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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资本：地理学角度
作者：Colin Mason
概述：
对风险资本的应用性研究的主要焦点在于“资本缺口”——也就是说，无法获得少量资金。对于正式（或机构）风险资本基金来说，考虑到投资者在进行投资中所产生的大多数成本中的固定投入，进行小额的投资是不划算的。非正式的风险资本投资者——或者天使投资人——能进行小额的投资，原因是他们没有出基金管理者的管理费，同样也不会耗费他们的时间。然而，大多数的天使投资人即便是在与其他商业天使投资人组成财团进行投资时，仍然缺乏“足够的财力”来完全填补风险资本基金投资的不足。因此，25万英磅/5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市场基本上是商业天使投资人的空间，而500万英磅/10万美元以上的市场是由风险资本基金来完成。然而25万英磅/50万美元至500万英磅/1000万美元之间的数额对于天使投资人来说太大了，但对于职业投资人来说却太少了。这种数额上缺口多数是由新成立的或刚成立的形长型公司所需要的。政府部门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增加小额的初期风险资本。
但是，几乎无有人关注到风险资本供应的“地区性差异”，即对一些与国家经济活动所占比例（如，在国家的公司股票所占比例）相适合的个别区域的不具有代表性的风险资本投资。如果风险资本——机构的或非正式的——对于新公司的创建和新行业的出现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话，那么，缺乏风险资本的地区则会在创造新的经济活动和技术集群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
本章将评述有关风险资本地理学的文献，分别阐述了非正式的风险资本和正式的（或机构）风险资本。能关非正式的风险资本的地理分布方面的文献数量非常有限而且相当肤浅。对于确认商业天使投资人和开发一个投资数据库是巨大的困难，因此，大部分的研究都是根据有限的地理覆盖或深度方面的样本来进行的。进而，在地理、地点和空间等方面的问题在针对非风险资本市场运作的研究之中很少得到重视。同时，对于机构风险资本的地理学方面的文献也很有限。这些内容主要是由经济地理学者提供的。由于有一些学者惯于自己学科的“库房”里进行研究，因此，这就意味着这类文献对风险资本的“主流”学者来说是很难了解得到的，而他们自己则通常出身于管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当来自这两个学科的学者写有关风险资本的地理分布方面的文章时，他们通常会忽略这些地理方面的著作，将这些地理概论当作是地点、空间和距离等简单化的术语。最后，本章节的讨论范围设定为在单个的国家内，专门讨论有关于风险资本投资的地理学。有专门文献是关于风险资本的国际化问题（参见Wright 等 (2005)）。
第二部分所审视的是对于文献关于非正式的风险资本市场的地理学的作用（第二部分）。本章将会转入思考正式（或机构）风险资本投资：一开始思考成果、描述风险资本投资的不均衡性，并由美国、加拿大、美国和德国（第三部分）的例子进行例证，然后通过著作进行解释，将投资不均衡地理归于风险资本行业在地方上的分布以及投资的地方性。还会讨论的是强化汇集风险资本投资的过程中，风险资本的远程流动。第四部分则汇总了以往的一些主题，以对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一个繁华的科技群集地区进行简短的案例分析。这部分的目的是为了显示高科技园里的经济活动在初期是如何通过“旧经济”天使投资人与从其他地方引入的机构风险资本相结合而得到资助的，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高科技汇集区所孕育出成功科技公司，并演变成为一个技术天使投资人社区，同时这个高科技园也培养出自己的机构风险资本资金的供应。第五部分则对本章的内容进行总结，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想法，以及对政策意义的思考。政策问题的一个更为全面的讨论可在本卷第四章Murray的文章。
从地理的角度来看非正式的风险市场
天使投资人是很难辨别出来的。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电话薄上，他们的投资也不会登记在案。这样的结果是，研究通常会根据一些非常小的，无法从空间上进行细分的样本来进行。此外，对天使投资人的证明要不是根据“滚雪球”的方式，要不就是基于方便样本，而这其中便有地域倾向性。这对研究人员探究天使投资人及其投资行为的地理分布，或者比较商业风险投资者及其投资活动在不同地区和地方的比较来说，对他们的研究的能力是一种非常大的束缚。一些研究确实通过比较一些在其它地区和国家进行的独立研究并有所发现，但是在方法论、定义、样本选取框架和定义的不足使得这些比较难以令人相信。但是，既然大多数的天使投资人是出资的企业家（一些研究表明，这个比例高达80%）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高端的个人，那么不同地区的市场规模大小就有可能反映企业家个人行为的地域以及收和财富的地域，同时这两者都在国家的范围内呈现出不均衡分布态势（如Davidsson 等, 1994; Keeble 和Walker,1994; Reynolds等, 1995; Acs和Armington, 2004）。
商业天使投资人的地域性
唯一针对天使投资人的地域分布进行的研究是Avdeitchikova和Landström(2005)。根据对瑞士的非正式投资者——对一些私人公司进行了非联合性投资，并且在所投资的公司里没有亲属关联）的“大”样本（n=277），Avdeitchikova和Landström表示，投资（５２％）和投资额（７７％）都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大都市地区（占人口数量的５１％）。但是，这在地理分布的集中度上还不如机构风险资本基金投资。
区域比较研究表明，天使投资人因所在区域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对一个基于数量巨大的加拿大天使投资人的研究样本（n=299）(Riding等，1993)表明，加拿大海滨城市（新斯科舍省、爱德华王子岛和新不伦瑞克）的天使投资人在投资规模、行业倾向性、投资回报率预期和退出时机等方面都是与众不同的（Feeney等，1998）。加拿大大西洋西岸和魁北克的投资者的区域性同样也是最为明显的（63%和58%的投资都是在方圆50英里以内的范围，而53%的投资都是全国性的）（Riding等，1993）。Johnstone (2001)的重要贡献是，他指出了偏远地区和工业衰败地区里可能遭受天使资金供应和对这种融资形式的需要不相匹配的情况。据他的证明，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布雷顿角的案例中，对于初始风险资本需求的主要来源是知识型公司，这些公司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创业者创建的。他们接受（并大多数毕业于）正规的技术型教育和培训，拥有高附加值的投资者,即寻求拥有行业和技术相关的市场和管理技能以及行业合同的。然而，该地区里的天使投资人基本上将他们自己的资本投在服务经济体（零售业和运输业等等），他们没有接受正规的教育和培训，不愿意在初始阶段进行投资，也不愿意与IT行业打交道。再者，这些天使投资人的高附加值贡献是与资金、策划与运营相结合的。这表示了“凋敝社群”里非正式的风险资本市场具有阶段性、行业性和知识差异性的特征。
对于天使投资人的投资决定中，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地域的作用——尤其是对投资者所居住的区域和被投资的公司所在地之间的距离。本文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天使投资人的地域偏好；二是在投资决策中如果处理地点问题；三是实际投资的地域。
