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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业新时代给中国企业鼓气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公司的“中国模式”也许还在孕育，但人们已经感觉到它的胎动。央视倾力打造纪录片《公司的力量》
油图《招商局开局》。
(《公司的力量》截图)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最近一周，在央视热播的大型纪录片《公司的力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评价，如果说《大国 崛起》引发了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对未来走向和目标的持续争议，那么这部由原班人马制作的《公司的力量》，就是对中国企业未来如何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的一 次深刻的探寻。
总导演任学安表示，这部纪录片可看作是“全球范围内第一部电视形态的公司史”。在过去两年，摄制组在8个国家和50多家世界级公司 进程了采访。据称，许多受访的公司领导人和学者，都对这样一部由中国人研究和制作的公司历史感到“惊讶”。到目前，即便在最权威的剑桥史系列也没有相关系 统研究。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正在改变世界格局。相应的，中国人对经济社会最核心的细胞——公司的研究和理解，可能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任学安 说，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去”，而事实上，全球市场在过去几百年的竞争和扩张中，有太多太多的经验和让人警醒的历史细节，中国企业家并不完全明白。
制片人兼总撰稿周艳表示，对于普通老百姓，公司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它告诉人们如何挣钱，并教给人们怎么花出去；它引导人们吃什 么、穿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甚至最私密的个人事务，恋爱、结婚，也逐渐由公司帮助打理……但是，“我们真的了解身边的公司吗？当我们谈论 公司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在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中国公司能否通过自己的实践，在新的历史上创造伟大的公司？在此之前，一个必要的历史梳理显然恰逢其时。
“事业还没做多大，老在高尔夫球场上混日子”，《公司的力量》总导演任学安说，中国有些企业家财富来的太快了，有点“不知愁滋 味”。在他看来，都是“大”公司，但企业的内涵不一样。那些真正拥有发明创造的专属权，其技术革新或企业文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竞争态势，而且被载入经济历 史的公司，才是伟大的公司。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从数量看，世界500强企业里已经不乏中国公司的身影，但对中国公司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来说，目前仍只是“创业新时代”的开端。
历史上，公司的角色不总是正面的
2009年，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解决工作机会，构成了全球经济力量的90%，制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
世界上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全球最大的10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世界上最小的10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的总和。《公司的力量》称，在当下经济社会，公司领导人的名字和国家首脑、宗教领袖及王室成员列在一起。公司正在改变世界的权力结构，以至于人们甚至开始 担心，最终有一天，公司会收购国家。
不过在历史上，公司的角色不总是正面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普强公司的新药“帕纳巴”十分畅销。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这 种药的副作用能致人死亡。普强公司召开了特别董事会，最终决定继续销售并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为，药品撤市时间每拖延一个月，公司就能多挣100万美 元。
该消息披露后，整个美国为之震惊。但是，后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阿姆斯特朗，专门设计了一个角色扮演的实验，来研究为 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当那些表示会将药品撤出市场的97%的实验者，转而去扮演普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后，最终竟然没有人同意将药品撤出市场！这个实验在十 多个国家重复近百次，结果大同小异。
1906年2月，一本名为《丛林》(又名《屠场》)的小说，让整个美国都恶心得翻肠倒肚。作者辛克莱在小说里描述了被芝加哥肉类托 拉斯控制的肉品厂的生产场面。“病死的动物被用作肉制品的加工原料，毒死的老鼠也和肉一起来制作香肠，腐臭发酸的肉也被利用作为原料来制造正品，有的工人 失足落进高温的大肉桶，除了骨头以外，整个人也就熔化了，他们被送到消费者的手中，就成了高级食用猪油。”
小说的发表激起了西方社会的愤怒情绪。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邱吉尔说：“这部可怕的书，刺穿了最厚的脑壳和最硬的心。”一些有头脑的人开始担心国家会在这种极度自私的逐利行为中崩溃，认为应该给公司“这头狂暴的野兽拴上缰绳”了。
而在更早的年代，公司曾经与殖民政府捆绑在一起进行野蛮的对外征伐。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32岁的雇员罗伯特·克莱武，率领3000雇佣军，击溃了由两万骑兵、5万步兵组成的印度军队，从此开始了由一家公司征服一个古老帝国的血腥历史。
《公司的力量》评价，交战双方使用的几乎都是“西洋火器”，而克莱武的强大战斗力与他身后的公司有关。作为一个商业组织，公司保存 了它最聪明和最勇敢的成员所获得的经验，面对计划周密、编制统一、像机器般整齐射击的公司军队，曾经驰骋南亚、中亚的印度骑士，一败涂地。
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汤姆·汤姆林森介绍，为了扶植公司的海外扩张，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与荷兰率先将交战、媾和、司法、行政等，诸多国家权力给予公司。鼎盛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超过30万人的武装力量，这个数字是当时英国军队的两倍。
曾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公司正在变成没有灵魂的“利维坦”——那是《圣经》中描述的由神创造出来的怪物，冷漠、没有人性、丧失道德感。当人被物化成机器时，公司却似乎比机器更冰冷，它苦恼的是自己“只需要一双手，但却不得不雇用一个人”。
