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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中国——欢迎光临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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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论坛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数字论坛”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网络文化启蒙、倡导和推动的最重要群体。十多年来,数字论坛成员以专栏、图书、主编杂志、论坛、活动、学术研究、海外联络等各种方式促进中国网络社会的进程。主要成员包括王俊秀胡泳姜奇平方兴东刘韧段永朝吴伯凡郭良等人,以及众多外围支持和参与的各领域专家学者。数字论坛成员的活动全方位融合IT产业评论、网络文化、网络思想、数字新知等,强调思想性、责任感,追求有容乃大,关注热点问题,关注重大事件,在中国网络界和整个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数字论坛”活动编辑本段回目录

“数字论坛”活动伴随中国互联网成长,秉承以“以互联网精神为本”的宗旨,以开放式的论坛形式,汇聚各领域数字精英,围绕全球互联网重大热点事件、重要政策、社会深层次问题、全球前沿趋势等内容,打造中国互联网新思想第一互动平台。

数字论坛成立于1998年,核心成员包括王俊秀、方兴东、姜奇平、郭良、吴伯凡、胡泳、段永朝、汪丁丁、吴晓波和吕本富等。“数字论坛”活动早期名称为“互联网俱乐部(iClub)”,起始于1999年,每月一期,是互联网热潮期间最具影响力的活动,王志东、张朝阳、丁磊、王峻涛等早期互联网精英几乎都参与。

十多年来,“数字论坛”活动全程参与和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正在为第三次浪潮推波助澜。论坛引爆的热点包括:互联网第一次热潮(1999年)、挑战微软霸权(1999年)、开源软件(2001)、反对软件知识产权过度保护(2002年)、博客革命(2002年)、国家标准WAPI(2003年)、中关村危机(2003)、Web 2.0(2003年)、华为思科之争(2003)、英特尔反垄断(2004)、中国技术标准之战(2004)、软件盗版率(2005年)、互联网创新国际峰会(2006)、互联网治理(2007)、反垄断法(2008)、微博治理(2009)、3Q大战(2010)、互联网新管理条例(2011)、互联网反垄断(2011)、3B大战(2012年)等。

2012年起,“数字论坛”活动将更加常态化。以独立第三方的视角,吸引更多跨行业、跨学科、跨领域的数字精英,打造一个思想交汇、观点碰撞的开放式平台,为产业、媒体、政府、投资和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交流沟通和决策支持。

“数字论坛”活动由博客中国和互联网实验室承办。由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CIS)提供学术支持,欢迎更多朋友参与和支持!

为数字时代立言,为信息中国立心编辑本段回目录

——数字论坛的源起(王俊秀)

  如果我们说80年代谈的是“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话,而90年代则更多的是“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比较,在80年代,谁都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文化人,侃一通“中国人的劣根性”;在90年代,面对悄悄变化着的文明底色,你必须默默地不断调整自己。很明显,一个大于我们存在的事物已悄悄降临,我们已感觉到它的冲击,但却无法为它命名。

  “数字论坛”有幸成为这种新文明的阐释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因为极偶然机缘而诞生的“以计算网络为手段联结的圆桌会议形式和沙龙”会越发呈现出它对这个时代的独特影响。

  1998年8月的一个周末,我代表《信息产业报》邀请几位关注信息产业的分析家和思想家在京郊举办了一次简朴聚会。可以说那次会议正式达成了IT媒体由“新闻时代”向“分析时代”过渡的共识。“新闻时代”只是简单的信息堆砌,“分析时代”才是真正把信息当成是一种资源来经营。为推动分析时代的到来,首先呼唤的是一批新的分析家。

  会议结束后,我提议参会的每一个人回去都就自己对信息文明的看法写一点东西。将近一个月之后,我在《信息产业报》上为这些人做了一个专题──封面文章的题目叫《分析家时代的来临》。

  应该说,我当时对所邀请的人员名单是动过一番脑子的。我之所以看重来自社科院的郭良与吴伯凡,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对电脑文化有研究的纯正知识分子,参与了中国第一套《网络文化丛书》的编写。在基督教神学和社会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吴伯凡为人们构筑了许多信息时代的“大理论”框架,而哲学家郭良在《南方周末》上的返朴归真的小品文,则让人在捧腹大笑之余接受了一种新文明洗礼。从《农民日报》到《互联网周刊》,睿智的姜奇平似乎永远沉缅于对未来的幻想之中,这种幻想常常会突破其文字的外表,表现为一种雄辩的激情。在中国IT界,姜奇平以“直接经济”理论闻名,他是目前中国网络经济理论的重要发言人。

  在会上,来自山西的段永朝对发言权提出了质疑。段永朝提出:“作为用户的过滤器,我们该如何说话?”,我深信,伴随着这一问题,段永朝已深深陷于后现代社会关于权力与知识的思考之中。来自清华的博士方兴东的一系列文章可谓给中国IT业写就了一部大型的抒情史诗,读方兴东的文章,就如同经历了一次心灵的风暴。刘韧则以一种“慢吞吞的激情”完成了对“知识英雄”的素描。不知怎么,面对刘韧,总让人想起围棋世界的少年天才李昌镐。而中国网络事业先行者之一的陆群,作为《网络文化丛书》的主要创意者,多年一直致
力于网络文化与产业发展的研究,在业界颇具影响力。可以说,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未来“数字论坛”的主干。

  认识胡泳是在奥林匹克饭店。那一天海洋出版社的主任编辑齐海峰约请大家出一套关于电脑文化与产业评述方面的书──就是 “数字论坛”丛书。也就是在那一次聚会上,大家提出,应该有一个类似编委会的组织,为中国社会的信息化做一些事情。因为当时张朝阳要邀请尼葛洛庞帝访华,我提出能不能请尼葛洛庞帝做我们的顾问。后来,这件事情在姜奇平、胡泳的努力下成为现实。1999年1月8日,《数字化生存》译者胡泳正式代表“数字论坛”向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递交了顾问聘书。

  这就是“数字论坛”的由来。

  “数字论坛”只是一个以数字媒介为基础的沙龙。它所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所未料的。有无数的媒体要求采访,有不少厂商找上门来要赞助“数字论坛”,让“数字论坛”变成一个实体。但是“数字论坛”除了获取大众对数字化的注意力之外又能干什么呢?

  由于采用彻底扁平化结构,“数字论坛”即使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为此,姜奇平曾经问过尼葛洛庞帝“一个没有领导的‘组织’该如何发展?”尼葛洛庞帝不愧是一代宗师,他不加思索地回答:“没有领导,那就大家一起干呗!”