地域偏好
在投资决策中的地点问题
对天使投资人进行投资决策的研究表明，潜在接受投资的公司地点相对来说不重要，比起产品类型或商业发展的阶段，是不值一提的（Haar等, 1988; Freear等,1992; Coveney 和Moore, 1997; vanOsnabrugge和Robinson, 2000）。
着重于天使投资人实际投资地点的研究揭示了投资的区域狭隘模式（表3.2）。位于投资者居住地或办公室方圆50英里内的投资比例从渥太华州的85%天使投资人到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37%。在英国，Mason和Harrison (1994)发现由英国天使投资人的三分之二投资是在居住所100英里之内。也就是说，相比于投资者称倾向于或愿意考虑远程投资的投资者比例，实际进行远程投资的比例要比预期的要低很多，
关于短程投资占主要优势的研究
本地投资的主要优势反映出了几个因素。首先，这种情况的出现的原因是远程对于一个投资者所到了潜在投资机会。信息流动按照“随距衰减”规律，因而，如Wetzel (1983, 第27页)所发现的那样，“随着一个人对投资机会的不断增加其关注，投资方与被投资方之间的物理距离就可能会成倍的缩短。”确实，由于还没有对投资机会进行广泛而主动的研究，同时缺乏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的系统性的沟通渠道，大多数的天使投资人得到投资机会的信息来自于可依赖的朋友和商业合作伙伴等圈子（Wetzel, 1981; Haar等, 1988; Aram, 1989; Postma 和Sullivan,1990; Mason和Harrison, 1994），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本地人（Sørheim, 2003）。
第二，天使投资人在其投资评审过过程中最为看重的是创业者本人——这比风险资本基金要重视得多（Fiet, 1995; Mason和Stark, 2004）。他们对于当地的商业圈的了解意味着他们在当地的投资都局限在他们自己所了解的创业者，或者是他们的商业合作伙伴所了解的，能够信任的创业者。对于这一点，从Shane (2005, 第22页)的著作中，由一位费城天使投资人的话得以证明:“我们在费城地区有更多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更倾向于乐于或相信在更邻近的地方进行投资。”
第三，对于天使投资人来说，直接出马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代理风险（Landström,1992）。地理上的相似性可让天使投资人们与所投资的公司保持一个紧密的合作关系（Wetzel, 1983）。Landström’s (1992)的研究证明，地理距离是决定投资者之间进行联系的最大影响因素。这反过来表明，天使投资人投入的程度由于关系的可行性所驱使的，而不是对投资的需求所决定。进而，活跃的投资者比消极的投资者更加强调地理相近性（Sørheim和Landström, 2001）。在投资者需要出面来解决问题等危机情况时，相近性显得尤为重要。Paul等(2003,第323页)人的研究中，其中一位投资者是这样评论的： “如果出现了问题，我出门开上车，一个小时能就到。我不想跑到机场去赶飞机。”
最后，天使投资人需要对自己的投资进行监督。这种监督通常是成为董事会成员的方式来实现。这就让天使投资人期待能在一天之内能达到、开会和返回，尽可能地减少路途往来的成本。一些天使投资人更愿意时不时地到所投资的企业里去，以这种方式进行监督；正如Shane研究里的一位天使投资人所说的那样，“看到他们热火朝天地干活” (Shane, 2005, 第22页)。如果是在当地进行投资话，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Avdeitchikova和Landström (2005)从统计数据方面支持了这几种解释。在他们对瑞士非正式投资者的研究中发现，利用个人的社会和商业圈子作为主要的投资资源，而愿意向被投资企业提供实践经验的积极投资者则最有可能在他自己的居住地/办公室不远的范围内进行投资。
有一些研究还发现，经验丰富的天使投资人对于在居住地附近进行投资的益处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Freear等（1992，1994）注意到有38%的第一次进行投资的天使投资人对尚未准备进行投资的地方并没有地域的限制，而有24%的积极天使投资人（参见表3.1）则有地域的倾向性。在Lengyel和Gulliford (1997, 第10页) 在一项针对英国投资人的研究中发现，尽管大多数的投资人（67%）倾向于一小时车程范围内的公司，实际的投资人甚至在其未来的投资中更强调路途长短，有83%的投资人表明，他们更愿意将未来的投资设定在居住地100英里以内的区域时。
远程投资的特点
尽管如此，远程投资仍然存在。在对新英格兰（Wetzel, 1981; Freear 等, 1992）和加拿大（Riding乖, 1993）的研究中，有22%至36%的投资是在投资人居住地或办公地300英里之外（参见表3.2）。在英国，Mason和Harrison (1994)发现，有接受投资的企业中有三分之一距离投资人居住地100英里开外。甚至有一些研究称，在本地投资程度非常高的情形中，仍然有1-10%的投资是远程的。例如，位于渥太华的天使投资人的投资中有11%是在300英里以外（Short and Riding, 1989），而在芬兰，有14%的投资距离投资人的居住地有300多英里（Lumme等, 1998）。
远程投资有几个突出的方面。首先，对于投资者来说，拥有具体行业投资偏好（包括技术偏好）的投资人更愿意进行远程投资，而他们的实际的投资模式支持了这种偏好（Lengyel和Gulliford, 1997）。Paul等人（2003）表示，天使投资人愿意进行非本化投资是与他们手上的资金以及他们已投资的数量相关。他们注意到，例如，对于拥有50万以上资金进行投资的“超级天使投资人”来说，距离不是问题。这种投资人同样也更有可能更有名一些，而也就有可能会与远方的创业者见面。这也与天使投资者的“个人的活动空间”有关。对国内其他区域感兴趣的投资人也会在这些区域里找一些投资机会，以便减少旅行的机会成本。其次，一些投资交易的特点是与远程投资活动相联系在一起的。投资规模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当天使投资人能进行10万美元而不是1万美元的投资，他更不会介意将投资放在一个距离远一些的地方（Innovation Partnership,1993）。需要参与的程度也是一个相关联的因素：一个天使投资者发现项投资要求“每周一次的参与会比每月一次的参与更密切性”（Innovation Partnership,1993）。第三，如果有一个合伙投资人来自于公司所在地，并且是熟悉和信任的人，天使投资人也会进行远程投资的。
从这些不是很完整的文献中可以得一个结论，不存在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非机构性风险资本市场。然而，以近距离投资为主导地位的角度来看，最好的解释是它是一个包括了一系列相互重叠的本地/地区的市场。从天使投资人数量以及他们的投资能力来看，投资的地方性与区域性是有差异的。从投资人的性格、他们的投资偏好以及他们能向被投资公司提供的亲身参与支持来说，这种差异性更加细微，却同样巨大。它遵循了这么一个规律：不是所有地方均能得到非正式的风险资本的。尽管如此，一些远程投资还是存在的。可是，现有的证据基本上很难证明，缺乏非正式风险资本的区域可以从其他地方引入所需的资本。实际上，在Harrison等人（2003）对天国天使投资人的远程投资进行论证式研究表明，英格兰东南部——作为英国经济最富活力，最具创业精神的地区的——的投资人最不愿意进行远程投资，而对技术型企业的远程投资大部分都是从经济不甚活跃的地区流向东南地区国，原因是这个地区拥有向个主要的技术园区。
机构风险资本：地域分析
定义