正如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本贪婪的本性：“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在同一时代，1865年解放了黑奴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因为公司权利的扩张感到忧虑，他在临终时说道：“公司已经被推崇备至 了……高层腐败的时期将会来临，金钱权力集团将试图通过影响人民的成见来延长自己的统治……直到财富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和合众国的灭亡。”
但是，公司并不因为这些“原罪”就停止自身进化和演进的步伐。《公司的力量》指出，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贪婪并非公司之罪，因公司的扩张而被无限放大了。然而，逐利的欲望和自利的动机，既是灾难和危机的培育液，也是公司永葆活力的不竭之源。
日本京瓷集团名誉董事长稻盛和夫说；“我认为有欲望是人的本能。人们想过更富裕、更便利的生活，这种欲望成为动机，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其结果是在欲望的推动下，创造了今天的现代文明和社会。”
事实上，公司的功与过，都来自同一个母体。而作为市场经济中无可替代的组织，公司在人们爱恨交织的复杂目光下，从未停止成长、校正和自我更新。
公司的历史就是危机中创新的历史
历史总是波浪式起伏的。公司的历史同样。
1720年，以南海公司破产为导火索，英国的泡沫经济被戳破，“重商时代”告一段落。大量的股份有限公司消失了，投资者信心丧失殆 尽。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倾家荡产，其中包括皇家铸币局局长、著名的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他损失了两万英镑，相当于十年的薪水。这位科学家感叹道： “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
但就在几十年后，1776年3月8日，英国伯明翰，由两个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博尔顿-瓦特”公司，向客户展示了新研发的产品-蒸汽 机。虽然还是原始的型号，但是，已经能干100人的活儿了。蒸汽机的出现，改变了几千年来生产完全依赖于人力和自然力的历史，将缓慢的工业化进程加速为一 场真正的“革命”。
公司合伙人博尔顿曾兴奋地写道：“对我来说仅仅为三个郡去进行生产是不值得的，但我发现如果为全世界去生产，那却是非常值得的。”
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 原则”，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努力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在英国，正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成千上万的“小公司”推动了第一 次“工业革命”。
公司的历史就是危机的历史。同样，也是在危机中创新的历史。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维。人们逐渐意识到：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剑桥大学教授约翰·凯恩斯，以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宣告了西方经济学的“革命”。他创建了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以消除 经济危机和失业为目标的学说体系。从此以后，“监管”一词出现在各国经济运行的轨迹中。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态度不再是“放任自由”，取而代之的是混合经济 模式。这是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的一次重要修正。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纳尔逊在接受《公司的力量》摄制组采访时说，现代经济主要是混合经济，而不简单是市场导向的经济， 或者是公司导向的经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的说法更明确，“重要的是，所有市场都要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之下运行。那种认为存在可以为所欲 为、完全自由市场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便在英国这样自由、开放的经济中，也不存在。”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则称，罗斯福新政的一个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规则，经济规则，作更多的介入，作更多的界定。案 例数不胜数。在“大萧条”年代，美国政府在加大投资、提供就业的同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正的法律。经过几年的调整，妻子从丈夫手中接 到了久违的工资袋；失业者领到了能保证一日三餐的救济金；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政府就在身边，这是美国人从未感受过的冲击。
更为关键的是，公司在危机中孕育着勃兴。1929年的经济衰退对年轻的IBM公司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它当时的主要业务是制造考 勤钟。到处都在裁员的时候，谁还会购买这种办公设备。公司创始人约翰·沃森年近花甲，却信心十足。他说：“我们不会坐等事情的发生，我们要促使事情发 生”。老沃森非但没有缩小生产规模，反而扩大生产，卖不出去就储存起来。
1930年到1933年，IBM 的生产能力提高了百分之三十。1933年时，公司还建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实验室。柏林工业大学教授沃尔夫冈·柯尼希说，如果回顾一下技术研发的历史会发现，经济危机对于研发反而是有利的。
1935年，当政府需要对2600万就业者的资料进行数据处理时，唯一能胜任的公司就是IBM。它新开发的第一个运行乘法计算的会 计机、字母打字机，立刻派上了用场。第二年，IBM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2500万美元，拥有员工9142人。在随后的几十年中，IBM几乎成了工业计算机 的代名词。
“无人能够左右变化，唯有走在变化之前。”经济危机是市场重新洗牌的过程。每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公司，都会在危机中寻找商机。
下雨了，有些人在一边咒骂天气一边忙着躲雨，而有些人却在插秧播种。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杜邦公司开发的新产 品氯丁橡胶(26650,205.00,0.78%)，正在替换所有旧式汽车轮胎；克莱斯勒的新车刷新了车速纪录，让高速公路网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周一到周五，在家长里短的广播节目中插播的肥皂 广告，让人们认识了肥皂剧，也认识了宝洁公司。
