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 ),生于195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美国知名作家兼思想家,专门研究战略、创新和技术。他于1997~2003年任《哈佛商业评论》执行主编。他现在居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
个人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Nicholas G. Carr (born 1959) is an American writer who has published books and articles on technology, business, and culture. He was educated at Dartmouth College and Harvard University.[1]

Carr wrote the 2004 book Does IT Mat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rros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and the 2003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rticle "IT Doesn't Matter." In these widely discussed works, he argued that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business has diminished as IT has become more commonplace, standardized and cheaper. His ideas roile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spurring heated outcries from executives of Microsoft, Intel, Hewlett-Packard and other leading technology companies, although other commentators defended his position. In 2004, Carr published the controversial article "The End of Corporate Computing" in the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in which he argued that in the future companies will purcha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utility service from outside suppliers. Earlier in his career, Carr served as executive editor and acting editor of 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Through his blog "Rough Type," Carr has been a critic of technological utopianism and in particular the populist claims made for online social production. In his 2005 blog essay titled "The Amorality of Web 2.0," he criticized the quality of volunteer Web 2.0 information projects such as Wikipedia and the blogosphere and argued that they may have a net negative effect on society by displacing more expensive professional alternatives.In a response to Carr's criticism, Wikipedia co-founder Jimmy Wales admitted that the Wikipedia articles quoted by Carr "are, quite frankly, a horrific embarrassment" and solicited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Wikipedia's quality.In May 2007, Carr argued that the dominance of Wikipedia pages in many search results represents a dangerous consolidation of Internet traffic and authority, which may be leading to the creation of what he called "information plantations". Carr coined the term "wikicrats" (a pejorative description of Wikipedia administrators) in August 2007, as part of a more general critique of what he sees as Wikipedia's tendency to develop ever more elaborate and complex systems of rules and bureaucratic rank or caste over time.
Nicholas Carr speaking at the 12th Annual Gilder/Forbes Telecosm Conference at The Sagamore Resort in Lake George, New York on May 28, 2008.Carr's latest book, The Big Switch: 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 was published in January 2008 by W. W. Norton. It examine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Internet-based computing, comparing the consequences to those that occurred with the rise of electric utiliti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January 2008 Carr became a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Advisors of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Main article: 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is a magazine article by Carr which is highly critical of the Internet's effect on cognition.[11] Initially published in the July/August 2008 edition of The Atlantic, the article has been read and discussed widely in both the media and the blogosphere. Carr's main argument is that the Internet might have detrimental effects on cognition that diminish the capacity for concentration and contemplation.
个人著作编辑本段回目录
Digital Enterprise : How to Reshape Your Business for a Connected World (2001) ISBN 1-57851-558-0
Does IT Matter? (2004) ISBN 1591394449
The Big Switch: 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 (2008) ISBN 0393062287
IT不再重要编辑本段回目录
对于信息技术商业价值的怀疑从未消停过。20世纪80年代末,保罗·斯特拉斯曼(Paul Strassman)调查发现,企业的IT投资和投资回报率(ROI)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把这种情况称为"生产力悖论"。2001年10月,麦肯锡公布的研究报告《IT与生产力》宣称:"在绝大部分经济领域中,巨额的IT投资没有在促进生产力增长方面起到任何的作用。"

