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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波斯特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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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编辑本段回目录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1941年生,1968年获得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历史学系和电影与传播学系教授,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并同时受聘于该校的信息科学院和比较文学系。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研究领域:西方文化思想史,批判理论,新媒体研究。

主要著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互联网怎么了》(2001)
  《文化史与后现代主义》(1997)
  《第二媒介时代》(1995)
  《信息方式》(1990)
  编译有鲍德里亚
  《生产之镜》
  《鲍德里亚文选》
  《政治理论与当代文化》等
  最新的著作
  《请给我信息——互联网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将于下个月在美国出版

用历史阐述媒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媒介的历史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倒背如流,从口头传播到纸质媒介再到电影电视直至今天的互联网。然而在马克·波斯特的书中,媒介不仅仅具有一种物质性的进化意义,而且成为了一种划分文化时代的标志。他的书中充满了历史的厚重和哲学的思辩、哲学、历史、媒介三个看似不相干的学科,在他的书中构成了关乎人类自我发展的主题。

  波斯特的文风艰涩难懂,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当代最有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学家。在《信息方式》一书他将信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而备受学界瞩目,在《第二媒介时代》中从后现代的理论视角系统地树立西方批判学派的思想,考察了新传播技术的蕴意。每一本书既有对于媒介特质的哲学思考,也有历史学家对于人类的思考与探索,也正是因为其多元的复合媒介分析方法,吸引和启发了众多国内外学者。

哲学、历史、媒介三级跳

  波斯特坦言自己最喜欢的学科是哲学,当时在选择历史的时候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我喜欢读哲学方面的书籍,他能让人思考的更为深入,但是很多哲学的研究却过于严格而且也不是那么有趣,所以我就当了逃兵选择了历史系。”波斯特风趣地说。

  传统的历史研究重视的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背景,是一门“考证”的学问。但是波斯特却并不喜欢这种具体的思维方式。他曾经这样描述过历史学家的责任:“(历史学家)不仅仅是描述过去的受害者以认清当今的体系的不足,而是要研究为什么当时的社会结构使得这些人成为了受害者,并且成为了稳定的维持这个体系的因素。”这种批判性和宏观的思维最终让他选择了更为自由的思想史专业:“思想史更加松散和广阔,作为学问来说它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你可以不必像哲学那样一本正经的思考这么抽象的东西,也不像传统的历史研究如此的具体和严格,它让我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

  虽然舍弃了哲学专业,波斯特对于哲学的热爱却并没有减少。或者可以这样说,正是哲学促使了他最终转向了媒介研究。对于哲学的兴趣使得波斯特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特别关注,而批判性的历史思维又使得他对西方批判理论情有独钟。尤其是以阿多诺、本雅明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影响很大,像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波斯特将自己的视线越来越多转向了日常生活,转向媒介,从而把电子媒介通讯与后结构理论联系了起来,并且用自己丰富的思想史知识将其发展成了自己的理论。

  新媒介的兴起让西方尤其是美国,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媒介化的社会。在波斯特教授看来,随着新媒体的媒介的产生,媒体在个人的主体性的塑造方面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主体性并不是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哲学,社会学的问题。哲学在这个方面并不能够完全解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而从媒介入手则是一个更新更具体的命题,目前美国的哲学家还并没有在这样一个层次上提到主体性的问题。

  波斯特教授也非常感谢自己那一段历史研究的经历:“我认为历史研究中有很多先进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值得媒介研究者借鉴。”他指出,很多新媒体的研究者对于媒介发展史的研究不够深入,方法也过于陈旧。“有意思的是,现在美国的新媒介研究趋势,恰恰是用一种更新颖的方法去研究诸如报纸之类的早期的媒介与新媒介的关系。我认为对媒介研究既可以通过理论的角度,也可以通过历史的角度,因而媒介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应该更加紧密一些才对。但是在美国历史研究中对于媒介的发展关注还不够,我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更多的历史学家对媒介研究感兴趣。”