虽然非正式风险资本市场包括了一些高净值个人，他们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非上市的公司，但是，正式的（或机构）风险资本市场拥有风险资公司，即专业的基金经理，他们将其他人的资金用于投资。大多数的风险资本机构是“独立”的，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基金）和其他的投资者（如富裕家庭、捐赠基金、高校和公司）。由风险资本机构进行管理的基金的投资人（“有限合伙人”）由这种资产级别的潜在高回报率吸引，但他们自己缺少直接投资的资源和经验。此外，由于他们只是将一小部分的投资分配在这种资产级别（一般最多1-2%），将资金投到由风险资本机构（“大合伙人”）管理的基金里会更加方便一些，因为风险资本机构在交易挑选、构建和监督方面有专长。这种专长使得风险资本机构能其他类型的投资更有效地处理不对称信息。风险资本机构擅长向被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保证在投资得到最大限度回报后退出。其他一些小规模级别的风险投资机构是“俘虏”。这些风险投资机构附属于一些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或非金融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其上级机构。（详见Cumming, Fleming和Schwienbacher所著的第五章）。
有三种规模较小的机构投资人值得注意。第一种是一些非金融机构。他们的风险资本投资由于战略要求，与研发或市场考量相关联。这种行为称为“企业风投”。第二种是一些国家里一些风险资本基金，所有的资金来自私人投资，或为了实现税收刺激的要求而进行的投资。例如英国的创业资本信托和加拿大的劳工创业资本基金（Ayayi, 2004）。第三种是在一些国家里，由政府资助的创业资本基金。这些基金用于发展经济，通常是用于缺乏私人产业风险资本基金的领域（Hood, 2000）。
投资的本地化
有关风险资本投资的地理分布的信息获取渠道非常少。主要的来源是由国家风险资本协会或代表风险资本的组织一年一度发表的集中统计数据。但是，这种统计数据只是简单地记录各地区的投资地点，各种投资类型的有限分散，并没有提供投资来源信息。更深层的考虑是与信息覆盖面的广泛性有关（Karaomerlioglu和Jacobsson, 2000）。国家风险基金协会的成员组成有倾向于大的投资者的趋势，这些大的投资者包括那些被认为并不是属于风险资本行业的投资者1，由此出现一些小规模的本地投资者不是协会成员，被排斥的情况。大多数的企业投资者的投资（即非金融企业向一些小企业的的一些战略性小型投资）和天使投资人（包括天使投资财团）也不是协会的成员。有一些商业数据资源提供具体的投资交易资料（包括了投资人和接受投资企业的所在地）。可是，这些数据没有一个全面的广泛性，而是偏向于一些更大规模的投资交易。
美国的风险资本投资高度集中在空间维度上：地区、州和大都会城市。在地区级别上的模式是两海岸（大西洋和太平洋东西海岸的），风险资本投资集中在加利福尼亚、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表3.3）。在各州，风险资本集中于城市。在大都市地区，1997至1998年，仅10个大都市就已经吸引了所有风险投资的68%。同样，美国也存在着大片空白的区域，其中包括南部和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吸引的风险资本投资不多。风险资本投资的地域与高科技园区的分布有紧密关系（Florida和Kenney, 1988a; 1988b; Florida和Smith,1991; 1992）。
在加拿大，风险资本投资在省一级是集中安大略湖和魁北克省，而在大西洋沿岸和大草原地区，投资活动数量最少（表3.4）。在大都市，风险资本集中在大多伦多地区（24%）、蒙特利尔（20%）和渥太华（16%）（2004年数字），三个城市的人口占加拿大人口的28%。实际上，隐藏在大都市成为风险资本投资活动的焦点之下的是，在加拿大，仅仅九个城市就占据了所有风险资本投资价值的82%。
在欧洲，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风险资本的概念要比北美地区宽泛，它包括了私募基金对企业重级组时投资（如管理层买断、机构主导买断和私有化交易等）。这些交易都是规模庞大，通常超过了1000万美元。在英国，风险资本投资活动的地域分布更热衷于伦敦和东南部（图3.5）（Mason和Harrison, 2002）。 这些地区拥有最大的地域比例——一个简单的统计办法可以显示出一个地区是超出或低于 “预计”的风险资本投资比例：该地区在全国经济活动中的比例（在本个案中指企业的股票价值）除以这个数字。只有东密德兰和西密德兰两个地区获得的实际风险投资额（一地的份额比单一量要大）超过了预计比例。地域比例最小的是在“北部”，尤其是威尔士，北爱尔兰、约克郡和汉伯、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由于英国是MBO方式为主导，风险资本投资活动与高科技园区之间的关系极为薄弱（Martin等, 2002）。可是，初始投资仍然不均衡，集中在伦敦、东南地区和东部地区，更多地是与高科技园区（如剑桥）有关，以及更多地是与高科技公司的分布有关（Mason and Harrison, 2002）。
在其他的一些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风险资本投资也呈现出高度的地域集中现象，主要集中在一两个地区（Martin等，2002）。在德国，2003年和2004年的投资总额的65%主要集中在全国15个联邦州中的三个州——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和北莱茵-西伐利亚（Fritsch和Schilder,2006）。尽管如此，相对于其他国家，风险资本投资在德国的地域集中程度还不是很高，只有五个州的地方份额高于平均数（Martin等，2005）。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些投资方式展现出的长期稳定性。在英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风险资本投资的区域分布与之前十年相比，不均衡的现象减少了。伦敦与东南部的主导地位在下降（地方比例下落），而老工业区——如东密尔德与西密尔德以及约克群与汉伯——的风险资本投资比例有所上升。但是，比例的上升主要是以管理层买断的方式出现；初始投资仍然集中在伦敦和东南部（Mason和Harrison, 2002）。在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投资“泡沫”——由大量的资本进入到风险资本行业，导致了投资过多过剩——使得投资活动的短期空间扩散，而风险投资公司不得不在其他领域寻找投资机遇。然而，随后的投资形势恶化，2000年后的风险投资公司疾速地从将其投资活动从地域扩张收缩，重新返回对近距离投资的关注（Green 2004）。事实上，按价值来计算，美国风险投资份额位列前三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德克萨斯州从“泡沫”前时期（1995年-1998年）的54%升到“泡沫”期（1999年-2000年）的55%，而后再升到“后泡沫”期（2001年-2002年）的61%。
对风险资本投资地域集中的说明风险资本投资的地域分布不均衡是由于风险资本产业集中在相对少数的城市以及风险资本投资活动的本地化性质一起造成的。
风险投资机构的空间聚集
风险资本机构集聚在一小部分市场，特别是大的金融中心和处于高科技集群地区的城市。由于大多数风险资本机构只有一个办公地点，包括下属办公地点，对于减少高度空间积聚的作用有限。在美国，风险资本的办公地点集中在旧金山、波士顿和纽约。在加拿大，风险投资公司主要的中心是多伦多（59%），卡尔加里（9%）、蒙特利尔（9%）和温哥华（8%）居其后。在英国，71%的风险资本机构将总部设在大伦敦地区。在德国，则要分散得多。慕尼黑是风险资本机构最多的城市，但还不到总数的20%（Fritsch and Schilder, 2006）。总地来说，六个城市拥有了65%的风险资本机构，不过，这些城市都是主要的银行与金融中心（Martin et al., 2005）。