《哈佛商业评论》2003年5月号刊载了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的文章,题为《信息技术无足轻重》(IT Doesn't Matter),再次掀起了关于信息技术价值的激烈争论。
文章说:"信息技术的影响力和普及性日渐增强,它的战略重要性(战略价值)却被削弱了。信息技术投资和管理的方式必须彻底变革。"
卡尔认为,决定一种资源是否真正具有战略价值的是稀缺性,而非普遍性。只有在你有人无时,才能带来竞争优势。现在IT的核心功能都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也买得起。与工业革命时代的铁路、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一样,如今的信息技术已经"商品化",对公司来说它不可或缺,但它已不能提供战略性竞争优势。
"当一种资源对竞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对战略来说却是不重要的,那么与之相关的风险将比竞争优势更为重要。"卡尔指出,最主要的风险是过度的IT投资。为此,他建议IT管理方法应该易攻为守,采用新的法则:削减IT开支;做跟随者而不是领导者;关注风险而不是机会。
这种观点甫一面世就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财富》的大卫·科克帕克(David Kirkpatrick)认为卡尔无视IT中软件的核心地位,曲解了IT的含义,却利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哗众取宠。
针对卡尔提出的IT管理的新法则,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在题为《为什么IT仍然举足轻重》(Why IT Still Matters?)的研究报告中指出,IT至少在三个方面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商业价值:提高竞争优势、开创基于IT的产品和服务、创造间接价值。埃森哲尖锐地指出卡尔的所谓"IT管理的三条新法则"根本站不住脚,真正创新的公司会设计和建立基于IT的商业解决方案,创造实实在在的商业价值。埃森哲提出了信息技术的价值法则:花费多少不是问题,关键是花对地方;有选择的做领导者;关注业务创新,而非技术本身。
《IT不再重要》--信息技术竞争优势的丧失 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3年5月,《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由本书作者尼古拉斯·G.卡尔撰写的一篇题为“IT,强势不再”的文章,一时间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关于IT重要性的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大量媒体都刊登了对这篇文章的各种褒贬不一的评论。为了更加详细、全面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作者在该文章的基础上加以充实、完善,推出了这本《冷眼看IT》。

在本书中,作者指出,尽管计算机应用于商业领域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然而其对整个商业的影响,尤其是对企业绩效方面的影响,却尚无定论。许多企业虽然在IT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却收效甚微,企业的效益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质的飞跃。面对这种情况,作者借用古今大量具有说服力的事例,解释了为什/厶硬件、软件以及网络领域的创新会被迅速地模仿与复制,从而使IT丧失了让企业从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的战略作用。他指出,技术可分为专有技术和基础性技术。专有技术是可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技术,但由于技术的可复制性,任何专有技术最终都将演化为基础性技术,即所有企业都可以共享的技术。一旦一项技术成为了基础性技术,它便无法再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IT也是如此。然而,卡尔也指出,这一演化过程却是一个非常必要且十分有益的过程。因为,只有当IT变成一种基础性技术、成为一种普通的资源时,它才能为大多数企业所应用,它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才能最大化。
关于“IT,强势不再”的“大辩论”
2003年5月,《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一篇名为“IT,强势不再”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哈佛商业评论》的前执行主编——尼古拉斯·G.卡尔。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引发了一场关于IT重要性的激烈辩论,辩论的范围在逐步扩大,激烈程度也在不断增加。以下是对该文章的一些评论:
“……一篇爆炸性的文章……”——《福布斯》
“……危险的错误……”——《财富》
“……准确地描述了后泡沫时代的技术……”——CNN/金融频道
“胡说八道!”——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 史蒂夫·鲍尔默
“……重要的,甚至是意义深远的……”——施乐公司前首席科学家 约翰·西利·布朗
“……完全错误……”——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 卡莉·菲奥里纳
“卡尔……戳破了某些IT圈内人士不切实际和自私自利的虚伪之词。”——《新闻周刊》

对本书的赞誉
全球的企业在IT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但大多数企业的投入并没有为企业带来任何真正的竞争优势。在其颇具及时性和煽动力的一书中,尼古拉斯·G.卡尔解释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引导企业管理者更加谨慎和理智地看待IT在商业中的作用。 ——世界著名管理大师 《领导革命》一书的作者 加里·哈梅尔
这是一本非常重要且深具洞察力的书,本书将对企业如何看待IT及其在商业战略中的作用产生深刻的影响。 ——BMO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 托尼·康珀
卡尔让我们再度审视那些关于IT和商业价值的最基本假设。也许你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那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所提出的质疑促使我们对IT的价值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而重大的商业决策和行动都将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结果。 ——著名管理咨询顾问 《冲出盒子》一书的作者 约翰·哈格尔
本书前言 ——大辩论
计算机应用于商业领域已有五十余载,然而有关计算机对整个商业的影响,尤其是对企业绩效方面的影响,我们依然有太多不解之处。具体而言,我们仍无法确切说出:为什么在最初的四十多年里,计算机的普及对提高产业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好像突然变成了美国生产力迅速提高的推动力?我们同样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近年来生产率的提高是如此不平衡?为什么在有些产业和地区,对IT的巨额投资会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而在其他一些产业和地区,虽然在软件、硬件上同样也有大笔资金的投入,可是却效果平平?
再来看看那些私营企业,眼前的景象更是一片晦暗。信息技术的确改变了很多企业采取重要举措的方式,但至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它并未改变企业的根本组织形式或规模。IT给为数不多的企业带来了巨额的收益,甚至把一些企业推上了行业领袖的位置。但是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它所带来的挫折与失望要远远多于荣誉。它一方面使许多企业不得不大量削减人力成本和运营资金;另一方面又常常使经营者误入歧途,为解决眼前困难而把钱投进那些风险巨大的商业活动中,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简而言之,对于IT对企业的竞争力和赢利能力产生的影响仅仅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即便不是不可能,也非常困难。IT上的花费已占据了企业全部资本支出中最大的份额——这几乎已经成为每个现代企业流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许多企业仍然在IT上继续盲目投资,而对其产生的战略影响和财务影响缺乏清醒的认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这种认识,希望能在商业、技术部门的主管、投资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面前展示理解技术、竞争和利润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的新视野。