随后，在人类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战争中，一些公司用特别的方式赚取了知名度：1944年时，箭牌将所有的口香糖都供给了海外作战的 美国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时，士兵们带着亨氏的自热汤罐头冲上海滩。每个星期，荷美尔公司都会把1500万罐午餐肉装运到英国和苏联。可口可乐则将60个移 动罐装厂送到本国军队中，5美分就能一解思乡之渴。战争中，工业实力是决定胜负的关键。美国的军需物资供应得以远远超过德国、日本的总和，公司的能力功不 可没。同时，公司也在战争中扩大了市场。
公司精神的归宿在哪里？
公司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活的有机组织”，在外部压力和环境变化中，它可以不断进化和完善。
美国人从来都认为自己的是公司进化的先锋。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玛丽·奥沙利文对《公司的力量》摄制组称，当美国人看到德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时，最令他们惊讶的是，工人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德国公司的“共决制”，是美国从未经历过。
在德国公司有一种双层体制，即监督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认为，其中最大的特色是，在监督委员会中，要有工 会成员，这样他们就能代表员工的利益。在目前德国大多数公司的权力结构中，根据不同规模，职工代表和工会代表在监督委员会中拥有一半或三分之一席位，参与 公司决策。这意味着，资本的所有者和劳动的供给者要合作执掌公司。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说，组织的目的，就是使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苏联领袖列宁也看到了“公司化管理”的巨大力量，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的组合，那就是：苏维埃加上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加上美国的现代工业。
不过，是日本人把公司行为上升到了文化的境界。1910年3月16日，从事实业二十余载的日本实业家涩泽荣一迎来了七十寿辰。他最 喜欢的生日礼物是一幅画，画作中的四件物品寓意了他一生的追求：象征武士道精神的武士刀，代表西洋文化的绅士帽，意指商业活动的算盘，修习伦理道德的《论 语》。
涩泽荣一的著作《论语与算盘》改变了日本主流文化甚至是社会观念。数十年的政商经验，让这位老牌企业家发现，要改变轻商贱利和权力本位的风气，必须在日本传统的儒教思想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结合点。
要求日本人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学习英语，可能是隔靴搔痒，人们不会习惯接受。涩泽荣一主张通过大家都容易理解的、通过在当时一些 有过教养的人都知道的《论语》和算盘来学习。他从东方的儒学传统中为经商找到了高尚的动机：经商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这不仅同理想人格没有矛盾， 而且还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正所谓“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这一解释，赋予了商业活动新的意义，进而改变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1916年， 《论语与算盘》一书出版。每本只卖1日元，人人争相阅读，成为日本企业界的“圣经”。
火炬接力赛从未停止。涩泽荣一去世后，商人在日本已不再是“士农工商”“四民之末”，而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中坚。
之后，松下幸之助提出了“自来水哲学”：公司要像自来水管那样不停地生产，当然价格就会降低，产品会变得便宜，人们会更方便，生活会更美好，社会会更富裕，这是松下电气公司所有员工生存的意义，也是公司的社会使命。
京瓷集团创始人稻盛和夫则说，人心比什么都重要，“人们常说人心易变，我却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再没有比人心更强有力的东西了。”为 此，他把“敬天爱人”确立为公司社训。儒家文化对待世界的态度，与现代市场的竞争机制结合在一起，指引着稻盛和夫先后创建了两家世界500强公司。
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沿一认为，日本企业的成功，远不只是公司歌曲和终身雇用制度，而是在组织中重新发现了人。归根到底，公司并不是豪华建筑、财政利润、战略分析和5年规划。而要想调动人的因素，文化的力量“无形胜有形”。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堀真清对《公司的力量》摄制组总结说：“简而言之，就是日本文化的混杂性。日本人很擅长引进新鲜事物，也不会丢弃已有的东西，而是保留它们原有的形式。新事物和旧事物，在这种并不冲突的状态下演化至今。”
通产省副大臣天谷尚弘曾这样解释日本的成功：“根本的实质是动员我们所有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增长……，那种认为应当信任市场机制以及上帝的看不见的手会带来合理结果的设想，只是一个与现实稍有关联的神话而已”。
不过，这个“赶超经验”也许并不能成为教条。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掀起信息技术革命和互联网浪潮之后，“日本模式”也受到挑战。
在靠近旧金山海湾的那条50公里宽、15公里长的谷地，已成为信息时代的象征。这是高科技公司的创业圣地，苹果公司在创新方面排名 居全球之首，而美国每12件专利中就有一件来自硅谷。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平均每周有18家新公司开业。在这里，成立一家公司的平均耗时是在欧洲的 1/12，成本则比欧洲的1/3。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指出：“权力始终归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占有。”20世纪末，科学技术已成为比资本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 资本市场支持下的各种高科技公司不断降生，随着新生的网络公司开始取代传统企业进入世界500强，随着创意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权力发生了新一轮的转 移。
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想成为领导者，即便是组织管理的已经优化，也必须以技术的“超前创新”为竞争的旨归。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教授史 蒂夫·布兰克说，“如果想要一个国家的创新力保持10年、20年、50年，甚至是100年，就要靠那些新发明、新公司，以及我们未曾想象的新技术。”
《公司的力量》总结称：“创新，公司生存的宿命。公司，人类创新的先锋。”
本土雄心与“混血战略”
