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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解读编辑本段回目录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这个报告反应了美国未来政策选择-多极化,美国团结西方国家, 作为西方世界领导与新兴大国竞争和合作，美国作为新兴大国之间平衡力量,美国可 能以中美关系为主轴构建相对牢固的世界新秩序。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图片上看到这一点,中美两国国旗并列, 下面是印度, 俄国和巴西国旗.
美国分析未来世界变化依据: 财富向东方转移,环境变化,金砖四国崛起, 非政府组织力量.美国最大恐惧是西方国家丧失自己地位,认为中国在未来1 5-20年内是为世界经济,军事和能源带来最大变化的国家. 亚洲经济一体化也威胁西方地位.
在历史上 美国喜欢扶持帮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与日本竞争, 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之一,但是中国当时实力不够. 在冷战中, 面对强大苏联,美国愿意与中国结盟,中国地位几乎与美苏接近, 中国实力与美苏实力差得较远.
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对话, 已经承认中国地位与之接近.未来15年, 美国会扶持印度牵制中国, 虽然印度实力不够, 这次孟买恐怖袭击看到这一点. 印度被扶为一极。
回忆尼克松时代,美国就宣布世界已成为五极, 为其外交政策理论基础.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这篇报告是美国未来对外政策理论基础, 与世界主要力量合纵连横,合作面对共同矛盾,构建一个联系广泛的新体系。.多 极化正是美国的选择,是美国面对形势的主动表现, 美国寻找未来更难控制世界的稳定秩序,并维护自己的地位.
美国要维持自己在西方世界领导地位,欧洲和日本都非常支持. 这次金融危机, 加速了力量转移速度,美国和西方经济可能会长期陷入紧缩,因此使西方国家更团结.
美国 充当金砖四国的调解者,美国害怕中国成为新兴国家盟主，因此扶持印度和巴西，在中俄之间制造矛盾。但是世界会把其看成一个富国联盟.而且金砖四国有联合起 来的趋势, 中印进行了两次反恐演习,俄国要召集金砖四国会议
美国战略是地区安全的平衡者, 但主要是围绕着中俄两国,这其实加速了中俄互相依靠..中东,非洲和中南美对美国并不受欢迎, 各国愿意中俄进来.
在全球战略中,在东亚, 美国要与中国合作解决地区问题,美国对付中国不是很成功, 因此强调与中国对话.而在世界上最重要议题金融,贸易, 环境可持续性,气候变化. 能源安全,恐怖主义,核扩散等方面两国最为重要,需要进行协商. 这样,未来世界实际上是两个超级大国,虽然中国实力还不是很够, 美国现在两国关系中不接受中国平等要求.
在复杂多极世界下. 美国可能认为以中美关系为主轴会较容易构建比较牢固的世界新秩序 , 在朝鲜问题上合作成功应加强美国的观点，中国实力日渐增长，是四国中最强的, 长期以来互相熟悉,而且历史上可以合作,这现在看起来很可行.以后中国实力可能会超过美国, 报告中认为是2035年,美国自己研究长期看美国仍有潜力，而且美国会团结西方力量, 美国仍会保持自己超级大国地位,这样两国成了共生关系, 互相维持对方地位,共同领导世界.仍能保持西方模式的世界秩序, 使中国接受西方模式世界秩序.这是美国在力量转移下, 长期维持自己地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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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一）
【本刊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11月发表一份研究报告，题为《2025年的全球趋势：一个经过改造的世界》（简称“2025年全球趋势”），全文如下：
我们准备《2025年的全球趋势：一个经过改造的世界》报告，是为了刺激有关未来的战略思维，通过确认重要的趋势及其推动因素，这些趋势看来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它们可能会如何相互作用。它利用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来诠释本研究报告所考察的驱动因素（例如全球化、人口、新的强国的崛起、国际制度的衰朽、气候变化以及能源方面的地缘政治因素等）可能会采取的一些互动方式，以形成对未来的决策者的挑战和机遇。本报告作为一个整体，与其说是有关对将会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项预测，不如说是有关对很可能会影响事态的因素的一项描述。
通过考察根据我们的判断大概会对未来的事态和可能性产生极大的影响的少数变量，本报告寻求帮助读者辨别表明事态发展方向的标识，确认进行政策干预的机会，以改变或者锁定具体的事态发展的轨迹。我们希望传达的信息包括：“如果你喜欢事态看来的发展方向，你就可能会想要采取及时的行动来保持其积极的发展轨迹。如果你不喜欢事态看来的发展方向，你就必须制定和实施改变其轨迹的政策。”例如，报告考察了摆脱对矿物燃料的依赖的转型问题。这表明，不同的轨迹将对具体的国家产生不同的后果。一项更为重要的信息是，领导力很重要，没有任何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及时而消息灵通的干预能够减少消极的事态发展的可能性，减轻其严重程度，并增加积极的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本报告是国家情报委员会牵头的，旨在确认今后10年或者更长时期内可能会影响世界局势的重要的驱动因素和事态发展的工作中的第四份报告。用来产生本报告的产品和过程都得益于前几份报告中所汲取的教训。“全球趋势”报告的每个版本都利用了更多的和更为多样性的专家领域。我们的第一项努力展望了2010年，主要依靠美国情报界内部的专门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美国政府和美国学术界的其它成分。在拟订《2015年的全球趋势》报告时，我们接触了美国政府以外的为数更多的和更为多样化的一批批专家，其中大多数人是美国公民。
在拟订第三份报告《2020年的全球趋势》的时候，我们大大拓展了非美国专家的参与机会，在五大洲召开了6次研讨会。我们还增加了在美国开会的次数，改变了会议的模式。这些会议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具体的趋势和驱动因素，以及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专家们如何看待这些因素。
过去的每个版本都产生了一份更加有趣的和有影响的报告。实际上，对《2020年的全球趋势》报告的全球范围的反应是异常强烈的。该报告已经被翻译成几种文字，在政府机构中辩论，在大学的课堂上讨论，并用做有关国际事务的社区会议的出发点。这份报告得到了许多专家和公众的仔细阅读和建设性的批评。
我们寻求利用前几份报告所产生的兴趣，吸引范围更为广泛的专家圈子，因此我们再次修改了过程，以拟订《2025年的全球趋势》。除了增加来自美国和国外的非美国政府专家的参与，以制订当前这份研究报告的框架，我们还通过互联网和在美国各地和几个其它国家举行的一系列讨论会与参与者分享了几份草稿。《全球趋势》报告的目前版本是迄今为止产生的最富于协作性的报告。这种协作使之成为一项更为出色的产品。我们对几百人在这项工作中贡献的时间和智力十分感激。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 C托马斯芬加
2025年的全球景观
相对的确定性
可能会产生的影响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崛起，一个全球范围的多极体系正在出现。非国家行为主体———企业、部落、宗教组织，甚至还有犯罪网络———的相对实力也会加强。
到2025年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一个单一的“国际社会”将不复存在。由于新的参与者带来新的游戏规则，力量将会比较分散。与此同时，传统的西方联盟遭到削弱的风险将会增大。更多的国家不是仿效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而是可能会被中国队替代性发展模式所吸引。
正在发生的相对的财富和经济实力大致从西方到东方的空前转移将会继续下去。
由于一些国家更多地投资于本国的经济福利，促进地缘政治稳定的激励因素可能会增加。然而，这种转移正在使想要挑战西方秩序的俄罗斯等国的力量得到加强。
美国仍将是唯一最强大的国家，但其主导地位将会削弱。
不断萎缩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可能会迫使美国在内政和外交重点之间做出艰难的一系列取舍。
持续的经济增长———加上到2025年人口增加12亿———将对能源、食物和水资源造成压力。
技术创新的速度将是这一时期内取得结果的关键因素。所有现有的技术都不足以在所需的规模上取代传统的能源结构。
处于“不稳定的弧形地带”的、拥有年轻人口的国家的数量将会减少，但是几个年轻人口膨胀的国家的人口预计仍将沿着迅速增长的轨迹发展。
如果阿富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也门等处境困难的年轻人口膨胀的国家的就业条件不发生显著的改变，这些国家就仍然会面临持续的不稳定和国家的失败。
由于大中东的一些地区的迅速变化和致命的武力的扩散，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美国在中东充当地区平衡者的需要将会增大，尽管另外一些外部强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将会扮演比今天更为重要的角色。
到2025年，恐怖主义不大可能会消失，但是如果中东的经济增长继续，年轻人的失业率下降，恐怖主义的吸引力就会减弱。积极从事技术扩散的恐怖分子将能够获得危险的武力。
由于技术的传播和核能（可能还有核武器）计划的扩展，利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者在较小的可能情况下利用核武器发动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机会将会增加。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这种袭击实际造成的和心理上的后果将会加重。
相对的确定性
可能会产生的影响能源方面的转型，即放弃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储存、生物燃料和洁净煤方面的改善支持下———是否在2025年的时间框架中完成。
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的高价格，俄罗斯和伊朗等主要出口国将会大大提高自己的国力水平。俄罗斯的GDP可能会接近英国和法国。也许是在朝向新能源的一场根本转变的支持下，价格的持续暴跌可能会引起生产国作为全球和地区事务参与者的地位的长期下降。
气候变化多快地发生，及其影响最为明显的地方。
气候变化很可能会使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的稀缺加重。
重商主义是否回潮，造成全球市场的减退。如果世界陷入资源民族主义，就会使大国对抗的风险增加。
中俄两国是否发生民主方面的进展。
没有经济的多元化，俄罗斯的政治多元主义看来就不大可能。日益扩充的中产阶级使中国发生政治自由化和民族主义抬头的可能性增加。
（中东）地区对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的担忧是否引发一场军备竞赛和进一步的军事化。
如果在核保护伞下面出现较短的低强度冲突和恐怖活动时期，就可能导致冲突无意中的升级和扩大。
大中东是否比较稳定，尤其是伊拉克局势是否稳定下来，以及阿以冲突是否得到和平的解决。
在大多数可能的情况下，动乱都很可能会加剧。由于该地区应付国力不断增强的伊朗和全球范围的放弃石油和天然气的能源转型，倘若经济增长恢复，伊拉克较为繁荣，以巴冲突得到解决，就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稳定。
欧洲和日本是否克服由于人口统计结果而造成和加重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如果欧洲的少数民族穆斯林成功地融入社会，就可能会使具有生产力的劳动大军得到扩充，并避免社会危机。假如欧洲和日本缺乏缓和人口挑战的努力，就可能导致长期衰落。
全球性大国是否与多边机构合作，以使自身结构和绩效适应于地缘政治景观的变化。
新兴国家对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机构表现出复杂的情感。但随着它们成为全球舞台上的更为重要的参与者，这可能会改变。亚洲的一体化可能会导致更加强大的地区机构。由于欧洲军力每况愈下，北约组织在应付本地区以外地方的不断增多的责任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的联盟将会遭到削弱。
概 览
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相对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转移，以及非国家行为主体的不断增强的影响力，所以到2025年，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将会几乎无法辨认。届时，国际体系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多极体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力差距将继续缩小。在民族国家的国力转移的同时，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包括工商企业、部落、宗教组织和犯罪网———的相对力量不断增强。参与者正在发生变化，但对持续的全球繁荣来说很重要的跨国问题的范围和广度也是如此。发达国家不断老龄化的人口、日益严重的能源、食物和水资源方面的制约因素以及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将会限制和削弱仍将是空前的一个经济繁荣时代。
从历史上看，新兴的多极体系一直都要比两极或单极的体系不稳定一些。尽管最近出现了金融动荡———它到头来可能会造成许多持续不断的趋势的加速———但我们认为，我们并没有迈向国际体系的彻底崩溃，就像1914年到1918年发生的那样———当时，全球化的一个较早阶段陷于停滞。然而，朝着一个新体系转型的今后20年则充满风险。战略对抗很可能会围绕着贸易、投资以及技术的创新和收购展开。但我们不能排除可能会出现像19世纪那样的、充满军备竞赛、领土扩张和军事对抗的情况。
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结局的故事，正如我们用来勾勒出不同的未来前景的一系列小插曲所表明。虽然美国很可能仍将是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的相对实力———即使是在军事领域中———也会下降，美国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受到制约。与此同时，其它行为主体———国家和非国家的———愿意或者能够承担更大负担的程度则不明确。决策者和公众将必须应付对多边合作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因为国际体系的突出特征将是从旧秩序到仍在形成过程中的新秩序的不完全的转型。
经济增长刺激新兴参与者的崛起就规模、速度和流动方向而言，正在发生的全球财富和经济实力的转移———基本上是从西方到东方———在现代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一转移来自两个来源。首先，石油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海湾国家和俄罗斯发了横财。其次，较低的成本与政府政策相结合，已经使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转移到亚洲。
对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表明，到2040年—2050年，它们加在一起，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将相当于原先的7国集团。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在今后20年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必将更大。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25年，中国将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将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它还可能成为最大的自然资源进口国和最大的污染国。印度大概将继续享有较为迅速的经济增长，并将努力实现一个新德里成为其中一极的多极世界。中印两国必须决定，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并能够扮演日益全球性的角色，以及彼此愿意有多大联系。俄罗斯具有潜力在2025年的市场上变得更加富裕、强大和自信，如果它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实现经济的拓展和多样化，并与全球市场实现融合。另一方面，如果俄罗斯未能采取这些措施，油价和天然气的价格又保持在每桶50美元到70美元范围内，它就可能会经历一场严重的衰落。预计不会有任何其它国家上升到中国、印度或俄罗斯的水平。也没有任何国家有可能比得上它们各自的全球影响力。然而，我们期望看到另外一些国家———譬如印尼、伊朗和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增强。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基本上没有遵循西方的自由主义自我发展模式，而是采用一种不同的模式———“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松散的术语，用来描述赋予国家以显要角色的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另外一些崛起中的大国———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也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了本国经济。然而，由于俄罗斯，尤其是中国的幅员辽阔及其在“民主化”方面的做法，所以它们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影响可能会大得多。对于进一步民主化的长期前景，我们仍持乐观态度，尽管进展可能会很缓慢，全球化也使许多最近实现了民主化的国家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并可能会使自由主义制度遭到削弱。
许多其它国家在经济上也将进一步落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仍将是最容易遭受经济破坏、人口压力和政治动乱的地区。尽管全球范围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是主要供应者的农矿产品的需求增加，但当地的各国人民却不大可能会获得很大的经济收益。在几个地区，农矿产品的价格的持续上涨可能会使腐败的或者在其它方面能力很差的政府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从而削弱民主的和基于市场的改革的前景。虽然许多拉美主要国家到2025年都将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另一些国家，尤其是在很长时期里积极采取了民粹主义政策的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将会落后———一些拉美国家，譬如海地，将变得更穷和更加无法治理。总的来说，就经济竞争力而言，拉美将继续落后于亚洲等经济迅速增长的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今后20年里将占人口增长的差不多全部。而西方的人口增长则将占不到3％。在人均财富方面，欧洲和日本将继续远远超过中印等新兴国家，但由于其工作年龄人口减少，它们将难以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美国将是发达国家日趋老龄化的人口当中的一个部分的例外，因为它将经历更高的人口出生率和更大规模的移民。寻求从劣势国家迁徙到享有较多特权国家的移民的人数很可能会增加。
位于目前的“不稳定弧形地带”的、具有年轻年龄结构的国家的数量预计将减少40％之多。在每4个剩下的人口膨胀国家当中，就有3个将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差不多所有其余的这类国家都将位于中东的核心地带，分散在南亚、中亚和太平洋岛屿上。
新的跨国议程
资源问题在国际议程中将占突出地位。空前的全球经济增长———在许多其它方面是积极的———将继续对一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资源，包括能源、食物和水资源等形成压力。其需求预计将在今后10年左右时间里超过易于获得的供应量。例如，非欧佩克组织的液态碳水化合物———原油、液化天然气和沥青砂岩等非常规矿产———的产量增长将不会与需求保持一致。许多传统能源生产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已经在下跌。在其它地方———中国、印度和墨西哥———产量增长已经持平。能够大幅度提高产量的国家将会减少。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将集中在局势不稳定的地区。由于这一点和另外一些因素，世界将处于一场根本性的能源转轨过程中，即放弃石油，转而采用天然气和煤炭等替代矿物。
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粮食需求将上升50％，因为日益增加的世界人口，不断提高的富裕程度，中产阶级扩大后转向西方饮食偏好。得不到稳定供应的水的状况已达到危急的地步，尤其是农业用水。这一问题将更加严重，因为世界范围的迅速城市化，以及世界人口在今后20年里增加大约12亿。今天，专家们认为，21个国家，总人口约6亿，耕地或淡水匮乏。由于人口持续增长，到2025年，36个国家，大约有14亿人，预计将属于这一类。