通过对IT的特性、其不断变化的商业角色和过去一些案例的分析,我可以断言:IT的战略重要性并不像人们所宣扬或假设的那样是不断增长的;相反,这种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随着IT的作用不断增强、标准化程度不断提高,价格也变得越来越便宜,它已经不再是少数企业借以领先其竞争对手的专有技术,而变成了所有企业都能共享的一项基础性技术。换言之,IT正逐渐成为生产的一个简单因素,这种日常性的投资对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而言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绝非充分条件。

IT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对企业在技术方面本身的管理和投资以及如何创造和巩固企业竞争优势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决策者对IT角色变化的反应往往直接影响企业未来几年的命运。
写作背景与概念界定
在2003年5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我曾发表过一篇题为“IT,强势不再”的文章,而本书正是对此文观点的扩展或延伸。该文曾经在IT供应商和用户中间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报纸及商业类和IT类杂志上刊登了大量评论我的观点的文章:有讨论剖析的、有质疑批判的、有攻击的、也有支持的。许多知名企业的总裁、商业领域的专家和记者对观点本身的优缺点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关于IT及其对于商业运作意义的一些看法。这次大讨论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此外,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讨论显示了这个问题对企业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对这个问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极度匮乏。
就个人而言,我对这场讨论感到既高兴又失望。高兴的是,我觉得我引起了人们对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一种最重要的商业现象的再思考,而这种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具有建设性的,也是期待已久的。很少有这样一篇简短的商业文章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引发这么多争论。而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有少数批评我的文章错误地理解了我的观点,这可能是我在表明自己观点时对一些术语和适用范畴还阐述得不够清晰所致。在本书中,我将更详细地阐释我的理论,对于那些针对我的观点提出的疑问也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希望在表述这些观点时可以做到更加准确、透彻。当然,我不希望这本书成为此次争论的结尾。可以确信的一点是这场争论会是一个长期的且富有成效的讨论。我只是真心希望本书能为此次争论引向一个能够给管理者带来实效的具体结论发挥一点点作用。
本书的开篇要先介绍一些重要的定义,首先是“IT”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十分清楚的概念。我相信,在今天,IT已经是人们普遍理解的常识。我用“IT”这个词来指代所有以数字形式来存储、处理和传输信息的各种软硬件方面的技术。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讨论的仅仅是技术本身,这里,IT的含义中并不包括那些通过技术传递的信息和使用这些技术的人的才能。正如一些作者在回应我那篇《哈佛商业评论》中的文章时明确指出的:信息和才能往往是形成商业优势的基础。这一点完全正确,而且将始终如此。事实上,随着IT战略价值的逐渐消失,人们在日常工作中运用IT的技能可能会对企业的成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一般的、被普遍应用的IT基础设施的发展的确影响深远,有时甚至限制了它所承载的信息的使用方式。正如我下文中要说明的,今天的管理者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就是他们必须清楚,这些新的基础设施是如何影响和改变企业的运营决策和战略决策的。即便是购买商品也不能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需要明确说明的是,我所谈论的技术是指在发达国家用来管理企业内部及企业间信息的技术。我并不是在讨论那些应用于家庭或是应用到消费品中的信息技术,因为在我看来,由于计算机、媒体和电子产业大规模地融合,这两个领域迅速革新的时机已经相对成熟;我要讨论的也不是IT在新兴市场上的应用,因为那些地区的IT基础设施在整体上还不发达。我希望本书能够让人们了解,虽然新兴市场上的IT供应商和用户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同行那里学到很多经验,但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面对的挑战也不同。

本书概略
第一章“技术的变革”是一个简要介绍的章节,是对整个论题的概述,强调要从战略角度审视IT的价值。在这一章,强调了我个人认为最核心、也最有建设性的要点.即IT从一种个别专有的参差不齐的体系转变成一种可以实现共享的标准化基础设施,是一个自然而然、非常有必要且十分有益的过程。只有当IT变成一种基础设施、成为一种普通资源时,它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
第二章“历史的轨迹”介绍并解释了专有技术和基础性技术之间的显著区别。本章通过对过去的一些基础性技术(从铁路到电力)运用于商业后的发展轨迹和IT当前状况的描述,证明了IT也是循着这条轨迹发展的。本章特别指出,那些运用基础性技术的先驱者常常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拥有持续优势,但随着基础性技术的逐渐成熟,它也变得更加便宜、更加实用、也更容易理解,从而竞争对手就可以迅速模仿任何革新成果了。
第三章“一种近乎完美的商品”分析了IT在技术、经济和竞争性方面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IT能够迅速地实现商品化。本章列出了两条对我的论点非常有意义的批评意见:第一,我忽视了软件所蕴涵的无限潜力;第二,就像技术专家建立IT大厦一样,我忽视了一直在变化的IT资产组合方式。我承认电脑软件比早期的基础性技术更易受影响,也更易改变,但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它不易受商品化的影响。而我要说的是,它展现出的其他一些特性正把它朝着商品化的方向推进。了解了IT的体系结构在不断发展后,我要指出,大多数革新都旨在提高共享的基础设施的可靠性和效率,而不是推动这些基础设施被独占。
第四章“正在消失的优势”考察了IT被应用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出这段历史的发展与早期基础性技术建立的模式的关系是多么地紧密。一些针对我论文的评论认为,IT的重要性从未体现在它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上。而本章通过研究几个IT先驱的案例来展示,在过去一段时间,信息系统和网络确实对竞争形成了持久的障碍,但随着IT的发展,这些障碍全都垮掉了。我还要介绍一种被称作“技术复制周期”的观点,这是衡量战略性的IT投资是否能最终成功的重要概念。
第五章“通用战略解决方案”从对IT管理的认真考察开始逐步深入,进而探讨了新的商业基础设施的出现如何改变市场竞争的基础。本章讨论了IT基础设施对一些传统形式的竞争优势造成的侵蚀,叙述了商业成功怎样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对优势的持久性和影响力的双重追求。本章也解释了企业应当如何协调其与合作伙伴信息共享的需要和保持组织完整性的需要之间的关系。IT设施很容易专业化和通过外购取得,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应该盲目地对其进行投资。
第六章“驾驭‘金钱陷阱’”转向了对IT商品化的实际管理含义的研究。为了强调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重要性,我对IT投资和管理提出了四点指导方针:少花钱;做跟随者,不要争吃“螃蟹”;低风险时才进行创新;更多地关注风险。我也提供了近期一些企业实践的例子,这些例子可以作为行动的典范。我的目的并不是在这里提供一个IT教材,因为别人比我更有资格做这样的工作,我只是想提供一种新的管理视角,它可以帮助业务管理者和技术管理者在未来作出适当的决策。