如同当年日本索尼公司并购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时，引发美国舆论大震荡一样。2005年，一家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行动也让世界震惊。中海油斥资185亿美元，竞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这成为当时华尔街最大的新闻。
中海油功败垂成。不过，在世界上所有的收购案中，中海油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收购成功反倒市值大增的公司。人们看到了一个有实力的中 国公司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就此对《公司的力量》摄制组表示，中国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一个群体现象，不是一家企业的 单独现象，这源于中国的改革，这就是打造现代企业制度，要走市场，按市场管理的这种方式来管理国有企业。
今年5月，美国《商业周刊》选出了“2010年全球IT企业100强”，中国一家成立刚15年的民营公司比亚迪，超越苹果、亚马逊 等对手，位列第一。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一向很低调。他对《公司的力量》摄制组表示，公司在整个市场经济里面的话，它是相当于一个细胞，它是一 个执行者，它必须要有很强的竞争力，才能够优胜劣汰。
出身不同、底色不同、大小不同，但目标却大致一样。中国公司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路上且行且思，本土雄心和全球视野，他们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巨大的机遇。
8月，第一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刚刚卸任。这位喜欢强调“按规律办事”的“央企总管家”很少对外发表倾向性很强的观点。而在离任之前，他在一场国企改革专题报告会上作了一番评价。
据说，2009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带领法国20多位大企业家来华访问，到国资委学习了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为什么中国的大企业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事让李荣融感慨颇多。
“懂国有制经济的人很少，现在斜眼睛看我们的，绝大部分都是西方经济学人。你拿私有制基础的理论来看公有制，你看得懂吗？看不懂。”他说：“我再坦率点讲，难道中国经济学一定要请洋人来写吗？”
李荣融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确确实实走了一条很成功的路”，更重要的是“从中引申出来中国经济学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哲学”。他坚信，“应该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那些批评李荣融过于保守的观点是立不住脚的。其实，这位国企改制的行家里手心态非常开放。他引用IBM中国商业价值研究院编写《未 来的企业》这本书，表达他心目中未来企业的标准：将变革视为常态、让创新超出客户想象、全球整合、颠覆性的业务创新、在履行社会责任时真诚而不仅仅是慷 慨。
中国公司的“中国模式”也许还在孕育，但人们已经感觉到它的胎动。上海华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白万纲一直在呼吁，中国公司的未来出路要走“混血战略”。
他认为，中国企业对外面临的国际环境空前复杂，全球化进程高度风险化、金融化、政治化和信息化，对内面临国家发展模式更迭，政治周 期、金融周期、经济周期、产业周期大交错，国企变革攻坚、民企发展大转型共生的复杂的经营环境。所以，未来从央企、国企层面，会出现一种非常强、非常新的 集团战略——混血战略。
具体来说，未来的中国公司，其母公司通常是国有独资，二级子公司仍然可能是国有控股，但在二级公司中会有外资民营的出资，甚至对方 控股，而在三级公司中将大量出现民营、外资控股。高端的集中资源和有效调配，使经营能够呈现高效化；而中低端的分散式结构，更能有效适应市场和灵活应对竞 争。这样，大型国企的“头”和民营外资的“身”，混合在一起，这种混血式综合经营，将会使中国公司焕发真正持久的生命力。
有人认为，“混血战略”恰恰是对《公司的力量》中对日式集团企业和美国创新型公司两种历史经验的总结。不过，理论和经验必须结合现实国情。
总导演任学安说，“我们只是梳理历史、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并创造历史的任务，会由大大小小的中国公司去完成。”
央视副台长罗明为《公司的力量》图书写序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为《公司的力量》图书写序
为了远行的回望
公司，我们熟悉的陌生人。
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广泛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被看作是“人类的成就”，而在各种公司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被认为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商业创新。它集合资源、分散风险，它跨越血缘、地缘，凝结起个体生命的能量，开启了人类经济生活乃至现代文明的新篇章。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纷纷写下公司之名。今天，由公司编织的全球经济网络，几乎笼罩了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公司已无处不在，公司已化身为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就在公司扮演着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造者、制度创新和文化再造的助推者的时候，它也将一切明码标价，在强大利润的蛊惑下，成为千夫所指的商业化祸首。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并且持续至今，而这次巨大的震荡却发端于某些公司的不良运作。几百年来，自利的本能，道德的底线，公司从未摆脱过其间的矛盾纠结。在全球化时代，对贪婪的讨伐、对市场的质疑，再次让公司深陷功与罪的争辩之中。
但无论我们带着怎样的表情，是欢喜还是担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都已身处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近二十年，作为市场运行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公司也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核心载体。
世界走过的历史和中国当下的现实都在提示我们：公司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
怎样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公司，理解公司？公司是如何诞生的，又是怎样发展演进的？公司的力量源自哪里，公司的力量又如何改变了世界？