气候变化预计将加剧资源匮乏。虽然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因地区而有所不同，但一些地区将开始受到有害影响，特别是缺水和农业生产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生产方面的地区差异有可能变得更加明显，下滑将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农业损失预计将加重。多数经济学家预计，其影响到本世纪末将会很严重。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产量下降将是毁灭性的，因为农业占经济的很大份额，许多本国公民生活接近勉强糊口的水平。
新技术可以再次提供解决方案，譬如矿物燃料的可行的替代物或克服粮食和水方面的制约因素的手段。然而，目前所有的技术对于在所需的规模上取代传统能源结构来说是不够的。到2025年，新的能源技术可能不会在商业上可行和普及。技术创新的速度将是关键。即使生物燃料，清洁煤或氢气有一个良好的政策和资金环境，过渡到新的燃料也将是缓慢的。重大技术历来有一个“采纳的滞后”。能源部门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平均需要花费25年，一项新的生产技术才能广泛采用。
尽管人们认为可能性很小，我们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到2025年的一场能源过渡会避免付出能源基础设施彻底改造的代价。在此期间实现相对快速和廉价的过渡的最大的可能性，来自更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来源（光伏发电和风力）和改进的电池技术。对其中许多技术来说，个别项目的基础设施成本障碍将比较低，从而使许多小型经济实体得以发展自己的能源转换项目，直接有利于自己。例如，固定式燃料电池供电住房和办公室、充电的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把能源重新卖给电网。此外，能量转换计划，如计划利用房主的车库中的电力产生氢气，用于汽车燃料电池，可避免需要开发复杂的氢气运输基础设施。
展望恐怖主义、冲突和核扩散
恐怖主义、核扩散和冲突仍将是主要关注，即使资源问题在国际议程中上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到2025年，恐怖主义不大可能消失，但如果经济继续增长，中东的青年失业得到缓解，恐怖主义的吸引力就可能会减弱。为青年提供的经济机会和进一步的政治多元化可能会阻止一些人加入恐怖分子的行列，但另外一些人———受到各种因素，如渴望复仇或成为“烈士”的鼓动，将继续诉诸暴力来实现其目标。
由于缺乏就业机会和政治表达的合法手段，离心离德、日益的激进主义，还有可能招募青年加入恐怖组织，这些条件都将成熟。到2025年，恐怖主义组织将可能是地位长期以来就确立的组织的后裔的一种结合。这些组织继承了实施复杂的攻击所需的组织结构、指挥和控制过程，以及培训程序———成为自我激进派的愤怒和被剥夺的人们新出现的集合。对活跃于2025年的恐怖团伙来说，技术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将使之能够获得世界上一些最危险的能力。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仍然是，恐怖主义或其他恶意集团可能获得和使用生物制剂，或不太可能地获得一个核装置，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尽管伊朗获得核武器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其他国家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忧虑可能会导致该地区各国制定与外部力量之间的新的安全安排，获得更多的武器，并考虑追求自己的核野心。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在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冷战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各大国之间存在的那种稳定的威慑关系是否自然会出现在中东。在核保护伞保护下发生的低强度冲突插曲可能导致一场意想不到的升级和更广泛的冲突，如果有关国家之间的明确的红标线没有牢固地确立的话。
我们认为，在大多数国家都专注于全球化和全球范围的力量重组所带来的挑战的世界上，类似于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不可能扎根。意识形态的力量在穆斯林世界———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带———很可能是最强的。在可能会疲于应付年轻人口膨胀和薄弱的经济基础的国家，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日利亚和也门，激进的沙拉菲伊斯兰教的趋势很可能会获得吸引力。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的类型的冲突，如围绕资源问题的冲突，可能会重现。对能源紧缺的知觉将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以保证其今后能够获得能源供应。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导致国家间冲突，例如，如果政府领导人认为保证获得能源资源，对于保持国内稳定和政权的生存至关重要的话。但是，即使采取有限的行动而不发动战争，也将产生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对海上安全的担忧为扩充海军和现代化建设的努力，譬如中国和印度发展远洋海军实力，提供了理由。建设区域海军的能力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相互对抗，以及制约举措，但它也将为在保护重要海上通道方面的多国合作创造机会。由于亚洲和中东的水变得越来越稀少，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合作管理水资源的变化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
在今后20年里动用核武器的风险虽然仍然很低，但却很可能会大于今天，因为几个相互融合的趋势。核武器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扩散正在造成一种担忧，即可能会出现新的核武器国家，恐怖组织可能会获取核材料。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目前的低强度冲突继续形成一个幽灵，即这种事件可能会升级为这些核大国之间的更广泛的冲突的可能性，在朝鲜等核武器国家发生未来的政权垮台的可能性，也使人对弱国控制和保障其核武库安全的能力产生疑问。
如果核武器在未来15到20年里被动用，国际体系会感到震惊，它也将经受人道主义、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如果今后使用核武器，就可能会带来显著的地缘政治变化，因为一些国家将寻求与现有的核大国建立或加强安全联盟，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将推动全球核裁军。
一个更为复杂的国际体系
几十年来一直发生的加强权威和权力传播的趋势可能会加快，因为出现了新的全球角色，体制缺陷日益恶化，区域集团可能会扩大，非国家行为主体和网络的实力得到加强。国际舞台上的众多演员可能会加强国际体系的力量———通过填补老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构留下的空白———或进一步分化国际体系，并使国际合作陷于瘫痪。行为主体类型的多样性提出了未来20年内发生分裂的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跨国挑战。
崛起中的金砖四国不大可能会像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那样挑战国际体系，但由于其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它们将享有高度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制订政治和经济政策，而不是完全采用西方的规范。它们也很可能要保持其政策的自由机动，让别国去承担处理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问题的主要负担。
现有的多边机构———它们大而累赘，是专为不同的地缘政治秩序而设计———最初将难以迅速地调适，以执行新的任务，适应不断变化的成员组成，并增加其资源。
非政府组织（NGOs）———它们集中解决具体问题———将越来越多地成为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没有多边机构或政府协调一致的努力，非政府组织网络实现变革的能力很可能是有限的。实现更大的包容性———以反映新兴大国的出现———可能会使国际组织更加难以处理跨国挑战。对持不同意见的会员国的尊重将继续影响组织议程和限制可以尝试的解决方案的种类。
亚洲地区主义的加强———可能到2025年———将具有全球影响，引发或加强形成可能会成为准集团的三个贸易和金融集群———北美、欧洲和东亚———的趋势。建立这样的准集团将对达成未来全球范围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议的能力产生影响。在制订有关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知识产权和“新经济”其他方面的跨区域的产品标准方面，区域集群可以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如果亚洲缺乏区域合作，就可能会助长中国、印度和日本在能源等资源方面的竞争。
对于国家、机构和非国家实体日益复杂的重叠作用来说固有的是扩散的政治身份，从而导致建立新的网络和重新发现社区。到2025年，在大多数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政治身份很可能居于主导地位。以宗教为基础的网络可能是典型的围绕问题建立起来的网络，因而与世俗的组织相比，它们在环境和不平等等许多跨国问题上，可以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美国：主导力量削弱
到2025年，美国将发现自己是世界舞台上一些重要角色之一，尽管仍然是最强大的角色。即使是在军事领域———到2025年，美国在该领域中将继续拥有相当大的优势———别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国家和非国家实体更多地采用非正规战争策略、远程精密武器的扩散，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网络战的攻击，将越来越多地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美国的作用受到进一步的制约会影响别国和有效解决议程中的新问题的可能性。尽管反美情绪最近上升，美国可能将继续被视为中东和亚洲的一个急需的区域平衡者。美国将继续可望发挥重要作用，利用其军事力量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在气候变化等新的安全问题上，美国的领导地位将被普遍认为对影响相互竞争的分歧意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以寻求解决办法。与此同时，众多有影响的角色和人们对巨大权力的不信任意味着，在没有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支持的情况下，美国发号施令的空间将会缩小。世界其余地方的事态发展，包括一些关键国家———尤其是中俄两国———的事态发展，也很可能是美国政策的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
2025年：什么样的未来？
上述趋势表明了主要的不连贯性、冲击和出人意料的事情。对于这一切，我们将在全文中重点论述。例子包括使用核武器或流行病疫情。在某些情况下，意外因素只是时机问题：例如，能源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何时，以及这种转型多么突然或顺利地实现。放弃一种类型的燃料（矿物燃料）转而采用另一种（替代燃料）的能源转型是一起历史事件，在一个世纪里顶多发生一次，产生重大的后果。放弃木材转而采用煤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二）
（续总第28861期）
第一章 日益全球化的经济
在规模、速度和方向流动方面，正在发生的相对财富和经济实力全球范围的转移———基本上是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在现代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一转移来自两个重要来源。第一，油价和农矿产品价格持续不断的上涨使海湾国家和俄罗斯发了横财。第二，较低的劳动成本，加上某些政府政策，使制造业和一些服务业的所在地转移到亚洲。对这些产品的全球范围的强有力的需求在亚洲各国形成了很大的规模经济。供求方面的这些转变是深刻的和结构性的。这表明，我们正在目睹着由此带来的经济实力的转移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这些转移是全球化背后的推动力量。正如我们在《预测全球未来》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这种推动力量是一项重要的发展趋势。它正在改变经济流动和基本的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造成恢复平衡的压力。这种压力对于富国和穷国来说都是痛苦的。
虽然这种转移不是零和游戏，但早期的输家，如大多数拉美国家（除巴西和其他几个国家外）和非洲既没有获得初始资产转让方面的利益，也没有获得任何来自受援国的巨额投资。某些工业化国家，譬如日本，看来也越来越多受到新兴市场之间的早期金融联系的挑战。美国和欧元区正在接受新兴市场的大部分流动性，但相对于其目前的处境而言，它们是否会获得收益则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西方国家能否减少石油的消费和需求，这些国家能否利用占有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如技术和服务部门中的有利的出口环境，以及接受国的国内政策，特别是在货币政策以及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性问题上。
回到未来
亚洲的经济强国———中国和印度———正在恢复它们两个世纪前所占据的地位，当时中国生产了世界财富的大约30％和印度约为15％。自18世纪以来第一次，中印两国注定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的贡献者。到2025年，这两个国家可能会超过除了美国和日本以外的所有其他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就人均收入而言，它们将继续落后几十年。到2025年左右这些年的特点将是这些亚洲大国的“双重身份”：很强大，但许多个别中国人或印度人与西方人相比，还是感觉比较穷。
到2040年至2050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加在一起的经济增长预测将赶上原先的七国集团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根据同样这些预测，到2025年，8个最大的经济体按递减顺序排列将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
尤其是中国，已成为一个新的金融巨头，它的外汇储备在2008年达到2万亿美元。迅速发展的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也都建立主权财富基金（SWFs），目的在于利用其几十亿美元价值的资产，以实现更高的回报，帮助它们经受住经济风暴的考验。其中一些资金将以投资的形式返回西方，从而促进生产率和经济竞争力的提高。然而，新兴大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正在显著增加。
一代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正从新的大国中脱颖而出，从而促使这些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从巴西的农业和海上能源勘探、俄罗斯的能源和金属、印度的IT服务、医药和汽车零部件到中国的钢铁、家用电器，以及电信设备。在波士顿咨询集团2006年的一份报告所列举的来自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前100家全球领先企业当中，84家的总部设在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
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
我们正在目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刻：以前从未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像今天正在发生的这样摆脱赤贫。仅仅1999年至2004年就有惊人的1.35亿人摆脱赤贫，超过了日本的人口和几乎同样多的生活在今天的俄罗斯的人口。
世界银行说，在今后几十年里，被认为属于“全球中产阶级”的人数预计将从4.4亿增加到12亿美元，即从占世界人口的76％上升到16.1％。大多数新加入者将来自中国和印度。
然而，全球中产阶级的硬币有黑暗的一面：差异在两个端点的继续拉大。许多国家，尤其是内陆国家和资源贫乏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缺乏参与全球化博弈的基本面。世界银行说，到2025至2030年，被认为贫困的世界人口将减少约23％，但世界上的穷人———仍占全球人口的63％———的相对处境将是更为贫困。
国家资本主义：一个民主制度消亡后的市场正在东方崛起？
千百万人摆脱赤贫的巨大成就支撑着新的大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但这并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今天，财富不仅正在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而且还进一步集中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世界各国，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吸引力可能会增强。除了印度等一些明显的例外之外，得益于财富的大规模转移到国家———中国、俄罗斯和海湾国家———都不实行民主制度，其经济政策也使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这些国家在自我发展方面并没有按照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是利用一种不同的模式———“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宽泛的词语，用来描述十分注重国家的一种经济管理体系。
另外一些国家，譬如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发展经济的初期阶段也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然而，由于俄罗斯，尤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所以它们走这条道路的影响可能比较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各国经济中国家作用的目前的大大增强是由于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国家作用的这种增强可能会使新兴国家更加偏好国家控制，更为不信任不加管制的市场。
这些国家一般赞成：
开放的出口环境。由于财富远远不断地流入这些国家，所以对于它们的一种愿望必须进行货币市场上的重大干预。这就是它们企图维持疲软的货币，尽管国内的经济业绩显著。这导致了官方资产的大量积累，在一般情况下迄今为止都是如此，这种积累采取了美国国库券的形式。
主权财富基金（SWFs）等国家投资载体。在聚敛了大量资产之后，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中国的官员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各种形式的主权投资。国家介入私人投资市场部分地是为了寻求较高报酬率的前景。主权财富基金是知名度最高的这类投资，但仅仅是许多主权投资载体之一。
制订产业政策工作的恢复。加强对本国经济管理的政府往往对产业政策感兴趣。中国、俄罗斯和海湾国家都具有国家政策，包括使本国经济多元化，以及沿着附加值阶梯攀升，进入高科技产业和服务部门。今天的努力和较早阶段的努力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这些国家现在直接拥有经济资源来实施自己的计划，而无需依靠提供激励因素的各方或者吸引外国资本。
取消私有化和国有企业的恢复。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国有企业将成为20世纪的遗迹。他们错了。国有企业远远没有消亡，而是正在兴旺发展。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都谋求超越本国边界的扩展，尤其是在初级产品和能源部门。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石油公司，之所以吸引投资，很可能是为了获得这些国家正在积累的过量的现成资本。像主权财富基金一样，国有企业的第二项功能是充当压力阀，帮助缓解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的压力。它们还可以充当加强政治控制的载体。由于国有公司跨越国境，所以它们可能会成为发挥地缘政治影响的载体，尤其是用于解决能源等重要的战略资源问题。
国家参与新兴市场的日益重要的角色到最近为止，一直与西方的几乎相反的变化趋势形成对照。在西方，国家在与衍生金融工具和信用掉期等私人金融工程设计保持同步方面力不从心。这个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复杂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但却随着从90年代到最近为止的资产涨价和牛市一起增长。金融工程设计———建立在10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杠杆作用的高度水平基础上———则又给全球市场注入了空前程度的风险和波动性。进一步的控制和国际管制———当前金融危机的可能的一项结果———可能会改变这种轨迹，尽管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问题上，西方和迅速出现的经济大国之间仍然可能会存在差距。
矫正当前全球失衡方面的颠沛“旅行”