“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波斯特在他的第二本著作《第二媒介时代》中曾说道:“既然风车与封建制度、蒸汽机与资本主义相联系,那么我推想马克思同样也会接着说,电子通讯应当与信息方式相联系。”类似的对于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引用和继承在他的书中比比皆是,足以见马克思对其的影响之大。

  谈到马克思时,波斯特很爽快地回答道:“我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多时候人们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愿意正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对于媒介的研究。马克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很多研究媒介的学者也一直在受到他的影响,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等等。马克思虽然对于传播和媒介也有只言片语的描述,但我想他却从来没有把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重点。”

  不同的时代背景,使得波斯特和马克思所关注的媒介问题也并不一样。马克思所在的时代是工业化的时代,但是波斯特所研究的时代却是后工业时代,因而波斯特认为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之下,核心的问题不是像马克思一样去构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而是如何摆脱工业和资本给人们带来的桎梏,这才是马克思留给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虽然在著作中提到媒介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深入地涉及媒介研究和主体的塑造问题,他认为媒介是一种精神交往,而非一种物质力量,并不具备改变社会的力量。波斯特却认为鉴于西方工人运动的失败,如果要改变社会就需要从文化层面上着手。因而,对于主体的塑造,就是这个改变过程的关键。2001年出版的《互联网怎么了》这本书中,波斯特把媒介描述成为一种物质,一种文化的物质力量。启迪他的就是马克思对媒介的商业或者政治控制力量的那种批判性思考方式。

  波斯特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中与启蒙运动有分歧的地方却是最有趣的。这也是他对于马克思的思想中最为感兴趣的方面:“例如在马克思观点中,工人对自身状况以及自身巨大的阶级力量的自觉,这就是一个如何构建工人的主体性的问题,也是我研究的时候最为关注的一点。”

互联网与现代性

  互联网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是现代性观念的产物,但是在互联网上文化却具有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因而,对于人对现代性的思考就成为了波斯特媒介研究的核心。早在1986年波斯特就开始接触了互联网,虽然那时仅仅是通过调制解调器来上BBS。在波斯特开始写作《信息方式》的时候,万维网还不存在;当他的《第二媒介时代》1995年出版的时候,万维网也只是刚刚起步。波斯特自己从未想过从1990年《信息方式》出版到现在仅仅十来年,互连网就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他强调尽管互联网发展迅速,十年前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互联网最重要的特征——无限的可能性,并没有变化。因此,就像人们研究电视电影和“沙发薯片”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波斯特所追问的是互联网可以给人们一种什么样的人格,而不是技术上的改变。

  波斯特也提到现在的互联网发展遇到了新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个人隐私问题的凸显。人们在上网时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在一个私人的场合中说话,但是实际上网络是一个公共场合,在这个场合中人们所发布的任何的信息都有可能被别人阻截并且修改、复制。波斯特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隐私是和城市化以及理性思想的发展联系起来的,从而带来了家庭从公共空间的分离。但是网络改变了这一切,即使坐在家中,只要打开电脑连上网络你依然是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原有的定义和对于个人自由的保护已经不再适用了。人们应该基于更加公共的意识去研究新的“隐私”的基础和自由的定义。

  尽管在著作中波斯特把网络作为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分界,并且对于这种网络的后现代文化持乐观赞成的态度。但他对于现代性思想的起源——欧洲启蒙运动与人文主义仍然是抱着十分推崇的态度的。他肯定了媒介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虽然这种作用在当时可能不能够直观的看出来,启蒙运动中的个人主体性的塑造也是一种媒介化的人格而表现出来的。至于人文主义,他也认为是一种宝贵的思想遗产。他并不认为人文主义可以解决目前世界上的文化冲突、种族冲突等问题,波斯特指出人文主义被很多批评家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等联系起来,要解决目前的文化冲突问题,人们需要一种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