       关于数字论坛详细深入的介绍,姜奇平写于2003年的文章《数字论坛人眼中的互联网十年》是比较全面的参考。

姜奇平

  数字论坛人眼中的互联网十年(姜奇平)

  ——“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一至八)

  数字论坛是伴随中国互联网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数字论坛除了互联网,没有别的。“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本身就是由互联网定义的。反过来说,互联
网是什么,数字论坛也给出了它的一份独特解释。

  “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一)编辑本段回目录

  1999年1月8日,《数字化生存》译者胡泳正式代表“数字论坛”向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递交了顾问聘书。标志着“数字论坛”正式诞生。

  那一时期大红大紫的“数字英雄”,现在多已沉沦;但“数字论坛”却在默默耕耘中,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至今未失本色。仅举一端,在网上流传的经典中,大浪淘沙后留下的数字化名著,几乎全是数字论坛成员的果实:《数字化生存》、《21世纪网络生存术》、《数字财富》、《数字时代的人与商业》、《孤独的狂欢》、《网络创世纪》……等。而其它噪音,早已“尔曹身与名俱灭”。数字论坛这种数字化启蒙中独特的群星灿烂现象,是一种历史现象。

  许多人都在问我们,数字论坛到底是谁(或什么),而对我们自己来说,最大的困惑也正在这里。

  前些天在万圣书园聚会,负责新浪“数字论坛”专栏的刘书,又提出这个问题。谁来写一写数字论坛?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接这“脏活”、“累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凡问是“谁”或“什么”,都属哲学上最不好回答的问题。

  我这里说“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只是我个人的视点,并不算数,大家公认或历史说的,才算数。

  数字论坛的逻辑回顾

  在理性缺位的启蒙中,技术成为替代:对现代性的一种新的反应立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本性。所谓本性,就是问“是谁”或“是什么”中的“谁”或“什么”。现代性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历史性,是在追究这个时代的“道”,即:什么是这个时代“合理的”,或什么是这个时代“将成为现实的”。其它问题都自然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比如有现代性,才有现代化,才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其它各种派生的问题。

  “这一轮”现代性的内核,是知识。知识、有知识的人、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或换成其它大同小异的名词)的兴起,是这一次“现代”不同于上一次“现代”的特征所在。对这一点,大约人们在经验的认识上不会有太大的反对。但是,细究我们现在对“现代”文明的体认,竟未必与这种特征相一致。传统启蒙者脱离这一主题,就脱离了正轨。

  但凡两个文明冲撞,新的启蒙运动大抵就要应运而生。启蒙运动的“功能”,就是把旧体系的破护带打破,将其内核层,换成新体系的内核层,直到新体系有了自己的保护带为止。

  正如郭良所说,“要赶上世界的步伐,我们需要有理性指导的行动。”“这为我们展示了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方向性研究’的重要性。”“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失去方向的追赶无疑将使追赶本身失去意义。”数字论坛一开始,进行的就是“方向性研究”,也就是以体系内核层价值的批判性重建为特点的启蒙。

  “数字论坛”作为一种重建现代性的努力,正好处在“理性缺位的启蒙”之中。(“理性缺位”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不一定意味着当前启蒙的目标和手段是传统的“理性”,这里的“理性”是指代合理的内核价值、终极价值。)这种理性缺位,不仅表现在现代化目标的社会选择上,而且突出表现在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代表――自由知识分子的失语之中。

  记得1999年11月9日,以一位神秘人物为媒,数字论坛与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者举行了一次“启蒙问题讨论会”, 面对面进行了一场关于启蒙内涵的对话,对话集中了双方所有代表人物。但结果却是形成了“是85岁启蒙35岁,还是相反”(一位老人原话)的代沟(数字论坛平均35岁,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者最老85岁)。李慎之的话非常有代表性,他就说:我是留洋的,但不懂电脑。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国新的启蒙。你们要超前,我主张与你们唱反调,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是19世纪的文明,而不是20世纪的文明。直到昨天,在天则所第234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李慎之先生仍然一边谈启蒙的主题词“自由”,一边以拒绝电脑、拒绝网络为荣耀。两代启蒙者的冲突,是对缺位的“理性”理解不同所致,它正好是两轮现代化运动和和两种语义的现代性之间发生冲突的具体表现。在我们眼里,老一代启蒙者的失语,是因为其赖以启蒙的“理性”,脱离了第三次浪潮的新的文明背景。

  胡泳曾用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只有电脑才算时尚”。这里说的时尚,实质应是指启蒙的新精神、新理性、新潮流。我觉得,数字论坛内部,对一件事,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一百年前,上一次启蒙运动的头炮,为什么不是一部社会专著,而是谈“技术”的《天演论》呢。这和对中世纪宗教起到瓦解作用的最初启蒙,起于天文学,而非社会学,完全是一个道理。今天,在数字论坛的“原教旨”中,信息技术,从来就不是技术(就象外人所见那样),它是新“日心说”,新“天演论”,是用以启蒙的新理性。《数字化生存》就相当于今日的《天演论》,胡泳就相当于今日的严复

  我曾在《技术革命的思想解放作用》一文中,指出过其中门道:技术的思想解放作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先从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证的地方开始,通过展现与旧思想体系截然不同的反例,瓦解传统思想。当伽里略指着天空说“看呐,星辰不过是一些球体,而不是神灵”时。成千上万卷教条堆起的宗教,就在那一刻轰然倒塌了。严复鼓吹进化论,不是为了科普,而是为启蒙。其真意正如梁启超所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此意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

  老一代启蒙思想家,非常可惜,不能象理解哥白尼天文学、赫胥黎生物学的历史作用那样,理解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所谓信息技术,在向前启蒙中替代“缺位理性”的历史作用,而可悲地退向了历史。

  同样,年轻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90年代以后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他们好象在重大打击下得了精神病的人一样,永远把思想定格在致病的那一刻,一遍一遍地用思想舔试伤口,变成理论上毫无进取心的“伤痕思想”。最为不解的是,不知是由于智商的原因,还是其它因素,他们象他们的前辈一样,完全把自己闭锁在历史中,难以自拔,竟忽视了文明跨代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的重要历史变化。本来可以由他们承担的现代化思想启蒙,竟成了思想发展史中的一段空白。

  对比之下,数字论坛的成员,集体采用了另一种策略。正如王俊秀总结方兴东从诗人转变为技术评论家时点破的:“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诗人,主要的使命不是去对一个笼统的权力话语进行道德主义批判,而是用自身的创造,建构一种包含新型文化内质的、具体的诗歌文本。”“如果一棵树的生长一样,90年代后期,方兴东沉痛的诗歌已埋入地下,在世人眼中,他已变成当代中国最具权威的计算机业市场分析家。但我要说,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方兴东对计算机业的热衷看作是一种对新文明的先知先觉和对现代性的又一次探险?”“与拉丁美洲人一样,探索诗歌的现代性,是和我们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进行的反复的、多种多样的尝试并行的一种历史现象。”

  诗和技术,都不过是一种语言,一种表述方式。重要的是内容本身。而新老自由主义者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忽视了内容本身的历史发展。而新新人类快乐一族,又如何能理解数字论坛背后历史的沉重呢?