新兴市场拒绝让货币升值，尽管经济繁荣，加上美国愿意欠下更多的债务，造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尽管最终是不可持续的失衡周期。实际上，2008年华尔街发生的事件标志着对这些失衡的一场更大范围的调整和方向矫正的开始。在全球经济进入调整期的时候，矫正这些失衡将会很不顺利。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方面的困难———部分地是日益增强的政治和金融多极性的产物———使一场颠沛的旅行的可能性增大。
以下的事态发展之一或者一项组合可能会造成调整：美国消费的减速以及美国储蓄率随之而来的增加，还有新兴的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需求增加。失衡是趋于稳定还是在2025年以前回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新兴大国选择汲取金融危机的哪些具体的教训。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场危机是一个理由，说明需要在缓冲措施方面进一步囤积资金；而另外一些人———由于认识到很少有哪个新兴经济体对普遍的经济下滑具有免疫力———可能会认为，囤积储备并没有那么重要。
严重的金融中断和必需的经济与政治调整往往超越了金融领域的范畴。历史表明，这种恢复平衡将需要做出长期的努力，以建立新的国际体系。需要克服的具体问题包括：
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保护主义的加强。基于新兴经济的迅速出现，各大公司———许多都将是国有的———日益咄咄逼人地进行对外收购，将会引起政治关系的紧张，可能会在反对外国贸易和投资的国家造成公众的不良反应。美国人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均匀的好处的看法可能会给保护主义势力火上浇油。
加快争夺资源的速度。新的大国将越来越多地拥有获取初级产品的手段，以图确保持续的发展。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已经把自己的国家安全与通过本国的国有能源公司进一步使国家控制和获取能源与市场联系起来。海湾国家对租赁土地和在其它地方购置土地感兴趣以确保充足的粮食供应。
民主化过程的放慢。除了显示出一条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之外，中国尤其提供了政治发展方面的一项替代性的模式。这一模式可能会被证明对业绩较差的专制主义政权以及由于多年的经济业绩低下而感到失望的薄弱的民主国家具有吸引力。
使国际金融机构相形见绌。主权财富基金给新兴市场注入的资金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和。这一趋势甚至可能会在全球经济失衡减弱的情况下继续下去。中国已经开始把主权财富基金方面的投资与直接的援助与外援相结合，常常在发展项目的投标中直接超过世界银行。中国、俄罗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等新近富裕起来的国家的这种对外投资将导致外交上的调整和这些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的关系。
美元的国际角色的衰落。尽管资金最近流入美元资产之中，美元也升值了，但是到2025年，美元仍然可能会丧失其作为一种无可比拟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变成各种货币组成的一个市场篮子中的平等货币当中的头号货币。这可能会迫使美国更为谨慎地考虑其外交政策的实施对美元的影响。没有对美元的外部需求的一个稳定的来源，美国的外交政策行动就有可能使美国人暴露在货币冲击面前，并使其利率上升。
欧元越来越多地使用已经显而易见，从而可能会使美国今后更加难以利用美元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独特作用来冻结资产和阻断敌手的金融流动，就像它最近在对朝鲜和伊朗领导层实施金融制裁方面所做到的那样。然而，使得放弃美元的激励因素和倾向得到缓解的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多个金融节点
在西方以美国和欧盟为主，在中亚和中东以俄罗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为主，在东方以中国，最终还有印度为主，金融的景观将第一次真正地呈现为全球性的和多极的。由于最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较少地利用金融杠杆的金融活动更加感兴趣，所以伊斯兰教国家的金融也可能会得到推动。虽然这种全球性的和多极的金融秩序表明，美国的国力相对衰落了，市场竞争和复杂性可能会加剧，但是伴随这些不利条件的很可能是许多积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这些若干金融中心的发展，它们可能会造成重叠，从而促使市场与金融冲击和货币危机相隔绝，在全球性的金融瘟疫扎下根基以前减轻其影响。类似地，由于一些地区更多地投资于自己的金融中心，为了保护这些金融流动而维护地缘政治稳定的激励措施将会增加。然而，历史表明，朝着地区金融中心的这种转向可能会迅速地外溢到积聚着力量的其它地区。这种“提供最后救助的金融家”很少满足于使自己的影响力严格地限制在金融领域。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使西方陷于分裂，使美国和欧盟获得越来越不同的经济和货币工作重点，从而使西方领导并实现全球经济的共同增长的努力难度增大。
不同的发展模式，但维持多久？
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中，国家做出关键的经济决策，在中国，而且越来越多地在俄罗斯，民主受到限制，这一模式使传统的西方发展处方———基本上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民主———的必然性受到质疑。在今后15—20年，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转向北京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而不是西方传统的市场模式和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增加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和主观认为的政治稳定的机会。虽然我们相信差距仍会存在，但是国家在西方国家的经济中作用的加强也可能会减轻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对比。
在中东，世俗主义———它也被看作是西方模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能会越来越被认为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伊斯兰教各政党逐渐获得显要的地位，并可能会开始管理政府。就像在今天的土耳其一样，我们可能会既看到伊斯兰化的加强，又看到对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更加注重。
缺乏任何总体思想和其中一些要素的混合与匹配———例如巴西和印度是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意味着，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尚未构成替代性的体系，在我们看来永远也不大可能会如此。中国在今后20年里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是否会实现自由化，是对传统的西方模式的一种替代选择的长期可持续性的十分重要的考验。虽然民主化大概会是缓慢的，并且可能会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但是我们认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将会施加压力，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的影响，并使当权者具有问责性，尤其是如果中央政府在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方面出现差池，或者没有对污染加重或健康与教育服务的需要等不断增多的“生活质量”问题做出反应。政府自身提升科技和建立“高科技”经济的努力将会使促进开放的激励因素增加，以便在国内开发人力资本，并从外部吸引专门知识和思想。
另外一些能源生产国所提出的历史模式表明，对俄罗斯当局来说，回避要求自由化的压力会是比较容易的。能源生产国还一贯地利用所获得的收益来收买政敌。很少有哪个生产国一方面过渡到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又保持了高额的能源收益。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持续暴跌会改变前景，增加俄罗斯实现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可能性。
第二章 造成不和谐的人口统计结果
出生、死亡和迁徙方面的趋势正在改变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国内及其彼此之间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城乡以及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人口的绝对的与相对的规模。这些人口方面的变化将为一些大国提供社会和经济上的机遇，并严重挑战另一些大国中的既定的安排。到2025年，50多个国家的人口将增加1/3以上（一些国家的人口增加将超过2/3），从而使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服务和基础设施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些国家当中的2/3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其余的迅速成长国家大多位于中东和南亚。
各国人口正在增长、减少和多样化———都在同一时期从2009年到2025年，预计世界人口将增长12亿，从68亿人增长到80亿人。
虽然全球人口的增幅相当大———同时影响到资源———但增长率却低于从前，即低于1980年到今天的增长24亿人的水平。人口统计学家预测，到2025年为止，亚洲和非洲将占人口增长的绝大部分，而不到3％的增长将发生在“西方”———欧洲、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25年，人类的大约16％将生活在西方，低于2009年的18％和1980年的24％。
最大的增幅将发生在印度，占全部增长的1/5左右。到2025年，预计印度人口将攀升大约2.4亿，达到14.5亿左右。从2009年到2025年，预计亚洲的另一个大国中国的人口将比目前的超过13亿增加1亿以上。
总体来说，在同一时期，预计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人口将增加3.5亿左右，而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各国人口将增长大约1亿。
从现在起到2025年，预计俄罗斯、乌克兰、意大利，几乎所有东欧国家和日本的人口都将减少几个百分点。俄罗斯、乌克兰和少数其它东欧国家的人口减少可能会接近或超过目前人口的10％。
移民比率较高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少数其它工业发达国家的人口将继续增长———美国增长4000万人以上，加拿大增长450万，澳大利亚增长300万以上。
到2025年，已经十分多样性的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可能会呈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多样的形态。年纪最轻的和最老的人口变化图表之间的差距将继续拉大。“最老龄化的”国家———30岁以下的人不到人口的1/3———将构成世界地图北部边缘的一个条形地带。与此形成对照，“最年轻的”国家———不到30岁的年龄组占这些国家人口的60％以上———几乎全都会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激增：老龄化人口构成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已经使今天的发达国家———除了美国等少数的例外———到达了一个人口统计方面的“临界点”。今天，发达国家每10个人当中就有将近7人处于传统的工作年龄（15岁到64岁）———一个高潮标志。这方面的数字从来都没有这样高，据专家说，也很可能永远不会重新出现。
在几乎每个发达国家，老年人（65岁以上）和工作年龄段的人口之间的比例增长最快的时期将发生在2010年代到2020年代之间，从而加重了养老金计划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到2010年，相对于发达国家每4个工作年龄段的人，就会有一位左右的老人。到2025年，这一比率将会攀升到1比3，可能还会更高。
日本的处境困难：其工作年龄段的人口自20世纪90年代过半以来一直在减少，而其总人口的减少则始于2005年。在今天的预测所设想的社会中，到2025年，相对于每两个工作年龄段的日本人，就会有一位老年人。
西欧的情况好坏参半：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北欧国家很可能会保持欧洲最高的生育率，但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却仍将不到两名。在该地区其余国家，生育率大概会保持在每位妇女1.5个孩子以下，与日本持平（远远低于每位妇女2.1个孩子的能够实现人口更新的水平）。
生育率的大幅度的和持续不断的上升即使现在开始，在几十年里也不会扭转欧洲和日本的老龄化趋势。即使西欧的生育率立即上升到实现人口更新的水平，老年人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之间的比率也会继续稳步上升，一直到2030年代末。在日本，这一比率将继续上升到2040年代末。
在西欧，要想避免工作年龄段人口的萎缩，每年的移民净人数就必须增加1倍或者2倍。到2025年，在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非欧洲人少数民族人口可能会达到重大的比例———15％以上———与这些国家本国人口相比，少数民族人口还将具有年轻得多的年龄结构。鉴于土生土长的欧洲人对目前的移民水平越来越感到不满，所以这种移民的陡然增加很可能会使紧张关系加剧。
社会的老龄化将会产生经济后果。即使生产率提高，劳动大军的不断萎缩所造成的就业增长率的下降也会使欧洲已经很虚弱的GDP增长率减少1％。根据一些模型，到2030年代，日本的GDP增长率预计将下降到接近于零。试图保持养老金和健康服务的覆盖面的成本将会挤掉国防等其它重点任务的开支。
持续不断的年轻人口膨胀
具有年轻的年龄结构和迅速增加的人口的各国形成一个月牙形，从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中东和高加索地区延伸到南亚的北部地区。到2025年，由于生育率下降和成年人口减少，位于这一“不稳定的弧形地带”的国家数量将减少35％—40％。预计在2025年以后仍将存在的36个“年轻人口膨胀的国家”当中的3/4将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其余国家将位于中东，并分布在亚洲各地和太平洋群岛上。
到2025年，新的经济“虎国”的出现可能会发生在年轻人口的膨胀演变成“工人人数膨胀”的国家。专家们认为，这一人口红利之所以十分有利，是因为该国提供了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大军和对经商友好的投资环境。潜在的受益者包括土耳其、黎巴嫩、伊朗和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各国（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智利、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马格里布地区诸国、土耳其、黎巴嫩和伊朗当前的年轻人口膨胀将会迅速减少，但是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伊拉克、也门、沙特阿拉伯和彼此邻近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口的膨胀将会持续到2025年。除非就业条件显著改变，否则弱小国家的年轻人将继续外流，从而使波动性和暴力活动外部化。
出现年轻人口膨胀的人口已经很多的国家———譬如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也门———的人口预计将保持快速增长的轨迹。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的人口预计都将增长5500万左右。埃塞俄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人口很可能都将增长4000万左右，而阿富汗和也门人口预计将比今天增长50％以上。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口都将保持包含大量年轻成年人的年龄结构。这种人口特征与政治暴力活动和国内冲突的出现有联系。
变换地点：迁徙、城市化与民族变迁搬迁的经历。在毗邻地区的经济和实际安全方面的不断拉大的差距刺激下，2025年，从农村到城市和从穷国向富裕国家的人口净迁徙将继续迅速进行。
欧洲将继续吸引来自比较年轻的、比较欠发达和增长较快的邻近的非洲及亚洲地区的移民。然而，另外一些新兴的工业化中心———中国、印度南部，可能还有土耳其和伊朗———可能会吸引其中的一些劳工移民，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作年龄段的人口的增长放慢，工资上涨。
美国的劳工移民速度大概会放慢，因为墨西哥的工业基础得到加强，其人口老龄化———作为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的反应———还因为巴西和南美的南部锥形地带出现与美国竞争的发展中心。
城市化。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到2025年，世界人口的大约57％将生活在城市里，超过今天的大约50％。到2025年，世界上的超大型城市将比目前名单上列出的19个再增加8个———这8个城市除了一个外，都将位于亚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然而，绝大部分的城市发展都将发生在这些地区的较小的城市里。这些城市正沿着公路扩展，在路口和海岸线附近接合，往往是在没有正式的经济部门的就业岗位增长和充分的服务的情况下这样做。
有关身份认同的人口统计学。在民族—宗教群体按照不同的步伐经历了朝着较低出生率的过渡的地方，尚存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口膨胀和族群比例方面的变化可能会带来重大的政治变化。移民造成的民族—宗教构成方面的变化也可能会刺激政治变化，尤其是在移民定居在生育率很低的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下。
以色列的民族社区之间的不同的增长率可能会促成以色列议会中的政治变化。到2025年，目前占人口1/5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将占以色列将近900万预期人口的1/4左右。在同一时期里，以色列极端正统的犹太族群人数可能会增加将近一倍，从而占人口的10％以上。
无论2025年其政治地位如何，现为260万左右的约旦河西岸人口和现为150万的加沙地带人口已经取得了相当大幅度的增长：约旦河西岸人口增长了将近40％；加沙地带人口增长了差不多60％。到2025年，他们的总人口———仍然年轻、不断增长，并接近600万（根据一些预测超过这一数字）———可能会对希望产生充分就业和公共服务、保持淡水和食品的充分供应并实现政治稳定的机构带来进一步的挑战。
从现在起到2025年的另外一些民族变化也产生地区性影响。例如，在几个安第斯山脉和中美洲民主国家，土著的美洲人所占的越来越大的比例可能会继续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采取民粹主义。在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人口的生育率的持续下跌———目前在收入方面他们落后于邻近的族群，而在家庭人口方面却超过他们———将给这一族群带来比较成熟的年龄结构，并使什叶派穆斯林进一步融入到黎巴嫩的经济与政治生活的主流之中，从而缓和族群间的紧张关系。
对每年100万以上的移民来说，西欧已经成为首选的目的地和350万在外国出生的人的家园———许多人来自北非、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移民和社会融合问题上的政治斗争，以及在教育、妇女权利和国家与宗教之间关系问题上与穆斯林保守派的对抗可能会使中间偏右的政治组织得到加强，并使在建立和维护欧洲福利国家方面曾起到作用的中间偏左的政治联盟陷于分裂。
到2025年，国际移民的人力资?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三）
（续总第28862期）
第三章 新的参赛者
到2025年，美国将发现自己的处境是，它是世界舞台上的几位重要角色之一，尽管它仍是最强大的角色。根据衡量单个国家的GDP、防务开支、人口和技术的一项国际未来前景模型，到2025年，许多国家的相对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都将发生变化。在历史上，新兴的多极体系要比两极甚至单极的体系更为不稳定；更多国家的更大多样性和日益增长的国力预示着国际体系的凝聚力和效力的减弱。大多数新兴大国已经要求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它们像许多欧洲人一样，对任何一个大国有权成为霸主的想法持有异议。表明存在着凝聚力减弱和不稳定性增加的可能性的还有欧洲和日本国力的比较迅速的衰落。
虽然我们认为中国和印度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继续崛起，但是它们地位的上升是没有保障的，而且必须克服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障碍。因此，在到2025年及其以后的整个时期，这两个国家都可能会继续注重国内，其人均财富将远远落后于西方经济体。这些新兴的经济大国中的个人相对于西方人而言，仍将感到很穷，尽管他们的集体GDP将越来越多地超过单个的西方国家个人总体的GDP。对俄罗斯来说，继续保持自从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恢复以来其所处的最高层次可能会是十分困难的。虽然人口统计并非总是注定了一国的命运，但是对于俄罗斯的长期前景来说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是，它必须实现经济的多元化，以使俄罗斯能够保持在世界放弃依赖矿物燃料以后的地位。欧洲和日本也将面对人口方面的挑战；现在做出的决策很可能会决定其长期的发展轨迹。