风险资本机构在金融中心扎堆反映了其中一些机构的性质，即他们是其他的金融机构（如银行）的下属机构。同时，这个性质也让他们能获得大量的知识与经验，了解风险资本机构如何发现机会、组织投资以及对投资组合公司的支持。因此，在金融中心可，以招聘到理想的员工，并在投资过程中，接触其他一些金融从业人员、创业者、法律、会计和咨询机构以及猎头公司。在美国，以科技为主的硅谷地区拥有超常高比例的风险投资机构。与处于金融中心的风险投资机构不同的是，这些基本上是由成功的技术型企业家创建，资金来源是从当地拥有高净值人士（尤其是手握现金的企业家）。而在其他国家中的技术型区域——如英国的剑桥和加拿大的渥太华——基本上只有一些起本地的风险投资机构，而大量地从位于主要金融中心（如伦敦、多伦多等）的风险投资机构“引进”资金。然而，这些本地的风险通常是由本地成功技术型企业家（如在剑桥的Amadeus公司是由Hermann Houser创建，加拿大的Celtic House公司是由Teery Matthews初创。），同时也证明了这些企业家所创建的风险资本机构能使技术聚集区在其投资行为中受益。
风险资本投资的本地特性
风险投资机构的集聚并不一定就会出现风险资本投资的地域不均衡——资金可能会投资到其他地区。但是在实际情况里，风险资本投资行为具有空间的偏好，即风险资本投资者喜欢距离自己近的企业。Florida 和Smith（1991；1992）通过观察发现在高科技园里的风险投资机构倾向于在园区内进行投资。Powell 等(2002)称，在美国，超过一半的生物科技公司能从当地得到风险资本的亲睐。这个比例在规模更小，创建时间更短，科技含量更大的企业中更高，在几个大的生物园区里也是如此（Boston,San Francisco andSan Diego）。此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风险投资机构越来越倾向于在本地进行投资。以互联网投资为例，Zook（2005）指出，从风险投资机构的办公地点与在各级城市——从中小城市到大都市——投资的数量之间存在紧密的统计意义上的关联。Martin等（2005）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称德国风险企业更倾向于本地的投资，而大多数的州（Länder）都依赖于本地的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平均有近一半的企业向风险资本的融资都是面向本地的投资者，这个比例在以慕尼黑为中心的巴伐利亚地区的比例达到了68%。
这种强烈的空间相近度效应出现的原因是公众无法了解到新生和初创不久的企业的信息。这些尚未证实成功的商业模式，没有经历考验的管理团队、新抽样调查和处于萌芽状态的市场对于投资者来说都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Sorenson and Stuart, 2001）。风险资本投资人通过与其他投资人、咨询机构、会计人员和其他广泛的参与者一起共享这些信息，用以化解这些潜在被投资企业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这种方式的信息共享是建立在通过不断地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取得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息交流的本质就是个人化的和非正式化的，因此也很难远距离的进行。结果就造成了他们对远外地公司的信息接触得比较少。做本地投资就成为风险投资公司减少不确定性，抵消信息不清晰，进而将风险降到最低程度的一种方式（Florida和Kenney, 1988a; Florida和Smith,1991）。这种依赖于个人或专业性的交流的方式——按风险资本投资人所说的“Rolodex power”（Jurvetson, 2000, 第124页）——会在风险资本投资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出现：交易流生成、交易评估和投资后关系。
交易流.
交易流阶段，风险资本投资者依据他们的熟人和关系，找到最佳的交易（Zook，2005）。大多数的风险资本机构淹没在商业计划书之中，不得不开放出一些制度，能快速地确定和关注那么最有可能成功的项目。交易流有两个来源：一是陌生人，另外就是由风险资本机构的关系网——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其他的风险资本投资人和创业者。对于不经人介绍，直接找上门的创业人，风险资本投资人无法将其所提供的信息作为依据。相反，他们依赖自己的关系网——常常是本地的——将它作为接受交易流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个已经在相关性和质量方面过滤了一遍。Zook（2005，第83页）曾引用过一位风险资本投资人的一句话来解释这种现象，“我信赖我了解的人，以此来判断是不是好生意。如果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或者他们完全是陌生人，他们就要用有说服力的事来打动我，让我想去了解。”此外，风险资本投资人非常相信将这些推荐人的素质，因此这些相关的机构和个人在向风险资本投资人进行推荐的时候，者将自己的声誉也搭上了。
交易评估
初步筛选的结果就是投资人将具有潜力的投资机会数量缩小了，然后进行详细的评估。据Banatao和Fong (2000, 第302页)的观察，“在这一阶段，风险资本投资人在Palm Pilot的关系人是他最好的朋友。”风险资本投资人利用他广泛的关系网络，研究创业者的背景、市场的发育、有可能已存在或未来的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在投资的起步或初始阶段，人是着重强调的因素。他们做过了什么？他们是可依赖的吗？他们有正确的诚实和道德观念吗？这尤其会出现在投资者相信一种技术，但没有行业和市场的情形之中(von Burg和Kenney, 2000)。在这种情形之中——在主导设计或标准出现之前——风险资本投资人“不得不在提交商业计划书的创业人身上搏一下”（von Burg和Kenney, 2000，第1152页）。如果创业者是本地人的话，风险资本投资人就会通过他们的了解和当地的关系来本验证这些创业者的履历。信息的可信度同样有可能会更高一些的(Zook, 2004)。一些渥太华的风险资本投资人对如何轻松地对当地的创业者进行尽职调查发表了自己的观点（Harrison等, 2004, 第1064页）：
这是一个很窄的圈子，大多数的人都是你认识我，我认识你的。打两个电话，我就掌握所有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你正在与几个团队打交道，起码有一些人是来自渥太华的……上于我有六到七个投资是在半导体行业，在渥太华，从事半导体待业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因此，也很少有我不知道的人，或者很少有对不了解他们的人，或者很少在以前没有与他们共事过。
渥太华是一个小地方，因此，通常一个人在北电干过一段时间，那么你就能找到曾经与他一起做过事的人。
我想了解他们在什么地方干过……就算他们在六个地方工作过，我一定会在其中一个的地方有认识的人。
因此，正如Zook所注意到的那样，将投资限定在附近的企业会更容易和更快速地了解创业者的推荐信，经常是通过风险资本投资人的个人关系和经验知识对其进行验证。
投资后关系