  在数字论坛成员看来很可悲的一点是,在世人看来,用技术的语言表述,变成了表述技术问题。好比把一个用英语说话的人,硬说成是教英语的。其实,技术对数字论坛而言,只是一种表现语言和表达方式。如同说“用英语表达”一样,我们,在用“数字”语言表达。

  正是由于自由知识分子在文明变迁中的集体失语,把一个前所未来的机会,推给了数字论坛,把它推向了填补启蒙思想空白的历史位置。这是我所理解的数字论坛产生的第一个历史背景。

  “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二)编辑本段回目录

  “数字论坛”的“数字”是什么:天变,道亦要变

  当我们面对同样的话题,同样的结论时,我们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当代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几乎整体脱离第三次浪潮考虑价值问题。好象第三次浪潮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逻辑上没有任何痕迹的存在一样。和他们相比,如果说启蒙就是自由主义,数字论坛的倾向要算自由主义,至少也是“新”自由主义。区别在于,所有自由主义者都从第二次浪潮看文明,而新自由主义者从第三次浪潮看文明。这就不光是一个用什么语言来表述的形式问题,而涉及了实质的不同。

  天不变,道亦不变。这话听起来就等于说,天变,道亦要变。天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业文明要变成信息文明;道亦要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用来启蒙的理性也要变化。这种新的理性,是一种新的人性,它深深隐在一种“反方向”的技术背后。

  郭良在写作《网络创世纪》时,说得很明白: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社会科学者讲自然科学,对自然科学者讲社会科学”。而是“用互联网的技术人员从未有过的角度来探讨技术、用哲学家从未有过的角度来探讨人性、给普通人理解互联网带来启示,这些就是创作本书的目标”。这也可以说是作为数字论坛前身的网络文化丛书的真实意图。体验在“技术”这个“天”之下的道,即人性,发现天变之下的道变,即人性之变,才是数字论坛本意的内核。

  对数字论坛来说,技术不是技术,技术只是一种隐喻。隐喻的本体是新人性。

  我希望大家读一读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他不是把技术当作外在于人性的东西,而是当作人性内生的一种本质。把技术与人生的关系,比成一种普罗米修斯原则(工具理性原则)与爱比米修斯原则(复归原则)相混合的人性自身的矛盾。这接触到了现代性的新的时代特点。

  现象学发现,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

  质言之,技术和知性一样,是一种有待还原到本源的本质。现象学不光有经济人理性的还原,还有技术的还原,甚至知识的还原。就完全意义的存在而言,人介于有无之间:一方面,他不具备所有,要通过技术增加宇宙原已存在的东西,补充自己的本质,把宇宙历时历在的潜在的本质作为自己现世的本质;另一方面,本质化的过程,注定是放弃现实存在更丰富的细节的过程,人要完全本质化,他必失去存在,而成为无(死亡)。

  现象学认为:人类是双重的过失――盗窃和遗忘(疏惑)――的产物;人类属于被遗忘之类,只有借助遗忘,人类才能产生。这是人类的源始性的缺陷,作为起源的缺陷。人类通过双重过失,尤其是盗火,获得神性,为不死的神设立祭坛。

  就其实质来说,人类最主要的遗忘,是忘记人的目的。人们努力完善手段,甚至把自己都当作了手段,在增进人的本质的同时,遗失了本质之上的目的。与忘记(去目的性)相反的本性,是对手段的专注性,它使人们热衷于发明创造。传统技术具有和工具理性一样的特点:同样存在手段与目的的异化。人们为了自由而不自由,甚至忘记自由。

  现象学认为: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性质集代具性、技术之神、超前性(先知)和死亡意识(给人类带来的期待和对终结的忧虑)于一身,时间是起源于技术的;人类的爱比米修斯性质集遗忘、反思或在落后或后知的意义上对存在进行理解(通过对过去失误的反思获得经验积累)于一身。

  到此为止,技术似乎只是一种理性,是与传统启蒙同路的“缺位的理性”的另一种形式。但这并不是思考的终点,信息技术与我们一般语义中的技术不同,它不是这样的传统技术,它是一种反方向的技术,一种通向人的解放的技术,一种可以和爱比米修斯原则一致的技术。

  这里有一个被粗心大意的人文学者们集体误读的盲区。传统语境中对应的技术,是指技术理性,也就是工具理性,对应于哲学的知性。而信息技术是一种反方向的技术,不是牛顿和笛卡尔方向上的技术,不是固化现存秩序的工具理性,而是通向以“创新”为外表形式的生命理性。人文学者总是读不穿技术这一层“壳”。在新文明中成为可怜地没有穿“语言”衣服的“裸”思。

  数字论坛成员致力释读的,是信息技术的这种“反方向理性”。通过这种“反方向理性”,人不是通向专制,而是通向自由;不是通向等级,而是通向扁平;不是通向抑制个人,而是通向个性解放。在“启蒙问题讨论会”上,数字论坛与老一代启蒙主义激烈辩论的,正是这一点。

  技术的演进,带来新的天;人性的进化,带来新的道。在这一语境下,信息技术与尼采式的诗语,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至少在方兴东王俊秀等诗人出身的数字论坛成员心中,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我觉得也没有区别。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了解数字论坛的灵魂,才能了解它所以能激荡社会思想的力量所在。

  这是我所理解的数字论坛产生的第二个历史背景。

  “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三)编辑本段回目录

  知识分子的立场

  IT业,可以说是全是知识分子的天下,数字论坛强调“知识分子的立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实际上,强调知识分子的立场,正在于保持数字论坛对于IT业的独立性。

  数字论坛,是一群人本主义者,集体“逃难”到IT领域借“光”(或借火、盗火)的产物。他们与IT本地的立场,既有相近之处,更多的是冲突。知识分子的立场,从本质上说,让人从对于当下的执着中,体悟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然后再带着这种观照,重新回到当下一念之中;就是让人从眼前和局部的现象中超脱出来,引导人们看到长远和全局;从操作性的管理问题中,发现领导型的方向问题。

  然而这个过程,始终伴随IT业对数字论坛的误读。

  批判性与世俗化的矛盾:“日常生产”批判与现实化操作

  数字论坛的求道立场,决定了他们必须超脱于IT的现象之上,随时保持一种“日常生产”批判的态度(相当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他们所进行的IT评论,相当于马尔库塞的文化批判。但IT业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地方,务实是一种主导的心态,这和这一行业的许多人来自自然科学领域有关。

  如我在谈论“信息是通向自由世界的桥梁”这一话题时引用的《苏菲的世界》中的一句话:“我们需要哲学家,不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我们选拔美皇后或告诉我们今天番茄最低价。(这是他们为何经常不受欢迎的原因!)哲学家们总是试图避开这类没有永恒价值的热门话题,而努力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永远"真"、永远"善"、永远"美"的事物上”。 然而,讲求实际的IT业,对于IT评论家的期待,却往往是“为我们选拔美皇后或告诉我们今天番茄最低价”。这就带来数字论坛一种天然的困境。而那些希望成为数字论坛成员,希望享受光环,但兴趣却在“为我们选拔美皇后或告诉我们今天番茄最低价”的人们,却无法理解数字论坛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所在。

  “日常生产”批判,本意在剥离IT日常生产中“选拔美皇后”或“番茄最低价”与IT新理性的区别,显示新理性的启蒙意义,或者如郭良表述的,是在进行“方向性研究”。这就好比,研究天文学,不是为了计算星星之间的距离,而是为了证明宗教的虚妄,从而为树立新教伦理扫平障碍。这和天文学家的立场,当然会有一定的距离。启蒙对于天文学家的用途,顶多是对他选择日心说还是地心说,给予价值“方向”上的指导。换成现在的情况是,对哪一个方向上的IT,更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给予探究,并不是要具体算命。至于数字论坛希望超过IT领域进行社会启蒙的意图,IT人一般来说,是难以理解和谅解的。他们一般总是习惯性地以所谓“业界”的标准,来衡量数字论坛每位成员的价值。如果某一位的意见不具有立马的可操作性,无论这个意见中包含了怎样深入的价值判断,都不容易被接受的。所以在IT业呆久了,数字论坛的成员,多多少少都要学会一些套路,俨然成了管理专家和可操作问题专家,其实只是相对于启蒙战略的糖果战术。比如,如果我精确地“猜”出戴尔或IBM的招数,就能得到蛙然一片的喝采。但真的用内功去悟其中的道理,悟深了,反而没人要听了。