最后一章“神奇机器之梦”探究了IT作用于经济和社会的更加深远的影响。本章阐述了人们对于有望不断更新的新技术有一种源自天性的热情,这使我们夸大了IT的收益却忽视了它的成本,另外本章也剖析了这种偏激如何影响了我们对这场所谓的计算机革命的理解。
这样一场讨论在今天是非常及时的。我们已经走到了IT商业应用的历史转折点,三种重要趋势的汇集将塑造一个崭新的未来。第一,随着经济从“后网络泡沫时代”的委靡中复苏,企业正在重新审视IT投资和管理的方法;第二,信息产业正处于重组的过程中,而IT供应商们也正调整其竞争战略以应对市场中的各种变化;第三,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们正在评价计算机对产业的运行情况及生产力的深远影响,这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导致关于IT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的政府决策出台。在这种环境下要作出正确的抉择需要开放的信息和观点的交流,这也正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所在。
云计算时代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编辑本段回目录
Gartner公司在4月份将云计算称作是2008年最火爆的商业用语,但是要到2009年,人们才会开始理解它的含义。从最根本的意义来说,云计算就是利用互联网上的软件和数据的能力。

《新闻周刊》文章指出,与其他公司一样,纽约时报也开始走向云计算。它从上个月开始对外提供免费的、完全可搜索的档案搜索服务,它开放了1851年至1922年间的所有档案,包括1500万篇文章。纽约时报的高级软件架构师Derek Gottfrid将这项任务外包给了亚马逊公司,采纳了亚马逊的云计算服务。结果就是纽约时报网站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应用软件TimesMachine。Gottfrid表示:“如果我们只靠自己的力量来做这件事,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成它。”
如果你认为亚马逊只是一个卖书的网站,那你可能会认为谷歌只是一个搜索引擎。亚马逊和谷歌,以及微软、IBM、戴尔、雅虎和其他相对较小的厂商都已经开始推出云计算服务。 Gartner公司在4月份将云计算称作是2008年最火爆的商业用语,但是要到2009年,人们才会开始理解它的含义。从最根本的意义来说,云计算就是利用互联网上的软件和数据的能力。
十年之前,如果你想用电脑做点事,你必须购买软件并安装它。Web 2.0出现之后,那种观念就过时了。《巨大的转变:从爱迪生到谷歌,重建与世界的连接》的作者、技术新闻记者Nicholas Carr表示:“突然之间,云计算横空出世,商业用户和个人用户都能够使用它,就想使用自己购买的产品一样使用它。它使得计算服务变得更大众化和更廉价。”
造成这种跃进式发展的因素包括高速互联网连接服务的增值、芯片和驱动器变得更廉价但功能却更强大以及数据中心的建设。而且,我们应该还记得,Cloudworks的首席执行官Mike Eaton曾经说过:“IT是一种痛苦,IT是很昂贵的,IT是很难实施的,IT是很复杂的。很难找到既掌握了专业知识,又有足够的财力和精力的人。”他说,商业用户希望将精力集中在向客户提供自己的产品上,而不是在数据中心出现故障时,在凌晨2点半去忙着备份服务器或者更换线缆等事情上。
你不用在公司配备过多IT资源也可以使用云计算服务。苹果推出的最新应用软件套件MobileMe深得其中的意义。 但是谷歌在生产力软件和通信应用软件领域经营了多年。例如,这篇文章就是用在线Google Doc写的,而不是我的电脑中安装的Microsoft Word写的。 我可以中途关闭这台电脑,然后用其他的上网设备再打开这篇文章。实际上,我也确实这么做过。我不需要用电子邮件将它发送给我自己,也不需要将它打印出来。 那种传递类事务在云计算中不但非常方便,而且也很环保。

谷歌的商业应用软件套件是在2007年2月发布的,据谷歌企业分公司总裁Dave Girouard称,现在已经拥有50万用户。他说:“如果你想在世界的任何地点开设一家小型企业,你只需要配备几台电脑就可以了,你甚至不用购买软件或者建立数据中心,只要能够连接到互联网就行了。 5年之内,大约有90%的企业不会再运营自己的电子邮件系统。”微软公司刚刚推出了适用于个人用户和商业用户的Office Live和Microsoft Online。 可口可乐的配送分公司最近购买了Microsoft Online服务,去掉了它们自己的服务器上的电子邮件和文件系统,将它们全部转到了微软的云计算之中。
信息如何保密呢? 企业们不愿将敏感数据储存在其他人的服务器上,这最终会面临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谷歌和亚马逊可能不太了解如何保证数据的安全。亚马逊网络服务业务主管Adam Selipsky称,那个问题是他从潜在客户那里听到的。 他说:“亚马逊在处理机密数据如信用卡资料等方面有着良好的、悠久的纪录。我们非常重视安全,我们对我们采用的安全机制很有信心。”
亚马逊的在线商店网站在上周五停止运作了几个小时。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网站的停止运作影响到存储在它们服务器上的其他公司的数据。 但是Carr表示,这是敲了一次警钟,不管你何时建立一种综合性新网络,总会遇到一些小问题。 如果许多企业依赖的系统出现大范围停止运作事故,云计算模式就会受到损害。
跨地区存储和数据传输还可能会引发法律和政治问题。去年,法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政府官员使用黑莓,因为保存黑莓信息的服务器位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在某些情况下,那可能会给法国政府造成威胁,比如国家安全署或者联邦调查局可能会窃取其中的数据。 小国家和公司在将敏感数据储存到那些服务器上之前,应认真考虑好其中的问题。
Carr说:“在理清那些问题之前,我们不知道整个业界的结构将会是什么样的。我认为这不会影响到大局,因为这个模式还是可行的。这听起来就好比是,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大西洋报:Google让我们愈变愈笨?编辑本段回目录
The Atlantic上周出了一篇很有争议的网络评论(其他相关评论也见此),斗大的字,尽管已经打了一个问号,仍不减它标题的一种叫嚣式的耸动感──

「Google是否正在让我们愈变愈笨?」
愈变愈笨?我们都以为,Google让我们愈变愈聪明呢?这篇文章的作者是Nicholas Carr,就像《你在看谁的部落格》一样,他也出了一本《The Big Switch: 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一本批判网络的书。但不同的是,这位Nicholas Carr从文学观点出发,然后以科学、人类的角度,来看Google所带领的「速食信息革命」,对人类可能带来如何的长期的、负面的影响。
他说,主要的负面影响,是两个C的失去:注意力(Concentration),和深思力(contemplation)。网络的文章太多,彼此间超连结跳来跳去,加上搜寻引擎的便利,网民皆太注重「效率」与「实时性」,行为影响了思考,思考影响了态度,从此,人类渐渐的习惯在表面游走,再也无法「专注在某一点」,也再也无法往里面挖进去,得到最完整的信息宝藏。
作者举出他两位在业界也有一点名气的朋友为例。其中一位叫Scott Karp,文学系毕业,以前常拿着名着在手,但Scott却坦承,他已经有几年完全再也不读纸本书了!另一位叫Bruce Friedman的爱好阅读的朋友也说,他已经失去了阅读长文的能力,不用说线上书籍了,连一个四、五页长的部落格文章他都读不完!作者还引用了一个科学家从线上大英图书馆与英国的线上学术网站的使用者行为分析,发现这些学术期刊的读者,近二年来都倾向「只读个一、二页」就直接「跳到另一篇文章」,而且,从来都不会再回到同一篇。再也很少看到他们一篇文章连点五、六页,「全部看完」的更是没半个人。
大家看了这个报导,是否松一口气,原来,我不是唯一的那个「不再读书」的人!
那,是否意味,人类全体是不是再也不会阅读了?作者说,这是很惨的!「阅读」不像「说话」是人类天生的能力,阅读需要后天强迫式的训练才能得到。作者并引用一位心理学家Maryanne Wolf指出,人类的伟大,「不是在我们『读什么』,而是我们『怎么读』的!」作者指出,这个「怎么读的」已被Google改变了,媒体本就是可怕的,它不只是「提供信息」,也会「改变我们处理信息的过程」,自从有网络以后,我们思考的过程被改变成为「扫描机」,浅浅的唰过一遍,假如你无法念完张爱玲的全部,怎么让里面每一幅风景进入你的血管;没有读完金庸整集,怎么让里面的力量穿透到每根神经!
作者还举出了一些「科技改变文学」的实例,包括19世纪的文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尼采在晚年眼睛不好,所以买了一台打字机,让他回复到从前的写作速度,不过,尼采的朋友读了尼采用打字机打出的文章,就已经认为「尼采不一样了」。他们发现,尼采用打字机之后,他的作品,从雄滔滔的辩论(arguments),软化成直接教导的格言(aphorisms);从较为深度的思考(thoughts),变成较表面的文字玩弄(puns);从反覆推敲(rhetoric)到完全的「电报风格」(telegram style)。他们认为,打字机正是罪魁祸首,因为那个年代的人老是认为,「文章的质量,常常取决于『笔』和『纸』的质量。」
那你看,现在Google也才出现个六~七年而已,就这么厉害的让一些文学家,都不读书了!人类的文化怎么走下去!?