当投资完成后，对于本地性的关注就变得更加重要了。风险资本投资人不仅要提供资金，他们还要对所投资企业的经营进行监督，确保他们的投资。这通常是通过进入董事会，给企业设定要实现的目标和进度，向所投资的公司提供和指导等支持以提供其业绩。对由年青的科技人员为主导的技术型公司，风险资本投资人甚至在公司的管理方面要起到一定的作用。支持和监督他们的投资——这是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也占据了风险资本投资人的大部分时间——也同样强调了距离相邻的重要性。尽管一些支持方式不要求很近距离的接触，但是仍然有一些情况需要有面对面的交流，而每次去访问非本地的机构者都去对风险资本机构产生高额的成本。毫无疑问，对于这种情况，地域的相近性对于企业从其风险资本投资者处所获得的支持各度和力度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Zook,2004;2005)。首先，风险资本投资者如果要与所投资的企业距离较近的话，那么风险资本投资者就可与被投资企业进行紧密的合作，起来支持与建议的作用。其次，风险资本投资人通知众多的关系，并对某些行业有深入的了解：推荐一些专业性资源是风险资本投资人提供的重要附加值贡献。在被投资企业与风险资本投资人在地域上有近似性的时候，这种社会关系网就会随时可用上（Powell et al., 2002;Zook, 2005）。第三，当风险资本投资人与被投资企业在地域上相近的时候，这种好处就会更进一步放大，即“在餐馆或咖啡馆里的不期而遇，在小联盟棒球比赛或橄榄球比赛的贵宾看台上出现的机遇，或有关研讨会或讲演会经常性地安排……”（Powell 等, 2002, 第294页）。简而言之，准确说来，由于风险资本不仅仅是资本的提供，地域上的相近是非常重要的（Hellman, 2000, 第292页）。
总结
风险资本投资人在努力将风险和不确定性减少到最低程度时，他们严重地依赖于他们自己的关系网，用以作为自己生意的来源、对投资组合企业提供及时的援助并监督他们的运营表现。由于上述所有的行为越来越难以在超远距离的情况下来实行，这就使得在本地投资受到新睐。
风险资本：成为地点因素
风险投资机构强烈地关注本地投资也会吸引缺乏风险资本地区，同时正在寻求融资的企业。这种情况在Zook（2002，2005）对于互联网企业的地域分析中得到了证明。Zook发现，在互联网行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阶段，获取风险资本的重要性，连带其有限的流动性是鼓励美国其他地区的互联网创业者来到旧金山地区的重要因素，这些其他地方的互联网创业者抑或是在创业初期，抑或刚刚创建了企业。推动因素和阻碍因素相互混杂，潜伏在这种趋势这中。首先，旧金山的风险资本投资者们非常迅速地接受了这一时期互联网创业者寻求资金的方式：这些“风险资本投资者早已经在仔细查看新一代拥有前景的重要新发现，扑向互联网机遇，开始投资，接触数量庞大的互联网创业者”(Zook,2002,第162页)。可是，其它地方的风险资本投资者经常”不知所以然”——他们不了解，不明白或相信互联网行业——因而他们更倾向于拒绝互联网创业者的融资请求。其二，网景和雅虎的成功经验展现了加速市场化的重要性，保证第一推动者的优势。因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疯狂时期，互联网创业者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大跃进”。这种策略要求风险资本融资，以此快速的规模化，租用资源，建立市场进入途径等，取得竞争优势。互联网创业者还认识到风险资本投资者通过其关系网和知识提供的价值。然而，“明智的资金”尤其会投在自己门家口（Zook，2005）.因此，地点成为互联网创业者的一个战略性选择：“创业者不得不入驻硅谷，因为这个地方有资金”（Zook,2005,第61页）。
需求方因素
到现在，我们的讨论将供应方因素当作风险资本投资在地域上集中的一个原因。可是，风险资本的出现或缺失同样会对需求方造成影响。风险投资机构所在地及他们的投资活动的一个更为深远的结果就是对风险资本投资的了解在各地是各不相同的(Thompson, 1989)。这反过来就会对风险资本的需求产生潜在意义（Martin等，2005）。对风险资本的了解和学习对位于在风险资本投资人集中的地区企业社区中扩散开来。由此，创业者和中间机构（如会计、银行家、律师和咨询师）都会对更深入了解风险资本的作用及益处，风险资本投资者思考进行投资的交易类型以谈判和设计投资的机制。同时，如之前所述，律师、会计师等等与风险资本的联系意味他们所推荐进行融资的企业会得到认真的考虑。全面的影响是对已经设有风险资本的地区里，增加对风险资本的需求。如Martin等（2002，第136页）所观察到的，
一个强大的相互扶持的流程显得起到了作用：风险资本投资人出现与发展的地方正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中小企业——活动很频繁的地方，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刺激当地风险资本市场，而风险资本市场又会对当地中小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贡献，如此不断地循环。
与之相反的是，在很少或缺乏风险投资机构的地区，创业者和企业支持网络所了解的东西会是很差和不完整的，而中间机构与风险投资机构没有联系，或者最为重要的是，在向其客户推销什么是“可投资的”能力不足。这种效果会压抑对风险资本的需求。
远程投资
本次讨论在此还强调风险资本投资地方特征。可是，重要的是要认可远程投资也是会出现的。远程投资的效果实际上是要增强风险资本投资的地域集聚性，而不是产生分布更为分乱的投资，因为投资“主要流向现有的高科技企业集中地区”（Florida和Smith, 1992, 第192页）。风险资本流动的最好的证明就是Florida和Smith（1991，2002）根据美国的情况所写的著作。他们注意到位于金融中心（如纽约和芝加哥）风险资本都将他们的投资放在远距离的地方，尤其是高科技地区。这与位于高科技地区的风险投资机构不同，后者将大部分的投资放在了本地，即使也有一些远程的投资。Powell等（2002）在生物技术行业里有类似的发现：纽约的资金投在了波士顿、圣地亚哥和其他的地方，而波士顿和旧金山资资者的投资偏向于在自己所在的州。与之相似的是，在德国，在风险资本集聚区域的风险资本将极小数的投资投在以慕尼黑为中心的巴伐利亚地区，这个地区是主要的高科技园区。对于风险投资机构来说，除了他们各自所在的地区，巴伐利亚是第二个最为重要的地区，占据了汉堡的风险资本投资者投资的29%，杜塞尔多夫风险资本投资人的25%（Martin等，2005）。
远程风险资本投资主要出现非本地和本地投资者（参见Wright和Lockett, 2003和Manigart等, 2006所讨论的风险资本的联合）之间投资联合，这是一个关键点。Sorenson和Stuart (2001, 第1582页至1583页)观察到，“风险资本投资者将他们的积极投资跨越了时间，扩展了自己的空间……方式是主要是通过加入在远距离的社区由主要风险资本投资者组成的周围。”联合财团的出现是由于年青成长型企业——尤其是技术型企业——通常在成功前会进行几轮融资，而每一轮投资的数额都会越来越大。然而，风险资本机构通过多样化，即以组合型方式投资一些企业，这些风险投资机构希望其中的一些企业能成功，以抵销投资失败造成的损失。很明显，如果初始投资者要继续提供一个企业所需要的全站资金，他就会停止进行多元化组合投资。被投资企业也会从后续几轮其他投资者的联合融资中受益，原因是这些他们可以获取到更为广泛的附加价值能力。实际上，这些企业的初始投资者的附加价值能力对处于创业阶段或早期成长阶段的企业更加适合，而在这个阶段成功地进行融资谈判的企业将会需要全然不同的附加价值贡献，而这些初始投资者所不具备的。本地主要投资人距离方面的问题对于这些后阶段投资人来说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他们自己即可能是本地的，也可能是非本地的。因此，他们愿意相信本地的风险资本基金所承担的交易评估、监督和支持的功能，这其中包括加入董事会，保持完全的消极作用。如果远程投资者的的确确贡献出了附加价值的功能，那么他们就是那种不要求与被投资企业有紧密联系的投资者。在联合财团之中，有一种强烈的互惠效应：本地投资者通常由其他的风险资本投资者邀请，加入到由他们主导的交易中来，而这只是为了强化信任因素。因此，联合财团是成立时间更为长久的风险投资机构的独特特性。Florida和Kenny（1988，第47页）表明，“投资联合财团或许是风险资本行业地域性的关键要素。”
风险资本集聚区和科技园区：渥太华案例