互联网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在互联网诞生之初,曾被无数的知识分子寄希望于真正的“公共空间”,并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雏形,是人民平等的交流政治意见的地方。然而波斯特却对此持谨慎态度:“我觉得,当我们说互连网是一个公共空间的时候要尤其谨慎。在西方,当我们提到公共空间的时候就会想到沙龙,议会厅,教堂这样人们可以面对面交流的地方。互联网却并不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网络上的交流,是以处理信息的机器作为一个媒介化的中心而存在的。尽管我们是在建立联系,但是我们的对象并不是人而是机器。”波斯特在另一篇论文中也曾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机器曾经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现在的互联网拥有比以前大的多的能力和作用,它已经不仅仅是工具层面的含义了。人们应该在更为广阔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来研究网络而不是用一个旧的理论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来进行套用,互联网更像是一个集体空间而非公共空间。

  虽然网络未必是完美的公共空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们交流的自由和范围却大大的扩展了。在波斯特的几本书中都着重讲到了新媒体时代人的主体性的提高。个人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兴趣在网络上组成不同的共同体。这种行为在一定的程度上挑战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让原先铁板一块的民族国家观念由于新的媒介的出现慢慢转变到个人的观念,由此大大地促进了在现实中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个人主体性的发挥。这直接导致了一种新的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流行文化的产生,这是一种全世界都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网络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各种恐怖活动通过网上传播的方式日益猖獗。有很多观点认为互联网的这种易用性,广泛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繁殖恐怖主义的温床。波斯特对此却不以为然,相反他认为恐怖主义的产生是与西方的入侵和思想的传播具有直接联系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对于西方几百年来文化和经济入侵的抵抗措施。从恐怖分子到十二岁的小孩,每个人都可能使用网络,由于网络的使用者是没有限制的,它的使用者的群体自然就比其他的媒体大得多,从而给予了其使用者以更大的权力。的确,在互联网上发生了很多让人不愉快的事情,在互联网上也有一些危险分子,贪婪,缺少理性这些人性的阴暗面很容易在网上显现,恐怖主义这样的事情当然也会出现。所以恐怖主义仅仅是可能与互联网有关,但是也可能是由于全球化的原因。

  对于如何评价媒介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本雅明是乐观的,而阿多诺、哈贝马斯则是悲观的,波斯特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阿多诺认为大众媒介的产生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丧失,然而本雅明却告诉我们可以通过新媒介促进自由,我更同意本雅明的看法。例如传统社区的消失给人们带来了心理上的不适,我们就可以通过新媒介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好媒介来促进我们的自由发展。”

“中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一个舶来词,是一种西方话语的体现。波斯特并不否认自己的研究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波斯特表示中国的互联网也是他一直以来感兴趣的话题。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来到中国进行实地研究。

  虽然并没有来过中国,波斯特却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情况。今年,他们的系就专门聘请了研究中国电影电视的教员。波斯特表示自己对于中国的印象大部分都是来源于中国的电视电影而不是欧美媒体:“那些媒体有些时候会给我们一些不真实的信息,我更喜欢从中国的电影或者电视中寻找中国。”

  波斯特表示有些中国的电影很不错,他看过几部张艺谋的电影:“这些片子反映了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很有意义。中国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在这片古老大地上同时发生,这是西方所没有遇到的问题,也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我希望来到中国后可以和这里的新媒介学者们充分地进行交流。中国的道路与西方并不相同,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欧洲和美国,他们的道路也不一样。每个国家的文化发展都有自己的路径,希望在北京论坛中通过和中国学者的交流,找到中国文化发展路径与西方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这简直太令人兴奋了。”

  “我想我一定会满载而归!”波斯特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论坛充满了期待。


马克·波斯特媒介思想

有人把当今的世界喻为媒介社会,标明了媒介在我们社会生活中越来越突出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互联网的迅速扩张,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包括传统观念,比如真实观、主体观、身份观等,也包括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等。可以说,电子媒介更新了我们的生活也更新了我们自身。据此,国外有学者对传统的媒介工具论提出了质疑,对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拓宽了新的思路,指出:电子媒介(尤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正日益成为我们社会的中心问题,值得我们作哲学和文化上的探讨。其中,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波斯特比较关注人的主体性问题。在他看来,随着新媒介的产生,媒介在个人的主体性的塑造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哲学和社会学并不能完全解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而从媒介入手则是一个更新更具体的命题。本文旨在就第二媒介时代网络传播方式对主体自我构成的重构问题来进行考察,在做具体的论述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波斯特立论的基础。