带着这些问题，了解各国公司走过的历程，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公司的健康、壮大，有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作为国家最大的电视传媒机构，中央电视台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这个任务。
《公司的力量》一片从筹备到创作完成，历时两年。六大摄制组跨越欧、亚、美三大洲，分赴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等八个国家，详细挖掘了公司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寻找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遗址。
《公司的力量》是对公司命运和前途的一次多层面、多角度的深度剖析。摄制组遍访全球数十所高等学府、商学院和研究机构，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位知名商学院院长，逾百位来自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等领域的各国资深学者接受节目采访，并高度评价了中国电视人透过“公司”这一主题来反观世界的敏锐视角。
《公司的力量》是对公司发展历程和生存样态的一次大跨度巡礼。摄制组在各国拍摄、记录了四百年来在不同历史阶段各具特色的50多家公司，十数位在全球企业界颇具影响力的公司领袖也在片中畅谈了自己对公司的理解，这些都将首次通过央视的屏幕呈现给观众。
《公司的力量》是中国电视人对时代进行观察与思考的一次思想远行。在创作理念上，它注重从现实出发、从中国出发，让历史贴近现实、让世界贴近中国；在表达方式上，它注重以小见大，从细节和故事中提出问题，而非直给答案；在电视表现上，它采用更富现代感的影视语言，打破了纪录片通常的缓慢节奏，剪辑手法明快跳跃，信息量极为丰富。
本片由曾取得重大社会反响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原班人马摄制，秉承了一贯的理性精神，追求诚实、冷静、客观的媒体姿态，试图以开放的心态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国人打开视野，也期许能为正处在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全球性危机中的世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我们相信，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公司的力量》：国内大佬共议生存之道编辑本段回目录
23日晚间，央视大型纪录片《公司的力量》正式开播。央视网资料显示，在这部全球第一个电视形态的公司“编年史”中，联想、中海油、中国国航、阿里巴巴、吉利、比亚迪等国内公司被收录在册，成为对经济、思想等层面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公司“样本”。
作为最具代表性公司背后的“领航员”，柳传志、傅成玉、孔栋、马云、李书福、王传福等国内知名企业家出现在该片中，讲述了企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历程以及时代感言。对于这些共同经历了全球金融风暴的企业家而言，如何带领企业在“后危机”时代继续保持良好态势，成为大佬们共同关注并议论最多的话题。
在大佬们的眼中，市场、务实、创新、责任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词”。中航集团总经理孔栋表示，市场之手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任何想有较好发展的企业应善于将市场压力转变为自身动力，找到发展的第二落点。
同样身为国企掌门的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则认为，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应培养在观念上求新、在业绩上务实的心态，否则在发展上难以求“快”。同时，企业要对社会利益与环境负责，只有得到社会的支持和认可，企业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而在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看来，只有出奇制胜的创新战略才能使比亚迪在与大众、丰田等业内巨头的共处中得以安全发展。而跑在对手前面，必须依靠持续创新的策略。
吉利董事长李书福走的则是一条稳扎稳打之路。李书福表示，对于没有任何优势的吉利而言，任劳任怨、脚踏实地是造好汽车的基础。从做实业务到人才培养，一步一个脚印的吉利才有了今天的奇迹。
对于新经济环境下的企业责任，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有着自己的理解。柳传志认为，公司应向外界传递正确的财富观，并更多地参与慈善事业以回报社会。马云则指出，企业在创造利润和就业机会的同时，更要注重公司理念的传播，让每个人懂得交易、平等、分享、透明，竖立全新的商业文明。
中国企业家网明日将继续推出央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系列解读报道，敬请关注。
以下为《公司的力量》中部分国内企业家观点摘录
柳传志
联想创始人兼董事长柳传志
现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的发展的推动，实际上是完全靠公司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细胞来形成，来推动的，公司的发展实际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撑。
公司运转得好以后，把诚信等等作为它的一个公司能盈利的一个道德基础，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的，因此公司应该传达一个更好更正确的财富观;再有一个，公司应该更好地去多做一些慈善事业，为整个的社会尽些责任，这是公司应该做的事情。
王传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
第四次工业革命，我相信应该是以新能源为主的工业革命。我们希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中，把三个梦想：电动车的梦想、太阳能的梦想和储能这个梦想实现。我们希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候，能够赶上，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傅成玉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
如果你的观念不变，你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国企会发展这么快，那么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今天的成绩视为将来的竞争能力。
如果你是能够持续发展的公司，一定是被社会认可和社会支持的公司，离开了社会的支持和认可，你就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利润建立在保障社会公益环境和公民生活质量的基础上，才是利润最大化。
孔栋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孔栋
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推动着我们的企业，这种推力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企业要利用市场压力变成动力，寻求自己发展的路径。要不然生存，要不然垮台。