不禁想起,这周末,我和老婆被上周的一篇报导影响,报导说,三岁以下的幼童「尽量别让他们看电视」,因为电视快速变幻的声光效果,让幼童再也无法对电视外的其他缓慢的维持专注力。但后来,我心一横了,如果说,「看电视容易近视」,那我们应该防范,但看「电视影响专注力」这种事情,管控了这个,也没办法改变这「世界就是充满了电视、充满了声光刺激」的这个事实。与其禁了电视,让我们小孩可以和其他小孩「烂比烂,比比看谁比较不这么烂?」我们或许应该「开发」其他的好东西。
这或许就是作者Nicholas Carr所没有的胸襟了。他讲了那篇很长的文章说「Google使我们变笨」,也写了一本很长的书点出我们「文化危机」,结果,有提出任何的建议吗?没有。点出来以后,反而让人更感受到底下那赤裸裸的无助感──信息的洪流实在太厉害,我们人类,准备乖乖的失去文化吧!
我是觉得,Google改变了很多事,或许有的正面有的负面,但最大的改变,是它又让一批「专家」大洗牌,尤其是从前的「信息专家」。所谓专家,就是「知道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事」,从前你学富五车,或很会心算,或很会作美术字,都可以成为「专家」,但现在,随便一个人靠计算机程序与计算机就把那些会心算或快速珠算的人给「比下去」;随便一台打印机与花俏字体就把从前那些很会作手工美术字的人给「比下去」,随便一个很会用Google的人,就把那些懂很多东西的老学究给比下去,大部份的专家其实都是「信息专家」,所以Google一出来,让史无前例多的专家,失去了舞台。失去舞台,再找就好了,但真正惨的是,这些专家也因为Google而「失去竞争力」,打败他们、竞争掉他们的,不是计算机或Google本身,而是更善于利用计算机的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
专家因计算机而失业?但有些人,也因计算机而查找新春。
这是一个令老一辈专家们不很舒服的景像──不是一些「业余专家」,而是「群体意见」,除了Google外,年轻人其实已经很习惯用计算机串连、交朋友,大家都有一个自己常常浸泡的大族群,每个人的动员能力都有「一人可呼来五百人」的威力,老人觉得,你们是「乡民」、乱民、烂民,没有意义,但可知道,这些「乡民」就是能在短时间集合众人力量完成一些事情,得到一些信息,甚至辩证出一些理念,用一百颗头脑,远远的击败了一两个老学究;即使老学究开始使用Google,在一些信息上,也打败不了这一群黏在一起的年轻人!
想想,Google搜寻引擎的本身,不也是众人智慧的更大集合吗!
这就是令人担心的地方了。最后,人类还是需要仰赖这些真正的学者。我回来引用作者的话,他说,生物学家说,人脑的可塑性不单只有在孩童时代,连大人的头脑,都还有很多的弹性,所以今天一个45岁的人,当他们使用Google习惯后,就真的开始不读纸本书、无法读完长文,但另角度过来看,真的麻烦的不是不读书,而是这些学者们对科技、对改变的「反应迟顿」,这迟顿多多少少是因为「抗拒」,因为「抗拒」,所以就延迟了许多年才接受年轻人早已经玩了几年的东西,甚至像这作者点出问题,造成恐慌,却没有任何建议……。于是我们看到一群真正的学者,被Google影响乃不再读书,却只愿接受Google的一半,变成半生不熟的鱼肉,不知怎么下咽。
这「反应迟顿」,或许才是人类文化的大危机,如何让真正学富五车的学者,在Google这么快速的整变世界时,还有「胸襟」去跟得上,然后从中去萃出很深刻、成熟的新文化。当我开始不知道谁是陈奕,棒棒糖有几个人,不知道张芸京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脱节、排斥年轻文化,于是提醒自己要再开一开自己的「胸襟」,才能跟得泡网路最先进的潮流,这是自己的功课,也是所有渐渐变老的人的功课。
Google使我们愚蠢? 编辑本段回目录
过去几年中,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颇为不熟练地修补了我的大脑,重新绘制了我的脑电图,还重编了我的记忆程序。我的思维没有发展——迄今为止,我可以说——却在变化。我的思维方式不像从前那样了。这种感觉在我阅读的时候尤为强烈。以前我会轻易地沉浸于一本书或是一篇长文中,我会被书中的描述和辩论方式深深吸引,会花上数个钟头长时间地徜徉于散文中。这样的情形已经很少再有了。而今,我常常是翻上两三页书注意力就开始溜号,坐立不安,思维中断,进而想找点别的事情做做。我感觉自己仿佛常常要强拖着自己任性的脑袋瓜回到文章上来。原本轻松自然的深度阅读,已然成了痛苦挣扎。

我想我大概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过去的十来年,我花了大量时间上线,在因特网的庞大数据库中搜寻、冲浪,有时还添加条目。对于像我这样的作者来说,网络简直是天赐之物啊。曾经需要花个几天时间泡在书库或阅览室才能获得的搜索结果,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只消用Google搜几次,迅速点几次超链接,我想要的那些颇具说服力的事实和简练的引用就到手了。即使是在工作之余,我不需在网络信息丛林中苦苦搜寻时——收发电子邮件,扫扫新闻摘要和博客帖子,看看视频,听听播客,或者就是不停地从一个链接跳到下一个再下一个。
对于我,正如同对他人一样,网络正成为一个环球媒介,大部分信息都通过这个渠道流向我们的眼、耳,进而进入我们的头脑。能从这样一个丰富得惊人的信息仓库中直接获取信息,其优点是很多的,而且也得到了广泛的描述和赞誉。硅存储器的完美记忆,对于思想可是个大实惠。不过,实惠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传播理论家Marshall McLuhan在上世纪60年代指出的那样,媒体可不只是被动的信息渠道。它们不只提供思想的原料,也能塑造思考的过程。而网络现在所做的却似乎是在削弱我的集中力和沉思力。我的头脑目前期望按照网络分配给它的方式接受信息:就像一束高速移动的粒子流那样。我曾经是个在语言之海中携带水下呼吸器畅游的潜水员。而今我却像个玩Jet Ski(喷气式滑水板)的家伙似的在海面上风驰电掣。
我可不是唯一的一个。当我把自己的阅读麻烦告诉朋友和熟人时——他们基本都是文学型的——很多人都声称他们也有类似的体会。他们越是使用网络,就越是为了不得不在把注意力固定在长篇作品上而挣扎。我关注的一些博客人也开始提到了这种现象。Bruce Friedman经常撰写有关电脑在医学方面应用的文章,他也描述了因特网是如何改变了他的脑力习惯的。“我现在几乎完全失去在网络和印刷物中阅读和理解长篇文章的能力了。”他在今年早些时候这样写道。他的思想,他说道,已经呈现出一种“断奏”的特性了,这反映为他在线上众多资源中,常常快速浏览短小文章段落的方式上。“我再也没法儿读《战争与和平》了,”他承认,“我已经不具备那种能力了。哪怕一个长于三到四段的帖子都让我吃不消,我只能略微浏览一下。”
伦敦大学学院的学者引领的一项关于在线搜索习惯的研究最近获得发表。该研究指出,我们可能已经彻底置身于阅读与思考方式的巨变之中。学者们发现,人们上网时呈现出“一种浮光掠影般的形式”总是从一个资源跳到另一个资源,并且很少返回他们之前访问过的资源。在他们要“弹”出来到另一个网址之前,他们常常阅读不止一两个文章或书籍页面。有时候他们会保存一篇长文章,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曾经返回去认真读了它。