虽然没有任何别的国家的崛起能够比得上中国和印度等人口众多的构建的崛起所产生的影响，但是经济业绩可能会很出色的另外一些国家———例如伊朗、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可能会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确立穆斯林世界的新的格局方面。
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和印度
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颠簸。很少有哪个国家在今后15年到20年中可能会像中国一样对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到2025年，中国将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头号军事大国。它还可能会成为自然资源的最大进口国，并成为比现在造成更加严重的污染的国家。
如果中国变成可以与美国匹敌的竞争对手，不仅在经济上生机勃勃，需要大量能源，而且在军事上也很强大，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就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几乎肯定会放慢甚至出现倒退，即使实施新的改革以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薄弱的社会保险网络、工商业管制不力、对外国能源的大量需求、持续存在的腐败和环境的破坏等所造成的不断加重的社会压力。在孤立的状态下，这些问题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中国可能会遭到一场“严重的风暴”的袭击———如果对其中的许多问题都必须同时予以关注。即使中国政府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它也不会有能力确保高度的经济绩效。中国绝大部分的经济增长都将继续由国内力量推动，但是重要的经济部门依靠外国的市场、资源和技术，以及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健康将受到其它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欧盟———健康的影响。
在应付这些挑战方面，中国领导人必须兼顾保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对公众容忍共产党垄断政权来说至关重要的———开放性和维护这种垄断所需的限制措施。由于面临如此多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共产党及其地位很可能会经历进一步的转变。实际上，共产党的领导人自己公开谈论找到新的途径来保持公众对党的主导作用认可的必要性。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努力看来都不包括自由选举和新闻自由开放。此外，除非爆发上述的“严重风暴”，否则我们预计，在2025年以前不会出现迫使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的社会压力。尽管如此，该国可能会迈向政治的进一步多元化和问责性较强的治理。
然而，中国领导人可能会继续像过去30年一样，通过实现大幅度的经济增长而又不危及党的政治垄断地位来处理紧张关系。虽然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可能会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但是该政权会受到诱惑，企图回避公众的批评，把中国的苦难推到外国干涉的身上，从而挑起严重仇外的中国民族主义。
在历史上，习惯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人们的期望如果再也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做出愤怒的反应，而具有理由抱如此高的期望的莫过于中国人。
中国的国际地位部分地建立在外国人的估算基础上，就是中国是“属于未来的国家”。如果外国人不是如此敬重这个国家，那么具有民族主义的中国人就可能做出愤怒的反应。
印度：一场复杂的崛起。在今后15年到20年里，印度领导人将努力建立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由新德里充当其中的一极，并充当崛起中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一座政治和文化上的桥梁。印度在国际上不断增强的信心主要来源于其经济增长及其成功的民主记录。这种信心现在推动着新德里与许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然而，这些伙伴关系的目的是使印度的自主地位最大化，而不是使印度与任何国家或者国际联盟结盟。
印度大概将继续享有较快的经济增长。虽然印度仍然面临着国内基础设施、熟练劳工和能源生产方面的不足，但是我们预计，该国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年轻的人口、对农业依赖程度的减轻及其很高的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将会推动经济继续增长。印度15年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济增长使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下的人数减少，但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将会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政治问题。
我们认为，印度人仍将对民主做出坚定的承诺，但是该国的政体可能会更为分裂，国家的实力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联盟当中分享。未来的选举很可能会成为多方面的事务，产生出具有不明确的使命的尴尬的联盟。印度的经济决策的总方向不大可能会逆转，但是改革的速度和规模将会出现浮动。
印度自独立以来一直陷入的地区和民族叛乱很可能会持续存在，但却不会威胁到印度的统一。我们估计，新德里仍将相信它能够遏制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运动。然而，印度可能会遇到该国几个地区出现的更为严重的暴力活动和不稳定，因为毛主义的纳萨尔派运动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
印度领导人认为，华盛顿并不是军事或经济上的赞助者。他们现在认为，国际局势也使这种赞助者成为不必要。然而，新德里也会谋求获得与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所带来的好处，以此作为防范与中国发生敌对关系的措施。印度的决策者确信，美国的资金、技术和善意对于印度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继续崛起至关重要。美国仍将是印度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之一，世界银行和外国商业放贷机构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关键因素，以及外汇的最大来源国。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印度侨民———主要包括十分熟练的专业人员———仍将是加深美印关系方面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货的印度市场将会大大增加，因为新德里减少了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印度的军队也将渴望得益于与华盛顿之间得到扩展的防务关系。然而，印度领导人大概会避免建立可能会如同一种联盟关系的联系。
其它参赛者
俄罗斯的道路：是繁荣还是不景气。俄罗斯具有到2025年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强大和更加自信的潜能，如果它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拓展本国经济，实现经济的多样化，并与全球市场融合。另一方面，若干制约因素可能会限制俄罗斯实现充分的经济潜力的能力。其中主要包括能源投资方面的欠缺、基础设施方面的严重瓶颈、每况愈下的教育与公共卫生部门、欠发达的银行部门和犯罪以及腐败。如果转而采用替代性燃料的速度超过预期，或者全球能源的价格持续下跌，使俄罗斯来不及形成比较多样化的经济，大概就会制约其经济增长。
俄罗斯到2025年的人口减少将会迫使其做出艰难的政策选择。例如到2017年，俄罗斯很可能会只有65万名18岁的男性可以用来保持一支军队，而今天这支军队则依靠75万名义务兵。人口的减少还可能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造成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尤其是如果俄罗斯不增加在现有的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重建科技基础，雇用外国移民劳工的话。
如果俄罗斯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它就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多元的、尽管不是民主的政治体系———由于制度方面的巩固、上升的中产阶级和出现要求获得更大发言权的新的利益攸关方。
采取比较积极和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看来是可能的，从而反映出莫斯科重新脱颖而出，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西方、亚洲和中东国家的重要的合作伙伴，以及反对美国主宰世界的一支主要力量。俄罗斯控制着高加索地区和中亚的重要能源枢纽与连结———这对于其实现能源超级大国的野心至关重要———这将成为恢复俄罗斯在邻近国家当中的势力范围方面的推动力。在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所造成的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可能会使俄罗斯和西方的安全政策更为趋于一致，尽管在其它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还持续存在着“价值观方面的差距”。
由于截然不同的力量———自由主义的经济趋势和非自由主义的政治趋势———俄罗斯可能会出现的未来前景的范围仍然很广。这两个趋势之间的紧张关系———加上政局不稳所造成的俄罗斯对可能会出现的间断的敏感性、一场严重的外交政策危机，或者其它不可预料的因素———使得排除替代性的未来前景变得不可能。这些前景譬如出现一个民族主义的、专制主义的石油国家，甚至一个全面的独裁政权———一种不大可能的、但却仍然貌似合理的前景。可能性较小的是，到2025年，俄罗斯可能会成为一个开放得多的和进步得多的国家。
欧洲：到2025年失去影响力。我们认为到2025年，欧洲将在实现现任领导人和精英阶层的憧憬方面取得缓慢的进步：成为一个能够独立地利用一整套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来支持欧洲与西方谋求利益和实现普世理想的、具有凝聚力的、一体化的和有影响的全球角色。欧盟必须解决使布鲁塞尔与欧洲选民发生分歧的一项主观认为的民主差距，并放弃围绕着其制度结构的旷日持久的论战。
欧盟将能够吸收巴尔干地区的额外新成员，也许还有乌克兰和土耳其，从而在欧洲的边缘地带巩固政治稳定和民主化。然而，如果仍然不能使持怀疑态度的公众相信进一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一体化的益处，并通过实施痛苦的改革来大胆地狠抓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等棘手问题，欧盟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跛行的巨人，由于内部争吵和相互竞争的国家议程而分心，把经济影响力转变成全球影响力的能力也较差。
对欧洲的社会福利模式———自从二战以来一直是西欧政治凝聚力的基石———来说，工作年龄段的人口的减少将被证明是一项严峻的考验。经济自由化方面的进展很可能仅仅是逐步地继续下去，直到日益老龄化的人口或持续的经济停滞迫使欧盟实施较为显著的变革———这种危机时刻只有到今后10年过去一段时间以后才可能会到来，并有可能进一步推迟。对于欧洲的人口赤字，除了对健康和退休福利的可能的削减之外，没有任何容易的解决办法。而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开始实施，甚至考虑实施这种削减。防务开支很可能会进一步削减，以避免需要大规模调整社会福利计划。要融合移民社区，尤其是穆斯林社区，这一挑战将变得严峻，如果面临着自己的期望突然下降的公民们诉诸更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并集中精力维护狭隘的利益，就像过去发生的那样。
欧洲的战略视角很可能会仍然比华盛顿狭隘，即使欧盟在设立“欧盟总统”或者“欧盟外长”的改革方面取得成功，形成了处理危机方面的更大的制度能力。欧洲内部对威胁的不同看法和防务开支继续得不到协调的可能性表明，欧盟到2025年不会是一个主要的军事大国。较大国家的国家利益将继续使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复杂化。欧洲对北约组织的支持也可能会受到侵蚀。
土耳其的欧盟成员国地位问题将是对从现在起到2025年欧洲的外交重点的一项考验。由于人们越来越怀疑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机会，所以很可能会使土耳其实施政治与人权改革的速度放慢。如果断然拒绝土耳其加入欧盟，就会冒产生更大影响的风险。从而使穆斯林世界———包括欧洲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有关西方和伊斯兰教不兼容问题的论点得到加强。欧洲内部的犯罪活动可能会成为最严重的威胁，因为欧亚大陆上的跨国组织———在刚刚参与了瓜分能源和矿产利益之后———变得更加强大，并且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东欧或者中欧的一个以上国家的政府可能会沦为其主宰下的猎物。
到2025年，欧洲仍然会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尽管它做出了努力来提高能源效率和倡导可再生能源，并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不同程度的依赖性、有关俄罗斯民主的成熟性和经济意图的不同观点，以及未能在布鲁塞尔的作用问题上达成共识，正在阻碍着为制订欧盟在能源多样化和安全问题上的共同政策而做出的初步的努力。由于缺乏降低俄罗斯影响力的集体对策，所以这种依赖性将会促使主要国家，包括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可靠的供应国的德国和意大利不断关注莫斯科的利益。欧洲可能会为自己的严重依赖性付出代价，尤其是如果由于天然气田的投资不足，俄罗斯的公司不能履行合同规定的承诺，或者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对欧亚大陆上的能源部门的插手发生外溢，影响到西方的商业利益。
日本：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到2025年，日本将面临着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一场重大调整，但却仍然会保持着作为中等偏上的大国的地位。在国内，日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很可能会得到结构调整，以解决人口减少、日益老化的工业基础和波动性较强的政局等问题。日本日益减少的人口可能会迫使当局考虑新的移民政策，比如对外籍工人采取长期的签证选择等。然而，日本人在克服自己不愿规划外国人的情绪方面将会遇到困难。人口的老龄化还会刺激日本的健康服务和住房体制方面的发展，以满足大量依靠抚养的老年人的需要。
日益萎缩的劳动力———和日本对大量移民劳工的文化上的厌恶———将给日本的社会服务和税收造成严重的压力，从而导致税赋增加，以及要求加强国内经济部门中的竞争来降低消费品的价格。我们预计，日本的出口工业将继续实施结构调整，进一步把重点放在高科技产品、高附加值的生产和信息技术方面。日本农业部门的萎缩将会继续下去，也许降低到仅占劳动大军的2％，使进口食品方面的付款相应地增加。在绝对数字方面每况愈下的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包括大量的失业和没有受过训练的十八九岁和二十几岁的公民。这可能会导致白领工人的短缺。
由于越来越激烈的选举竞争，所以到2025年，日本的一党政治体制大概会全面解体。自由民主党可能会分裂为一些相互竞争的政党，但是比较可能的情况是，日本将会目睹相互竞争的政党的继续分裂与合并，从而导致政策的瘫痪。
在对外关系方面，日本的政策将会受到中美两国政策的最大影响，因而4种情景是可能的。
在第一种情景下，中国如果继续采取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于日本的经济增长将会越来越重要。东京将会致力于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并增加日本货的市场准入机会。东京可能会谋求在2025年以前很早就与北京签订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在该地区的影响将会日益引起日本决策者的关注。他们可能的反应将是进一步与美国靠拢，加强自己的导弹防御和反潜作战实力，寻求培养韩国等地区盟友，推进东亚的国际多边组织，包括东亚峰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第二种情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遇到困难，或者其政策变得公开敌视本地区各国。作为回应，东京很可能会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影响力，部分地通过争取东亚民主国家的团结，部分地通过开发先进的军事装备，从而继续发展本国的国力。在这种情况下，东京将会假定华盛顿提供大力支持，并采取行动影响本地区的政治与经济论坛，以孤立或者限制中国的影响，这会使该地区各国在继续对日本的军事实力感到不安和具有主宰本国边境附近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潜力的中国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其结果是，日本可能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与寻求避免陷入东京或者北京设下的陷阱的一个特殊的东亚国家不结盟运动打交道。
在第三种情景下，假如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削弱，或者在东京看来是不断削弱，日本就可能会决定在地区问题上进一步靠拢北京，最终考虑安全方面的安排，从而为中国提供在日本附近海域维护稳定方面的实际角色。东京对失去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可能性很小的反应是开发一项核武器计划，除非中国对日本怀有明确的侵略意图。
在第四种情景下，美中两国采取重大步骤，以实现在该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合作，从而导致美国在中国在本地区发挥军事影响力问题上的让步，以及美国在那里的驻军相应地调整或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东京几乎肯定会遵循占主导地位的趋势，进一步靠拢北京，以便参与地区安全和政治安排。类似地，该地区的其它国家，包括韩国、台湾和东盟成员国，很可能会追随美国的这种领导，对东京进一步施压，迫使其使自己的政策与该地区的其它参与者的政策相一致。
巴西：得到加强的领导角色的牢固基础。到2025年，巴西大概会作为南美洲各个论坛中的平等国家当中的头号国家，在本地区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但是除了其作为能源生产国的日益重要的角色及其在贸易会谈中的角色之外，巴西在超越南美大陆范围，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发挥影响力方面，将显示出有限的能力。它在巩固民主和实现本国经济多元化方面的进展，将会起到本地区的一项积极模式的作用。
该国对民主的日臻完善的承诺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具有习以为常的、公平的和公开的选举过程和平稳的过渡。现任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在国内和国际上奉行了温和的政策方针，从而为其继任人确立了一个积极的先例。巴西有关不仅作为本地区、而且作为世界领导者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在其国民意识中基本上是根深蒂固的，并超越了政党政治的范畴。
在经济上，巴西在政治稳定和一项渐进的改革进程基础上，为稳定的经济增长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负责任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方面的日益加强的共识，很可能会使曾经困扰着该国的危机所造成的破坏减少。对巴西目前的经济共识的引人注目的偏离，要么是彻底转向注重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经济模式，要么是转向政府严重干预的中央集权倾向，看来到2025年都不大可能出现。
巴西最近初步探明的近海海域可能存在的新的大量石油蕴藏，可能会为已经多元化的巴西经济增添又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使巴西走上一条比较迅速的经济增长道路。桑托斯盆地中的石油发现———储量可达几百亿桶———在2020年以后这些油田充分开采时，可能会使巴西成为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如果法律和管制框架对外国投资具有吸引力，那么在乐观的情景下，预计到2025年，石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将会上升到15％。即便如此，石油也会仅仅补充国民财富的现有来源。