  在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拒绝知识分子的态度,就象生产信息技术的部门自己不用信息技术一样。这是知识启蒙特有的现象。见多了,就见怪不怪了。有一次,我看到网友说方兴东“业余”,方兴东对此很坦然,我以为这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真正境界。这是有意的业余。唯其业余,才能看出囿于专业分工带来的局限性;唯其业余,才能以象诗人一般完整的人性态度,去解析异化的有限性,以及复归的光明前景。从业界自身的立场上看,数字论坛越专业越好,而从知识分子的立场讲,数字论坛越业余越好。所以,数字论坛所有成员,都保持着一个IT之外的“本专业”(郭良是哲学,吴伯凡是宗教,方兴东先是高压电后是传播学,胡泳是翻译,刘韧是文学,王俊秀是法律等等)不去发挥,专把“数字”二字当作业余领域发展,这是保持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需要。

  其实,对于数字论坛这种知识分子态度,构成最大干扰的。倒不是业界自身的世俗立场、入世态度,这些都是必然与合理的;也不是来自传统理性的攻击和冷漠,这些也都是必然与合理的,而是来自同行,这却不是必然与合理的。正是一些同一战壕战斗的战友们,宣布启蒙时代在IT业的“结束”,真正让数字论坛在IT媒体中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一度甚至没有立足之地。站在历史高度认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问题的内核是:纳斯达克股指暴跌,网络股泡沫,真的能结束启蒙的历史任务吗?历史和实践都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从历史经验看,一场涉及大的文明变迁的相关思想启蒙,怎么可能在短短三四年内完成任务呢?比如说,1840年开始启蒙,指望1844年国人就“咸与维新”,从此不问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是非,转入埋头拉车。怎么可能呢?1896年严复翻译天演论,确实启蒙了一批人,但直到清朝1911年被推翻,也不过是剪了个辩子而已,经过15年的启蒙,国民性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造。我们想在1997年翻译《数字化生存》,2003年就宣布启蒙胜利结束,岂不比赫鲁晓夫宣布共产主义实现,速度还更快了一点?

  戊戌变法失败,不是启蒙运动的完成,而是启蒙运动的挫折。对纳指暴跌,也应做如是认识。信息文明所倡导的新的理性的光芒,不会由于参与者非理性的一次失败,而失去它的光明性。借戊戌变法打倒了光绪,也不意味着问题本身得到解决。相反,从实践来看,宣布启蒙结束的负面影响却充分暴露出来。IT业在需要正确价值导向的时候,媒体却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媒体作为公器的普遍堕落,最终是在害人的同时,害了自己。因此,当博客中国出现后,在短短的时间内,数字论坛迅速收复失地,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犯错者最终还是犯错者,这体现了历史自身特有的逻辑。这一切只是说明,我们大家需要重新回到启蒙的起点上来,共同前进,这才是数字化的真正力量所在。

  “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四)编辑本段回目录

  信仰与科学的矛盾

  最近,如果说有什么文章使我深受感动,这就是刘韧的《我们信仰互联网》。

  对刘韧,人们有着太多的误读。有人说他“爱财”。我认为,只有取之有道,“君子爱财”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想用是不是“爱财”,来判断刘韧是不是“君子”,则找错了参照物。我一直非常推崇刘韧的笔法,对我的记者学生也总是推荐学习刘韧。这是一种大道无形的笔法,而我自己,还在“道可道”阶段,非把什么都直露地说出来。

  然而,刘韧不轻易说自己有道,并不等于他没有信仰和原则。正是由不轻易说什么大道理的刘韧,说“我们信仰互联网”,才更使我感动:

  “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游戏在创新领域却不适用,在创新领域最稀缺不是资本,而是创新。纳斯达克疯涨到5000点又跌落到1000多点的历程,正说明了资本之于创新的无奈与爱恨交集。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人类迄今正在进行着的最重要的创新。资本追逐超额利润的本性使之对互联网趋之若鹜,但正在创新的互联网并不能保证什么时候能给予资本超额回报。尽管经历了多次的血本无归,但传统领域平均利润永远无法满足的贪婪欲望依然驱使着资本再次青睐互联网。网易的股票曾经被纳斯达克常时间踩在一美元以下,现在它又涨回到每股13美元。

  市场很公平,最稀缺的一定最贵,互联网上的丁磊最值钱,卖水的丁磊随意可以找到。

  这是刘韧的真实想法。数字论坛的每个成员,其实都属于“信仰互联网”的“我们”。

  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某个夜晚,我们一群工业社会的叛逆分子,在一个不通电话的山沟里,吃着山中抓来的羊,在憧憬着互联网的未来。就好象在爬雪山过草地时梦想不着边际的田园一样。在我们看来,互联网几乎就是20年后的事。唯其遥不可及,才可以借想象变得十全十美;唯其与当下赚钱毫不相干,所以那时的思想不含一丝杂念。

  记得那一晚,我们争论得最热烈的一个话题,就是人体调制解调器的利弊。我们大家一致“表决通过”认为,硅作计算机芯片不理想,该换成碳。但下一步就开始争吵。我坚持应取消软盘,用握手来代替拷贝。胡泳(还是郭良,记不清了)却提出一个怪问题,如果两个人碰一下就可以交换信息,那挤公共汽车时,一个急刹车,正好有一个白痴撞到你身上,把你的智慧都洗掉,换成了他的思维,该怎么办?毕淑敏、刘苏里等一屋子人都狂笑不已。不料如今,人体调制解调器的幻想,真的实现了,而且实现得这么快。

  环顾四望,我又有一种深深的失落。仅仅经历了纳斯达克一个小小挫折,今天的人们就变得那么的“现实”,现实得不愿信仰任何真理,现实得夜里都不敢做梦幻想任何事情;今天的人们又是那么的浮躁,浮躁得任何“虚”事不愿走脑子。我相信,当意义消失的时候,任何明天都不会出现,包括他们那么恳切而可笑地追求的金钱。

  我一直认为,互联网作为一场革命,骨子里是浪漫的。浪漫的本质,就是对传统神圣们的战略轻慢;浪漫的本质,就是让落后的东西死得很难看,不是山摇地动般的埋葬,而是不经意间的“踩扁”;浪漫的本质,就是为了求道,“不小心”赚回了大把大把的钱;浪漫的本质,就是敌人趁你不备举起屠刀时,叫你“不小心”一挥手绢,竟跌下了万丈深渊。……。唯有浪漫,才有创新,才能发现新的大陆。

  对于启蒙来说,信仰相当于体系的内核,科学相当于体系的保护带。科学可以证伪,而信仰永远不可证伪。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一个信息文明、信息社会,对于数字论坛的每位成员来说,都只是一种“大胆假设”,是由“大胆假设”而直接获得的信仰。我们只是“假设”信息文明为真,因为我们已从我们全部的经验和生命直觉中,做出了终极性校验,从此不再问它。如果假,也只是保护带的问题,容我们慢慢商量怎么办。如果历史证明我们这个大前提假设错了,就让历史把我们埋葬好了,我们不会找个地缝再钻出来。这就是数字论坛作为启蒙者的一种气概。

  启蒙者要面对的,是大多数试图用科学去证明信仰或真或伪的徒劳举动。我们最常见的是,某某人跳出来,举出一些极经验、极局部、极细枝末节的保护层的“科学”道理,证明我们信息文明内核层的“错误”,然而下结论似地对我们轻率地一挥手:不许你爸爸出生!