一、 波斯特理论的出发点

波斯特的理论主要有两个出发点:一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是后结构主义的。

应该说,波斯特对西方批判理论情有独钟。尤其是以阿多诺、本雅明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的影响非常之大。在他的著作中对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引用和继承比比皆是。在德克萨斯大学批判理论网站对批判理论重新进行的代际划分中,不再对法兰克福学派内部进行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的细致区分,而是将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列为老一代批判理论家,而将美英等英语世界的批判理论家本·阿格、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芬·布隆纳列为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中,也包括马克·波斯特和理查德·沃林等人。这些新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针对西方新的现实语境所提出的前沿问题和敏感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力图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理论。他们将视线越来越多地转向了日常生活,波斯特也一样,他的焦点就是电子媒介尤其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

波斯特曾说“我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多时候人们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愿意正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对于媒介的研究。马克思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很多研究媒介的学者也一直在受到他的影响,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等等。”

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马克思虽然在著作中提到媒介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深入涉及媒介研究和主体的塑造问题,他认为媒介是一种精神交往,并不具备改变社会的力量;法兰克福学派多数学者虽然重视对媒介的研究,但是相对于大众传播的第一时代背景,他们更多地是把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工具来看待,而波斯特却把媒介描述成为一种物质,一种能够改变社会的文化的物质力量。比如就新媒介来说,他关注的是互联网可以塑造一种什么样的人格,而不是技术上的改变。这无疑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发展。

波斯特的另一个理论出发点是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后结构主义是一种关于语言的理论,强调交流中形式的空缺、写作的延异、话语建构主体和作用于身份的方式等。作为一种理解方式,波斯特认为,后结构主义与一个由媒介人与人的信息机器所创造的社会世界具有某些值得探索的关联。

他肯定了波德里亚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对语言层面的重视,他说:“波德里亚和哈贝马斯的近作中都有一种优先考虑符号交换而非劳动的倾向。两人都把批判理论的范围扩展到能够涵盖语言现象,两人都比马克思更进一步地拉近了技术与文化的关系。表意方式变得与生产方式一样处于批判理论的中心位置。哈贝马斯的理想化言语情境与波德里亚的符号交换变成了革命理论的新基础。生产方式的转型问题必须与意义、文化和语言的转型问题一样受到批评的关注。”

与此相对应,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信息方式”来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相比照。“信息方式”借用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著作中,马克思赋予生产方式以两方面的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按照生产方式的变化对过去进行区分和分期(区别不同的生产手段与生产关系的组合);(2)作为对资本主义时期的隐喻,它强调经济活动,把它看作是如阿尔都塞所说的“终极的决定因素”。马克•波斯特提出在新的语境下也可以按照信息交换的方式来进行历史分期,并赋予符号的文化交流以社会的中心地位。

在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他的“信息方式”相提并论时,马克•波斯特有以下几方面的意思。首先,他想通过这一概念表明,在当今的社会,尤其是在美国和其它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符号的文化交流日益居于中心,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甚至成为生产过程本身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今日的“信息方式”就如同19世纪的“生产方式”一样居于社会关注的中心。

其次,与马克思对生产方式变迁的关注一样,马克•波斯特也关心信息交换方式的变化,比如说,在20世纪,文化客体、符号客体等构成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称的“文化工业”。在这种“文化工业”中,信息交换的方式多半是单维的、独白式的和霸权性的。但是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文化工业“的信息交换方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他看来,这个变化的总趋向就是,文化客体的生产者与其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换越来越非中心化了。总而言之,他之所以将“信息方式”与“生产方式”相比照,是因为他看到了文化问题正日益成为我们社会的中心问题。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加拿大的经济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英尼斯就广泛分析了人类传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十多年后,又有麦克卢汉继续开拓这一领域,成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马克•波斯特在此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提出的“信息方式”的概念,是意图建构一种新的理论,来恰当描述电子化交流方式,对社会互动新形式中的语言学层面进行解码。他说:“我引入了信息方式这一概念,以此标示电子媒介交流的非同质性簇群。特别是电视广告、数据库、和电脑书写等符号模式,也可以说是交流方式,它们要求人们以基于语言的理论探讨它们的运作、它们的阐发方式、它们引发的支配形式以及它们为解放规划带来的前景。”

