norman说，“他们被迫学会了很多东西。在此之前他们根本没有台风，但当他们归来时，他们已经跟所有人不同了。它造就了他们。”
五
如果我们把披头士、比尔·乔伊和比尔·盖茨放到一起考虑，我想我们能拼出一条更完整的成功路径。毫无疑问，乔伊、盖茨和披头士都有过人天赋。列侬和麦卡特尼拥有的音乐才华百年一遇。
但是真正让他们与众不同的不是他们的过人天赋，而是他们的过人机遇。非常幸运也非常随机的，披头士被邀请到汉堡演出。没有汉堡这段经历，披头士可能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我非常走运。”比尔·盖茨在我们的采访开始就说。这并不是说他不聪明，或者他不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这只意味着，他明白能够在1968年进入湖滨公学是多么走运，在那里他十几岁就接触到了计算机。
我们目前所知的所有出类拔萃之辈，都受益于某种非比寻常的机遇。被命运挑中，这条规则不仅仅适用于软件巨头、摇滚巨星和体育明星。它似乎是条普遍规则。
让我给大家举一个终极例子，以此来说明那些出类拔萃者们是多么受益于隐藏的机遇。让我们看下有史以来最为富有的75个人的名单。每个人的身价都按照现在的美元价值计算。里面有国王、王后和埃及法老，也有当代亿万富翁，比如沃伦·巴菲特和卡洛斯·斯利姆（墨西哥第一大移动运营商）。
最让人震惊的是，在所有75个名字中，有14个是出生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他们的出生时间彼此不会差过9年。思考一下这个事实——历史学家们从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和法老王们开始，仔细梳理每一年的人类历史，翻遍世界的各个角落，去寻找人类巨额财富的痕迹。结果，他们找到的名单中，近20％的名字产生于同一个世纪的同一代人中。
下面是这些美国人的排名、名字和他们出生的年份。
1John.D.Rockefeller，1839，石油大亨，标准石油公司创始人
2AndrewCarnegie，1835，钢铁大亨
28FredrickWeyerhaeuser，1834，
木材大亨
33JayGould，1836，金融大亨和铁路大亨
34MarshallField，1834，19世纪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和批发商
35George.F.Baker，1840，与J.P.摩根同时代的银行家
36HettyGreen，1834，投资奇才，号称最富有的美国女人
44JamesG.Fair，1831，金银矿矿主、铁路大亨和参议员
54HenryH.Rogers，1840，石油大亨，标准石油公司的三巨头之一
57J.P.Morgan，1837，金融大亨
58OliverH.Payne，1839，烟草大亨
62GeorgePullman，1831，铁路大亨，发明了列车豪华车厢
64PeterArrellBrownWidener，1834，涉足多个行业，最著名的是其对公共交通系统的投资
65PhilipDanforthArmour，1832，实业家，肉类加工行业大亨
到底怎么回事儿？如果仔细思考，你就会发现答案。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了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变革：铁路开始大规模修建，华尔街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大规模的工业制造从此开始，传统经济规则在这一时期正在被打碎和重构。这个名单告诉我们，在大变革发生时，你年纪多大非常重要。
如果你在1840年代末期出生，你已经错过了大变革，你太年轻了，不能把握住历史机遇。如果你在1820年代出生，你又太老了，你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内战前的大众思维方式固化了。但是历史恰恰留出了一个特殊的、短暂的九年窗口，在这九年时间内出生的人，可以完美地看到未来带给人类的机遇与发展潜力。上面名单上的14名男士和女士，都拥有很好的远见和天赋。但是，他们也被给予了特殊机遇。
社会学家怀特·米尔斯观察研究了从1830年代开始的精英阶层。他仔细查看从殖民时代到20世纪期间美国商业精英们的背景。毫不让人惊讶，他发现他们大都出身于权贵家庭。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1830年代群体。这显示了出生在那个年代你会占多大便宜。它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段时期，出身于普通家庭的人能够真正变成巨富。他写道：“在美国历史上，对于雄心勃勃、想要取得很高商业成就的穷男孩来说，他出生的最佳时间是1835年。”
现在让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下比尔·乔伊和比尔·盖茨这样的人。
如果你同硅谷老兵们交谈，他们会告诉你，个人计算机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时段是1975年1月。那时，《大众电子》杂志做了一期封面故事，主角是一个名叫Altair8800的特殊机器。Altair的价格是397美元。它是一个你可以自己在家装配的新玩意儿。封面故事的大标题是：突破，全球第一台可以同商用型电脑媲美的微型电脑。
如果1975年1月是个人计算机历史上的破晓时分，那么谁是近水楼台呢？谁占据了能够利用这一历史时刻的最佳位置？适用于约翰·D·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年代的规则在这里同样适用。