  而数字论坛所做的,无非是指出,你看这个,是新的现象,不归你老子的;那个新的现象,不归你老子的……,所有“保护带”发生的“异常”现象加起来,可以向你证明,在新的异常现象“儿子”的背后,有一个不同于“你爸爸”的新的“老子”的存在。哥白尼当初是这么证明的,赫胥黎(严复)当初是这么证明的,胡泳今天也是这么证明的。虽然今天大多数人还不相信,但相信的人,显然已经越来越多。这就是启蒙的作用。

  在数字论坛成员间,差异是存在的。比如,段永朝和早期的吴伯凡,总是在追问原逻辑、原文本的问题,在不断打破任何固化的旧体系内核的权威。在做体系内核层的工作(或瓦解,或建设)。他们甚至有时对启蒙本身,也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主要是担心新的权威并不比旧的权威好多少,甚至担心权威不如不权威。他们无休止的内核追问,最终是要问出旧体系的马脚来。而胡泳和刘韧采取的则是一种较“聪明”“省事”的战术,象伽里略和赫胥黎似的,关键之处,也不跟你讲大道理,只举出一些实证的事实本身,告诉你,自己拿望远镜去看吧:天上的星宿,到底是不是神明?

  一次闲来无事,数字论坛成员忽然议论起叶芝的诗来。叶芝形容旧体系的垮掉,总是轰隆一声,因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叶芝认为,将来错误体系的垮台方式,应是嘘地一声(意思以合法性为基础)。有人说,不对,是哈哈一声(象苏联垮台那样旁观看笑话);最后郭良总结说,要按“数字”的方式,根本是什么声也没有。

  这是数字论坛的大音希声。

  “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五)编辑本段回目录

  数字论坛的历史回顾

胡泳

  《数字化生存》:数字论坛的精神起点

  《数字化生存》是数字论坛成员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贡献。它是当代的天演论,它的译者胡泳,因此可说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严复。“数字论坛”思想起点的高度,一开始就定位在这里。数字论坛的历史地位,也应由此开始评价。

  正如胡泳自己评价《数字化生存》说的:我觉得它的命运在中国有点奇特。其实这本书在国外并不算一本一流的书。尼葛洛庞帝虽然优秀,但基本上还算一个技术专家型的人物(从书中一整章讨论人机界面即不难看出),并不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思想家——当然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即我们生活的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正由“原子”变成“比特”。但这本书在中国适逢其时。一个朋友以《天演论》做了一番类比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天演论》在当时的英国不是一本特别优秀的书,赫胥黎在英国的思想家当中也并不算举足轻重之辈,但严复把《天演论》译入中国时,中国恰好是因为要救亡图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中国人觉得自己一定要图强,抛弃贫弱。所以这本书反而成了那时候的“圣经”。

        我觉得《数字化生存》的红极一时跟这个道理是类似的。当然它在美国也是畅销书,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呆了很久,尼葛洛庞帝也是一个一流的学者。它未必会是一本名垂千古的书,但它恰好在信息经济进入中国的转折点上,信息化开始在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当中发挥作用,年轻人开始熟悉互联网。再加上翻译时,做了些“技术”处理,着意把它译成《数字化生存》——可能中国从来都比较需要生存的讨论,渴望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因为中国从来都有大国情结和忧患意识。中国人总是被奋发图强的念头所激动着。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生存”、“较量”总能挑动中国人敏感的神经。

       在台湾,该书被译为《数字化革命》;事实上,更准确的译法应该叫《走向数字化》,出版社一开始要仿照台湾,用《数字化革命》做书名,但我竭力主张用《数字化生存》。并且将那段强调“生存”意义的话打在封皮上。

  “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六)编辑本段回目录

  数字论坛的缘起

  数字论坛的前身

  在中国互联网的"盗火"阶段,胡泳翻译的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在中国的传播,就象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的传播一样,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当时,海南出版社的蓝峰找到张树新,希望她支持尼葛洛庞帝访华。张树新为瀛海威的发展,在作着同样的网络"传教士"工作。为此正准备出资出版网络文化丛书。选题会在小汤山的一个别墅里进行,高红冰是到会的唯一官员。我的印象很深,在丛书作者选定后,在张树新邀请下,高红冰自己带着一台手提投影仪,用笔记本电脑放PPT给我们这些作者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化启蒙。没过两天,通知我们去听"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见尼葛洛庞帝。

  原来,为了促成"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一条线是通过一个叫张朝阳的人去找尼氏,一条线就是通过高红冰以国务院信息办名义给尼氏发邀请。高红冰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1997年1月4日经与马宾、张复良、王可、金吾伦等专家商讨后,于1月8日,给国务院信息办的两位主任(当时主任是吕新奎副部长,常务副主任是郭诚忠)写了《关于尼葛洛庞帝访华有关问题的请示》。为了赶时间促成此事并及时向尼氏发出邀请函,高红冰在雨雪交加的当天晚上,亲自到郊外找主任汇报说服,敲定了此事。

  1997年2月28日,国务院信息办组织举办"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邀请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尼葛罗庞蒂先生访华并作报告,高红冰宣布报告会开始,各部门、有关研究机构、大学200多人参加了会议。通过这次报告会,产生了数字化冲击波,数字化、信息化更加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普遍关注。

  报告会至少产生了两个副产品,一是由于中国政府高层次介入此会,张朝阳由此得到美国投资人更大的重视,对于爱特信(后来的"搜狐")的起飞,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对于以网络文化丛书为代表的中国自己的网络未来学的形成,为盗来火种的中国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是数字论坛的前缘。 

 数字论坛的成形王俊秀编辑本段回目录

  据王俊秀回忆:  

  1998年8月的一个周末,我代表《信息产业报》邀请几位关注信息产业的分析家和思想家在京郊举办了一次简朴聚会。可以说那次会议正式达成了IT媒体由“新闻时代”向“分析时代”过渡的共识。“新闻时代”只是简单的信息堆砌,“分析时代”才是真正把信息当成是一种资源来经营。为推动分析时代的到来,首先呼唤的是一批新的分析家。

  会议结束后,我提议参会的每一个人回去都就自己对信息文明的看法写一点东西。将近一个月之后,我在《信息产业报》上为这些人做了一个专题──封面文章的题目叫《分析家时代的来临》。