他把信息方式划分为三个阶段: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的交换;印刷的书写媒介的交换;以及电子媒介的交换。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符号的互应,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意符的再现,而第三阶段的特点则是信息的模拟。在第一阶段,即口头传播阶段,自我由于被包嵌在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性之中,因而被构成为语音交流中的一个位置。在第二阶段,即印刷传播阶段,自我被构建成一个行为者,处于理性/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在第三阶段,即电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

二、 波斯特理论的适用背景——“第二媒介时代”

“第二媒介时代”和“信息方式”都是波斯特媒介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他最富有开创性的观点之一。

“第二媒介时代”是波斯特在其著作《第二媒介时代》中首先提出来的。为了强调以网络传播为代表的新媒介对人和社会生活的再构型,以引起人们对这一新现实的理论上的重视,他把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传播史,提出了这一概念,用以区别之前以印刷媒介为发端的大众媒介时代。也就是说,第二媒介时代,是以因特网为代表、以介入融合模式、无作者权威为特征的双向互动的媒介时代,它已经在本质上有别于以单向播放模式为特征的第一媒介时代。其主要特征就是双向互动和去中心。如果说,第一媒介时代对应于现代主义的理性传统,强调线性、有序、稳定、单向传播等特质的话,那么,第二媒介时代则对应于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突出非线性、无序、不稳定、双向互动等特质。

波斯特认为第二媒介时代将带来一个文化普遍重组的时代。而在这一新旧更迭的临界点,原有的社会批判理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出现的文化重组现象,需要一种对原有理论的批判和反思,并针对新的历史语境和新的交往传播方式建构一种新型的社会理论,以便能解释清楚呼之欲出的第二媒介时代普遍的文化重组,指明这些前景对于文化变革的重要性。

三、网络传播方式对主体自我构成的重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自我构成”、“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人类也不例外。现代哲学中关于主体论的一个主题就是:主体是在交往行动以及交往结构中被构成的。马克•波斯特把这个主体置于交流模式即信息方式中进行考察,探讨了信息方式的变化如何引起了主体的变化,他认为,信息方式的改变影响着接受者群体的文化心理塑造,不同的信息方式使主体随着语境的不确定性而被相应地一再重新建构。 也就是说,主体的自我构成是一个历史地不断建构的过程,不同的传播方式对应着不同的自我构成。比如:

口语传播方式对应的是同一的自我。口语传播是面对面的同时空交流,说话人的话语与其神情、语气、声调、手势及身体语言等共同构成信息。听与说的身份不是完全固定的,而是双向互动且可以随时逆转的。这种同时在场和语境化的口头交流形式,说话人与听者的身份、性格、情绪和其他个人因素都会融入到交流中去,并且影响着交流的形成和效果,话语的主体性十分明确。口头交流形式要求双方把言行统一起来考察,理解,它塑造的是认知主体、话语主体和行为主体同一的自我。也是没有中心、没有权威的。

文字、印刷传播方式对应的是理性自我。在书写与印刷传播中,信息传递是不同步的,时空也是分离的。在这里,产生了身体同话语行为的分离。书写者可以完全依赖语言建构一个与直接行为相分离的自我主体。书写产生的纯粹的语言形象,使得自我有了一个独立的反思和想象的空间,可以凭借语言塑造一个与自我不完全同一的理性的反思的自我。书写使得主体可以通过立言而使自我不朽。理性自我居于中心,也出现了作者权威。