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要有一种品格，第一是追求，我一直在梦想什么时候把国航品牌打到全世界去，让全世界都能认识到中国人是有志气的。第二要有韧性，在挫折中不能失志，不能失去顽强，要为这样一个目标坚持，才能去夺得最后的胜利。
马云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公司必须挣钱，但会挣钱的不一定是好公司。会挣钱，并且对社会承担责任，并且把自己的经验跟别人分享，并且能够通过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去影响这个社会、完善这个社会，让每个人懂得交易、平等、分享、透明，我觉得这样的公司，在我看来是受尊重的。
企业不能仅仅停留在创造利润、创造就业机会，必须引领新的文明。要影响人类社会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愿意承担责任，更懂得与别人分享，这是未来企业必须引领的。
李书福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奇迹往往都是这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打仗你不一定胜；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的，打仗它可能是胜仗。任何事务的发展有它的规律在里面，如果违反这个规律，钱再多也是不行的。
吉利没有优势，一点优势都没有。我们有一种认真研究、任劳任怨（的精神），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把事情做到位，工作做扎实。我们造汽车的话，首先是培养人，因为要把汽车造好，人的素养如果不上来的话，要把汽车造好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文字实录摘自央视网，有删节）
对话《公司的力量》总导演 公司如何改变世界编辑本段回目录
核心提示
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广泛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被看作是“人类的成就”，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近20年，作为市场运行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公司也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核心载体。
怎样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公司，理解公司？公司是如何诞生的，又是怎样发展演进的？公司的力量源自哪里？公司的力量又如何改变了世界？对于正在走向全球的中国公司，如何把握历史变革的机遇，在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指引下，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公司？作为国家最大的传媒机构，中央电视台在今年8月播出的10集大型纪录片《公司的力量》深入探讨了这些问题。该片由曾取得重大社会反响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总导演任学安率原班人马，历时两年、跨越八国、实地拍摄数十家公司、采访百余位中外学者，精心创作完成。它是中国第一部深刻探讨公司制度的电视纪录片，它以公司为载体观察市场经济的演进，探寻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成长的中国公司的发展道路。
就拍摄此片的初衷、过程和感受，本报记者采访了本片总导演任学安。
对话《公司的力量》总导演总撰稿任学安———
公司如何改变了世界
记者/周仲全
近代以来，世界的繁荣或是萧条、合作或是对抗、进步或是危机，公司都在其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辽宁日报：公司是现实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个词汇，我们不经意间就会经常看到或提到。公司更是一个组织，您曾经说过，它让您着迷。那么您认为，公司具有哪些文化特征？其文化本位折射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任学安：它与国家权力和世界争霸有关，它与财富增长和经济泡沫有关。工业革命离不开它，世界大战也少不了它。从蒸汽机到互联网，无数项发明的背后都是它。近代以来，世界的繁荣或是萧条、合作或是对抗、进步或是危机，公司都在其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这个几乎出现在每一次重要历史时刻的组织，让我着迷。更让我着迷的，是现实。公司就在身边，它是衣食住行的提供者，也是创业冲动和人生梦想的承载者，从物质到精神，我们都需要它。
辽宁日报：正因为您着迷，所以才引起您的关注和研究。您又是怎么想到要通过纪录片的形式来阐释《公司的力量》的？
任学安：5年前，在拍摄《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中国故事》时，公司一词就不断地进入我的视线。
拍这部片子的第二个原因来自对现实的观察。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把目光对准了公司，公司似乎成为万恶之源。公司面临严峻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公司到底是什么？它会将世界引向何方？中国公司离一个伟大的公司还有多远，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有多远？这一切，让我们无法不去认真探究这个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组织。
辽宁日报：读史可以明志，通过对公司的历史价值批判和文化继承来揭示真理，这是您的初衷。正如您所说，我们通过对公司的现实观察和历史管窥可以更加清晰地去认识它。
任学安：嗯，温斯顿·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公司的力量》希望以史为鉴，在历史隧道中找到一丝光线，指引中国公司前行之路。
《公司的力量》是以公司为载体，观察市场经济，思索国家发展进步的路径
辽宁日报：正因为公司过于普通，无处不在，所以我们很少有人真正地研究、关注它，对于公司的思考和梳理似乎一直是缺位的。对于您和您的团队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创作。
任学安：毫不夸张，《公司的力量》是全球范围内第一部电视形态的公司史。
这一次的考验超过《大国崛起》———那是在无边浩瀚的历史中提炼。关于公司，我们想要表达的主题涉及经济、管理、社会、历史等领域，完全没有现成的著述可供参考。
辽宁日报：《公司的力量》播出后，很受欢迎，网上跟帖很多，我也关注了。以我的理解，这部纪录片并不是一部公司的发展历史，而是对公司核心价值的文化探讨。
任学安：从创作伊始，我们的目标就十分明确：《公司的力量》不是一部回顾各大公司发展历史的纪录片，也不是一部介绍公司管理方法和营销策略的专题片。它是什么？它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梳理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公司的起源、发展、演变、创新的历史脉络，探讨其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科技创造、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等诸多层面相互之间的推动和影响。其根本宗旨在于，以公司为载体来观察市场经济，思索国家发展进步的路径。