一般认为，本地可获得的风险资本是孵化和维护创业型高科技园区的关键。如DeVol(2000,第25页，粗体为作者所加)所评述的那样，“通过对新点的投资，风险资本投资者是建立集群的催化剂，因为他们为新企业的成形提供了成立新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起到了良好作用的风险资本投资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区域性技术园区得以发展所必须的。但是，这与硅谷（Saxenian,1994）和诸如渥太华（Mason 等,2002）、华盛顿（Feldman,2001）和剑桥（Garnsey和Heffernan, 2005）等其他园区的证据相矛盾，风险资本不是领导而是阻碍了创业活动的萌发。可是，对于一个集群维护成长与发展来说，是需要风险资本的（Llobrera等，2000）：没有了风险资本，一个集群就可能变得停顿或衰弱(Feldman, 2001; Feldman等, 2005)。
渥太华技术园区：概述
这个过程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得到了验证。渥太华是加拿大风险资本投资的主要区域之一。（参见Shavinina，2004，整体了解渥太华技术集群区。）渥太华技术聚集区目前拥有1500家技术型公司，雇佣了大约70000名工作人员（从2000年技术繁荣最高峰时85000人下滑）。加拿大电信有超过75%的研发项目在渥太华进行的。渥太华不是一些联邦研发机构的驻地，也是许多领先的私人领域技术企业的所在地，这些私人领域的企业包括北电网络、新桥网络公司（在2000年被阿尔卡特收购）、科瑞尔公司、捷迪讯光电公司和敏迪公司——虽然这些公司中有许多在2000年后的科技低迷时期大大地缩水了。北电的全球研究有大部分放置在渥太华。渥太华被视作是电信技术的中心，使得如思科系统公司、诺基亚、卡德思设计系统公司和Premisys电信公司等跨国集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通过新的邽开放或收购当地企业的方式以在在该地区立足。
渥太华作为一个高科技集群地区而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40年至50年以来的初创企业和成长型的创业企业。这可追溯到在二战刚刚过后，于1948年成立的加拿大计算设备公司。这家公司是从政府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RC）研究室里分离出来的，生产军用计算机硬件。从那以后，NRC和其他的政府研究委员会成为了许多其他分离部分的母体。一个更具意义的构件是北方电信（贝尔研究所的前者，即后来的北电网络）将自己的研究部门从蒙特利尔移到渥太华。而后，渥太华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富创新力的电讯研究中心，虽然在2000年以来规模有所下降。多年以来，渥太华汇集了众多的大公司的独立业务部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随着北电的一子公司微系统国际——最早的半导体技术开发商之一——由于芯片业务的短期衰退而倒闭，渥太华的产业再次得到提升。微系统国际曾一度吸引了大量高水平的IT工程师和研究人员来到渥太华。有20多家创业企业的员工都曾是微系统的雇员。
集群发展初期的风险资本
渥太华技术集群的初期出现和早期发展是在没有本地风险资本资源的情形下出现的，这是一个关键点。一位观察家在1991年发现，与美国的技术聚集地相比，“渥太华因其……风险资本投资量少而令人注目”（Doyle，1991）.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渥太华唯一的风险资本来源是由魁北克从事木材生意的公司，这些公司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投资当地的高科技公司。这些公司中有一家被诺兰达收购，而诺兰达则逐步发展成为诺兰达企业集团，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为渥太华的第一家风险资本机构。诺兰达“几乎参股过所有在渥太华-卡尔顿（OTTAWA-CARLTON）地区创建成功高科技公司”（Doyle，1993， 第12页）。可是，诺兰达与其他投资者提供的是扩展资本。因此，天使投资是创业资金的唯一来源。3 针对1965年以来——主要是在1978年至1982年——成立的高科技创业企业的调查发现，很少有企业获得了外地资金，没有企业得到过风险投资，资金的最为主要来源是创始人的个人存款（Steed和Nichol, 1985）。
就在1996年，在加拿大风险资本协会（CVCA）会员目录中，渥太华只有两家风险资本机构名列基中：商业发展银行的支行和资本联盟。前者是一家由国家政府成立及监管的企业，通过其分支机构网络向加拿大中小企业提供国债和股权资金。后者是一种劳工赞助创投基金(Labor Sponsored Venture Capital Fund),由诺兰达企业集团的前常务合作人所创,但于二十世纪九年年代初倒闭。4 此外，风险投资机构在加拿大其他地区和在美国对渥太华没有表现出任何有兴趣。1997年风险资本大会是首次吸引了外地的投资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渥太华唯一有影响力的风险资本是新桥网络。它创立于1986年，创始人是特里·马修。他与迈克尔·考布兰德联手创办了敏迪，后者后来创建了Corel公司。新桥于2000年被阿尔卡特收购。新桥联属计划从根本上是一种企业风险资本。联属机构是一些开发与新桥设备相兼容产品的公司，这些产品能增强新桥的产品销售实力。联属计划向这些公司提供新桥公司和马修个人的直接投资，提供创业指导和长期支持，其中包括后勤支持功能等。联属计划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就逐步减少了。不过，马修个人创建了Celtic House公司，继续涉足风险投资，并最初在渥太华和伦敦建立了代表处，后来在多伦多开设了第三家代表处。他个人是Celtic House首次募资的投资人，而第二和第三次募资则来自其他一些投资人。
近期兴盛的风险资本投资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渥太华的风险资本来源发生了转变。实际上，2000年，有12亿加元投资在渥太华的企业，占整个加拿大全国投资的25%，是1999年的四倍，1997年的七倍。2000年后的高科技衰退造成了风险资本投资规模暴跌（部分与估值缩水有关）。尽管如此，在衰退期的渥太华仍然持续吸引了加拿大风险资本活动中不相称的份额。
风险资本投资活动的增长有两个来源。第一来源是渥太华的风险资本基金数量的增加，其中包括一些本地的基金(很多是曾经参与过联属计划的前新桥员工)和加拿大风险资本基金的分支机构。此外，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些风险投资机构雇佣当地人作为他们的“耳目”。第二来源是在加拿大其他地方和美国——主要是多伦多和波士顿——开始向渥太华的企业投资。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美国投资人的投资——这些投资人是由初始投资人引进，提供第二轮或第三轮投资。
伴随风险资本投资活动增长的是天使投资人数量的急剧扩大。直接的后果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许多成功的，已经套现创业者以及大量的从大型企业领域出来的高级管理人员（如北电、新桥，捷迪讯光电公司），他们从股份期权中获得巨额资金。此外，与那些投资上一代技术型创业企业，如敏捷和Lumonics 不同的是,这些天使投资人拥有技术背景,所投资的是他们了解领域,因此能为所投资的创业者提供商业基础知识。天使投资人奉献的其中一个增值是引入风险资本基金。实际上，Madill等（2005）发现，57%的技术型在向天使投资人融资后，会向风险资本基金进行融资；与之相反的是，只有10%的企业没有通过天使投资人来募集到风险资本。这反映了天使投资人在建立创业公司过程中的作用，使这些创业公司成为“即时投资者”。天使投资者的声誉对风险资本基金来说也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实际上，一个本地的风险资本投资者发现自己投资了许多的企业，“很大程度上原因是这些企业的天使投资者的素质很高”（引自Manson等，2002，第267页）。