而网络传播方式对应的则是想象的自我或虚构的自我。在网络传播中, 时空进一步分离,语言的使用基本上与电子书写者的实体身份相脱离,脱离了阶级、地域、性别、种族、社会地位等等实体特征。人们在虚拟现实中进行的是虚拟的交往,具有匿名性。身份以及主体都在电子交流网络中消散了。人们可以玩面具游戏,玩不同身份的游戏。可以用想象的身份、虚构的角色来进行交流、交往,可以扮演任何角色,只要你可以用语言符号去塑造它。这似乎正是电子交流网络的狂欢节般的景象。电子书写被抽离了社会交往的现场,以至身份变成了想象性的。自我变成了虚构的、多重的。

这倒和“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不谋而合。“酷儿理论”认为,人们并没有恒定的本质,个体只是一种表演。我们可能会习惯于栖息在某个身份里,它看起来对我们是顺理成章,但它只不过是种表演。互联网恰恰打破了身份的外在表达与在现实世界中用来表达它的肉体之间的联系。

由此,也引出了对另一个问题的争议性探讨,那就是网络传播方式所塑造的这种虚构的自我会不会造成自我的分裂?对此有人认为,这种情况会使主体自我异化为分裂的人,想象的虚构的自我会与主体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发生冲突和混淆,以至损害人的心理和应对现实生活的能力,同时虚拟交流也会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真实互动关系。也有人对此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现代主体的理性自我是工业社会、印刷书写的产物,它束缚了主体的自由和生动性。而网络传播方式所塑造的想象的自我恰恰解放了现代社会对自我的束缚,使它可以以多重面目展现自身,对于现代生活中身心疲惫的人们起到了一种抒解、释放和抚慰的作用,在现实世界之外建构了一个桃花源,在网络传播中建构的虚拟自我,也可以反作用于现实生活,丰富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构成,并使其相互平衡、和谐。波斯特的观点比较倾向于后者,他对网络传播方式对自我构成的整塑作用是持乐观态度的。甚至赋予它一种解放的力量。他认为,网络传播方式展示了一种理解主体的前景,即主体是在具有历史具体性的话语和实践的构型中构建的。人们从此可以将自我视为多重的、可变的、碎片化的,自我构建本身变成了一项规划。

波斯特认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主体是作为历史的行动者出现的,是理性化、中心化、统一的,并与受其支配的客体世界相对。如今,信息方式以诸多新方式构建着主体,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正在受到新的交流模式的颠覆和去稳定化。同时,关于实在与想象的观念、主体与客体的观念、唯心与唯物的观念,以及关于内与外、男与女、心与身等观念也全部向非固定的方向转变,其具体的模式还难以分辨。我们将面临一个文化未决的时代。

尽管马克·波斯特的媒介研究针对的是西方后工业社会语境,与我国现阶段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凡是反映了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理论概括,对于当今中国的传媒研究都可以适用。近十年来,中国的互联网飞速发展,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的网民目前已突破一忆,网络传播已经并还在继续广泛深入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理。因而,引介马克•波斯特的媒介思想,其重要意义也在于从中得到启发与借鉴,他揭示的媒介构建主体自我构成的作用和影响,对我们如何认识媒介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批判理论的当今形式——评马克·波斯特的《信息方式》
 现今,\"信息方式\"已经不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概念――多数人已经对\"信息\"这个字眼耳熟能详。然而,如果听到了马克·波斯特的解释,人们必将对这个概念刮目相看。在马克·波斯特那里,这是一个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相提并论的概念。《信息方式》这部著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阐述信息方式的深刻改变。 
  显然,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极大地触动了马克·波斯特的思想。在他看来,两百年左右的现代社会制度性常规正在被电子传播媒介产生的地震所动摇。但是,马克·波斯特是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氛围之中考察这些问题。一大批后结构主义理论巨头的名字出现在这部著作之中,形成了一批饶有趣味的论题:\"贝尔与修辞问题\",\"波德里亚与电视广告\",\"福柯与数据库\",\"德里达与电子书写\",\"利奥塔与电脑科学\"。 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事件与玄奥的理论衔接起来了。可以看出,后结构主义理论是马克·波斯特灵感的一个重要源头。 