  应该说,我当时对所邀请的人员名单是动过一番脑子的。我之所以看重来自社科院的郭良吴伯凡,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对电脑文化有研究的纯正知识分子,参与了中国第一套《网络文化丛书》的编写。在基督教神学和社会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吴伯凡为人们构筑了许多信息时代的“大理论”框架,而哲学家郭良在《南方周末》上的返朴归真的小品文,则让人在捧腹大笑之余接受了一种新文明洗礼。从《农民日报》到《互联网周刊》,睿智的姜奇平似乎永远沉缅于对未来的幻想之中,这种幻想常常会突破其文字的外表,表现为一种雄辩的激情。在中国IT界,姜奇平以“直接经济”理论闻名,他是目前中国网络经济理论的重要发言人。

  在会上,来自山西的段永朝对发言权提出了质疑。段永朝提出:“作为用户的过滤器,我们该如何说话?”,我深信,伴随着这一问题,段永朝已深深陷于后现代社会关于权力与知识的思考之中。来自清华的博士方兴东的一系列文章可谓给中国IT业写就了一部大型的抒情史诗,读方兴东的文章,就如同经历了一次心灵的风暴。刘韧则以一种“慢吞吞的激情”完成了对“知识英雄”的素描。不知怎么,面对刘韧,总让人想起围棋世界的少年天才李昌镐。可以说,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未来“数字论坛”的主干。 

 数字论坛的定形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俊秀回忆说:

段永朝

  认识胡泳是在奥林匹克饭店。那一天海洋出版社的主任编辑齐海峰约请大家出一套关于电脑文化与产业评述方面的书──就是今天即将出版的“数字论坛丛书”。也就是在那一次聚会上,大家提出,应该有一个类似编委会的组织,为中国社会的信息化做一些事情。因为当时张朝阳要邀请尼葛洛庞帝访华,我提出能不能请尼葛洛庞帝做我们的顾问。后来,这件事情在姜奇平、胡泳的努力下成为现实。

  在我记忆中,一共至少聚会了两次,来讨论这件事情。都是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

  第一次的时间忘记了,聚会之前,本来的主题是出一套丛书,还根本没想到要搞个数字论坛。数字论坛这个提议,是讨论丛书名称时,在多种方案中最后被大家一致选中的方案。既然有了“数字论坛”丛书这个名称,何不真地成立个“数字论坛”。结果大家一拍即合。“数字论坛”就是这样创意出来的。

  这里边还有些插曲。先说丛书是怎么来的。出这套丛书的编辑叫齐海峰,与我有几年的交情。我1997年前在《农民日报》的时候,他就盯上了。只要是为了约电脑维修技术方面的稿。后来形成了我主编的“直面电脑”丛书。丛书出齐后,已到1998年的秋天,齐海峰提出进一步合作。我不想再出技术丛书了,就提出,再出除非出一套网络文化丛书那样的。他欣然同意,所以有了奥林匹克饭店的聚会。

  我当时已经跟着高红冰,调到了国务院信息办。一方面通着网络文化丛书,一方面又通着IT分析家,因此主张将两股力量拧在一起。将网络丛书在京原班人马的全部,加上1998年8月《信息产业报》主编王俊秀邀请的全部IT分析家,合成一路人马,作为出书的班底。这就是人员的来历。

  再说数字论坛的缺席者。奥林匹克饭店第一次会,实际圈定了数字论坛的“边界”。有些人,纯粹是因为打电话那天有事没到,成为缺席者,从而无缘数字论坛,一是王小东、一是卜卫。网络文化丛书的组织者甘崎也是因为有事没到,错过了。

  对第二次聚会,我有一个当时的电脑记录:

  1998年11月28日,数字化领域有影响的媒体知名人士聚集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就“数字论坛”进行了创议性的讨论。

  大家讨论了数字时代媒体精英的地位和作用,一致认为IT技术将对整个社会文化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媒体由中介演变为经济和社会的中心和主要舞台,注意力将成为知识社会的主要资源,新的媒体精英拥有影响力这种知识社会的主要财富。整合社会的注意力资源,推动社会向数字化方面转变,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这种使命,与会者发起“数字论坛”。

  1999年1月8日,《数字化生存》译者胡泳正式代表“数字论坛”向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递交了顾问聘书。

  数字论坛是一个纯粹的虚拟组织。最奇特的组织方式,是没有领导人。谁倡议个事,大家同意去做,倡议者就是领导人,事干完后,自动下台。没有选举和被选举一说。不是法人,也没有财务。但这么个“组织”,如何运转呢?

  我把这一点告诉唯一的顾问尼葛洛庞帝,他听说数字论坛是这样组织的,眉毛忽然一挑,觉得很惊奇。我就当时最发愁的事,当面问尼葛洛庞帝:“一个没有领导的‘组织’该如何发展?”尼葛洛庞帝略一沉呻,回答说:“没有领导,那就大家一起干呗!”

  这就是“数字论坛”的由来。

  数字论坛成员编辑本段回目录

  原薄一波秘书,香港《财富》杂志总编辑关山,如此点评数字论坛成员:

  王俊秀:山西人,中国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诗人。《信息产业报》主编,后任《互联网周刊》执行主编。他的名言是:“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解放:1949年是革命的解放,1978年是改革的解放,今天则是知识的解放。”其著名有《知本家风暴》(合著)、《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合著)等。

  方兴东:清华大学高电压博士,独立评论家。“他写IT评论,不到两年就名声鹊起。圈子里面,方兴东的文笔无人能敌。”(刘韧语)。“他充满数字和非数字诱惑的浮世侩中,追求独立的个人评论家。”(姜奇平语)。方兴东著作颇丰,计有《还原——改变计算机生命的英雄》、《硅谷时代——创造计算机生命的英雄》、《骚动与喧嚣——IT业随笔》、《起来——挑战微软霸权》、《数字神坛——计算机业批判》及诗集《你让我顺流飘去》等。

  郭良:中国社科院西方哲学研究学者,电脑与人文的“两栖人”。先后为《人民日报》、中国社科院编写过软件,多次应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的邀请进行学术访问。主编过《网络文化丛书》及在《南方周末》担任电脑专栏作家。“虽然郭良是哲学学者,但IT领域留名,不是靠解释世界的思考,而是对IT技术的先知先觉……。真没想到IT业圈外的一个哲学学者帮忙做了技术启蒙工作。”(刘韧语)。

  刘韧:《计算机报》记者、作家。他的《知识英雄》、《中关村问题》等著述名杨四海。谦为IT忠实的“记录者”。“他没有摆出咄咄逼人的教导,也没有陷入擦皮鞋的误区,而是面对人物、提纲携领,用素描的笔法,记录这些人物的经历、感悟和观点……具备了第一手的真实感,为了解中国IT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留下一份宝贵的参考。”(方兴东语)。

  吴伯凡: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宗教学者,网络文化的启蒙者之一,电脑文化理论大框架的构造者。主要著作有《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电脑咖啡馆里的阿拉伯骆驼》等。“每一代人里,如果缺少了超越所在时代进行思想的人,将是十分遗憾的。吴伯凡对于媒体和人际交住的看法,在商业气息弥慢的市民社会中,难得是将文化趣味提升到国际水准。(姜奇平语)”。“这个行业太感性、太功利,太现实。加点社会科学的智慧,加点人文精神,显然更加可口,有鸡尾酒的味道。”(方兴东语)。