多亏铺天盖地的网络文本,更别说当下时兴的手机短信,可供我们阅读的东西很可能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要多了,那时,我们选择的媒体还是电视。但,这已是另一种阅读,隐藏其后的是另一种思考方式——也许甚至是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我们不仅是读物,” 塔夫茨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Maryanne Wolf说,“更是阅读方式。” Wolf担忧,网络所倡导的阅读方式,这种将“丰富”与“时效性”置于首位的阅读方式,可能已经削弱了我们拜先前的印刷技术所赐,让长而复杂的散文作品司空见惯的那种深度阅读能力。我们在线阅读时,她认为,我们往往会变成“信息解码器而已。”我们对文句的诠释,心无旁骛、深度阅读时形成的丰富精神联系,这些能力很大程度上已经离我们而去。
阅读,Wolf解释道,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阅读不像说话那样融于我们的基因当中。我们必须教会大脑如何将肉眼看到的符号文字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而用于学习和锻炼阅读技巧的媒体或其他技术,在塑造我们脑中的神经回路这一点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实验证明,表意字(如汉字)的读者,他们所发展的用于阅读的神经回路,与我们这些采用字母作为书面语言的人大不相同。这种不同遍及人脑的各个区域,包括那些掌管诸如记忆、视觉诠释和听觉刺激这样的关键感知功能的部位。于是我们也可以预料,使用网络阅读形成的回路,一定也和通过阅读书籍及其他印刷品形成的回路不同。
1882年的某天,弗雷德里希·尼采买了一台打字机。事实上,当时尼采的视力正在变坏,长时间将视线固定在一张纸上令他感觉疲惫和痛苦,还常常伴有欲裂的头痛。他只得被迫缩减他的作品,并担心自己今后恐怕不得不放弃写作了。打字机挽救了他,起码一度挽救过他。只要他掌握了盲打技术,哪怕闭着眼睛也能写作,只需动动指尖即可。心中的词句又得以倾泻于纸页之上了。
然而,这台机器却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尼采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位作家,注意到他行文风格的改变。他那本已十分简练的行文甚至变得更紧凑、更电文式了。“可能你连考虑一个新词儿都要找遍这个设备吧,”这位朋友在一封信中提到,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 “在音乐和语言方面的‘思想’常常要依赖于笔和纸的质量。”
“你说得没错,”尼采回复,“我们的写作用具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过程。”受这台机器的支配,尼采的文章“论据变成了警句,思想变成了双关语,华丽的修辞变成了电文体。”
人脑具有几乎无限的延展性。人们通常认为我们的精神网络,那些头盖骨中约1000亿个神经元间形成的致密连接,在我们达到成年的某个时期就大致固定下来了。然而脑研究者已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神经科学教授James Olds称,即使是成年人的思维也是“很有弹性的。”神经细胞会定期断开旧连接,生成新连接。“人脑,”据Olds介绍,“有能力不断地自我重组,并改变运行方式。”
当我们使用社会学家Daniel Bell的所谓“智能技术”——这些工具与其说拓展了我们的生理能力不如说改变了我们的心理——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这些技术本身的特质了。14世纪投入普遍应用的机械钟表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历史学家、文化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其著作《工艺与文明》中描述了钟表是如何“将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剥离,并帮人们树立起’独立世界是数学可测序列‘这一信念的。”而“被分割时间的抽象框架”也变成了“行动与思考的参考点。”
钟表那有规律的滴答声,成就了科学的头脑,科学的人。但也剥夺了一些东西。正如已故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家Joseph Weizenbaum在其1976年的著作《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From Judgment to Calculation》洞察到的那样,因计时工具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使用而形成的世界观“使旧有的世界观黯然失色,原因在于它是排斥直接经验的,而这却正是构成往昔现实的基础。”我们不再听从自身感觉来决定何时吃饭、何时工作、何时睡觉、起床,我们开始遵从钟表的命令。
与新型智能技术相适应的过程亦反映在我们解释自身的那些比喻当中。机械钟表一出现,人们便开始认为他们的大脑“像钟表般”运作。时至今日的软件时代,我们又开始认为大脑“像电脑般”运作。但这种改变,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较比喻要深刻得多。这是因为人脑的可塑性,使适应的过程在生物学水平上也发生了变化。
Nicholas Carr再一次只说对了一半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3 年,Nicholas Carr 发表了一篇名为“《IT 没有什么了不起》”(IT Doesn't Matter)的文章,在不相关的 CIO 社区引起了日益强烈的反响。我认为他只说对了一半:信息技术不可改变的趋势正朝着商品经济发展,所以,为专有软件支付租金的想法完全是荒谬的。他不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没有正确意识到对于足够聪明,可以理解他所确定趋势的竞争后果的那些人来说,他的洞察力本身就是一个战略使能器。没有专有软件的牵绊,开源软件为用户提供的商品经济收益的确很可观。而且,CIO 清醒地意识到开源的动态作用将像不断变化的世界对公司战略和执行的作用一样,也就是说,商品能源、商品通信、商品原材料的使用全部以商品货币(例如,美元、欧元和/或日元)进行贸易交易。(在他的分析中遗漏了另一件事,但是随后由 Brent Williams 提出,那就是,开源软件公司值得注意的运营方式,如果处理得当,可以在产生商业收益的同时,依然享有非商品经济回报,但这一点我已在博客中做过说明了。)
Nicholas Carr 又一次为我们带来了一篇有关开源的、只说对了一半的重要洞察力文章,名为“《民众的无知》”(The Ignorance of Crowds)。Nicholas 完全正确的一半是,一般而言,开源开发模型在优化代码方面要比专有模型优越得多。事实上,Eric Raymond 使用 Linux 内核观察到的结果可以最终对 Fred Brooks 的"The Mytical Man Month"做出回答。也就是说,"many eyeballs" (很多双眼睛)的有机模型要胜过“"divide and conquor"(分而治之)”的工业努力,这可能是因为前者是自我组织的,而后者是集中组织、提供资源和托管的。从Adam Smith 到 Milton Friedman,这些经济学家若看到他们的经济理论最终将成为软件开发世界中的主流,都将激动万分!