有四种相互关联的因素可以解释风险资本投资人当中对渥太华近来产生的兴趣（Manson等，2002）。首先，几个环境因素对渥太华有利。风险资本行业在1990年下半年经历了一轮融资兴盛期，这是由于“火热”的IPO市场和针对年青技术型公司的积极并购市场。由此，大量的资金正找可盈利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风险资本投资者发现，他们的投资资金超过了在本地可能有的投资机会，因此他们开始去寻找外地的机会（参见 Green，2004）。风险资本投资人所感兴趣的一个主要领域是通信行业—语音、数据、通话和基础设施等企业。这些都是渥太华具有很强实力的的行域。擅长在通信技术方面的风险投资机构认识到渥太华在这个领域里由于拥有世界级水准的技术而响誉国际，同时他们了解他们无法忽略渥太华这个区域是一个潜力的机会来源。渥太华两家本地的风险资本基金——CelticHouse 和SkypointCapital——同样也擅长在通信技术方面投资。
其次，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出售了三家创业不久，均有风险资本参股的公司，这两个时间是对于风险资本圈来说估值极度高的时期，如一个当地的投资者所言：“渥太华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另外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对于这三家公司的创业者和员工的货币奖励（通过股份期权）对于大公司的工程师有一巨大的影响，让他们更加积极地创建技术型公司或是在这样的公司里工作。因此，风险资本投资人就更容易地从大公司吸引人才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创业团队。
第三，位于的渥太华的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如北电、捷迪讯光电公司和新桥网络，都让渥太华因其技术与工程师而获得了高度的人气。这也了吸引了——尤其是美国风险投资者的——注意力，让渥太华的创业者们得到机会与风险资本投资者交流。一个以前负责渥太华风险资本会的经济发展官员表示：“当（创业者）打电话说，’我们来自渥太华，我们正这个地方工作。他们获得了人们的注意……因为渥太华现在真正地在他们的版图上。”他还还引用了一位美国风险资本投资人告诉他的话：“如果你看到有一交易与前北电的人有关的话，我就会想去了解一下。”实际上，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美国风险资本投资者都去了渥太华“找一些以前北电的工程师或其他公司的工程师，为他们的想法投资。”有意思的是，波士顿的风险资本投资人在渥太华做过投资，尽管他们没有亲自出现在渥太华。可是，乘坐飞机只要一个半小时，——因为渥太华城市太小，可以很快地打入到本地圈子之中。
最后，多伦多的风险资本投资人也大老远地来投资渥太华。渥太华与多伦多有一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足够让多伦多的风险资本投资人来做一天的生意了。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许多多伦多风险资本投资人发现这种投资模式存在问题。他们无法出得起美国风险资本投资人对年青的技术型公司所支付的估价。另外，许多美国基金的实力雄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对交易进行联合投资，因些也就将加拿大的风险资本基金排队在投资之外。这促使多伦多的风险资本提资人认识到他们需要赶在美国投资人之前，在初期阶段进行投资,因而要在企业进行下一轮融资的时候成为投资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在地方上出现，以提升他们的交易推荐源。
以渥太华为例，这表明技术聚集区要示一个之前既有的技术基础，其中包括研发活动，而第一代技术型公司才能脱颖而出，获得本地，通常是非专业人士的投资者投资。然而，这需要时间来建立一个技术聚集区，使其有能力创造出先进的观念、创业文化和能够支持世界级企业涌现和成长的环境，而这些世界级的企业才会为投资者产生高额的回报。只要风险资本投资人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才会被吸引住，然后投资。
概述
本章主要关注了对风险资本投资活动产生强烈效果的地域因素，这是与经济学的完美流动资本市场的想法是相矛盾（Florida和Smith, 1991）。虽然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可以同时也能从任何地方都筹集资金，但是对于他们在什么地方投资是有强烈地地域局限性的。 首先，在本地投资是将不确定性最小化，减少确认和评估投资机会的风险以及对所投资企业的提供支持。这些考虑也同样促进正在寻求资金的新企业从缺少风险资本的地方迁移出来。
其实，大部分的风险资本都是远程投资。可是，由于这种远程投资通常都是与其他的风险投资企业一起进行，就需要有当地的投资来协调财团的形成，承担距离敏感性功能，因此就会对投资的流向就会有大的限制。实际上，大多数进行远程风险资本投资都流向了主要的技术聚集区，这些地区已经拥有了大量的风险投资企业和投资活动。这样的结果会强化风险资本投资行为的地域性集中。出于同样的原因，缺少风险资本投资者的地域会在获得外地的风险资本方面面临困难。第三，风险资本投资活动的大量集中会造成一个良性循环，对风险资本的了解和学习会扩展到当地的创业才和中间机构，造成对风险资本的需求上升。而在风险资本缺乏地区出现的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情况是对于这种融资方式的了解与理解非常薄弱，因此，创业者会很少会赞同寻求风险资本，而中间机构也无法有足够的能力得到其客户手上可用的资金。
假设风险资本投资者对新的企业组成与增长有积极影响，如即是投资者又是催化剂，他们投资的地域聚集性反过来就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比如以硅谷为例，与大量的风险资本资源相邻，使可以在更早期的时候获得融资，完成更多轮的融资，并在每轮融资中获得更多的资金。这种情况会转变为更好的表现：更快速的增长、利润更多，员工人数更多，实现IPO的可能性更高。5 通过在早期接触到风险资本，这让创业企业有实质性的领先优势，促使先锋将理论快速地转化为市场化产品，成为行业的领导者（Zhang，2006）
未来研究方式
研究创业和融资的学者当中基本上是忽略了风险资本的地域性。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对地理货币的产生兴趣，地域经济学者们对这个主题的关注出人意料的有限（Martin, 1999; Pollard,2003）。因此，需要提出一些重大的研究问题。不可避免的是，任何一个研究主题都是人个性的和独特的。根据他本章所回顾的资料，在未来的研究中，有五个主题按轻重缓急来进行排序。
统计信息，不同地方的天使投资人的特征，远程投资出现的条件（评估投资者性格、投资的性质和当地环境的作用）以及进行远程投资的天使投资人化解地域性的挑战。这些问题相当的直白，但也直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原因是很难获得天使投资及其投资的全面的统计信息。
第二，大多有关风险资本投资活动的地域分析都使用了非常总合数据。未来的研究需要利用一些数据库，如汤姆森金融的风险专家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拥有大量的得到风险资本的公司信息及其投资者信息，因而也就可以挖掘更多的与地域有关的系列问题。
第三，从宏观面以及定量数据转向微观和定性数据，这需要有更深入地查看天使投资者和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决策中地理位置与距离因素的影响力。虽然大多数的投资者——尤其专注于早期投资的投资者——强调本地投资的重要性，要找出“例外”也不是很因难（Mason和 Rogers, 1996）。这可能表示潜在的投资需求方所在地域是一个补偿性因素，在投资的其他方面特别适合的时候，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就有可能要求用“实时”性的研究方法。更广泛地来说，需要探究投资者的空间偏好，而这个会影响这些投资者对不同的地理位置里投资机会的态度。