  段永朝:山西一介书生、电脑“自由主义者”。对后现代社会关于权力与知识进行深入的思考。方兴东称他“理想,太理想了!许多东西只能在书本里寻找。但也因此可贵。”刘韧说他是“IT书生。段永朝的文章永远带有独有的思辩和沉重”。而姜奇平说他是“一位充满科学实验精神的人。喜爱大胆假设问题,小心求证真理。”

  关于姜奇平在IT方面的成就,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单子,这里就不详述了。关于他的特点,倒是“数字论坛”的同人议论有些特色,不仿引用两段。“文思新颖、慧眼独具,纵横捭 ,宏论天下。文诌诌一介书生,活脱脱IT师爷。”(段永朝语)“作为经济学家,姜奇平的理论能懂的没有几个,赞同他理论的人恐怕也不是很多,但姜奇平的意义在于开拓思路,提出问题。”(刘韧语)

  就是这么一批数字文化的思索者,他们思想火花的撞击,那就是出版了一套《数字论坛丛书》。不久,这批青年学者结成扁平化结构的、没有任何领导者存在的“数字论坛”。他们宣称: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媒体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是注意力与影响力的交汇点。作为IT媒体活动家和网络文化研究者,我们希望通过整合媒体的影响力,充分吸引公众对数字化的注意力。为此成立“数字论坛”。

  “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七)编辑本段回目录

  反对微软霸权

  反对微软霸权,是数字论坛打得最凶、最响的一炮。

  反对微软霸权,产生了超出IT业甚至国内的广泛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愈发深远。因为它涉及的是知识经济中比较接近根部的问题,即知识财富体系的路径选择问题。

  和数字论坛的各种活动一样,并非所有人都参加,参加者也有深有浅。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认识到方兴东那个高度,所以一开始没参加。后来随着战火燃到知识产权,才加入进去。

  我认为,作为当事人,方兴东自己的描述最有权威性:

  "这个产业缺乏平常心”

  我在《南方周末》发表“维纳斯计划福兮祸兮”一文,在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我只是说出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卷入“维纳斯计划”争议的中心,有些意外,压力大得更是超乎想象。反映了这个产业存在很大问题。有人认为是我的文章使他很尴尬,把怨恨投到我身上,却不会反省自己的行为本身。但我可以很坦然,虽然我不认为我的观点就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里没有金钱,没有偏见,是有依据的,我相信是站得住的。对这一产业的全局有把握,决不是一时的激愤之作。“维纳斯”反映了这个产业还很初级。不但缺乏真正的分析头脑,而且缺乏基本的平常心。这个领域机会很多,没有专业限制。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竞争。

  当我写下一系列有关“维纳斯”的文章后,我觉得有必要写一本书,这就是《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在对微软的关注和研究方面,在掌握材料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我还不知道有谁比我投入得更多,钻得更深。因此我对自己的文章和书有着充分的自信和底气。它是建立在自己对微软、对产业的严肃、认真、深入的认识之上。更经得起事实的验证和时间的检验。

  “一本注定要被广泛误读的书”

  《起来——挑战微软霸权》是一本注定要被人们广泛误读的书。首先它超前于产业形势,绝大多数人对微软、对垄断了解甚少,缺乏切肤之痛(但不远的将来会让人们体会到的)。其次,本书的激情和观点对这个时代来说,可能还是不能承受之重。几颗导弹能让我们激愤几天,却不可能促成我们走向成熟。再者,对许多人来说,微软是神话,是美国梦的升华,是他们茫茫一生中不可多得的明灯。而且,微软是一股庞大的势力,可以主导人们思想的方向,也可以有效屏蔽本书的影响。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期望太多的读者,尤其是真正认真细读的读者。

  误读是一本书的命运,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不想寻找任何埋怨的理由,我只有继续干下去的动力。因为我相信,中国人的心理必将进一步健康成熟,可以承载越来越多的重量。

  “微软只是一个逗号”

  微软只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自己已经跟踪了近三年。但它不是我的唯一。《起来》只是自己的一篇习作,甚至不是我的重心。我的视野是整个中国信息产业,当然首先要洞察全球信息产业。写完《起来》,我开始全面思考“后PC时代”这一富有争议性的概念。姜奇平喜欢叫“网络时代”,他比我站得高看得远。“后PC时代”就是眼前这几年的事,它是“PC时代”向“网络时代”变化的过渡期,是变革的旋涡所在。我认为更有现实的研究意义。

  我的另一关注就是“信息主权”问题。这是一个外延极宽的新概念。除了涉及产业问题外,还将衍生出“信息经济学”、“信息文化学”、“信息政治学”等等。因为信息时代不可阻挡,必将改变各个传统领域。我们迫不及待地拥抱,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只是着眼于美好和积极的一面,而对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潜在威胁和负面影响却严重缺乏研究。

  我们的对手远比我们强大,而且他们是有策略、有计划、有目的的。而原本处于弱势的我们,反而没有策略,只能越来越处于被动。信息主权的基础就是技术的控制权和产业的主导权。没有这两方面的保障,就没有信息时代真正的国家安全,就会严重危及未来的国家主权。这个研究的根本着眼点就是国家利益。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IT思想家”

  巨变的时代中,注定会有一批新颖的思想家应运而生。如果我们有幸落在巨变的中间,那我们就不能错失时机。从自己这几年的体会和目前产业形势的观察看来,我认为变化正在发生,变化的基础当然是技术革命。一批最早敏感触及技术的思想家,必将起到关键作用。这既是一个自然过程,是时代的必然;但又是一个人为过程,需要自身的使命感。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IT领域的思想家。当然,要实现这个理想,自己必须沉积下来,必须厚实起来,必须培育自己的价值,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这是巨大的挑战,但我会不断努力。和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一同努力。 

 “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八)编辑本段回目录

  知本家风暴

  知本家风暴,是数字论坛的又一思想里程碑。

  “知本”和“知本家”,如今已作为一个新的汉语词汇,融入到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的血液中了。但对于数字论坛来说,它是一连串思想交锋,汇合成的最后一个苹果。

  刘韧与中关村问题

  知本家风暴,离不开中关村风暴。

  今天的中关村问题,实质就是明天的中国问题。

  问题的内核,是知识与资本的冲突。

  被戏称“ 《知识英雄》之父”的刘韧,曾在《中关村问题》上,下了不少功夫,有很强的追求。这份执着,曾有例为证:“数字论坛丛书”在奥林匹克饭店定封面时,刘韧对给他设计的封面很不满意,虽然第二天就要付印了,他一定坚持推倒重来。为此,我很着急。正好,论坛的胡泳迟到了,我们大家发现,原来给胡泳设计的封面,是一个人躲在幕布后面,透过一个小孔,用放大镜很实证地窥视着象征中关村的一堆电脑部件。这不正是刘韧吗?而刘韧原来那个封面,画的是一个丑人,正合胡泳的《我们是丑人和LUSER》。于是,我们决定来个大调包。等胡泳来了,我靠在沙发上,不动声色地说:告诉你,打印封面时,你和刘韧的,书名印颠倒了。这个故事,胡泳至今不知道。现在大家可以转告他了。