然而,Nicholas 错误的地方在于其对开源模型局限性的分析,特别是他断言(没有经过证实)开源模型的弱点也因此成为专有模型的活力。我们没有逻辑理由可以假定,如果使用一种方法很难解决某问题,则使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必然会更加容易甚至很稀松平常。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其讨论的详细内容,更好地了解他出现错误的另一半。
首先,他认为集市模型严重受限于固定材料,而这是不完整的,并且对于创新或真正创建新产品没有好处。当然,他也很矛盾,因为他自身认识到开发类似 Linux(他认为 Linux 是 Unix 的非创新性克隆)这种操作系统的关键在于...互联网。但是,互联网是开源社区的产物(在被称为开源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阅读、共享和修改集体和可协同操作代码的自由、公平和平面的协定是一种巨大的创新,其产生的影响至今余音绕梁。我记得在 1995 年开 CEO 会议时,微软的重要“创新”就是发布"Bob",同时 Jim Clarke 和 Marc Andressen 也在向世界展示他们能够走在开源基础架构的最前端(也就是 Mosasic网络浏览器)。请告诉我:可以证明在它们中间谁才是更重要的创新?事实上,互联网继续成为创新的重要源泉,创新是自由、公平且平面的开源结构和开源标准的直接结果,也是无限参与互联网激励的直接结果。
然后,他试图使用 Wikipedia 支持他的理论,集体开发注定将产生二流结果。作为一个经常使用 Wikipedia 的用户(Carr 自身提供的每月 1.5 亿访客中的一员),我必须表示我的不赞同。虽然 Britannica 已经出现了 250 多年了,而 Wikipedia 已大规模使用仅超过 6 年,但是,在这短短的 6 年中,Wikipedia 已经成为迄今为止我进行的意义更为重大的参考,也是我很想钻研的一项研究。我发现,Wikipedia 可以成为一个绝佳的方法,可以研究打动我想像力的近乎每一个主题:声学、非周期性密铺平面、数字过滤器、模拟合成器、3D 渲染技术、军方历史(包括在我写此博客时正在纂写的历史)以及气候的变化。几乎是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喜欢阅读 Britannica 文章的时候,Wikipedia 及其姊妹篇 MIT Open Coureware Project 就已经真正成为我在 21 世纪对于知识的选择资源了。而且,Wikipedia 的不断发展(在宽度、深度和读者群方面)也向我证明了它已经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优越的产品,虽然这也是 Raymond 向纽约民众所作的评价。你认为谁将在此后的 6、10 或 20 年中真正成为意义更重大的产品?对我而言,我认为是 Wikipedia,因为当我需要添加重要产品时,我就添加它!
但是,在 Nicholas 文章中的最后一部分,它进行了最深层次的剖析,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开放和专有思想倾向的根本区别。当量子物理学家观察孤立环境中的一个单一原子时,这个原子是固体、液体还是气体?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一个单一的开发人员不是 priori、教堂或集市,这也就是 Raymond 推出第三个术语“向导”的原因所在。现在,无论“向导”计划指引教堂还是集市,这都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但是,仅分析一小部分人并宣称“少数定义类型”就像说“George Washington 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之前与 Caesar 无异”那样可笑。它遗漏了完整的美国革命点。
理解少数人如何创新这一问题的更具有教育意义的方法是,阅读 Herbsleb 和 Mockus比较和对照开源与专有软件开发项目的案例研究。他们发现,两个研究都很偏重于向导:在两个案例中,顶级开发人员增加、删除或更改大约全部代码的 20%,而接下来的 4 到 5 名开发人员增加、删除或更改其余所有代码的 30% 到 50%。(如果每个人都贡献 20%,则每个软件项目都可以只使用 5 个人,即可全面完成项目功能。)但是,随后他们发现一个痕迹——Apache 案例中的一条长尾,可以在所有专有软件项目中通过类似外科手术的方法将其缩短。换句话说,与开源所包含的模型相比较,专有项目是自我约束的。Herbsleb 和 Mockus 得出的结论是,开源的长尾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优势,而不是缺陷,而反过来说,专有软件开发中长尾的必要的缺乏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缺陷,而不是一个特性,而这个结论也与我与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开发人员交流后总结出的多年的经验相吻合。由此,Nicholas 不应该总结出“换句话说,要将集市远离教堂”,而应该是“要避免将集市变为教堂”。要完成此任务的方法是从一个向导入手,该向导对创建集市感兴趣,而不支持他们的教堂。
Google让我们变傻?编辑本段回目录
网络似乎正在粉碎集中注意力和思考的能力
“戴夫,停,停,听到了吗?停,戴夫,你停下来了吗?”这是在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年太空漫游》临近结尾的一个著名而刺激的场景里,超级电脑HAL央求坚韧的宇航员戴夫·波曼时说的。在被功能出错的电脑送到死亡的外太空时,波曼镇静冷酷地切断了控制电脑人工智能的存储线路。“戴夫,我的头脑正在消逝”,HAL喊道,“我能感觉到,我能感觉到。”
我也能感觉到。过去数年来,我一直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觉得某些人或某些东西正在摆弄我的大脑,重塑中枢神经系统,重置记忆。我的大脑没有消逝,但它正在变化,我目前的思考方式与过去已经截然不同。当我阅读时,能最为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全神贯注于一本书或一篇长文,曾经是易如反掌之事,我的大脑能够抓住叙述的演进或论点的转折,我曾耗费数个小时徜徉在长长的诗行里。但如今不再如此,往往阅读二三页后我的注意力就开始漂移了。我变得焦虑不安,失去了线索,开始寻找其他事情来做。我感觉我一直在力图将自己任性的大脑拽回到书本,过去曾经甘之如饴的阅读业已变成一场战斗。
我清楚所发生的一切。10余年来,我一直花费大量时间上网,搜索和冲浪,有时候给互联网庞大的数据库增加一些东西。作为一名作家,网络对我是天赐之物。曾经需要数天泡在图书馆书堆和杂志室里的研究,现在在几分钟就能完成。通过几个google搜索,做几下迅速的超链接点击,我就能获得讲故事的根据或精炼的词语。即便我不工作时,我也一样可能沉浸在网络的信息丛中,阅读和写电子邮件,浏览新闻标题和博客网站,看视频和听音乐,或者干脆就在一个又一个链接间点来点去。