  马克·波斯特的理论图景之中,信息方式的改变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实――这是马克·波斯特对于贝尔的最大不满。在他看来,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总体化修辞,这个概念仍然企图在经济理论的旧范畴之内消化电子传播媒介带来的新现象。贝尔和其他资本主义理论家还是在支配物质商品分配的供需法则之下谈论信息。他们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首要原则对于信息并不适用。因此,这些理论家无法看到信息方式改变背后的远景――社会秩序的重大改变。马克·波斯特看来,\"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只有经济学的范畴而没有语言学的视域。 

  这当然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语言学是社会批判的一个入口。的确,马克·波斯特具有这种的雄心――他的信息方式考察必须发展为一种批判理论。所以,马克·波斯特把信息方式的考察与马克思、韦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相互参照,并且力图从德鲁兹、瓜塔里的后现代理论之中寻找动力。后结构主义通常显示出保守和冷漠的风格,但是,他们的语言学理论内部深藏了新的政治。于是\'\'信息方式开始了对以前的所有语言形式的再思考。\"马克·波斯特思考的主题是,信息方式的改变将会多大程度地颠覆资本主义秩序。所以,这部著作是电子传播媒介、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批判理论的交汇之地。 

  马克·波斯特涉及的问题颇多,但是,他的考察核心是主体的建构。主体问题是批判理论之中的重要范畴。电子传播媒介的出现正在对以往资产阶级所信奉的理性主体进行多种挑战。马克·波斯特发现,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客体正在变成能指流,而主体的目的定位为接收并阐释信息,并且充当了这个新的语言系统之一部分。这时,传统的主体观遭到了解构。例如,电视广告的接收者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既是物又是上帝。这就消解了主体的实质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那个自律的、男性的、理性的主体分裂了。马克·波斯特用福柯的全景监狱比拟电脑数据库――后者如同一座超级的全景监狱。这是后现代、后工业时代控制大众的手段。奇怪的是,全民都参与了这种自我建构\'\'把自己构建成超级全景监狱规范化监视的主体\"。这是一个额外自我的建构。可是,这个额外自我可能在\"真\"自我根本不知情的时候对于后者造成伤害。电脑书写处于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界限上。这可能导致笛卡尔式的二元论崩溃。\"后笛卡尔式的世界表征可能会由一个连续体组成,一端是简单的机器,另一端是人,而中间则是电脑、似人机器、机器人、机器维持的人。\"这时的主体将会遭受质疑;互联网络之中,作者甚至中止了自己原有身份的再生产――他可以在那个虚拟的王国隐姓埋名,改头换面。这种虚构的主体也许比\"真实\"的自我更具\"本真性\"。 

  信息方式的考察表明,信息的复制、传输、存取的戏剧性变化正在影响整个社会体制。语言脱离了物质形态,同时也就脱离了资本主义擅长控制的区域。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关系也开始浮现。如果生产者远离工作现场而坐在电子监视器前\'\'工人阶级\"的传统涵义还能维持吗?这意味了一整个政治时期的教科书是否仍然有效。这时,统治和反抗都将在另一种新的形式之下进行。马克·波斯特围绕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论述了科学以及知识――例如,科学背后\"进步\"或者\"客观真理\"的元叙事――如何伪托真理之名调控现实,压抑歧见,消除存在的多种形式。 

  马克·波斯特申明,他的\"信息方式\"并非想重新提出一个\"总体化\"或者\"本质化\"的范畴。\"总体化\"恰恰是马克·波斯特力图推翻的理论前景。在他看来,信息方式本身就是多种的,特殊的,分散的,正如他在谈论利奥塔时说的那样:\"信息方式也对多重的、去中心的、被消散的主体进行话语构建,因而也就支持了歧见的反总体化层面。\"根据马克·波斯特的语言学,信息方式的改变、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导致的歧见、矛盾以及反总体化的效果就是批判理论的当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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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upress.com/authors/2008/0709/article_41.html
http://www.gmw.cn/content/2006-09/13/content_4805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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