  刘韧对中关村问题的切入点,就象他封面上那个小孔,反映了他的“新写实主义”风格。比如从他那里听到,有人说,“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著名企业”:四通、联想、方正。如今,王选正淡出方正,倪光南、王辑志分别离开了联想、四通。人们一直在想谁对谁错,这里,一方面是作研发的,一方是做企业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知识和资本的矛盾。

  刘韧说:资本会认为只要有资本,我会雇人,雇大学生,知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你没什么了不起,我可以根本不设你这个位子。技术人员会觉得,没有技术哪来公司,没有打印机技术哪有四通。

  知本家与资本家冲突,从现实情况看,知本家面临的多是个人的失败。人们更多从个人恩怨方面去寻找原因。但刘韧说,这本书写柳传志和倪光南时,我们已预先感到信息商和知本家的冲突,包括梁冶萍和张树新,还有冯天岳的悲剧,这些都要从体制上总结。我们需要从中看到体制的冲突,资本家和知本家的冲突,是“交锋”的IT(信息技术)版,是IT时代的交锋。

  中国要发展知识经济,不解决知识和资本的矛盾不行。

  《知本家风暴》的偶然与必然

  《知本家风暴》刮起得有点偶然。

  在长城饭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第一个发言,介绍了中关村流传的一个新兴概念——“知本家”。在座的北京市一位领导击节叫好,当场指示《北京青年报》以“知本家”为题做一篇文章。此时正逢继深圳、浦东后,中国将树立中关村旗帜这一历史性时刻,北京市建立中关村高科技园的计划呼之欲出。于是配照片的《知本家时代来临》迅速见了报,算是中关村时代到来的一个报春信号,也由此带来一连串的巨大反响。

  在我接到的一串电话中,第一个来自《交锋》的策划者罗晓。他希望以“知本家时代”为主题,出一本关于中关村21世纪黄金大道的书。这就是《知本家风暴》一书的起因。书商,及其背后的市场,最先敏锐地觉察到时代风向的变化。

  知本家风暴刮得其实并不偶然。

  中关村时代到来这一历史转折的意义,披着一头狮子般长发的王俊秀,看得很透彻,他激动起来的时候,象狮子一样围着我们的餐桌团团转,让人不禁担心,他到底想吃饭菜,还是吃我们。

  狮子一样的王俊秀说: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解放:49年是革命的解放,78年是改革的解放,现在则是通过知识实现解放。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的实质,是通过生产力实现解放。这个生产力的中心,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知本家风暴,实质是新生产力风暴,是解放知识生产力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为历史指出什么样的发展新方向,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也许就取决于此。

  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出,不要争论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实际上,人们争论太多的“伪问题”(王俊秀语),从新左派到自由主义,完全脱离生产力来空谈生产关系。他们感兴趣的,无非是生产关系左一点,还是右一点。完全无视了人类历史的新潮流——新生产力对社会的重新塑造:事实是,信息技术革命正改变人类历史,信息生产力正作为这个时代最活跃的变革力量,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沿着这个方向看去,21世纪中国的主旋律,正从深圳的改革、浦东的开放,转向中关村的发展,不再就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而是借助生产力的推动,深化改革,促进开放。在这里,生产力才是第一位的问题,发展才是真问题;其它,都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二位的问题被当成第一位的问题,就成了伪问题。只有把蛋糕充分做大,才能为分好蛋糕创造良好的前提。中国的改革与苏俄的根本不同,恰在于农村改革是从解放生产力入手破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的根本经验,不在于是否从农村开始,而在于要从生产力的突破开始,来实现生产关系的突破。今天,知本家风暴正给这种生产力主导的改革注入新时代的内容,通过新的生产力的突破,为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历史性动力。强调生产力,不是离开改革,不是单纯技术观点,而恰是在恢复中国改革的原教旨,恢复中国改革的本来面目,从而更好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中国的全面改革。

  人民日报评论员、《交锋》作者之一的马立诚,对知本家风暴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认为它“可以对中国改革发挥推动作用。国企改革现在正处在徘徊阶段,需要新的推动力,知本家代表着一个新兴的生产力和利益集团,可以(对改革)起推动作用”。就生产关系谈生产关系引起的徘徊,只有注入新型生产力的活力,才能打破僵局。

  俊秀是数字论坛最具思想整合与策划力的主将,他常常是一针见血,把一些争论来争论去的复杂思想,用一个简单的框子装进去。他说,在知识的解放中,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力量已出现,知本家,就是以独立的力量出现的企业家和思想家群体。此前,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曾被冠以不同的称呼:从小资产阶级,到臭老九,到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总是比照、依附于其他人群来定位自己,总之没有一个是本来的自己。“知本家”的提法之所以好,在于它剥离开了那些附加的东西,显示出这个时代使知识成为独立的力量,而且成为主流的力量这样一种大趋势。

  在很久以前,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但在以往的时代,知识只有依附于土地或资本,才能借力发力,并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现实力量,一种主导性的社会力量。只有在今天,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了主流的生产力,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走到舞台的中央。但是,这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再是单纯的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他既是精神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又是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既是思想家,又是企业家;他既是精神的力量,更是现实的力量。这种不同于“知识分子”原有语义的知识创造者,用“知本家”这个词,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王选、王志东、丁磊、张树新、宋朝弟、王庆强等崛起中的中关村知识英雄,就是今日中国知本家的先驱或先烈。今天,微软一个公司的财富,若按国家已排到世界第十位。也许用不了多久,西方七国就要面对和他们财富相当的知本家七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将被彻底打破,世界范围的知本家时代真的要到来了。

  知本家风暴,不仅是IT风暴,而且将会波及全社会,孕育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知本家风暴》这本书,可能给大家一个意外,原来在人们的视野之外,还有这样一个可能成为主流话题的持续的思想论争。

  《知本家风暴》以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思想碰撞为线索,从政治、经济、文化多角度归纳了中国从工业现代化走向信息现代化过程中的思想交锋。

  当新世纪的曙光,在旧世界的沙漠上方划出通天霞光时,一场新启蒙运动正在出现。在光明与黑暗,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中,一个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壮丽图景,犹如摩西导演的出埃及记,正把沉睡于GDP原子中的现代古国,用比特来唤醒,重新开始艰难的跋涉。

  数字论坛等主体力量,一直致力于中国的科技思想启蒙工作。包括进行经济学的解释,直接经济的分析;包括文化学的解释,媒体中介理论的突破。遗憾的是,主流的经济学家,对生产力背景的变化相当迟纯,经济学家没有参加IT内核话题的讨论,反而是企业家甚至流浪汉在提出未来数字经济模型;作家和文化理论家抱残守缺,仍站在互联网的反面……。中国思想学术界正在信息革命中处于集体失语状态,没有在更高的文明序列上进行交锋,知识理论的交锋。这样的工作早晚有人要做。

  《知本家风暴》策划人罗晓认为,之所以出现“知本家”这个概念,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已无法概括像王选、倪光南、张朝阳这些人独特的时代特质与巨大的精神力量,是适时而生的。与“知识英雄”等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称谓相比,“知本家”更学术化、系统化了。这里的“知本家”指一种思想上的先锋而非财富上的精英,是未来中国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代言人,具有一种时代感和前瞻性。

  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认为,“知本家”是一个“历史性的大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无疑会在中国未来知识经济的发展中留下记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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