对我来说,网络正变成无处不在的媒介,大多数信息流穿越我的眼睛和耳朵,进入我的大脑,其他人也是如此。能够快捷地得到一个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库,其好处多多。《连线》杂志的克利夫·汤普森写道:“硅片记忆的完美,对思想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但是,这样的福音是花代价得到的。正如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的,媒体并非仅是被动的信息渠道,它们不仅提供了思想的内容,而且也形成着思想的过程。网络如今所做的,似乎就是正在粉碎我集中注意力和思考的能力,我的思想正在按照网络分配信息的方式——迅速流动的粒子流——吸收信息。曾经,我是词汇海洋里自由的冲浪者;现在,我像冲浪板上的人滑行在表面。
网络改变了智力活动的习惯
我不是唯一这样的人。当我向朋友(他们大多数都从事文字工作)提到我阅读遭遇的麻烦时,他们中许多人也有类似的体验。他们使用网络越多,他们集中注意力于长篇文字上的努力就越艰苦,我追踪的一些博客作者也开始提到这种现象。斯科特·卡普最近就网络媒体写了一篇博客,承认他已不再阅读书籍。“我在大学里主修文学,过去曾是一个贪婪的读书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写道。他给自己的问题的回答是:“如果我在网络上的阅读不像过去那么多,那是因为我阅读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我寻找到便捷的阅读,但那是因为我思维的方式也改变了么?”
这些逸闻证明不了太多东西,我们仍然需要长期的神经学和心理学实验,给我们提供网络是如何利用影响力的权威画面。最近出版的由伦敦大学专家主持的上网习惯研究报告表明,我们可能正处于我们阅读和思维方式改变的大海中部。作为这项5年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专家们检查了电脑日志,记录下浏览两个研究网址的访客的行为。这两个网址分别由大英图书馆和不列颠教育协会运营,给访客提供杂志文章、电子书和其他文字信息资源。他们发现,使用这两个网址的人们,表现出“快速浏览的模式”,从一个资料库跳跃到另外一个资料库,很少返回他们业已访问过的任何资料库。他们从这个网址跳跃到另外一个网址之前,所阅读的文章或书从没有超过一二页。有时候,他们储存下一篇长文,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回来过并认真阅读过它。研究报告称:“显然,用户没有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网上阅读;实际上,有迹象表明,新的‘阅读’模式正在显露,用户草草浏览标题、目录和摘要,努力获取快速的收获。看来似乎是,他们上网是为了避免用传统的方式去阅读。”
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阅读,在它背后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甚至是一种新的自我感。图夫兹大学发展心理学教授沃尔夫担心,网络促进的阅读方式,可能正在削弱我们进行深度阅读的能力。她说,当我们在网络上阅读时,我们会变成“信息的简单解码器”,我们在深度阅读中全神贯注地进行丰富的智力思考,都很大程度上烟消云散了。
我们的智力思维会变为人工智力
沃尔夫解释到,阅读并非人类一种出自本能的技能。我们必须告诉我们的大脑,如何将我们看到的象征符号翻译成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我们在学习和实践中所使用的媒介或其他技术手段,在我们大脑里形成神经中枢线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验表明,表意文字的读者,如中国人,在阅读中发展出的智力活动线路,与我们使用字母的书写语言进行阅读形成的智力思维线路迥然不同。
1882年,尼采购买了一台打印机。他的视力坏了,长期将目光集中在书页上使他筋疲力尽,头痛欲裂。他被迫减少写作,但又担心不久将被迫放弃写作。打字机挽救了他,他掌握打字功能后,能够眼睛闭上写作,只使用他的指尖,词汇再次从他的大脑里流向纸页。但打字机对他的著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尼采说:“我们的写作装备参与到我们的思想形成中。”在打字机的左右下,德国媒介专家弗雷德里克·基特勒说,尼采的散文经历了“从论战到格言警句、从思想到一语双关的变化”。
人类的大脑是具有几乎无限的延展性的。乔治·梅森大学神经科学教授奥德斯说,即便成年人的头脑也是非常可塑的,神经细胞经常打破旧的关联形式,形成新的关联形式,使大脑改变其运作的方式。
由于大脑的可塑性,适应性改变也发生在我们大脑内的生物层面上。互联网对我们的认知功能尤其具有深远的影响。网络给我们送来超链接的内容,闪烁的广告和其他数字廉价物,这些东西在吸引我们的同时,也塑造着我们头脑里对网络的形象的认知。网络的影响并没有终止在电脑屏幕的边缘。当人们的思维调适到网络媒介的繁杂画面时,传统的媒介也必须适应观众新的期望,电视载出滚动的文本新闻和流行的广告,杂志和报纸缩短文章,加上简短的标题或简介。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种交流体系像今天的互联网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如此多的角色。它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更在改变着我们的思维。google总部犹如互联网时代的高级教会,几乎让我们的生活与它须臾不可分离。公司宣布开发“完美的搜索引擎”,它能够“正确地理解你的意思,并给予你想要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们从它那里得到的信息片段越多,我们攫取它的馈赠越快,我们的大脑就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这种快捷的模式中,失去的不仅是传统的深读,也失去了缜密思维的逻辑基础。
我深为电影《2001年太空漫游》的场景所困扰,使它显得如此刺激如此怪异的东西,正是电脑对它的思维解体那种充满情感的反应:当一个接一个线路被切断后它的绝望,它如同孩童般的对宇航员的乞求。在2001年的世界,人们已变成机器人一般,大多数人类的特征变成了机器,这就是库布里克在影片里的黑暗寓言:当我们依赖电脑仲裁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那就是我们自身的智力变为毫无光泽的人工智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