在减少犯罪和贫困等社会问题上的进展很可能会在决定巴西未来的领导地位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没有法治方面的进展，就连迅速的经济增长也会由于普遍的犯罪和腐败所造成的不稳定而被削弱。还将需要把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融入到正式经济之中的机制，以支撑巴西作为一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世界大国的地位。
崭露头角的大国
由于印度和中国等新的大国众多的人口和广袤的陆地面积，所以今后10年或20年在世界舞台上不大可能会突然出现另外一个大国集团。然而到2025年，一些崭露头角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占世界经济增长的越来越大的比例。另外一些国家也会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内扮演生机勃勃的角色。
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神职人员统治结束后的伊朗———这些国家伊斯兰教占主宰地位，但它们并不属于阿拉伯世界的核心———看来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可以加强自己的国际角色。对经济增长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气候会确保这些国家天然的经济禀赋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在伊朗的情况中，激进的政治改革将是必要的。
印度尼西亚的业绩如何将取决于它能否利用刺激经济的措施来复制其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成功。10年来，印尼人把自己曾经是专制主义的国家改造成了一个民主国家，把这个广袤的群岛变成了一个比较宁静的地方。在那里，对温和的政治解决办法的支持是强有力的，分离主义运动基本上正在消逝，由于无法获得公众的支持，恐怖主义者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和逮捕。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和潜在消费者的人口众多（印尼是世界上占第四位的人口大国），印尼可能会在经济上崛起，如果其当选的领导人采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包括加强法制、改善管制框架、改革金融部门、减少燃料和食品补贴，以及普遍降低做生意的成本。
现在看一看伊朗。这个国家天然气等资源储量丰富，人力资本也很充足。除了稳定的投资环境之外，政治和经济改革也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对该国的以及伊朗人对自己的看法。在这些情况下，伊朗经济可能会迅速恢复，并使潜藏在世界各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时是世俗的伊朗中产阶级的胆量增大。一旦获得政权，伊朗人口的这一部分就可能会拓展该国的视野，尤其是向东，摆脱几十年来陷入中东阿拉伯世界冲突的泥潭的状况。
土耳其经济增长的最近的记录、土耳其新兴的中产阶级的生命力以及该国的地理战略方位，都使其在中东地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前景增大。经济上的弱点，譬如严重依赖外部能源，可能会促使其扮演更为重要的国际角色，因为土耳其当局谋求发展与能源供应国，包括俄罗斯和伊朗等邻近国家的关系，并加强自己作为运输枢纽的地位。在今后15年里，土耳其最有可能采取的方针涉及把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的特色相结合，从而成为中东其它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楷模。
全球情景一：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
在这种虚构的叙述中，新的大国取代西方，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领导者。这并非不可避免，也不是新的国家崛起的唯一可能的结局。在历史上，新的大国———譬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对现存的国际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所有这些挑战都以全球范围的冲突告终。在我们看来，与直接挑战国际体系相比，看来更加合理的是一种可能性，就是新兴的大国在影响其重要利益的地区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尤其鉴于西方国家可能日益加重的对自己所承受负担所感到的疲惫。
这种力量联盟可能会成为北约组织等机构的竞争对手，从而为其它国家提供取代西方的替代选择。正如上面所详述，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替代性的联盟一定会成为新的全球景观中的永久的景色。实际上，由于这些新的大国多样性的兴趣及其在资源问题上的竞争，所以它们不仅可能会很容易地相互联合，而且可能会同样容易地相互疏远。虽然新兴的大国很可能会专注于解决国内问题和维持本国的经济发展，但是正如本章所略述的那样，它们将越来越多地有能力成为全球范围的参赛者。
这一情景的先决条件包括：
西方落后的经济增长促使美国和欧洲开始针对经济增长较快的新兴大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的模式帮助构成了强大的（尽管是脆弱的）中俄两国联盟的基础。
多极世界上的主要角色之间的关系严重紧张，因为各国谋求能源安全和强化自己的势力范围。上海合作组织尤其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谋求获得可靠和可以依赖的客户。中亚不仅位于俄罗斯的，而且位于中国的后院。（尹宏义译）（待续）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四）
（续总28863期）
第四章 充裕的情况下的稀缺？
国际体系在解决新的参赛者所造成的影响的同时，还将受到日益严重的资源制约因素的挑战。在今后15年到20年里，对越来越多的国家来说，获得比较可靠的和洁净的能源的机会和处理食物及水的长期短缺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到2025年，给世界添加10亿以上的人口本身就会使这些至关重要的资源承受压力。世界人口的越来越大的百分比将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和发达地区，以寻求更大的人身安全保障和经济机遇。许多人———尤其是亚洲人———将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并寻求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而这牵扯到所有这些资源方面的更多的人均消费。与资源短缺赫然显现的较早时期不同，来自新兴市场的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加上对新的生产的制约因素———譬如全球能源市场上的国营公司现在发挥的控制力———使一种可能性受到限制，即单靠市场力量就会矫正供求的失衡。
由于气候变化，已经陷入困境的资源部门将更为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更为糟糕。气候变化的物理效应在整个这一时期都将加重。能源需求的继续升级将使气候变化的影响加速到来。另一方面，在替代品普遍供应之前强行削减矿物燃料的使用，可能会威胁到经济的继续发展，对产业尚未取得高水平的能源效率的中国等国家来说尤为如此。在今后15年里，世界各地与温室气体排放有密切关系的技术进展和决策工作很可能会决定，全球的温度是否最终上升摄氏两度以上———人们认为，在这一临界点上，效应不再是可以控制的。
食物和水的问题也与气候变化、能源和人口问题相互交织。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使消费价格、具有产业规模的农业和石化工业生产的化肥的采用成本增加。不再用耕地种粮，而是改种燃料作物，这样做提供的解决办法是有限的，并可能会加重能源和粮食的困境。在气候方面，降雨量的反常和雪以及冰川的融化带来的季节性水流的受限，使水的稀缺加重，从而损害了全球许多地区的农业。能源和气候方面的动态因素还相互结合，放大了另外一些弊病，譬如健康问题、病虫害给农业造成的损失，以及暴风雪带来的破坏等。最大的危险可能产生于许多压力的同时的交汇和相互作用。各种问题的这种复杂和空前的综合征可能会使决策者不堪重负，从而使之难以及时采取行动，以强化好的结果或避免坏的结果。
一个不再使用石油的时代即将来临吗？
到2025年，世界将处于能源方面的一场根本性转变之中———从燃料类型及其来源两方面讲都是如此。非欧佩克国家的液态碳氢化合物产量（即原油、液态天然气和沥青砂等非传统矿物）的增长将无法与需求保持同步。许多传统的能源生产国———也门、挪威、阿曼、哥伦比亚、英国、印尼、阿根廷、叙利亚、埃及、秘鲁、突尼斯———的产量已经在下降。另外一些国家———墨西哥、文莱、马来西亚、中国、印度、卡塔尔———的产量已经不再增加。能够实现生产的有意义的扩展的国家数量将会减少。只有6个国家———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阿联酋、伊拉克（潜在地）和俄罗斯———预计到2025年将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39％。主要的产油国越来越多地将位于中东。那里蕴藏着世界2/3左右的储量。在2003年到2025年期间，波斯湾国家的欧佩克产量预计将增加43％。仅沙特一国就将占波斯湾产量的将近一半。这一产量超过了非洲和里海地区预期产量的总和。
这种日益集中的部分后果是，国家石油公司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控制加强了。当罗马俱乐部就阴森逼近的能源稀缺发表著名预报的时候，“七姐妹”（指19世纪和20世纪垄断世界石油市场的美英和俄罗斯等国的7家石油公司———本刊注）仍然对全球石油市场和产量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在股东的驱使下，它们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以探索和倡导提高产量所必需的技术，并在其中投资。与此形成对照，国家石油公司具有很强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动机要限制投资，以延长生产的有效期。在具有有限的经济选择的产油国，把石油保留在地下为后代提供了资源。
石油生产国的数量和地理分布将随着另外一场能源转型而减少：采用比较清洁的燃料。在较短的时期内，人们重视的燃料很可能是天然气。据美国能源部和能源信息局的预测，到2025年，天然气的消费量预计将增长60％左右。虽然天然气的蕴藏并不一定与石油在同一个地方，但它们也是高度集中的。三个国家———俄罗斯、伊朗和卡塔尔———占有世界天然气储量的57％以上。如果把石油和天然气放在一起考虑，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伊朗———就是能源领域中的主要支柱。尽管如此，到2025年，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预计将占世界总产量的相当大的比例，即18％。
虽然就绝对数字而言，天然气的使用很可能会稳步增加，但是煤炭可能是增长最快的能源，尽管它是“最肮脏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不断上涨会提供新的刺激，促使人们采用廉价、储量丰富和靠近市场的能源。最大的和增长最快的能源消费国当中的三个———美国、中国和印度———以及俄罗斯是可以开采的煤炭储量最为丰富的四个国家，占已经探明的全球储量的67％。煤炭产量的增加可能会使基于碳的、不可再生的能源体系的使用期延长一个甚至两个世纪。2025年，中国仍将严重依赖煤炭。北京很可能会受到国际上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采用清洁的技术来燃烧煤炭。尽管中国的GDP要比美国小得多，但是在碳排放量方面，中国即将超过美国。
用于发电的核燃料的使用预计将会增加，但是增量将不足以满足电力方面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第三代核反应堆在发电方面的成本较低，安全特征得到了改善，与从前的反应堆设计相比，废料和扩散处理方面的特色也得到改进。第三代核反应堆按照目前的电价在经济上是有竞争力的，并且即将开始在世界各地采用。虽然大多数核电厂目前都设在工业发达国家，但是中国、印度、南非等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对电力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将会使核电的需求量增加。
铀是核发电主要原料。铀的供应不大可能会限制核发电未来的推广。可以获得的铀很可能会足够支持未经再处理情况下的核能的拓展，一直到本世纪下半叶很长时间。如果铀供应短缺，能够生产核燃料的反应堆以及使用过的燃料的再循环，就可能会继续支持核能在全球范围的推广。
然而，由于基础设施方面的要求、对核专门知识和材料的扩散的担忧，以及在许可证颁发和用过的燃料的处理问题上的不确定性，所以到2025年，核发电的推广要想哪怕是接近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都会是几乎不可能的。基础结构（人力物力）、法律（许可证的颁发）以及建筑工程方面的障碍十分巨大。只有到我们的15年到20年的时期结束时，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核技术的认真推广。
能源领域中的地缘政治
能源价格水平的高低都会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在20年里，这两种时期都可能发生。美国能源部能源管理局和几个主要的能源顾问认为，较高的价格水平很可能出现，由于趋于稳定的供应和日益增长的需求，至少到2015年是如此。这些原因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情况。当时，高油价是由于有意限制供应造成。即使能源价格长期整体上升，由于波动的预期的加重，远远低于每桶100美元的价格也时有可能出现，因而并不一定是由于技术上的突破和一种替代性的燃料迅速的商业化。下跌和市场心理的改变方面貌似合理的情景包括全球经济增长放慢；伊拉克、安哥拉和中亚等国产量增加，以及目前可以获得的技术的能源效率提高。
即使在低于每桶100美元的价格上，与能源贸易相关的金融转移也产生明确的赢家和输家。能源需要的80％以上依靠进口的32个国家当中的大多数的经济增长与石油价格较低的情况下相比很可能会慢得多。其中一些国家被外界专家确认为具有国家失败的风险———例如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泊尔和老挝。以对进口的高度依赖、人均GDP很低、经常项目逆差很高和在国际上债台高筑为特点的国家形成了尤其灾难性的国家形象。具有这种形象的国家包括大多数东非国家和非洲之角。十分重要的、但却被问题困扰的国家，譬如巴基斯坦，将处于国家失败的风险之中。
在价格较高的情况下，比较稳定的国家的情况较好，就是其经济增长的前景也会有一定的萎缩，政治动荡可能会发生。虽然高效率的、注重服务部门的经合组织经济体不能幸免，但是它们所受到的损害最小。虽然中国的巨额金融储备对其起到了缓冲作用，但是它也遭到了油价上涨的打击。这样一来，使千百万人摆脱贫困的难度就会增大。中国还需要开采和运输国内的更多的煤炭，建设更多的核电厂，并谋求提高能源的终端使用效率，以抵消较高价格的进口。
在高价格的情况下，俄罗斯和伊朗等主要出口国会拥有财力可以加强本国的国力。加强这些国家的国力和影响力的措施的范围与模式取决于它们如何利用自己的利润，在人力资本、金融稳定和经济基础设施方面投资。按照一项学术界的国力指标衡量，俄罗斯如果把收入合理地用于本国经济、社会需求和外交政策工具，可能会使俄罗斯的地位提高一倍以上。
对于依靠大量的石油收入来平衡预算或者增加国内投资的国家来说，油价的持续不断的下跌会产生重大影响。对伊朗来说，油价如果下跌到每桶55－60美元的范围，或者更低，就会对该国政权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其在为民粹主义的经济计划提供补贴和继续为旨在扩展其地区实力的情报和安全活动等计划提供经费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国家主宰的经济看来能够在没有政治自由或者完全自由的市场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因而是取代西方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理念的一项可信的替代选择。这一观念可能会遭到沉重的打击，尤其因为历史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能源市场上的出乎意料的变化所做出的调整是比较迅速和有效的。
在任何情景下，能源领域中的动态因素都可能会造成一些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新的重组或者集团：
由于俄罗斯需要里海地区的天然气，以满足欧洲等地的合同需要，所以它很可能会努力使中亚各国保留在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内，除非这些国家获得非俄罗斯控制的出路，否则俄罗斯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将培养政治关系，以确保自己获得石油和天然气的机会，从而继续寻求巩固自己的市场实力。北京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联系将得到加强，因为这个王国是能够大力满足中国的石油需求的唯一的供应国。
北京将会想要加强与另外一些产油国之间的联系，从而抵消其对利雅得的日益加重的依赖。伊朗将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使中国对德黑兰的支持得到巩固。而这可能会使中国与利雅得的关系紧张。德黑兰还可能加强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印度将对缅甸、伊朗和中亚各国暗送秋波，从而竭力确保获得能源的机会。途经动乱地区的通往印度的管道可能会使印度与局部的动荡局势联系在一起。
水、食物和气候变化
专家们目前认为，总人口约为6亿的21个国家要么缺乏耕地，要么淡水匮乏。
由于人口继续增长，到2025年，拥有大约14亿人口的36个国家预计将属于这一类别。这些新加入的国家包括布隆迪、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马拉维、巴基斯坦和叙利亚等。缺乏稳定的供水来源在世界许多地区正在达到空前的严重程度，并可能会由于迅速的城市化和人口的增长而加重。用于农业用途和水力发电的水的需求也会增加。灌溉用水的使用量远远超过居民户的消费。在发展中国家，农业目前的用水占世界水量的70％以上。主要河流上的水力发电站的修建可能会改善防洪，但对期望继续获得水源的下游用户也可能会造成相当大的不安。
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对食物的需求将增加50％，由于世界人口不断增加、富裕程度不断提高，以及扩充后的中产阶级转而采纳西方的饮食偏好。世界的食品生产部门对市场力量一直做出了有力的反应，但农业生产可能会由于限制投资和扭曲重要的价格信号的错误的农业政策而继续受阻。压低食物价格，以安抚城市贫民和刺激用于工业投资的储蓄，曾经使农产品价格扭曲。如果政治精英们比较担忧城市里的不稳定，而不是农村的收入———在许多国家这是一项稳妥的赌注———这些政策就可能会持续下去，从而加重今后的供应紧张的风险。使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人口变化趋势———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凸显了失败的政策将会继续实施的可能性。
从现在起到2025年，世界将必须应付相互竞争与矛盾的能源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从而产生一系列难以应付的后果。在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对生物燃料的需求———这种需求由于政府的补贴而增加———将需要更大面积的耕地和更多的灌溉用水来满足，尽管生物燃料的生产和加工技术的效率得到了提高。这种“燃料农业”的取而代之，加上亚洲生产国定期的出口管制以及世界各国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对蛋白质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将会迫使全球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在高于今天高度的水平上波动。一些经济学家争辩说，国际市场的行情稳定在较低的粮食数量上和投机活动———由于对燃料价格不断上涨的预期和比较反常的、气候变化引起的天气情况所引发———可能会在食品价格方面起更大的作用。
一个由大型农业生产商———包括印度和中国，以及美国和欧盟的合作伙伴———组成的联合企业很可能会致力于启动第二次绿色革命。这一次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这可能会帮助抑制全球粮食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到2025年，非洲粮食产量的增加可能会是巨大的，但这种增加主要将局限于非洲大陆南部和东部地区国家。这些国家将会加强与东亚和南亚国家的贸易与安全关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其它地方，国内冲突和采矿与石油开采方面的政治和经济重点很可能会破坏这一联合企业改善灌溉和农业运输网络以及发放信贷和投资的大多数努力，从而使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农业生产率的增长。
除了有关淡水和耕地稀缺的目前预测之外，英国财政部委托拟定的斯特恩报告估计，到本世纪中叶，2亿人可能会沦为永久流离失所的“气候移民”，是今天的所有有记载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人口的10倍。虽然许多专家认为这一数字很高，但是人们在大规模迁徙的风险和做出更好准备的需要问题上有着普遍的共识。大多数的流离失所者一般都在自己的国家中重新安置，但今后许多人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国家安置他们的能力不断下降。因此，寻求从劣势国家迁徙到相对享有特权的国家的移民人数很可能会增加。最大规模的流入将反映出目前的许多迁徙模式，从北非和西亚到欧洲，从拉丁美洲进入美国，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等。在未来20年内，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担忧可能会比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任何物理变化都更为明显。有关环境迅速变化的观念可能会导致各国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以确保资源、领土和其他利益。进行更大规模的多边合作的愿望将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如别国的行为、经济背景，或者需要捍卫或赢得的利益的重要性等。