辽宁日报：这正是吸引我们关注的地方。既然是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就需要梳理和跨越，这么大的跨度不好把握。您选择了哪些有代表的公司？
任学安：我们对公司发展历程和生存样态作了一次大跨度巡礼。根据对公司制度、对国家发展以及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公司的力量》一片共拍摄、记录了50多家各具特色的公司。从近代历史上的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密西西比公司、圣戈班公司，到活跃于现代市场的联合利华、菲亚特、欧莱雅、西门子、拜耳、阿迪达斯、宝马、杜邦、可口可乐、福特、通用汽车、IBM、英特尔、微软、苹果、松下、京瓷、丰田、本田、趋势科技、联想、阿里巴巴、吉利、比亚迪、深圳迈瑞等等。我们还从很多公司档案馆中获取到大量从未公开面世的内部影像资料。如西门子公司在二战后重建的历史影像；曾将通用汽车公司打造为世界最大工业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艾尔弗雷德·斯隆的演讲资料；联合利华公司保存的19世纪历史影像；松下公司创业时期的影像资料；杜邦公司早期研发实验的影像资料；IBM公司创始人沃森父子的影像资料；IBM公司内部留存的高层会议和重要活动的影像资料等。同时，为表现公司与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紧密关系，摄制组针对各国的公司注册机构、相关政府机构、城市商业活动等的拍摄，进行了特别的设计。
辽宁日报：嗯，这些资料相当难得，也是反映主题的好材料。
任学安：《公司的力量》也对公司命运和前途做了多层面、多角度剖析。我们遍访全球数十所高等学府、商学院和研究机构，包括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哥伦比亚、芝加哥、耶鲁、宾夕法尼亚等大学、克莱蒙特大学德鲁克管理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柏林洪堡大学、德国企业史研究会、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东京大学、一桥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在片中，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位知名商学院院长，百余位来自经济、历史、政治、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不同领域的各国资深学者，围绕公司对现代世界、现代文明的影响等主题，提出了各自的不同理解和思考，他们的精彩阐述，交汇成一次全球顶级学者的智慧碰撞。
辽宁日报：是啊，真的不简单，本片凝聚了你们的大量心血。
《公司的力量》以电视形态昭示：公司是推动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的重要力量
辽宁日报：这部片子已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现在您重新审视该片，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任学安：还是那句话：公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推动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的重要力量。
辽宁日报：这种力量有哪些外在表现？
任学安：作为至今为止最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的出现被称作是“人类的成就”，尤其是股份公司惊人的崛起和当前无可争辩的统治性地位，被公认是现代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公司能扩展一个经济单位所能掌握和支配的资源、分散商业活动的高风险；公司凝聚了生命个体，让它变成强大于任何个人的经济动力；公司使得血缘、地缘联系之外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公司实现了人类经济生活的一个新篇章。
公司的力量有多强大？2009年时，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提供工作机会，构成了全球经济力量的90%，制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全球100个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
世界上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全球最大的10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世界上最小的10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出来的“2009年全球最有权力人物排行榜”，前10名中有5名出自公司，在财力、影响力和权力的综合考量后，他们的名字和国家首脑、宗教领袖及王室成员列在一起。辽宁日报：嗯，经济数字只是外在表现的一个方面，其文化创造力也许才是真正的力量，这也是您的创作初衷。
任学安：公司还是人类创新的先锋。1882年，爱迪生启动了美国第一座发电厂，人类从此摆脱了地球自转周期的影响。但是，并非每一项伟大的发明都能变成造福社会的产品。光明源自技术与资本合作创办的电力公司。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可拉斯·巴特勒直截了当地宣称：“有限责任公司是近代最伟大的发明。少了它，就是蒸汽机和电力的重要性也会降低。”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说，很多的革新，比如汽车市场、计算机市场，再如我们遇到的新挑战———绿色科技、纳米科技、通讯科技等等，所有的这些挑战都恐由公司最后攻克解决。
公司可以天翻地覆地改变世界，却难以摆脱与生俱来的困扰
辽宁日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大卫·施密特雷恩这样评价：公司有点像一棵树的一部分，可以用来建造房屋或拿来打人。他说的意思就是，公司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负面效应。您是怎么理解公司的负面效应的？
任学安：自公司诞生之日起，关于它的种种指责就从未消失过。公司可以天翻地覆地改变世界，却难以摆脱与生俱来的困扰。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公司曾经洗劫了美洲、非洲、亚洲，它将几百万人变成“商品”。从1637年到2008年，无数次的股市泡沫都没能阻止下一次的铤而走险。首相下野，总统入狱，高官落马。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金钱与权力的交易，如同一处无法根治的顽疾。当人被物化成机器时，公司却似乎比机器更冰冷，它苦恼的是自己“只需要一双手，但却不得不雇用一个人”。2008年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这次巨大的震荡就是发端于某些公司的不良运作。
辽宁日报：那么您认为，这些负面效应是如何产生的？没有办法解决吗？