第四，需要梳理出风险资本和科技集群之间关联。在此有两个特别问题。第一个涉及到普遍的观点：风险资本对于科技集群出现的前提条件。本章突出了渥太华的案例，引用了一些其他人的研究。这些研究明天表明，风险资本落于技术集群的发展，而对早期的独立业务部分的资助是由不同的参与者来承当的，其中包括天使投资人、大企业和政府，进而可能会吸引一些其他地区的风险资本投资者。这些投资者进行投资和监督的方式是通过乘坐飞机进行“两地跑”的方式。本地的风险资本资源只会在创业活动达到 一定大的规模的时才会出现，科技集群会自身形成特色，涌现成功的创业事迹和地区的技术含量得到认可。这些都需要进行有更多的探索研究。
第二个问题则是技术集群的知识溢出。在科技集群内的企业通过快速了解创新、生产技术和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竞争策略。这种了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主要通过以人际交往来传播。学术研究倾向于关注三个过程上：当地劳动力市场中技术型工作的流动、分拆过程(这涉及个人或团队脱离公司，创建新企业)和在技术集群内部各企业的各类合作行为。这并没有考虑风险资本投资者作为信息产生或者融合者的作用。然而，正如本章所强调的，在风险资本投资者与其他投资者、创业者、企业金融人员、猎头、咨询师和专业人员进行信息共享的人际网络中是处于中心地位的。这个地位使风险资本投资者对某些行业的可能的技术和市场趋势有深刻的了解，他们会将这种了解用于决定投资方面，对被投资公司的组合。这对技术集群的发展轨迹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最后，风险资本行业是一个动态的行业，而由于它已是一个成熟的行业，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了。因此，研究需要避免对在硅谷或甚至美国所发生的情况进行推测，而是要验证风险资本投资人在不同区域的投资行为。另外，同样需要认识到，投资过程和行为会随着投资流程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这会出现不一样的地域性（如Green，2004证明）。研究不必须区分“风险资本”和“私募基金”。前者可定义为是对新的或成长型的创业企业的投资。后者对现有的公司，它主要是要求进行重组，同时通常以管理层买断（MBO）的方式进行。在管理层买断方式是现有管理层与投资者一起收购上级公司的部门或子公司，成为共同所有者。风险资本与私募基金不同的地域特征（Mason和Harrison, 2002），他们对本地或地区的影响力也是大相径庭的。从根本上来说，风险资本提供的资金是对未来发展的投资，而私募基金提代的资金则是为了促成所有权转变。另外，私募基金交易普遍具有高借贷特征，也就是说，私募基金拥有高额的长期负债成份，这是为了保证企业用于支付股东的未来现金流。这些企业需要产生现金，以便不支付。这可能会涉及资产出售。如果这些私募基金不能偿还债务，那么就不得不减少投资，这就可能会导致市场占有率的损失，进而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并最终出现财务危机。Wrigley（1999，第205页）对美国零售业的研究表明，企业资本结构的转换会对经济地景模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直接的意义是高借贷企业的活动进行空间上的重组，而间接的方式则是竞争对手应对在上述转型中的举措对市场格局的重构……剥离、市场合并和回避……空间掠夺、市场进入、扩张和退出……和竞争对手的竞争价格应对……这都只是其中的一些结果。
研究人员不需要注意要风险资本行业的不断变化的特征。有两个趋势至关重要。第一个就是风险资本的成长已经获得广泛认可，金融机构里已经达到了资产级别。对此，一种结果就各种基金可以管理数量更为庞大的资金。这反过来也就会抬高投资的最低规模和平均规模，导致越来越强调对于既有的后期投资，因为这些企业比初创时拥有更大的空间。第二个趋势就是从普通投资者向专业投资者的转变，后者关注于具体产业的“空间”（横向的或纵向的）。预计这两种趋势都有可能在地域方面都有所影响，一个显著的方面就是极大减弱对本地的投资。
政策意义
风险资本对初创和成长时期所具有的催化剂影响已经促使政府将风险资本作为一种主要要素，用于落后地区促进以科技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可是，Florida和Kenney（1988b,第316-317页）观察到，“简单地提供风险资本不会如有神助似的创造出高科技创业兴盛的条件。”Zook（2005）持类似的态度，评论首：“直接将额外的资本投入到某一个地区前不必然会产生现有风险资本中心的活跃性。”首先，如Venkataraman（2004）注意到的，风险资本需要与有专业的个人相结合——主要企业管理人员，他们能创造和产生新新奇的想法，创建公司，提出原型，拥有第一个客户，开发产品和市场，在严峻和混乱的，充满竞争的市场中打拼。进而，这会产生出许多成功安全，为其他人提供榜样。如果没有这些商业风险-高回报的企业，私营行业内的风险资本投资者就不会投资，有钱的本地投资人就不会变成天使投资人，而是会代以投资其他资产类别。其次，一直以来所重复强调的是，提供资金只是风险资本投资者的一部分作用。因此，利用公共资金创建“风险资本”基金，使用缺乏风险资本投资人所拥有的附加技能的管理人员，这只会导致无效的投资。根据Venkataraman (2004, 第154页)的研究，这种资金会“直接专心导致低质量投资”。不过，如渥太华的案例所示，能提供良好投资机会的地区会吸引风险资本。对于低效风险资本地区来说，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试图人为地创建一个区域性风险资本群很有可能是无效率的。风险资本只会被吸引到拥有新奇想法和人才的地方（Venkataraman, 2004）。政府制订者应集中精力于建设地区的科技基地，鼓励创业和成长，提升企业支持的基础设施。具体而言，即要向该地的研究机构投入资金，开发出有相对先进的知识——用以吸引其他地区的人才，产生的技术创新想法——并提出倡议，促进地区创业文化，提高上述人群的创业能力（Venkataraman, 2004）。一位曾是渥太华高科技集群的长期参与者以及后来成为观察者，对风险资本投资者说道：“先建梧桐树，凤凰自然来”（引自 Manson等，2002年，第277页）
致谢
非常感谢Hans Landström对本章的初稿提出了深刻意见。本章的完成得到了新西兰坎得伯雷大学访问学者奖学金的资助。最真诚地感谢坎特伯雷大学提供的该奖学金
备注
1、值得注意的是，私募机会向大公司投资，促进其重组。
2、温哥华、维多利来、, 基奇纳-滑铁卢、卡尔加里、埃德蒙顿、渥太华、大多伦多地区、蒙特利尔和魁北克高。这些城市在2001年的人口统计中占据了加拿大45%的人口。
3、例如，Mitel从当地的律师中手得到了一笔种子资金，而Lumonics从当好的生意人手中融资（“零销商、律师和汽车停车场主”：Mittelstaedt， 1980）.
4、Noranda企业是唯一一家位于渥太华的风险资本投资公司，于1992年列在CVCA目录。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母公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遭到收购而关闭。这的新拥有者将这个公司定位为资源企业，因此，在1992年停止了其投资活动（尽管取得用38%的股东综合回报率:Doyle, 1991,1993）
5. 然而，在硅谷，有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同样有较低的存活率。Zhang(2006)建议这可能会反映出缺少谨慎的筛选。一个更可信的解释是风险投资机构对投资机遇的竞争与在风险资本投资将某一具体市场的进行过量投资的所有风险资本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