许多科学家担心，最近的评估低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错误地判断了人们感觉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可能的时间。科学家们目前在预测极端的气候变化的可能性及其规模方面能力有限，但他们认为，根据历史先例，这不会是逐渐地或平稳地发生。如果大幅度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许可量，可能会不利于仍处于效率曲线上的很低位置的、迅速新兴的经济体，但发达世界中的美国等大规模用户也会遭受打击，全球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甚至更糟糕的情况。
全球情景二：10月份的惊喜
在下面的虚构描述中，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范围的忽略导致严重的意想不到的影响，使世界陷入新层次的脆弱性。科学家们目前尚不能确定我们是否已经触及到一个气候变化加快的临界点，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否很少，包括减少排放量，从而减轻即使是较长时期的影响。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我们不会知道我们是否已经触及临界点，直到为时已晚。许多科学家说，有关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具体的脆弱性及其影响的不确定状况可能会在未来15－20年里持续存在，即使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深化。
一起极端的天气事件———如本情景中所描述———可能会发生。应对更频繁的此类事件，加上气候变化的其他物理影响，如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更多的粮食危机，可能会困扰决策者，尽管解决这类问题的选择减少。在这个例子中，考虑了把纽约证券交易所迁往一个不那么容易受到打击的地方，但也将认真考虑其它机构的搬迁问题，以确保行动的连续性。虽然这一情景重点是在发生在美国的一起事件上，但其他国家政府也由于不同类型的环境灾难而遭到突袭，并遭受国家地位的损失。根据这一描述，减灾工作———进一步削减碳排放量———收效可能会微乎其微，至少在短期来看是如此。涉及潜在的重大混乱的这样一个世界可能会威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这一情景下假设的先决条件包括：各国采取一种“增长优先”的心态，从而导致大范围的环境忽视和退化。各国政府，特别是那些缺乏透明度的政府失去合法性，因为它们未能应付环境和其他灾害。
尽管取得了重大技术进步，找不到技术的“银弹”（在西方基督教的传说中，只有银弹击中心脏，才可以杀死恶魔。就是说希望有一样技术，能够像银弹杀死恶魔那样彻底解决问题———本刊注）来阻止气候变化的影响。
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是短期的和不充分的。
第五章 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日益增长
按照我们现在的评估，与我们在《预测全球未来》报告中所预计的相比，在今后15年到20年内，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无论是在国家间还是在国家内部———都要大一些，在中东尤为如此。该地区的很大部分将会比今天更为动荡，也更像世界的其它地方，譬如经济目标占主导地位的东亚。但该地区的另一些部分则仍然充满冲突。日益开放的各个经济体，加上坚持专制主义的政治，造成了叛乱、内战和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到2025年，伊朗的核野心很可能会以一种或者另外一种方式昭然若揭。该地区要么将会卷入一场军备竞赛，要么找到了试图建立地区安全的另外一条途径。虽然我们认为，“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吸引力将在今后15年到20年内减弱，但是局部的支持仍将存在，从而确保了一种持续不断的威胁，尤其因为致命的技术预计将更为唾手可得。
到2025年，会出现一个不断萎缩的、不稳定的弧形地带？
在我们从前的研究报告《预测全球未来》中，我们的评估是，最容易陷入冲突的国家位于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弧形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北非、中东、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南亚和中亚一直延伸到东南亚部分地区。今天，这一弧形地带的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动日益增加，包括有限的到高水平的GDP增长、缓慢但却可以察觉的经济改革、得到改善的管制业绩、不断深化的金融市场、高水平的外来和地区内投资和相关的技术转让，以及新的贸易走廊的开发。在中期到长期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如果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但其高度却并没有抑制其它地区的经济增长的话。对世界能源市场上越来越容易发生系统性变化的认识也可能会进一步促进经济改革，包括能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内的进一步的多元化。
对于各国政权来说，处理经济变革将涉及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专制主义统治的必要性之间采取微妙的平衡。虽然一些政权可能会成功，但是只有一两个政权将会成为真正的民主政权，还有一两个最终将会陷入国内混乱和冲突，因为统治者错误地估算了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进行了得不偿失的赌博。
中东爆发一场核武器竞赛的风险越来越大
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在考虑开发或者获取可以用于开发核武器的核技术。
在今后15—20年里，对伊朗在其核计划问题上所做出的决策的反应可能会使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加强这种努力，并积极地考虑谋求获得核武器。这样一来，就给可能是该地区内争夺影响力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包括通过代理（在伊朗的情况中是什叶派穆斯林，在其大多数邻国的情况中是逊尼派穆斯林）———增添一个新的和更加危险的方面。这场竞争也是在急于维护自己获得能源供应的机会并出售先进的常规武器来换取更大的政治影响与能源协议的外部大国之间展开。
并非不可避免……从历史上看，许多国家都抱有核武器野心，但却没有迈出这一步。各国可能倾向于保持生产核武器的技术能力，而不是实际开发核武器。技术上的障碍和希望避免政治上的孤立以及寻求进一步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的愿望，可能会促使伊朗放弃核武器开发。然而，哪怕是伊朗仅仅拥有开发核武器的能力，也可能会引起破坏稳定的地区反应。
如果伊朗的确开发核武器，或者被该地区各国认为已经获得了核武器方面的潜能，该地区的其它国家就可能会决定不寻求相应的能力。然而比较可能的是，伊朗的少数邻国将会认为，伊朗开发核武器或者武器的潜能是一种存在的威胁，或者这将会造成该地区力量的无法接受的根本转移，因而它们会寻求获得抵消能力。现有的核大国做出的、该地区各国认为可信的安全担保可能会被它们看作是足以抵消伊朗的核武器能力。但是如果期望这种担保来满足对伊朗拥有核武器感到担忧的所有方面却可能是一种奢望。
……但是可能要比冷战更加危险。核武器会使伊朗更加大胆，导致进一步的不稳定，并引起中东力量对比方面的转移，这种前景看来是该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关注，并可能会推动一些国家考虑获得自己的核威慑力量。伊朗日益增强的核实力已经部分地造成了中东地区对核能兴趣的激增，从而引起人们对爆发一场核武器竞赛的可能性的担忧。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利比亚对修建新的核发电设施感兴趣或者已经表示感兴趣。如果伊朗今后显示出核能力，从而加强人们对其发展核武器的意图和潜能的看法，就会促使该地区的其它国家谋求实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
并非确定无疑的是，在冷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存在的那种稳定的威慑关系将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拥有若干具有核武器能力的国家的中东地区。拥有核武器并没有带来抑制或者缩短低强度的冲突和恐怖活动的时期，而是可能会被看作使得从事这种活动，甚至发动较大规模的常规性袭击都变得“安全”，只要人们不越过某些红色标线。然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发生的每一起这种事件都会具有造成核升级的可能性。
核能力在大中东地区的继续蔓延———那里的几个国家在今后20年中将会面临接班方面的挑战———也会引起有关弱小国家保持控制自己的核技术与核武库的能力的新的担忧。如果拥有核能力的国家的数量增加，那么可能会愿意为别国或者恐怖分子提供核援助的国家的数量也会增加。核武器、材料和技术失窃或者被挪作它用的可能性，以及未经授权的核使用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最后，有足够多的国家可能会决定谋求获得核武器能力，以便对伊朗的能力做出反应。因此超出该地区范围的一些国家就会开始谋求实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
围绕着资源问题的新的冲突？
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对能源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可能会使能源供应的可获性、可靠性和支付能力产生疑问。这种情况会使竞争有限资源的各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尤其是如果伴随这种情况的是中东地区的政局动荡，以及对市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的能力信心普遍丧失。国家公司可能会控制世界上的碳氢化合物资源的主要部分，从而导致能源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混合，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担忧。
有关能源紧缺的感知将推动各国采取措施，以保证它们未来获得能源供应。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导致国家间冲突，如果政府领导人认为，确保获得能源资源对维护国内稳定和政权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即使没有达到战争地步的行动，也会产生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因为国家实施战略，以防范现有的能源供应将不会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可能性。能源安全的考虑已经驱使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购买能源领域中的股权。不断演变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获得军事实力的支持，从而导致高度紧张，甚至爆发冲突的可能性。缺乏能源的国家可能采用武器和敏感技术的转让，以及承诺建立政治和军事同盟作为诱惑，以便同能源生产国建立战略关系。
中亚地区已经成为一个引发围绕着能源获取权的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地区。虽然俄罗斯和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合作，以减少外部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影响，但是两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可能升级，如果今后俄罗斯力图干扰中国与该地区的关系，或者中国在获得前苏联部分地区的能源供应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未来发展的新型钻探技术可以创造新的机会，以查找和探索以前未开采的深海油田。然而，这种油田可能位于所有权有争议的地区，如亚洲或北极地区，从而造成引发冲突的可能性。
有关确保未来获得能源供应的担忧还促使海军的竞争加剧。尽管管道项目越来越多，但到2025年，亚洲国家仍将依赖从海上运输的、中东能源供应商提供的能源。这在从波斯湾到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事安全区的前途问题上引起担忧。对海上安全问?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五）
（续总第28864期）
第六章 国际体系能否应对挑战？
权威和权力进一步传播的趋势在几十年里可能会加快，因为出现了新的全球角色、越来越多的无效机构、地区集团的增多、先进的通信技术，以及非国家行为主体和网络力量加强。
到2025年，民族国家将不再是世界舞台上唯一的，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国际体系”将已发生变形，以适应新的现实。但是，转型将是不完整的和不平衡的。虽然国家不会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但是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包括企业、部落、宗教组织，甚至犯罪网络的相对实力将会增强，因为这些群体影响范围日益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的决策。
不断增多的行为主体可能会填补日益老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构留下的空白，从而加强国际体系，但它也有可能进一步分裂现有的制度，阻碍国际合作。鉴于遗留下来的国际机构处理新的跨国挑战的能力明显减弱，行为主体的类型和种类的多样性使得今后20年里发生分裂的可能性增大。
没有多边主义情况下的多极化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我们不大可能会看到一项总体的、全面的和统一的全球治理对策。目前的趋势表明，2025年的全球治理将是一个相互重叠的、东拼西凑的产物，往往是具体的和支离破碎的努力，因为联盟将不断改变，包括成员国、国际组织、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慈善基金会和公司等。
这种利益和行为主体的破碎性将进一步削弱联合国在其成员国之间加强共识，以采取有效的多边行动的前景，特别是在当前的或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内部，或者为了维持联合国体系的更广泛的改革。
这种多极化也不大可能包括拥有占压倒优势的实力与合法性、以充当机构改革代理人的一个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见下文的有关美国作用的讨论。）
对大多数最紧迫的跨国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化的金融市场的管制、移民、失败的国家和犯罪网络等，单个的民族国家的行动都不大可能有效地解决。与现有的机制能够应对的速度相比，对有效的全球治理的需要增加得还要快。领导人将寻求各种途径解决跨国问题，利用新的机构，更加可能地还有许多非正式组织。最近的趋势表明，现有的多边机构———大而繁琐———将难以充分迅速地适应，以执行新的使命，适应不断变化的成员结构，并获得必要的资源。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基金会———它们集中精力解决具体问题———将日益成为景观的一部分，但它们的一种能力很可能会受到限制，就是在没有多边机构或各国政府的一致努力的情况下实行变革。
追求更大的包容性，以反映新的大国的出现，可能会使国际组织处理跨国挑战的难度增大。对持不同意见的会员国的尊重将继续影响组织的议程，并限制可能的解决方案的种类。大的和不断扩大的组织，从联合国大会到北约和欧盟，都可能会发现要面临的挑战尤其棘手。因此不太可能做出任何努力，给国际组织结构建立“零基础”，从而使有些组织消失或再造。
由于存在太多的机构，所以有效的行动也可能受到阻碍。其中许多机构的目的性正在减弱，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也是有限的。这可能具有全面的适用性，从西方驱动机构到历来属于第三世界的机构都包括。
我们预计，构成19世纪后期多极化特点的军备竞赛、领土扩张和军事对抗在新兴的多极化当中不会那么重要。但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战略对抗有可能围绕着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和收购等展开。但是，对资源，如能源，甚至还有水的日益担忧很容易使重点恢复到领土争端或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上。
亚洲是这种边界问题之多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地区，在中亚的情况中也是如此，因为能源资源的大量蕴藏使一种可能性增大，就是重演外人争夺独家控制市场准入权的19世纪的“大角逐”。如果矿物燃料的替代物得到迅速开发，一些国家的国力可能会急剧下跌，这一事实带来具有潜在危险的不稳定风险。由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国力增长，该地区的较小国家在一项平衡努力中，可能会寻求外界的保护或干预。
有多少个国际体系？
新兴的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维护稳定和开放的秩序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但它们所采取的“手段”却是不同的。它们惊人的经济成功所采用的经济模式与西方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处方相矛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许多人认为的这些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来说，气候变化、能源和其他资源方面的需求很可能会更成问题。鉴于这些不同的观点，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这些新的玩家及其所采取的替代办法能否与西方的传统办法相融合，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能够解决越来越多的跨国问题的国际体系。
虽然这些新兴的大国都持有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但它们的国家利益却截然不同，它们对全球化的依赖也十分引人注目，因此看来不会有可能它们之间形成直接对抗地位较为稳固的西方秩序的一个替代集团。现有的国际组织，譬如联合国、世贸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可能被证明具有充分的反应和适应能力，以容纳新兴大国的意见，但这些新兴大国是否会获得或想要获得额外的权力和责任，则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实际上，这些崛起中的大国当中的一些或全部国家都可能会满足于利用这些机构，但又不承担与其地位相称的领导责任。同时，它们的成员资格也并不一定涉及重大的责任或分担责任，从而使他们能够谋求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对一些人来说，就安全理事会新的常任理事国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似乎遥遥无期，甚至在未来15—20年里也是如此，这一事实提供了额外的借口，说明必须放弃以牺牲国内目标为代价的全球角色。一项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是，是否存在政治意愿，以重塑国际体系，向新兴大国提供新的足够的责任，使之承担更多的全球负担。
我们向其征求意见的大多数专家———美国和外国的———都预测，崛起中的大国不会像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那样挑战或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新兴大国将具有高度，可以“自定义”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而不是完全采用西方的规范。因为其越来越多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国内市场，及其在全球资源获取、制造业，金融业和技术方面的角色，所以崛起中的大国也可能要维护自己进行回旋的政策自由，并希望别国也承担起处理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核扩散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的负担。例如，俄罗斯和中国的资源民族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支撑着它们以精英为基础的政治，并限制了其就贸易、能源、金融或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经济的问题做出妥协的愿望。
印度等另外一些国家缺乏战略性经济和政治上的远见，也没有获得国内基层对深刻的经济自由化的支持。许多全球性问题需要做出牺牲或突然改变这些国家的发展计划———这是另一个原因，说明它们喜欢充当多边体系中的旁观者，而不是领导者。
一个由网络构成的世界