任学安：出于对财富无限的追逐，公司拥有持续不断的创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贪婪，并非公司之罪，却因公司而被无限地放大了。自利的本能，道德的底线，公司从未摆脱过其间的矛盾纠结。对贪婪的讨伐、对市场的质疑，公司深陷功与罪的争辩。
当然，越是强大的力量，越是需要约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公司，而在于公司应该受到何种法律框架的约束。
辽宁日报：如此，公司的归宿在哪里？
任学安：公司不该是权力的工具，而应是普通人展示智慧、汇聚能量的舞台；公司不该是金钱的奴隶，而应是带动社会创新和进步的动能；公司不该是冰冷的机器，而应是以人为本的倡导者和受益者。
公司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活的有机组织”，在外部压力和环境变化中，它可以不断进化和完善。当然，我们只是梳理历史、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并创造历史的任务，会由大大小小的中国公司去完成。
辽宁日报：嗯，这又回到了丘吉尔先生的那句话：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我们共同祝愿那些公司越办越好，同时，也期待您能创作出更加精彩的作品。谢谢您。
任学安：谢谢。
■专家档案
任学安，男，1968年12月生于宁夏。1986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新闻专业。1990年毕业后留校，1993年调入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现任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副总监。主要作品有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20年20人》和1998“3·15”大型直播，《城市中国》、《品牌中国》等电视活动。节目多次获得中国电视政府奖。荣获CCTV“十优青年”；“2005—2006真实中国”纪录片“年度杰出导演奖”；“2006中国电视节目榜———十大创新电视人奖”。
■延伸
专家点评《公司的力量》
■约翰·奈斯比特(未来学家《大趋势》作者)
在中国，随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自由程度的提升，企业家开始拥有了创造新事物的自由。邓小平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政策，第一个抓住这个机会并且有所作为的正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这30年也才走了中国自我建设之路的30%，他们穿越布满荆棘的道路，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点让人振奋。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可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的国家，这么一个大国，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就从一个“东亚病夫”变成一个推动世界经济前进的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中间，我想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公司对社会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们日益感觉到的全球化，公司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先锋的作用。一个公司可能起源于美国，但后来走向全世界，不仅是销售他们的产品，而且生产他们的产品，他们把资本、技术、理念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对全球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对社会来讲，也有很大的改变。
■孔栋(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
《公司的力量》是一个非常好的片子，我觉得《公司的力量》能够展示中国公司在全球、在全世界的影响。这个片子会激励我，带着我的团队承担更重要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为我们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的贡献。
■胡智峰(长江学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司的力量》这部作品的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大，高，新，奇。这部片子很大气，有大气魄，面对的是一个大议题，有一种大思路，表达的是一个大话题。它是站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上，沿着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乃至精神文明变迁的轨迹，以公司作为切入点作全景式阐述的纪录片。从这个角度看，《公司的力量》是继《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之后，中国电视界又一个标志性的大制作，代表着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水准。
《公司的力量》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片子本身，更在于给纪录片的创作一个警醒。纪录片有很多种功能和价值，其中有一种是永远不能放弃的———纪录片一定要回应重大的时代命题。《公司的力量》用自己的方式，对当今中国、当今世界，提供了思考的素材和依据，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何苏六(纪录片研究所所长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
《公司的力量》表达了一种商业精神，公司所蕴含的一些灵魂性的东西，恰恰是咱们这个民族现阶段最缺乏、也是最需要进行普及的。《公司的力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光是企业家，应该说包括对中国“80后”、“90后”的新一代，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题材。
■刘效礼(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委员会会长)
《公司的力量》思路开阔，有一种大台气魄，立意在于吸收全人类的研究成果。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和书籍中，能够完成这样一部作品，非常有难度。这个团队看了很多书，做了很多研究，令我非常感叹。纪录片代表了一个电视台的综合实力，是主流媒体中重要的电视节目形态，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而这部片子体现了这种责任的担当。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www.daonong.com/html/yuedu/book/editor/20100825/21801.html