“如果你在1975年已经年龄很大，那么你可能已经从大学毕业，在IBM里有了份工作。而一旦人在IBM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就很难转向新世界。”NathanMyhrvold说，他是名供职微软多年的高层，“你已经有了一家生产大型主机的公司，生意价值数万亿美元，那为什么还要琢磨微型机算计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呢？对于那些人来说，这就是计算机产业，它和新革命毫不相关。他们盲目地认为计算机产业的所有前景仅止与此。他们过得也还不错。只是，对他们而言，他们已经错过了成为亿万富翁和影响世界的机会。”
如果1975年时你已经从学校毕业好多年，那么你属于旧时代。你刚刚买了房子。你结了婚。还打算要个孩子。你不想放弃你的好工作，而指望用397美元的微型电脑来养老——对你来说，这无疑是指望天上掉馅饼。因此，让我们把所有1952年以前出生的人排除在外吧。
与此同时，你也不应在1975年时太年轻。你要确保自己在1975年时刚刚自立。因为如果你那时候还在读中学，显然你无法把握住1975年的机会。因此让我们把所有1958年以后出生的人也排除在外。能够利用好1975年机会的最佳年龄，换句话说，是大到足够能加入即将到来的革命，但又没老到会错失机遇。理想情况下，你当时应该是20岁或者21岁，也就是说，出生在1954年或者1955年左右。
测试这个理论非常容易。比尔·盖茨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比尔·盖茨：1955年10月28日。
这正是完美的出生时间！盖茨在湖滨公学最好的朋友是保罗·艾伦，他和盖茨一起整天泡在计算机上，后来和比尔·盖茨一起创办了微软。那么保罗·艾伦是何时出生的呢？
保罗·艾伦：1953年1月21日。
微软第三个最富有的人是史蒂夫·鲍尔默 。他从2000年起就开始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被视为软件世界最受尊敬的企业家之一。鲍尔默的出生时间呢？
史蒂夫·鲍尔默：1956年3月24日。
让我们不要忽略掉那个几乎和盖茨一样著名的家伙：史蒂夫·乔布斯，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和盖茨不同，他出身贫寒。他也没有像比尔·乔伊那样去密歇根读大学。不过，不用研究太多他的成长经历，就能发现他也有自己的汉堡熔炉。乔布斯在旧金山南侧的加州山景市长大，那个地方正好是硅谷的中心。他的邻居中很多人都是惠普的工程师。惠普在当时和现在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子产品公司之一。还是个少年时，乔布斯就整日游荡在山景市的跳蚤市场，那里电子发烧友们在交换或者出售多余的电子元件。在乔布斯成长的年纪里，他整日呼吸的就是电子商业的空气，他日后在商业世界统治的也正是这一领域。
下面这段话出自 《意外成就的亿万富翁》（AccidentalMillionaire），乔布斯众多传记中的一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乔布斯的童年经历是多么得天独厚。“他参加惠普科学家们举行的夜间谈话。他们谈论电子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乔布斯揪住惠普的工程师们不放，从他们那儿问到了更多信息。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后来已经成为乔布斯个性中的标志性一面。有一次他甚至打电话给比尔·休利特，向这位惠普的联合创始人要一些电子元件。他不仅得到了他想要的电子元件，他还得到了一份暑期工作。乔布斯在电脑装配线上工作，电脑让他神魂颠倒。他开始试着去做一台自己的电脑……”
停！比尔·休利特给他电子元件？这跟比尔·盖茨有得一比了。盖茨在13岁时就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电脑编程。这就好像你对时尚很感兴趣，而你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你的邻居刚好是乔治·阿玛尼（注：著名设计师，时尚品牌阿玛尼的创始人）。乔布斯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史蒂夫·乔布斯：1955年2月24日。
另外一名软件革命的先驱是埃里克·施密特。他运营着硅谷最重要的软件公司之一Novell。2001年，施密特成为谷歌的首席执行官。出生日期？
埃里克·施密特：1955年4月27日。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硅谷所有的大佬们都出生于1955年。总有例外，正好像并不是所有美国的商业巨人们都出生在1830年代中叶。只是这其中有明显的规律，让人震惊的是我们却不把它当回事儿，一点也不想知道。我们假装认为成功仅仅是个人奋斗和个人才华的产物。但是我们知晓的从古至今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如此简单的。我说的这些故事讲述的是，某人被给予了一个特殊机遇，他工作很努力，抓住了这个机遇；某人生逢其时，他的努力和成就能够被社会认可，并给予回报。成功是他们成长于其中的世界的产物。
让我们再提一下比尔·乔伊。如果他年纪再大一些，如果他必须为接触计算机付出艰辛劳作，他说他可能就选择学自然科学了。计算机传奇人物比尔·乔伊就变成生物学家比尔·乔伊了。如果他再年轻一些，他为因特网写支持代码的机会就消逝了，则计算机传奇人物比尔·乔伊还是可能会变成生物学家比尔·乔伊。比尔·乔伊是何时出生的？
比尔·乔伊：1954年11月8日。
从伯克利大学毕业之后，乔伊成为了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四个创始人之一。太阳微系统公司是硅谷最早成立的也是最重要的软件公司之一。如果你还是认为过于偶然的出生时间并不重要，下面是太阳微系统其他三名创始人的出生日期：
ScottMcNealy：1954年11月13日。
VinodKhosla：1955年1月28日。
AndyBechtolsheim：1955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