针对全球治理方面可能会出现的不足，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当中，将形成集中精力抓具体问题的网络。这些网络在运作过程中将谋求实现趋同的目标和利益，包括解决问题的真正意图、商业上的自身利益、道德的理由，以及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影响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面前的问题的愿望。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围绕问题组建的网络的核心将是一个国家或国际委员会，或者专家机构，它们是非选举产生的，但却具有很大影响，可以就政府治理、贸易或其他问题提供报告或进行监督。这种网络的目前的例子包括金融稳定论坛、固碳领导论坛和氢能经济国际伙伴关系组织。
问题小组可能将有助于制定和传播有关各种领域的标准和规章，包括信息技术（IT）、管制体制和管理“新的后工业经济”等。对于一些种类的问题，网络可能将为民族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奠定基础。由于在非正式的背景下所做的基础工作，所以民族国家将能够采取解决问题的措施，取得合法地位，有时还把提出倡议的功劳归为己有，同时避免外部国际组织强加的解决方案所带来的耻辱。到2025年，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和类型也可能会急剧增加。进入成本低、管理费用低，以及个人和组织利用互联网相互附属的能力，都将促进这种集体的组建。
除了这类问题小组之外，一系列新的社会行为主体———具有超能的个人，甚至犯罪网络———将越来越多地影响结果。这些精英们的能力是其财富和一系列的国内和跨国的联系———往往跨越企业、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赋予的。使用其广泛的接触和多国身份，他们帮助影响跨越国家和组织界限的“跨国”结果。
宗教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宗教的网络可能是典型的问题网络，到2025年，它们与世俗的跨国集团相比，在施加影响和塑造结果方面，可以发挥整体的更强大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神职人员担任领导的新时代。在其中，宗教领袖在解决未来国际争端和冲突方面成为主要的权力掮客。
权力和影响力方面的丰厚奖赏已经属于跨越南北两半球的宗教企业家和电视福音传教士———对穆斯林来说是埃米尔哈立德，对基督徒而言就是马修艾许牧罗或乌克兰的穆林德牧师。哈立德的网站是世界上第三大受欢迎的阿拉伯文网站（半岛电视台排名第一）。
在基督教传统范围内，跨越全球南方的全新模式的权威和领导需要独立的牧师和宗教企业家。他们的活动带来崇高地位和巨大的财富。在2025年以前，一些福音传教士和超大型教会的传教士可能将寻求成为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全球衰退中遭到毁灭的话。
虽然宗教群体一直是全球化的一个巨大的受益者，但宗教也可能是反对同一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主要载体。宗教结构可以引导社会和政治抗议，特别是对缺乏社会精英可以获得的通信手段和影响力的人们来说。这之所以是相干的，是因为未来20年将占主导地位的许多经济发展趋势有潜力推动社会分裂和民众的不满，其中包括富人与穷人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印度和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由于现代化而占有优势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能够管理全球化的后果和政府无法这样做的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别。宗教积极分子可以借鉴经文和长期历史传统，以便从社会正义的言论和平均主义角度来捏造民众的冤情。
如果全球经济增长确实遭受了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危机的严重挫折，但却是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宗教基础的农村叛乱和种族斗争可能会随之在包括巴西、印度、中国和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国家爆发。如果连中等严重程度的气候变化预测也是正确的，其影响可能会刺激非洲和亚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宗教冲突。最有爆发这种冲突风险最大的和最有可能把少数群体当作替罪羊的国家包括一些以穆斯林为主的、但有大量的基督徒少数群体的国家（埃及，印度尼西亚和苏丹）、基督徒为主、但有大量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国家（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菲律宾和乌干达）或基督徒和穆斯林势力不相上下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
如果宗教结构提供抵制全球化的载体，它们还协助人们应付同样的力量，加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没有宗教安全网，发展中国家混乱和支离破碎的程度会糟糕得多。由于最近30或40年来，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已经变得比较城市化，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已被吸引到较大的城市综合体，却没有提供充足的医疗保健、福利和教育的资源或基础设施。宗教组织提供的替代性社会制度在赢得大众对宗教的支持方面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在不同信仰当中，情况都是如此。
国家及其机制越弱，宗教机构的作用就越重要，宗教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也就越强大。这种意识形态通常具有原教旨主义或神权政治的性质。
到2025年，出现一个“影子”国际体系吗？造成国际体系的进一步分裂是越来越多的跨国犯罪网络在管理世界资源———特别是全球能源、矿物和其他战略市场———以及在其一贯参与国际贩毒活动方面所构成的威胁。全球范围对能源的需求增加，提供了犯罪分子直接与能源供应商和供应商所在国家的领导人取得联系，从而拓展自己的活动的机会。由于能源供应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治理不善的国家，长期以来的腐败做法以及缺乏法治，所以犯罪组织实现渗透的可能性很大。
犯罪组织在能源部门中的非法活动为附属公司提供了全球能源市场上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其影响深远的触角伸向政府部门和公司董事会会议室，犯罪分子可能有能力控制国家和影响市场的走向，即使不是对外政策。对于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能源的收入为整个经济奠定了基础，能源政策是对外政策决策方面的一项重要考虑。
在欧亚大陆市场上，由于有组织犯罪一直是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已经制度化的一部分，犯罪组织人物已经逐渐演变成有影响的企业家和腐败官员的宝贵的合作伙伴，所以犯罪网络渗透的可能性大概是最大的。
由于俄罗斯和欧亚大陆供应商获得欧洲和亚洲能源市场的越来越大的份额，我们预计，这些有组织的犯罪网络将会扩大其行动，助长进一步的腐败和对外交政策的操纵，以便从中渔利。
全球情景四：政治并非总是地方性的
在这个虚构的情景下，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了。在其中，民族国家并不负责制订国际议程。权力和权威摆脱民族国家的分散，促进了包括社会和政治运动在内的次国家的和跨国实体的发展。公众对环境退化和政府无所作为的日益关注在这个例子中共同作用，“赋予”政治积极分子的网络以“权力”，使之得以从各国首都的国家一级官员手中夺取控制权。全球通信技术使个人能够直接从属于超越地理界限的、由认同感驱动的组织和网络。环保是利益和愿望普遍汇合其中的一个问题。
这种情景的先决条件包括：
在一个日益权力下放的世界上，各国政府的影响力和权力下降。散居国外的侨民、工会、非政府组织、少数族群和宗教组织等取得显着权力，与国家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
通信技术使人们得以无处不在地和不断地融入到其所认同的网络之中。
第七章 多极世界上的权力共享
在今后15—20年里，与任何其他国际角色相比，美国都将对国际体系的演变产生更大的影响，但与它数十年来所享有的权力相比，在一个多极世界上，它所拥有的权力较小。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其军事实力的相对下降，所以它在从许多政策抉择中进行选择方面将不再有同样的灵活性。我们认为，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兴趣和意愿也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制约，因为美国选民对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经济、军事和机会成本做出了重新评估。经济与机会成本尤其可能会导致美国公众支持新的权衡。
世界其余地方的事态发展，包括一些重要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内事态发展，也可能会成为美国政策的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与其他主要大国冲突相对较少的世界，会为一个多极体系的发展铺平道路。在该体系中，美国是平等国家当中的“头号国家”。最后，事态发展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范围。突发事件———譬如动用核武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活动———可能会震动整个国际体系并重新确定美国角色的重点。
对美国领导作用的需求很可能会保持强劲，能力将缩减
尽管10年来反美情绪高涨，但在中东和亚洲，美国仍可能继续被看作是一个迫切需要的区域平衡角色。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邻国对其崛起的敌对情绪趋于平缓，即使对美国的态度不是有所改善的话。除了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外，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也引起邻国的日益强烈的关注。关注的程度可能会上升，即使亚洲安全有所改善，例如中台之间实现和解，尽管在这样的最终结局中，相反的反应也是可能的。在中东，伊朗成为核国家会使压力增加，迫使美国向以色列等国提供安全保护伞。
其他国家将继续寻求美国在气候变化等新的“安全”问题上的领导。例如，按照2012年以后的排放控制制度，许多国家认为美国的领导角色对于鼓励中印两国等排放温室气体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认真承诺来说十分重要。77国集团的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自己是污染国造成的环境损害的受害者，因而并不反对美国对北京进行干预。
此外，其他国家也将寻求美国在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的领导，通过采取措施说服人们不要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感兴趣，加强不扩散制度，防止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在引起关注的国家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倒退或予以消除，促进对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并减轻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后果。
新的关系和对旧的伙伴关系的重新校准
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表明，美国和其他大国将不得不应付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包括有影响力的非国家参与者。美国若堕落到重商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成为别国的压倒一切的运作模式的世界中，就可能会使美国的合作伙伴减少，从而使局势紧张，即使不是使大国之间在这种零和世界上发生对抗的风险增大。另一方面，世界如果继续繁荣，就会使进一步分担责任的前景增大，并促成多边主义和全球性机构的重振。
在到2025年为止的时期里，中国和印度很可能仍是专注于自身发展的、维护现状的大国，从目前体制得到好处，而不是过分渴望美国或其他国家设法彻底改变国际秩序，直到北京和新德里断定，自己的地位已经改善，可以帮助制订新的法规。
虽然新兴大国将要保持足够的回旋余地和自主权，以便在独立于美国之外的情况下施加地区影响力，但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可能会加深，如果推进经济发展的计划继续保持在正确轨道上。如果经济崩溃，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况中，可能会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关系紧张的加剧。
欧洲将面临棘手的国内挑战。这种挑战可能会限制其发挥更大的全球性作用的能力，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对威胁增加的感觉———不论是对恐怖主义还是俄罗斯重振雄风———都可能改变欧洲对增加国防开支和采取统一行动能力增强的估算。对马格里布联盟和中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日益增长的兴趣使一种可能性增大，即欧洲发挥类似于其在东扩方面取得的成就的稳定作用。为了与中国保持同步，日本可能会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政治和安全作用。我们期望巴西等其他国家承担更广泛的区域作用，并提高其参与解决贸易和气候变化等关键的全球性问题的程度。
目前的趋势表明，与其他崛起中的大国相比，俄罗斯在直接挑战它认为的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方面具有更为切身的利益。然而，如果使经济更为多样化，培养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并依靠外国的技术专长和投资开发能源资源，就可能会改变这一轨迹。倘若出人意料地提早放弃矿物燃料，也可能会削弱俄罗斯最近的重振雄风。
在中东，美国很可能会仍将是占主导地位的外来角色，因此，目前的趋势表明，亚洲国家所起的作用增大了。这些国家正用政治上的纽带加强其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亚洲大国———像欧洲大国一样———可能会寻求或卷入中东未来的国际安全努力方面的任何角色。由于气候变化，人道主义需要增加。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将出现与这种增加相应的增长。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将更加依赖于非政府组织承担人道主义救援负担。
金融误差减少
美元很容易遭到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打击；到2025年，美元在国际上的作用可能会有所下降，从无与伦比的“全球储备货币”跌落到一篮子货币的平等货币当中的头号货币地位。这可能会由于一场危机而突然发生，也可能会随着全球恢复平衡而逐步进行。这种下降将意味着真正的权衡，并迫使美国做出外交政策实施方面的新的、艰难的选择。
美元的全球储备地位赋予美国以特权，包括与货币冲击的风险隔离。这使得较低的利率成为可能，而对美元的外部的稳定需求赋予美国以一种独特的能力，就是运行庞大的财政账户赤字，而又不会受到全球经济的责备。
美国享有这些特权已有60多年历史。这些特权也许已经渗透美国人的思想，以致被人忽略。虽然完全丧失储备地位不大可能，但是美元的衰落可能会迫使美国在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和付出支持这些目标的高昂的国内代价之间做出艰难的权衡。例如，面对高利率、高税负和潜在的石油危机，美国公众将必须对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的经济后果加以斟酌。对希望美国发挥较强作用的其他国家的影响可能是同样巨大的，如果美国不肯或不愿采取行动的话。此外，美国在金融上依赖外部力量实现财政稳定，也可能会以始料未及的方式削弱自己的行动自由。
较为有限的军事优势
在2025年，美国将仍然保留独特军事实力，特别是它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投送军事实力，其他国家将继续羡慕和依赖这一实力，以确保一个安全的世界。美国保护“全球公域”和确保能源的自由流动的能力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因为人们对能源安全的担忧增加。美国也将继续被面对潜在的敌对核大国的崛起的许多国家视为安全方面的首选合作伙伴。虽然出现新的核武器国家可能会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美国在常规和核武器以及导弹防御系统能力方面的军事优势将是任何新的核国家遏制公开的攻击行为方面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还应当在利用其军事实力对付全球恐怖主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美国潜在的对手将继续努力采取旨在利用人们所认为的美国的军事与政治弱点，从而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将来，先进国家可能会发动太空对抗打击、网络攻击和信息战，以便在一场冲突的前夕破坏美国的军事行动。针对重要的美国经济、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的网络和破坏性攻击可能会被一些敌人视为回避美国在战场上的优势和直接攻击美国本土利益的一条途径。此外，继续扩散远程导弹系统、反接近能力、核武器和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会被潜在的敌人和美国的盟国都看作是在危机时期日益制约美国的行动自由，尽管美国占有常规军事优势。
与今天相比，到2025年，美国传统的盟国，特别是以色列和日本，可能会觉得不太安全，因为在其各自的国家里新出现的不利的人口趋势、资源稀缺、中东和东亚更激烈的军事竞争，特别是如果美国的安全保障的生命力也有疑问的话。
惊奇和意外后果
正如我们在本文中已经阐明的那样，未来15—20年所包含的应急情况多于确定性。所有行为主体，不仅仅是美国，将受到意外“冲击”的影响。由于各种原因，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美国似乎都能更好地吸收这些冲击，但美国的命运也有赖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实力和韧性。而我们断定，该体系更加脆弱，对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冲突增加———更不用说意外事件———等明显的趋势也准备不足。
虽然就其性质而言，意外事件是不容易预计的，但我们通过本文中的各种情景试图勾勒出可能的替代性未来前景。每种前景都暗示了美国角色的可能的变化。
没有西方的世界。在这种情景下，美国撤出，它的作用减弱。在处理世界上的不稳定地区，譬如本地区的阿富汗、中国和印度等国问题时，中亚各国必须形成或加强其他伙伴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全球秩序支离破碎并崩溃，形成地区集团和其他集团。这种分裂虽然不是呈现为美苏两极分裂的规模，但也可能会迎来这样一个时代，包括较慢的经济增长和全球化、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跨国问题上不那么有效的行动，以及加剧政局动荡的可能性。
10月的惊奇。对于全球化、经济增长和环境方面的损害之间的权衡，美国以及其他参与者都普遍缺乏有效的管理。这种情景所隐含的是，世界要想避免造成更大毁灭的危机，就需要更好的美国领导能力和更加强大的多边机构。其他人，譬如中国人，失算的结果带来沉重的政治代价。这可能将使美国和其他国家提出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计划变得更加困难，包括造成大国之间的冲突。
金砖四国的争吵。在这种情景下，大国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和日益增加的能源不安全，导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北京认为美国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支持印度。虽然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但主角们必须依靠第三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巴西———来帮助重组国际结构。鉴于金砖四国所陷入的混乱，美国的力量大大提高，但国际体系却遭受一场颠簸旅行，因为军事冲突导致了加剧民族主义狂热的内部动乱。
政治并不总是地方性的。在一些问题，譬如环境问题上，从政府向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权威的一场巨大转变已经发生。破天荒第一次，一个非国家行为主体的联盟被一大批选民看作是更好地代表了我们“星球”的利益。在这种情景下，各国政府必须倾听他们的意见，否则将面临沉重的政治代价。事情可能并非总是如此，因为在其他的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上，民族、种族、阶级和其他差异很可能会重新出现，从而削弱跨国政治运动的影响力。美国像其他各国政府一样，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面貌。
领导将是关键
正如我们在这项研究报告的开头所说，人类活动可能是结果的关键决定因素。
从历史上看，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领导人和他们的想法———无论是积极还是?
金里奇等评美国家情报委员会“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编辑本段回目录
【本刊讯】美国《未来学家》杂志7/8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评估2025年的全球趋势》，全文如下：
4位政策专家分析了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报告的含意，并就美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前景得出不同的结论。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8年11月公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2025年的全球趋势：一个经过改造的世界》。该报告阐述的未来可能与世界大多数人熟悉的现实非常不同。其中关键的几个未来状况是：
1.美国的影响力和实力将减弱，美国在2025年的行动自由也将受到限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将增强。此外，财富将从美国向俄罗斯和中国转移。
2.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或许是一场核战争，可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这将导致其他国家与现有的核大国结盟，寻求保护。
3.世界人口增加、富裕和西方饮食习惯的传播到2030年将使全球食品需求增加50％（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将有14亿左右的人口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
由于该报告是在一场历史性的金融危机期间发表的，因此其中设想的一些情形如今看起来已经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了。其他一些，回想起来，似乎要遥远一些。一度不可一世的中国经济增长发动机眼下看起来明显不那么强劲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预计为6％，是去年的一半，不过依然大大超过美国。问题变成，哪些设想的情形依然可信，哪些不再适用？
本刊向4位专家———美国前众院议长纽特金里奇、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在2000年参加总统竞选时的高级政策顾问伊莱恩卡马克、共和党众院议员罗恩保罗在2008年参加总统竞选时的经济顾问彼得希夫和民主党众院议员丹尼斯库西尼奇———征询了对该报告几项关键预测的看法，以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如今对美国、亚洲和全球经济未来状况的看法。
以下是帕特里克塔克进行采访的记录。
纽特金里奇：挺身迎接全球挑战
问：您在多大程度上赞同《2025年的全球趋势》报告中所概括的4个主要观点？
金里奇答：美国的影响力和实力或许会下降，但是我们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不会下降。与其说美国享有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就像我们目前这样，不如说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比如印度和中国，相对增强。作为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必将在今后25年拥有发言权，而且它们当前的经济增长，加之军事力量的相应提高，将使他们保持这种发言权。
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美国可以在缓解两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很大作用。我们目前看到，两国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上升。2008年11月发生的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大大加剧了印巴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可以继续与两国合作，缓解紧张关系，发现可能的共同点，在两国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
问：报告中阐述的事情注定要发生吗？
金里奇答：没有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在我的书《运用转变的艺术》中，我提出一个观点，供人们在考虑今后几十年的可能状况时作参考。科学知识在今后25年的增长要超过过去100年的增长。我们的改变速度将是过去25年的4至7倍。这意味着，即使以最保守的估计，我们在今后25年经历的变化也将达到从1909年至2009年的100年里所经历的变化规模。
问：如何避免不利的情形？
金里奇答：获取自然资源和能源可能是世界在今后25年要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全球能源充裕战略，使产量和能源使用效率都达到最高水平。这种战略将对减少和防止今后的冲突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问：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应如何应对本国的影响力下降、亚洲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以及资源竞争加剧的状况？
金里奇答：在中国和印度的影响力加强的世界中，教育将是决定我们保持力量和繁荣的关键因素。25年前出版的《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一书清楚地阐明，教育我们的孩子是一件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因此父母、管理者、教师、立法者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如此看待，并相应行事。发现能显著改善我们孩子的学习方法的创新方式———特别是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将使我们的未来大为不同。
问：在上述要发生的事情中，您认为最糟糕的情形是什么，最好的情形是什么？
金里奇答：在你提供的主要观点中，最糟糕的情形是一个好战的中国以及一个复兴和好战的俄罗斯。同样地，印巴关系完全破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核战争威胁也将破坏整个世界的稳定。
显然，最好的情形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加强合作，关系更加牢固和密切。随着我们人口的增加和我们对能源需求的增加，全球公众的生活今后将面临一些威胁，共同认识到这些威胁至关重要。当今所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以及协力获得解决办法对全球经济增长以及使所有人都健康和幸福将发挥很大作用。
问：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下降，这从某一方面讲，其实或许对美国有好处吗？
金里奇答：那要看情况。我们对中国，要么选择合作，要么选择竞争。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加强与中国的关系，那么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符合我们保持西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国家利益。
问：报告忽视了什么？
金里奇答：报告没有足够仔细地分析一个落后的墨西哥的影响。在我们南部边界存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问：您对上述列举的主要观点有什么补充吗？
金里奇答：网络安全。随着我们不断把电脑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正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严重弱点。我们目前需要的是一个由在电子世界中生活和呼吸的当代人担纲的网络思想库。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与以前建立兰德公司非常相像，唯一的目的就是确保我们的网络和数据的安全。
问：将在今后20年决定美国政策的最重要趋势是什么？
金里奇答：全世界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而资源却日益减少。我们必须在当前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能源上变得自给自足。
问：为使我们轻松过渡到这一新的世界，我们眼下可以开始做些什么？
金里奇答：我们眼下必须做出一些高明的选择，它们是对我们未来的一种投资。我们要彻底改变诉讼、管理、税收、教育、健康、能源、基础设施和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我们目前采取的政策反映的是20世纪的现实。我们无法以我们当前的法律、体制和陈旧的官僚机构在全球竞争，因为它们不具备处理未来事务所需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的确是———但是可以完成。必须完成。
伊莱恩卡马克：以创新和才智前进
问：您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以上概述的观点———比如财富从美国向亚洲转移、印巴之间可能爆发战争———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
卡马克答：我觉得财富并未从美国向俄罗斯和中国转移，尤其没有向俄罗斯转移。这种看法过于悲观，就是因为在美国，创新的构件———文化上和法律上———太强大了。在世界其他地方，构成创新的文化和法律，坦率地讲，非常无力。
印巴冲突扩大？我认为，美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认为，虽然美国在预测不对称战争方面做得差，但对较传统的战争却是内行和有准备的。我们严密监控全世界的核材料。
至于世界人口增加和富裕程度提高，我们的确已经看到西方饮食习惯在向其他地方传播。世界人口、对食品的需求和富裕程度都将增长，但是西方饮食习惯的缺点———比如肥胖和由此导致的各种疾病———将抵消这种增长，而且提供这么多食物将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情形。各国可以采取一些对策，而不是采用西方的饮食标准，这样既有利于环境健康，也有利于人类健康。
问：你说的是，美国的头等大事必须是保持一种创新和经济开放的氛围吗？
卡马克答：这包括一些有争议的事务，比如保持相当宽松的移民政策。移民是美国人才的最佳来源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屈服于那些反对移民的人。有许多因素构成了美国经济的竞争优势，从教育到创新。基本上，我们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其他任何经济大国在创新方面会超过美国。
问：如果出现极其糟糕的情形怎么办？在经济上更具创新性和生产的产品价值高于其他地方生产的产品，这无关紧要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卡马克答：这不就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吗？为什么是经济增长减慢，而不是经济处于严重衰退之中？在2025年之前，如果那是你的时间范围，我们不会处于严重衰退之中。短期内，谁都会有问题，但是从现在到2025年，将出现新的商业周期。我们很可能带领世界走出当前的衰退。
问：很好，但是其他的某个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几十年有可能形成一种能与美国的创新模式相匹敌的创新模式吗？
卡马克答：中国是大问题，因为中国无疑具有企业家式的民众和文化。但是他们仍然面临共产党时代的威胁。谈到信息，他们仍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难以想象一个对言论自由有非常多限制的社会具有真正的创新性，就像中国仍然所处的状况那样。如果这种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因特网无疑正在推动中国改变，那么中国将变得非常具有创新性。
关于中国的第二个问题是，他们仍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而且他们没有保护合同的法规。如果投资者对投资有疑虑，或者存在行业国有化的问题，那么是难以引来大量投资的。那不是一个能鼓励创新的法律结构。在世界其他地方做出改变之前，人们仍会来美国开发新产品。
问：您怎样看待这样一个理论，即美国消费者市场已经挖掘殆尽，由于美国国债越积越多，因此真正的消费增长在于其他国家？认为美国作为消费市场已经日薄西山，这是过度悲观吗？
卡马克答：短期内不是过度悲观。美国经济中仍存在大量有待清理的债务。不过，人数众多的一代———千禧一代正在崛起。他们的人数超过婴儿潮一代。他们眼下正在上中学和大学。他们将要买房，买耐用品。他们将生孩子。随着人们摆脱债务，以及不背债的新一代人（因为他们目前还是孩子）进入成年，你会看到一套较为正常的消费模式在经济中重现。希望不会看到重新出现过度消费。我们一直在透支购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到什么都不买之间大幅摇摆。显然有一个中间位置。
问：我非常关心年轻一代负债这一问题。普通大学毕业生尚未走出校门就欠下1.9万美元的学校贷款，外加1.2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如果再加上婴儿潮一代退休带来的未来应享权利支出（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那么费用就开始听起来相当大了。许多年轻人离开校门的时候，就业前景渺茫，还背负着他们之前的一代人没有的负担。您如何评价，这是对美国向前发展的挑战？
卡马克答：如果你从总体上讨论美国经济中未来几代欠债的问题，那么它与学校贷款是不同的。贷款令人沮丧，但是贷款从政治上讲是不同的东西，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同的。我认为今后10年将是艰难的。这是走出超支困境所需的时间。最终，人们还是要买车、买冰箱和买房。这加上奥巴马政府通过政府开支所实现的，将帮助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找到工作。
问：您认为走出当前的经济衰退需要10年的时间吗？
卡马克答：这取决于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有多有效，以及这项计划实现以下两件事有多快，即它必须阻止失业率上升，还必须让信贷市场重新运转，以便使银行有一定信用，可以开始借钱，让人们重新经营。然后你开始拥有一种较为正常的经济状况。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坦率地讲，支出要比考虑赤字重要得多。只有经济开始重新运转，你才会面对赤字危机。如果刺激经济的措施真的让经济重新增长，那么这也会消除一部分赤字。问题是，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多大比例是可以接受的？谁知道我们究竟能不能恢复到克林顿政府时的水平？不过，毫无疑问，到我们走出这场衰退的时候，希望下一届政府会准备彻底改造政府，努力消除政府中的无效率现象。
问：假设我们在今后15年没做任何正确的事情，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2025年报告概述了一种看起来非常严重的最糟糕情形。您认为最糟糕的情形是什么？
卡马克答：如果我们在短期内每件事情都犯错，那么我们就将面临长期的通货紧缩和失业。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和保持我们的军事力量将变得更加困难。然后你将开始看到一些我们在一开始谈到的较不利的情形。不过，也有人认为美国经济中存在足够的灵活性，人们能走出目前的状况。
问：您认为在今后20年决定美国政策的最重要趋势是什么？
卡马克答：国内还是国际的？
问：让我们从国内开始吧。
卡马克答：人口老化。这将决定政府的许多开支，因为老年人投票，而且精通如何影响政府。能够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上省下大笔钱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这将是最重大的国内问题。
在国际上，最大的挑战是把反恐更多看作一种情报问题，而非军事问题。布什政府对反恐战争的处理方式就好像它真的是一场战争，其中包括入侵他国。如果我们看到恐怖主义停止，那它差不多总是由有效监管和刑侦之类的行动带来的，而非军事行动的结果。美军尽管能力超常，但是在阻止恐怖阴谋上并不太在行。我们需要巩固联盟，更好地开展国际监管和情报工作，以便预先制止阴谋。这与布什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
彼得希夫：后美国经济
问：在您接受的电视采访和您的书中，您多次谈到财富向亚洲转移。据您的网站说，这是您在欧洲太平洋资本有限公司实施的投资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您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者不赞同《2025年的全球趋势》报告谈到的一些情形？
希夫答：亚洲的影响力上升？我完全同意这一说法，中国要比俄罗斯更甚。不过，在等式中还有其他国家，比如印度。日本在2025年也将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影响力和财富增长的国家不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我认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将有所下降。我们遇到了大麻烦。我们的经济一团糟，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政府准备彻底摧毁它。奥巴马试图做的事情有可能毁了经济。
由于前几年糟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我们的经济一团糟。可是为了恢复，我们需要的是更多资本主义和更加开放的市场。我们需要更多存款以便使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这样它们就可以贷款建立更多工厂，重新开始生产，修复工业基础。我们应当修补我们的基础设施，但是只能在我们负担得起的时候。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遗憾的是，奥巴马总统看起来一心想设置障碍，这样只会阻止市场力量纠正我们经济中的问题。通过对我们的经济施加越来越多的控制和微观操纵，通过扩大政府规模，我们经济的活力将要降低许多。生活水平将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加急遽下降。我们将再次引发一次大萧条，这次只会比美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引发的那次更严重。
问：个人，尤其是美国人应如何应对您阐述的趋势？他们应该有怎样的行动计划？
希夫答：他们的行动计划应该是彻底远离美国资产。不要持有美国债券和美元。不要有美国房地产。美国资产将严重贬值，特别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资产和某些商品来说。人们需要知道，美国资产的价值将会大幅降低。
问：这会影响今后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吗？
希夫答：当然。随着美元贬值，为军队提供保障的费用将变得更加高昂———为军队提供给养、燃料和武器弹药。美军大部分装备的零部件是进口的。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我们的坦克在地上跑，我们的舰船在海上乘风破浪，那么我们就要进口更贵的外国零件。我们的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随着美元贬值，要保留这些基地会更费钱。
问：您怎样看待这一观点，即美国将保持霸主地位，因为它拥有独特的创新氛围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希夫答：我们没有任何独特的氛围。美国人并不是天生就比别人聪明或者刻苦。我们并不比意大利人、法国人、墨西哥人，或者中国人强。使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远为成功的原因是，我们更加自由。我们的政府系统更好是因为我们的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因此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我们的管理和税收都是最少的……目前，我认为，企业家资本主义在诸如中国之类的地方要比在美国盛行。
问：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几年要面对巨大的政治不稳定性。它们将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更开放？它们将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更加民主？会出现社会动荡吗？
希夫答：美国会出现社会动荡。我们将进入一种严重经济困难的状况。美国政府引发的通货膨胀将导致生活费激增。最终，它将导致奥巴马政府对产品价格实施控制，其中包括食品和能源，这将导致食品和能源的价格战。人们饥寒交迫的时候，就会出现犯罪倾向，进而导致社会动荡。美国在这方面会出现很多问题。此外，美国政府的行为方式有可能变得非常暴虐。我认为，美国政府可能会开始强占民众的资产，比如贵金属和外国股票。有可能是公然的没收和充公。把钱转移到国外会非常困难。
问：您认为美国政府有可能开始实施一种开放市场的政策吗？
希夫答：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发生。我认为，在奥巴马认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的经济将遭受更大损害。不过，希望他能及时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未能及时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将会引起一种恶性通货膨胀。美元将彻底崩溃。那场经济危机将比我们眼下正在对付的这场危机要严重得多。不到2025年，美国就不再会是GDP最高的经济体。中国将高居榜首。美国还将落后于日本，而且也将不再是人均GDP前20名的国家。我们将看到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严重下降。
问：您认为，中国和日本能够从出口型经济转向刺激国内消费开支的经济吗？
希夫答：它们的国内消费肯定会增长许多，尤其是中国。但是日本和许多目前对美出口的国家只会转向其他国家出口。例如，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将显著增加。毫无疑问，国内消费将出现最剧烈增长的国家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问：对美国来说，情况在什么时候会变得非常糟糕？
希夫答：在美国国债的唯一买主只剩美联储一家的时候，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时候。到那时，债券市场暴跌、零售价格真正急遽上升。到那时，我们真的需要挺身对抗一场严重危机。
问：那种情况可能在目前到何时之间发生？
希夫答：那种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明早、明年，或者两年后。你根本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它会发生。就连伯纳德麦道夫都清楚，他最终会被抓住。“庞氏骗局”不会永远继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庞氏骗局”是非法的。如果你能让它继续下去，那它就不是非法的了。
丹尼斯库西尼奇：实现和平和繁荣。问：在多大程度上，您认为这些情形是可信的？库西尼奇答：依我看，这类报告有意思，但是没有建设性，因为它们不支持我们具有改变事件方向的能力。如果美国不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而且如果这个国家还是把钱投到战争上，并任由物质财富加速增长———要么通过政府手段，要么由于华尔街的偷窃行为，那么美国肯定将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在全球方面，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与其他国家分离的国家，而要看成一个处在其他国家之中的国家。我们要与美国的建国原则和首要座右铭形成共鸣，即合众为一。我们是一个民族，不仅仅是50个州，而且我们也存在于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中。为什么不团结在这些观点周围，使世界免于饥荒和干旱。我们现在就要行动，不要等到2025年。我们应当关注经济学家、环保主义者、研究全球趋势的人对我们发出的这些警告，这不是因为他们预测未来，而是因为他们向我们提供当前状况的快照。我们可以改变结果。
问：更具体一些，您认为在今后20年决定美国政策的最重要趋势是什么？
库西尼奇答：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的趋势。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已经变成一台巨大的机器，所有政府工具都旨在加速创造和积累财富。上届政府减少的1万多亿美元的税收进了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的腰包。我们通过发动战争和巨额防御开支，把军费开支用来加速国家财富的积累。我们的环保政策使我们的空气和水的质量变糟，我们看重那些造成环境污染的公司的金融资产。我们的能源政策加速财富积累的途径是，把我们的能源供给交托给石油公司。这些公司（能够）决定我们需要的能源类型。
我们任由保险公司来经营我们的医疗保健体系。有1亿美国人保险不足或者没有保险。
你可以去研究过去几十年的所有政府制度，你能看到特殊利益集团如何任由财富被加速创造。如今，我们要忍受缺乏监管的后果。这种缺乏导致欺诈。我们必须拥有一个能使分配更加公平的制度。
问：全球合作看起来是您关注的焦点之一。您认为在改善未来方面，美国今后有怎样的机会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库西尼奇答：我们有机会不再将其看作需要发展的国家。有必要质疑这些区别。我发现，有关“发达”国家的许多概念让我特别无法接受，比如地理上模糊不清。在发达国家，一切都看起来差不多，本土文化被混凝土掩盖。这是所谓的发达国家的一个方面。我们要与自然界协调一致。我们不应当谈论发展中国家。我们应当谈论自然界。
问：您想到有什么方法能实现您谈到的这种平衡和保持供给经济学的制度吗？
库西尼奇答：我们无法维持我们目前的制度。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它是掠夺式的。它已经崩溃———我们为什么还要振兴它？
问：有些人可能认为，过去20年实施的供给经济学使生活质量提高，尤其是在美国之外的地方。在这方面，这份全球趋势报告涉及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在亚洲，向西方饮食习惯的转变成为导致淡水紧张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随着人们转向消耗更多肉类，他们造成地下水枯竭。我认为，这证明了您的较笼统的观点，即如何说服他人不要遵循美国形成的发展途径。库西尼奇答：我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大多认为那种供给经济学是失败的。如果我们想要恢复我们在其他国家民众中的信誉，那么我们就要摒弃过去的谣言，开始谈论已经被证明是可持续的人类价值观。我们要让我们自己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即所有人都有工作，所有人都有住房，所有人都能受教育，所有人都享有医疗保健，有退休保障、清洁水、清洁的空气、可持续的食物供给以及和平。
这不是幻想。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但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制度，以便那些制度能够做出响应，并随人类的潜力发展。
问：具体是哪些制度呢？
库西尼奇答：一切制度。杰斐逊说过，制度来自人的头脑，也将随着人的头脑发展。它们必须改变。它们是我们创造的产品。它们不左右我们，我们创造它们。
问：您为什么认为，人要严肃对待未来是重要的？
库西尼奇答：我认为，人快乐地生活是重要的。我们不要怀着对未来的恐惧生活，而要享受此刻，尽情地生活，带着满腔的热情、爱和勇气生活。我认为，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这样做，那么未来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王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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